二是发挥“镖局”的功能，即在个案上为港商保驾护航的功能。中国古代有镖局盛行，就是为了消除商业交往中的抢劫、偷盗等风险因素。镖局凭借良好的信誉和专业的保安措施对促进交易的顺利安全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当今的社会中，“商业镖局”仍有存在的条件和必要。港人投资权益保障基金就要发挥“保镖”作用。基金会将接受香港投资商的求助请求，利用它聚集的法律、财务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和广泛的社会资源，通过监督、起诉、呼吁、调解等各种方式，最大可能地避免和减少对港人投资权益的伤害。例如，某一家港商在内地遭遇合法利益侵害，基金会将积极介入，派出专业的小组亲自出面代表港商与当地政府和当事者谈判、调解，力促港商权益不受损害。
三是扮演“信鸽”的角色，即沟通两地各方的角色。无论是内地和香港两地政府，还是涉及利益纠纷的商家，都不能完全解决信息不通畅不对称的问题。基金会将发挥桥梁作用，担当资讯集散地的角色。基金会将雇用专业人才，一方面可以从事对两地产业政策、商业政策和国际形势的研究，为商家设计可行的规避风险方案和策略；另一方面可以从广大的商家那里收集线索和情报，分析港商投资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及时反应到政府层次，作为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
我认为，港人投资权益保障基金会与CEPA、自由行等举措相比，更具有深层次、根本性的含义，因为它更直接关乎港人的利益和信心。当然这个建议兹事体大，但我本人目前正在探讨实施的可能性，希望能对港商权益维护尽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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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港商在内地所受不公正待遇触目惊心
香港在中国内地的投资一直占据着主导位置，但是港商在内地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或者掠夺简直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我本人虽然只是个教授，但我就接到很多港商的投诉，其境遇之凄惨，让我感到震惊，只可惜我势单力孤，无能为力。 香港政府在港商维权问题的处理上令人非常的失望，港商基本上必须靠自己的微薄力量保护自己的权益，而这也是港商一再地被国内不法分子掠夺的主因。
我建议成立一个以基金会形式的公益港资机构，以配合中央政府的司法体系，全面保障港商在内地的投资权益。这个机构可以扮演“团练”、“保镖”、“信鸽”的角色，从而有效地改善港商在内地的投资权益维护现状。
港商权益最易受侵害
香港对内地的投资力度最大，港人理应可以搭乘内地经济蓬勃发展的快车，获得相当客观的投资收益。但是内地投资软环境不佳，香港在内地的投资经常面临黑恶势力勒索诈骗、行政和司法系统腐败、民间信用缺失等风险。
相比较欧美和台湾的在华投资商，香港投资商的权益最容易受到侵害。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对本国居民的利益保护，因此美国在华企业稍有纷争，驻华使领馆往往要出面干涉调解，因此，内地与美资企业打交道一般比较谨慎，黑恶势力不敢肆意欺凌。而对待台资企业，往往牵涉政治上的考虑。如果双方纠纷过多，对稳定两岸关系会起到负面作用。而对港资企业，这些顾忌都不存在。一些黑恶势力趁机对港商横加盘剥，加上内地司法系统对此打击不力，所以侵害港资企业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去年引发“顾郎之争”后，郎咸平再度抛出惊人言论。
霍英东开发南沙受欺凌
霍英东先生早在1992年前就与番禺合作开发南沙。到2002年，霍英东已投入30多亿元人民币，而与霍英东一方直接打交道的官方“合作者”就是梁柏楠。
梁柏楠在1993年4月任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5年后升任番禺区委书记，之后又调任番禺区政协主席。梁任职10年间，梁柏楠以转制为名把几家有资质的国有公司变戏法般转到自己儿子和亲信手中，并将南沙各种工程安排给他们。霍英东在南沙开发了东发码头，却被梁家硬逼支付2000万元给他们搞个同样的南伟码头，并交由梁柏楠的亲信管理，货物就往自己的码头运送；霍英东想把港前路修到地方所属的山后面成环岛路，钱交出后便没有了下文，被梁家说是用作“搬迁费”了。霍英东要建个小型的蒲洲花园，对方在邻近山脚挖来了一堆黄泥，在山上拔来一堆小草，栽几棵小树，便拿走了1500万元。霍英东说：“我一生搞工程，从未见过这样离谱的事。”
霍英东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无论在内地还是香港，地位不可谓不高，势力不可谓不大，但却受尽“地头蛇”的欺凌，只是后来梁柏楠犯罪，才将事实大白于天下。那么对于普通的港商，遇到类似情况，遭遇难道会比霍先生好吗？
港商面临风险目前难消除
上述事件折射出内地社会法制观念的薄弱和司法系统的无力，各地政府、企业以及个人无视法律法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地方政府与黑恶势力甚至能够互相勾结，粗暴干预司法，不惜动用行政手段介入司法审讯过程。这些现象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间，屡见不鲜，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情况。能够最终获得司法公正判决的个案少之又少。港人在内地投资权益如此被掠夺，让人感到寒心、愤懑而又无奈，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
