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崇尚“杀鸡不用牛刀”、“以少胜多”、“四两拔千斤”。为什么呢？我认为我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悲剧英雄”。我们的文学戏剧里所歌颂的往往是以少胜多的事例，例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杨家将、文天祥、史可法、岳飞等等。但我们历史上绝对不缺乏以多胜少、以众胜寡的事例。例如汉武帝时的卫青、霍去病，当这些大将军出征匈奴时，他们必定采用以众胜寡的策略，经常以20万大军吃掉匈奴2万之众。而且武器也是最先进的。当时的汉军使用的弓叫“钢弓”，这种弓涂上了一层黑漆后，变得更加坚硬，且能比一般弓多射出100公尺，成了当时塞外之战的决胜利器。可是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例呢？知道的人不多。
也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不重视“以多胜少”、“千斤拔四两”。在研发中，则形成了喜欢少花钱多办事的思维，多花钱就代表没水平，这是我们的思维。但西方理念崇尚遵守规律，如活动遵守规律，过程受控制。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中，追求最少付出，寄希望于小概率事件。例如许多企业宣传和奖励有那些条件不具备(如资金、设备或环境)，储备不充分(如备有技术积累和经验)，过程超常规(不按程序和规范进行)，但获得成功的项目和个人。这些项目风险很大，成功率很低。这种宣传和奖励的导向，将引导企业进入风险领域。这些小概率的项目的成功是建立在大概率的项目失败的基础上。这也正是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短命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根据调研结果显示，有17.4%的企业研发投入仅占主营收入3%以下，这基本上就是属于小概率的项目。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什么叫水平呢？就是做出来的事没有错误，对工作的要求也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有这种追求完美的思维呢？我想可能与我们从小到大一到考试就追求100分的绝对完美心态有着直接关系。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加强错误的测试与验证过程就被视为一种资源浪费；而在西方理念中，完成的工作必定有错误，而且，高科技含量越大，错误也就越多，这不是无水平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加强错误的测试与验证是成功的必然保证。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接受错误的思维呢？我想很可能与西方考试制度不同所致，基本上西方是以曲线打分，只要你在全班前30%，我就是A，虽然你考试犯了很多错误，但你仍然相对上是最好的。因此西方人勇于接受错误的思维远远的高于东方人。但表现在科研上就形成了西方重测试改正错误而东方人不重视测试。这个心态能在此次调研中被充分体现。有85.9%的企业测试支出占研发总费用比率是远远低于西方的40%水平。
我们的工作一般要求“内行领导内行”，高新科技企业尤其如此。我们的研发人员多透着这么一股味道：说我不行，怀疑我，你自己来，老子不干了。所以，我们的研发机构一般提拔什么样的领导呢？就是要提拔研发组中最好的研发人员当组长，否则，镇不住下属。根据调研结果显示，76%的公司是从技术部门的技术尖子中提拔，而只有24%的公司从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中提拔。但在美国，科研人员拿不了MBA的话就别想当“组长”。西方研发机构中，往往是学管理的“外行领导内行”。“内行领导内行”有什么错呢？比如评价研发人员工作，我没水平，怎么评价人家呢？所以要找一个最有水平的人来当“组长”，他才可以给下属“打分”，这里便有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但这一观念不利于企业研发的发展。再看西方的“外行领导内行”。当研发人员发明出一种产品的时侯，他自己须证明自己的产品是好的，而不是由领导来评估。因此，他就写很好的报告，做出很好的模型，他还要对产品进行一遍一遍的测试，拿出数据，来告诉这位“外行”领导我的产品有多好。这位“外行”领导用什么眼光来评价你的产品呢——他是个普通消费者，这个“普通消费者”说好了，你的产品才OK。
由于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管理中，追求个人的能力和作用。例如我们经常听到政府和企业奖励有“特殊贡献的专家”，但很少听到奖励有“特殊贡献的团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必然导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更不要说当“鸡身和鸡尾”。这也正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长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心底，我们是相信奇迹，崇拜奇迹的。根据调研结果国内有54.6%的企业倾向于期望某个研发人员突然间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能赚大钱。可在西方却不然,他们只相信规律，不相信奇迹。他们不会倚重于个人的创造能力，而更多的依靠制度的运作。
