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就使死者含冤不浅了！
有些坏人在监狱里坐久了，和典狱官狱卒们狼狈为奸，就很肥了。山阴有个姓李的，因犯杀人罪坐牢，每年都赚上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狱。住了几个月，无所事事。恰好他同乡有犯杀人案的，便冒名顶替。因为法律规定，如果不是故意杀人，必然可以长期监禁，不会判死罪的，五十一年，依赦例减等充军。他叹气说：“我没办法再能进这儿来了！”按照旧例，充军的人都移押顺天府待命；这时正是冬天，停止发遣，姓李的具状要求仍回刑部监狱等候春天发遗，要求再二，都没批准，还老大不高兴呢！
二、方苞《狱中杂记》原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怪之。有洪同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十数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者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柒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二，或随有瘳；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
及者。”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史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
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辞，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傥仁人君子，为上昌言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别置一所以羁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或曰：狱旧有室五名曰“现监”，讼而未结正者居之。傥举旧典，可小补也。杜君曰：“上推恩：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细诘哉？不若别置一所，为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入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
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惟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岁每大决，勾者十四三，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尝就老胥而问焉：“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犹未敢然。功令：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狱词上，中有立决者，行刑者先俟于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羁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词无易，但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共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舌挢，终不敢诘。余在狱，犹见某姓，狱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率，人皆以为冥谪云。
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经秋审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通赦。将出，日与其徒置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色扬扬，若自矜诩。噫！渠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有奇羡。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
候春发遣，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方望溪先生全集》）
三、后记
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字灵皋，晚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他是清朝进士。四十三岁时候，发生了戴名世《南山集》、《孑遗录》的文字狱，他被牵连。《清史稿》说：