港商面临的上述风险，目前很难消除。内地法制观念的淡漠、司法体系的无力，加上香港和内地司法系统缺乏有效的合作协调，导致对港人投资的侵占行径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另外，港人在内地一般单打独斗，不够团结，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权益保护组织，这也是他们易受欺辱的原因之一。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港人投资权益被侵害的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已经不再仅仅是经济上的纠纷，而是直接牵涉到香港社会的安定和谐，关乎民众对香港未来发展的信心，更关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形象。
建公益型基金会
如何才能有效保护港人的投资权益呢？我建议成立非官方性质的公益型基金会，专门负责维护港商在内地的合法投资权益。
港人投资权益保障基金会将具有三方面的作用：
一是起到“团练”的作用，即对政府的补充配合作用。
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保护港人投资权益的良好愿望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特区政府在内地无行政执法能力，鞭长莫及，与内地合作机制又不健全，不能在保障港人在内地投资权益方面有所作为。
在政府难有作为的时候，基金会作为民间的“团练”冲锋在前，必然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两地政府保护港人利益的心愿。
二是发挥“镖局”的功能，即在个案上为港商保驾护航的功能。
基金会将接受香港投资商的求助请求，利用它聚集的法律、财务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和广泛的社会资源，通过监督、起诉、呼吁、调解等各种方式，最大可能地避免和减少对港人投资权益的伤害。
三是扮演“信鸽”的角色，即沟通两地各方的角色。
无论是内地和香港两地政府，还是涉及利益纠纷的商家，都不能完全解决信息不通畅不对称的问题。基金会将发挥桥梁作用，担当资讯集散地的角色。
注：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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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德隆观察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挑战
2004-12-30 郎咸平
大家记得德隆三支股票的走势是大幅度下跌的，产生的意义，从媒体上可以看到几个结论，包括资金链的短链、恐慌性抛盘、被各家券商等机构强制平仓，根本的原因是德隆通过类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而进行时务的多元化经营。德隆的经营模式，可以通过这一类图形可以看到，产业资本在左边，金融资本在右边产生了最大的民营企业。可是当你拆借了金融资本，反而促成你一味的做大，大家可以看到，德隆做的实业有水泥、重型卡车，金融有信托、证券等等。这是错误的结合。到最后你可以发现不是变卖资产就是要寻找投资人挽救危局，目前450亿的资产，欠别人的减下来之后，你可以发现净资产不到20亿，这样小的民营企业通过金融资本的结合，最后也还是昙花一现。
企业进行多元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业务互补、分散风险，以求稳定的现金流。我希望以三个案例解说。
先看一下唐万里是怎样说自己的公司，他说德隆今天的问题，在于投资长中短期的配合不好，资金回收慢回收难，突然之间造成了周转不灵资金链断了。德隆注重的是产业和金融界的互补，我想通过下面几个案例简单的说一下，这几点德隆都做不到，原因在于你要进行多元化的产业，你的水平是不够的，除非是精心设计的多元化企业，不然我不认为我国的民营企业家有能力应付如此大规模的多元化经营。
以通用电器为例。大家看这个图形，我打了两个圆圈，黄色是通用电器的利润趋向图，这个利润趋向图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短期的，蓝色线，一类是长周期业务，红色线。对GE来说，长短期配合的非常好，请看最右边，01年当短期业务碰到困境时，长期业务成长，二者抵消的结果，让该公司加总后的盈利是稳定上升的。最左边的圈圈可以看到以短期业务的上升弥补了长期业务的下跌。正是这种互补，造成了整条曲线的稳定上升。要使长短期达到如此高的互补，要极高的水平。民营企业家是如何成功的，就是找到一个专业切入口，找到一个好的机会，突然发起来的。管理水平是欠缺的，仅仅凭过去成功的经验，再加上自己的悟性，能够做到这一步吗？这才是多元化经营的水平体现。
以中信泰富来说，他的投资策略值得投资界的注意，德隆的错误在于投资大规模一举进去，通过自己的金融公司得到大批的贷款，尽量收购自己能够收购的企业，美其名为产业整合，包括水泥等等，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使回收期太慢，使周转不灵了。我们看中信泰富，各位可以看到有三条主轴，这是资金回笼期。看到三个非常长期的资金回笼期。这是一个大项目的投资，需要多年才能收回资金，可是各位看一下，这三个线条中间都是隔着三年，每当我要从事一项投资时，我投资完了等三年，再做第二个大投资，等三年再做第三个大投资，把投资拉开才能降低风险。德隆有拉开吗？德隆的发达是这二年突然起来的，投资节奏德隆没有把握好。
