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事和人》
作者：李敖【完结】
内容简介：
“远路不须愁日暮”，在日暮的岁月，我笑着走上前去。路上偶有难忘的人事在我记忆里闪过，也算是远路上的一些插画，虽然那些画面，早已是过眼烟云。我已行年六十，我的兴趣在未来的晚境，不在过去的烟云。我在烟云里走过，它们在我背后，但对读者说来，它们正该是天边的远景。这一真理，我真希望读者能知道。李敖写书和读者读他写的书，有不同的分际，一如先知者和追随者的分际。读了以后不能看到远景，这种读者就太笨了。
自序
我最难忘的一件木雕
我最难忘的一位烈士
我最难忘的一个“反共义士”
我最难忘的一个组织
我最难忘的一片小湖
我最难忘的一个邻居
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
我最难忘的一套条例
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
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
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
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
我最难忘的一个将军
我最难忘的一个老兵
我最难忘的一位残障人士
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
自序
这本《我最难忘的事和人》共收有十六篇文字。前面六篇，以事为经，包括：一、《我最难忘的一件木雕——潭畔寻思 录》、二、《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陈璧君到陈碧君》、三、《我最难忘的一片小湖——中兴湖》、四、《我最难忘的一套条例——四十二年一恶法，杀人如草不闻声》、五、《我最难忘的一个组织——〈国际特赦组织〉三十年》、六、《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书店之死 》；后面十篇，以人为纬，包括：十一、《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我所知道的施启扬》、十二、《我最难忘的一个邻居——裴老爷子》、十三、《我最难忘的一位烈士——〈郑南榕研究
〉自序》、十四、《我最难忘的一个将军——为宋希濂将军出书经过》、十五、《我最难忘的一个老兵》、十六、《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十七、《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台静农的人格与学格 》、十八、《我最难忘的一个“反共义士”——我所目击的小“反共义士”曲军成》、十九、《我最难忘的一位残障人士——病房里的哲学家——介绍〈邱铭笙用写的卡通动画黑色喜剧〉》、二十、《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以经纬分编事和人，只是为了方便，事实上，事和人是很难分得太清的，也没有必要分得太清。
这十六篇文字，主要是我“走过从前”所余旧作的一部分。我的旧作，虽然已因国民党伪政府统治力衰微而松绑，但是政治上的松绑并不等于世道人心上的解禁。在许多方面，世道人心已被多年辐射而污染，读者其实比以前还混蛋，品味能力也已大坏，我怀疑还有多少人配读李敖的文章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欣然一册册复位我的旧作，以垂久远。这本《我最难忘的事和人》，就是行远自迩的一些起步。“远路不须愁日暮”，在日暮的岁月，我笑着走上前去。路上偶有难忘的人事在我记忆里闪过，也算是远路上的一些插画，虽然那些画面，早已是过眼烟云。我已行年六十，我的兴趣在未来的晚境，不在过去的烟云。我在烟云里走过，它们在我背后，但对读者说来，它们正该是天边的远景。这一真理，我真希望读者能知道。李敖写书和读者读他写的书，有不同的分际，一如先知者和追随者的分际。读了以后不能看到远景，这种读者就太笨了。
一九九四年八月一日
我最难忘的一件木雕
——潭畔寻思录
好久好久没来日月潭了，今晚竟在日月潭睡了一夜。
所谓一夜，其实是半夜。因为清早一点就起来了，起来做工。我的做工，就是读书写作。杜甫诗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的真目的，乃在于“下笔”，“下笔”就是写写写。光读书而不写作，只为消遣或进学而读书，我是不来的。我从不为消遣读书，有人问阎锡山每天做何消遣，阎老西回答说，我不觉得人生有什么好消遣的。这话真逗，热爱工作的人，工作时间还不够呢，又消什么遗？至于为进学而读书，对我几乎也是过去。我过去读书无算，一生中除了入伍训练和入狱被疲劳审问一段时间外，没有一天不读书，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学问已经成精，除了极特殊的新书外，几乎无须再读任何书了，只消把我过去读的书给遗出来，比为文章以利苍生，就功德无量了。