五十年（一七一一），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着《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一七一三），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峄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
据苏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谱》，方苞被判死刑后，还照样“阅礼经自若”。和他关在一起的人把他的书给丢在地上，说：“命在须臾矣！”可是方苞回答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他前后坐了一年三个月的牢，被清圣祖免死后，清圣祖以“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命他以“白衣人”入南书房。此后他在朝里做官，不料因为刚正敢言，被人整冤枉，据《清史稿》，乾隆皇帝
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一七四九），卒，年八十二。苞既罢，祭酒缺员，上曰：“此官可使方苞为之。”旁无应者。
在学术地位上，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方苞虽然“为古文正宗”，但他的古文，实在并不高明。我读他的全集，发现他实在是一个迂夫子，当然在他的水平和框框里，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在临死前，数度举右手以示子孙，为了他曾交代子孙在他死后必须袒右臂入棺，用以罚他未能在弟弟入敛时在旁照料（当时他正生病）。这种真诚，倒颇有“曾子易箦”的风度。
方苞这篇《狱中杂记》，倒是这位迂夫子的一篇绝好文章。写得巨细不遗，颇见遗爱。《狱中杂记》后面有编校者按语，全文是：
刘大山曰：望溪在狱，思老监惟各牖于壁间气可少苏，使圬者计工费。同击者曰：“居老监者，多生狱也；吾辈，死人也！而忧生人气郁，奈闻者笑何？”及出狱，未兼旬，蒙诏入南书房，数日得七十全。刑部主事龚君梦熊引为己任，禁卒司狱难之，讼言于六堂。曰：“墙有穴，大盗重囚逸出，咎将孰任？”龚君曰：“牖函木格，囚从何逸？”乃具结状独任其辜，牖乃成。望溪事无足异，龚君之义，则不可没也！
先生自记曰：其后韩城张公复入为大司寇，静海励公继之，诸弊皆除。仍有易官文书、以伪章下江西省者，其驳稿乃韩城公所手定，诘承行之胥，伏罪，命具奏。翌日即上本。司正郎请曰：“侯参胥役，例发五城兵马司看守。”公从之。胥以是夕遁，盖未定罪人犯逸，司坊罚甚轻，而所得过望，故甘为受罚也。又言始至录囚，有磨钱周郭取镕者，事可立断，而迟之二年，钩致牵连佐证，七十余家矣！司官递代应参者至十数人，同官持之中止，每叹恨人心抗敝，典狱者虽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犹不能使民无冤，痛也！
可见方苞的遗爱，并不止于作文而已。
《狱中杂记》有一段说“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的话，显然是反对官吏一味做功德、不判恶人死刑的。方苞这一观点，在《与孙司寇书》中，曾有细说。他抗议把一名杀侄子的犯人改绞刑为“缓决”，他认为这个犯人“穷凶极恶，万元可原”。他义正辞严地说：
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为戒，故宅心仁厚者，不觉流于姑息；又其下则谓脱人于死，可积阴德以遗子孙；不知纵释凶人，岂惟无以服见杀者之心，而丑类恶物，由此益无所忌，转开闾阎忍戾之风、是谓引恶、是谓养乱，非所谓迈种德也。
昔虞舜刑故无小，其命官曰：“怙终贼刑。”而皋陶称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周公东征，破斧缺斨，东人歌思，以为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执事以儒者操事柄，望布大德，勿以小惠为仁，即改前议，仍所谳为情真，若有人祸
天刑，皆归于仆，死者亦于公无怨也。望勿以为过言而弃之！
这一干涉审判的文字，倒真是千古妙文呢！
方苞又有《结感录》一文，一一记录在他受难时，帮过他的志土仁人。其中写一位马逸姿，
安徽布政使马公逸姿，字骏伯，陕西咸宁人，先公在官，死于寇，公以荫起家，始至，尝介各友白君玫玉通问，愿为交，余谢不敢见。及余被逮，江苏廉使以事出，制府命公摄理督粮道，李公玉堂佐之，公豫诫群吏，毋得缧绁。每见余貌必蹙，语必称“先生”，李公亦然。时制府欲得戴氏他书以上，亲鞠诸被逮者。公入言，某邦人之望，每大府及监司至，必礼于其庐，而固辞不敢交也。虽在难，愿公毋操切，以慰邦人之心。制府实恶余，其后与仪封张公相构，桂余名弹章，而亲鞫时，未尝加声色，则公力也！无何廉使归，亦欲得事端以自为功，将以金木讯余，公力阻之不可。乃正色曰：“朝命捕人，非鞫狱也！某儒者，上所知名，今以非刑苦之，设犯风露死，孰任其责？”乃止。遣解之日，公与诸司及部使者坐堂上，吏执籍，呼逮人过堂下，加械毕，公起立离位，诸司次第起，使者亦起，公肃余升堂，手解余系，谓使者曰：“方先生儒者，无边罪理，君为
