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但是，也有很多企业都很感谢我，比如汇源果汁，也是德隆控股的，他们的老总是我的学生，3月份见到我，就说非常感谢我，说，他去年看凤凰卫视，看到我讲德隆的问题，当时德隆还没有垮啊，他马上叫德隆退出去，买回了德隆的股权，结果今年德隆就垮了。
我喜欢做明星的感觉
“这几年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现在我到内地，总是有人认出我来，跟我打招呼，就跟明星一样”
记：你有没有碰到企业给你钱想收买你的时候，比如，他们知道你要发布对他们不利的信息？
郎：你想，混到这个地步，能看重这个东西吗？
记：那你碰到过别人有这种意图的时候吗？
郎：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企业家跟我谈过这种事。确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结果。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我的敬畏，他们怕我万一翻脸怎么办？可是，我如此骂民企，来听我课的，都是民营企业家。多少企业家都来听我的课啊，太多了！
记：你很在乎你在内地的这个影响力。
郎：对，我今年四十八岁了，我简直不能想象当一个企业的顾问，可能两三年以前我肯定愿意的，谁不爱钱呢，那时候我不出名。但是现在我已经做了“教父”了。我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了。我现在想到的就是一个人境界的提高。
记：那你觉得你自己的能力和你的学问足以做这个教父吗？
郎：那当然。我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我只需要你的财务报表，我就能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得到的，就凭这一点，我足以称为教父。我是不是该谦虚一下？
记：你觉得这几年是你这48年最成功的几年？
郎：是的，最成功的几年。
记：你觉得你自己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郎：当然，进而治国平天下，退而独善其身。我独善其身40多年了，已经够了！(笑)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在2000年默默无名，我有一次去西安，有一个很有名的大企业的副老总搞一个研讨会，我去了，当时没有人认识我，我对他们公司提了很多批评，当时他们很生气，对电视台有关我批评的片子都说，剪掉，理都不理我。可是2004年2月的时候，我去给青岛政府部门上课，又碰到他，他已经成了总裁了，而且我肯定了他这几年的做法，他握住我的手说感谢我。这几年对于我个人而言，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他想了想，用了以下这个词)冲击。现在我到内地，总是有人认出我来，跟我打招呼，就跟明星一样。
记：你喜欢做明星的感觉。
郎：对，我很喜欢做明星的感觉。
记：你知道吗？我们了解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不是你这个样子的。他们更低调一些，埋头于研究，不会像你这么坦白，说自己想做明星。
郎：是啊，我就是这样，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人重视，做事情要有舞台，我在做研究，可是我没有舞台。现在我做出东西，当然希望我的观点可以传播和影响到更多的人。
有多少官司都无所谓
“我有炒作的本钱。而且企业家为什么对我这么敬畏，因为他们知道我说的都是事实”
记：那你告诉我，你朋友多吗？
郎：我没有朋友。
记：你觉得是为什么？
郎：他们嫉妒我吧。
记：你说过，你夸过别人但是被大家都忘记了，但是你骂别人，却被记住了。你会不会为了迎合大众的情绪会讲某些话？
郎：打个比方。你想出名吗？你不妨也去讲讲看，你能讲出来些什么呢？你看媒体会不会追捧你？都说我郎咸平会造势，会炒作，我承认炒作，哪个不服气，那你叫媒体去炒作你呀。你看媒体会不会跟着你走，企业家会不会震惊，会不会跟在你屁股后面走，不会的！
记：你觉得你有炒作的──
郎：本钱。我有炒作的本钱。而且企业家为什么对我这么敬畏，因为他们知道我说的都是事实。
记：你不否认你在炒作，但是你觉得你的炒作是有理有据的。
郎：你要知道，这是我十几年的研究心血啊。你也知道我的历史，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能人太多了，为了立足，我就得很努力学习，我有很多论文是排名世界第一的，这是我这么多年的积累来的。这么多年的磨炼和积累，才得到今天的结果。
记：你觉得你现在的名誉不是偶然得来的，也是一个必然。
郎：这是一个必然。
记：现在你要面对一场官司，以后甚至可能是越来越多的官司。你怎么看它？
郎：无所谓。至少，我现在没有看到对我有什么不好。
记：你反而更加有名。
郎：可以这么说。
专访郎咸平：顾雏军“倒腾”的就是股民的钱.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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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辞激烈的质疑给郎咸平带来了或明或暗的压力。