东方文化崇尚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以，一鸣惊人”、“愚公移山”，“铁棒磨成针”。而西方文化崇尚现实目标。如“相对优势”、“阶段目标”、“综合指标”。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技术是否先进，水平是否领先，没有进度和时间观念，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甚至“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把 “愚公移山”和“铁棒磨成针”作为新产品的研发的座右铭。因此，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研发进度不断延期，经费不断追加，状态不断更改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已成为我国企业技术产品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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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中国的教育摧残民族创造力
新快报记者 郝帅/文
提起他，总是有些人恨得牙痒痒，但一旦他出现在百姓面前，却总能被欢呼声所湮没。
在网上的民意调查显示，他被推举为最受人欢迎和尊敬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却连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提名都进不了；他为主流经济学界所不容，但却一直为中小股民撑腰说话。
也许你觉得他勇敢，也许你觉得他幼稚，也许你觉得他满纸荒唐言，也许你为他拍案叫绝，但他对外界的欢呼谩骂从来不在乎，他只想说自己想说的，做自己想做的，他就是饱受争议的经济学家郎咸平。
对话
我们培养出的都是非黑即白“人才”
教育周刊：您曾经说过读完本科都没有创造力，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郎咸平：难道不是吗？就像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对一个问题的看法非黑即白，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企业不能做大做强，结果我们的高材生就跑过来问我，难道要做小做弱吗？我谈的只是一个规律，只是说明中国企业太浮躁了，做大做强一定会出问题，但不是说要反过来做小做弱，难道就不可以折中吗？其实这个社会90％都是灰色中间地带。
但没有创造力不等于废物，很多岗位都不需要创造力，只要能重复就行了，因为这个社会不可能都是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
韩国的兴起是民族创造力的兴起
教育周刊：您怎么看中国的精英教育？
郎咸平：中国高考制度是一项非常能摧残创造力的制度，有创造力的人都是第一批被高考淘汰。如果我们培养出的人才没有创造力的话，我们怎么能期望培养出有创造力的企业家？我就是精英教育的牺牲者，深受高考体制毒害，所以我创造力还可以（大笑）。
一个民族是否缺乏创造力，只要看他的传统文化就够了，所以中国昆剧、越剧的衰退充分证明了这点，因为艺术是最需要创造力的。
现在我们整个民族的创造力有问题。我一直强调，一个企业家怎么在国际化中生存下来，一个企业怎么能在强手如林的情况下独占鳌头？其实不是拼资金、科技、人才，而是需要创造力！创造力，这才是是基础，资金、人才、技术都是服务于战略性创造力思维的，日本衰落了，取代他的居然不是中国，而是韩国。这两年，韩国的企业异军突起，如他们的三星电子。
教育周刊：据我所知，韩国的高考制度和我们是一样的，甚至更加苛刻。
郎咸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困扰了我很久。韩国的高考制度的确是扼杀了民族的创造力，这点和中国一样。但是你知道吗？三星电子为了产品外观的设计，专门建立了一个培养手机产品外观学员的学院，专门培养创造力。研发中心提供创造力的培训非常密集，光是手机外观设计人员就有500多人，都是他们培养出来的。
韩国人知道自己民族没有创造力，所以专门去培养这样的人才。其实，创造力不是不能培养的，完全可以亡羊补牢的，但我们是不自知，更遑论培养了。我们的创造力从大宋就开始被扼杀。到现在，我们最喜欢的电视剧《汉武大帝》、《走向共和》这些片子，这其实就是宋朝的理学，理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考据学，这需要什么创造力？我们对一个做饭的女人拍个一、二集就完了，而韩国能拍出80集的《大长今》！韩国的兴起是民族创造力的兴起。
教育周刊：您比较喜欢美国的自由经济理论？
郎咸平：中国理解的美国自由经济很简单，认为他是一种无序自由，其实中国才是。我们现在到处都充斥着低水平、重复浪费、恶性竞争，而美国恰好是规划性的、有序的自由竞争，大家要正确理解美国，它的自由竞争是政府干预的，是有计划的。
其实美国最伟大的是它的文化，是它的好莱坞，因为文化是最需要创造力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衰退，比古代时还要衰退得厉害。以前很多人去周庄旅游，但现在已经很少了，因为周庄以前的最有价值的老建筑都破坏殆尽了，只知道一味盖新的，当地政府不仅不发扬传统文化，还一味破坏人文文化。
骂可以，但一定要用数据说话
教育周刊：您支持丘成桐先生骂北大？