有时候，我未免起疑，我感到一个人，一生读了像我这样多的书，是否有必要。一个人活了一生，总不该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读书上吧？在日月潭九族文化村看高山族民俗之舞，“姑娘美如水”、“少年壮如山”，他们是那佯自然、那样原始、那样王阳明式“束书不观”（把书捆起来不看），岂不也好？他们那种九族，是载歌载舞教欣载奔的九族；而我的九族，却是古书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的九族，两者相较，他们是活生生的，我却是死沉沉的啊！
当然，高山族的活生生，也付出了他们的代价。他们不读书，缺乏洋书中所谓“知识的力量”。—旦世外桃源侵入了挟有“知识的力量”的外来人出现，他们的命运，便被注定。——从大陆渡海而来的中国人登陆台湾，对九族巧取豪夺，整天搞各种尺寸的“二二八”、各种号码的“清乡”，最后，九族被逼到高山上去。这些中国人，霸占了台湾。其中有数典志祖、也忘了高山族之祖的人，居然自称起台湾人了，居然把后来的中国人叫做中国人了。人间蛮不讲理的事，中外已多，但蛮不讲理到这种滑稽、抹杀事实、而又脸皮奇厚的程度，恐怕就只此一家啦！
我静静坐在看台上，在热闹的气氛中，静静看着每一幕民俗之舞。其中赛夏族的矮人祭，却带给我一片暮色与苍茫。舞台上有四位舞者、看台上有四百位观众，在谋生上、在艺术上，舞者各尽所能；在欣赏上、在“消遣”上，观众各取所需，但对我说来，我感受到的，却不在这些，而在一个弱小民族的凄凉与哀恸。那种音乐、那种画面，深深的淹没了我，我不相信舞者和观众能有我那样深刻的反应，因为那种反应，只有对那种弱小民族的衰亡历程颇有所知的读书人，才能别有怀抱。英国历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在半岛旧迹，听到钟声，凄然而起芜城之悲、发愤而写衰亡之史；如今在我眼前的，没有古罗马的旧迹芜城，有的却是活生生的衰亡之舞，舞者不知他们以民俗传承自己苦难；观众不知他们以掌声赞美人间不平。这—对比，更令我想东想西不已。
九族文化村中，把各族的茅屋、谷仓、鸡窝、猪舍、用具，……都一一陈设，并以各族老者，着其衣冠，不异昔时，以广招徕。老者或编织、或吹奏、或木雕、或打盹，用缓慢的动作，在陪伴着他们残余的一切。他们实际已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时间——为他们停滞的时间。他们来自过去，生活在过去，过去在他们前后、在他们上下、在他们左右。以过去来面对这个世界，他们的祖先失败了，背对他们而去；如今，他们面对过去，背对这个世界了，但世界还是敲他们的背，要他们交出民俗、雏妓、劳工和老人。
在卑南族的架空茅屋底下，一位老男人在木雕，一位老女人在编织。他们身边，挂着几把木雕的厨具在出售，一件木雕的彩色小船，孤零零的放在地上，—条小浮签贴在凹面里，上写“五零零”三个数字。五百元对他们已经是大数目。我满怀歉意，把这条彩船买了下来。它不是复制品，它只是复制了高山族祖先的观念。那观念里没有诺亚（Noah）式的方舟，在世外桃源的世界里，他们根本没有以方舟逃世的观念，只有载浮载沉的彩船，去供他们徜徉。如今人船已杳，只留下这一木雕了，木雕虽小，可以喻大。
从午夜写起，已近黎明。在潭畔寻思，已近尾声。我即将重返台北，去面对那个我宁愿背对的世界。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我最难忘的一位烈士
——《郑南榕研究》自序
郑南榕生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死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活了四十二岁。他自焚后，我总想印行一本“郑南榕研究”，来纪念这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的朋友。如今半年下来，我终能如愿。书成之日，我临文作序，在哀挽之中，也不无欣喜。
