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操作手法：洗个大澡
通观格林科尔收购的公司，它们都有很多共性，业绩连年下滑，有的甚至被特别处理或濒临退市，基本上已失去在二级市场上的融资功能。那么，如何使这些休克的“鱼”起死回生，再次造血呢？不二法门就是要赢利。而赢利的根本途径应该是核心竞争力和运营效率的提升。可是这个途径在短期内很难实现。怎么办呢？走偏门。其中有一个偏门就是纸上文章， 玩数字游戏。简单说，赢利=收入-成本-费用-息税。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公式右边任何一项都有文章可做。格林科尔又是如何做的呢？通过研究它的财务报表和股市表现，我们发现它在上市公司的“费用”上做了文章----反客为主后，大幅拉高收购当年费用，形成巨亏，一方面降低收购成本，另一方面为将来报出利好财务报表和进一步的资本运作留出腾挪空间。 只此一招，就可以“洗去”未来年份的大块费用负担，轻装上阵，出来一份干干净净报表，“赢利”就变得容易多了。下面，我们就逐一分析。
1)科龙电器
2001年10月31日，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龙电器)正式宣告第一大股东易主。格林柯尔并没有零售消费品的运作经验。在技术和品牌营销并重的家电行业竞争环境下，科龙能取得全新发展吗？据顺德市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常高层人士说，格林柯尔凭借全球领先的先进技术、资金实力、跨国经营的市场网络等方面的能力可以与科龙原有的产业优势地位进行纵向整合，使双方受益。
尽管此人从宏观角度描述了科龙发展的前景，但如何短期内赢利也是摆在格林科尔面前必须做的事情。于是，纸面文章可能就成为最简单的方法。
2001底，针对容声集团对上市公司的8.6亿元的欠款，出于稳健性原则，ST科龙按20%的比例提取了应收账款准备金，高达1.72亿元，让我一次“亏”个够(见图一，2001年收购当期费用大幅拉升)。同时，股市做出负面回应，股市应声下跌。而后来，净利润由2002年10127.70万元增至2003年的20218.02万元，效果明显。
图一：科龙电器费用收入比
2)美菱电器
2003年，美菱电器投入格林柯尔怀抱，而公司发布的2003年年报显示，美菱电器已步入亏损阵营。这是它业绩首次报亏，美菱电器亏损1.95亿(2002年度的盈利为810万元)，主营业务利润急骤下降，管理费用及经营费用迅猛上升。
美菱电器的主营业务利润由2002年的27429.89万元降至2003年的23058.89万元，同比下降15.9%，尽管其主营业务收入比2002年增长9.7%，到13.84亿元。
经营费用迅猛上升，美菱电器年报显示，2002年末期，公司管理费用是0.49亿元，2003年翻了两番，达到1.56亿元。美菱的经营费用也由2002年的1.86亿上升至2003年的2.23亿元。此举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是把转制前的“瘀血”一次放掉，以便日后轻装上阵(见图二，2003年收购当期费用大幅拉升)。股市随即做出负面反应
美菱电器对此的解释是，2003年家电行业的市场竞争仍然十分激烈，销售价格持续走低，原材料价格却节节上涨，中外许多其它家电企业纷纷进入冰箱行业，整个行业增长趋慢，产能严重过剩；公司改制前，因国企体制长期遗留的历史包袱较重。但值得注意的是，与美菱同处于一个行业、一个家族的科龙电器却逆市飘红，净利润由2002年的10127.70万元，增至2003年的20218.02万元。
图二：美菱费用收入比
3)亚星客车
2003年12月15日，亚星客车(600213)发布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已于本月10日与顾雏军旗下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书该合同书写明：扬州格林柯尔以协议收购方式收购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持有的公司11527.25万股国家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67%，收购完成后，扬州格林柯尔成为亚星客车的第一大股东，而亚星集团仅保留7%的股份。
客车公司2003业绩不佳，亚星客车亏损1.48亿(2002年的盈利是2229.65万元)，这是它业绩首次报亏。原来业绩还算相对稳定的亚星客车(600213)，2003年度突然爆出有史以来第一次亏损，主营业务急骤下降，而且是每股亏损0.78元的巨亏。
因此，柯林格尔在亚星客车上的手法不得不让人怀疑顾雏军在重操故技。亚星客车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79872万元，实现利润总额-14912万元，出现了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亏损。主营业务利润由2002年的9394.38万元骤降至2878.82万元，降幅高达69.4%。