8月16日，郎咸平教授针对格林柯尔发来律师函一事在北京长江商学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本报记者在会前对郎咸平教授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专访。
“我敢讲就敢负责任”
记者：收到顾雏军律师函的时候，你觉得意外吗？
郎咸平：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样的律师函。此前，即便在对德隆等企业的研究报告发表后，也没有收到过律师函。
我觉他应该还是走法律程序好一点，像他律师函中所用的这个口气，让我更加火冒三丈。难道你还可以用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吗？那我就等着你。不仅我等着你，全国老百姓都等着你，看看你准备怎么做。
对于他的这个做法，我不仅不害怕，反而很兴奋。如果他像海尔一样低调，那么我反而会有失落感。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更加深了我奋战到底的决心。可能我是一个好斗的人吧。
记者：对于你挑战内地企业的做法，你的家人和朋友是怎么评价的？
郎咸平：对于这个事情，大家都比较关心。有人问会不会因此带来什么麻烦。我说不会。既然我讲了，我就会完全负责到底。包括和我一起合作的学生，我都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我会一个人负责到底。
我敢讲就敢负责任。我研究所用的一切资料可都是格林柯尔公布的。
记者：除了记者会之外，你还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郎咸平：最近有相当多的律师来找我，建议由我牵头成立一个由律师和会计师组成的、民间发起的“保护中小股民委员会”。对不法的上市公司，通过类似的研究揭示出它们非法的本质来，然后就采用法律手段进行控诉。
我也在考虑这种方法的可能性。
“我希望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记者：请谈谈你做这些研究的目的。
郎咸平：我希望通过这些研究能改变大家对于国企产权改革的思维误区，保护国有资产。这是比保护中小股民利益更迫切的一个问题。从现在媒体和网民的反应来看是很积极的，我对前景也很有信心。
产权只是企业经营中的一小部分。不是解决了产权问题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私人公司破产的比国有公司要多得多。把任何问题都归结于产权的人，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这种简单化的思维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我希望研究能够起到加速器的作用，让大家提早觉醒，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记者：有人认为你的这些研究是有利益背景的。你承认吗？
郎咸平：我是为理念而做事的。我希望出现一个寓富于民的中国社会，把财富还给老百姓。所以不允许大企业搜刮老百姓财富，保证老百姓的权利不被剥夺。
我现在衣食无虞，也有社会地位。为自己的理念做研究，我会得到更多的尊重。没有哪个上市公司老总会认为郎咸平是为钱做研究的，只有一些小人物会这么想。
国内的很多学者收入很低，但我不是这样的。我从来不否认我是很有钱的人，我在香港的房子也价值上千万。我还会在乎那点小钱吗？
“合法的操纵真是太可怕了”
记者：请谈谈格林柯尔报告的出台过程。
郎咸平：我本来就很想研究顾雏军，对他已经关注了很久。他很高调，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每当他完成一次上市公司收购以后，股价立刻大涨，业绩在几个月之中就突然变好。对于这一点，我根本就不相信。完全违反了金融原则。一个公司由亏转盈是非常困难的，公司的各方面都需要改革，这没有几年功夫是做不到的。
他几个月之内就能转亏为盈，这其中一定有猫腻，一定有某种程度的操纵。这就是我想研究他的原因。
正式的研究是从今年4月开始的。在我的指导之下，几个学生可以说是不眠不休，每天平均只睡4个小时，耗时3个月，才把这个报告做出来。
研究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所收集的资料都是公开披露的资料，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在里面。要用他自己披露的数据来证明其中存在的矛盾，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记者：此前，你研究的重心都在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方面，人们称你为“郎监管”。现在有人把你叫做“国有资产守护人”，为什么你的研究突然转到了国有资产保护上面来？
郎咸平：不是我刻意转的。我做这些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是在研究中我突然发现，问题不是那么单纯。在收购的过程中，国有资产也大量流失。这是无意中发现的。
我本来是想通过研究来证明，被收购公司突然扭亏为盈是一种数字操纵的假象。后来，我们证明了顾雏军是通过费用的调整来实现扭亏为盈的。做到这一步，我们就不禁想：为什么顾雏军能够事先调高被收购公司的费用水平呢？随后才发现，原来调整费用的时候，顾雏军已经是上市公司董事长了。这让我们很好奇，再次的调查发现，在格林柯尔所有的上市公司收购中，顾雏军事先都已经是被收购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了。费用的调整是在顾雏军担任董事长的任内完成的。