郎咸平：我是支持他，大力支持他，他反对北大学霸这件事情的确需要支持，我认为丘教授是有的放矢的。他曾经是我的同事，我的师长和前辈，虽然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我一直很佩服他的学术态度，我认同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是个很诚恳很用功的数学家。
我的观点是，骂可以，但一定要讲究数据。连数据都搞不清楚的学者就不能叫学者，但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没有数据地乱唬人。所以丘教授这种严谨的学者形象需要树立。学者当然是要站出来发言，但要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批评企业和政府官员都有理有据。和我一样，我批评谁不是因为我和谁有仇，只是对事不对人。
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
教育周刊：你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广大百姓的利益？
郎咸平：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所以显得我很特殊。我认为整个社会必须以老百姓为唯一考虑前提，反对一件事是因为它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经济学家该干的。
有人问我，为什么老总要做好？我反问他，他做好不是应该的吗？他的责任就该他负。但人性总归是自私的，所以我提倡严刑峻法，就是要矫枉过正。
教育周刊：你觉得你能改变吗？ 郎咸平：改变不是最重要的。提出来是前提，如果提都不提才是最可悲的。改革开放28年，我不提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因为大家都不遵守游戏规则。历史越久的国家，潜规则越多，太多积淀取代了游戏规则。在美国，你一笑他就以为你在笑，但在中国，含义就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树立规矩和法制。
郎咸平语录 ●与其说是韦尔奇传奇，不如说是韦尔奇泡沫，韦尔奇带给GE股民的是一堆泡沫。 ●我反对“国退民进”，即使企业家干得再好，也不能把企业送给他！ ●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是经济学家拍脑袋想出来的。 ●我讲一句大话，假如哪一个企业家的所作所为是我郎咸平看不出来的话，我从今天开始封剑退出江湖！ ●新的腐败利益集团，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再勾结腐败的专家学者形成牢不可破的改革铁三角，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肆敛财，然后控制媒体。媒体被其所用，误导群众，然后把这种不合理说成合理，这就是舆论导向。
记者印象 “千万不要介绍我是长江商学院的教授，我被开除了。”如果不是刚刚采访过，我怎么也无法把他和那个尖锐的经济学家联系起来。眼前的郎咸平时不时爽朗地笑着，还时不时开着玩笑。
交谈中，我被他的直率冲击着，有时他的棱角锋利，像浑身是刺的刺猬，他看得到、想得到的人都可能成为他攻击的对象。但慢慢地，我发现他的攻击是没有倾向性的，就像他说的，对事不对人，在这点上，他有点像个孩子。
他对中国经济文化现状的批评站在绝对的立场上是对的，但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中国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提出来也不一定能解决。“但一定要提出来，否则就一点没希望了。”郎咸平说。
他的话使我想起了鲁迅讲起的铁屋子，也许此时振臂一呼使得民众认识到了我们在改革中的诸多弊病，但觉醒了一定是好事吗？能否冲破这个桎梏，谁也不能肯定。
我依然觉得他的做法不太符合国情，但郎咸平说，现在的中国需要矫枉过正。 （日京／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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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
来源：郎咸平/强国深入讨论区
提要：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数据证明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我们的能源使用率浪费是日本的九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日本吗？你是欧洲的五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欧洲吗？你是美国的2.9倍，比得上美国吗？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的主导政策方向是有问题的，我们很少认清楚事物的本质，都是一窝蜂地冲向房地产市场。
主持人：我们非常容幸地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为我们做主题演讲，一位是郎咸平博士，郎咸平博士是美国霍顿商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首席教授，是近年来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第二位重量级嘉宾是铜锣湾集团总裁陈智先生他现任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地产联合会主席，陈智先生从1996年起就在中国提出了Shopping mall的概念，今天我们还要请出几位合作单位和大家一起分享两位嘉宾和他们平时在自己的企业运营中的一些心得。
