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中，详细罗列了这些上市公司是采取多么-狠毒的手段 .5
由于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管理中，追求个人的能力和作用。例如我们经常听到政府和企业奖励有“特殊贡献的专家”，但很少听到奖励有“特殊贡献的团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必然导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更不要说当“鸡身和鸡尾”。这也正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长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心底，我们是相信奇迹，崇拜奇迹的。根据调研结果国内有54.6%的企业倾向于期望某个研发人员突然间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能赚大钱。可在西方却不然,他们只相信规律，不相信奇迹。他们不会倚重于个人的创造能力，而更多的依靠制度的运作。
东方文化崇尚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以，一鸣惊人”、“愚公移山”，“铁棒磨成针”。而西方文化崇尚现实目标。如“相对优势”、“阶段目标”、“综合指标”。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技术是否先进，水平是否领先，没有进度和时间观念，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甚至“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把 “愚公移山”和“铁棒磨成针”作为新产品的研发的座右铭。因此，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研发进度不断延期，经费不断追加，状态不断更改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已成为我国企业技术产品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郎咸平：香港的困境.txt
香港以往的成功得利于巧合而不是因为港人天纵英明。记得有人说过港英时代的英国政府就像是台上的魔术师，他挥动那点石成金的魔术棒使得东方之珠的绚丽照亮了世界，而魔术棒下所孕育的自由、竞争和开放的理念成了各国政府施政的样板。但是1997年以后当魔术师把他的魔术棒交给台下的观众后，魔术棒再也不灵了，这位魔术师到底带走了甚么而造成香港的沉沦？我曾经读过太多的文章批评英国政府有阴谋地掠夺了香港的财富云云，这除了凸显我们喜欢诿人以过的民族特性外，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于事无补。
多项巧合造就香港成功
港英政府治理香港的成功实在是一个上帝的恩赐，这并不是英国人有甚么特殊的治国方针。英国政府行事缓慢官僚，英国人作风保守不够进取，因此大不列颠帝国才会沦落为世界二流国家。但是为甚么英国人到了香港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香港的英国人和英国本土人不同。在英国人的心目中，香港是个模糊的小岛，有点落后，又靠近中国，而且还不像英国本土那么安全而熟悉……，所以愿意到香港的英国人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勇敢和爱好冒险的人，因此建设好香港赚到一大笔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之一，而这也是为何香港官员的薪水那么高的主要原因。以香港目前官员薪水而言，金管局任志刚的年薪高达900万港元，而其它司局长的年薪也高达500万港元以上。但是要取得如此丰厚待遇的先决条件，就是香港经济必须明天要更好，对于这一批大胆而惟利是图的英国人而言，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搞好香港经济。但是主观的想搞好香港和客观的能不能搞好香港是不同的，难道董建华不想搞好香港吗？
根据香港历史资料来看，这些英国人一般而言都希望在退休后回到英国，他们绝不想在退休后呆在香港人经营的私人公司做事。事实上本港英国人是从骨子看不起香港人的，也根本不存在英国人替香港人打工的情况，因此他们对于香港本地富人特权阶级无要求。由于没有利益问题的干扰，因此他们所推出的政策比较具有公平性，而这种公平性的追求也正是英国人特有的民族性。但是这种公平性在1997年以后急剧退化，例如最近大家批评甚多的九龙西区开发和添马舰等等问题都可以看到利益团体的影子。
这种比较公平的制度配合上了一群特殊的百姓造就了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香港老百姓在英国政府高压统治下，几乎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过日子。举例而言，只要你胆敢批评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官员立刻将你驱逐出境。香港老百姓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养成特别守纪律和守秩序的优良传统。但是香港老百姓本来就继承着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的勤勉，而在英国人施行一套比较公平的制度下，充分发挥了广东人天生营商的特性，弥补了英国本土人民不够进取的个性，反而形成一个孕育着辉煌东方之珠的沃土。而这个历史的巧合也解释了为何英国本土经济不如香港繁荣。
