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中，详细罗列了这些上市公司是采取多么-狠毒的手段 .3
[主持人]郎教授还有网友在问，关于股市方面的问题，去年年底中国股市一直在往上升，想听听您对最近股市的看法。 (19:15)
[郎咸平]我不想把焦点模糊了。什么都谈。我今天只想把楼市问题好好谈一下。但是我谈楼市的时候也谈到股市，但是我还是按照我的思路来谈吧。 (19:16)
[主持人]有网友问，对长三角这些城市你是怎么看待长三角这代地区房价走势的？ (19:16)
[郎咸平]我在南方周末和香港名报都发表过，对于上海市委书记继任后我的看法。这可以做一个回答，这次是徐继平调上海市委书记，所以长三角以及渤海湾是个重点。我怎么解读这个现象？那就是徐继平和张的调任他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在哪里？他的政治意义很清楚：第一个是彻底执行中央政府反腐倡廉，以建造一个干净、公平、公正的大上海为目的。第二，对于过去在陈良宇时代造成的冤假错案要重新审理。更重要一点是长三角经济的发展是不能忽视的。所以这对于我们江浙两省关系都很重大，可是以徐继平继任上海书记来看，过去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应该已经过去了，我相信全国老百姓希望各省市委书记所做的就是替我们建设一个干净、公平、公正的社会，一个好的应商环境，这种环境之下长三角才能有好的发展，长三角如何和珠三角、渤海湾竞争，谁先建成干净、公平、公正的地区谁就能拔得头筹发展。 (19:16)
[郎咸平]有人会说为什么打上海？依照我个人的意见。整个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江浙两省一般素质比较高，企业家精神也比较与国际接轨。我们能不能先思考一个问题：先把大上海建成一个示范的城市，第一个达到干净、公平、公正的城市。同时波及到江浙两省，同时在干净、公平、公正环境下长三角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才是全民所希望的。 (19:19)
[主持人]一个网友发给我一个消息，郎教授代表了中国弱势群体的讲话，他的公平、公正理论尤其值得推崇，他的演讲结合当地的政策现象感悟很深，非常支持您。还有网友有问题了，一边是国家在不断地调控，一边是房价高涨，两者互补干扰地并行，百姓非常着急。开发商继续走这种路线，老百姓该如何买房？ (19:20)
[郎咸平]我不是投资顾问啊。有时候媒体问我该投资哪支股票，我只是一个小学者，不是顾问。宏观调控与高房价并行不悖，老百姓很郁闷，刚才我已经告诉各位了，中国所谓的经济宏观调控，由于受制于二元经济，宏观调控受限。房价能不能被压制，重要的是腐败能不能业绩。所以与其老百姓看房价能不能控制住，你最好看中央政府解决腐败的决心。你不解决腐败，我刚才讲的高房价、股市泡沫、大学生找不到事、通货膨胀可能全部会发生，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的源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也希望政府能够理解两个字：腐败。我想对于买房我已经解释清楚了，关于买房时机你不如看看政府的反腐败。 (19:20)
[主持人]还有网友问，郎教授您自己在国内有没有买房？ (19:20)
[郎咸平]这个问题我只是一个穷教授，谈我是没有意义的，谈我和谈你是一样的。而且我在媒体里面是从来不谈私人问题的。我不是资本家。我们谈一点大家关切的话题。我谈的是大事大非的国家问题。个人恩情很渺小，有什么好谈的呢？看得上的买不起，买得起的看不上。 (19:21)
[主持人]郎教授，最近广州房价在国内涨的是比较慢的，而且广州房价降到了七百块钱，也是广州市长承诺给市民的，我觉得珠三角的老百姓心态是比较好的，你觉得老百姓应该有什么心态？ 您建议一下。 (19:21)
[郎咸平]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以深圳为例的话，其实深圳涨的是不像话的。 (19:21)
[主持人] 是不是广州市民看到了香港的一些现象？(19:21)
[郎咸平]也不是这么说的，广州在两三年之前，广东省的房价还是比较平稳的，就像这位网友或者像你所说的，香港崩盘过几次，广东被波及到了，所以大家都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嘛。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你会发现深圳的房价也是在很短的时间突然翻倍了。我觉得由于宏观调控效果有限，我认为目前中央政府直接派调查组，专案组查个人仰马翻才行，我今天这一番讲话应该可以提供一些破案的线索。你说有没有可能？ (19:22)
[主持人]谢谢郎教授的讲话。我们今天各位网友的提问就到此结束了。最后我们请365地产家居网的胡光辉总经理，代表365地产家居网赠送一个小小的礼物。 希望您对云锦能够对南京留下一个印象。 (19:22)
[郎咸平] 只有说到对南京的印象就是南京的云锦。谢谢各位。(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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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寓富于民
要挽救中国股市，这是一条正道，但是绝非一条直道，想一步登天根本不可能
-本报记者李利明北京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郎咸平以对香港和内地股市的大胆批评而闻名。在香港，那些剥削小股民的大股东和监管不力的机构，听到郎咸平的名字都感到害怕。