我常说，南榕是我的小弟、小兄弟、小老弟，因为他“追随”我最久，达二十年之久。南榕活了四十二岁，其中一半的时间，跟我有程度深浅的“追随”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自以为是南榕的朋友所能赶过的，更不是他死后冒出来的大量知己、同志、使徒和送丧者所能企及的。我说这话，重点并不在我和南榕相识之久远在他人之上，而在我和南榕相知之深远在他人之上。也就正凭了这种生死交情，使我在生死线外，孤独的为南榕印了这本纪念之书，不以生死易他之志或我之志。这种心愿、这种离情、这种义气、这种我独来他独往，在举世滔滔众神默默的时代中，可算是一幕绝无仅有的生死恨。如今南榕演其死者而我扮其生者，死生亦大亦小，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因义受难受谤之际，对朝野狐鼠，不无所恨。我生平嫉恶如仇，南榕嫉恶之情，尤甚于我。如今南榕已去，我以文字衍义，纵人生常恨，也要使水常东，变乱流为主流。如今这种抱负，也正是中国“不识时务”知识分子“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的抱负，我和南榕，虽取舍有同异之别，但在精神方面，却是两人一致的。
南榕在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曾发表过回忆他与我结识的经过，他说：“一九六八年的暑期，我正在朋友办的文学性质的‘草原杂志社’帮忙，第一次见到李敖。这种‘杂志——李敖——我’的三角缘分，在十七年前就建立起来了。第一次见到李敖，是在他现在安和路的那个‘家’。当时门牌还是信义路，双并的四楼公寓，右边是《文星》杂志社的资料室，左边就是他的‘第一个家’，他自己买的第一栋房子。我第二次‘正式’见到他，是为了《深耕》杂志的小鬼林世煜、邱义仁、林正杰不愿刊登《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一文，我问明地址匆忙赶到安和路时，大势已去，双方已经决裂了。我是赞成刊登的，也因而留下来与他长谈，‘正式’建立友谊。第二次的正式见面，地点不变，时间却是十五年后了。李敖在二次出狱后这段期间，所作的文章更是轰动一时，打了好几只大老虎。可是套用他自己的话，却也‘浪费’相当多的力气在‘打老鼠’与‘打苍蝇’。我心目中的李敖，不是这样浪费笔墨的，他应该是一个一流的思想家，他应该有更高杆的思想杰作。可惜，后来我也搞起杂志来，拖他下水了。”
在我和南榕携手“搞起杂志”的时候，我们争取的，是言论自由。这在南榕亲笔的创刊号，第一篇“言论自由第一优先”文中，已经宣示得十分明白。南榕虽然指出“在这个蔑视自由的小岛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来没有过。李敖先生个人争自由的成绩是第一名”，但在我看来，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却后来居上。我认为，南榕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上。至于后来从事争取组党的自由（他是台湾第一个以行动突破党禁的人，远在投机的民进党不敢组党前，他就加入了许信良的台湾民主党）、从事争取集会的自由、从事争取台独的自由，……只不过都是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衍生出来的。别有怀抱的人把南榕的功绩，定位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之外，这是对南榕的一种政治性、宗教性的窄化与小化，是与史实不合的。基于我和南榕二十多年的人相识到共事，我想我最有资格说这种话。
美国思想家孟肯（H. L. Mencken）说得好：“为理念去死，无疑是高贵的。但为真实的理念去死，那就更高贵了
！”（To die for an idea: it is unquestionably noble. But how much noble would it be if men died for ideas that were true.）我始终相信，南榕在为一种“真实的理念”而死，这种理念，既非政治的，也非宗教的，所以任何政治目的或宗教目的的解释，都窄化、小化了他。南榕其实为了更高贵的信仰而死，那种信仰，从政客到教棍是不理解的。我知南榕、我思南榕，特高其明而光其大，以责众生、以昭来者。是为序。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八日
附录一
言论自由第一优先（郑南榕）
在这个蔑视自由的小岛上，
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来没有过。李敖先生个人力争自由的成绩是第一名，因此本刊的第一期特地以他作为封面人物。同时，李敖先生在隐居生活中，犹自抱病接受本刊的访问，畅谈他对国民党、党外以及“两性观念”的看法。因为时间匆促，有些观点尚未充分发挥，李敖先生将于他自己的《千秋评论》、他跟朋友合写的《万岁评论》以及本刊，不定期的继续谈论。