大陆改革开放成催化剂
这片孕育着东方之珠的沃土终于在7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步伐中找了催化剂。由于中国内地相对落后，港人凭着资金的优势、与国际接轨的环境、地利和语言之便，在短短的二、三十年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从而使得东方之珠的灿烂光环在这片沃土上冉冉升起。但是从我前述来看，香港的成功是多个巧合所造成，而绝不是因为香港人本身天纵英明。因此在今天香港经济持续衰退的时候，香港应该如何再起飞应该是值得中央政府和港府深思的问题了。我们千万不能期望这些巧合又会再一次的惠顾香港人。
港人急功近利政治清廉
香港人虽然在经济方面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跡，但由于英国人在政治方面的高压统治，香港人对政治就特别的冷感。讲得更具体一点，香港人从未经过民主的洗礼。而且由于香港（商）人没有政治势力的支持，这种潜在的政治风险造就了港人急功近利、只看短期不看长期的特性，香港人只想赚个短期钱寻求个短期的刺激。这种赚短期钱的思维处处可见，例如香港人炒邮票、炒股和炒楼的风潮。
此外，前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鉴于香港失业率严重，因此提出港人应该自行创业，但他所提出的例子却是太过于急功近利。他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他说他替同事去买汤时就发现了一个创业的机会，因为他可以买好几碗汤回来，然后再赚取个差价卖给同事。堂堂财政司司长竟会举出如此急功近利的例子实在很难想象。香港人喜欢追求短期刺激的特性也是随处可见，例如香港的报纸就是最好的解说。各报的头版头条大概都是强奸、杀人、乱伦等刺激新闻，那种具有大思维大格局的重大政治新闻反而成为次要。
香港的经济不但好，政治方面也是比较清廉。英国人为了对付官员的贪污腐化而主动成立了廉政公署，因此港官的清廉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为甚么英国人可以有效地建立连英国和中国都没有的廉政公署制度呢？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们查阅香港的历史，发现在港英政府时期，腐败的现象还是有，但不多。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英国官员和香港籍官员共处的结果，反而避免了腐败的产生。这话怎么说呢？由于香港官员在英国人统治下没有安全感，同时中英官员双方也彼此不信任，因此很难结成联盟进行中国人历史所传承的腐败现象，而这种腐败现象永远跟随中国历史而不断演进一直到了香港才嘎然停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跡。因此中英官员之间的不信任反而造成了集体清廉的特性，而这也正是廉政公署得以顺利成立的主要原因。
港英时代运作良好的制度存在了一个很大的隐忧，那就是香港籍官员的无能现象产生了。当时政府的高级官员都是英国人，低级官员才是中国人。由于升迁无望，因此香港一流人才都去了商界，而愿意去政府部门的大多是二、三流人才。港官当时是完全听命行事而个人完全无法接触到英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简单的讲，港官的任务就是听命行事，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根据中英政府的协议，英国高官必须在1997年以前逐年退出，而将行政权转给港官。如此一来，这些港官连升数级，一下子就做到了他们从前想也不敢想的位子。但问题立刻浮现出来了，这些港官从来没有接触过港英政府的决策过程，等港官真正掌握权力以后才发现不知如何治理香港，因为几乎所有的法令都是只有原则而无操作程序。以往英国高官之间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协调，而港官却是无能为力。举例而言，香港联交所前行政总裁邝其志面临退市方案（香港叫除牌）却不知如何操作，在港英政府时代，规定凡股价太低或交易量过低的可退市，但甚么时候应该退市呢？英国上市公司知道，英国官员知道，但港官就是不知道。以2002年为例，伦敦股市有5%的股票自行退市，但香港高官就不知道英国公司以何种条件决定要不要退市。邝其志为了要完成退市的操作程序因此订立了五角退市的标准，如此一来才让退市机制有了操作性。但是这个政策简直粗糙得不可想象，香港股市股价低于五角的公司48%录得亏损，而股价高于五角的公司也有17%有亏损。因此我不知道五角有甚么意义。
「商人治港」思维种祸根
目前香港大部分的高官来自商界。香港可以说几乎是全世界唯一的「商人治国」的实验室。他们又是何种心态呢？在过去二十年的粤港两地第一次经济整合过程中，本港的经济发展受惠于房地产、物流、贸易运输和劳力密集等简单行业，并且是在内地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辉煌的成就。相当数量的香港精英企业家也因从事这类简单的企业而成功。他们的成功是一个机遇，但他们（1）既不懂高层次宏观管理，（2）也不懂高新技术，（3）尤其是不重视研究发展和长期规划，因为他们以前的成功和这些因素无关。
