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困顿时代，恐怕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唤起股民们麻木的心。记者钦佩这样的学者，于是一封预约采访的电邮便在第一时间传到教授的邮箱中。
郎咸平教授跻身世界一流教授行列。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为财政系核心讲座教授，郎咸平要带大约50名学生，每次他都要把这些学生分为六七个小组进行研究学习，每个小组的研究方向都不同。他讲课生动活泼，极少抛出大量冗长的理论让人增加对他的敬畏。近年来，他在企业战略与治理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今年5月，郎咸平以筹建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的课题代表中大竞争港府专上教育研究经费并进入最后一轮评审----要知道这是十个最终候选项目中惟一的商科项目，也是中文大学惟一有机会竞争千万研究经费的项目。在港府债台高筑教育经费连年削减的今天，这无疑显现出郎教授在学术上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
最引人注目不仅仅在于郎咸平的学识，而是他给人的那种“兴冲冲”的感觉。
正是这 “兴冲冲”。九年前他放弃了在纽约大学的金饭碗只身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按他的话来说是为了能给社会带来实质贡献而回亚洲搏一搏。
正是这“兴冲冲”。在2001年初，郎咸平参与制订香港证券期货新条例的时候只身犯难，向香港立法会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一部由外国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操纵修订过程而出台的条例草案，无疑于官商勾结的产物。修订草案的目的在于保护股民利益，而没有中小投资者参与法案的修订过程，怎能推进草案向保护他们的方向发展？这“兴冲冲”的严厉批评很快引来了十大国际投资银行联合发表专文的强烈反击，连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也要公开出面表达对郎咸平的不同看法。然而一阵口诛笔伐之后，香港政府还是不得不聘任他为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
正是这“兴冲冲”。3年前,他向香港和中国有关当局提出实施极富前瞻性的“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制度，因被人冠以不合国情而在两地被打入冷宫两年多。但今年以来，这两种带有美国色彩的改革方案在中国有了明显推进的迹象。而有趣的事,香港监管当局在月前也提出了学习美国监管制度的新思维。这就是一个有前瞻性学者的影响力。
今年刚47岁的郎咸平已经头发斑白，甚至有传言说他有失眠的习惯，但他总是给人以精力极为充沛的印象----不仅担当中大财政系的教学骨干而且兼聘长江商学院讲座教授。前不久， 在长江商学院郎咸平教授办公室，本刊记者采访了他：
记者：面对股市的现状，大多数学者，政府及媒体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观点。请问你如何看？
郎咸平：面对股市很多学者提出了种种办法，但市场表现却江河日下。现在比较多的想法是股市已经触底，泡末已经基本挤出，大盘即将反弹。另一种想法就是觉得政府还是没有做什么事，鼓励当局要有所作为等等。对此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有着一个严重的误区，即我们对广大股民的心态还是不太了解。大多数人包括官方的想法是股民的素质有些问题，而我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今天中国的股民和其他国家是不太一样的。这表现出中国股民的一种特殊现象。我对当今中国股民的评价可以用四个字代表：追求卓越。
记者：如何理解中国股民的“追求卓越”呢？
郎咸平：也许你认为这有些可笑。举个例子对比一下，就香港股民而言，他们大多数是急功近利型的人物。他们确实没有长期投资的打算，常常是做一天就走，往往不太在乎上市公司的素质。给一点短期的利好消息就好了，比如说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协议）京沪粤公民香港自由旅行之类的消息便可以带动股市上涨。可是类似的消息在国内就没有作用，6月QFII的开始实施乃至追溯到国有股减持的停止，这一切都没有使股市的形势好转。归根而言，目前推出的政策与股民的愿望差距很大。股民究竟期望什么，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明白，一切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无从谈起。在香港，股民期待短期利好利空消息，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股市也起来了。但国内股民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他们对上市公司的要求与日俱增，这就是他们的“追求卓越”。
记者：股民的“追求卓越”与现在股市的难以复苏有着怎样的关系？
郎咸平：一旦股民感觉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欺骗，他们就不跟上市公司“玩”了----这种不“玩”的心态就是当前股市衰退的惟一因素。因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推出QFII没有用，为什么当局和媒体都号召股民振作信心没有用----上市公司的素质太差了，没办法“玩”，一“玩”就被骗。我们目前抛出的政策没有效果就是因为没有打中重点。我们引入QFII就是要吸引更多的资金，但实际上我们的股市不缺钱，缺好的股票。原来，股市是靠庄家来拉股票，现在连庄家都拉不动了，几乎所有人都被套牢。所以，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股民的根本作用和股市的真缔，那么中国股市很快将被边缘化。