达到长中短期的节奏配合，这是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关键。GE长中短期配合的非常好，而中信泰富把投资时间拉长，这对企业的经营非常重要。他们所注意的是产业间的互补，是跟金融的互补，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德隆连产业互补都没有做好，因为产业互补不是这么容易做好的。以和记黄埔为例，有七大行业，包括地产、港口、通讯、金融等等七大行业，我把这七大行业每一个行业单独拉出来，算出每一个行业的利润成长率，因此在图上我找到七条彩色的线，这个线看起来乱七八糟，这个就是产业的互补。为什么？分开来看七个行业，利润成长率是-250到200，各位知道如果企业增长率到-50%，那就没有希望了，如果到200也不能骄傲，因为那时你的精力已经分不开了。七大行业交到各位手中，怎样做好横向和产业间的互补呢？以和记黄埔为言，七大行业取加权平均数，我们发现利润成长率从-5%到20%，如果是这么一个企业交到各位的手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80%的机会，该公司的利润是正的增长，但是再增长也不会超过20%，有20%的机会这个企业的利润是负增长，但是再负也不会超过-5%，可是告诉各位，要做到资产组合达到如此漂亮的话，那是需要水平的，需要做良好的企业间横向产业间横向互补，这不是靠拍脑袋出来的，必须经过精心设计和精心计算出来的。
各位都是经营企业的高手，我们自己静下心想一想，我国企业家能做到如此精密的计算吗？还是拍脑袋的投资？如果是后者的话，我非常担心了。如果是按照拍脑袋按照悟性投资，资本投资加上的话，就是加速企业的灭亡，造成我国资源的浪费。我不认为我国适合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起来，还不到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发现资本充足的问题，这是非常复杂的金融控股图。还有财务杠杆风险问题。
还有金融风险问题，金融母公司常常会拿一个资产，可能是一个不值钱的资产，卖给上市公司，然后上市公司拿这个资产到金融控股母公司抵押，通过土地的买卖或者资产的买卖转到金融控股公司里，这也是为什么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亚洲各国包括印尼、泰国虽然金融子公司倒闭了，上市公司倒闭了，可是资金已经通过资产的转让而回到大股东的手上，所以大股东毫发无伤，但是代价是纳税人来付的。这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弊病，全体社会由税收对问题进行补偿，而不是金融控股公司补偿，这个问题要注意。
资金违规进入高风险市场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复杂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资金流盈利性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到最后你会发现金融监管当局对这一类型的公司，无力监管，因为资金到处流动，甚至很多公司的信息不需要披露，只有上市公司担保才需要进行信息披露，但是百分之九十多的公司信息不需要披露，最后资金流向我们不知道，出了问题是由社会纳税人来承担。
最后一幅图，也是我在国内批评比较激烈的，做金融不是这么容易的，绝对不是拍脑袋可以成功的，可是金融控股公司走到最后会发现真正的决策人是某某某某总公司，是一家产业或者制造业的老板来控制属下的金融子公司，他的认证资格在哪里，懂不懂金融，我们的结论是不懂，由一个不是金融的专业认识来掌管金融子公司的运作，对我们社会来说有极大的风险。
很快的我把德隆的故事说完了。我想把今天要表达的，给各位做一个总结。
我们谈德隆的问题，常常会说你是天下第一庄，股价大跌，这都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是资金链断裂。德隆整个的战略，金融和产业的结合，是真正的元凶。我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一个企业要经营好的多元化发展公司，必须要掌握好中长短期的发展节奏，而且要做好产业的互补，否则产业的断裂是指日可待的。配上金融资本之后，金融资本的存在会加速产业投资，可是如果不是精心设计多元化产业的话，而且社会监管不力，最后的问题是由社会纳税人来承担。我建议我国严格限制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金融资本必须独立的运作。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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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郎咸平全文: 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的中国
路透社周一在上海专访郎咸平全文：
在当下中国，腐败势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瓶颈，也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在某些西方媒体眼中，对这次胡温政府整肃贪腐的大战役，包括查办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一般解读为政治斗争，认为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核心利用反腐之名义排除异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持这样观点者，既不独立也不客观，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美英两国都有政治斗争，你怎么能以这个理由来解读中国政治上的所有事件呢？当然我不能排除有政治斗争的可能，但是这一次的波及北京上海天津的腐败战役缔造了中国社会少有的新局面。大家看一下中国的民间和网上民众的反应就会知道，这次反腐战役获得了社会上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在近年来的中国，只有这次政治事件能够获得老百姓如此广泛的支持，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发现，这一次，胡核心和社会大众之间终于取得了难得的重大共识。
