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的一些学生比我很有成就的，都是一些地产商。当时信心满满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说你们要了解，按照这种宏观政策走下去，哪一种企业能够成长？低成长、低负债，高现金流的企业能够成长，所以不要老搞小公司。我讲了以后他听了很感动，可是晚上腐败一次就忘了，上个月我又做了一次演讲，那批同学又回来了，说老师又忘了。说今天宏观调控出来了，像你所预测的一样，他说现在怎么办？我说现在来不及了。我跟各位讲，如果按照这样的走势下去，我们的房地产公司至少到80％，我们现在是小而全，将来的80％要被专业化的服务行业所取代，你是否考虑学习一下美国的经验，或者欧洲的经验，成立一个所谓的专业化的房地产的服务公司，比如说装修什么的，目前也有这方面的，你们思考一下。去上网查了一下美国专业服务商的格局。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我的结论，今天我们谈完了整个金融政策的思维，金融政策造成的打击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对各位影响最大的是银行或者主管当局的思维怎么样，如果他的思维是我所讲的一种信用破坏式的思维，一种卸下担子的思维，一种把风险转给公众的思维，我告诉各位，你今天的日子一定要比明天更愉快（众笑），明天会更艰难。而且很大一部分的压力来自于我们金融政策的主导。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替各位感到忧心忡忡，我对这一年推行金融政策感到痛心疾首。
（大家热烈地鼓掌，要求继续演讲下去）
谢谢各位热情地支持，我的推论都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学的素养推论出来的，大家千万记住我是金融学博士，我也希望今天的演讲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企业业务方面的警告。给大家提三个问题。
提问：我是深圳晚报的记者，想请问教授一个问题，一直以来大家都说深圳的房地产是健康的，您是否认为这样呢？
郎咸平：我碰到一个现象，这次宏观调控在上海造成一些影响，每个月的成交额一百件都没有，这种少量的成交额无法主导价格，因为价格的变动要靠交易来变。现在市场怎么做抵制，就是不交易，等事情过了就好了。但是有一些楼盘由于资金链紧张，新楼盘推出以后价格下降确有其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反映非常奇妙，通过不交易抵制价格的变动，这会严重对冲金融政策的作用，这是金融政策最难的地方，效果不确定，所谓的靠交易量抵冲价格的变动是一个主要原因，切忌大量使用金融政策。我们发现北京和广东的地产没什么问题，不但没低压还有幅幅地上升，最稳定的大是广东地区的市场，原因根据我们过去看的资料是说1992年开始深圳以及广州的房地产是最早跟香港接轨的，受过打击是最多的，多打几次就学乖了。这里的房地产相对上海而言也比较理智，上海很不幸地成为一个国际炒家的主流中心。人都有一种冲动，一看房价上升，他也水涨船高，但是类似的现象不会在广东出现，因为有地域的特殊性，也不会像上海一样要在市中心居住。这不好操作。
在深圳的房地产没有所谓的好或坏，相对北京或上海而言，他的政府是最合理的。有的时候罗湖地区以一个平均的数量而言，全国最先开始有房地产的地方就是广东，到时候你发现经过几次波折以后，目前房价的走势在全国相对而言是最合理的。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新开发地区越不合理，像长沙、银川，要开始在那边炒房就很奇怪了，民间的理智思维就会差很多。这是一个好现象，至少在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在广东来讲，我不认为会有太大的波动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央行对房地产的政策调整，他主要是对专业银行。我们国家的金融机构是分业经营的，像信托公司、典当行这两年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很快，介入房地产很多，资金越来越大。我们金融政策本身有一个漏洞，在这种情况下他本身抵消了政府金融政策调控的效果，请问郎教授怎么看的？
郎咸平：这个问题问得很大，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举一个例子来说，金融政策调整的效果是什么大，四大商业银行调不调整没太大的差别，因为他们很宽松。我们任何地方都是二元式经济，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国家。只要通过银行体系推出来的政策有时候发现不太有效，我们对银行所扮演的角色责任是不清楚的。最后我们要求说你对中小企业多做融资什么的，他做不了融资，他也不相信你。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是老公做生意老婆做帐，谁敢贷款给你。我们银行体系的放贷资金的组成是非常危险的组成，基本上都是以房地产为主的。这就很危险，按照国际标准比例是很低的，50％以下，我们甚至高达8?90％，万一哪天出现一个大变动，房地产大崩盘怎么办？银行能不能承受得住？这就是下一次的金融危机。
