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迷信新研》
作者：李敖【完结】
内容简介：
李敖，1935年生于哈尔滨，1949年来到台湾。李氏文笔自成一家，被喻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艺之翘楚。发表著作上百余种，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人口。《胡适评传》、《蒋介石研究集》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奉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近作《李敖回忆录》获选为一九九七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书，其续作《李敖快意恩仇录》亦挤身畅销书榜，1999年5月，来台五十周年，出版《李敖祸台五十年庆祝十书》，1999年8月，获新党提名参选2000中国台湾地区“总统”。
“退敌学”举隅
反符瑞
要生死有关于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
“诅咒别人死”？
老董的悲剧
《狱中杂记》今译
经典排名战
孔融“父母于子无恩论”申义
“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
中国民族“性”
不老·不死·尸
李鼎彝《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书后
“有如白水！”
论难养的
“似曾小小兴亡”
敲碎张杰的牌位
“退敌学”举隅
“退敌学”就是大敌当前，打它不赢，却遇难成祥，使自己解围的大学问。
中国人搞“退敌学”最精彩的，是汉高帝刘邦被匈奴围在白登那—次。班固《汉书》（匈奴传）说：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三十余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东方尽駹、北方尽骊、南方尽骍马。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
最后，匈奴头子冒顿采纳了阏氏（大老婆）的话，相信了把刘邦消灭，并无好处。并且还相信了“汉主有神”，所以放他一马。这一“退敌学”，可叫做“有神法”。虽然这个神，是给阅氏红包而来，大慨是财神吧？
“有神法”一直是中国人“退敌学”的主要方法，除财神外，当然还包括土地神。土地神者，割地也；财神者，赔款也。割地赔款，必要时外加“和亲法”（嫁女人过去）、照蒋经国逻辑，天下没有打不败的敌人矣！
可是，事有可怪者，有些敌人，实在也太不知自爱，往往主要方法都一时无效、或缓不济急、或不便使用，为了应急，中国人也不得不出之以救急之术，以为急救。于是，各种怪招，也就层出不穷矣！
范哗《后汉书》（独行列传）记向栩：
征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惮之。会张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常侍张让谗栩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
向栩这种“退放敌”可真妙，他认为将军不必作战，只要到前线，面向北方，大读《孝经》，敌人就可消灭。这种方法，可叫做“读经法”。
俞蚊《临清纪略》记清朝山东王伦之乱，官兵守城，王伦贼兵攻城：
贼中有服黄绫马褂者，……坐对南城仅数百步，口中默念不知何词。[官兵以]众炮丛集拟之，铅丸将及其身一二尺许，即堕地。当事诸君俱惴惴无可措手。忽一老弁，急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而令燃炮。群见铝丸已堕地，忽跃而起，中其腹，一时兵民欢声雷动。
清朝官兵这种“退敌学”也真妙，他们认为炮打不到敌人，只要叫女人脱裤子，用阴部对准敌人，然后发炮，就可打到敌人。这种方法，可叫做“示屄法”。
刘以桐《都门闻见录》记义和团（义和拳）告白：
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京城内可遍为传晓。
新城板家窝本周拱手仝胜
西四牌楼砖塔胡同口袋底粮台
清朝义和团这种“退敌学”也真妙，他们认为攻北京城的洋楼不下，只要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天发三次公文书，“大功即可告成”。这种方法，可叫做“发疏法”。
别以为上面这些“退敌学”，只是愚昧的古人干的事，其实，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这种妖妄，还花样翻新呢！以十月十九日的《新生报》为例，这天《新生报》登出“财团法人天帝教纪念先总统蒋公百岁诞辰祈祷全民团结和谐护国法会”大告白，说：
……（略——编者）
这一大告白中最精彩的—段是“祈求”项下之（三），他们要“迫使中共褫魂夺魄”。中共是大敌当前的庞然大物，国民党拿它没办法，可是一旦“先总统蒋公”就成了他们天帝教的“天极行宫玉灵殿副殿主中正真人”以后，就可辅助天帝，“迫使中共褫魂夺魄”了，这种二十世纪的“退敌学”，真是古不如今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五日傍晚