自由是宝贵的政治权利，其中的一个单项言论自由更是目前难以获得的宝贝。我们的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停刊已成为家常便饭。在争取言论自由的战斗当中，邓维帧先生以前是一名健将，现在重新披挂上场。邓维桢先生在本刊开辟政治问答的专栏，每期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第一期的问题是由本刊编辑部提出的，欢迎本刊读者来函问问题。
特赦一直是党外复杂而痛苦的情结，尤其对美丽岛受刑人家属更是如此。我们请李敖、本刊社务委员余陈月瑛，以及党外女作家曾心仪提出他们的看法，关于大赦及特赦则有一篇定义性的文章。
本刊将努力把岛内（包括彭湖、金、马）各地发生的事情报导出来，让各种声音及意见表达出来，使大家不致视野过于偏狭，使大家能互相关怀。
同时本刊将尽量扩大视野及触角，致力于把这本周刊办得真正像外国有名的新闻刊物，如TIME及NEWSWEEK那样的综合性及可读性。
我们希望党外至少能办出七份周刊，轮流上市，以打破国民党多年来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为了阐释自由的真义，刘福增先生为我们写一份《与其投奔自由，不如争取自由》的特稿。以上这些精采文章及新闻，敬请读者多多批评与指教。（《自由时代》创刊号，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
附录二
欢送政论家 欢迎思想家（郑南榕）
——李敖辞卸本刊总监感言
一九六八年的暑期，我正在朋友办的文学性质的“草原杂志社”帮忙打杂，透过当时水牛出版社的老板彭诚晃的帮忙，第一次见到李敖。这种“杂志——李敖——我”的三角
缘分，在十七年前就建立起来了。
第一次见到李敖。是在他现在安和路的那个“家”。当时门牌还是信义路，双并的四楼公寓，右边是《文星》杂志社的资料室，左边就是他的“第一个家”，他自己买的第一栋房子。
我第二次“正式”见到他，是为了《深耕》杂志的小鬼林世煌、邱义仁、林正杰不愿刊登《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一文，我问明地址匆忙赶到安合路时，大势已去双方已经决裂了。我是赞成刊登的，也因而留下来与他长谈，“正式”建立友谊。第二次的正式见面，地点不变，时间却是十五年后了。
李敖在二次出狱后这段期间，所作的文章更是轰动一时，打了好几只大老虎。可是套用他自己的话，却也“浪费”相当多的力气在“打老鼠”与“打苍蝇”。
我心目中的李敖，不是这样浪费笔墨的，他应该是个一流的思想家，他应该有更高杆的思想杰作。可惜，后来我也搞起杂志来，拖他下水了。去年三月，我开始筹办《自由时代系列周刊》，邓维帧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只肯出钱的朋友，建议我一定要请李敖来挂名，才能建立杂志的知名度。
果然，“李敖总监”的《自由时代系列周刊》不同凡响，一年下来已经打开响亮的知名度。
今午三月，李敖与我一起检讨各自的事业，李敖说海外只传诵他的“政论家”的名声，却没有肯定他的“文学家”、“思想家”、“史学家”的地位。我才幡然醒悟，即使这样子的纯挂名，我也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因为彼此之间的太多的“应酬”，却是“以私害公”，害他不能在《北京法源寺》、《中国思想史》等等著作上用功。四月二十五日就是他的五十大寿了，不见这些“名著”结集出版。五百年前、五百年后的大事业，何必为小政权、小政客白白荒废了呢？
因此，李先生提议辞掉“总监”挂名时，虽然对杂志的销路有明显可见的威胁，我却答应了。我答应时开玩笑地提出条件：“让我尽快看到《中国思想史》结集出版。”宁愿李敖不做政论家，只愿见到他是思想家。
因此从本期开始，李敖先生正式辞去本刊“总监”的挂名。让我们“欢送政论家，欢迎思想家”，希望李敖先生的思想史大作能够早一日问世。（《民主天地》第七期，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
我最难忘的一个“反共义士”
——我所目击的小“反共义士”曲军成
八月十一日台湾时报登“曲军成请求平反冤情”，报导说：
十八年前泅水投诚，被政府安排到华侨中学念书，只说台湾是愚民政策等语，竟被依叛乱罪交付感化三年，三十九岁的曲军成昨向巡察监委王瑞武陈情，盼能平反冤情，并给予合理补偿。
曲军成昨携妻儿陈情说，他于民国六十一年一月十五日由大陆厦门泅水至大胆岛投诚，经政府安排，就读国立华侨实验中学。
他于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在该校训导处办公室说句“台湾是愚民政策”，又于六三年六月十三日下午四时，在体育处办公室说“我能游五十公里，我就是怕鲨鱼咬，否则我早游回去了”，即被警备总部依叛乱罪交付感化三年。
曲军成说，他当时系评论执政党政策，且被指“思想倾匪”，如国民抨击执政党的政策，就被扣上叛乱罪之名，执政党岂不成独裁者？