郎咸平：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题目，沉重到什么地步呢？各位回想一下，我国这么多民营企业家，基本上不是房地产商就是投资巩固商。一个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结果并没有看到我们的经济体系出现像三星电子等等具有竞争力的行业，而是不断地在房地产行业里面打转转。我很有幸最近访问了两个城市，一是银川，另外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是武汉。银川在上一届的领导领导下小而美，这次我去了以后领导改了思维要发达一个大银川，要以房地产拉动银川的发展。这次武汉市邀请我对武汉市提出个人的意见，会前武汉一直跟我打招呼说请我要骂他（众笑），我不会骂他。武汉也希望以房地产提升发展，在会上武汉市提出一个数据，武汉市的平均房价是三千块钱，并没有所谓的泡沫现象，我当时说可能我这个人才疏学浅，历史上的经济没有哪个是以房地产出现的，这个思维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城市连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光盖房子能把经济拉动起来吗？最多拉起来是泡沫而已，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不理解。
深圳、香港或者是银川，或者是大武汉，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我们所应该追求的是这个城市是一个独特的竞争力，以竞争力发展一个城市的未来，这个城市上去了，民生富裕了，房地产是一个后续的工作，要发展一些配套的措施，房地产推出来才有人去买。这个过程如果颠倒过来，拿房地产作为增长产业将会是什么代价？到最后你会发现房地产的泡沫反而阻碍了这个城市的发展。
举一个例子，大上海的发展，上海的房价之高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一个银行而言，他要设立一个办事处他到底是去上海承受两三倍的高地价还是干脆去北京算了？这个浅显的道理说明高房价所带来的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你看那个城市发展是红红火火的，背後是城市的竞争力不断上升，我不敢想，小小的城市每平方米三千，我想谁买得起来？他们说好卖得很，我听了都难过，这个都是炒作。以房地产发展经济水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对于房地产行业寄予太多的厚望，缺乏行业的组织，更多的是缺乏一个主要的思路。我们很浅显地认为这个城市短暂的繁荣最重要，短暂的繁荣当然可以靠房地产，对各种原材料增加内需，各个行业短期内看起来是很红火的，但是长期之下怎么办？这个城市的经济能力在哪里？话说回来，这一次香港的立法局代表团来到深圳跟广东其他城市很激动，说我们是否应该把制造业再引进香港？谈了很多很奇怪的话题，香港一些比较专业水平的理解提出一个批判，就是“回答我，除了中央政府替你搞的拉动你的零售业的条例之外，你有什么样的竞争力？香港有什么广东省没有的竞争力？”没有一个竞争力的城市如何长期地打算和发展呢？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宏观格局的问题，但是这个房地产问题要落到实处，到底这一次的宏观调控对我们房地产业是什么样的调整和什么样的思维过程？我们讲房地产本身我想说明的问题是思维层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总的方向是错误的，全国的房地产是非常危险的，这几年我从来没有对于国内听过国内有三星、通用电气跟他们学习他们发展的行业，我没有听过一个城市谈过这个问题。甚至在大上海地区“科教兴市”，对于这个话题我在上海演讲，我说科教兴市的本题要搞清楚，科技能不能振兴一个城市。反过来问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整个浙江地区、大上海地区的高科技发展是怎么发展的，除了本地高科技产业以外，不可讳言，台湾的IT产业大逃亡到大陆，是一个重大的转机，你们认为像这样的行业在国内是有前途的吗？台湾的 IT行业为什么会出逃到大陆？这个理论我们一直没有谈过，事实上这也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我最近做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案例，我们发现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各省市注意的，尤其是这些希望发展房地产的，连浙江省、大上海地区以IT产业为主导的长三角地区我认为他们面临很重要的危机，我拿三星电子和台湾的IT行业做比较，三星电子最后展现的实力有几项？第一，他有上下整合的价值力，第二，他有全世界13个全球设计中心，三个设计学院，专门设计产品的外观，才能席卷市场，他还有很好的价值链，利润特别高，他有成本低，他有特殊的结构，让他的创新能够随时随地地得到保证。所以在他十年之内超日赶美，两千年财富派名他排95名，三年跃升了六十多位到三十几名，在国内我没有看到如此成绩的公司。
台湾IT产业出逃大陆是为什么？台湾是以机电为主的行业是搞了几万家，像这种分散式的手法，导致的结果是三星的优点都没有了，因为你太小没有规模的，没有价值整合、创新也有问题。出逃到浙江省干什么呢？很遗憾的是接近生产者、接近消费者、接近市场。IT行业最后的宿命是和传统行业一样，以追求接近生产与市场来降低成本，这还有什么长期竞争力？在这样一个竞争力逐渐衰退的国内，竟然要以房地产为主导取代所谓的IT行业，我们没有认清楚事业的本质，国家要长期发展，所需要的不是房地产，而是像三星这样的企业，如果以浙江省、上海市而言，如何能够主导IT行业的发展，让IT行业重新拾回他所有的竞争能力，和价值链的整合，和创新、规模经济，才能重新登上世界舞台，才能重新拉动这个省市的经济。