银行问题我告诉各位，改不了的。我上次在建行做掩盖，我说你们在做股改是多此一举，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银行本身他是一个系统工程。举例来说，你把花钱放在15亿的中国人身上也是一个坏帐，因为国有企业不还钱你能怎么样呢？中国银行到纽约银行做得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纽约人的素质好，大家都想还钱，不还钱有一个很好的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刁民又多，又没有健全的法制，想要做好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政府要明确理解银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想通过银行做改革那是不可能的。要把整个银行体系的素质弄上去，法制完善以后银行自然会好。为什么美国的银行到现在那么积极地收购中国银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笑，我们的银行那么可笑卖给外国人算了。你认为外国人那么笨吗？金融是他们发明的，我的金融博士就是在美国念的。他非常理解银行的好坏是靠经济数值和法制建设，我们今天的经济数字比昨天要好，我们的法制也在推动，十年以后会更好，现在进入中国是最佳时机，因为现在价格是最低的，今后各方面完善了，他们赚钱。他们赚钱了以后我们老爱性会很高兴地说“卖给外国人就是好”，傻，都是靠你把它搞起来的。现在把他们卖掉，十年以后会出现大发展的对象。
我开一个玩笑挖苦挖苦各位，150年之后，你的子孙怎么谈我们这一代的，他说“150年前在深圳那批老祖宗水平是不行，还不如300年前的清朝老祖宗，他们是努力打了败仗才赔外国，150年前的老祖宗别提了，还高高兴兴地把白银送出去”。这是我们银行改革的问题。
提问：我是一名经济学博士。我提的问题是我研究世界五百强，他们有一个词是“专业化”非常强，中国的五百强国有、垄断特别多，民营的五百强一半以上都是做房地产或者是做房地产控股的，他们这种存在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要想将来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和全球的特定环境下怎样发展？
郎咸平：这么大的问题啊。世界五百强本身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梦想，梦想到病态的心理，每个企业做到一定的时期都想做进五百强，比如说德隆、联想，这有一个思维的问题，你想前进一名都很艰难，因为别人太厉害了。我举一个例子，三星一年之内进上六十名，凭什么？就凭你一厢情愿，凭到处收购兼并吗？做不到的。三星成功的安理会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家有很大的反思，你自己本身管理策略跟你的思维我们必须要理解，并不是你的资产的合并。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惯性思维很难进步，三星的成功有几个原因，这些成功来给三星是一个不得了的长进。前进了六十名。最近对于所谓的韩国现象大家都很关注，韩国人当初在八零年代末期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我们谈很多的日本企业、美国企业，大家都很喜欢听，我们常常拿韩国企业做对比，一讲到韩国企业全堂哄堂大笑，我也跟者笑，15年以后你还敢笑吗？最近日本希望收购三洋，三星说收购三洋我们不感兴趣，收购SONY我们比较感兴趣。
现在还在搞房地产，还在搞金融控股，人家已经走到了可以收购SONY的地步了，我们还在落后十年二十年，这是我最大的担心。
2005-11-29
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txt
缺乏信托责任——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
主持人：郎教授，作为一位公司金融与治理专家，您一直以来十分积极地致力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产权改革等问题的分析和调查，揭露了很多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问题，对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监督，有力地保护了中小股民的利益。在您看来，目前中国股市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郎咸平：这个问题太大了，让人有无从下手之感。中国股市的问题很多，如果空泛地谈，还不如从个别上市公司的角度来透视整个股市更具有说服力。我一直认为，中国股市最大的症结是上市公司的素质问题，一些公司，甚至包括一些好公司，大部分利益并没有归于上市公司，都把股民隔离于利益集中分享区域，怎么能让股民有信心？
信托责任是股市发展的关键
看看我最近正在关注的一家公司---格林柯尔。媒体报道格林柯尔用41亿的资金收购科龙、美菱等上市公司。经过我们的调研，结果发现事实并不像外界所报道的那样。我们发现它每收购一家公司后，这家公司的股价就出现大跌，这是有悖常理的，科龙、美菱、亚星，莫不如是。个中原因就在于，在收购完成前，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就赶在上一财政年度末之前即入主这些公司，把这些公司的费用打得很高，造成一种巨额亏损的假象，收购完成后再把费用打成零。
上述例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那就是我们的一些上市公司，无论是国企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对股民都缺乏应有的信托责任。以国有企业而言，其管理者往往着重强调激励机制的不足，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国家、人民应有的责任。经营成功的管理者确实对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但也正因此国家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才能有今天的成就，并非他们有多么卓越的才能，“时势造英雄”而已。