记者：边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郎咸平：我们知道股市有超过7000万的股民。假设中国股市真的边缘化了，这7000万人的利益将被严重侵害，这将给政府未来施政带来多么大的压力。虽然我认为股民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去闹事，但我想有关当局一定要切实考虑股市问题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另外，我总认为我们的媒体包括政府部门把股市考虑得太简单了。英美股市的完善决不是一个接一个短期利好所能创造的，把握不住股市特性是根本做不好的。
记者：有人提出要有好的股票必先有好的监管。面对现在的情况，证监会作为政府在股市中的代表，你如何评价他们的表现？
郎咸平：中国证监会决不是没有做事。我在香港就对媒体讲中国证监会最近两年的监管力度远远超过香港，香港监管当局甚至有必要从内地聘请顾问指导工作。我说这些是有根据的，大家都应该看到证监会每一个月都会有新法规出台。比如加强上市公司监管，对违规行为进行纠正，修订上市条例中关键部分等等。我对此是非常有感触的，可感触归感触，没用归没用。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证监会下如此大的力度强化监管,为什么股市还是没有明显的起色呢？美国的股市很完善就是因为他们监管有方，而我们也在学习他们的做法，为何股市还不好？因为大家把监管看太简单了。如果按照现在的监管思路走下去，我很担心是于事无补。我们应该承认证监会最近出台的若干条例就其内容而言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也要看到：有些上市公司本身不会因为这些条例改变他们圈钱的心态，也不会因为这些条例而改变自身的素质。原因在于这些法条缺少严刑峻法的扶持。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证监会只能提出纠正谴责与罚款。比如涉嫌内幕交易的最高罚款只有50万。区区50万对于那些敢做内幕交易的人来讲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的司法机构还不能完全做到配合证监会打击操纵股市的行为，这就使得我们的条例成了一纸空文。无法切实执行的规章制度只能带给股市无穷尽的烦恼。大家天天都要学习新法规。可是出现违规操纵又抓不到，抓到又能怎么样呢？
记者：那么我们的司法制定和证券法规设置将如何进行呢？
郎咸平：我觉得中国法律界有着一种奇特现象-我们制订的法律可谓全世界最齐全的。他们把欧洲的抄来，再把美国的抄来，所以我们既有独立董事又有监事----这种体制只有我们国家才有。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是单纯的抄人家的法条去不去理解法律背后的精神。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大陆法系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是执行！切切实实的执行！你可能会问，证监会是在调查违规啊？重要的是要查还要有处置，如果违规的人逍遥法外，就没有人害怕证监会调查，最多是谴责一下而已，大不了赔一点钱出去就是了，即使下次你不给我批股那又怎么样呢？我个人的名誉地位财产没有受到损坏，自由也没受限制，因此这样惩处没有用的。
记者：那么证监会，司法界以及整个中国股市是否需要一种新的处世思维呢？
郎咸平：这就是我今天要谈清楚的。中国股市要想振兴必须要有一个思维上的改变，我们必须革新我们的观念和意识。我们需要的是全体股民的集体意识集中来促使上市公司树立信托责任(也就是我曾经谈过的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大陆法系国家的股市都不好，比如中国、德国、法国、中国台湾。相比而言判例法系(也就是普通法系)国家的股市就好很多，比如英美。这就是因为判例法系国家的上市公司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信托责任。他们的上市公司本能的希望提高股价为股民赚钱，他们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一旦他们不这样做了，也不是由法条来判是否有罪，而由陪审团来裁定。陪审团里都是些“农民”，像我这样学术上的“偏执狂”是没资格参加的，而且要求他们对案件本身不熟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农民十分得单纯，他们对社会的意识完完全全是社会所培育出来的，他们的直觉判断就是这个社会的。比如我们现在将银广夏的案子拿到美国去判，陪审团成员一定这样想：这样一个企业造假出口单据。假设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我一定很好教训他，既然我儿子成绩单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怎能造假呢？上市公司一定是错的，你就有罪。结果就是这样简单。可同样的案子在中国的情况是怎样呢？银广夏仍然可以交易，这就是大陆法系国家股市治理的通病，因为犯罪总是能跑到法律前面的，现成的法律无法惩处这种超前的犯罪。因此我们就能感觉到解决这类问题需要在我们大陆法系的制度下考虑引入判例法系的裁判精神来处置股市违规现象。面对跑到法条前面的犯罪行为，判例法系国家是随时随地可以应付的。只要你违反了公共秩序和社会良俗，你就将受到惩罚。
因此我们要很好理解一下中美两国在法律精神和股市治理原则上的不同。我们的法律和治理追求一个绝对的真理，我们需要包青天式的法官来判案。美国追求的是保护公共意见和利益。有时我们觉得杀人犯在美国被判无罪很荒谬，实际上是因为陪审团认为他杀得对。这就是判例法系法律精神最奇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恰恰没有搞清楚的。而我们现在也确实有必要引入这种精神。