由这些商人型的港官甚至是他们第二代，配合着港英政府时期二、三流水平的港官来管理香港是香港的最大危机。而这种全世界只有香港才有的特殊官僚群体，我将之称为商人官僚体系。另外一点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官僚体系的成员们由于他们过往的快速成功而养成了极度傲慢和自以为是的特性，因此很难接受治港的新观念。在这一点而言，内地官员普遍认为自己不足，因此他们的进步可以说是一日千里。最好的例子就是数年前香港证监会官员应聘到内地担任中国证监会顾问，但近一两年来香港证监会的监管成绩远远落在中国证监会之后，这清楚说明了内地官员学习的成绩和速度。
这些商人官僚不重视学习而且又具备了香港人特有的急功近利的个性，因此港府推出的政策几乎都具备了短期拍脑袋（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未经全盘统筹协调的特性。举例而言，特首董建华看到楼价过高，因此一上任立刻提出「8万5千」民居的构想以打压过热的楼市，但他却没想到楼价一下来，银行的债权立刻会产生问题。例如失业问题严重，财政司司长立刻成立事后看来无效果的创业基金。沙士出现，财政司又立刻搬出35亿基金援助服务行业，结果几乎无人申请。楼市下跌，财政司利用孙九招救市，但楼市照跌。股市下跌，财政司立刻寄望于中央的QDII，而没有推出政策从根本上解决股市存在的问题。财赤严重，财政司立刻想到加税而未考虑加税会进一步打击已雪上加霜的经济而加大下年度财赤……此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竟然成了港府处理经济问题的固定模式。
高官问责加速情况恶化
另外，类似的粗糙决策比比皆是。我想用个例子来解释没有协调的政策是多么的危险。根据报载，有两个香港人喜欢吃黑鱼（香港叫生鱼）。因此带了几条生鱼到美国去。生鱼在亚洲有天敌，因为中国人喜欢吃生鱼，所以不会过度繁殖。可是送到美国去就麻烦了，因为中国人不多。当他们把两条吃不完的鱼丢到湖里以后，发现五大湖的生鱼过度繁殖。因为生鱼非常凶猛，对其它鱼类造成严重威胁而破坏了生态环境。这个例子说明当你随便引入一个制度后，如果没有一个相制衡的制度，结果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引进一个没有协调制度所带来的是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对香港整个制度的破坏。这个协调不良的问题也会因目前所推行的高官问责制而加速恶化，因为每一个高官在此制度下都想要表现自己，所以很可能推出更多的未协调制度来，这又是生鱼的问题。
港府合法腐败应运而生
香港经济不但愈搞愈差，而且廉洁时代也一去不复返。这种腐败是香港特有的「合法的腐败」。我举个例子。根据今年一月十七日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香港医管局对其管理团队的三十一位高层人员总共发放了一千二百六十万港元的年终奖金，也就是平均每人可获得四十万港元。众所周知，由于香港医管局和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的疏忽下，造成了香港近两千人染上沙士，反而涉案官员人人无事，而且人人获花红。那些真正在第一线牺牲生命抗御沙士的工作人员反而没有获得花红。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在接受《南华早报》记者访问时指出，这些花红是这些高官人员合同所规定的，因此不算增发。但根据该报的报道，这些花红已经是这些高官人员所规定花红的上限，因此这种现象很难不引起媒体的注意？其它类似现象简直不胜枚举。
另外一个腐败现象是今天的港官和以往的英国官员不同，今天港官退休明天就到私人公司上班，因此港官在位时就必须照顾好私人公司的利益。这种现象在1997年以后的香港实在太多了。这个现象造成一种合法的腐败。合法的腐败所造成的浪费有时更甚于非法的腐败。
我曾谈到香港人政治冷感，因此香港人目前努力追求政改的企图就特别值得关注。我个人并不反对民主，而港人追求民主的热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香港老百姓在英国人高压统治下早就习惯没有民主的日子，也就是说港人从来没有追求民主的传统。但为何香港老百姓或某些政治团体对追求民主如此的热中呢？我们应该分析这个事件的本质。
民主解决不了香港问题
我认为香港人错误地认为民主可以解决香港商人官僚集团的无能。中央政府应该特别注意香港进一步的民主，立刻会产生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香港老百姓从未受过民主的洗礼，因此在这方面港人是幼稚而简单的。民主并不是不好，而是如果不能循序渐进地推进，只会带来被外力包括某些政治团体或其它国家控制的危险。第二，港府目前的无能主要来自这些不懂宏观管理、不懂高新技术、不重视研发长期规划的商人官僚集团。但是类似的问题也普遍的存在于具有急功近利特色的老百姓当中，这是整个香港的问题。因此就算透过民主直选新特首，我也不认为新的班子就会比目前的港府有显着的进步。
我建议中央政府在处理香港事务时应该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宜择能人应对港台关系
协助香港制订长远规划
中央政府囿于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限制，因此对港政策方面基本上是以港府的诉求为主。这一批商人官僚就是标准的商人，也就是绝对的利益导向群体，因此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中央要政策，因为这就是商人本色。但是中央政府却不自觉地受到了这个商人官僚集团有意无意的影响而随波逐流丧失了主导香港经济的先机。举例而言，中央政府为了支持一国两制而大力挺董，出台了一系列短期刺激措施包括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个人游和人民币业务等等。我并不否认这些短期措施的好处，但是港府商人官僚集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思维才是香港真正的危机。我在前文说过，香港的成功得利于历史上多个巧合所造成，而绝不是因为港人天纵英明。因此我们不能期望历史的巧合会再次照顾港人，而应透过政府的力量，发展香港具有长期竞争力优势的产业。但是香港商人官僚集团的官员出身于简单的产业，他们不太理解甚么叫做具有竞争力的行业。