郎咸平为国内资本市场所熟知始于2001年。从他担任《新财富》学术顾问开始，他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的分析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与《新财富》的另一位学术顾问陈志武一起为这个创刊只有2年的财经杂志赢得了“专业性”的赞誉。郎咸平最为关注的就是在中国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真正实现他“寓富于民”的思想。
在格林柯尔入主之前的科龙，该公司有5位年薪超过300万元的高管人员，而对应的却是科龙15亿元的亏损。格林柯尔入主之后，身为科龙董事长的顾雏军只领取12元的年薪，但是科龙2002年上半年已经扭亏为盈。这一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郎咸平针对这一现象在《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一文中指出，以证券市场监管而言，英美等国均采用双管齐下的策略。其一是以刚性的证券交易法及其后定的监管规则进行监管(这些是判断不当行为合法与否的法律根源)；其二是以较柔性的惯例及社会道德尺度进行监管。这种柔性监管几乎完全取决于一个社会的道德尺度及生活习惯，因此非常难以被外国人所理解。
在我们引进国外所谓的“公司法”、“证券交易法”时，几乎没有针对柔性法条进行过了解，甚至可能还不知道此柔性监管的重要性。刚好“科龙”案件发生了，郎咸平希望能透过该案件向社会大众提出一个新名词：“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
郎咸平认为，就证券市场监管而言，刚性的证交法不可能详细罗列所有上市公司不该做的事。但这并不表示上市公司企管人员就可以随意地罔顾公序良俗而为自己图利，他们仍然会受到柔性“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的约束。
从“格林柯尔”到“欧亚农业”被质疑，在香港上市的民企股价都随之全部“遭殃”。这是什么原因？在《为什么香港民企股价一损俱损﹖》一文中，郎咸平指出，现行香港法令难以有效制止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一些民企上市公司正是利用这一漏洞。但是这部分民企上市公司的不实做法却连累了好的民企上市公司，更重要的是民企的股民全体受到伤害。郎咸平认为，好的民企不要就此丧失士气，而应充分和股民、媒体沟通，包括大股东担保一些投资项目的真实性；绝对不要因为目前股市的逆境而丧失了提高股价以嘉惠股民的决心。
公司治理是当前中国最为流行的一个术语，众多学者在不同的场合呼吁加快建立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但是，公司治理离不开历史和文化的背景，离不开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到底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公司治理？郎咸平在《从大历史动荡看中国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公司治理》一文中通过研究分析1533-2002年全世界商业和金融发展的历史，得出结论：小股民难以通过“激励合同”将经理人员与自己的利益拉在一起，但是始于16世纪、孕育于18世纪在普通法系下慢慢生根的“信托责任”起到了保护小股民的作用。当经理人员违反了“信托责任”，就会侵犯到普通法系的根本宗旨——平等及私有财产权，而且“信托责任”也影响到欧洲大陆各国。
政府强力监管和激励合同是比较可以依赖的。这也是郎咸平每每高呼的，诚信与良心是靠严刑峻罚维系的，也就是透过政府强力监管，让股市参与人不敢没有诚信，而对于公司治理人员则可以利用激励合同使其经营目标与股民相结合。目前的股市在既缺乏信托责任、又缺乏监管和激励合同的情况下，只会与“寓富于民”的想法背道而驰。
从证券市场引进新的金融工具到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收购，再到国有银行的协议转让中国正在大力推进金融业的改革。然而面对这些举措，郎咸平却感到了某种担忧。他觉得中国有关部门目前太强调开放和引进新金融工具，例如卖空机制或期权，但是又不太了解其利与弊，而只是盲目地复制西方的金融创新工具。这个现象和当时重商主义时代的做法非常类似，而且这种股市的泡沫现象在亚洲国家是较常发生的。其发生原因却与当时情况类似，也是由于股票价值只建立在某些科技或重组概念上，再加上公司治理不足，在亚洲各地形成泡沫。他觉得历史的巨轮不断重复着以往的悲剧，而我们还不知道目前的短暂繁荣已是欧洲数百年前经历过的悲剧，不知道危机的来临就在眼前。
对于目前国内很流行MBO的概念，郎咸平认为，管理层收购应该是一个短期行为，其成功的前提必须完全依赖该公司是否能在短期内努力经营以清偿债务，而且银行能不能成功地收回所有的债权也几乎取决于该管理层收购的公司能否有足够好的业绩，以便再上市筹集资金还给债权人。除非我们有很好的监管，否则推行管理层收购对于债权人而言是相当危险的，这将会是一次新的“打劫”债权人的活动。
郎咸平坦言，保护小股民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透过信托责任、激励合同和政府的有效监管而完善。因此这个保护小股民的治理结构的建立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如何建立一套保护债权人的治理结构，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目前根本没有答案。这也是中国国有银行改革将面临的最大问题。