他表示，原系共军三一军炮兵团第一营营直属侦察班，投诚大胆岛后，还提供中共沿海重要的布防和军事情报。
曲军成说，十九年前，憧憬自由中国，唾弃中共暴政，泅水投奔自由，并以长达三个月时间，提供闽南沿岸重要军事情报，却是有功无赏，当局以难民相待，后又因两句话触怒当局，竟锒铛入狱，无罪也遭重罚，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更是含冤莫白，又哭诉无门，有生之年誓死讨回公道，还其清白。
看了这一报导，引起我的回忆。曲军成刚在移送交感化三年前，被关在景美军法看守所，那时我已是看守所的资深囚犯，独居在第八房。第八房有高窗，踩在马桶上，扒住窗框，可以望到窗外“放封场”，看一批批犯人散步。有一天，窗外鼓噪，我扒上窗框一望，原来是一个身材不高、体格结实的年轻小子，突然以矫健身手，施展“壁虎功”，沿着我窗边的押房大楼凸出水泥边缘，快速攀升上去，只见他两臂一夹凸墙，再两脚一夹；再两臂一夹、再两脚一夹，……此夹彼放，交替攀升，一转眼就翻上二楼屋顶平台。这时但闻宪兵吹哨、班长奔跑，一团乱局后，曲军成给逮住了，禁子牢头们把他狠揍一顿，自窗下扭送而过，他弯着腰被拥簇着，状甚狼狈。后来听说给手铐脚镣了一阵子后，移送走了。
十多年后，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我看到联合晚报，有报导如下：
继李显斌之后，又有一位反共义士向立法院陈情。十五年前由厦门泅水投奔自由，自称“被诬告”而交付感化三年的曲成军（联合晚报把“曲军成”误报导成“曲成军”），今天要求立委助其平反，还其“清白”，并请政府给予适当的“赔偿”。
山东籍的曲成军，民国五十九年在济南市完成中学教育后，就加入中共部队被派驻在福建厦门担任侦查兵，因经常收听台湾广播、收集传单，引发向往自由的意志，于六一年一月十五日傍晚，从厦门泅水抵金门大胆岛向政府投诚。曲成军在陈情书中指出，民国六十二年经政府安排返台求学，因校方排斥大陆来台学生，经常无故受辱，并开罪训导人员，趁机诬陷指其有左倾言论，经警总军事检察官裁定交付感化三年。
他说，结束感化后，苦读三月进入台大就学，毕业后一度餐风露宿，无所栖身，徒有“反共义士”之名，却过着非人的生活，心中“冤屈难平”。
曲军成在救总协助下，目前在台电公司宜兰营业处担任管理师，月薪二五○○○元左右，家中有妻子及四岁女儿，生活尚称美满。
三年前我看到这一消息，颇有印证前生之感。
曲军成到立法院陈情未遂，三年后的今天又跑到监察院了，在官官相护下，他的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如此，曲军成的动作，倒引起我不少感想。这个小伙子，多年来追求他认定的自由而冒险犯难，从泅水到越狱，样样全来；又为他认定的公道锲而不舍，从立法院到监察院，院院都去。其行虽刁，其志却苦。——小人物为一己私权倾其棉薄、奋起力争，目无两岸政府，亦属难能可贵者。特记其事以张之。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三日
我最难忘的一个组织
——“国际特赦组织”三十年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简称AI）成立三十周年了。
为这个组织播种的人，是英国的彼得·班纳森（Peter Benenson）。彼得·班纳森是一位人权律师、犹太裔的天主教徒，夙有“梦想家”和“圣人”之称。一九六一年，他目睹一群葡萄牙学生歌颂自由被捕，判七年徒刑，他深受感动，这一次他不再沉默，兴起呼吁全世界都来关切政治犯的念头，如同当年美国释放黑奴、苏俄释放农奴的运动一样。于是他跟好友马丁·埃纳（MartinEnnals）、艾瑞克·培克（Eric Baker）发起“一九六一年大赦请求”运动，目的在为良心犯（Prisoners of
Conscience）寻求公平审判、寻求庇护权、寻求就业机会（政治难民），并藉国际舆论促进发表自由。他们的提议，很快得到律师、记者、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响应，透过深具影响力的自由派报纸《观察家》的宣传，并于伦敦成立特赦小组，每组认领（Adopt）三名良心犯（这是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得到灵感，所以规定三人）。通常是共产国家、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各一名，他们照顾政治犯家属、向拘禁犯人的政府写抗议信、不断写信给囚犯，使犯人明了在遥远的地方，有人关怀他的痛苦，直到帮助他获得自由为止。这些救援行动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宗教、种族的界限，具有国际性。截至该年年底，比利时、希腊、澳大利亚、瑞典、挪威、瑞士、法国、西德、爱尔兰、荷兰、英国、美国纷纷以行动支持，并正式定名为“国际特赦组织”，成为永久性、全球性的人权机构。这机构在一九七七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它的被举世肯定，可见一斑。