记者：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下“信托责任”又如何定义呢？
郎咸平：在大陆法系国家是很难定义的。上市公司心中有股民，时刻为股民的利益着想。我想这个原则是很难通过法律量化的。究竟信托责任是什么含义呢？我可以再举个例子：比如我现在去上洗手间，手机放到桌上。等我回来发现手机不见了，你却告诉我刚才有人把它拿走了。我会责问你为什么不帮我看一下呢？也许你回答我：“我没有责任帮你看啊？”这样的事情在大陆法系国家没有办法的，因为没有法条上写你必须帮我看手机否则就有罪。但在判例法系(也就是普通法系)国家就不同，陪审团会认为你这个人没有道理的，人家上洗手间时看管别人财物是你的责任啊，举手之劳，这样小的信托责任都不能做好只能判你有罪。陪审团根本不跟你谈什么法条，只要你违反了公共秩序和社会良俗就是有罪。回过头我们看上市公司，只要你违反了公序良俗，无论你是否触犯法律都是要坐牢的。股市中的公共秩序和社会良俗是什么？就是股民的公共利益，逐利愿望和集体意志。现在中国股市不好，股民心理不爽，那你上市公司就是有罪，就是这么简单。内地上市公司对此种柔性条款的理解和把握都很差。
记者：股民现在需要做什么呢？
郎咸平：我们需要股民现在集中集体意识，对上市公司产生巨大的压力，逼迫他们有信托责任。要让所有上市公司清楚；一旦你让我不爽，你就有罪。我想股民绝不是一群无聊的人。如果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的方案在实际运做中失败，那股民一定会自认倒霉。但实际上目前很多决议是不通过股东大会就通过的，最后造成了很大损失，那么上市公司就要因为违背信托责任而受到惩处。因此我相信今天中国股市的萧条反而可以让股民的意识集中，给上市公司造成集体压力，从长远看这并不是坏事。
记者：您觉得如何使股民的集体意识转化为法律力量？法律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郎咸平：的确，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将股民的不满转化为上市公司的犯罪。但在我国，究竟如何透过股民的心态来判断上市公司是否有罪，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欠缺的。但我们又必须走这一步，只有迈出这一步才能从根本上重塑股民的信心。虽然我们不是判例法系国家也不可能转变成判例法系国家的时候，但仍需要我们在股市治理上借助判例法系的精神，以股民的公共意见作为上市公司治理的判断准则。比如组织股民权益保护委员会并对上市公司提出集体诉讼，诉讼的结果由客观的非股民组成的陪审团来决定，而上市公司可以提出辩方举证式的答辩。法条有什么用呢？法条为股民的决议提供法律的依据。我们只有走到这一步才有可能让股市重新振兴。
记者；推行您所倡导的信托责任面临最大阻碍是什么？
郎咸平：最大的阻碍来自上市公司。但上市公司要明白，树立信托责任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相辅相成的。股票市场垮了对上市公司没有好处，而股市垮的标志是什么？就是股民不再投钱给股市造成股市边缘化。上市公司必须尽到自己的义务，让股民对公司的所作所为满意。如果你害怕的话，那就不要上市，安安静静的做你的私人公司。你一旦上市就要坚守你不可推委的信托责任。
记者：您能否预测上市公司的信托责任什么时候能被普遍的树立起来？
郎咸平：目前来看，股民的集体意识已经形成。但我们需要契机将这种意识转化为对上市公司的不满。契机是什么？是媒体的宣传，学者的呼吁与股民的彻底觉醒。我想中国股市的振兴只能走这条路了，但也许是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这是个大格局的变化。我们必须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促使整个社会的意识发生改变并促进社会的进步。人们尤其是股民有时会批评吴敬连、厉以宁、萧灼基，批评他们为政府说话，但这些人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人能提出建设市场经济的思维是多么得了不起。正式因为他们，我们的国家才逐渐走出了思想僵化的状态。但是，现在需要我们来带动新一轮的观念革新。股票市场从无到有需要思维转变，股票市场从劣到好一样需要思维的创新。我想，上市公司树立信托责任将是未来思维变革的重要产物。只有股民集中集体意识推动上市公司产生信托责任才能救中国股市。
记者：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股市的复苏绝对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你所提倡的股民意识集中迫使上市公司树立信托责任，是在司法机构保证其绝对独立与公正时才可实现的。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上市公司有地方政府做保护伞。在利益的驱使下，司法机关是保护股民？还是保护造假的上市公司呢？在这样的背景下，单靠股民的力量是否有些薄弱呢？内地有人批评您的观点过于理想主义，您如何看？
郎咸平：我在国内所碰到的记者对我所谈过的观点知之甚详, 而且也会常和你一样的提出一些尖锐而具挑战性的观点。而我认为这就是追求卓越的心态, 而这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你所提出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问题确实是目前存在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我所提倡的股民意识集中迫使上市公司树立信托责任的观点也确实需要司法机关的配合，而司法机关不受行政干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当然是根本。