年报对此的解释是，公司于年初调整了经营层班子，新经营层班子需要有一个完全进入角色的过程，在尚未全面施展经营方略之际，面对着控股股东转让控股权这一重大事项，经营层存在不稳定因素；近几年来公司一直存在着产品结构不合理，主导产品不突出，生产公路客车产品的长度约束在9米以下等问题。继而自2002年9月生产公路客车产品的长度又进一步被限制在8.2米以下，上半年赢利能力强的大中型公路客车在主营收入中所占比重极小，下半年突破生产公路客车长度限制，陆续推出十余款大中型公路客车，使下半年主营业务有所增长，但较大的产品开发费和促销费等亦难以在短期内消化，公司的成本和产品价格管理也存在一定差距；在客观方面，“非典型肺炎”对客车的营销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公司在新产品开发、营销体系建设、降低物资采购成本等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继续保持了公司大、中型客车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亚星客车与美菱有着相同的命运。亚星客车管理费用由2002年0.42亿元上升至2003年的1.02亿元，翻了一番。经营费用2002年是3200万元，2003年则增至5260万元(见图三，2003年收购当期费用大幅拉升)。股市随即做出负面反应，但在由此产生的未来赢利预期的带动下，很快反弹。
图三：亚星费用收入比
4)襄阳轴承
公司于2004年4月9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披露了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襄阳汽车轴承集团公司于2004年4月8日与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股份转让合同书》的有关事宜。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本次股权转让涉及国有股权转让，须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同时，由于本次收购人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所以不必履行要约收购义务，但需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履行《股权转让合同》。
从目前看来，襄阳轴承是刚刚摘去星的ST公司，同样的问题摆在格林科尔面前---短期要赢利，去掉ST。格林科尔会不会重操故技，再次上演费用把戏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六个操作手法：相貌迎人
顾雏军频频出手收购，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但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其经营能力，被收购的企业，在其经营一年后，立即扭亏为盈，交出一份漂亮的财务报表。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顾雏军不仅能整合企业，而且更是一个经营专家。
顾雏军对科龙的收购于2002年5月正式完成。2003年4月1日公布的2002年报每股收益是0。2025元，虽然三天后又调整为每股只有0.1021元了,但与前两年的连续亏损相比，这一业绩已经足以让投资者欢呼雀跃了。下面三张图分别反映科龙，美菱，亚星近几年的净利润状况。在顾雏军重组科龙后的2002年，重组美菱后的2004年1季度，重组亚星后的2004年1季度，上述公司都实现了盈利(见图四，五，六)。
图四：科龙净利润
图五：美菱净利润
图六：亚星净利润
是顾雏军的经营能力导致乾坤扭转吗？美菱和亚星的收购都是2003年完成，扭亏发生在2004年，由于季报信息的有限，我们重点分析2002年扭亏的科龙。简单比较科龙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的经营状况。由图七显示，从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科龙公司的主营收入分别是56.2亿元、38.7亿元、47.2亿元、48.8元，而同期的主营业务利润分别为17.74亿元、6.19亿元、7.66亿元、10.25亿元, 净利润分别是6.85亿、-4.71亿、-12.3亿和2亿(后调整为1亿)。近3年来科龙主营收入有所起伏，相应利润也有所变化，但是毛利润率基本持平。但为什么公司的净利润变化却如此大呢？真正的差别是各年度计提的各项主要费用，存在巨大的差别，尤其是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从前一节的叙述可以发现，在2001年，科龙的费用急剧攀升，而之后的2002年费用却锐减，奥妙在哪里呢？
图七：科龙财务数据
仔细阅读科龙2002年的财务报表，可以发现，在2002年，科龙公司坏账准备转回约0.5亿元，存货减值准备转回约2.12亿元，冲回广告费7900万元，维修费拨备相对2001年度减少计提约5000万元；合计约3.9亿。那么如果2001年没有这些坏账准备，存货跌价损失准备和广告费用，维修费用照常提取，科龙2002年还能是扭亏为盈吗？依此进行简单还原，得到新的科龙净利润变化图。可以看出，如果没有2001年的计提，2002年的转回，科龙在2003年并没有盈利(见图八)。