再回到我们最前面的话题，正是由于上市公司对股民缺乏信托责任，所以中国股市的问题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相比之下，英美在这方面做得就比较好，因为“信托责任”这个观念在英美国家有着法律上的保障。原因何在呢？像“信托责任”这样虚幻的概念，在中国这样的大陆法系的国家很难条文化，而在英美这样采用判例法的国家，其法治体系就可以保证上市公司对股民应有的信托责任。有无信托责任是股市能否发展好的唯一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比较完善的股市一个在纽约、一个在伦敦的原因所在。而大陆法系的国家因为信托责任无法立法，股市大都不能健全发达。没有法律约束，不履行信托责任就不能受到应有的制裁，中国股市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像银广夏，造假之后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可经营者并没有因此受到严厉的制裁。立法落后于犯罪，类似的问题自然会相继出现。
德隆事件暴露了“资金黑洞”
主持人：早在2000年，您就指出了德隆的问题，提醒投资者对德隆操作资金的手法予以必要的警惕。在后来德隆还没有出现严重问题的几年中，许多人对您的观点产生了质疑。时至今日，德隆资金链的最终断裂成为您当初观点的最有力的证明。在您看来，德隆事件除了验证您当初的预言之外，还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教训？
郎咸平：德隆事件确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但同时也是对某些错误做法的有力证明和批判。德隆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企图迅速地、不切实际地把规模做大，涉足金融业，搞所谓的产融结合。一个做实业的公司插手金融业，乱投资，其结果必定是失败。
德隆事件给了我们很多启示：第一，股民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应该选择那些有实质性产业的公司。靠玩资金游戏做大的公司必定靠不住。现在看来，产融结合这种模式已经到了应该好好检讨的时候了。第二，泡沫迟早有破灭的一天，虚假的繁荣等到被还原时损失必然惨重。第三，中国的企业家要学会放弃机会。德隆当初的乱投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看到好的项目就“爱不释手”，太喜欢把握“机遇”，往往会失去真正的机遇。第四，“资金黑洞”现象严重。德隆问题只是暴露了“资金黑洞”的表面现象，更深层的问题还非常之多。在我国股市中，类似大股东侵占资金、互相担保等关联交易问题非常严重，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必将成为下一场资本市场风波的祸首。
做强之后再做大才是应提倡的
主持人：郎教授，您向来对我国的民营企业特别关注，我们注意到您对民企发出的声音中批评和质问占了主流。从德隆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您的这种批评有时虽然尖锐，但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您对我国目前不少企业家做大做强的经营方法予以了否定，那您认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正确的经营思路应该是怎样的？
郎咸平：做大做强是我向来最反对的经营思路，但却往往是我们的不少企业家最热衷的。中国不少企业家总是希望能够“一夜变大”，企业经营取得了一定成绩就迫不及待地扩张规模，甚至提出几年之内成为某某行业巨人的口号，雄心勃勃地与国外著名大公司看齐。世界上一些知名的大公司是成功地做到了大规模与高素质的结合，比如通用，但我们要知道，它是花了150多年的时间才一步步壮大起来的。很多事实证明，在现阶段，一些中国企业“做大做强”之后，虽然从表面上看资产是增加了，但成本很可能失控，最终造成企业资产质量和股价的不断下跌。成本是最能反映经营能力、最能暴露问题的，无论采取什么经营策略，只要成本一上升，就说明有问题。
我曾举过青岛啤酒的例子，青啤曾经一度在做大做强的思维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收购，规模铺得太大，反而带来了成本的上升，结果造成的是股价和盈利的不断下跌。而新的管理层上任后，把“精益求精”作为核心的经营策略，由最简单的减低成本开始做起，建立了很好的咨询系统和物流系统，使仓储、运输的成本大幅降低。企业效益也明显提高。这就是我所提倡的企业家的经营思维：“精益求精，控制成本”，做强之后再做大，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
国企并不是经营能力差的代名词
主持人：您对民营企业做过许多调查研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就您的观点来看，是不是国企只要解决好委托代理机制，找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也可以不用改变产权性质，照样做得很好、很有效？您认为，国企和民企到底谁的经营效率更强一些呢？
郎咸平：企业产权的改变，并不能根本解决国有企业经营亏损等问题。其实，国有企业之所以会给人经营效率低下、运作不灵活等印象，主要是它本身的体制所决定的。国企在进行生产经营的同时，需要负担沉重的社会责任，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民营企业则不需要。如果让民企也多开几家幼儿园，成立公费食堂和医院，想必与国有企业比起来也就没有什么经营优势可言了。内地不少民营企业家的经营水平不见得比国企高明多少，因此，指望通过国企的民营化就能扭亏为盈是没有实质性保证的。