在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当中，没有人可以否认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这个改革也伴生了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腐败产生了，社会堕落了。党中央决心反腐败，老百姓又痛恨腐败，因此中央和老百姓之间才能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共识。这是我想向国际社会表达的第一个观点。
如果我们不从政治斗争这个角度来谈反腐问题，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呢？我想从一个严谨的角度来谈问题。不用谈什么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仅仅从最普通的商业逻辑看，商业的繁荣要依赖适宜的社会环境。没有自由就不能经商，没有平等就不能对价，没有公平公正交易就不可能繁荣，不讲诚信，不守规矩，交易成本就要增加。而腐败势力滥用公权力肥私，其对应的社会代价恰恰是商业环境的被破坏，社会环境的被颠覆。经济的发展是增加国民福祉的硬基础，你破坏了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你还奢谈发展经济不是缘木求鱼吗？反过来说，打击贪腐势力，建设和谐社会，正是为发展经济服务的，是为经济繁荣保驾护航的。我们中国，要想富民强国，只有依赖经济的发展，而严厉打击破坏商业环境的腐败势力，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吗？胡锦涛讲当前党的首要任务是反腐，我个人认为他是懂经济的，比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懂得多。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国民受益颇多，但是，谁在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呢？是社会大众吗？还是中央政府？都不是，改革中最大的不当受益者，是我归纳的腐败铁三角。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勾结腐败的学者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他们操控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误导中央政府。大讲腐败是经济发展之必需，之不可避免，还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这是无知还是无良？在当下中国，诚信丧失，司法不公，监管失控，贪污受贿索贿蔓延无止，商业环境日渐恶化，背后基本上都是由腐败铁三角作祟所致。长此以往何谈经济发展呢？腐败铁三角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肆敛财，收刮百姓财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毒化了经济繁荣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商业环境。这个是西方媒体所没有注意到的实际情况。
胡温新政之中，将反贪腐当作核心要务来做，是非常正确和有远见卓识的。因为贪腐问题已经严重制约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国持续改革之中的主要障碍。贪官们网罗的特殊利益集团，也成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瓶颈。只有彻底肃清贪官们编织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改革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现在中国社会上一切的不正常现象，一切的不合理，一切的不可思议，这都是因为腐败势力所导致。这样的例子在内地俯拾皆是。你想得到吗？北京市的公营机构竟然售卖毒大米。市政府到今天还在撒谎！刚刚去世的霍英东老先生，投资四十亿元在他的老家南沙，竟也长期遭到了当地腐败势力盘剥侵吞。美国金融界苦等20年，第一次收购的深圳发展银行，在北京市打官司遇到的离奇遭遇，不由得你看着不心惊，心凉。其实，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实只有看透其背后是腐败势力作祟方可理解。
在这些腐败势力编造的所谓一切为了经济发展的口号下，社会大众的利益还能够被保护吗？外商利益还能够被保护吗？举例而言，美国法律不允许美国商人或美国跨国公司参与当地的贪污腐败，必须按照法律行事。但是如果这个城市是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因此外商就可能要做出一个矛盾的选择，你或者选择加入铁三角参与腐败，否则你就不能得利，或者你选择道义清白而却又无法生存，你要怎么做选择呢？我知道你想要选择清白，这才是企业经营的正确准则，但现实环境允许吗？。因此这次党中央所推动的反腐行动的客观上是帮助了好的外国投资人，因为他们日后做生意的时候，能够选择一个清廉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的中国，党中央这次努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清廉的社会，一个更干净的商业环境。