调查到这，我们又想：是谁让顾雏军当上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呢？被收购的这些企业都属于国有企业，而且都存在大股东欠钱不还的问题。根据披露的资料，顾雏军通过各种方法让大股东不用还钱了，那么是不是有“投桃报李”的嫌疑呢？
这中间损失的就是上市公司和股民的钱。
通过同意原大股东以商誉抵偿债务等方法，上市公司就被用很低的价格收购过来了。而且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公司法没有规定不可以这样做。这一切操纵都是合法的操纵，合法的自我定价。这种事情真是太可怕了。
“国有资产合法流失”
记者：你能爬ㄒ幌抡庵址⑸谥と谐∩系墓凶什魇У奶卣髀皓t
郎咸平：这些事件都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收购者和褚时健不一样，他们都会寻找最好的法律顾问，保证所有的操作都是符合中国法律的；第二，收购者会采用各种方法，来保证收购的价格是由自己来制定的。
记者：你如何看待这种类型的国有资产流失？
郎咸平：这种现象要比通常的上市公司圈股民的钱要复杂得多。它还涉及到民营企业和国企老总用国有银行和股民的钱去圈国有资产的问题。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股民，而且是国家。
这类问题在我以前对亚洲其他各国的研究中都没有发现。在以往的研究中，圈股民钱的情况很多，但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多的国有资产，所以不存在圈国有资产的问题。这种情况很类似俄罗斯。
记者：你在研究中发现，国有资产是“合法”流失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
郎咸平：之所以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就在于我们国家的法律缺位。我们国家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只要是法律条文上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但我们的公司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欧洲和美国抄来的，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在那些国家，可没有什么职工持股会，也没有什么国资局和国有股不流通的问题。因此现在我们的公司法无法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制约。使得收购者有机可乘，以合法掩护非法。
这些年，国内引入了美国的MBO管理层融资收购概念。MBO是什么？就是收购公司在外的股权。MBO的前提是股份有一个市场价格在，因此管理层可以以一个溢价来收购公司。但我们国内的情况却是不一样的。国内大多MBO的运作模式是：向国有银行借钱，收购国家股，收购的价格是由管理层自己制定的，收购完成之后管理层就变成企业的主人了。全世界就只有中国还存在这样荒谬的事情。
这些行为本来需要给予严厉打击，然而按照现行的法律，这些行为却都是合法的。
“政府干预要退出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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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海尔难道不应该进行MBO吗？对于发生在证券市场上的国资流失问题，你认为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郎咸平：海尔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就不应该进行所谓的MBO。我认为现在国有资产流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时刻。应该出台一个法令，所有国有资产的移转应该全部停止。不仅如此，还应该确立一个原则，所有国有企业的老总都没有资格拿企业的股权，只能获得期权。讲得更直接一点，国有企业的老总就是职业经理人，就像是家里的保姆，应该承担信托责任。做不好就下台，做得好是应该的。
记者：这种思路似乎与“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观念格格不入？
郎咸平：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竞争过于剧烈，而不是竞争不够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加强监管，减少竞争，多做产业整合。但是整合不能由民营企业家来做。要停止国有资产的移转。国有企业的老总也要确立职业经理人的观念。
那种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就能搞活企业的观念是错误的，很多提倡这一观念的学者都没经过研究，而是拍脑袋得出的结论。很多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以后，企业就变成老总私人的了，这是对全国老百姓的不公平，是很可怕的剥削。