今天大家看到广东省的发展，你们认为民营经济带来的是永续的经济繁荣吗？这样想就大错特错的，广东省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是各个市县独立发展，为了发展而发展，到最后广东省是全国少数省份低水平重复浪费的经济太多，每个城市都做一样的东西，思维都是惯性思维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规模经济的整合，所看到的是各省、市、县另论低水平的充分浪费发展。
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数据证明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我们的能源使用率浪费是日本的九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日本吗？你是欧洲的五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欧洲吗？你是美国的2.9倍，比得上美国吗？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的主导政策方向是有问题的，我们很少认清楚事物的本质，都是一窝蜂地冲向房地产市场。
以前温州有一个“温州奇迹”，现在什么状况呢？温州派名从过去的榜首目前落后到最后，温州商人勤奋吗？非常勤奋，赚钱非常品分，也是温州几大行业是怎么出来的？卖钮扣和打火机。多少钱卖一台？赚几分钱勤勤恳恳搞那个积累，规模太小，没有竞争力，赚了钱就到大城市去炒房地产。我们作为农兴社的改革怎么改？要股改，要自负盈亏，你以为你引进了美国的思维吗？农兴社可以股改可以做自负盈亏吗？这结果是农村的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都不晓得为什么。养猪贷款两三千块钱，对银行没有多少钱，银行要派一个人去看，去看的车费超过了利息收入了，这么高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交易的。农兴社吸收了农村的存款以后，钱不再回到农村，回到哪儿去了？就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话题，都去炒房地产了，农村资金不能回炉的结果造成高利贷盛行，甚至25％的高利贷是四分利。让大家感到更为忧心的是87％的高利贷不是用来再生产，而是用来上学费、看病、吃饭等等永远没有偿还能力的，这样的农村经济不担忧吗？
中国怎么发展农村经济呢？我看到太多的房地产，各位你们走一走上海市的高速公路、北京市的高速公路，你看看旁边两边的路标，都是大的房地产的开发，甚至到北京市也在农村地区开发了一个四合院，你们认为这代表什么意义呢？这代表今天中国的资源通过各种管道严重地被误导，竟然是以房地产为主导的经济，这个误导是惊心动魄的。
我觉得从高科技而言，从温州现象而言，从广东而言，你发现或者整个大农村而言，你发现都是毫无例外的，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市场，甚至这么漂亮的小银川市也想以房地产为主导，这么大的武汉市也想以房地产为主导，你说我们这个国家未来怎么办？
五到十年下来，讲到一个最好笑的话，谁还有钱去买房地产？这个道理大家看不懂。我们今天的购买力不是房地产创造出来的，而是过去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一起投入到某一个行业里面造成必然的现象就是行业的泡沫化。如果全国房地产崩盘怎么办？有人说不可能，台湾发生过、香港发生过，你说那时候怎么办？香港发生房地产崩盘就在97年，当时香港非常担心金融体系的崩溃，香港有很多的负资产，到了负资产时代最好的做法是不还贷款，房子给你算了，我也不干了，银行就成了受害中心，造成大量的坏帐积累，造成经济崩溃。为什么香港安然渡过这一关？香港人做事勤勤恳恳，他可以扛这个债，他可以上街游行，对政府不满，但是可以扛，扛到最后的结果是银行体系的崩溃。可是我问在座的各位，在国内你扛不扛？如果国内崩盘国内的来百性会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扛着吗？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你认为国内刁民多不多？（众笑）”我们有一个政策如果贷款还不清楚都不能拍卖，这是在刁民的政策上继续培养刁民，这样走下来谁来负担这个结果？我们看到这个讲话是很好笑，各位了解是我们的银行要承担风险，到时候金融体系的压力不仅仅是一个坏帐的问题，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如果有房地产的泡沫的话。虽然这个现象并没有在香港发展，因为香港的老百姓和其他老百姓不一样，这么多的问题放在眼前，这么多的问题放在眼前，政府该如何处理？
中国是这么大的幅员，我们最危险的就是我们的惯性思维，你既然发现就好了，我无论到西区到宁夏，东到东北，还是到南方，你发现各地的政府都是一样的，如何发展房地产振兴经济，如果全国只有一两个城市这么做没有问题，如果全国都雷厉风行我刚才跟各位讲的预言就会出现。