对于任何一个正直的外国投资人而言，你肯定希望进入的是一个更加干净的中国，一个利益归于全体百姓分享而不是利益全归于特殊利益团体的经济体系，你不需要下跪乞求铁三角给你提供便利，而你更可以按照西方正常的企业经营准则来经营企业，施展你的商业才华，获得你应得的，正当的丰厚利益。这是我的梦想，因此我本人坚决支持中央的反腐行动。而且，你们已经看到，我本人早就奋勇参战了，当然，是用我自己的方式。
事实上，对于国际上所有关心中国未来走向的人，都要关注中国胡温新政下的反贪腐进程，因为，只有反贪腐成功，中国社会的商业规则才能完善，外国投资者才能在中国安心地做生意。这是我想向国际社会表达的第二个观点。
2006-11-2
直击追问郎咸平.txt
直击追问郎咸平
这是《“郎”风暴》的最后一章内容，就公众关心的和郎咸平有关的问题追问他。
陆新之（下称“陆”）：有人说，在中国做事，要有适应中国的做法，郎咸平的观点可能很对，但是方式太过张扬了，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去年，或者以后，你改变一下表达方式，更加温和一些，锋芒不要那么锐利，会不会对弘扬你的学术观点更加有益？
郎咸平（下称“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中国现在只能包容那些为了功名利禄而去适应或巴结这个制度的人，那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我认为我对这个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我二十多年的学术积累，这个前提是不容妥协的。而且知识分子的气节就要表现在这里，我相信这也是百姓对我的期望。我如果谈论什么话题不能够纯粹的从经济理论角度出发，而夹杂着太多为自己好的私心，我相信我迟早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的。如果仅仅是因为我的表达方式不是中国传统的方式而遭到挫折，我将无所畏惧，因为我早已经有了林觉民的心理素质。
陆：你现在的学术研究水平很高，人所共知，你觉得自己未来在学术的那些领域还能有更深的造诣？案例研究方面，有没有到一定程度就停止的可能？你估计自己在学术上面的成就，还能够去到那个程度?是否能够成为世界最顶尖的财务学或者金融学家？
郎：金融学家的学术研究是非常专业，而且技术性也很强的。我曾经花了二十几年的努力才有了我目前的国际学术地位，因此我不会放弃的，而且会继续努力。但是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些金融学常识，例如我最近常常谈的"新法治主义"就和金融学无关，而这是我几十年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学术积累所得出的结论，我未来在这方面仍然会继续努力钻研。事实上，真正对这个社会有影响的还是理念性的大问题，例如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就是一个代表。但是它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正是目前中国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所戮力奉行的圭臬。事实上国内专家对于他的理念是理解不够的。他这个主义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法治化建设已经完成，因此推行新自由主义才可行。如果没有先行推行法治化的建设，新自由主义将给这个国家带来如同菲律宾，拉美和苏联的改革困境。针对他这个理论的缺失，我提出了"新法治主义"的思维，希望能成为主导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思维。只有完成了法治建设之后，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才能推行。因此我不希望我被简单的定义为金融学家，我想我应该被定义为经济思想家比较符合我的理念。我未来的努力目标是成为世界最顶尖的经济思想家，我还不想只是顶尖的金融学家而已，那目标太低了，虽然目前我在金融学界已有了这个光环。
陆：教学生涯目前能够给你相当好的回报，所以你能够采取独立研究的方式坚持。有没有设想过，如果有一天，可能教学的回报减少了，不一定你能够获得现在数额的收入，那时候，你会不会略为妥协？或者说，你像90年代一样，虽然收入不多，但是仍然能够安于独立研究？
郎：由于整个社会对我有着特殊的期望，因此我一定会坚持保有我的独立和中立性，这点我可以向关心我的读者做出保证。如果真的像你不幸言中收入大减的话，我也希望关心我的读者赏我一口饭吃，（大笑）究竟我是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妻儿嗷嗷待哺。但是我多年积累的独立和中立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我发现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整个产权改革大讨论，从开始到现在，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们这个民族基本是追求卓越的民族，它追求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反腐败，绝对的卓越，这是我最大的感触，最大的支持。"
陆：有人说你一直向公众说话，向广大社会呼吁支持，是要挟民意，是对经济学界的颠覆和破坏。你能告诉大家你不断公开发言的目的是什么嘛？