我善视之，毋使因于隶卒。”既就道，使者每食，必先馈余，同逮者余喙。就逆旅，必问安否。既至京，揖余曰：“吾在江南，惟马公遇我独厚，问何以然？则子之急也。于今至矣，为我报公，子无伤也。”余告以未事时，与公实未谋面，闻者莫不嗟叹焉。
这是很动人的故事，他又写一位张丙厚：
张公丙厚，字尔载，号腹庵，甲戌进士，磁州人。壬申癸酉间，余至京师与相识，或间曰：“某甚轻君。”越数岁，相见于江南，始得自解说，而为交亦未深也。及余被逮，公适为刑部郎中，时上震怒，特命冢宰富公宁安，与司寇杂治。富廉直，威棱慑众，每决大议，同官噤不得发声。余始至，闭门会鞫，命毋纳诸司。公手牒称急事，叩门而入，问何急？曰：“急方某事耳！”遂抗言曰：“某良士，以名自累，非其罪也！公能为标白，海内瞻仰；即不能，感毋以刑讯。”因于案旁取饮，手执之，俯而饮余，长官暨同列，莫不变色易容，众日皆集于公，公言笑洒如。供状毕，狱隶前加锁，迫扼喉间，公厉声叱之，再三易，仍用狭者。时事方殷，长官曰：“俾退就阶墀，徐易之。”公曰：”下阶终不得易矣！”既易锁，亲送至狱门，谕禁卒曰：“某有罪，彼自当之。汝辈如以苛法相操者，吾必使汝身承其痛。”是狱朝士多牵连，虽亲故，畏避不敢通问。公为刑官之属，乃不自嫌，而讼言余冤，相护于公庭广众中，诸公自是乃服公之义也。
这又是很动人的故事。文章中又写一位宋梦蛟，在方苞受难中—直“易姓名尾余后”、一直偷偷在起解途中照顾他；又写一位杨三炯，这人冒充狱吏，混进牢里去探望方苞，并且一再留宿。“狱中地狭，自春徂秋，疫厉作，死者相望，秽气郁蒸，虽仆隶不可耐。而君旬日中必再三至，或淹留信宿，道古今，证以天道人食，慷慨相勖，虽余亦忽不知其身之危与地之恶也！”后来方苞发现在别人找他麻烦的时候，独有一位狱吏老是帮忙他。后来村听，原来这位狱吏是杨天炯“竭其资”买通来卧底的！
方苞在受难后写《狱中杂记》，写他受难时的种种见闻，又一一写出在他受难时帮他的许多奇人奇事，两百七十年后的我们读起来，深感今日黑牢固然依旧，但是黑牢中的那些光明却已不复长存。以古证今、迫昔忆往，真不禁令我们大感其慨矣！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夜十时写起，两点写成，共花四小时
经典排名战
中国学术的主流之一是“经”，它在四部分类——“经”、“史”、“子”、“集”——中独占魁首。研究“经”的专门学问就是所谓“经学”。
“经”在中国历史上，好像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沿山而下，渐渐闹得有点四不像。因为最初的“经”，多是古代一些文字记录，可是后世的人因为尊古狂热，慢慢把“经”的范围扩大，有的以记为“经”，有的以群书为“经”，甚至有的以诸子为“经”，如《四书》《五经》中的《孟子》，明明是子书，可是偏偏被抬举为“经书”！又有的还以经解为“经”，如《十三经》中的《尔雅》，明明是经传的释词，可是硬梆梆地被列入为“经”！这些都是后话。在原始的“经”里，最基本的是《五经》。照汉朝班固《白虎通》中“五经”说法，“五经”是《易》（《易经》）《尚书》（《书经》）、《诗》（《诗经》）、《礼》（在汉朝时指《仪礼》，后来指《礼记》）、《春秋》（后来又和《左传》合并。）“五经”之外，又有“六经”就是加上《乐经》，今文家说“乐”本无经，古文家说有“乐经”，但是秦始皇焚书时给烧掉了。汉朝以后，“六经”也叫“六艺”。
“五经”也好，“六经”也罢，它们的排名次序，有着有趣的兴衰史，其中最令人侧目的，是《周经》，《易经》就是《周易》。
《周易》
《周易》是卜筮用的一本签文总集。（《左传》、《国语》里记占卜的事，都以根据《周易》来说明为主。）根据《周易》，我把卜的结果排比如下：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计算：说“吉”的爻一百二十一次；说“凶”的爻五十二次；说“旡咎”的爻八十五次；说“何咎”、“何其咎”、“匪咎”的爻四次；说“厉”的爻二十六；说“悔”的爻二次；说“有悔”的爻四次；说“悔亡”的爻十八次；说“无悔”的爻七次；说“亨”的爻三次。这些名堂,在在都显示了《周易》这部书的卜筮特色。古代人喜欢问卜，卜出来的结果就是“繇辞”或“爻辞”。这些结果，累积起来，每在新卜之争与所现之兆相同的时候，就可以援用累积的结果，不必再重复了。这种卜的方法，比以前方使，所以叫“易”；因为流行在“周”朝，所以累积的结果，就叫《周易》。
因为《周易》只不过是卜筮手册，所以除了这个意义以外，原来没有别的。可是，在《周易》本文（就是“经”的部分）以外，后来冒出了“传”的部分。本来解释“经”的叫“传”的作用，本来该是帮忙解释明白的，但是《周易》的“传”却越帮越忙，于是问题就多了。
“传”就是《易传》，包括七篇，就是《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势传》、《杂卦传》。其中《彖传》、《象传》、《系辞传》各有两篇，汉朝以后，就把这十篇一起叫做“十翼”，就是十篇辅翼的意思。现就“十翼”来细说一下。