在生产力停滞不前，只发展房地产的时代，房地产的泡沫所带给我们的是立即的经济危机。而且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再加上一些炒作的问题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我们这个房地产是一个很畸形的房地产，叫做“深圳学香港、广东学深圳，沿海学广东、全国学沿海”，就是一种最助长炒作风气的房地产，从香港学来的，卖楼花。允许像香港房地产商一样，先卖十套，高价卖出，制造泡沫，还有所谓的商品式住宅，等等这都像香港。可是你跟香港不一样，为什么跟香港不一样。最近香港法院宣判一个地产代理商判罪，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为了卖房子，他说最近很多大陆的表叔买了我们十套的房子，这是一个宣传的手法，在国内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在香港是违法的，所以被法院起诉判刑。请问我们国内还有没有这种司法制度？你引进的香港的楼市，香港本来就是一个风险大，这是一个炒作的过程，大家都很清楚。至少香港还有那么一点点比较公平的法律，这比内地要公平一点点，你还能压制他们的炒风，你披露不实消息还有可能被起诉，但是在国内连这个都没有。
而我们所接触的房地产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市场，我们政府怎么处理房地产的问题，谈到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告诉各位，政策本身好坏，当时我关心的话题，更重要的话题是到底政府向银监会这些官员怎么看这个市场我是最关心的，2003年的宏观调控我是比较赞成的，那是一种所谓的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为什么我赞成？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很奇怪的体系，是全世界很独特的体系，是一个二元化的体系，我们常常看到报道说过热，或者说是过冷，这两个是不太全面的，最全面的说法是在中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同时并存的，这两个现象只要你使用金融的宏观调控就会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我给各位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我的习惯，我的一切公开发言绝对是以我个人的经济学涵养来做发言的。2003年我赞同政府的行政宏观调控，2004年利率的问题，我是双手双脚地反对，当时跟我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社科院的金融所的所长李杨（音），我为什么要反对？就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二元体系的金融体系，任何金融政策都会失效，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提高利率0.27％，我们有70％的贷款是政府的贷款，其他的是非银行的企业机构贷款，这里面由国营企业为大多数，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利率是绝对不能改的，这次为什么2003年要针对地方政府的胡乱建设要进行调控？因为这些有了政绩工程的太多了，低水平重复浪费，涨了一点他就不借了吗？不要说2.7％他照借，27％他还是要借，因为他觉得还不起就不还嘛。你用利率来做调整本身就是一个失误。
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靠地下金融，因为在亚洲国家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在台湾，你不借可以去标会，会反映所有未来的金融，如果调整了27％地下金融是涨了四倍，如果涨的结果是立刻打击了民营企业，利率一跳绳，通货膨胀部门急需解，通货紧缩部门继续打击他们，他们就会更进一步地紧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开反对银行的政策，因为二元制体制的任何金融政策出发都会恶化这种二元化。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去年年底我就透过媒体公开发言，利率上升的结果必然导致未来汇率上升，我很不想说下面一句话，不是我聪明，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利率行生和户率上升是非常挂钩的。汇率跳绳以前人民银行是如何向大家保证说不会调汇率，但是在5点钟突然调了，你认为你是打破市场的预期吗？你错了，你不但强化了市场的预期，还打击了你在公众心目的信誉。我请问你，一个信用破产的政策你认为有人听吗？你保证的结果是全国老百姓都认为是不可信的，全世界都知道你会再调的，因为你已经把你的信誉破坏掉了。
汇率的调整结果是如此之严重，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我虽然是一个香港学者，但是我自己本质是一个中国人，我对于政府信用的维持我比任何人都忧心忡忡，政府的信用太重要了，包括这次股改，为什么我会透过各种管道，包括内参包括其他的管道表明我的反对立场，因为你破坏了政府信誉，什么叫正确的股改？在我心目中，我拿实际数据说话，股改做得最成功的是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国有企业转成民营化的时候他采用了三部曲做股改，第一部在国有股权结构不变的情况，用置业经理人。第二步，这些经营好的国营企业能股改，为什么？像我们中国一刀切全部股改不是很好吗？我最反对一刀切，英国人为什么那么做呢？我告诉你这就是英国政府的睿智，他很清楚地知道股改代表政府的信用，所以英国人知道最好的国营企业进行股改，英国老百姓知道每一个国营企业股改以后这是英国政府企业，买的以后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益，而我们中国的股改都可以股改，老百姓买了以后怎么办？国家一定要给，到时候怪谁？怪那个背书的人，你为
什么要推出股改？股改本身又是进一步破坏政府的信用度。