但是这种改革不是一步到位的, 循序渐进是一个根本。激烈的改革只会带来无穷尽的后患。正如你所说, 内地就有很多人批评我的观点过于理想主义, 不符合中国国情。例如在我在两三年前提出辩方举证、集体诉讼的观点时,就有很多人持这类观点。但到最后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这个社会包括司法机关还是接受了这个思维。因此我并不是理想主义者,我也不是不了解中国国情。而是我对中国的看法是在一个与世界各国政府相比较的较高的高度看中国, 因此不一定能被国人立刻理解。我想告诉股民一句话, 我从1998年开始做过亚洲各国政府和家族企业的大量调研, 我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不但发表在美国顶尖学术期刊而且也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录。我认为亚洲只有中国和新加坡政府有追求法治的决心。亚洲其他各国和各地区的政府基本上都是裙带资本主义下的官商结合体,根本不太为弱势群体打算。如果我对中国政府没信心, 我不可能浪费我的时间做无意义的事,例如我在香港就不会再谈保护股民的事。我相信中国政府肯定非常重视保护股民的问题, 但问题就是如何推动。
我认为在我国还未完全建立法制化以前,利用我前面所谈的案例判案和引入客观的非股民代表的思维应该是个比较可行的方法。但请记住,这个新思维必须有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做基础才有可能成功,而中国是亚洲惟一有此基础的国家。只要这个社会能接受这个新思维, 司法机关一定会慢慢的调整而做某种程度的配合。你可能会问我为何对我国司法机关有如此信心呢?我的信心来自于刘晓庆等人的实际案例。虽然中国目前类似的冤案还是很多,但司法机关能在司法行政仍然挂钩的情况下保持了他的独立性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而这个案例提醒了我司法机关也应有追求卓越的心态。
记者: 在倡导您所提观点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呼吁中国司法机构的逐渐独立化，防止政府意志过多的强加于司法裁判。归根结底，就是政府只做协调，不多干预。这样以来，上市公司少了靠山，自然就会在股民的压力下树立信托责任。可不可以这样认为。
郎咸平: 当然司法机构的逐渐独立化，防止政府意志过多的强加于司法裁判是我国政府在16 大以后所努力追求的目标。但这个改变也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至于你所提到政府-----只做协调，不多干预-----的有限权力的观点于我的想法背道而驰。我认为政府的权力不但不能减少,反而应该增加。而其增加权力的目的即在于建立起一套纪律。
读者千万不要误认为引进英美普通法就一定好。普通法系本身无所谓好与坏。例如菲律宾就是美国遗传的普通法系国家, 但他们一样很差。英国在亚非洲的殖民地不也是传承了普通法制度吗,例如印度。但除了香港和新加坡以外,几乎没有像样的国家。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些殖民地的人没有学到普通法的真正精神----普通法纪律。
这个普通法系的纪律是一般人看不到的, 也摸不着的，但这个纪律却把每个人都牢牢地拴住。举个例子讲，我刚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开门后就直接走过去, 然后把门向后一甩, 也不管后面有没有人要过。可是我感触最深的是老美一般都会把门扶着让我过去，而我过去了以后还是把门向后一甩, 不太管后面的人。 但是当我甩过十几次门以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也开始扶着门让后边的人过了。普通法系这个精神深入人心，每一个国民都流着普通法系的血, 也就是靠着这个普通法的纪律在运行。因此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是不成文法, 只有原则而无条文, 但是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该怎么做, 这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从小到大哺育你灌输给你普通法纪律的结果。
而英美的纪律是我们处处可以清楚看到的。例如美国一年要调整两次日光节约时间,调快和调慢一个小时。美国媒体只是在调整前一天在主要报纸公布一条小消息而已, 但第二天美国全国按照标准一起调整了时间。
那么我国所奉行的大陆法系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国家基本上是把大陆法系法条抄进来了，但大陆法系的精神面却没有抄进来。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 是谁颁布了第一个大陆法系法典-----法国的拿破仑。拿破仑是军人出生,他是个军事天才、治国天才、政治天才、法学天才。拿破仑理解英国的强胜基本上靠着普通法系所形成的纪律。但他也知道普通法的纪律是法国人学不会的，因为他们没有流着普通法系的血，那怎么办呢, 如何跟英国抗衡呢？他想到了一个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法系，他建立法条让老百姓遵循有法可依的纪律。举例而言, 法律规定开车走右边，你不好好走，我就处罚你，你流的血虽然是散漫的血，但我用外部环境制约你。当时法条规定得非常严格而且具体，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这就是法国人当时的一个风格。目的是做什么？就是创造一个纪律。因此，拿破仑创造大陆法系的目的，就是为了替法国建立起一套大陆法系的纪律。拿破仑的伟大，就是他能看出来普通法系的纪律是强国的根本, 因而建立一个大陆法系的纪律与之抗衡。
那么第二部大陆法系法典是谁写的-----德国铁血宰相卑斯麦。他也看到一样的问题，所以他按照拿破仑一样的思维，在德国创造了德国大陆法典，创造出德国特有的纪律。法国人的纪律在拿破仑时代发挥得淋漓尽致，全民皆兵，席卷欧洲，经济建设也在一声令下而澎然发展。没有人敢违背法条，也没有人愿意违背法条。在普通法系的国家，纪律是自然形成的，是学不会的。但是大陆法系国家却可以靠行政命令，靠长官的意志而全民皆兵、全民建设、促成经济发展。德国的卑斯麦为什么叫做铁血宰相呢？就是他对工业建设(铁)，军事建设(血)是极端重视的，为什么这个建设可以顺利执行呢？就是因为德国大陆法系法典形成了德国人全民动员的纪律。我们设想一个情况, 如果德法两国不积极投入战争, 而将纪律发挥在欧洲的经济建设与整合上,那今天的世界超级强权就不止美国一国了。