“十翼”包括：一、彖上传（《周易》六十四卦，每卦有“彖辞”，就是断定这卦意思的话，《彖传》就是解释“彖辞”的话），二、彖下传，三、象上传（又叫“大象”，是总论一卦之象，这种总论，叫做“爻辞”），四、彖下传（又叫“小象”，是分论六爻之象，爻是八卦表示的形象），五、系辞上传（系辞总论《周易》的话），六、系辞下传，七、文言传（文言是解释二卦经文的言语，是专说乾坤二卦的)，八、说卦传（解释八卦的方位、意义，如“干，健也”；和取象，如“干为马”），九、序卦传（解释六十四卦为什么要排成这种次序），十、杂卦传（解释卦名）。
牛头不对马嘴
“十翼”是谁作的？从汉朝到唐朝，大家都没有异议，都说是孔子作的。但是古文家说“十翼”全是孔子作的，今文家说有文王、周公的份儿。到了宋朝，欧阳修首先提出像样的怀疑。欧阳修说：
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乘戾也。……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易童子问》卷三）
欧阳修仍是今文家的路数，所以仍相信孔子作《易》、相信“河图”、“洛书”的神话，不敢怀疑《彖传》、《象传》。因为孔子是作者之一，于是，“孔子传易”的说法，便在中国牢不可破，《易经》有孔子撑腰，在中国，就变成了影响力最显赫的一部文献，在中国思想上，上下通吃，以至于今天。
但是，“孔子传易”这种说法，一经仔细检查，就站不住了，因为《易经》中《彖传》、《象传》里头的意识形态，跟《沦语》里面的完全不一样，以对“天”的看法为例，《论语》中孔子的“天”是有“神性”的、有意志的、有情绪的：
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夫子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于罕》）
子曰：”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子曰：“噫! 天丧予！天丧予！”（《先进》）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而《周易》中的“天”。却是没有“神性”的、没有意志的、没有情绪的！
大哉干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干道变化，各正性命。……（《干》彖）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豫》彖）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彖）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干》彖）
大哉干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干》文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系辞》二传）
论断孔子，当然要以《论语》为准，但是《周易》的《彖传》、《象传》出来，这样的孔子，就变成一个跟《论语》牛头不对马嘴的孔子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因很简单：《易经》中的孔子，是假造的。
孔子眼中的“易”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早喜易”、“读易，韦篇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段文字是很可疑的。因为整部《论语》中，根本没有这类喜“易”的记载；也没有读“易”读得次数太多，以至捆书的绳子都断过三次的记载，从《论语》中看孔子，一点也看不到他老先生如此对“易”着迷。古文《论语》中只有一段话：
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这段话，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得极明白：“鲁读‘易’为‘亦’，今从古。”从古以后《鲁论》的原文，该是
假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
可见孔子同“易”的关系，是后来附会出来的。
何况，所谓“六艺”之名， 是后起的，孔子时候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学科，但不叫“六艺”。这些学科，是贵族学的，甚至贵族也没机会学。《左传》记韩宣子到鲁国后，才看到《易象》与《鲁春秋》；季札到鲁国后，才看到各国“诗”与“乐”。《国语》记士麆教楚太子，课目表中就有“诗“、“礼”、“乐”、“春秋”。《左传》、《国语》中记当时人的许多谈话，也对这些学科多所引述。可见所渭“六艺”为孔子所作的说法，是附会的。事实上，孔子只是一位教这些学科的教师，是把这些学科从贵族化普遍到平民化的一位功臣，孔子明明说自己是“述而不作”的，说“六艺”出自孔子之手，是不通的。
即使在“六艺”中，孔子讲的，也是“诗”、“书”、“礼”、“乐”，他对“易”却没什么。孔子以后的孟子，那样崇敬孔子，却没提到孔子对“易”有什么，而孟子一辈子，都不谈“易”。荀子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也不谈“易”。
若说孔子作“六艺”，跟他“晚年”喜读“易”对照起来，也是不通的。把自己“作”的，“晚年”学起来以求“无大过矣”，对自己“作”的如此处理、如此对待，能通吗？