郎咸平认为，要挽救中国股市，这是一条正道，但是绝非一条直道，想一步登天根本不可能。要达到目的，往往要走一些迂回的道路，或者暂时采用比较缓和的方法。针对这种现状，他提出了“放存量、抓流量”的想法。郎咸平认为，目前这种状况，要改变已有的存量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多年以来，大家的存量都不是用合法的手段得来的，要把存量的质量完全改变，难度非常大，因此应该从抓流量开始。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上市公司发行新股，要向股东承诺一个市盈率，承诺一个确定的红利回报，而达不到这个指标就要向股东赔偿损失。通过这种做法，对股权融资进行比较严格的硬约束，从源头上把住上市公司的质量。流量改变了，存量就会慢慢地被改变。通过流量改变存量，这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郎咸平简介：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曾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郎咸平的主要观点：
1.内部人的家人应与其本人一并列管，其朋友的交易亦应被列为内幕交易。不需要证明其行事意图，可将其本人、家人及朋友全部按交易事实提起控诉。非严刑峻法，不足以控制愈来愈猖狂的内幕交易。
2.因为存在着“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才有了美国前地产大王的10美元午餐及科龙现任高管人员的12元年薪。“科龙事件”不在于证交法的条款如何定义，而在于保持法律的原意和精神。
3.欧洲家族控制银行，进而控制政府。从一些资料来看，中国的情况正朝着欧洲的方向发展-家族开始介入银行。
4.监管资本市场关键在于提高违规成本：内地和香港两地资本市场目前陷于危机边缘，中小投资者信心严重缺失。要挽回中小投资者信心，需增加上市公司管理者和大股东违规成本，仿照韩国的方式，用管理者和大股东私人财产作为违规担保。
5.没有成本的造假＝没有希望的未来：美国的证券市场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证券市场，就是因为美国民众可以参与到惩罚侵害他们利益的违规者的行动中来，并且从中获得赔偿。最强有力的监管就是对违规者最严厉的惩罚。而这正是我们目前所缺乏的。
6.股民信心要公司业绩支撑：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提高股民信心的惟一办法，因为内地投资者已越来越成熟，仅仅依靠利好政策难以调动起投资者的积极性。
7.蓝筹股才能稳定股市：蓝筹股抗跌是由于其市盈率维持在正常水平，股价也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而有庄股嫌疑的公司股价上涨却是炒作的结果。
8.管住“超能力派现”：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公司的持续经营是公司经营的终极目标，而超能力派现势必给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9.应当审慎地提出一个“新监管”思维，考虑如何在大陆法系架构下，尽快融入“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这两项保护小股东的规则。
10.产业资本不要控制金融资本：产业资本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控制金融资本，是一种市场不成熟、不健康的表现，中国千万不能重蹈其他亚洲国家在这方面的覆辙。
11.大宗交易后的监管：大宗交易能影响股价，这是各国股市监管的重点。大宗交易应该被追踪、被追索。
12.国有股减持是大户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期疏于监管，导致大户和庄家形成了操纵的“惯性行为”，酿就的苦果就是大户有了与监管部门更大的博弈实力。在国有股减持过程中，这一苦果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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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改革的利益要让全民享受作者
“如果简单地认为市场化就能解决效率问题，那我告诉各位，这个思维太过肤浅。正是由于市场化，我国的医改正面临严峻考验。”昨天，经济学界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直言。由于在科龙事件中的“郎顾之争”、关于国企改革的“郎周之争”之中的凌厉表现，使得郎咸平被冠以“郎监管”的称呼。
郎咸平认为，迷信市场化将会毁了医疗改革，也会毁了教育——穷人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会被剥夺。他是在《当代经理人》杂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等主办的“2005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暨2005中国成长企业100强揭晓盛典”揭晓典礼上说这番话的。
医疗市场化导致医生看钱不看病
生活中，很多人去医院看病都有这样的经历，医生会问你“带了多少钱”，然后根据钱多少选择药物。或者问你报销不报销，报销的结果很可能是一张“大单子”。公众对这个现象习以为常。郎咸平说：“当病人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不是问你有什么病，而是有没有保证金，可能各位觉得很正常，但是我不能理解。”据了解，看门诊在国外是免费的，因为国外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健全，政府能够负担这笔钱。“在没有交保证金的情况下，病人也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医治，这也是一种人性关怀。”郎咸平说。