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香港各大学医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的研究力量在全亚洲排第一，远远超过日本，可是我们没有把它商品化。但是香港唯一的高科技竞争优势──大学研究──亦因港府官僚削减大学研究经费而正面向死亡。如果大学研究死亡，香港将再没有可与珠三角互补的优势产业。第二个例子是香港金融业人才的专业知识和英语水平远远超过内地，可是港府不但没有善用，反而想从内地输入金融人才，港府的做法实在让人不解。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港府心目中的金融优势，竟然是引进国内炒股资金大炒港股，例如不断向中央政府要求QDII的政策。香港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没有一个凌驾于广东的优势产业。香港在未来不要说没有条件成为珠三角的龙头，反而很可能成为广东发展的累赘。
整顿官商集团化解危机
政改本身没有合理性，因为香港的衰退和民主无关。政改的导火线却是来自于港府的商人官僚集团，因此中央政府想化解政改危机就必须先行整顿或改造商人官僚集团。但是中央政府绝对不能期望港府本身作任何改变，港府目前陷于严重的管治危机而只会因循苟且拖一天算一天将事情搞得更糟糕。
郎教授关于中国掠夺式经济的评论.txt
郎教授关于中国掠夺式经济的评论
我觉得我有必要为中国写点东西了。虽然我一向标榜远离政治，对所谓的世界大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失望。但最近的很多很多事情，还是让我觉得有某种东西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我厌恶评论，因为评论家大多只是坐而论道的好手，一旦起而行之，则捉襟见肘。站着说话不腰疼，固然很惬意。我知道有一天我也许会因为我说的这些而打了自己的嘴巴。但我还是决定要说，就如鲁迅先生所说，如果一个房子里的人要闷死了，你把他叫醒固然很残忍，但，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叫醒，又怎么没有可能把房子打一个洞来透气呢？我知道，也许我也不能把这座房子建的更好，但希望我说的话，能够给别人一些启示或者思索，这些启示或者思索中，也许就有建房子的高手呢
我今天要说的是，到底谁在抛弃中国？
这个问题看起来太大，几乎无从说起。我还是从细微处说起吧。
昨天在网易商业报道上看到一个贴子，内容是这样的。
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很好玩的一个贴子，却很真实的反映了我们改革的一个现实。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们要走向美国，还是变成下一个拉美？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美国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这句话让我们生出很多美丽的遐想，好像我们真的再这样埋头苦干很多年，就一定能赶英超美，过上欧美人的幸福生活。但是现在，在我们看来，也许赶英超美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遐想，也许中国貌似强大的经济外表之下已经暗流涌动，也许歌舞升平之下已经危机四伏。
为什么要提拉美？
在我们的主流视野里从来都没有拉美，在我们的概念里，拉美这个名词不比非洲高等多少。我们是不屑于提拉美的，那里滋生着一切资本主义的毒瘤，贫富分化，社会动荡，政治独裁，经济畸形发展，拉美人在独立以后，瞎折腾了200多年，还是处于第三世界。我们怎么能把自己和拉美比？
拉美人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大概是在去年，我们在谈论中国汽车业的未来走势时，第一次提到这个词，后拉美化。有人对当时世界汽车巨头纷纷进入中国，瓜分市场提出了自己的忧虑，说中国汽车如果不能走自己独立发展的品牌之路，而企图以市场换技术，最后只能如同拉美的汽车市场一样，沦为世界汽车巨头的加工厂，在食物链底层，抢食一点点残羹冷之。永远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与他们并驾齐驱。而更重要的是，以低廉的劳动力换来的投资必将不会长久，因为一旦出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市场，跨国巨头马上就会进行产业转移，到那个时候，中国汽车业就会被抽空，拉美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而我今天要说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汽车业，而是中国的整个未来。我们要走向何方？是发达的欧美，还是混乱的拉美？
郎咸平在华工（我不知道具体是那所大学的简称）演讲的时候，对大学生们说，“30年以后写信给你女儿的时候你可能会写，你在别国当保姆的日子还好吗？”“如果信托制度一直缺乏，那么改革将会把我们带到菲律宾而不是美国。”台下的大学生莫名惊诧。
其实我觉得倒真没有什么可惊诧的。这个道理连我都能想明白，我们中国的那些精英阶层，喝过洋墨水，读过哈佛剑桥的，谁能不心知肚明呢？但是愿意把它讲出来，讲给我们懵懵懂懂的大众和青年学生的，估计只有郎咸平一个人了。