所以“易”只不过是孔子时代的一门学科而已，并且在孔子眼中，是不能跟“诗”、“书”、“礼”、“乐”、“春秋”等量齐观的。
“易”的后来居上
“易”成为“六艺”，是一步一步挤入的。在《荀子》中，我们看到的，还只是“诗”、“书”、”礼”、“乐”、“春秋”五项，从五项变为六项，是《庄子》以后的事。《庄子》说：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天下篇》）
到了汉朝董仲舒手里，“六艺”之名早巳形成。董仲舒说：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春秋繁露》）
“易”本来是卜筮手册，它本身本来很简单，有玄没有理，但喜“易”的人，意犹未足，硬要弄出玄理来，所以愈来就愈弄得不简单了。把“易”弄到玄理化，他们很自然的要找个大师依附，孔子就在这种需求下，被“易”攀上了亲。于是孔子变成了喜“易”者，“易”变成了“六艺”之一。
喜“易”者不但攀到了孔子，所有道统中人物，也大攀特攀。他们说“易”中的“经”和“传”，都出身圣人之手：演卦的是伏羲；重卦的是神农（或伏羲、或文王）；作“卦辞”、“爻辞”的是文王（或周公、或孔子）；作《彖传》、《象传》的是孔子。其实这都是造谣。因为这些说法的来源，都是战国、秦、汉之间的书，是不可信的。
造谣中最登峰造极的，是《系辞传》中说五帝先王“观象制器”的玄理系统，根据这种系统，五帝先王做的每一件事，都从“易”而来：伏羲做渔具，神农做农具，黄帝、尧、舜垂衣裳、做船、服牛乘马、盖房子、造棺材等等等等，无一不取自卦象，没有“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就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易”的重要，当然超出一切之上。这样看来，“易”不但是“六艺”之一，甚至是“六艺”的头头了。于是，在西汉后来，古文家起来，就把“易”提到“六经”之首了。
于是，《庄子》里的“六经”次序——“诗”、“书”、“礼”、“乐”、“易”、“春秋”、到了汉朝，就变成了“易”、“书”、“诗”、“礼”、“乐”、“春秋”了，班固说：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务，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汉书》艺文志）
就这样的“易”，由后起之秀变成了“为之原”的一切根本，在经典排名战中，摇身一变成为龙头老大了。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四夜十二时半
孔融“父母于子无恩论”申义
二到三世纪的孔融（一五三——二○八），字文举，山东曲阜人。他是孔子第二十世孙子，他“幼有异才”，十岁时就登门见李膺，《后汉书》写这段故事，说：
融幼有导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仰融口：“然，先君孔于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
孔融十六岁就坐了牢，为的是通辑犯张俭到孔家来避难，孔融替哥哥孔褒做主，收留了张俭。事发后孔融说他该负责，孔褒说“彼来求我，非弟之过”。他们母亲说她是家长，她该负责。“—门争死”，侠义感人。后来皇帝决定由孔褒负责，孔融就出了狱。
孔融做青州刺史，被袁谭围攻，自春至夏，守城的只剩下几百人了，危在旦夕，但是他“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陷之夜，他妻子被俘，他得以逃出。
孔融反对恢复肉刑、反对曹丕私纳袁绍儿媳妇、反对曹操禁酒。……跟曹操不合。小人郗虑从中搞鬼，最后由路粹罗织孔融罪名，说他“招合徒众，欲规不轨”，说他“谤讪朝廷”、“不遵朝仪”、“大逆不道”。于是孔融又第二次入狱，最后全家被杀，年五十六岁。《后汉书》记这一惨剧始末如下：
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 缻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
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遗肉汁，男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平？”兄号泣而止。或言于曹操，遂尽杀之。及收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
孔融是东汉末年的大名士，又是“建安七子”的龙头老大，在政治见解上，他不脱名士气，“理不胜词”，并不怎么高明；但在哲学见解上，他的“父母于子无恩论”，倒是最有气派的，他最后殉道而死，主要罪名也就在此。在路粹检举孔融罪状后，曹操“宣示孔融罪状令”中下结论：“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融传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如 缻器，寄盛其中。……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结论这样一下，就杀人了。