反符瑞
汉朝大思想家王充，在举国一致的符瑞迷信里，曾有这样反对符瑞的话：
夫太平以治定为效，百姓以安乐为符。孔于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百姓安者，太平之验也。夫治人以人为主，百姓安而阴阳和，阴阳和则万物育，万物育则奇瑞出。视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则平矣，瑞虽未具，无害于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验、立实以效。效验不彰，实诚不见，时或实然，证验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实，不必具验；圣主治世期于平安，不须符瑞。（《论衡》宣汉篇）
后代整天曲学阿世的知识分子，诬指王充推翻当时的天人感应之说的目的，在“为皇帝解除精神威胁，或可成为他进身朝列的凭籍。”（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这真是厚诬古人了！符瑞说也是天人感应说的—部分，反对符瑞，就是反对钦定思想，这要冒多大的危险？要“进身朝列”，何不像这种知识分子那样以“逢君之恶”起家呢？又何必唱冒杀头危险的反调呢？
由于国民党御用文人对王充的厚诬，可以约略看到：国民党怎样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颠倒黑白、蒙混真知。如今到处又是一片符瑞之象了，到处是张灯结彩、到处是报喜不报忧、到处是吉祥话儿，甚至无知的党外人士办刊物，也学会把蒋经国当选和“黄历上百年难逢的双春双雨水”扯在一起，而“为一九八四赦天下卜卦”（五月一日《关怀》第三十期）了！这种现代符瑞的迷信的大雾，简自越来越浓了！我实在看不过去、看不顺服。我真要写它几句。我要昭告天下说：“别以为这个岛上都是诣媚的、迷信的人啊！我李敖就不来这一套！我李敖就是例外！千百年后，岛孤人孤之后，总要有个真正的明白人留名下来，那个人，除了李敖，还有谁呢？”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日
要生死有关于天下
刘献廷（1648——1695）字继庄，别号广阳子。北京人。王源《刘处士墓表》说：
相传其先为吴人，曾祖以上俱无考。处士颖悟绝人，博览，负大志不仕，不肯为词章之学。年十九，亲殁，挈家而南隐于吴。
初，吴有高僧说法，士人醵金，从之讲法华。处士闻之与焉。坐食顷，伏几而齁。僧说罢，处士齁亦罢。明日复往如故，众窃笑。僧诧曰：“客何为者？”呼与语，则大惊，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处士夷登座不让，畅衍厥旨，众大说。僧率众蒲伏，愿为弟子。处士笑曰：“吾正若误耳，岂为浮屠学者哉？”拂衣去，由是从者日众。
又说：
其挈家而南也，尚有赀数千金，以交游济危难散去。邻舍一女子许字，夫贫，流于外，母将改聘之，女誓不从。处士闻之恻然，时仅余药肆一廛，立鬻金，寻其夫，赠使婚娶，而家益贫。久之，西南大乱，民惶惑不聊生，处士乃入洞庭山，学益为。乱定，妻张氏旋卒。于是慨然欲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博采轶事，以益广其见闻，而质证其所学。
刘继庄在乱世中，全力研究学术、考察山川、访问遗老志士。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①”。
刘献廷在史地与音韵方面，功力尤深。《清史稿》说他：
其学主经世，自象纬、律历，音韵、险塞、财赋、军政、以逮岐黄、释老之书，无所不究习。与梁谿顾培、衡山王夫之、南昌彭士望为师友，而复往来崑山徐干学之门，议论不随人后。万斯同引参“明史”馆事，顾祖禹、黄仪亦引参“一统志”事。献廷谓“诸公考古有余、实用则未也”。
后来他到了湖南，正欲结合同志，著书立说，竟突然死去，年仅四十八岁。
关于这四十八岁的说法，全祖望《刘继庄传》中别有索隐，全祖望说刘继庄：
……晚更游楚，寻复至吴，垂老始北归，竟反吴卒焉。崑山徐尚书善下士，又多藏书，大江南北宿老争赴之。继庄游其间，别有心得，不与人同。万隐君季野，于书无所不读，乃最心折于继庄。引参“明史”馆事。顾隐君景范、黄隐君子鸿，长于舆地，亦引继庄参“一统志”事。继庄谓“诸公考古有余，而未切实用。”及其归也，万先生尤惜之。予独疑继庄出于改步之后，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于布衣。又其栖栖吴头楚尾间，漠不为枌榆之念。将无近于避人亡命者之所为，是不可以无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诸公著述，皆流布海内；而继庄之书，独不甚传。因求之几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见其《广阳杂记》于杭之赵氏。盖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呜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将沦于狐貉之口，可不惧哉！继庄之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而岐黄者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恶雕虫之技②。