其实，关于“医院应不应该市场化”这个话题，医疗界和经济学界内一直争论激烈。在20年前，卫生部高层提出的“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国医改却被公认“陷入怪圈”——市场化没有带来医疗事业发展，却导致了病人看病难和医院暴利。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认为：总体讲医改是不成功的，其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医疗市场化的道路不通也被各国实践充分证明，而中国医改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教育市场化剥夺穷人上学机会
“目前，我们的大学教改的结果就是让农村子弟上不了大学。”郎咸平举例说，今天各行各业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来自农村。如果教育简单地套用市场化的路子，其结果无疑失败。“我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是一个人在火车上站着到北京来念书的，家里分文不给，因为家里没有钱。而农村子弟通过教育考到一流的学府，这是他们脱贫致富的惟一机会，如果教改市场化，那么他们最后这么一点机会都会被毫无理由地剥夺。”
据了解，高校收费改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1996年左右并轨的时候，全国平均收费标准年均约为500元，但2005年时，收费飙升到了5000元左右，平均10年上涨了10倍。这样的结果导致每年有一批考上大学的孩子上不起学，幸运者得到资助，但很多人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据了解，教育收费在国外是很普遍的，即所谓的教育成本分担理论——高等教育是属于非义务教育，学生应该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但业内认为，关键在于收费标准怎么定。同时，高校收费猛涨没经过公开论证或听证，而这种涨价的冲动很难用行政方式控制，专家担心这会导致社会问题。
改革的利益要让全民享受
“改革本身是任何一个国家进步的原动力，这点毋庸讨论，可改革的原则是什么？改革的原则必须以全民利益为基本，也就是改革的利益必须回归到全国老百姓，这是改革至高无上的原则。”郎咸平表示。
“我们的改革思维，需要重新定位。”郎咸平直言，包括医院、高校在内的我国的产权改革或简称国企改革，最后结果是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而改革的利益归少数人，这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
郎咸平举例说，地方政府认为企业效益不好，社会包袱过重，因此进行私有化。那么购买者在某些场合之下，会把下岗工人推向社会；而改革利益就是他得到了这个国有资产，甚至把工厂铲平，就地起高楼，卖楼的钱归于谁呢？归于少数人。“这个就是所谓的改革利益属于少数人，而改革的成本由全社会负担。”他进一步分析说，就经济总量或GDP总量来讲，我国近几年表现突出。但单纯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的思维，应该进行更进一步的检讨，现象的背后应更加值得关注，因为社会和谐在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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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改革路径需要反思！ 06年炮口指向谁？
《新世纪》周刊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新世纪》周刊：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对你有批评，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与他们分享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强调公平很多，请完整阐述一下你在此刻强调公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郎咸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是法治化和信托责任的建立, 保证起点的公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讲的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掠夺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原始资本主义是没有考虑公平问题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并在法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实施。中国现阶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只有民众认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一直强调民间的声音和观念很重要，有人质疑这和你强调的大政府主义有冲突。