在孔融的“父母于子无恩论”之前，王充《论衡》中就有了先声。王充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就正因为王充相信夫妇不是有意生子女，而只是“情欲动而合”（性欲冲动性交）的产物，所以他这种开明观念．也最能引动其他开明人士 的看法。果然到了孔融的时候，这位孔夫子的二十代孙子，居 然提出了青出于蓝的惊人议论，他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 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了之于母，亦夏奚为？譬如物寄缻 中，出则离矣！”的话，是更进一步，把母子关系，看成了把东西 寄放在瓶子里的关系，说得更露骨了。
在王充、孔融以后，文献中这类议论，钱钟书《管锥编》的 举例如下：
《朱子语类》卷一二六：释氏以生为寄，故要见得父 母未生时面目。黄蘗一僧有偈与其母云：“先时寄宿此婆 家”；止以父母之身为寄宿处，其无情义、灭绝天性可知！ 盖不知孔丘家儿早有“寄物”、“寄盛”之喻，较“寄宿”更簿 情也。古希腊诗人亦谓：“汝曷不思汝父何以得汝乎！汝 身不过来自情欲一饷、不净一滴耳”（If thou rememberest, O man how thy father sowed thee……Thou art sprung from incontinent lust and a filthy drop）①。后世诗文中，习 见不鲜，举数例以概。十七世纪英国名作：“汝子被诃，倘不服而反唇曰：‘何故生我？我初未乞求诞生也！’汝将奚 如？”（what if thy son／prove disobedient, and, reproved, retort, /“Wherefore didst thou beget me？I sought it not！”）②；又一剧二角色相语 ，甲云：“若翁生汝，汝则杀之，足以报施，”（Cutting his throat was a very gund return for his begetting you）乙答：“老革初未尝计及生我，渠只自述快意耳。”（, Twas for his own sake, he ne'er thought of me in the business）③《海外轩渠录 》言小人国法令谓父母生子女出于情欲（by the motives of concupiscence），故子女 于亲不必有恩义（obligation）④。当世波兰小说中母诫未 嫁女毋外遇致有孕，曰“吾不欲家中忽添婴儿”（But I don't want a kid here），女怫然答：“汝之生我，几 会先事询我愿不乎!”（You didn't ask me if I wanted to be born）⑤；一意大利小说中母 责女曰：“汝对阿父语，不得如此。”（Guarda che non dovresti ripondere cosi a tuo padre） 女藐之（alzava le spalle）曰：“我初未求出世，汝二人专擅，遽使我生。”（Io non avevo chiesto di venire al mondo. Mi ci avete fatta vemire）⑥吾国旧号“孝治”，故率言如孔融者 不多耳⑦。
另一方面，以父母立场发言的，钱钟书也别有举例：
十八世纪英国才妇（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致其女（the Countess of Bute）书曰：“汝不必感我诞育为人， 正如我不谢汝惠临出世。俗见多妄，每以孝思绳子女，吾生平绝口未尝道之。”（You are no more obliged to me for bringing you into the world, than I am to you for coming into it, and I never, never made use of that commonplace（and like most commonplace, false）argument, as exacting any return of affection-Letters.“Everyman's Library”, 400）母久劬劳，而持此论，尤罕事也。
这种以父母立场发言，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曾有过一番讨论， 这是由汪长禄引起的，汪长禄写信给胡适，说：
大作（《我的儿子》）说，“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 你。”这和孔融所说的“父之于子当有何亲！……”“子之于 母亦复奚为！……”差不多同一样的口气。我且不去管他。 下文说的，“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 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这就是做父母一方面 的说法。换一方面说，做儿子的也可模仿同样的口气说 道：“但是我既然来了，你不能不养我教我，那是你对人道 的义务，并不是待我的恩谊。”那么两方面凑泊起来，简直 是亲子的关系，一方面变成了跛行的义务者，他一方面变 成了跛行的权利者，实在未免太不平等了。平心而论、旧 时代的见解，好端端生在社会一个人，前途何等遥远，责 任何等重大，为父母的单希望他俩的儿子，固然不对。但 是照先生的主张，竟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 “白吃不还帐”的主顾，那又未免太“矫枉过正”罢。