又说：
予之知继庄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继庄也以万氏。及余出游于世，而继庄同志如梁质人、王崑绳，皆前死不得见。即其高弟黄宗夏，亦不得见。故不特继庄之书无从踪迹；而逢人问其生平颠末，杳无知者。因思当是时安溪李阁学，最留心音韵之学，自谓穷幽探微，而绝口不道继庄与修龄。咄咄怪事、绝不可晓。何况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后囗囗囗，并其出处本末而莫之详，益可伤矣！近者吴江征士沈彤，独为继庄立传，差继庄侨居吴江之寿圣院最久，诸沈皆从之游。及其子死无后，即以沈氏子为后。然其所后子，今亦亡矣！故彤所为传，亦不甚详。若其谓继庄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继庄弱冠居吴，历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于吴。在壬申以后，则其年多矣！盖其人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彤盖得之家庭诸老之传，以为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则虽揣其人之不凡，而终未能悉其生平行事。
照全祖望的说法，刘继庄“其人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我认为刘继庄根本就在以惊人的大学问做地下活动，他那样被当时的学者们一边佩服一边又予疏远，真的原因，是那些学者们怕惹祸上身。刘继庄生在清朝统治中国后五年，在北京长大，他目击了新统治者的可恶，因思有以报复。他奔走四方，所结交都是当时的不合作主义者。此外，他对反清的郑成功公然佩服，他说郑成功是诸葛亮、郭子仪、岳飞以后第一人；他又佩服反清的史可法、霍式耜，看不起“输诚”的洪承畴、黄梧、吴伟业之流，这种心态，推而广之，甚至使他对帮助吴三桂反清的王辅臣、刘玄初等人，也深致佩服，他的用心，岂不非常明显吗？
刘继庄虽然有志未酬，“而卒老死于布衣”，并且老死得神秘兮兮，但他的博学与心志，却在死后慢慢被人重新认定。王源《刘处士墓表》说：“生死无关于天下，不足为天下士；即为天下士，不能与古人争雄长，亦不足为千古之士。若处士者，其生其死，固世运消长所关，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数见之人也！”刘继庄一生生逢乱世，以惊人的大学问做地下活动未能成功，但他这一精神，却是三百年后的我们的最佳示范。刘继庄真的生死有关于天下了，他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在暴政下要决心跟它作对——用经世的学问跟它作对、用至死方休的地下活动跟它作对。“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③在大小之间，完成知识分子的伟大使命。作为“天下士”、“千古之士”的有心人，岂不正该如此吗？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日
①王源《刘处士墓表》记刘继庄“尝为学者曰：‘圣人谓人为天地之心。人渺焉尔且众，胡为天地之心？尝学易，而得其说：干也坤也，初交而生风雷，无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虚。山泽又次之，实矣。由是草木生焉、鸟兽育焉。草木、鸟兽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实，则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则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实也。故曰：人为天地之心。身岂心哉？心心尔。所渭仁也，天地不能为者，人为之，剥复否泰存乎运，而转移之者心。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何足为天地之心哉？’故处士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刘继庄显然是说，天如果不生人，那么天的生命就没有完，天地的生命就熄灭了。人是天地的果实、人是天地的心。人的躯壳不是天地的心，只有人心才是天地的心。比如说到仁，天地不能做的，人能做，兴衰顺逆关系着命运，可是转移命运的是人心。人要不能改变命运，只拿他的知识能力为一人一家打算，那连人都不配做，还配做天地的心吗？所以人要替天行“仁”，这样才是正道。
②刘继庄《广阳杂记》中有这些话：“陈青来执贽于予，问为学之方，予言为学先须开拓其心胸，务令识见广阔，为第一义；次则于古今兴废沿革礼乐兵农之故一一淹贯，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读书。若夫寻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谓雕虫之技，壮夫耻为者也。”