国有股在全世界都有的，连瑞士都有，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呢？因此国有股并没有错，但是要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的老总都要定位为打工仔。做得好就拿高薪，做不好就应该走人。此前，国内更多地讨论国企老总的收入太低了，但却很少有人讨论一下这些企业老总对国家的责任。这其实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必须同时兼顾。我们国家并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我们只是存在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的缺位。
现在的迫切问题也不是国有企业要退出市场竞争，而是政府的干预要退出国有企业。不是应该把国有企业连根拔起，而是应该把国有企业背后指指点点的人连根拔起。股权是属于国家的，但是经营者也必须获得经营者的主动权，按照市场规律把企业经营好。
我的这些观点都是以我对各国国有企业的研究为基础提出的。我有资格讲这些话。
严管类金融控股公司.txt
郎咸平：严管类金融控股公司
在德隆事件以后，国内大型企业集团趋之若鹜的类金融控股公司正在积聚越来越高的风险，应该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目前国内最主要的类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实业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如德隆集团,首创集团、东方集团、海尔集团以及新希望集团等企业。估计类似的大大小小型企业在全国范围内不下三四百家。第二种类型是指金融企业控股其他金融机构而形成的控股公司。例如中国银行控股香港中银国际，工商银行控股香港的工商东亚,摩根士丹利和建设银行控股国内中金公司等。德隆的前车之鉴，为这些企业敲响了警钟。
德隆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
德隆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德隆类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模式和多元化经营策略的失误。资金链条的紧张是其发展模式和经营策略的必然结果，外部金融环境的变化只是德隆问题浮出的催化剂而已。
首先，德隆的发展模式具有内在的缺陷。德隆的战略目标和其他民营企业一样是"做大做强"，其模式是以产业和金融为两翼，互相配合，共同前进。但是，实业与金融毕竟性质不同，产业整合的速度，总体上说无法跟上金融发展的速度。因此，这就产生了结构性的差异。风险的把握，全在于两者之间的平衡。
为达到这种平衡，早期德隆通常的做法是：先控股一家上市公司，通过这个窗口融资，投入产业发展，提高公司业绩，然后再融资进入下一个循环。可以说，这是一种资金利用率非常高的运营手法，通过杠杆作用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来壮大自己。但是，单单通过直接融资是远远不能达到德隆的战略目标的。随着德隆系产业的扩大（目前德隆系有177个子公司和孙公司），德隆必须依赖大量银行贷款才能维持资金链条，支持其发展战略。因此，德隆通过将持有的法人股抵押贷款，或者通过所属公司互相担保贷款来解决资金问题，这些资金主要来自四大国有银行。例如，湘火炬、合金投资、新疆屯河3家公司的债务规模在德隆入主后均大幅度攀升，多家对外担保额超过了净资产的100%。
此外，德隆开始介入金新信托、厦门联合信托、北方证券、泰阳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等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昆明、长沙、南昌等地的商业银行，希望把风险都控制在内部。德隆以各种项目及关联公司之名，从这些金融机构中取得资金。在银行贷款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一旦产业整合不利，银行紧缩贷款，德隆的资金链条立刻出现险象。
德隆注重了横向的、内容方面的互补性的投资，如金融和产业、产业链之间的互补，而忽略了在投资节奏方面的结构安排，即长、中、短期投资的比例结合不尽合理，长期投资的比重过大，影响了资产的流动性；更多地看到富有诱惑力的投资机会和产业整合机遇，忽视了公司高速成长带来的潜在风险。
德隆缺乏精巧互补的投资安排
德隆对于长、中、短期的投资组合节奏把握欠佳，因此对于资金回收时间的掌握就显得不到位。举例而言，一方面，德隆大量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没有配合短期项目，以理顺资金的回流，这是第一个风险。另一方面，对于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并没有拉开投资的时间，不能保证资金顺利地回收，这是第二个风险。因此，德隆一旦碰到全国性的宏观调控，立刻发生资金链断裂危机。这是德隆发展模式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不能避免的，比如通用电气和中信泰富。
如何应付第一个风险可以从通用电气的案例中得到一些启发。美国通用电气前CEO韦尔奇通过长短期业务的巧妙安排，使旗下的各个行业能够互相补充，熨平行业周期和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韦尔奇的做法也是德隆所欠缺的。