郎：我不会轻慢任何人。你其实应该了解，我始终对争论的对手给予尊重，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没有看不起，你看我，从来没有反唇相讥，纠缠语气和情绪。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告诉他们，甚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从来不需要强迫他们接受我的观点，因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作判断。我的目的不是讨好任何人，我学公司治理，我作为专业学者，一生所戮力追求的就是这一点，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中小股民利益，因此我从2001年到大陆发言来，你那时候就认识我，你看到的我研究的结论，和今天你看我研究的结论，都是非常一致的，绝对没有东摇西摆的。
陆：在你的观点之中，最被反对的是你认为国企优于民企，觉得你开历史的倒车，维护国企代表的垄断和非市场的权益。
郎：我讲得很清楚，我是不赞成国有企业民营化的，不赞成把老百姓的资产转到私人手中，这是我几年来一直反对的，还有所谓让管理者占便宜的MBO。至于认为我更欣赏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的说法，那是这么说的人要么没有看我的论述，要么就在偷换概念，我从来没有讲过国有企业是好的，民营企业是差的。问题是在中国现阶段要维持社会稳定，资产不能转移到私人资本家手中。我相信国有企业改换思维，用我这套方法，一定不比民营企业差。
陆：你对于民营企业家有严厉批评，会不会担心，他们日后会避开你或者抵制你。大争论以来，你觉得，找你的民企或者国企管理人，是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你对这些评价怎么看？
郎：你这个想法错了。确实有小部分民营企业家讨厌我，但是绝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是尊敬我的学术思想的，而这也是为何我上课时，最喜欢来听我课的绝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家，因为我的观点对他们有用。如果民营企业家想听巴结的话的话，那多的是经济学家会这么干，但是我对民营企业家无缘无仇，我没有打击他们的意思，他们愿意听我的批评的主要原因是我的批评都是有根有据的。如果德隆早听我的话，而不要到处打击我，他们今天会落得如此下场吗？重要的是我用我的数据，在保护国家财产，保护全民利益的前提下，我发言了，至于得到什么结果，那是我不能知道的，也不能操控的，我更不期望媒体给我什么好的坏的评价。
陆：除了华尔街日报之外，还有那些海外的媒体或者同行知道你引发的这次大争论，他们报道之中对你的态度如何？
郎：最近有非常多的国外媒体要求采访，包括北美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南华早报，金融时报等等。他们毫无例外的都是对我的反产权改革的观点高度的重视。我的回答和我在国内的演讲发言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新的观点。
陆：也就是说，这场讨论一直延续到2005年的现在，你会对你的观点进行补充或者修改吗？您从这场大争论中获得了什么？
郎：我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是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才讲出来的这一番话，是深思熟虑的，并不是拍脑袋出来的。怎么会改变呢？当然，这个期间我受到很多启发，例如是网友的发言，现在我的表达方式也会有调整，但当然不是根本信念和研究成果的调整，我这么多年积累的学术观点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陆：你现在主力研究中国企业案例和经济现象，那么还有没有其他论文在写作，保持每年在国际学术期刊上面发表的趋势呢？
郎：有的，今年春季马上会有一篇，正式发布后可以提供给你。我虽然研究中国，但是其他大样本范围的论文是从来没有停止研究的。
陆：有人说你不断发起批评，是背后有想法的。那么教授你有没有想过，自己除了学者身份，还想去做其他的社会角色，例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证监会的官员？
郎：坦白讲，我并不想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证监会官员的位置。我这样讲绝对不是矫情，这样的位置当然重要，但是有更多比我更适合的人去做这些位置。因为我清楚的知道我对这个社会的真正贡献在于提供一些利国利民的新思维，而我人生的理念也是希望能透过我几十年的学术积累能够在中国法制化的富国强民的理念下贡献一己心力。而且人生苦短，我不愿意浪费时间做一些不适合我的位置。我只想专心的做我真正想做的事。如果能让我发挥我真正的特长，我当然乐观其成，但你提的这些位置都不是我想做的，而且我目前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看看命运的带领吧。
陆：你给公众的一个印象，是一个斗士，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者。有没有想过自己五年后，十年后会怎么样？是继续留在学术界，还是会到更加适合自己的舞台上去？你觉得那时候学术方面，你还能深入到那种程度？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退休？