亚洲哪一个国家是最有纪律的-----就是日本。我们很多的史书都在讨论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及影响, 但我们很少做成简单而正确的结论。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只有一个-----创造出日本的纪律。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经济的飞跃发展,称雄全球是中国人最痛苦的回忆。
各位读者想想世界过去三百年的历史不就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所改写的吗。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强权。其他国家呢，包括中国在内，都是贫穷、愚昧、落后。那么这五个国家的特点在哪里呢？虽然他们有三个不同的法系。一个大陆法系，一个普通法系，一个日本自己独有的法系。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纪律。因此我的结论很简单, 法系不重要, 但透过法系而建立起来的纪律才是强国之本。
我认为中共十六大所提出的法制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以民为本、以法为纲”的政治构想。也就是说强国之本在于建立一套全国上下服从法治的纪律, 而法制化的真正目的在于增进全体老百姓的福祉。
编后：
10月3日，记者拿着刚刚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猛然发现美国工业集团泰科(Tyco International)的前首席执行官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Dennis Kozlowski)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旗下科技投资银行集团的前总裁弗兰克?奎特隆 (Frank Quattrone) 居然站在纽约法庭的被告席上。要知道这两个不可一世的家伙一年前还在为自己股票的“优异表现”而沾沾自喜，但今日却要在强大的公众压力下接受被定有罪的判决。英美的报纸庆幸这是自“安然事件”后，打击上市企业犯罪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我羡慕这次胜利，郎教授也在羡慕这次胜利。这种羡慕甚至夹杂着某种悲壮的意味----我们期望那些至今在中国股市上为所欲为的犯罪分子，能在监狱找到他们人生的归宿。 7000万追求卓越的股民终将有一天会把冰冷的镣铐带在他们的手上。
资本市场正在改变中国.txt
郎咸平：资本市场正在改变中国
中国经济的大趋势正在成为资本市场不断扩张、投资环境得以重塑的关键推动力量。自成立以来的10年间，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日趋扩大，成为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资本市场，将世界上其它所有的新兴市场都抛在了后面。大规模民营化、养老金改革、金融业重组以及全国范围内科技产业的兴起都将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我们预测，2010年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将达到2万亿美元左右，占GDP的65％。
资本市场是中国众多产业进行结构性重组的催化剂，从而有助于中国企业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但是在中央计划体制下，资本回报率却始终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如今，中国领导层认识到，完善的资本市场对增强投资效率、提高生产率及维持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
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股权文化正在中国逐渐兴起。中国的投资者人数正在不断增加，2000年末约为6000万，这将成为中国当前经济革命的强大推动力量。股票、债券和住宅正在使中国转变为一个财产所有者之国。
试管婴儿正在成长为一名巨人
中国国内证券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5900亿美元，在亚太地区排行第二，仅次于日本。它不仅超过了中国香港特区，而且将世界上其它新兴市场远远甩在了后面。在其短短的10年历史中，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迅猛，大大超过了亚洲、拉美以及东欧的其它新兴市场。
在许多不确定状态中，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成立。此举曾遭到了一些保守派的非难，他们认为建立股票市场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信念的背叛。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对这个大胆的设想表示了支持。务实的改革派占了上风。自此之后，中国的官员们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学，试图弄明白这个资本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制度——证券市场的奥秘。