汇率政策也好，利率政策也好，股改也好，本身承诺不承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已经把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已经点出来了，就是政府信用何在？如何再能够在经济领域里面能够利用政府信用主导经济进一步发展？告诉我。下一次政府再推出任何股票市场政策老百姓怎么想，老百姓不会认为你替我着想，又是某一位官员要为了个人的前途又要推出新政策。汇率政策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政府还能够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不调汇率这是不是又骗我一次？你越讲声音越大我就越知道升值，你是不是很清楚地告诉全世界你的汇率要升了？没有人相信你讲的话，因为你的信誉已经破产了。
这种信用缺市的金融政策是我最忧心忡忡的。这一次的宏观调控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来，我感到最遗憾、最无力感的，你们也有同样的感觉，等你们今天听了我的演讲以后我保证你们后悔听我的演讲“死郎教授，不来听演讲，本来过得很好，什么都懂了以后日子很难过的。” （ 热烈的掌声）
我本人是纯正的金融学博士，我是大众化地区第一批金融博士，我很遗憾地告诉各位，我对政策的走向没有一点的影响力，无法拨乱反正，只能看着他走下去。甚至我建议过政府这些点错了，2004年4月?2005年7月，透过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是有1500多亿，有另外1400 多亿美金不知道怎么进来的，这是我的一个名言“国际炒家的水平炒作水平之复杂是你无法想象的，不要小看他，太太厉害了。”你不知道钱怎么进来的，这些才是你汇率压力的主流，不是贸易。什么叫汇率？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这叫汇率。（众笑）今天对汇率最大压力的是，银行的破坏信用式的政策，我郎咸平看懂了，国际炒家所罗斯比我聪明得多，我当然看得懂。银行已经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不调整，那就是要调整了。
你要怎么打击他呢？我曾经给他这个建议，我贬值2?3％，我撑你三个月，因为这个资金是非常规的，按照国际惯例你很难撑上3个月，当你不得不走，到时候我再调回来不行吗？你只有透过这种方法跟国际炒家斗争的方法你才有可能让国际钱慢慢流出。你现在的走势，未来的汇率让我感到忧心忡忡，而且虽然我们没有日本的《广场协议》，但是我们实质上的内容就是广场协议的内容，汇率只要一旦被突破就停不下来了，这是在国际金融学上面，你只要做过国际的学术研究就应该知道的结果。汇率只要政府一放弃决心，汇率一动，各钱一流入你就再也停止部分压来了，这是日本为什么能够在90年代完全拖垮日本的经济。
今天我很担心我们们的中国重蹈覆辙，我们如何了解我们的未来？我今天说这个话你们在座的人会认为我偏激，郎教授你为什么总是要点出这么锐利的话语？一针见血？因为十年之后，这段历史一定要被检讨，而且是非常深刻地检讨。
今天我跟各位的谈话，我是用心在讲这句话，而且我是用最简单的几个观念跟各位做沟通，我要让大家知道，未来我们经常担心的，银行说了一句话我又在公开场合表示我的反对，那就是我国的汇率政策更加浮动化、自由化，因为银行要把汇率的风险从自己的肩膀卸下来，给谁呢？给你。我的答案是：凭什么。凭什么银行可以卸下来。我现在非常清楚我的观点，银行必须100％承担汇率的风险，不能卸，这是党和国家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中国没有资格搞浮动汇率，中国13 亿人口在内，包括我在内，有没有一个外汇操作的高手？我们中国的人才济济，银行有两千个经济学家我认为都是很优秀的，但是没有一个外汇操作高手。所罗斯能够短时间打败一个银行，银行算什么，外汇一开放就会陷入危险，你太大胆了，我们连外汇的汇率都没搞清楚就开放了，太大胆了。为什么美国、日本、欧洲可以搞浮动汇率，因为他们的工厂都有外汇对冲机制，而我们国内没有一个公司知道怎么做外汇对冲，所有的风险由中国的企业家来担，这公不公平？
目前我们汇率上下的浮动是极为历史性的巧合5％，请问各位你们制造业的利率是多少？5％了不起了，所以一个聪明的外国政府可以用压迫你升至5％，或者贬至 5％。升至5％中国的外汇企业全部被你扫光，贬至5％进口企业全部都扫光了，一上一下全部都没有了，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对冲。你想承担风险吗？你承担不了，你要做外汇对冲，要有银行的工具，远期外汇的对冲近期外汇的对冲你们都搞不清楚。
我是用心来谈问题的，我对我国的汇市、金融市场、股市感到非常地痛心疾首，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怎么谈自己的感受。金融政策还有一个原则，美国人、欧洲人、像这样的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上万篇论文，有一个结论，金融政策本身切忌大起大落，因为金融政策什么时候有效果不知道，效果多大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任何政策比如说农业政策、工业政策都可以调整的，金融政策不可以。政策一出来，什么时候有效果你不知道，效果多少你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