下图是通用在1994-2001年按业务周期性分割的EBITDA（息税折旧前净利）。当时,通用长周期性业务为: 航空引擎、能源系统、技术产品服务、而短周期业务为电器用品、工业系统、物料/塑料业务、NBC电视网。 我们发现在1994-1995年间当长周期性业务负增长短周期性业务有着正增长;但是在2000-2001年间，当短周期性业务负增长时,长周期性业务带来正增长。由于长短期业务的互补作用，使得加总后的长短周期性业务EBITDA有着稳定的增长。通用电气的案例说明了长、中、短期配合的重要性。
以一个企业的经营而言，要达到类同通用电气形成的长、中、短期的有效配合绝不容易。如果企业经营的都是短期项目，那么风险还低一点，如果都是长期项目，那么企业如何管理长期项目投资节奏就显得相当重要了，这一点可以参照中信泰富的长期项目风险管理。
对于长期项目而言，如果没有短期项目的配合，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拉开投资的年限。我们发现，中信泰富以平均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把资金投放到回笼年期较长的项目，并且利用回流的资金循环再投资，以延续未来盈利增长动力。在周期与周期之间，中信泰富多选择回笼期较短的项目，以保留实力。
举例而言，1994年，中信泰富大举进军香港地产市场，单在房地产已投放61亿港元，成为当年投资重点。由于建筑时间长，到1996－1997年项目完成及推售时地产盈利贡献才大幅上升，但在1997年急速下跌。在物业建筑期间，即1994年底至1996年，中信泰富将投资重点移到基建项目上。但是基建业务的盈利到1997年后才大幅上升。同样在1998年，住宅项目销售高峰期过后，地产盈利贡献下跌，此时基建项目刚好进入收成期，来自这方面的增长正好弥补萎缩中的地产盈利贡献。这种投资的编排及后再次出现。1999年竭力减债后，中信泰富于2000年大举投资电讯业。两年后，电讯业务盈利贡献增幅显著，从2001年3亿3千万上升至该年6亿4千万，此增长刚好填补因减少国内基建项目而出现的盈利缺口。
这种投资次序的编排，令来自不同行业的盈利增长于不同时间出现，而扩大长远发展空间。这种有序的投资策略，除分阶段提供增长动力外，亦可使处于收成期的项目的回流资金，用于新投资项目上，避免出现资金紧张的情况。
类似的做法在德隆的投资策略中就显得极为不足。在实施多元化策略时，目标却往往变成"做大"，一味追求无节制的扩张。
德隆本来可以通过精巧的长短期投资安排使德隆系从容不迫地获取资金，前瞻性地进行不同行业的"互补"。但他没有这么做。德隆用股权抵押、担保贷款等短期融资去投资长期相关产业，而且其收购公司的做法粗糙而简单，大小好坏通吃，可以缓解这个风险的办法之一就是放慢扩张速度，但德隆做大做强的特性决定了他们不会这样做。
德隆产业互补的盲区
德隆所谓的"横向及内容互补"也存在问题，德隆根本不理解所谓的产业间的互补。
以和记黄埔为例说明"横向以及内容的互补"的重要性。和黄有七大行业，包括通信、港口、零售、地产、能源、金融和基建。这些业务之间是否存在互补性，不是靠拍脑袋或凭感觉就可以决定的，这必须由实际资料做说明。如果将该七大行业分别讨论，各行业的最低成长率是负50%(零售业), 而最高成长率是正200%(能源业)。但若我们将这七大行业当成一个资产组合而取一个加权平均成长率, 那么最低的成长率是负5%而最高的成长率是正20%, 波幅足足小了近10倍。这种波幅大为减少的现象大幅减低了企业经营的风险。以零售业为例，我们发现在所有和黄的七大行业中, 零售业的成长率不但是最差的而且是波幅最大的。1998年的成长率是所有七大行业中最差的负30%, 1999年又跳到七大行业中最好的正50%, 2000年狂跌至七大行业中最差的负50%, 而2001年仍维持在七大行业最差的负20%。因此如果和黄零售业本身是一家独立的公司, 那么他能否生存可能都是问题。但是整合后的资产组合却抵消了零售业的风险。
但是以德隆金融产业的组合而言，根本谈不上互补。2004年年初，国家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德隆所涉的几个主要行业恰恰在被调控的行业中。在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后，德隆的金融和产业之间不但不存在互补作用，而且是相互牵制。
更具体地说，德隆利用股权抵押和担保贷款方式从事产业投资正是将金融和产业紧密地挂在了一起，当经济产生泡沫时，金融机构较宽松的信贷助长了德隆的产业急速扩张，但当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德隆急速扩张的企业资金需求迫切之时，信贷规模的缩减立刻冲击德隆产业而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而且这次宏观调控的产业有部分正是德隆所从事的产业，因此所受冲击更大。
此外，德隆虽然虽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商业银行、租赁公司和证券公司，但是这些公司很难说是独立的公司，这些金融机构的存在不但对德隆的企业不能起到互补的作用，反而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也就是部分金融机构对德隆的资金输送在泡沫之时加速了德隆产业的急速扩张。
按照我前面的分析，德隆并未在事前针对这些行业的特性形成长、中、短期的互补以及横向、内容的互补，因此德隆事后的救急措施就特别值得关切。根据媒体的报道，德隆正在采取措施挽救这个局面。