图八：科龙净利润还原图一
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对科龙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的费用收入比进行比较，科龙在2001年的费用收入比高得异常，而如果以1998年，1999年，2000年的平均费用比24%对科龙2001年，2002年进行同比还原的话，得到的结论是：科龙净利润根本没有好转，如下图。而美菱和亚星的费用变化存在同样的现象。如果依同样的思路，以近三年的平均费用水平24%和8%对美菱和亚星2004年一季度净利润进行还原，并以一季度经营状况预计全年经营状况，可以发现，此三家公司无一盈利(见图九，十，十一)。
图九：科龙净利润还原图二
图十：美菱净利润还原图
图十一：亚星净利润还原图
考虑到无法完全模拟出真实的费用情况，上述这种同比费用还原方法还只能停留在定性说明的程度，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费用的调节对净利润有根本性的影响。而顾雏军收购入主后，被收购公司的费用无一例外的飙升，从一个侧面说明其次年的扭亏为盈与这些费用飙升关系重大。顾雏军不是经营之神，但其对财务报表的洞察，理解和执行能力，确实称得上熟练级。
第七个操作手法：借鸡生蛋
从顾雏军收购科龙开始，人们就对他的钱从何而来就产生了强烈的疑问。那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无休止地进行收购？我们对科龙的一系列收购活动进行分析，发现顾雏军利用了科龙电器的强大现金流而不只是单单靠他个人的资金，来完成他在冰箱产业的收购，达到他整合冰箱产业的目的。图十二描述了自2002年以来，科龙的系列并购与投资。
图十二：科龙收购投资系列
①2002年初，收购江西齐洛瓦，具体金额不详。
②2002 年9月14日，科龙与吉林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签署《资产转让合同》，以人民币4000 万元购买吉林吉诺尔电器的经营性资产。10月又宣布斥资3亿元整体收购吉诺尔冰箱厂。
③2002年12月，以1000万元收购上海上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两条冰箱生产线；收购远东阿里斯顿公司的全部生产线，具体金额不详。
④2003年5月，江西格林柯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江西科龙公司共同创立了格林柯尔——科龙南昌工业园。工业园占地2500亩，总投资3.6亿美元
⑤2003年5月，与杭州西泠集团签署协议,收购西泠70%的股权，金额约为1亿多元。
⑥2003年6月，在扬州组建扬州科龙电器有限公司，动工建设年产超过300万台的以出口为主的大型冰箱、冷柜生产基地，总投资预计达1.5亿美元。
⑦2003年12月29日，科龙与南京伯乐签定合作协议，南京伯乐将以两条产能达50万台的无氟冰箱生产线和厂房等硬件入股，科龙以品牌、技术和资金入股并处于控股地位。具体金额不详。
不算南昌工业园和扬州生产基地这两项投资，光是用于并购，科龙就投入至少4亿元的真金白银。除此之外，科龙还是华意压缩(资讯 行情 论坛)的第二大股东。
作为消费品生产企业，科龙在日常运营中产生了巨大的现金流。例如，科龙电器2003年主营业务收入为61.7亿元。一般地，科龙的经销商都是先付款后提货，而在供货商和广告商那里，科龙可以拿到30天到90天的账期。以60天的平均帐期来计算，就有10亿元的现金一直留在科龙的账面上( )。因此，科龙有充裕的现金用于投资。显然,收购科龙给顾雏军带来了产业收购扩大效应，他动用了科龙的强大资金流来帮助他对冰箱产业的整合
顾雏军事件的反思
顾雏军对冰箱业的整合得到了中国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赞美之声。甚至有人将他诩为中国的摩根。我们不排除顾雏军的殚精竭虑和运营管理的成效，但是换个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在国退民进大潮背景下，一个长袖善舞，精于运作的顾雏军。难道顾雏军模式就是我们经济改革十于年来所期望的“民营企业家”吗？如果顾雏军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范，那我真要为中国的未来而哭泣了。顾雏军先生会不会在后的运作中继续故伎重演，本文中的部分假设是否能进一步验证，我们将拭目以待。
学术尊严不容顾雏军践踏.txt
郎咸平：学术尊严不容顾雏军践踏
8月16日下午，香港知名学者郎咸平教授召开媒体见面会，公布了他自炮轰大企业以来收到的第一封律师函。律师函来自格林柯尔，是对郎咸平最近连续在媒体发表“解密顾雏军七板斧”文章的回应。郎咸平在会上发表《学术尊严，不容顾雏军践踏》的演讲回应该律师函。以下为全文内容：
我2001年进入中国以来第一次遭到企业家的威胁，具体威胁的内容是透过律师要求我叫新浪网、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向顾雏军道歉，否则对我采取法律之外的“必要的手段”而且是不通知我的(秘密)后续行动。因此召开记者会说明事件经过以及我坚决以保护国有资产和股民利益为前提的学术尊严，而且我是绝对的坚持我的原则