③刘继庄《广阳杂记》中有这些话：“余于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见，奋笔书曰：‘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迄今十年，乃不克践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难也！”这种“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的情况，我在坐牢时最有此感。
”亡国”与”亡天下”
我前年五月二十八日写”地下哲学家的札记”，感到”这个岛上的人真不够水平．””人不够水平，当然不限于这个岛．但这个岛上的却是此中之尤．最重要的原因是： 在国民党这种怪子宫里，当然要生这种怪胎．”
他们既然是一胎所生，又有什么大不同呢？他们是同样的”混”、同样的”忘恩负义”、同样的”分寸不对”．......他们极少例外的，全都令人倒胃、令人厌倦．
我越来越相信我只适合过息交绝游的生活－－与绝大多数所谓朋友与”同志”息交绝游的生活，我觉悟到跟他们断绝一切，才是我最该有的态度．否则的话，不论我做了什么，最后都令我倒胃、令我厌倦，对这么一个又一个”真不够水平”的所谓朋友与” 同志”，我真的不要再做任何形式的付出了！我只好独力作战去了！
看了”前进”庆祝周岁的柏杨切蛋糕画面，突然觉得好滑稽，觉得原来所谓党外人士的是非大义标准竟是这样子的！这些蛋糕派，可以整天不做主力战，整天只做公共关系就可以混得很好、很出名了．原来靠公关就可以成党外或被党外肯定了，这可真是新登龙捷径了！所谓前进人士，他们拉你打第一线，替他们打天下，然后请会做公关的” 逃兵”和忘恩负义者来切蛋糕．为什么这么滑稽？原来他们自己就是”逃兵”和忘恩负义者，正因为他们在”胎息”上同出一条脐带，所以他们才这样声应气求．
这是一个中国人有史以来最没有是非大义的岛，到处是伪君子和乡愿、到处是伪君子和乡愿、到处是伪君子和乡愿，过去虽然黑暗，但阉党是阉党、清流是清流，两者一下一上，有云泥之判；现在阉党固然仍为阉党，而所谓清流者，却是一个又一个”准阉党”、”次阉党”、或”即溶阉党”、”生力面阉党”，两者不相上下，而云即是泥．滑稽的是，他们这些老小政客，居然成为清流式主流派、成为清流式新生代、成为清流式国策顾问、成为清流式立监委、成为清流式学者专家，......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 只是阉党的党外版而已．是非大义在真伪混淆之中，已经如此凌夷，这真是”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鲜事．我纵横古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识过这么多伪君子和乡愿充斥在一个号称前进、号称党外的旗帜之下，我虽不大惊、却难免小怪，我真有点激动呢！
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悉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就是说，”亡国”是政权的失落，”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国民党固然既”亡国”又”亡天下”，国民党之外的这群伪君子和乡愿，却无国可亡而有天下可大亡特亡．这些可怜虫，他们忘了他们真正该引以为宝的东西，他们忘了，只有不”亡天下”、只有执着是非大义，才是他们的唯一活路．可惜的是，他们却一个个器小易盈，浅盘于泥中，像”党棍”一样，变成了”党外棍”，这真是国民党教育、国民党涂炭生灵的大成功！国民党不但自己是混蛋，它还代党外加工打造混蛋！”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样的武大郎，就玩出来什么样的夜猫子．－－爱因斯坦真笨，他写”相对论”，竟漏写了这一章！爱因斯坦真笨！
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
“诅咒别人死”？
被告朱高正为《自由台湾周刊》发行人兼总编辑、被告吴祥辉为总企划（附证一），本年内，连续诽谤李敖如下：
一、六月十六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一期中，由吴祥辉署名，发表《街头运动的时代到了》，文中“诅咒别人死”一节内，诽谤李敖说：
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在美国成立之后，台湾岛内党外并未做出有规模而有效的反应，李敖便企图游说一些人士出面组织发起委员会，但是，当被问及他加入委员会与否时，他却明白表示不干这等事。这种事成有份，事败无干，诅咒别人死的行径是所有街头运动分子的死敌（附证—）。
本自诉重点，不在辨正“企图游说”之事，而在纵有此事，怎么就是“事成有份，事败无干”？怎么就是“诅咒别人死”？查自来思想家的职责，就在鼓舞后进，自己并不实际介入，因为思想家自有思想的活动范围，思想家并不要做政治家。在台湾，胡适、段海光等思想家都鼓舞过别人做政治家，成立新党，但这是“事成有份，事败无干”吗？这是“诅咒别人死”吗？古书中说：“我自不能为仲尼，而能教人做仲尼。犹如管仲不能自霸，能使齐桓霸也。”（《华阳陶隐居内传》中陶私景语）难道陶弘景“诅咒别人死吗”？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一。