郎咸平：强调民间和主张大政府主义根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对立的关系。社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来提出这种思维，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关注具体的问题，进而关心制度的变革。对于医改、教育改革的关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欢网络，网络上一样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人，他们经常能够提出很多精彩的见解。有人骂我、批评我，有人赞同我，而网络给不同观点的人提供了空间，让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惯性，对于这么复杂的经济现象，我们需要各种不同思维的冲击，只有网络才能让整个社会的民众参与思考和讨论，我认为应当鼓励这种攻击。一个人提出的想法是对是错，需要大众的判断。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公平在民间。
《新世纪》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觉到民间的深刻、理性和建设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杨先生明确提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由这个事情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人认真研究社会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转到这个范畴，真正解决社会固有的一些严重问题。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开始强调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有声音质疑你作为一个公司财务专家，为什么要对社会各个层面指指点点，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郎咸平：很多人认可我对个别企业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样都希望避免同类悲剧的再发生，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击我的言论也不从大环境的角度着手，而拘泥于具体某一事件的对错。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对的，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个别现象。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滥用辩证法的结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想想，中国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才导致这样必然的结果呢？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变得糟糕，才回头反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会小的多，何况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首先我要说，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事物，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与我的教育背景没有关系。其次，依靠对方所学专业来评价其观点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这种论调，难道只有学医学的人方有资格谈论医疗改革，难道你没有学教育学就不能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吗？我想提醒诸位，每个人的专业方向，都只是他的积累的开始，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是不断深入，不断进步。更何况，我的主业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牵涉极深的。过去数十年的市场经济认识告诉我，其实往往是社会出了问题，经济才会跟着有问题。
《新世纪》周刊：有经济学者盛赞现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时代，而你觉得有很大问题，你的判断是因何而来？
郎咸平：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现在大量的所谓经济学者只是局促在经济范畴之中兜圈子，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私有产权改革，其实都不能解决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很多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每天在经营问题和经济层面上花的时间不足30%，其他大量时间花在搞关系和保护自己利益上面，睡觉的时候，都怕有非市场因素来干扰他们做生意。不适合的社会环境会抑止经济增长，社会问题是不能够用单纯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对中国五年多的研究，越来越感觉到，异常经济现象的社会原因才是最关键的。例如有人偷钱，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社会道德标准失范。这才是我为什么频频对于社会问题发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吁大家全社会睁开眼睛看看，呼吁所谓的学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对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全社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合理良性的环境。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本身是财务专家，我何尝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盗窃而不能不大声喝止一样。