现在我且丢却亲子的关系不谈，先设一个譬喻来说。 假如有位朋友留我在他家里住上若干年，并且供给我的 本食，后来又帮助我的学费，一直到我能够独立生活，他 才放手。虽然这位朋友发了一个大愿，立心做个大施主， 并不希望我些须报答，难道我自问良心能够就是这么拱 拱手同他离开便算了吗？我以为亲子的关系，无论怎样 改革，总比朋友较深一层。就是同朋友一样平等看待，果 然有个鲍叔再世，把我看做管仲一般，也不能够说“不是待我的恩谊”罢。
大作结尾说道：“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 我的孝顺儿子。”这话我倒并不十分反对。但是我以为应 该加上一个字，可以这么说：“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 单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为甚么要加上这一个字呢？因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和那“悌弟”“信 友”“爱群”等等是同样重要的。旧时代学说把一切善行 都归纳在“孝”字里面，诚然流弊百出。但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划在做人事业范围以外，好像人做了孝子，便不能够做一个堂堂的人。换一句话，就是人若要做 一个堂堂的人，便非打定主意做一个不孝之子不可。总而言之，先生把“孝”字看得与做人的信条立在相反的地 位。我以为“孝”字虽然没有“万能”的本领，但总还够得 上和那做人的信条揍在一起，何必如此“雷厉风行”硬要 把他“驱逐出境”呢？
前月我在一个地方谈起北京的新思潮，便联想到先 生个人身上。有一位是先生的贵同乡，当时插嘴说道： “现在一般人都把胡适之看做洪水猛兽一样，其实适之这 个人旧道德并不坏。”说罢，并且引起事实为证。我自然 是很相信的。照这位贵同乡说话推测起来，先生平日对 于父母当然不肯做那“孝”字反面的行为，是决无疑议了。 我怕的是一般根柢浅薄的音年，动辄钞袭名人一两句话， 敢于扯起幌子，便“肆无忌惮”起来。打个比方，有人昨天 看见每周评论上先生的大作，也便可以说道：“胡先生教 我做一个堂堂的人，万不可做父毋的孝顺儿子。”久而久 之，社会上布满了这种议论，那么任凭父母老病冻饿以至 于死，都可以不去管他了。我也知道先生的本意无非看 见旧式家庭过于“束缚驰骤”，急急地要替他调换空气，不 知不觉言之太过，那也难怪。从前朱晦庵说得好，“教学 者如扶醉人”，现有的中国人真算是大多数醉倒了。先生 可怜他们，当下令奋勇，使一股大劲，把他从东边扶起。我怕是用力太猛，保不住又要跌向西边去。那不是和没有扶起一样吗？万一不幸，连性命都要送掉，那又向谁叫冤呢？
胡适的答复如下：
“父母于子无恩”的话，从王充、孔融以来，也很久了。 从前有人说我曾提倡这话，我实在不能承认。直到今年 我自己生了一个儿子，我才想到这个问题上去。我想这 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的不
曾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给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 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即无意，如何能 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们糊里糊 涂地替社会上添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福，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了祸 根，又替社会种下了祸根。他也许养成坏习惯，做一个短 命浪子；他也许更堕落下去，做一个军阀派的走狗。所以我们“教他养他”，只是我们自己减轻罪过的法子，只是我 们种下祸根之后自己补过弥缝的法子。这可以说是恩典吗？
我所说的，是从做父母的一方面设想的，是从我个人 对于我自己的儿子设想的，所以我的题目是“我的儿子”。 我的意思是要我这个儿子晓得我对他只有抱歉，决不居 功，决不市恩。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是他自己 的事。我决不期望他报答我的恩，因为我已宣言无恩于他。
先生说我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白吃 不还帐”的主顾。这是先生误会我的地方。我的意思恰 同这个相反。我想把一般做父母的抬高起来，叫他们不 要把自已看做一种“放高利债”的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