二、七月十五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五期中，由本刊采访组署名，发表文章，文中有被告康文雄公开在“本刊创刊茶会”发言，诽谤李敖说：
过去据我所见以笔力影响台湾最巨者恐非李敖莫属，无论在文字，功力上都无法置疑，我尊敬他但也鄙视他，美丽岛事件之前，他那么惊惧而不敢参加党外运动，《美丽岛》、《八十年代》都约不到他的稿，甚至暖流出版社当初想以二十五万出版他的《中国历史演义》，他也避不使用真名以免于和党外结合。但是，经过众多前辈的牺特牲造就党外声势后。他才露脸（附证三）。
本自诉重点，不在辩正所谓“经过众多前辈的牺牲造就党外声势后，他才露脸”之事（因为前辈李敖在露脸牺牲时，今天的党外后辈，尚不知人在哪儿！）和所谓“《美丽岛》、《八十年代》都约不到他的稿”之事（因为《美丽岛》等刊物出版时，一些党外后辈早已数典忘祖，从未向李敖约过稿），而在所谓“暖流出版社”出资约李敖出版《中国历史演义》李敖拒用真名云云，从无此事。事实上，当时根本没有这家叫做“暖流出版社”的出版社，而这套书由远流出版社出版时，却正正挂的是“李敖校订”等名字！李敖并未“避不使用真名以免于和党外结合”。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二。
三、同期又有所谓黄纪男公开在“本刊创刊茶会”发言，诽谤李敖，言语历历，并说黄纪男责备李敖“幕后！幕后！只叫别人去死”等话，业经黄纪男在七月十三日电话中一一否认。经李敖把电话中对话公布后，被告朱高正、被告吴祥辉复在七月二十八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七期中，发表“敬告李敖”，说黄纪男发言，他们“存有录音带备查”，并反指李敖“睁眼说瞎话”（附证六）。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三。
四、八月十一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九期中，由史文（化名）署名，发表《中研院的小三公》，文中在丑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丁邦新后，笔锋一转，诽谤李放说：
丁邦新的事，李敖都很清楚。为了怕李敖把他的诸般丑事给抖了出来，遂百般奉承李敖，还在选院士前提报李敖当史语所的编审，相当于研究员的职务。结果被中研院打回，但丁邦新为了拉拢李敖，现仍在替李敖努力找位子（附证七）。
查李敖与丁邦新，自从预官八期同队受训后，二十六年来，毫无往还，从何“都很清楚”丁邦新的事？又从何被丁邦新“百般奉承”？所谓丁邦新提报李放任史语所“编审”之说，更是天方夜谭。（一、史语所从无“编审”编制，又从何提出？二、纵有，丁邦新岂敢提出？三、纵提出，李敖岂屑为之哉？）被告朱高正、被告吴祥辉这段文字，用意在含沙射影指李敖因得了丁邦新好处，故不抖出丁邦新的“诸般丑事”，如此诽谤李敖，事正至明，此其四。
本诽谤罪的构成，行为人以言词或举动为之，构成普通诽谤罪；以文字或图书为之，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构成加重诽谤罪。本案的犯行，恰为加重诽谤，已至为明确，特此择举列出四项，请惠为审理，科以应得之刑。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老董的悲剧
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中，统治者的地位，是在人神之间的。《左传》中记师旷说：“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这就是说，统治者的身份是承上启下的。就因为这种承上启下，所以要“忠于民而信于神”（《左传》季梁的话），如果做不好，就“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左传》曹刿的话），闹到最后，就“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左传》刘定公的话）这样的统治者，就要垮台了。
不怕“人怨”怕“天怒”
但是，对统治者而言，所谓“神怒民叛”，他怕的是前者而非后者，民的“叛”，是很难的，一叛就即惩治叛乱条例一下，所谓叛，就不成其叛了，最后就只好化为“怨”而已。于是“神怒民叛”，就演变为“天怒人怨”了。
但是，“人怨”是小事，“天怒”又怎么办呢？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前六六二），“有神降于莘”《国语》中记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
这就是说，作为统治者无道的时候，作为神的，就不再施福了，而要跑去看热闹，然后降祸了。神的降祸，可以使统治者垮台，这种“天怒”，比“人怨”厉害得多了，统治者自然不得不小生怕怕了。
灾异
表现“天怒”的解释，到了汉朝人手里，变得细腻起来了，就是所谓“灾异说”。董仲舒①是这种思想的掌门人，他说：
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曰：“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这是说天是很仁慈的，它不立刻惩罚人，而是先警告一下；警告无效，再吓唬一下；吓唬无效，“其殃咎乃至”。天惩罚人是分梯次进行的，是给人缓冲时间的。
天人相感