《新世纪》周刊：那么说，2006年，你的愿望是呼吁公众共同关心社会问题，想方设法构建和谐社会。
郎咸平：是的，我相信，这才是作为一个学者真正应该尽的责任，只有社会和谐，国家进一步发展才有依托能落实。改革开放初期，活跃的经济因素太少，火种太少，所以呼吁经济发展。但是到了今天，经济已经很活跃，反而是社会其他因素约束限制了我们的进步，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我希望所有和我交流辩论的人士，都明白这个道理，让我们一同为改变中国的大环境而努力，而不是为了一些末节问题争吵不休。
郎咸平：炮口指谁
从单纯关注具体人、具体企业到研究重大的社会问题，郎咸平的“炮口方向”正在转移。对于去年炮轰三大改革，他首次提出自己的矫正方案，并透露，“近期在大规模研究国内外知名流通业公司案例，三月份将有成果”
2006：郎咸平打霰弹
由关注经济领域内的个体案例到研究社会重大问题，郎咸平的关注方向及研究领域正在扩展。2006年，他呼吁跳出经济学范畴，更多关注社会问题
从2005年9月份到2006年4月份指导150个学生进行案例研究。”在背山面海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中，郎咸平这样介绍自己的研究团队。而他自己，也每周三天在他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面潜心研究。由1994年起至今，他在这个略显凌乱的办公室里面已经进入了第12个年头。
澄清身份和收入
郎咸平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于1986年以创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近20年的职业教授生涯，他先后执教于多家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
“我现在的身份就是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的讲座教授，没有其他。”郎咸平这样澄清。对于现在一些媒体和网络浓墨渲染的其他身份，例如长江商学院讲座教授、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等等，他表示，“这些都是过去式了。”郎教授强调，“希望通过贵刊再次重申一点，我不是任何公司的顾问，也不担任任何公司的独立董事，和所有企业都没有关系。”同时，对于媒体所关注的香港豪宅和奔驰汽车一事，他也想通过本刊做一澄清：香港尖沙嘴的豪宅确实是700万港元买的，但其中5%的自备款，25%的两年期地产商无息按揭贷款，还有75%的15年按揭贷款；另外，奔驰E200型汽车在香港只卖30万元，是100%的按揭贷款，由于经常出跑两地，车子在2005年2月份已经卖掉，目前是搭大众运输工具上班。“此外媒体报道我在长江商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薪水也是严重误导，由于在2003-2005年间是双方合聘教授，因此各拿一半薪水，总共大约是150万左右。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学全职教授，一年100多万。”熟悉数字的郎咸平非常清楚地披露这些数据。
研究领域在扩展
郎咸平是2001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的。从当初揭秘德隆系，到2004年质疑格林科尔，引发产权改革讨论，再到2005年抨击国企MBO，凭借其经济学和财务学功底，以一贯犀利的风格，对中国的学术界、商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2004年德隆系和2005年格林柯尔的轰然倒塌，都证明了郎咸平敏锐的预见性。
2005年，郎咸平的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展，从单纯对个体公司的财务分析，逐步走向对中国产权改革、国企改革、教育卫生医疗改革等一系列涉及中国前途走向的重大课题的探讨，并对民主、自由、法治、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精神作以阐述。
当然，他和中国企业之间的关系也较为敏感。
作为新浪网络盛典2005年度财经人物，在1月初出席新浪网的网络盛典公开活动的时候，他便非常认真地提醒说，我可以颁奖给文化娱乐人物，但是我不愿意颁奖给企业家。“我现在不想轻易地给任何企业家背书。否则我宁愿不来，不要这个奖。”幸亏，组委会安排他颁奖给超女张靓颖。
“我现在持有的是香港身份证，我是香港人，我在台湾出生，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中国人是我最自豪的身份。”郎咸平笑道。2004年2月，他退掉已用了多年的美国护照，彻底和大洋彼岸告别。虽然很多人劝他应该留一条后路，但是倔强的郎咸平说，“我不需要！”他对《新世纪》周刊说，“我决意退掉美国护照是在产权改革大讨论开始之前，是在社会大众肯定我的理念之前，我断掉一切后路，我只想将我的未来和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而事实证明我就是这么无退路地走过这两年的风风雨雨。”