郎咸平在记者会上演讲
我在8月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对国内媒体演讲，上海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在8月10日对我的发言刊出采访摘要后，立刻受到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切，而在8月11日透过国内新浪等网站广为流传。我在8月13日接到了由顾雏军指使的香港齐伯礼律师行的信件，指出我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经东方早报、香港商报和新浪的文章对顾雏军造成了毁谤。而且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的评论攻击了顾雏军个人的品格(integrity),名誉(reputation),和性格(character)。
因此顾雏军透过律师要求我做如下的行动。
1.我必须详细书面汇报，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的报道是否正确地记录了(record)我的演讲。
2.如果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没有正确地记录我的演讲，那么顾雏军要求我完成下列行动。
1)要求新浪由其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2)要求东方早报由其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3)要求香港商报由其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3.给顾雏军一份我的演讲稿件。
顾雏军要求我在8月16日星期一以前完成第1，3两项行动。并要求我在8月17日星期二以前完成第2项行动。如果我不听他的命令，顾雏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法律程序(也就是说这个必要的手段也包括了非法律程序了)以保护它的名声，而不会再通知我(这也就是说这个后续行动是我不知道的，那对我而言就是顾雏军的秘密行动了)。那么我的合理推论是我在8月14日周六才签收8月13日发的律师函，因为是周末我还没有来得反应，顾雏军在周一，也就是8月16日就有可能采取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了？而这也是为何我要在8月16日召开记者会的主因。我希望很清楚地告诉顾雏军，如果我本人、家人、以及朋友受到顾雏军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伤害的话，我和顾雏军不同，我将完全而且充分地采取法律程序，因为这是一个守法的老百姓应该有的基本观念。
我召开此次记者会的目的是透过披露顾雏军的律师函，清楚的表明我的观点。我的演讲根源于我的学术研究，而我的研究完全根基于格林科尔以及顾雏军所拥有的公司所公开披露的资料，并经过严谨的学术推论而得到的结果，因此是个学术性论文。学术论文的最重要意义在于根据实际数据说话，因此根本不存在攻击个人的问题，这是极为简单的道理，希望顾雏军能多加学习理解。我们所有的推论都根源于顾雏军所公开披露的讯息，如果顾雏军认为自己披露的数据不正确的话，欢迎来函指正，我们很乐意接受。如果对他自己披露的数据没有异议的话，那么盛行于全世界以研究为基础的学术自由披露权是连“大企业家”顾雏军也不能挑战的铁律，而这也是我此次召开记者会的重要原因。我个人及学术界绝不容许企业家以威胁口吻发律师函来践踏以研究为本的学术自由风气。而这也是欧美各国以及香港多年所贯彻推行的“终生职教授”制度以保护学者发言权的基本精神。希望“大企业家”顾雏军能继续学习理解并遵守。
我希望清楚地回答顾雏军的三点要求。第一：我绝对而且充分的尊重媒体的知情权与报道权，媒体只要对任何人的演讲有着最大程度的理解并公正的报道就是负责任的报道。如果媒体的报道都要像顾雏军的要求一样需要正确无误的“记录”的话，那我相信媒体只要聘用几个不须学历的助理带着录音机就可以了，也根本不需要记者了。因此我很清楚地告诉顾雏军，我绝对不会要求东方早报、香港商报、新浪网以及这两天才报道的媒体向顾雏军作任何形式的道歉。第二，我绝对不会向顾雏军披露我的演讲稿件，请顾雏军有空的时候自己去找。第三，我绝对不接受这份律师函所表达顾雏军的那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践踏学术尊严的口气。
我对我个人利用顾雏军所发布的数据所作成的理论和结论将负上完全的责任，这一点顾雏军请放心。而且挂我名字的观点已经详细披露在香港东方日报和太阳报“郎评”专栏(由八月10号到17号的连载)，以及国内各媒体，欢迎顾雏军学习、批评以及指正。我在最后将很严正地告诉顾雏军两点意见。
1.我基本上还算是有话语权的学者，我的学术研究尚且要受到顾氏的威胁与打压，我不敢想象顾氏所参股上市公司的中小股民对其有意见应该如何表达了？中小股民肯定没办法像我一样召开记者会控诉顾雏军的威胁打压吧！我无奈之下只有建议顾氏所参股上市公司中守法的中小股民“噤若寒蝉”，免得遭到顾氏“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威胁。