实际上，好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能力毫不逊色于民营企业。我们曾经做过研究，去年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等各项指标都不相上下，甚至国有企业还更好一些。我认为，近几年所推动的国营企业改革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有了极大的改进。以我和香港中文大学苏伟文教授的研究结果显示（见图一），内地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资产回报率（4.1%）和香港的私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4.3%）相比，几乎毫不逊色，差距并不大。但是国有企业每单位资产所能创造出的市值（1.13）却远远高于私营企业（0.965），其差距高达17%。另外，国营企业每单位资产所能创造出的市值虽然和大众持股公司的（1.14）类似，但是国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4.3%）却远远好于大众持股公司的0.5%。这个数据清楚地说明了国有企业虽然绩效低于私营企业，但经过改制与重组，国营企业依然能创造出高于私营和大众持股企业的绩效。这个简单的数据说明了国有产权民营化并没有其合理性，国有企业仍然可以透过国企改革而改善经营绩效。
当然，我不能否认来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都是较好的企业，而且例如中海油等国企属于自然资源垄断的企业，其盈利自然较高。但这并没有改变经过改革后的国有企业绩效提高的事实，而且我一向主张基础建设和自然资源垄断的行业就应该国有化，否则由民营企业控制这些行业，将来必呈现大型企业控制国家政策的现实情况，例如菲律宾、印尼等亚洲国家。
我并不否定，推进民营经济的方针是正确的，民营企业对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适合民营企业。有些企业应该民营化，因为国有企业做不好这些行业，比如矿泉水、办公用品、家具等，而对于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像石油、煤炭、钢铁等则必须让国企来做，也只有国企才做得好。其实，现在国外的很多企业都认为，在中国真正的竞争对手是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所以，国有企业并不是经营能力差的“代名词”。
主持人：目前一些公司信息披露中的造假行为越来越隐蔽，甚至一些专家都很难发现问题所在。作为一个善于发现问题、揭露问题的金融专家，能不能就解读公司报表时如何一针见血地抓住要害、发现问题和风险给投资者提供一些建议？
郎咸平：关于公司财务分析是个比较专业的话题，普通投资者可能很难发现问题。我以TCL为例作说明。1997年4月，惠州市人民政府批准TCL集团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并与李东生签署了为期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按照协议规定，TCL到1996年的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如果多增长10%至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多增长25%至40%，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30%；多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45%；超出部分奖励给经营管理层，或者以优惠价购买。根据这个协议，我要提出几个疑点。净资产回报率是管理团队能否取得股权的唯一界定准则，只要超过10%的部分管理层就能按比例提成。因此，中小股民如何能确定TCL所公布的净资产回报率是可信的呢？有没有可能有虚假的成分在其中呢？
我从TCL的网站上得到这样的数据。我们利用电子行业排名来观察TCL的经营绩效，而参与排名的公司有41家（见表一）。我们来看2003年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名列前茅，这合乎了以高净资产收益率图利的管理层大前提。但除此之外，其他的指标却是矛盾重重。
那么我就要提出以下几个疑点，希望TCL能给股民一个交待。
1.如此低的毛利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排名在25），如何能创造出如此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呢（排名在3），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TCL有着极低的成本费用。因此，与行业相比，同样的成本费用应该创造出较高的净所得才对，但是TCL的成本费用利润率（净所得除以成本费用）却排名在26名，因此不合理，我希望TCL能解答我的疑惑。
2、流动比率和现金比率居于26和31名。资产负债率居第35名（第一名的比率最低），而利息保障倍数居于12名，显示TCL的财务风险是很大的。希望TCL能够解答我的疑惑------为何风险如此大的公司却给股民创造出了极差的股票收益率（排名32），也就是TCL的股民承受了高风险低收益的不合理组合。
3、TCL的净利润增长率（排名16）和总资产增长率（排名23）只属于行业中下等的水平，因此TCL应该是一个增长速度缓慢而未来盈利看淡的公司，因此股票收益率（排名32）就显得比较合理。希望TCL能够解答股民的疑惑。
也就是说，将个别公司的财务指标与同行业的公司进行比较是最容易发现隐蔽的问题的。举例而言，如果在一个衰退的行业中，个别公司如果表现异常的好，那么我们就要打一个问号，看看它是不是有可能造假。
外资鼓吹QDII目的是为炒H股
主持人：时下A股市场低迷，且上市公司素质大多不高。香港证券界对内地实施QDII的呼声很高，您对QDII有何看法？至于A股、B股和H股股价之间的关系，您是如何看的？