郎：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而且也是我最感到困惑的问题。我很不想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目前的心境，因为会显得太宿命，那句话就是"人有千算，天只一算"，也就是"万事都由天，半点不饶人"。可是我想将一个真正的我展现给关心我的读者。而这也是为何我崇拜的偶像和一般人不同，我崇拜林觉民，因为他做的事和我做的事是类似的，只是时代不同。虽然我远远的不如他，但是我仍然在学习着他的牺牲和执著的个性。我这几十年来不断的充实自己，就是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发挥所长贡献于中国的法制化建设而达到富国强民的终极目标。但是能不能达成我个人的心愿，简单的讲我个人是无能为力的，那都是天意。所以媒体经常会问我为什么我总喜欢唱《天意》和《无言的结局》两首歌，这就是我对生命无力感的困惑。但是我又信奉王阳明"天人合一"的理念，我必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此我不断的充实自己，下面一步就只有看"天意"了，希望不是个"无言的结局"。学术研究是我这一生永远不变的职业，至于什么时候退休，我还没想过呢？难道你觉得我该退休了吗？（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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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经理人制度是突破
按照我的思路来做，国企的效率在正确指导思想下绝对不比民企差
人物周刊：郎教授，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你认为到底哪里错了？
郎咸平：一个政府，经济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企业政治结构，要看这个国家的民族性，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英国的产权改革，大家都没有完全搞懂。英国的产权改革有三大定律。第一定律，产权结构不变，绝对是国有股，在这种情况下，招聘职业经理人来做，当然行政命令是退出的，做得不好，下课，换人；做得好，就换成第二定律——上市，把这些业绩极为良好的国营企业卖给社会大众。这就是英国藏富于民的最重要的改革理念，而不是卖给私人。而且他们把最好的国有企业拿去上市，在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获得利益的情况下上市，所以它直接把财富从国家手中转到社会大众手中，而不像我们，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这是不可接受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第三定律——英国政府保有了一股黄金股（Golden Share），在私有化国企的重大决策上政府拥有否决权。英国政府对核心企业的掌控是有效与权威的，这一点值得我们政府参考和学习。
如果大家再稍微了解一下西欧的产权改革，应该理解我国有些地方的产权改革方向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什么是符合世界潮流呢？要把社会资产还给社会大众，而不是个人。产权改革不得到老百姓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动荡的开始。
人物周刊：你“破”了这么多，那么“立”在哪里？也就是说，你对国企产权改革有何建设性思路？
郎咸平：我如果没有“立”的话，就不会谈这个问题。我认为职业经理人制度，本身就是一大突破。国企目前产权不变的情况下，行政命令退出，在二级市场找职业经理人来做，在竞争领域和民营企业同台竞争，资源性垄断行业收归国有。这是我认为在现阶段比较有效率的方法，而且从世界历史来看，这种形态是最符合中国现状的。按照我的思路来做，国企的效率绝对不比民企差。
最有效的事是最简单的。千万不要小看我所提出的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今天有些地方的产业改革，是践踏国有资产，践踏产权。不要把国家产权看得一文不值，国家产权如果能被所谓的国退民进，MBO，如此践踏的话，民企哪有信心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呢？一个不尊重产权的社会，不管是国有的，还有私人的，你的产权就会受到破坏。保护国有产权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保护私有产权。当你不准践踏国有产权的时候，同时你也不能践踏私有产权。今天说郎咸平保护国有产权，那太小了，而是郎咸平保护所有的产权。我不是民营企业家的敌人，而是真正地帮助他们。
任何职业经理人都是“保姆”。只有充分地尊重产权，职业经理人才能成为一个好保姆。世界500强，哪一个不是职业经理人在做的？欧洲的产权改革，哪一个不是职业经理人做的？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我还需要多讲吗？
人物周刊：反对者并没有否定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只是认为其重要性不如产权改革。
郎咸平：他们把这个问题看得太小了。我们一直围绕着产权，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事实上，我的切入点，更超脱一层。我们今天要确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尊重国有产权，也要尊重私有产权，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放心大胆地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这才是强国的根本。他们对职业经理人制度认识是不清楚的。这不是讨论交通规则，不是选举，这是几十年的积累，只能表达，不能辩论，这是对思想的尊重。辩一辩就改变，那叫什么思想啊。