2.我以及学术界绝对不会接受“企业家”透过任何方式以威胁的口吻践踏以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利益的为本的学术尊严，这一点是我今生奋斗的目标，而且我将绝对的坚持我的原则。
对泡沫下猛药不一定合适.txt
郎咸平:对泡沫下猛药不一定合适 政策应谨慎
问：最近，为了调控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您觉得中国房地产存在哪些问题？
答：中国房地产市场本身结构不健全，可以说部分地区是存在泡沫的。泡沫最严重的是上海，北京次之，而广东等广大地区应该说没有泡沫，或者说泡沫很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广东经历了好几次大的起伏，所以现在的市场就较为理智。在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房价涨幅一度低于通货膨胀率。这是有统计的。
现时，上海的泡沫情况，由各项数据资料看得出来还是比较严重的。例如，南京西路、淮海路之间的房价一路攀升。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外地流入的资金导致的，据我所知，很多比较有名的外资基金也在介入操作。可以说，现在这个区域已经不由本地购买力支持，因此价格相当离谱。事实上，因为上海的市中心、闹市区面积非常小，真正的商业旺区，大概只有两三平方公里的面积，房价推高比较容易，炒家比较容易运作。
相比之下，北京的情形就大不一样，炒家比较难以舒展，因为北京市内没有一个特别的旺区。王府井一带虽是办公商务的中心之一，但是很少有人会将这里当作第一选择的住家。目前北京即使是高价房，也只是每平方米1.6万元～1.8万元左右的水平，和市民收入相比，还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事实上，北京因为各个发展区域不一样，也就不太会出现上海那样部分地区房价直线上冲的现象。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热钱在上海炒楼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一类热钱非常灵活，需要流动性。不能把进入的外资都简单地看作是热钱，这是两个概念。很多外资倒是有投资中国房地产业的计划和实施，这是他们自己的投资行为，和一般内地的所谓“炒房团”也有区别。
问：那么，目前上海市场是否存在一定的危机？调控政策的推进和步骤，学术界是怎么看待的？
答：我觉得，上海的市场最大的危险还不是来自于三五万元一平方米的高价房方面。现时，上海实际的市道之中，我判断，一万到两万元的中价房市场比较容易出现问题，因为这个区间很大，中环线外环线所在地区，房屋的供应远远大于需求，这种地方的楼价虚高，是很危险的。
目前来说，中国最需要的是房价稳定，这就要进行区域调整，进行结构调整。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政策对待，才可能达成对社会对国家较好的效果。
对房屋市场进行调控肯定是必须的，但是政策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这些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例如，最高法院去年就宣布了，居民用于自住的第一栋房子不能拍卖，还不了钱也不可以没收房。这样的话，带来的后遗症会比较大，银行房贷政策受到干扰，很多人能够利用这个空子大胆套银行的钱。
其次，政策出台的时候，要密切注意，会否出现太快太严厉的现象。因为全世界都有共识，那就是金融政策切忌大起大落，信贷政策是非常敏感需要高度调控艺术的。
国际学术认为金融政策始终存在一个难题，就是金融政策何时产生效果不确定，效果能有多大也很难确定。而学术界对于这类问题的建议就是，政府部门在实际推出类似政策时，要把握一个思路，就是缓慢、稳健一点为好。
政策的出台有时也可能带来比较大的后果，例如，上海地区有可能因为房价收缩过猛而经济陷入萧条，同时，其他地区可能也受波及。
因此，我认为，不同区域的房价问题应该区别对待。我看到一些报道，就是政策出来后，几天之内，上海很多房屋买卖的叫价都有很大影响。这里要注意的是，事情后面不仅仅是房价跌多少的问题，还牵涉到一个虚拟财富蒸发的副作用。过去几年上海人因为房价泡沫上升，虚拟财富推动消费效应，大家吃好的穿好的，现在经济上会受到压力。房价两个星期跌下来，就是财富缩水效应，产生伤害。
问：你在美国和香港都呆过很长时间，你经历过这种经济波动的经验是怎么样的？
答：房价问题和经济的联系远远大于股市和经济的挂钩，因此过去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而对泡沫下猛药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房屋政策最可能导致社会公众心理因素的变化，这点在香港也有比较残酷的教训。1997年前后，香港就是因为对房价泡沫处理时下猛药，骤然推出“八万五”公屋单位，导致市场心态陷入恐慌，市场崩溃，带来的后果就太惨烈了。