有些东西是得多用脚趾头想想。上帝给我们一个脑袋，不是为了让我们整天琢磨同事有没有比我多发多少工资或者邻居的老公为什么比我能挣钱的。记得在中学学世界近代史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拉美国家独立的时间和美国差不多，到最后发展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历史书告诉我们，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我一直觉得那是狗屁，如果一对小兄弟一起长大，有一天哥哥对弟弟说，从今天开始，你归我管了，你挣的钱归我，做弟弟的能愿意？据说拉美国家独立以后，很快就变成了美国的后院。不过这是结果，可不是原因了。之所以美国能把他们当后院，还不是因为几十年之后，当哥哥的已经比弟弟强大了好多，敢于对弟弟说，你挣的钱要是不给我，看我不揍你。当然，我当时是想不明白的。我面对这样的答案，也不过就是在心里说句狗屁，除此之外，是断然提不出反对意见的。但现在，我敢说，也许真实的答案已经被我们发现，并且他正在困扰着我们的中国。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在于，它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套一句比较主流的话，它缺乏一种财富积累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差别。
第一种情况：
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做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
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
而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
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 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唯一可能有戏的就是想办法骗一个老婆来，生一个漂亮女儿，或许还可以嫁给矿主做老婆。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拉美和美国不同的发展轨迹。也许今天美国人应该说，感谢华盛顿，他为美国缔造了最现代最科学的政治体制，感谢亨利·福特，他一手缔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拉美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大独裁者创造了掠夺性的经济体制，以一种豪强的姿态疯狂瓜分着社会财富，而使整个经济虚脱，再也无力发展。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提一下亨利·福特。古今中外所有的商业人物中，亨利·福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正是他用他的T型车一手缔造了最初的中产阶级，并将美国社会第一个引入了现代社会，（欧洲在这一点上，比美国晚了几十年）。亨利·福特说我要让我的工人能买得起我的T型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他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大幅降低，于是，福特公司一跃成为最大的汽车公司，于是有了钱的工人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其它的消费，于是中产阶级诞生了。于是在完成西部扩张，在领土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的美国发现了另外一个金矿，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带动了巨大的需求，支撑起庞大的国内市场，继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美国从来都是一个依靠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而中国空有12亿人口，却居然内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你说这不是咄咄怪事。你以为你是弹丸之国的日本哪？靠外向型经济就能样得膘满肠肥？12亿人口，谁能养活中国？除了你自己。也难怪现在全世界都在指着你，说你对人家倾销。
说到这儿，该说到我们中国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内需不足，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我们的财富到那儿去了？我们到底还有多大的持续增长能力。中国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这里边姑且不说什么权钱交易，制度漏洞，不劳而获。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干净的。但关键就在于，在积累完成以后，我们该怎么做，是继续任贫富分化发展呢？还是创造我们自己的现代社会，创造坊锥形的社会结构。看到那位网友的话真的倒吸一口冷气，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改革是不是正在走向一个反面，以疯狂搜刮普通大众并不多的社会财富来继续换取虚高的发展？尽早上看到一篇文章，比较中国和新加坡的十大差距，具体的不说，因为小国毕竟比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要好管理得多。但是，让我深思良久的还是新加坡的体制中所投出来的平等思想，那种对普