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它成立三十周年，路透社报导说：这个世界最大的独立人权组织，三十年来，始终不遗余力的为“良心犯”的获释奔走，而且正默默地将触角伸入更广泛的地带。
今年，AI终于在其多年来大力挞伐的苏联建立资讯中心，并首度获准派遣一名观察员进入北韩参加一项会议。
AI成立三十年来，一共调查了四万二千件良心犯案例。
AI目前在一百五十个国家拥有一百万名义工，不仅经常写信给身陷黑牢的良心犯，为他们打气，也不断致函给各国政府，呼吁他们公正、快速地审理政治犯案件，并终止刑求、处决政治犯。
AI秘书长马丁表示，三十周年纪念日的最大意义，即在于这一群挺身而出对抗不公义的平凡人的贡献已获得肯定。他说，AI援救良心犯的行动，端赖见义勇为的热心人士偷偷将名国违反人权的资料送交AI。
一九六一年，英国律师彼得·班纳森在伦敦《观察家》报发表一篇题为《被遗忘的犯人》的文章，唤起了世人对那些因政治或宗教理念而下狱的人士的注意，也催生了以解救良心犯为宗旨的AI。
马丁骄傲地说：“施暴者再也不能虐待良心犯，而自以为牢墙外的世人不会晓得他们的罪行。”至于AI近期内的工作目标，马丁表示，他希望印度能让该组织调查旁遮普省及喀什米尔的人权情况，也希望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中国能和AI展开对话。
路透社这一报导，引起我一点回忆。在我第一次政治犯坐牢前，先被国民党情治人员“跟监”十四个月。在被“跟监”的日子里，马丁到了台湾。魏胖（魏廷朝）、老谢（谢聪敏）到我家，约我一起去看马丁。我说我李敖架子很大，对洋鬼子尤其大，马丁如果真来帮助我们，就请他到我家来看我吧，我不会去看他的。听了我的话，魏胖、老谢都认为有理，就转告马丁。马丁倒有服善之勇，他同意到我家来，登门拜访，“行客拜坐客。”于是，就约定一天晚上来。当时我虽处境自顾不暇，却很想托马丁为在牢中的柏杨想点办法，为了加深马丁的印象，我请小情人小蕾给柏杨太太艾玫打公用电话（我家的怕窃听），问她愿不愿意跟马丁见见面，电话中艾玫说她愿意来，可是到时候，她爽约了，为什么爽约，我至今还不清楚。虽然如此，但我们都知道艾玫在柏杨被捕后，帮了柏杨极多的忙，只是柏杨忘恩负义了。
马丁到台湾，国民党对他又恨又怕，于是派三个人跟踪他。那时跟踪我的是三个人，跟踪魏胖、老谢的各两人。马丁他们上楼后，大家自四楼窗前朝下望，只见下面各路跟踪人马大集合，有趣之至！我指给他们说：“你们看，我家对门变成警察局了！”大家俯视一笑，深感国民党治安良好，真名不虚传。
就在这次“行客拜坐客”里，我把一些被“跟监”的照片和孟绝子交给我的泰源监狱名单，交给了马丁。我没交代他怎么处理，他也没说怎么处理。一切都好象心照不宣似的。后来名单登在海外的《台湾青年》上
，不久我就被捕了。
我被捕后，罪状甚伙，其中之二，就是我帮助柏杨和泄漏了泰源监狱名单。——“国际特赦组织”没帮成我，反倒害了我，在牢里吃了更多的苦头。
我出狱后，看到一张“国际特赦组织”的宣传单，举了世界上三个有名的良心犯，我在其中。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四日午后
我最难忘的一片小湖
——中兴湖
美丽的大学都有湖，从清华大学的相思湖，到燕京大学的未名湖，都是有名的。中兴大学也一样。并不美丽，但于湖则一。不过，在命名方面，它既不寄于相思，也不晦于未名，而是政治性极强的诉求——以中兴在望，因以为名。
中兴湖的造型以中国地图为蓝本，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大陆，配上千分之三的台湾，隔“陆”挖空，各注以水，形成完整的中国。乍看起来，神州不是陆沉而是水没，怵目惊心，令悲观者不无沧桑之慨，但是，对乐观者说来，当他站在台湾“陆”峡，左顾右盼，又何尝不起地质学上三叠纪的遐思？遥想那—年代，台湾与人陆根本尚未分割，台湾海峡根本就是陆地，中国早就统一于地理之内。如今，当你站在中兴湖的台湾“陆”峡上，举目虽有河山之异，但异中求同、同中求远，你不妨从悲观转为乐观，发现中国本就是如此。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观之，多少陆沉、多少水没、多少聚散、多少分合，岂不正是亿万年来正常的表相？自地质学看来，天大人小，人世的沧桑，在宇宙的沧桑面前，已经渺小得不算什么，变得“曾不能以一瞬”；但是，宇宙的沧桑却是雄伟的、瑰丽的、多彩的，苏东坡说“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这正是宇宙沧桑的气魄。对比之下，人世沧桑的变局，就显得卑下而猥琐，出将入相、江山易主、百年世事、长安弈棋，实在不值得那么悲观，反倒是宇宙的玄黄乍变，令人终起乐观之想。——在造化眼中，人世虚幻，终归空无；但宇宙不灭，得涤万染。造化弄人，岂不值天帝一哂、如来一笑？晒笑之间，乐观在焉。