简而言之，德隆未来的必然结果是：第一，变卖资产；第二，寻找战略投资人挽救危局；第三，放弃偏离主业较远和回收期过长的业务；第四，减少投资规模，注重企业的现金流。目前德隆的总资产大概是450亿元左右，如果还清了所有积欠款项，包括200多亿的银行贷款以及同样金额的私人贷款，我想德隆的净资产将所剩无几。一个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由于依赖金融与产业的错误整合思维而沦落为一个极为普通的小型企业，还不能让我们警醒企业盲目做大做强的悲哀吗？
德隆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德隆一家面临的问题，许多大企业通过类金融控股公司运作而过度膨胀的现象，更值得反思。
如何监管类金融控股公司
由于金融业本身的风险就相当特殊, 因此增加了类金融控股公司的操作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了有效防范风险，就必须整合资源，实现规模经济, 提高管理水平，例如前文所谈的长、中、短期与横向、内容的互补等等。而且国内有些类金融控股公司还不理解各种类型金融机构的定义，也不知道如何防范风险，更不知道如何经营, 只是赶时髦盲目的成立类金融控股公司，总以为控制了金融机构就能得到资金支持，就能促进产业的发展，例如德隆。
以这次德隆所产生的后遗症看来，政府的监管显得姗姗来迟，而且基本上都是在亡羊补牢，不是防患于未然。当中最主要原因是当一个企业集团例如德隆形成类金融控股公司后, 由于控制着不同的实业企业和金融企业，本应受到不同监管当局的监管。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的法律、法规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章均未对金融控股公司作过严格的定义界定，造成监管的困难。
德隆的问题虽然已经受到了金融监管当局的严格监管，但对于类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困难度可能目前还未受到有关当局的注意。类同于德隆集团，首创集团、东方集团、海尔集团以及新希望集团等的类金融控股公司存在几项有关当局不得不注意的问题。
第一, 资本充足率问题。建立资本充足率制度是监管金融机构制度中一项基本内容。如果母公司控股金融子公司E5%的股权，金融子公司E又控制子公司C5%的股权，该子公司C又持有母公司6%股份。母公司与子公司E、C间的资本就有重复计算之嫌，并且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第二, 财务杠杆风险问题。由上图可以看出整个金融控股公司间的控股关系复杂。如果母公司和子公司利用相互担保方式由金融子公司E套取贷款, 而只要有一间子公司经营稍有不慎，其风险即刻传播到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
第三, 金融风险问题。类似的案例1997年在泰国金融危机时多次曝光。假设上市子公司D向母公司用100元价格买下一块价值为零的荒地, 而该子公司D又将这块地抵押给金融子公司E换取银行担保再向外商银行借外币贷款。如果上市子公司D无法还钱, 则风险立刻转嫁到金融子公司E造成金融危机, 而100元购地款则被母公司以价值为零的荒地所圈走。最后无可避免的造成外商银行和金融子公司E间的国际金融纠纷。
第四, 资金违规进入高风险市场的问题。由于金融控股公司股权结构过于复杂, 因此增加了资金流向监管的难度。金融控股公司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以负债资金投资子公司，还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以子公司为载体从金融子公司E融通大量的资金，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以金融子公司和其他子公司进入高风险的市场例如股市期货市场进行炒作，最终极易引发金融危机。
第五, 从业人员资格不足问题。目前国内的金融控股母公司主要负责人多为金融业务门外汉,但他们往往又是下属金融子公司E的实际决策人,掌握了资金的调度权和日常经营决策权，但监管部门对其缺乏任职资格的监管。因此由于金融知识的缺乏，故意违规操作、往往会产生重大的金融风险。
德隆所产生的问题，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我们对目前还未纳入严格监管的类金融控股公司了解不够。因此，建议有关当局应该针对类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形成一个整套的思路与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否则将来还有第二个和第三个德隆相继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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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不养高科技
作者： 郎咸平
“科教兴国”和“高科技导向”等等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但是我国发展高科技是不成功的。根据《国际竞争力报告》分析，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五个方面，研究与开发财力不足、科技人力资源效率低下、科技管理水平低下、科技基础设施水平低下、人力和财力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这就是我国研发的状况。