从因果观点看，灾异的来源，是恶性循环的，这叫“天人相感”。董仲舒说：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虽不祥祸福所从生，亦由是也。无非己先起之，而物以类应之而动者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董仲舒是绝对的尊重统治者的。他明说“以人[民]随君[主]，以君随天”；明说“屈民面伸君，屈君而伸天”，但是怎么“屈君”呢？“屈君”的力量，只有来自天，统治者无道，是“天夺之”的，天又怎么“夺”之呢？
如此制衡
后来研究思想史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董仲舒强调灾异、强调天人相感的目的，是向专制帝王制造“精神威协”、“把权源纳入正轨”，认为董仲舒抬出天来制造制衡，其实这是给古人戴高帽了。对一个满脑“罢黜”什么“独尊”什么的专断论者，对一个满口“以人[民]随君”、“屈民而伸君”的拍马大王的人，我们是不能这样溢美的。
董仲舒的王牌理论是提倡“春秋大义”，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立场是尊王攘夷，提倡春秋就是提倡君权。“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明明是主张一切“一统乎天子”的，“一统乎天子”就是一人专权、中央集权，结果就是“君者，权也”的。汉初的统治者并不喜欢儒家，汉高帝轻视儒生，甚至要“溺儒冠”（朝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但是得到天下后，发现儒家思想最便于作为统治的“润饰”，所以外儒内法就势在必行。于是，从汉高帝到汉武帝、从叔孙通到董仲舒，便很自然的花对花、柳对柳起来。董仲舒是“以经术润饰吏治”（《汉书》循史传）的，这完全是投统治者所好的。至于他强调灾异、强调天人相感，也只是希望统治者做贤君而已。希望统治者做贤君，这是古往今来人人的希望，这算不得政治上的制衡，制衡君权要有像样的办法，灾异又叫什么办法呢？
有一次，汉朝祖庙着了火。董仲舒写了稿子，发了议论，主父惬偷了这篇稿子，上奏汉武帝。汉武帝拿给大家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作品，大发议论，说这篇东西“大愚”。于是把董仲舒给关起来，论以死刑。后来虽给特赦了，但是他再也不敢谈灾异了。
董仲舒打着儒家的招牌，耍着阴阳家的把戏，用阴阳四时五行种种迷信怪说，逢迎主上，以期得君行道，结果却变成了统治者为虎作怅的帮凶，成了助长专制政治的第一罪人，这真是跟统治者与虎谋皮的知识分子的迷梦，在梦醒时分，除了落得虎口余生外，什么都与春秋代谢了！
三结合
所以，这种制衡关系，纵使有，在董仲舒的思想里也是很可怜的，因为所谓制衡，说来说去，只不过是一点灾异而已。用灾异来制衡统治者，岂不太空洞了吗？
董仲舒不但在灾异说上面无法造成制衡，相反的，真正“一统乎天子”的思想大建构，竟还出自此公之手，他是真正把“高级迷信”同“高段统治”结合的人。我们试看他的立论：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这是以“阴阳”、“五行”、“四时”三结合来立论的。
在阴阳方面，董仲舒明说纲常②之道“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所以旱灾来了，表示阳对阴的一种讨厌表示；日蚀来了，表示阴对阳的一种犯上表示。一切阴阳都是天人相感的，自然一点也不自然，是大有文章的。
在五行方面，“天有五行，一曰本、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所以，要“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大小、广狭，所以观天道也”。“故五行者，乃孝于忠臣之行也！”
在四时方面，是五行中除土以外的四行，各主四时中四分之一的气。木主春气、火主夏气、金主秋气、水主冬气，土什么也不主，它是头头，“土者，大之肱股也！”“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土之事火也；为人子者，视上之事人也。虽居中央，……然而弗名者，皆并功于火，火得以盛，不敢与父分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
因为五行的关系都是相生的关系，所以火生土，土变成了火的儿子，“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儿子替爸爸做事，是只尽其义。不计其利的、“不与火分功名”的、“不敢与父分功美”的，这种单向会，正好代换成巨子对统治者的无条件效忠，所以“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
“贬天子”吗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写董仲舒论《春秋》，曾有“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③的话，但是如何贬得了天子，自古以来，就没有成功过，也没有在政治理论上建构过。结果呢，以“贬天子”为素志的知识分子，反倒一个个吃起荤来，一个个变成了帮助统治者有效统治的鹰犬：不但不能建构有效的制衡体制，反倒一再向统治者认同、共识、共同建构起临时条款式的体制，知识分子不能坚守原则，沦落至此，真可谓“自作孽，不可活”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六日病中写完