郎咸平：从去年起，香港的外资银行就开始大力鼓吹QDII。鼓吹的目的是为了炒作H股，制造出一些概念。经过一年的时间，中央政府目前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所松动。QDII肯定会对中国股市有影响，一部分资金会以QDII的形式流出。QDII与QFII不同，我认为，它的实施会对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外资不愿轻易进入A股，而港股和内地A股不同，它获利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很多人已经做好了炒港股的准备。
至于股价关系的问题，就以A股和H股为例，从历史看，我们可以发现，在两个市场同时上市的一家公司的A股和H股的股价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有时走势还正好相反。以去年的H股而言，H股是被充分炒作的，由香港大的外资投资银行带头炒作，股价与上市公司素质的关系不是很大。而A股股价与公司素质的关系本来也不大。所以，即使实行了QDII，我认为，这两者的价格并轨的可能性也不大。各有各的炒家，所以还会继续“分道扬镳”。
至于B股，我认为其被边缘化是注定的。B股存在的市场空间已经越来越小，B股的产生本身就存在问题，所以B股的衰落是必然的。
表一
净资产收益率（%）第3名
总资产收益率（%）第6名
成本费用利润率（%）第26名
股票收益率（%）第32名
流动比率第26名
现金比率第31名
资产负债率（%）第35名
利息保障倍数第12名
毛利率（%）第25名
主营业务利润率（%）第25名
净利润增长率（%）第16名
总资产增长率（%）第23名 (来源：上海证券报)
人物周刊访郎咸平.txt
人物周刊访郎咸平
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但是这次暴露的危机，我认为是我国的整个主导思想是错误的。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
人物周刊：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到现在，你认为公众对你有误会？
郎咸平：公众对我没有误会。这几个月我不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是希望事情能淡一下，需要整个社会的反思。同时，讲句良心话，我也希望专家和学者，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自己批评这件事，也要容许别人来反向批评，这是件好事。我不成为媒体的焦点，总希望让别的人来多谈话，这个讨论才有意义嘛。为什么这么小的事能引起这么-大的波动，这绝对不是我个人的魅力，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什么了不起的，而是整个社会不安的情绪，这是你们能看出来的。如果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把焦点放在郎咸平喜-欢个人炒作，那我觉得真是太悲哀了。郎咸平只是一个棋子，只是一个社会大众发泄不满的出气口而已。
人物周刊：其实你谈到的问题，秦晖先生在10年前就提出来了，为什么这一次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郎咸平：其实不只秦晖，很多人也讲过。为什么到今日才引起重视？因为日积月累的结果，到了今天特别严重。我不否认我提出的方法是绝对引人入胜的方法，谈到一个最-著名的企业，用案例的方式，说明他们如何转移国有资产。这个方法当然比较符合社会大众的口味。但是这算不算是我个人炒作呢？当我提出这个案例以前，我大概是唯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人。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利益团体、社会大众会有什么反应。我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这三篇。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类流失问题会在-社会大众里产生如此激烈的情绪反应，这些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当时甚至认为，写完这三篇文章之后，很可能没有人关注，而且这是很强烈的感觉，因为这只是学术论著-。
这次争论不断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纠缠来纠缠去，我都听烦了，我都不作回应，你说我回应什么呢？都是无关的事情，有什么好回应的？如果对于国资流失改造，如何增加效-率，这是学术讨论，我会回应。结果都不是，你叫我怎么回应？任何一个专家学者发表评论，到最后都要经过社会的检验。那我现在认为是让社会来检验我每一个发言的时-候。
人物周刊：这次大讨论，区别于大多经济学家，社会大众、特别是网民给予了你很大的支持，怎么理解这种支持？
郎咸平：这次风潮过了，我有很深的感触。当网友写评论的时候，我很仔细看，我想看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水平，大众对这个事情到底认识清不清楚。专家学者的批评我-是不太看的，让助理综合一下摘要。比如意识形态方面，郎咸平是不是在哗众取宠，反正都是对我个人动机的猜测，你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但是，网民的反应我非常仔细地看，坦白讲，我很感慨也很感动，我呼吸的脉络和社会大众是息息相关的。而且社会大众对我理论的了解远远在专家学者之上。甚至当别人-批评我时，网民替我回答。批评者说，郎咸平说停止产权改革我们是不赞成的，网民马上说，郎咸平从来没有说过停止产权改革。他们了解得多么透彻，而且透彻到什么地-步呢，他的回答就是我心里想说的话。经过这个讨论，我发现社会的舆论走向究竟还是取决于民意，而不是取决于所谓的专家学者。我从来没有对社会大众给予过如此高的-评价，但这次社会大众所展现出来的强劲的生命力，对社会不公正的呐喊，以及对强权压迫的反击，让我深有感触。所以，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了。有的人说郎咸平不了解中国，他搞错了。了解中国不一定要生在中国、长在中国。