中兴湖是一个普通的湖，正因它造型特异，所以引人遐思，使人赋予它不凡的感受。沿湖漫步，在清早，你感受的，是处处动态，湖边人们三五成群，或奔或跑，湖上则是白鹅戏水，载浮载沉，相映别成图画；在午间，你感受到的，是处处慵懒，人们倚石小寐、白稿鹅蜷卧成眠，清风徐来，水波难兴，仿佛湖亦有情，不无睡意；到了晚上，你感受到的，是处处静谧，情人寄语，白鹅静浮，月光如水，水中见月，虽有蛙声初唱，但令人不觉嘈杂，反有“鸟鸣山更幽”的感受，没有蛙声，好象反倒衬不出夜色与幽静。
在这些感受中，你会因它的造型特异而别有遐思，遐思到“无何有之乡”、遐思到“广漠之野”、遐思到庄子那种境界，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你的境界会提升，提升到不止是沿湖漫步早、午、晚看人看鹅的层次，你会遐思到探索宇宙观的层次，因湖寄情，因情交感，而别有所托，在湖滨之外。
八百多年前，朱熹与陆象山于江西铅山县有“鹅湖之会”，在鹅湖之滨，做宇宙哲理的重大辩论。陆象山说朱熹思想支离，不能直指本心；朱熹说陆象山自信太深，不能客观察物。两人不欢而散。但是，“鹅湖之会”的底子，在六年后还是拉近了两位哲人，陆象山在江西星子县白鹿洞应邀为朱熹的学生讲课。陆象山口才过人，讲得朱熹的学生为之泪下。后来陆象山死了，朱熹带学生去吊祭他，成为“鹅湖之会”后的一幕绝响。
从中国的鹅湖到外国的天鹅湖，湖滨的美丽总要有白鹅来陪衬。中兴湖的景色，不能跟世上许许多多名湖相比，但是白鹅在兹，却又使一切改观。从白鹅身上，人们看到了美丽、优游、安稳、认真而原始。这些特色，岂不正是古今哲人所向往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动物，长守湖边，恰为中兴生出无穷颜色。你以为白鹅何知，但白鹅又何须有知？白鹅本身与宇宙合为一体，合得比“天人合一”还来得斧凿无痕，在湖边看它们、看它们，我们会变得相形自惭。古人写诗说：“输与仙都吉居士，一帘山雨听鹅经。”在白鹅面前，人类是输家、是失败者。人类要中兴在望，方能自足，但白鹅呢，它以中兴为湖。—-中兴不须远望，中兴就在它家里，它就在中兴家里。白鹅在兹、中兴在兹，人们只是中兴湖的过客，真的主人，原来正在那里。
一九九零年六月
我最难忘的一个邻居
——裴老爷子
裴老爷子一生做官，官衔甚多。他黄埔三期毕业，官拜中将，人称裴将军，又任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政治部主任，人称裴主任；又任云南省党部书记长，人称裴书记长；又任军事参政院总务厅厅长，人称裴厅长；又任昆明市市长，人称裴市长；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云南省支团部干事长，人称裴干事长；又任中国电视公司常驻监察人，人称裴监察人；又任立法委员，人称裴委员。……虽然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称呼，但在我们的大厦里，芳邻从牙医张太太以下，都称他做裴老爷子。这个称呼免掉了官衔，变得敬老而亲切，裴大官人也就在邻居和管理员中，变成了裴老爷子。
在大厦中，我住在十二楼，正是住在八楼的裴老爷子的楼上。我和他做了十一年的邻居，可是从没讲过一句话；见面、同电梯无数次，从没打过一次招呼。——我对国民党老帮子全无好感，他们对我也一样，所以古人“天涯若比邻”，我们却“比邻若天涯”。不过，每年选举住户代表参加大厦管理委员会，我总暗中投裴老爷子一票，逼他管点事。立法委员，对应付警察之类的牛鬼蛇神，还是有点用的。李登辉做台北市长时，有一次，找上大厦中庭花园的麻烦，经裴老爷子坐镇，其怪遂绝。相对的，选住户代表，裴老爷子却绝不投我的票，所以我年年落选。——大厦邻居深知李敖乃一刁民，敬而远之为妙。
裴老爷子满头白发，但是梳得很整齐，虽然七八十岁的年纪，但是出入理发厅马杀鸡，日以为常。裴老太太好象也心知肚明，懒得管他。裴老太太是美人，从她孙女的神韵上可想象当年。我在台中寻访史料，在杜致勇的天花板上，找到杜聿明将军当年同裴老爷子裴老太太的照片，顿时灵感交集，这些人物，我跟他们素昧平生，但是历史与新闻、过去与现在、青年与衰老、兴亡与荣枯，种种对比，却常常交汇在我思绪里。有一次，我半夜翻看沈醉将军在大陆写的《军统内幕》，看到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跟裴老爷子的神秘关系，那时正值沈醉从大陆写信来给我，我一边看一边心里就想：沈醉写裴老爷子那些往事的时候，绝没想到，裴老爷子就住在我楼下；而在楼下午夜梦回的裴老爷子，做梦也想不到，在楼上，有个下笔无情的历史家，正对他们当年在大陆如何祸国殃民，研究得一清二楚呢！