在10年内，中国上市公司的数目已达1100多家，但大多是在A股上市。A股市场的日均交易量为35亿美元，是香港的2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B股市场。作为此前专门为外国投资者设立的证券市场，B股市场与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强的A股市场相比无疑是相形见绌的。长期以来，B股市场的交易价格相对于同类的A股有明显的折价。2001年2月，中国政府向国内的零售投资者开放了B股市场。
债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0年中也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到2000年末，中国债券市场已经在亚洲名列前茅，市值达2200亿美元。但是，这些债券大多是政府债券，企业债券所占比重很小。中国企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其规模高达GDP的120％。
2000年，中国的A股和B股市场比世界上主要的股市表现都好，分别增长了50％和95％。进入2001年，它们的表现依然很出色。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着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证券市场巨大的供求缺口、上市公司有限的自由流通比率(平均为30％)，以及其它一些特殊的因素。
除了在中国国内刚刚起步的证券市场上市以外，中国政府还鼓励内地企业到海外的资本市场——主要是香港证券市场——融资。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第一支在香港证券市场挂牌交易的H股首次露面。其它内地企业也纷纷通过股份制改造，在香港注册并上市，成为所谓的“红筹股”。但是，这些很早上市的红筹股和H股企业要么规模太小，要么业务过于分散，国际投资者对其兴趣索然。
1997年是中国上市企业的转折点。在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片混乱之中，中国政府成功地对国民经济支柱之一的电信行业进行了大规模重组，将中国移动(即原来的中国电信[香港])在香港作为红筹股、在纽约作为ADR(美国寄存凭证)上市，这无疑是一次具有开创性的举动。此后，其它大型国企包括中国石油、中国联通、中石化、中海油等纷纷跟进。自从它们成功地首次公开上市之后，这些企业的股票就成为国际投资者的主要持有对象。到2000年末，总共有99家红筹股和H股企业在香港挂牌交易，市值达1600亿美元，占港股总市值的28％。
经济大趋势
大规模民营化、产业兼并、养老金改革、金融业重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科技产业发展等重要的结构性变革趋势正在兴起，将推动和刺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我们预计，这些大趋势与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富于冒险创新的文化相得益彰，并在未来的二十年中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发达的金融体系之一。
大规模民营化
对于一个拥有几十年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历史的国家来说，政府始终在经济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1978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国有企业产值占到全国GDP的80％。此后，国有经济的地位逐渐下降，而私人企业、农村经济，以及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得以迅速扩张。到2000年，国有企业产值占全国GDP不足30％。然而，国有企业的职工总数仍然占中国城市劳动力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且控制着国内的大多数资产，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建筑和工业厂房。一些重要的领域，例如电力、航空、铁路、银行、媒体、石油和燃气等，长期以来仍然被国有企业所垄断。其结果是造成了大部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资源分配错位。
对任何一个具有中央计划传统的国家而言，民营化不仅是其结构性改革获得实质成效的关键，而且是对政府实行经济自由化的政治决心的严峻考验。
1997年秋，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15大会议上决定继续深化经济改革，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彻底改造，建立以股份制和其它私有制形式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个重要的政策转变为中国30万家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铺平了道路，而在此之前，民营化在政治上还被认为是一个禁区。
在过去的3年中，中国坚定地执行了民营化的政策。一些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的企业，例如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联通、中石化和中海油等，都纷纷进军国际资本市场。
而好戏还在后面，尽管面临着关停并转、减员增效、失业率上升的挑战，中国的改革者仍然决心继续推进民营化进程。在未来几年，中国企业计划在海外上市的融资额将继续大幅度增长。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民营化的重心将转向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有线电视、金属冶炼加工、科技等新兴行业。我们认为，中国在所有权多元化方面将迅速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靠近。