人物周刊：网友这种一面倒的支持蕴含了什么？
郎咸平：我必须绝对强调一点，我个人的魅力是非常小的。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而是社会的不满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爆发的热度。用经济活动中一种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保姆理论"，就能够触动每一个人的心弦，让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出自己的判断。贵刊这次评为我"年度人物"，说真的，我心里-没有任何喜悦的感觉，我反而感到我的贡献可能被夸大了。我只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正确的时候，说了一些话，一些让人比较触动的话，然后让这个社会产生很大的-反思，仅此而已。
人物周刊：整个争论从头到尾，你有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观点，有没有反思过？
郎咸平：不可能有改变，不可能有反思，这是我几十年学术的积累，做出的结果，怎么会有反思呢？我将来一定会继续坚持我的理念，这不是一个想法。学术观点无所谓对-与错，不同环境之下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我的观点在美国是不适应的，那在美国就不正确了？思想的问题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适不适应时代的问题。我认为我这个想-法目前是最适应中国的，至于正不正确不是我所考虑的。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是坚持认为，你的观点不能成为主流，那是国家的悲哀？
郎咸平：对。你觉得呢？
人物周刊：那么多学者站出来反对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郎咸平：坦白讲，我不太清楚。我不是局内人，媒体做过很多揣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宁愿把它当成学术讨论好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不发言的原因。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学术上反对我，是在意识形态上、从动机上反对我，不是学术讨论的范围。
人物周刊：看到这么多反对者的批评，你心里怎么想？
郎咸平：坦白讲我还是比较尊重他们的发言，这是我的心里话。我如果不尊重的话，早就泼妇骂街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环境，而且有不同的利益团体，这点我没有-资格批评。第一眼看到他们批评的时候，我有点吃惊，很突然。但马上开始虚心接受。我如果不接受的话，这么长时间我不会毫不动怒，毕竟我是个凡人。
职业经理人制度是突破，按照我的思路来做，国企的效率绝对不比民企差
人物周刊：郎教授，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你认为到底哪里错了？
郎咸平：一个政府，经济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企业政治结构，要看这个国家的民族性，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英国的产权改革，大家都没有完全搞懂。它产权结构-是不变的，绝对是国有股，在这种情况下，招聘职业经理人来做，当然行政命令是退出的，做得不好，下课，换人；做得好，上市，把这些业绩极为良好的工商企业卖给社-会大众。这就是英国偿富于民的最重要的改革理念，而不是卖给私人。而且他们把最好的国有企业拿去上市，在每一个老百姓都能获得利益的情况下上市，所以它直接把财-富从国家手中转到社会大众手中，而不像我们，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这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大家再稍微了解一下西欧的产权改革，应该理解我国的产权改革方向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什么是符合世界潮流呢？要把社会资产还给社会大众，而不是-个人。产权改革不得到老百姓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动荡的开始。
人物周刊：你"破"了这么多，那么"立"在哪里？也就是说，你对国企产权改革有何建设性思路？
郎咸平：我如果没有"立"的话，就不会谈这个问题。我认为职业经理人制度，本身就是一大突破。国企目前产权不变的情况下，行政命令退出，在二级市场找职业经理人-来做，在竞争领域和民营企业同台竞争，资源性垄断行业收归国有。这是我认为在现阶段比较有效率的方法，而且从世界历史来看，这种形态是最符合中国现状的。按照我-的思路来做，国企的效率绝对不比民企差。