美国1987年的股灾也是一个心态传染，当时经济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股市出现抛售，财富迅速萎缩，大家不敢消费，总需求下跌，也对经济造成重创。
问：调控之后，有不少地产商提出行业要面对重大危机，你对中国企业战略和个案研究很多，对这方面怎么看待？
答：监管部门对房地产过热现象有一些具体措施，这必然牵涉到企业，比如对地产商的审核会非常严厉，很多地产商抱怨连连，其实政府的做法也是无可厚非的。按照这个政策走下去，现金流充裕的地产商，负债率低的地产商才是受惠的地产商。有长远发展战略和适应能力的企业才能活得比较好。但是我认为，房地产行业不是一个特别能够产生优秀企业的行业，这是由行业性质决定的。我接触过很多民营企业，上市和准备上市的，沿海和内地的，总的感觉是，这些中国的企业家其实都是绝顶聪明，加上一点机遇，就都能做得很好。他们是很有本事，能够在经济转轨期间，迅速找到事业突破口，尽快壮大自己。很多房地产商就是这样迅速积累财富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弱点，经常钻空子，不按游戏规则做事，所以不约束和限制他们的行为，到头来对社会对他们都没有好处。不过，这种约束和限制也要有章法，必须慢慢形成一个制度，总要给他们一个发展空间。
问：你过去两年提到很尖锐的一句话是“房地产缺乏竞争力”，对银行业你也有类似的看法，那么现在还是这么看吗？
答：房地产行业在全世界范围里面，确实不是一个很新的行业，国际大公司里面就很少房地产公司。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也很少看好房地产公司。现在内地很多做得很好的专业企业去做地产，这是中国企业的悲哀。例如连华为都要去做房地产，希望赚快钱，这对企业不是好事。专业化对目前形势的中国企业是个好东西，为什么要去做房地产呢？对于房地产本身，我认为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行业，真正一流的企业竟然去做经常爆出偷工减料新闻的行业，我实在不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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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
8月29日，刚刚在北京开过“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的郎咸平回到香港，接受了本报特派记者姜英爽的专访。
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记者(以下简称记)：郎教授，我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这些天您成了记者追逐的目标，那您在行内人士那里听到的是赞扬的声音多呢，还是反对的声音多？
郎咸平(以下简称郎)：基本上是反对的人多，不管是企业界的人士还是经济界的学者。而且这些反对是一波波来的，非常有秩序的反对，不是大家都一齐跳出来反对，而是两三天就有一个人来反对我。而且这些反对是从一些很小的人物，从我没有听过名字的学者开始，到了张维迎这样的富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也来反对，所有反对的内容都出奇一致，都是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状况是好的，现在走的道路是不得已的选择。
记：这个反对的浪潮在你意料之中吗？
郎：我早就准备好了。
记：你觉得他们反对你，是不是证明你说的某些话有偏激的嫌疑呢？
郎：我同样早就准备好了为我所说过的话负责。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反对我，但是我知道我自己说的是对的。这2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使命感，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记：你所指的成功是什么呢？
郎：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改革方向。比如说，我们以前以为生产资料属于国有，就是国家的，但是这是错的，是属于你的，属于你和我的财富。如果这些生产资料赚了钱，我们国库充裕了，我们完全可以不用交税了，可以给我们修路建桥。我承认，这些是没有效率的，但是，没有效率是因为过去一些政策的错误，而不是我们的国有体制有什么问题。
记：你并不否定国有体制本身，只是认为在实现它的时候出现了某些偏差。
郎：没错。我们想想看，因为它效率差，就把它全盘否定，国退民进了，整个国有资产转成私有体制了，是不是我们又倒退了呢？而且这些人生产资料的取得又有两大特性，一个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中国的法律是不健全的，法律的规定是非常不详尽的，而且我们是大陆法系国家，跟英美法系国家又是不一样的，英美法系是什么标准呢，就是社会公众意见是判断的标准，你不能违反社会公众习俗。陪审团认为你有罪就有罪，无罪就无罪，而我们是根据条文来判断的。在我们这里，只要是条文没有说你不能做的，你都可以做，我们的公司法又是一个不健全的法律，难道法律没说的做了都是对的吗？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一些人在合法地夺取国有资产。