这种状况让人非常担心，不能不给我们以警惕。
高科技发展不成功
根据2000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排世界前列。我们可以来看这么一组数据：1998年以来,我国研究与开发人员数量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一位，而同期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研究与开发人员数量分别是中国的58%、57%、28%、19%；在年龄结构上,我国专业技术队伍趋于年轻化。根据1997年统计，35岁以下的专业技术人员占50.5%,50岁以下的占86.7%；在教育程度上，我国1998年以来专业技术人员受教育的程度大幅度提高，基本与发达国家接近。
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科研人员数目与年轻化趋势显著提高。在《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中，科技竞争力是其八项指标中的第七项。而根据这份报告，我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继1999年大幅度下降12位之后，在2000年度报告中的排名又下滑了3位，位列第28位；我国2000年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也比1999年下降2位，位列第31位。
根据瑞士管理学院的统计，我国科技研究开发效率低下。按每万人产出专利(包括国际专利与国内专利)的件数，我们作个比较：中国每万人产出专利为10.8件，而美国为1714.4件，日本为1737件，德国为1534件，法国为1504.9件，都超过中国150倍以上；英国为984.8件，韩国为554件，是中国的50倍以上；就拿印度来比，人家为446件，也超过中国40倍。
我们的研究人员数量是世界之冠，但我们的产出、我们的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这第28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基本没有创造力的国家。
科研思维：“中餐馆”敌不过“麦当劳”
我国高科技企业有下列五大特点：首先是研发人员工资最高，流动性最大。根据《高新技术企业状况与研发管理调查报告》的结果，52.6%的企业人才流失率在3%以下，而37.7%企业人才流失率在3至10%之间。表面上看我国高新科技人才流失率是远低于西方国家(西方大约是10%左右)。但这个现象完全不值得乐观，因为低人才流失率说明了现有人才的二级市场是几乎不存在的。而其不存在的原因为高新产品不是市场主流产品，而是属于配套或边缘产品，因此二级市场小。另外，人员流失大部分属于拔尖的科研人员的系统工程师。如此一来，反而造成各企业严重人才荒。
其次，研发人员层次很高，但研发效率很低，科研产品很少。调研结果显示，被调研的企业在技术发展方面，以博士为专业技术带头人有30%，硕士为专业技术带头人有45%，以本科生为专业技术带头人有24%。由此可见，我国企业高新技术专业带头人的学历结构与国外发达国家相当。而70%公司的研发队伍九成以上的科研人员都是本科以上学历。但是每万人的专利产出却居于世界末位。
另外，科研产品问题很多，维护服务压力很大。这与我国高新科技企业重创新、不重测试有关。我国64.9%的企业注重技术创新，高科技企业中，64%对于测试的投入都维持在5%至30%的水平，21.9%的企业在5%以下，只有14%的企业在30%以上，这与西方40%的水平相比是显然不足的。而且我国企业的测试质量还是比较差的。在国内所谓的测试大部分是由研发人员进行测试，而国外所谓的测试是由独立专业的测试人员进行测试。这是东西方基本上的不同。
同时，企业在研发方面投资大收益小。大部分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总体上是比较大的，有52.2%的被调查单位的研发投入占到了主营收入的3至10%，达到世界先进国家标准。有近30%的企业研发投入更高。但问题是高投入并未能带来高科研产品。
最后造成的是“老板给员工打工”，高新科技企业过分依赖研发人员，总是担心他们跑掉，想方设法笼络，没有认识到决策和管理的关键作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有23.1%的企业有认识。这个比例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新成立的高科技企业和倒闭的企业都很多，一批批“先烈”倒下去了，一批批后来者站起来。在国内，这是高新科技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如果这种现象不断重复的话，可能3年后现在的企业又要倒下去一大批。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现象，我们需要的是持续的竞争力。
但是我们的高新企业最缺少的就是持续竞争力。调研结果显示，64.9%的企业重视技术创新，而只有35.1%重视技术积累。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另外，只有15%的企业了解到管理控制才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的关键。其他所谓技术人才(27.1%)和市场需求(43.2%)竟然占了绝大多数。人才和技术只能替产品创造竞争力，但竞争力不是高新科技成功的关键。只有持续竞争力才是关键。