最有效的事是最简单的。千万不要小看我所提出的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今天的产业改革，是践踏国有资产，践踏产权。不要把国家产权看得一文不值，国家产权如果能被-所谓的国退民进，MBO，如此践踏的话，民企哪有信心，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呢？一个不尊重产权的社会，不管是国有的，还有私人的，你的产权就会受到破坏。-我保护国有产权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保护私有产权。当你不准践踏国有产权的时候，同时你也不能践踏私有产权。今天说郎咸平保护国有产权，那太小了，而是郎咸平保护所-有的产权。我不是民营企业家的敌人，而是真正地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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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3
今天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txt
今天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郎咸平
中国国企改革蠹虫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怵目惊心，弱势群体诉诸司法时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中国处于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国内和谐化是当务之急。必须解决政府腐败低效问题，以严刑峻法实行法治。
我仔细研读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今年十月）公报，认为五中全会是***本质转变的开始。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日前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所提出的「国际和平化，国内和谐化，两岸和解化」的「三和理论」将主导***未来的执政理念。「国际和平化、两岸和解化」较易了解，我将另外为文讨论。我认为真正对中共执政基础产生冲击的将是「国内和谐化」问题，而这也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今天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唯一导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而这个腐败阶段正是欧洲两百年前社会主义革命的温床。中国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患难，打倒了西方帝国主义，赶走腐败的蒋介石政权，到头来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导向，又极为讽刺地把中国带回了两百年前以及类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窘境。对外而言，这种单纯强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重蹈日本覆辙──出口激增、以邻为壑──带来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与汇率的制裁。对内而言，各地政府放弃了本身职能，变成了个大商贩，招商引资、卖地筹资搞政绩工程，盲目发展经济，造成中国特有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大量浪费现象。
表面上看，中国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长，但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全国省级统计数据约有四成水分，县级高达八成，如果再扣除环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计算，大幅缩水的GDP还要再缩减七成八，而且还以每年两千亿美元的利润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这种资源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费是先进国家日本的九倍，欧洲的五倍和美国的二点五倍。其他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低落、四分之一城镇有着严重的政绩工程等更是不胜枚举。
这些经济表面现象的恶化还不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社会在以简单的经济发展为纲的改革开放下，整个土壤变坏了，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才是最令人担忧的。举例而言，我在二零零四年提出「国退民进式的国企改革让少数国企老总暴富，而同样贡献的职工却被贱价买断工龄」这种社会不公现象时，主流经济学家的答覆令我感到震惊。他们认为民企比国企更有效率，所以应该进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现一些腐败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
国企改革天怒人怨
我在此必须郑重地申明，我谈的绝对不是国企或者民企谁有效率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相当多的案例显示，国企收购者贱价买断工龄，将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由失去了国企的政府和社会大众来负担，但收购者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或铲平工厂就地起高楼图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却由全社会负担，这就是我所批评的天怒人怨的改革。这些收购者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置下岗工人于死地，还能吃得饱、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横飞地大谈自己「产权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不懂他们怎么还能这样毫无羞耻心，甚至还睡得着觉。