在现阶段，国有企业应该是中国经济的主流，这个阶段是不可改变的，这是民心之所向。我比较赞成的是英国式改革，国有企业做好了卖给大众。可是，要像英国一样改革，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没有英国一样高效率的股票(相关:理财 财经)市场。所以我认为现阶段的做法就是让国有企业效率提高，行政命令退出国企，由职业经理人来做。产权是国家的，在这种理念之下，国有股控股，但不干涉企业运作，这样和英国、美国的大众持股公司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人物周刊：用“国有资产被窃取”这一问题来阻止非国有化改革，那是郎咸平真正的目的，因为他确信国有企业应该保留，并且他更欣赏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对于这样的评价，你如何看？
郎咸平：我讲得很清楚，我是不赞成民营化的，不赞成非国有化改革，这种把老百姓的资产转到私人手中，我一向是反对的，还有所谓的 MBO。至于我更欣赏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那是他在偷换概念，我从来没有讲过，国有企业是好的，民营企业是差的。问题是在中国现阶段要维持社会稳定，资产不能转移到私人资本家手中。我相信国有企业改换思维，用我这套方法，一定不比民营企业差。
精英政府才有法治
——新法治主义
我主张的精英政府是以民为本的政府，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讨好利益集团
人物周刊：究竟如何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郎咸平：目前只能靠政府的力量来解决，没有别的办法。
人物周刊：你反对主导我国产权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你似乎说过主张大政府主义。
郎咸平：所谓大政府主义我并没有在很多场合作更多发言，因为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再惹出更多的麻烦和误会。你以为我们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就是新自由主义学派，他们讲的民营经济、自由、民主、选举、议会、小政府，会把中国带到富强之地吗？这些理论是对美国或欧洲政治体制肤浅的看法，这是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最危险的地方。如果这些能把中国带到富强之地的话，请你看看现在的菲律宾，它曾是美国的殖民地，复制了美国的所有制度，包括议会、选举、民营经济、民选政府，最后，这个上世纪50年代亚洲的超级强权，它的女人要到别的国家做女佣。为什么？因为政府在还没有完成法治化之前就极早地退出了市场。这造成官商勾结，席卷全国财富。政府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政府是建立法治化的惟一来源，法治化通过民营企业家、学者建立，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强制政府才有法治。
美国的法治什么时候建立的？1890年哈里逊总统搞了反托拉斯法，一直到1932年完成了证券(相关:理财 财经)交易法，整个法制建设是在美国大政府时期完成的。当建立好一个良好的法治后，每一个社会的经济个体都能按照游戏规则来游戏，不会侵害到别人利益，也就是说，上市公司做好上市公司，不要侵害中小股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时候，政府才能退出，中产阶级才能被建立起来。政府过早退出，带给一个国家的绝对是悲剧不是喜剧。
民主是要循序渐进的，没有法治，没有规则，民主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操纵政府。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不都是这样吗？你要选举，要钱啊，钱从哪来，必须从企业家那里来，他给你钱选总统，选上总统以后选总理，他在幕后操纵，就是这么简单。
中国未来的思想指导主流必定是我所提出的新法治主义——所谓新法治主义，就是以政府的力量建立一套以民为本的法治化社会，而给社会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政府一个法治化的规范。
人物周刊：你的终极目标还是不反对实现民主。
郎咸平：当然不反对，因为我自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我跟别人的不同在于，我彻底地了解世界历史，彻底了解什么叫民主。我希望以民为本，以老百姓来考量国家，我何尝不希望自由民主？任何低度开发国家过早进行民主化，自由化，没有成功的。你告诉我哪一个成功了？
人物周刊：一旦建立精英政府，就能保证民主的实现？
郎咸平：大或强权政府不一定会推动法治化建设，而这也是为何我用精英政府这个名词，不追求法治的政府不叫精英政府。精英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法治，完成法治化，就有游戏规则了，在股票市场上就不存在剥削了。像美国一样，每个人都不应该侵犯别人的利益。这个时候政府就可以退出了，为什么美国是小政府，因为美国大政府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建立法治化。我们还没有建立法治化，怎么能跳到小政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