我们不妨提一个形象一点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有“麦当劳”，而中国只能有中国餐馆？“麦当劳”的味道并不如中国餐馆的好，但它各分店的味道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它成功的地方。而你到中国餐馆，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大厨的手艺不错，炒的菜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因为这个大厨的手艺是无法复制的。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西方的高新科技企业是利用“麦当劳”这样的工序研发，而国内公司的研发却类似中国餐馆的经营模式。这样，中国餐馆(高新企业)永远达不到如同“麦当劳”(微软)的全球性企业规模。
制度建设是关键
那我们应如何将中餐馆一样的研发理念转换成西方麦当劳式的研发理念呢？
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企业纪律化的思维。我去过许多企业，发现许多企业的员工无论是听讲座，还是座谈，都会有人出出进进，上厕所，打手机，大口喝水，这种情况在西方企业很难看到。有些企业的老总，在开会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打扰，签个字，接个电话。这种见惯不怪的现象，实际上都是企业无秩序的一种表现。
虽然说老总在开会时签个字不致使企业受到什么影响，但我认为如果企业规定好了开会不许做其它的事，那么老总就应该做到，因为这已不再是简单的纪律问题，而是思维的问题。一旦出现破例，企业老总的思维就陷入了不讲程序、不规则的传统思维中。所以，要想使高新技术企业做到讲方法、讲程序、讲纪律，企业老总最需要培训。遗憾的是，许多老总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且根据观察，在深圳许多高新技术企业虽然也有文档记录，但是文档的操作性都很差。这是为什么？还是个纪律问题，大家都在随心所欲，认为少一点、漏一点没关系。我想强调，一个没有纪律的团队根本是无法发展成微软的。
此外我们应将纪律的思维转换成工序。我们还是以中国餐馆为例。它可以借鉴麦当劳的工序。比如，我们可以把大厨经典炒菜过程分解，设计成20道工序：第一道工序(A)切葱花，按规定好的标准切；第二道工序切肉丝(B)，也老老实实按要求切……下一道工序(C)倒酱油，别凭感觉，须用设计好的勺子倒满一勺；再下一道工序(D)调好一定的温度炒菜，规定炒6下就6下，不要多也不要少……每道工序严格按规定做，千万不要创新。这样炒出的菜肯定难吃。可能是大厨1/10的水平。但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有什么好处？——这样可以积累手艺！比如，炒出的菜端上桌，客人吃了说太咸，回头你可以告诉C，你可以把勺子换个小一点的，如此反复，不断累积、不断改进，甚至可以输入电脑，形成电脑程式。这样到最后，你可能达到大厨80%的手艺。但这就够了。做到这一点，你还怕跑了大厨吗？你甚至可以像“麦当劳”在世界各地开分店。
“麦当劳”就是这样累积手艺的，它的分店开到世界各地，谁都可以去做它的薯条。“微软”也一样，从WINDOWS95到2000，其产品也就相当于“麦当劳”的汉堡。然而，正是这一简单的思路，创造出西方辉煌的科技文明。
但在中国呢，企业流动最大的往往就是“大拿级”的关键人物，一个人走了就带走了一切。这就是标准的中餐馆式的经营思维。我所谓的工序思维就是用制度取代大拿，也就是前例所谓20道工序炒菜取代大厨。
传统文化不养高科技
我们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维也对高科技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我将东西方的文化思维与其对高科技的影响做一解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在西方理念中，就不这么看，失败必然是决策或管理失误，是要负责任的。我们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在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中，有32.6%的企业管理者认为高新技术产品研发成功与失败是可以理解的。而企业研发人员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失败是自然规律。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研发活动中，企业管理者放弃或淡化了对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目标的控制与管理，因此只有23.1%的企业认为控制与管理是重要的。企业研发人员追求自身能力的体现，谁都不关心和对高新技术产品研发成功与失败负责，甚至认为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成功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