这个坏土壤所孕育出来的既得利益者处理「教改」的手法更是匪夷所思。虽然大学仍是公立大学，由政府补贴，但是政府却允许大学巧立名目、提高收费，让大学教职员中饱私囊，而其成本却由社会最底层的穷人负担，因为大学乱收费的结果阻断了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管道。但我们看不到一点既得利益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同情，反而以市场化为手段，以个人利益为目的，透过教改，大事搜刮，中饱私囊。更有甚者，在这个社会一切往「钱」看时，北大和清华的教职员利用前人苦心经营的校誉，搞了个北大系和清华系的企业集团，在股市上呼风唤雨，操纵股价，利用北大清华的清誉坑害股民，图利自己。
类似的现象在医改问题上也是让人扼腕痛惜。所谓的「市场化」的医改措施，让穷途末路的病人挂急诊病号竟然要先交付保证金，否则放在走廊上等死，难道我们的医院连一点最起码的人性关怀都没有了吗？医改的结果，不止穷人看不起病，甚至连一般人也视去医院为畏途。
此外，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地产开发商合谋，利用黑道对付手无寸铁的拆迁户的手法更是令人发指。为了逼迫拆迁户接受不公平的补偿，不但利用黑道直接殴打当事人，甚至威胁当事人的子女。在腐败的司法制度下，拆迁户投诉无门，甚至连主动协助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竟然也被利益团体利用腐败的司法力量将其入狱，置于死地。中国大地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当老百姓投诉无门而转向司法体系寻求正义时，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待遇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时候，司法机构包括法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虚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团体勾结，侵害百姓利益。
当老百姓的权益受损，因投诉无门而上街游行抗议冲击地方政府的时候，地方政府是什么处理态度呢？军警围剿甚而对外宣布是国外恶势力操纵，民众因而被捕下狱。你竟然看不到一点地方父母官解决百姓困难的情怀，那种人吃人的凶狠劲让人感到寒心。
其他少数既得利益者剥削社会大多数人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例如上市公司剥削股民、民企老板克扣民工工资等等现象，我们见得少了吗？
这种人吃人的国家还配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吗？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把中国这个古老传统的国家带到了这个绝境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块土壤出了问题，我们这块土壤的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仅见。
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
我分析有三个原因使得我们的土壤变坏了。第一，中国这一代人是五千年来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头三尺有神明」、做坏事下地狱的简单封建理念，到了这一代荡然无存。我虽不主张迷信，但是当一个民族到了一切向钱看而无所畏惧的时候，人吃人的社会就成形了。
此外，土地改革将地主阶层一扫而空，我绝不否认恶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阶层，也就是以前的乡绅，在中国文化中是中华礼教的维护者。举例而言，以往封建时期的修桥、铺路、建学校、建庙宇都是谁做的呢？都是地主阶级。例如，以往被***所批判的四川地主刘文采，最后也被***实事求是的态度翻案了，原来他是个大善人，他耗尽家产建立了闻名遐迩的文采中学。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山西几个大地主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包括乔家、王家，到了分土地打土豪的时候，农民不忍心占据地主庄园，所以才将这些古迹保存了下来。可是地主阶级不分好坏地全部清除，其结果却使得广大农民不知何为礼教。
最后，中国从来就是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地方干部和恶霸在历史上一向为所欲为的传统到了新中国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样一个不敬鬼神、没有礼教束缚、无法治约束的一代就是人吃人的一代人。今天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执政哲学使得中国这一代人更往「钱」看，但是不敬鬼神就无所畏惧，不知礼教就寡廉鲜耻，无法治约束就贪赃枉法，这不就是今天中国人的社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