产业整合
随着中国民营化步伐的快速前进、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不得不走兼并之路。同日本和韩国等亚洲邻国一样，中国经济因多年过度投资、重复建设而面临着生产过剩的问题。生产能力过剩导致了愈发激烈的价格战，并对国家经济造成通货紧缩的压力。中国企业需要通过兼并来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寻求规模效益。
以中国航空业为例。1990年，中国航空业被仅有的一家国有公司垄断。取消管制后，中国航空市场形成了多家竞争的局面，遗憾的是，钟摆却摆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到2000年末，中国已经有了35家全国的和地区性的航空公司。由于缺乏规模经济效应，过度竞争损害了大多数航空公司的利益和活力。目前，政府批准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航空业兼并计划，将30多家企业合并到三家大企业：中国航空、南方航空和东方航空。其中，后两家企业是在香港上市的H股公司。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经济必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并会真正面对《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的有力竞争，那时候中国企业面临的兼并压力还将继续增加。我们预测，未来几年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中最活跃的并购市场。
养老金改革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建立一个社会安全保障网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中国经济重组不可避免地造成企业关闭、破产，大量工人下岗。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医疗保健和养老金)是以企业为基础的，但随着国有企业因财务状况恶化而难以继续承担这项沉重的社会包袱，这种福利制度也就难以为继。为了从社会和政治角度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国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缓解最为脆弱的失业和退休人群所面临的经济困境。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定时炸弹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4％，中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尚大大低于目前经合组织国家。但是，中国人口寿命的迅速延长(中国男性69、女性73，在发展中国家是最高的)以及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控制，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可能将进入人类历史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一个阶段，如果以法国这个西欧国家为例，其老年人比例在大约75年内翻一番，而对中国来说，实现这一转变恐怕只需要20年的时间。据估计，中国的老年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将在2020年达到22％；这样，中国将要比西欧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更早期、人均GDP低得多的时候就面临老龄化危机。
养老金改革是目前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鉴于短期压力的迫切性和长期挑战的严峻性，朱镕基总理将养老金改革列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在世界其它国家，养老金改革是一个很敏感、很复杂的政治问题。在中国，有关养老金改革的争论也非常激烈。有人建议中国采纳很多经合组织国家普遍使用的以现收现付为基本特征的公共养老金制度(辽宁省老目前就正在进行这样一种基本上以现收现付为主要内容的养老金改革的试点)但也有不少人士和政策顾问建议实行一种完全积累、民间管理和缴费确定型的养老金制度。如果后者一旦被采用，那么个人退休账户将成为养老金制度的重要支柱，与智利的养老金制度和香港近期引入的强基金制度(MPF)十分类似。
一个正确合理的养老金改革模式可能会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不同的养老金改革战略会对金融部门的发展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现收现付制度可能会抑制国民储蓄，从而有碍金融深化。而另一方面，如果中国采用了个人退休账户制度——我们认为是可能的——那么它将会极大地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如果职工和企业各缴工资单的8％，都存入个人退休帐户，我们预计到2030年中国养老金的资产积累规模将达到6．4万亿美元，占GDP的40％。强制性养老金储蓄将和人寿保险资产、共同基金以及其它形式的储蓄一道形成一个巨大的储蓄库，在未来几十年中将推动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
金融业重组
脆弱的银行体系是中国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前景的最大威胁。中国的金融体系由国有大银行主宰，其状况令人担忧。据我们估计，其不良贷款比率高达40％。虽然中国有幸逃脱了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但是这次危机的确也为中国敲响了警钟。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金融体系，国家的经济前景将不容乐观。