记：你认为其实是未必合法。
郎：不是我认为，而是根本就是不合法的。只是在我们国家的法律缺位的情况下是合法的，但是在英美法系里是违法的。因为它违反了我们社会公益。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网民在骂你呢？
还有第二个就是买卖双方制定价格，这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最主要的渠道。国有财产不属于他们某一方，而是属于全体老百姓的，你妈妈的房子价值500万，我给你50万贿赂，我就私自把你妈妈的房子贱价买卖了，能行吗？而现在，这居然是合法的。所以为什么引起老百姓这么大反响？因为这是不公平的。
公众意见是唯一准则
“我这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保护中小股民，我研究问题的时候，追求的目的就是是否达到了维护大众的利益”
记：你认为，判断一个事情一个政策是否正确，必须考虑到民众的意见。
郎：当然。这是英美法系判断的一个准则，而且是唯一的准则。当然，他们的意见是由代表他们的陪审团来表达的。
记：那当你研究一个企业或者一个政策的正确与否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考虑到公众的意见呢？
郎：那当然，不然他们为什么叫我郎监管呢？因为我这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保护中小股民，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保护国有资产产权。这就是因为我考虑到了公众意见。
记：但是有的学者认为，作为一个学者来说，他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是否应该独立于社会公众意见和情绪之外，而只研究事实本身，保持他的客观性呢？比如说，有时候公众意见并不都是对的。
郎：我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大家的意见，我是在用科学的数据做研究，只是我的研究结果，恰好与公众的利益和意见相吻合而已。我一直在研究的就是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的最主要目标就是要让中小股东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我今天追求公司治理的目标有什么错？这是一个经济学家该做的事。你连经济学家的责任都忘记了，还叫什么经济学家呢？经济学家就是要为老百姓负责任，为国家负责任的。
记：如果大多数人的意见有时候是错的呢？比如，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而不知道也许在长远来看，这是对他们有益的。
郎：是一句托词，你怎么知道大多数人的意见是错的呢？你又怎么知道自己的意见是对的呢？以经济学家的立场而言，你根本不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因此经济学家需要做研究，利用实际数据说话，该是什么结果就是什么结果，而这也是我做研究的最高指导原则。那我想回问这些批评我的经济学家，如果经济学家连最基本的研究都还没做，那又怎么知道大多数人的意见是错的呢？我想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些不做研究的学者，拍脑袋想出来的方案是符合少数人利益的，就像这次产权改革，因此赶快找这个托词来抵挡我的批评。
记：作为学者，有时候只专注于事情本事的解决方法，排除外来因素的确很重要。
郎：错了！方法要有目的。你说成立一个上市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应该让股民受益。如果脱离这个，上市公司就可以为非作歹。为什么我们要监管他们？因为资本家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追求利润，你如果胡来就要收到惩罚。
记：那你觉得，这样做是否可能会导致用道德的范畴来评价经济的范畴呢？两者毕竟不是同一回事。
郎：我从来没有。你看我写的文章都是用数字说话，我从来不谈道德的。但我所有的逻辑分析和资料整理，都是为着股民利益最大化而取得的标准，我研究问题的时候，追求的目的就是是否达到了维护大众、中小股东的利益，手段是否合法。为什么我的意见得到大众如此支持呢？就是因为我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是为这个目的来努力，所有的判断标准，都是以这个目的为唯一准则。
记：可能这种带着目标的研究会带来某些结果的偏差。
郎：不会。我的研究体系都是美国发展了四五十年的技术，完全是可以复制的。在美国，这样的信托体系非常受股民欢迎。
科学是数据不是情绪
“现在骂我的人很多，他们都是从形而上的观点来批判我不懂国情啊，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科学的角度驳倒我”