①董仲舒（前一七九——前一○四）号桂严子，河北枣强东人，是汉武帝时代的博士。他上课时候要“下帷讲诵”，他的学生甚至要“传此见次相授业”（间接教来教去），“或莫见其面”。早年时候，他的专心，可以“三年不窥园”；晚年时候，他“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述为事”，很受人尊敬。
②“三纲”之说是董仲舒提出来的。原意是君臣、父子、夫妇各尽其分，后来由《纬书含文嘉》和《白虎通》演绎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大教条，董仲舒变成了始作俑者。
③《史记》原文是：“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遭衰废，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个，以为天下仪表，贬天于、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这些话，到了《汉书》（司马迁传）里，就被窜改为“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下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其中“贬天子”的字眼竟不见了。知识分子与虎谋皮，下场一至于此！
《狱中杂记》今译
一、方苞《狱中杂记》今译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里，当我被关在刑部监狱的时候，看见犯人死了，由墙洞里拖出去，平均每天总有三四个，不觉心里奇怪。有个曾经做过洪洞县长的杜君，站起来说：“这是生瘟疫了。现在天时正常，死的还少；过去有多到一天死十几个的。”我问是什么原因。杜君说：“这种病容易传染，生这种病的，纵然是亲人，也不敢住在一起。这监狱一共有四座老监房。每座监房有五个房间：狱卒住在当中的一间，前面有大窗通光线，屋顶有小窗透空气；其余四个房间都没有窗，可是关的犯人经常有两百多。每天天还没黑，就上锁了，大小便都在房间里，和吃饭喝水的气味混在一道。加上寒冬腊月，没钱的犯人睡在地上，等到春气一动，没有不发病的。监狱的规矩，一定要等天亮才开锁，整个晚上，活人和死人就头靠头脚对脚地睡着，没法闪躲，这便是传染人多的原因。还有奇怪的是：凡属大盗累犯，或杀人要犯，大概由于气质强悍旺盛，反倒被传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二；纵使传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连三死掉的，却都是些案子轻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该绳之以法的人们。”
我说：“京师里头有顺天府尹的直辖监狱、有五城御史的司坊，为什么刑部的监狱还关着这么多囚犯？”杜君说：“近几年来打官司，凡情节比较重的，顺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做主；又九门提督调查抓来的，也都拨归刑部；而刑部本身十四个清吏司里喜欢多少的止副满汉郎官们，以及司法人员、典狱官、狱卒们，都因为人关的越多越有好处，所以只要沾上一点边就给千方百计抓进来。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没罪，照例先给戴上手拷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在吃不消的时候，他们就教你怎样取保，保出去住在外面，随传随到；再照你的家庭、财产状况，把钱敲诈来，由他们按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尽其所有出钱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铐脚镣搬到老监房外板屋里去住的，费用也得几十两银子。至于那又穷又无依无靠的，就手铐脚镣毫不客气，作为样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关的，情节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节轻的、没罪的，却吃着苦头，这种人一肚子冤气，没好吃没好睡，生了病，又没钱治，就往往死翘翘了。”我认为我们的皇上，和过去的圣人一样，有好生之德，每在批公文的时候，总给犯人死中求生，但现在竟有无辜的人这样倒霉的！如有仁人君子，能向皇上上奏除死刑及发配边疆的重犯外，其他轻犯和受到牵连还没定案的，如果另设看守所来关，不上手铐脚镣，就不知可救多少人命了！听说监狱本有五间房名叫“现监”的，是给涉案而没定案的人住的。如果能查出这种规定，实行起来，倒也不无小补。杜君说：“皇上开恩，规定做官的可住优待房，现在穷人住进老监房，大盗累犯反住进优待房，这中间的微妙，能细问吗？这样看来，只有另外关到一座监狱里，才能根本解决啊！同我关在一起的朱老头、姓余的青年和关在一起的同僚，都这样碰上疫症死了，论罪状，他们都是下该受重罚的小罪。又有某氏控告儿子不孝，左右的邻居都被关进老监，哭哭叫叫直从晚上闹到天亮。”我听了，有动于衷，曾拿杜君这些话来普通的问了问别人；结果大家说的一样，我就决定记录下来。