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有对于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一直没有效果。并不是没有效果，而是效果什么时候出来你不知道，一直推出政策，越来越严的政策。我再反问一句话，如果这些政策在同一个时间一起爆发呢？那就是经济箫条了。我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如果金融政策切忌大起大落，切忌调整，你说应该怎么办？所以这是一得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我们今天很简单地认为我们国家已经跟别人接轨了，事实上你想得太单纯了。金融是最难接轨的，难到什么地步，难到金融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日本90年代的危机是什么造成的？日本整个产业界的崩溃是怎么造成的？不敢讲全部是金融，至少金融是一个重要的主因。
我跟各位讲一个很可笑的故事，我们今天中海游要收购美国的尤尼科，我本人很激动，我们确实需要海外的油源，因为这是美国政府对付中国政府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明确提出来不可能成功的，怎么可能放弃制裁中国的机会呢？并不是我是一个语言家，是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日本在80年代末期收购的洛克费德（音）中心，那时候美国在闹“第二次珍珠港事变”，美国人听到很分路，代表我们美国人精神的“洛克费德中心怎么能卖给日本人？”得意洋洋的小日本以为真的收购了，结果《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地值升值了一倍，日本产业垮台，当初收购“洛克费德中心的不得不*价卖给美国人，在产业界美国不是你的对手，房地产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只要他执掌金融的优势，他可以玩弄你于股掌之上。金融政策是不能犯错误的，我有请央行要有一个理论，如果没有100％的把握，金融政策不能动，只要一动，上面一错下面就有连锁的很多的错误。农业政策、工业政策上午错了，下午可以改，但是金融政策上午错，下午就有百亿千亿地损失。政府对金融政策是非常谨慎的，我们是非常不谨慎的，甚至用楼市做金融政策调整。
你们都在深圳地区，如果我是国际炒家我会不会选择深圳？我会不会选择广州、上海、北京？而且我资金量不是很大，只有几十个亿，我不选这些区域，我只选大上海地区。深圳没有所谓的市中心，而且市中心都是大家不想去的地方，你想住在福田、华侨城、香蜜湖等等这些地方，几十个亿要炒不容易，广州有一个市中心？你不会住的，你住天河、番禺，北京市中心有二环，天安门那里，你不会去住的。他会住在三四环之外，包括北大、清华区域，还有亚运村工体等等那些地方。而上海不一样，上海人问他要不要在上海郊区买一个别墅？要，但是他还要在市中心有一套房子，最好是走路去逛街、按摩、桑那最好。那个地方的土地供应量非常少，楼盘非常少。如果国际炒家要从中大赚一笔这是最好的区域，你可以用少量的金钱拉排股价，我没有明确的数据。我当时为了做上海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对很多的房产代言做了调研，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有大量的香港资金成片地，房价走势和2003年的H股走势是一样的，炒家一起炒的，开始的时候是很低迷的，到了年底的时候已经开始大丰度地上升，尤其是去年的年初开始上升，靠近2月的时候，一两个月之内楼家上升2、30％，不可想象，套现完成卖给老百姓，国际炒家都走了，到最后推出一个政策，很严厉的政策，说2年之内要托收是多少，还有房子要先还贷才能再卖，这些政策不能说对与不对，该调的对象没调到，国际炒家走掉了，宏观政策一出来他就走了，因为政府什么时候要调价他太清楚了。一个国际炒家会在政策出台之前立即走人。由于内环的房价大幅地升值，旁边的房子是水涨船高，按照比例而言，内环跟外患之间的泡沫是最多的。我当时在上海做的电视节目也想这么讲，如果宏观调控的话内外环的调幅是最大的。
这个现象造成到最后什么结果，印证了我开始讲的，高房价所带给这个城市的发展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个激励。到现在来看，整个内环的房价高达3?4万一平方米，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多少住户能够承受？上海怎么发展？发展成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吗？不是说不能，你何必多一个麻烦，多一个高房价的麻烦，让你做什么事都很困难。每个人的消费习惯不是取决于赚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的财富效果，如果泡沫一起来以后，财富一增加，虽然房子没有卖，但是你感觉到财富增加了，你的消费增加了。你只要下一个毛毛雨，到这个地步，整个城市的发展方向是跟者泡沫走的，这太可怕了，你怎么整治泡沫？打光泡沫这是很好的，但是上海老百姓消费习惯要大幅度减少。金融政策，效果怎么样不知道，因为打压房价本身代表的经济意义不是房价要下跌，而是当初的财富效果受到打击。城市的消费习惯要改变，改变多少不清楚，既然搞不清楚就要谨慎。
第一步不能让房价上升，等到最后你的金融调控手段是因为国际资金撤资以后再来处理，这就为时已晚了，这个时候你发现技不如人，你不但在房地产方面技不如人，你在利率方面、汇率方面其他方面都技不如人。这是什么下场？在我们大清王朝时代，传击炮队技不如人要签订上千个受辱的条约，而现在的金融手段技不如人你一定有大量的企业要倒闭，这是一定的。政府在这方面的功用太重要了，我们说政府要退出经济领域，那是美国，美国队经济领域掌空非常严格的，如果他要退出的话怎么对经济这么重要，政府介入经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怎么做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