银行业改革现已开始启动，正在不断向前推进。1998年，中国政府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债券，为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注入了资本金；1999年，陆续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以解决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目前，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接管了从这四大国有银行中剥离出来的1．3万亿元不良资产。但是，中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破产机制和财产接管体系，也缺少有流动性的不良资产。因此，中国银行行业的不良资产盘活率将会较低——在可能的情形下，预计为30％。抵消贷款损失和为银行重新注资，估计要花费3900亿美元，占中国2000年GDP的36％。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银行业改革对财政的压力，调整银行体系的资本结构以保持长期活力，改善经营效率和提高股本回报，中国政府决定对大型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中国银行是率先进行改革的机构。中银(香港)正在积极进行重组，不久将在股票市场上市。
在中国努力使其银行部门向更加健康、高效的金融机构转变的同时，市场的激烈竞争将导致金融非中介化。银行业将面临着储户将存款转向其它储蓄工具，贷款业务减少，企业更多地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世界发展趋势类似，中国银行业相对于金融体系总资产和GDP的比重将会下降。随着企业更多地从传统的银行贷款转向证券和债券融资，以及储户更多地将流动资产从银行存款转向股票市场和固定收益的债券市场，中国资本市场将全面临巨大的扩展空间。
科技产业的兴起
中国拥有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巨大潜力。中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发展完备的教育制度、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富于创业精神的企业家文化，因此完全有能力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鉴于中国台湾在半导体、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产业取得的成就，以及印度近年来在发展软件产业方面的惊人进步，中国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科技产业。
但是，流入中国的风险投资规模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总量相比非常微不足道。为了支持企业家创业，中国迫切需要创业资金。由于国内的风险投资产业还很弱小，创业公司只好依赖于国外风险资本家的投资。然而，中国吸收的风险投资额仅占国外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很小一部分，远低于韩国和中国台湾所得到的国际风险投资。
资金撤出渠道的缺乏是吸引国外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主要障碍，尽管拥有很大的技术发展潜力，但是中国得到的风险投资却很少，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缺少投资撤出的渠道。虽然国内的证券市场增长迅速，但是得到国外风险投资的企业在上市过程中会遇到重重障碍。据估计，中国目前已经有几千家新兴的科技公司。如果它们能在国内上市，必将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扩大，从而反过来有助于中国吸引更多的风险投资。要进一步推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腾飞，建立风险投资不断增加、资本市场不断扩大、高科技产业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需要培育一个活跃的风险投资产业，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个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而资金较容易撤出的渠道，同时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中国资本市场拥有璀璨的发展前景
中国拥有高储蓄率、富于冒险的传统文化，企业由银行贷款转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个人也从银行存款转向证券投资，再加上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多样化的产业，中国的资本市场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这些储蓄的绝大部分体现为银行存款，或是藏在床垫底下。最近，虽然人们对股票投资的热情逐渐高涨，散户投资者的人数也迅速增加，但是在中国家庭目前的流动资产总量中，只有4％投入了证券市场。我们预计，到2010年这个比例将至少与中国台湾地区持平、新启动的长期契约性储蓄如人寿保险和养老保险将有助于增加对股票和债券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