罗大众的关怀。而我们，这种声音除了矫揉造作的官员做秀以外，我们看到了哪些实质性的东西？中国从来就没有平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有没有也很难说。我们只有所谓精英和庶民。当所有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买一个安身之所的时候，当一个家庭的一个孩子上学就要掏空家里的一切积蓄的时候，当你在股市上投了钱就相当于捐款，被那些国企老板用什么MBO名正言顺的中饱私囊的时候，当一个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一个大款吃一段饭的开销的时候，你指望大家不去省吃俭用，疯狂存钱？你指望银行里里几万亿的存款能够转化为巨大的需求？你指望消费品市场能够持续火热？你指望有点闲钱的人能够去做更有用的投资而不是作为热钱去炒房？你指望本来就不多的社会财富能够更快更合理流动？我们很穷，因为我们钱本来就不多，却被装在了很少的人的腰包里，我们本来就不富裕，却在银行压一块，在房子上压一块，在股市里套一块，nnd，我钱看起来不少，但是就是转不动，都是死钱。于是，少数人手里的钱只能去买LV、卡地亚、施华洛世奇，因为除了这个，他们也没什么可买的了。有些人还跳出来粉饰太平，说什么奢侈中国，狗屁！哪个大国的经济能靠几个奢侈品品牌带动起来，
再说奢侈品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瞎激动什么啊？你要是中国也有几个顶极奢侈品品牌的话，跟着起起哄也还可以。那不过是让法国、意大利多赚点钱而已。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农民还没有富裕起来，就已经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吐干净了血，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没有诞生就已经横遭劫掠，我们到哪儿找内需？我们除了出口，让全世界来养活我们以外，有什么办法？所以，全世界都说你倾销。是啊，12亿人，谁养活得了你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的改革走入了这样的一种境地？教育收费，房价高启，股票圈钱，上帝啊，这是啥决策啊。哪个已经富得流油的国家在当初这么迫不及待地从自己的人民手里捞钱？我们的精英阶层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这种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问题，他们就想不明白？
精英阶层到哪儿去了？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想，精英阶层有两个去向，一个被收买了，一个被扼杀了。
郎顾之争已经让所有的人都对内地的经济学家失望了。为什么整个内地的经济学家会败在一个叫郎咸平的香港人手里？只有一个问题？？良知，不是大陆经济学家太笨了，而是他们已经被收买，良知泯灭，除了为主子叫几声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作用。于是我们的官僚、资本、还有知识界人士就结成了联盟，制定着进一步瓜分财富的计划。于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就失去了话语圈，就算惨叫几声，也不会被人听见。
这是被收买的，还有被扼杀的。
就是青年。
想起鲁迅先生所说，最有希望的就是我们的青年。但是，tnnd，又是教育，教育，tmd的中国教育，被这些狗屁精英把持的中国教育，一方面掏光你的钱袋，另一方面让你接受填鸭式的知识，除了会背几个狗屁单词之外，几乎剥夺你任何独立思考的能力。好啊，这招真好，真是斩草除根了。郎咸平对大学生说：“我们这一代人不懂法制，也没有良心。”“我们这一代是要早点被淘汰的，把权力交给你们，你们才是未来。”唉，也许郎先生真的不太了解中国的内地，他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孱弱肩膀，也许根本就担不起这个担子。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你该怎么办？保护你自己。这是每个人首先想到的答案，要么离开它，要么让自己变强大，因为别指望政府保护你。记得五年前我就说，中国在进入一个急剧分化的时代，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它分化完之前拼尽全力挤入上层而已。现在我依然说这话。变强大，只有变得强大，你才能保护你自己，保护你想保护的人，你才能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的人所听到。 [/b]
郞咸平：90年代中期的曲解造成今天的乱象.txt
北京时间: 2007年7月15日(星期日)1:30
地点: InterContinental Toronto Centre
225 Front Street West Toronto, ON M5V 2X3, Canada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各位来宾大家好，KVB昆仑国际2007中国经济论坛现在开始！