又有一次，我半夜翻看一九三四年的《中国国民党年鉴》，在（丙）二三零页看到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三巨头，执行委员龙云、监察委员卢汉之下，赫然就是书记长裴老爷子。我一边看一边心里就想：裴老爷子出道可真早！他在云南做地头蛇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第二天清早，我下电梯，裴老爷子穿着花格子西装，打着红领带，叼着雪茄烟，悠闲的坐在大厦门庭的椅子上，等着去立法院聊天。我瞄了他一眼，心里一直笑：“老家伙，昨天半夜又碰到你了！”
如今，裴老爷子八十七岁了，前天他宣布，在退职条例生效后，他要率先不干立委了。四十年来，他未曾生过病或请过一天假，如今退职是要让位给青年人。消息传出，一位在立法院待过七八年的新科立委问：“裴存藩是谁
？我都没有听说过！”反证了裴老爷子四十年如一日，哪一日就是一纸空白。
裴老爷子不在乎他在台湾的空白，他的生命发光在昆明西班牙式华丽住宅里。——台湾对他太小了，雪茄的烟雾，说明了一切。
一九八九年二月四日
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
——陈璧君到陈碧君
前年在清华大学讲了“清华生与死”、去年在淡水工商讲了“淡水深与浅”、今年在师范大学讲了“师大新与旧”。本来想去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鬼”的，大概风闻我这恶客话没好话，所以没被邀请。但是，交通大学看中了我，要我去讲，我决定讲“交通快与慢”。这场演讲，早在几个月前，就由对方跟李敖出版社的小苏约好了，小苏通知我，我漫应之。
到了上个月，对方要我去讲了，我却意兴阑珊了，小苏没法，乃又通电话又打电报又写快信，表示歉意，告诉他们李敖先生不能来演讲了。
十二月四日晚上，出版社转来一封快信，是交通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学术部长陈碧君写给我的，信中说：“十一月份您之未能莅校演讲，同学们均深表遗憾，一致要求再度邀约。……您的拨冗光临，将令我们的活动更形生色。”我拿着信，深感自己不对，上次约得好好的，竟不去讲，这次一定要补过，于是我亲自挂电话到新竹。在电话中，陈碧君声音轻微而平静，她细腻地向我说明了演讲活动的细节，真像一个学科学的。她的说明使我愿意前往。她由我选时间，我选了十二月二十一日。
陈碧君再来快信，对我表示感谢，并寄来我要的校方资料，“如有不详尽处，我们可以再补寄进一步的资料。”并告诉我：“十二月二十一日（四）下午约四点半，本校同学吴彰明会至您处接您至交大。”后来又打电话到出版社，改为四点，以便可以有较多的时间请我吃饭，并参观校园。我对这位小朋友办事的周到、细心，有了很好的印象。
我厌倦繁华世界，我的凯迪拉克轿车就卖掉了，我很少出门，出门大多健步。为了去新竹，我和上次去清华演讲一样，还是请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送我，李敖出版社的吕佳真一起去。本以为交大同学吴先生一到，就出发。但是当天下午四点到我家，坐在客厅中沙发上的，却不只是吴先生，还有一位许先生，另有一位小女生，就是陈碧君自己。
我的习惯是，凡是我同意来到我家的人，我都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反倒友善的带他参观我的三窟之一——我那六十二坪的工作间。三位小朋友看到的，大概是中国藏书藏资料的冠军之家，自然免不了好奇与惊异。我们小聊了几句。陈碧君短发、清纯而秀丽，她戴着浅框眼镜，镜片上的深度不及她在知识上的深度。念的是电子物理学系三年级，那是博学的我，却一点也不懂的学系，女孩子能念物理，已是异数，何况物理头上又带电子的呢？
从书架上，我取下我印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给她看，我说：“汪精卫的太太也叫陈璧君，不过璧字和你不一样。”不料她却说：“我的名字，原来也是那个璧字。”她的话，使我感到她对跟她同名的前辈女士并不陌生。我猜想：这一由“璧”转“碧”的过程，也许是一种有意的回避。
我把“陈璧君”放回书架上，陈碧君站在我的背后，我觉得我正夹在两代的陈璧君里，我的时间感、我的历史感、我的现代感、我的“水平思考”，……一时都云集在我的思绪里。两百年前一个退出情场的单身汉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在罗马做芜城之吊，在一片死寂之中，他走入教堂，发现他背后的钟摆，是静止中的唯一动态，那动态带来了古今时间的连锁、也带来了生命。深刻的对比，使他发愤写下一代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