记：你是为了公众利益去研究，但是你没有想过去迎合大家的情绪？
郎：没有。这只是我研究的一个结果。
记：比如，你在公布对格林柯尔的研究结果的时候，你研究了三个月，你觉得你对它了解了事实的多少呢？
郎：肯定是百分之百。对股东利益来说，是百分之百。做科学研究就要实事求是。根据你所探索的目的我的目的就是探索有没有达到股民利益最大化，我所搜集的数据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来做的，而一个企业有很多层面，这个企业的管理、营销，物流啊其他方面，都不是我要研究的。
记：也就是说，在你所公布的这部分判断来说，你觉得已经可以找到充足的论据。
郎：对，我研究的就是公司治理。我只研究这一块，我觉得在这一块里，我已经研究足够透彻。可能任何方法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我所用的，是国外积累了几十年的方法论。
记：你觉得这个系统是成熟的。
郎：不是我觉得，这是(加重语气)一个成熟的系统。在这个领域我们已经做到了极致。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论，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一套标准。
记：有时候，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放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仍然讲不通，或者你是夸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
郎：你说我夸大了问题，那么你们也去做一次研究嘛。不要谈形而上的，你也去拿出数据来，得出一个别的结果嘛，我认为中国的企业，都是这个样子的。
记：你认为都是这个样子的，是在研究了多少家企业之后得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郎：比如你说，你认为A股市场都很坏？
记：我不知道，我没有做研究，不能凭想当然说话。
郎：那么我告诉你，这些企业我研究了几十家，都是一个样子，当然很多人打击我的理由就是，为什么我不把1000家企业都研究完再说话？可是我一个人有多少时间？大家一起来研究嘛！
记：你觉得这几十家已经很有代表性。
郎：当然。这些家足以代表几乎所有企业，你能说问题还不严重么？现在骂我的人很多，他们都是从形而上的观点来批判我不懂国情啊，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科学的角度驳倒我。
记：那你告诉我，你了解中国的国情吗？
郎：我当然懂，我可能不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我非常努力，我一直在学习。我还经常给学生讲课，讲..党史呢。欧洲没有持股会，我是在美国受教育长大的孩子，美国也没有持股会，可是我知道海尔有持股会。我还知道中国还能调整会计科目呢。你是不是以为只有中国内地长大的人才了解中国呢？其实也未必啊！还有句话叫旁观者清呢。
民营企业没那么神奇
“如果你有张瑞敏的机遇，国家把一个烂厂给你，给你无尽的贷款和资源，可能你也会成功”
记：你觉得中国现在应该停止MBO(管理层收购，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但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是很有成效的，不能否认改革。
郎：当然我们需要改革。MBO就不能称之为“改革”。这是一个最可恶的盗窃国有财产的办法。我们做过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了。什么叫MBO，美国没有法人股，不想当上市公司了，10块钱卖出去的股票，12块我买回来，这有什么不对的？股东得益了，可以嘛！我们不是呀！我们是职业经理人，借了国家银行的钱，把国家股用最贱的价格买回来，归他自己所有，这不是MBO， 他哪有资格买？我们的股东有让股民受益吗？谁受贿了？国家亏了，上市公司股民亏了，你自己赚了！
记：你反对MBO这条很多国内经济学家认为的唯一可走的路，那你觉得解决方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郎：你不要对民营企业抱有幻想，民营企业也没有那么神奇。对国有企业来说，应该做的，是政府退出市场，而不是企业退出市场。国企留在市场，国有股留在市场，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市场。
记：事实证明，喊了这么多年，政府是很难退出对企业的干预的。
郎：国企都可以退出市场，政府退出市场有什么难办到的？现在不是把国企和政府一起推开吗？我所说的还是温和的改革。政企现在没有分开。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去做，去把政企分开。我的方法是要国有股留在市场，国有股就由专家组成董事会，聘任职业经理人来做经营，对职业经理人由客观的指标来做评估。你的薪水也由市场来定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