首先让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来宾：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王勇领事、杨学刚领事、陈国治先生、陈志辉先生、陈丙丁先生、香港特区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萧显扬先生、还有我们KVB昆仑国际执行董事刘先生、还有KVB昆仑国际主席吴先生。其他的嘉宾还有环球时报等媒体和记者和我们KVB昆仑国际忠实的客户，还有来自多伦多中国留学生的代表，欢迎各位嘉宾光临。欢迎郎咸平教授！
郎咸平：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多伦多，来做一场演讲，我相信在座每一位来宾，对于中国的现状，以及未来是给予高度的关切，不然也不会来听我的演讲。今天我一来就接受了两个电视媒体的采访，他们问我的问题，可以代表在座各位的问题，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什么看法？那么我的回答，我既不说乐观，也不说悲观。我说这是路径依赖，我说表面上看起来，中国经济成长每年高达10%的经济成长率，在全世界各国来看那是匪夷所思的增长率。那么中国经济的实力也陆续展现在各个国家的面前。包括中国对外的扩张、收购等等的行动。我今天谈的问题不是这么的简单，而是在这个表象之下，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呢，是楼市泡沫、股市泡沫、全面性通货膨胀，所得分配的持续恶化、环境污染，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等等。这些现象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谈的主题！
郎咸平：我相信今天提出的观点，也是我最近这一两年首次针对这么大的一个话题，提出的所谓的综合性的看法，今天由于这个理论稍微复杂一点，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简单的TTP，希望能够协助我的演讲！
这一切的乱象来源于什么？来源和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系。首先我要谈一谈，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什么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拨乱反正，拨什么乱，拨以阶级斗争的乱。所以改革开放的成功，是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可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就是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理念，90年代中期被曲解为以钱为纲，在这个战略之下走到了今天，创造了我前面讲的乱象。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体制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为什么以钱为纲，走到今天这个制度，我觉得我们应该针对几个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郎咸平：我们首先谈一谈医改、教改、房改。
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告诉各位，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被以钱为纲的理念误导的。举一个例子，你们到急诊室看病，医生问你的问题不是你哪里不舒服，主要是问你有多少钱？然后看你带了多少钱，决定给你用什么样的药，在加拿大是先看病再收钱。在香港看急诊，香港的医院是不收钱的，免费给你看急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人有困难的时候。香港同胞很愿意在大家困难的时候帮助你，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就这么简单。
可是在以钱为纲的基础上，你没有钱就不行。
郎咸平：那么再谈谈教改，什么叫做以钱为纲的教育改革？那么当时推出一个政策，我相信各位很清楚，叫做“大学教育产业化”。这就是以钱为纲的理念。就是将几个大学合并在一起，大幅增加招收的名额，多收学费。如果你没有钱，对不起，你不能上大学。可是搞教育改革的人，请你们回忆一下，20、30年之前，你们在农村长大的时候，你考上了北大、清华、交大、复旦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父母送你上火车时候的感觉，买不起坐票，给你一个站票。经过四年的学习，你成了大企业家，你开始搞教改了，开始搞产业化了。你完全断绝了和你同样出身农村子弟的情况。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打着改革的旗号，你可以无恶不作。那么我想请您拿中国的教育改革和美国做一下比较，你晓不晓得美国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到高中公益学校都是不收钱的。美国的哈佛大学一年收费接近4万美元，但是你只要是美国的公民，你都可以申请免费的，等你工作了再给钱。因为美国政府不能剥夺你学习的机会。