2005年，郎咸平出席了大小数十个公开演讲，远到墨尔本，小到一些地级市，他都极其激情地大声疾呼，社会需要反思，要反对一些打着“改革”旗号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上下其手，剥削社会大众。对于法制化和汇率调整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同时，他炮轰教育、医疗和房地产三大改革，也在网络上引起了激烈反应。
“商业演讲当然是要收费，但是对于有价值的公共场合，我肯定会无偿出席。”郎咸平说这话的时候正是2005年12月20日晚。当晚21时，在北京北新桥旁边的小山城火锅店里，刚刚由天津赶到北京的郎咸平，接通了清华大学一个学生组织的电话。热情的学生们邀请他第二天去讲课，但是担心传说之中的出场费。而郎咸平早就答应了免费演讲，甚至自付机票和酒店费用，同时自备汽车，不让学生会出一分钱。当晚，他还和吃饭的北京朋友们反复商量，明天应该说什么，分哪几个问题说，怎么样才能让学生们听得最明白。他最后独自一人备课到午夜。
于是，12月21日，清华大学，郎咸平在上千名学生挤满的报告厅里面，做了主题为“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的演讲，两个多小时之内的掌声和笑声不断响起。“这是我2005年最成功的演讲！充分表达了我自己的思考，我要感谢现场的同学们给我带来的灵感。”
跳出经济学 关注社会问题
2005年，郎咸平说，最满意的是自己关于中国企业问题的研究。一共涉及地产、金融和高科技等主要行业的二十多个深度案例分析。
这一年，把他告上法庭的顾雏军已经被逮捕。郎顾之争胜负已分。同时，曾经声称为顾雏军向郎咸平牵线给付润笔的股票经纪人宋秦，也已经被加拿大法院宣判入狱。他关于郎咸平收受顾雏军钱财的指责也被法庭驳回。对于这一切，郎咸平却淡然自处。“对于顾雏军我确实没有什么好说，因为一年多前，我已经预言过事情的结局。我对他个人没有什么褒贬。我还是希望大家关心我的研究成绩，而不是花边新闻。”
在汇智光华主办的《中国企业战略突围》主题演讲之中，郎咸平深入解读了日韩香港等国际级大企业的战略思维，从而希望能够为众多中国企业家寻找到提升自身的正确路径。
2006年元月，东方出版社推出了郎咸平的三本新作《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标本--地产领导者领先之道》和《思维--国际级企业和企业家战略思维》，基本上收录了他这方面的研究心得。
对于他炮轰三大改革，郎咸平提到了他的矫正方案，那就是“社区医疗制度，教育补贴农村的穷人，市场化必须要有配套体系”等具体措施。
“我最近大规模研究的是国内外知名流通业公司的案例。三月份应该就会有成果。”郎咸平透露今年他的第一炮。“大型零售商业企业，一方面可能挤压上游供应商，另外一方面关系到广大民众生活，不能够完全放任自流。”郎咸平说，三年前他就提出要高度注意这方面的隐患，但是这几年的实践令他更为担心，因此，希望这次深入研究能够找到解决问题，造福社会的合理建议。
国家当前应放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作法，而代之以创造公平和谐的社会大环境，只有打造这样的背景，改革才可能推进和成功；同时，衡量改革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福利的共同提高和民众的满意拥护，而绝非制造贫富差距和阶层歧视。郎咸平强调，建设公平和谐社会环境的不二法门是“法制建设”，要实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法制建设为中心”的转向。
“今年，我还会更多地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因为我有着家国情怀，我希望中国能够变得更好。”选择在内地度过春节的郎咸平此时的表达，依然坦诚。
郎咸平：新法治主义才是未来中国经济主导.txt
郎咸平接受《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新法治主义才是未来中国经济主导。
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
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有些地方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改革，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我想借贵刊提出一个新思想——新法治主义来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思想的问题无对错
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了。
人物周刊：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到现在，你认为公众对你有误会？
郎咸平：公众对我没有误会。这几个月我不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是希望事情能淡一下，需要整个社会的反思。同时，讲句良心话，我也希望专家和学者，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自己批评这件事，也要容许别人来反向批评，这是件好事。我不成为媒体的焦点，总希望让别的人来多谈话，这个讨论才有意义嘛。为什么这么小的事能引起这么大的波动，这绝对不是我个人的魅力，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什么了不起的，而是整个社会不安的情绪，这是你们能看出来的。如果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把焦点放在郎咸平喜欢个人炒作，那我觉得真是太悲哀了。郎咸平只是一个棋子，只是一个社会大众发泄不满的出气口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