凡判死刑的，一经判决执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进去索讨财物，叫做“斯罗”。对有钱的犯人，要找他的亲属讲条件；对没钱的犯人，便当面直接讲条件。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解完，心还没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第一绞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以后还须加用别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头，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旧可以扣留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成敲诈目的。因此，有钱的自然甘心贿赂几十百两银子，没钱的也会卖尽衣服杂物报效；只有穷得绝对拿不出钱的，才真照他们所说的执行。担任捆绑的也一样，如果不满足他们开的条件，五花大绑时便先给你来个骨断筋折。每年秋决的时候，虽然皇帝朱笔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体囚犯都须捆绑着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绑受伤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须病几个月才
能好，甚或成为一辈子也治不好的暗伤。我曾问过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担任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样。和我同时被捕受审时挨过夹棍的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的代价，只骨头受点轻伤，结果病了个把月；另一个人给了双倍代价，只伤了皮肤，二十天便好了；再一个人给了六倍代价，当天晚上使能和平常一样的走路。有人问这差役说：“犯人有的阔有的穷，既然大家都拿了钱，又何必更拿多少做分别？”差役说：“没有分别，谁愿意多出钱？”由这故事，印证孟子“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的话，真是一点也不错！
部里的老职员家里都收藏着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级的，往往偷偷动手脚，增减着紧要的字眼，奉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咨行各部的，才不敢这样。依照法律规定：大盗没杀过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谋的一两个人立时处决，其余人犯交付八月秋审后概给减等充军。当刑部判词上奏过皇帝之后，其中有立时处决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门外；命令—下，便捆绑出来，一时一刻也不耽搁。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仓入狱，依法应该立时处决，判词都已拟好了，部员某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弄活你们。”问什么办法，部员某说：“这不难，只消另具奏本，判词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单身没有亲戚的两个人换掉你们的名字，等到封奏时候，抽出真奏，换上此奏，就行了。”
他的一个同事说：“这样办可以欺蒙死的，却不能欺蒙长官；假使长官发觉，再行申请，我们都没活路了。”部员某笑着说：“再行申请，我们固然没活路；但长官也必定以失察见罪、连带免官。他不会只为两条人命把自己的官丢掉的，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死的理由的。”结果便这么办，案末两个人果然被立即处决。长官张口舌给吓呆了，可是终于不敢追究责任。我关在监狱的时候，还见过某姓兄弟，同狱的人都指着说：“这便是把某某人的命换来他们的头的。”后来部员某忽然在一个晚上死了，大家都说这是上天报应。
凡属杀人案件而判词上没有“谋杀”、“故意杀人”等字眼的，大概经过秋审，列入“矜疑”（情有可矜而罪在疑似之间的）类中，便可以免死，司法人员因此也就可以在法律夹缝里做手脚。有个叫郭老四的，曾四次犯杀人案，最后一次仍以“矜疑”减等，不久碰上大赦。出狱以前，一天到晚都和同党喝酒唱歌，有时直闹到天亮。有人问他过去的班，他竟一件一件原原本本道来，神气活现，好像自己了不起似的。唉！那些无耻而恶毒的司法人员贪赃枉法，原不足深责；但道理并没真正弄清，一班善良官吏往往以脱人死罪为功德，而不追究真正的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