在中国你没有钱你上不了大学，你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事做？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想发言，只想找一个正确的时候，那就是今天。我看了很多的国际上的发言，基本上是胡说八道，有人说专业不对口。任何国家的大学、本科就没有对口过的。你念过加拿大大学，什么时候对口过了，专业不对口是一个常态。但是中国的问题在这儿，那就是当你搞大学教育产业化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中国的产业机构和美国和加拿大是不同的。你晓不晓得，美、加两国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因为这两国的产值以服务业为主，尤其是美国占了8成以上，所以需要大量的大学生。中国刚好相反，中国是服务业比重非常小，而是传统制造业的比重很大。像这类制造业基本上不需要大学生，甚至有些工厂从老板开始到保安就没有一个大学生，因为他不需要的。那么难道你当初搞教育产业化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学生的出入问题，没有人想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重要。教改的目的就是图钱大学，你出去找不到事我不在乎，只在乎通过教改能赚多少钱。一旦进了大学，没钱进不去，进去了出来找不到事。
郎咸平：讲到房改更有意思了，房改就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合谋。一个以钱为纲的房改是什么回事呢？地方政府官员的思维就很奇特，是以GDP为唯一的执政标准。所以我们各地的官员一上任之后就拼命的卖地，价格是越卖越高。大家知不知道上涨指数最高的是什么？就是卖地的地价。因为政府官员有这个欲望提高GDP，但是这块地不是政府的，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地，当你用高价把地卖了以后，有没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呢？应该跟香港一样，该建设一些经济适用房。北京市政府盖了天通苑，盖的富丽堂皇的。但是第一手买房子的是地产老板，一般的老百姓买不到经济适用房的。
郎咸平：比如说把自己的办公室盖的富丽堂皇的，以北京、上海为例。各个区的区政府比白宫还要豪华。从北京开始一直到广州，各地搞什么？就是艺术中心。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些艺术中心各个腐败。那么当然了还有很多的用途你们都很熟悉的，包括公款吃喝、考察旅游，反正名堂多了。让他们给老百姓做事不高兴的，搞一些这些事情，是很积极的。
郎咸平：那么地产商拿到地盖高价房，一手房的价格上去了，二手房马上水涨船高了。那么当初在盖房子的时候，拆迁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发现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很多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利、协助地产商，驱赶这些拆迁户，或者利用黑社会来揍你一顿，就这么简单。到最后你发现，房改以后，地卖得越多，价格越高。卖得地价是越来越高，加上各种贪污，使得成本高涨。没有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每个老百姓有屋可住。所有的老百姓必须到市场上买贵的房子，因此大家都买不起房子。原来房改的目的是富了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不是为了老百姓有房子住。
郎咸平：那么第四个就是国企改革。大家关切我的言论的话，大家可能会知道，我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我们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荒谬的改革，叫产权改革，为什么国企不行呢？是你的就可以做好，不是你的就做不好。那么“冰棍理念”就出来了，什么是“冰棍理念”呢？就是是你的可以做好，不是你的做不好。因为是自己的就做得好了。
我觉得很奇怪，是这样子的吗？东西不是你自己的，就可以做不好。我告诉你，这个理念贯穿了28年的国企改革。你晓不晓得，这个理念，破坏了中国的伦理道德以及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因为东西不是你的就做不好，真正的受害者是谁？真正的受害者是民营企业家。当民营企业家做到一定的时候，你要不要聘请职业经理人、副总、财务总监等等？当然要了。那么请这些民营企业家，虽然你是民企，你的公司是不是这些职业经理人的呢？当然不是。如果当然不是，他们是不是可以不做好了呢？
郎咸平：到最后你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走到最后，最大的抱怨就是他的员工从来不为他打算，不是对付竞争者，而是对付员工。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之后，中国人的信托责任扫除一空，再也没有了。员工对老板没有信托责任，这就是现今的中国。而且社会败坏如此，如果哪一个干部被抓了以后，贪污被抓了，要是20年之前的话，舆论会说你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对不起父母和子女。今天不是，今天是被抓了，“哎，好倒霉噢，”社会的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