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不出西直门，绕了一个大圈子，经东单到西单，一直往西，出城后，沿着城边北行。这样神秘，大概是怕人知道我们要走，去飞机场，故意这样。到达飞机场，看见一边站着的少数人群中，只有航检所长董其彬兄，再看不见其他同志。在上飞机以前，才把脚镣砸开。
飞机起飞后，绕北平城上空一周，从机窗望下去，游行的队伍像一条长蛇，在长安街蠕蠕移动。那是学生们在共产党操纵之下，又在闹事。国事如此，我们却在煮豆燃豆箕，屠杀自己的战斗员，真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在飞机上，刘玉珠兄坐在我的旁边，他知道我没有钱，悄悄地塞给我一把钞票。李希成亲自押解，在飞机上监视我们，同汉三兄和玉珠兄没有说甚么。路过济南，飞机停留一会儿，济南飞机场颇有些寂寞感。起飞后，直飞南京。
下飞机后，送到宁海路的监牢里。宁海路的监牢是汪精卫伪组织关我们同志的监牢，刘戈青就在这里关过。三十五年我由北平到南京，是搭乘运送重要汉奸的专机。下机后，机上的人都陪着汉奸们先到这里。现在是第二次光临这个特殊的地方了。我被关在楼上，汉三兄和玉珠兄关在哪里，就不知道了。
关我的这间牢房已经关着六十个人，只有三张床，一张空着，原来是专为我预备的。一张床是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占用，久闻其名，虽是初次见面，他确有大将风度，其他的人白天挤在一张床上，夜里打地铺睡觉。难友中有一无锡人，除了身材比戴先生矮一些，面貌和动作像极了，另外一位河南人马兴骏，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好人。我对别人坐牢的原因，不愿过问，记忆很少，只记得大多数是冤枉的。我同鲍文樾每餐另外加两碗菜，数量不多，但比同牢的难友，好得太多了，必须分给大家一些，所以，我们就不丰富了。
牢门上有小孔，是走廊上值班的看守不时偷瞧牢房里一切动静用的。看牢的既然可以从外往里瞧，坐牢的自然也会从里往外瞧。因为看牢的占用的时间极少，空着的时间我，所以难友以此为极大的消遣。从里面瞧外面，所见度非常窄狭，但难友们乐此不倦。有时被看守瞧见，会臭骂一顿。坐牢的挨骂，好像是天经地义，骂尽管骂，偷瞧照旧偷瞧。有一天，他们喊我去瞧，得到意外的发现。瞧见楼兆元兄从另一间牢房出来上厕所，原来他也进来了。又一次瞧见严家诰兄，他为甚么也进来了？
牢房的容量永远不变，但住客出去的少，进来的多，有时多到十一二人，晚上打地铺，比沙丁鱼都要挤。牢房的天地虽小，因住客复杂，可知千奇百怪的事情，无异大千世界。有一天进来一位莫名其妙的人，原来他找人找错门牌，找到这所没有挂招牌，和普通住家户一样的黑监牢。他一敲门，就把他请进来，关着不放。
有一位许昌附近土财主，他是地主，自己买枪，成立保卫团，和保密局发生关系，成为保密局的地方武力。保密局派去联络的人向他借两百元现洋，他没有照借，于是报告他通匪，由徐州最高军事机关抓起来，送到保密局。他心里很不服气，一再向同牢房的难友诉苦。他故意装肚痛、装呕吐、闹个不休，看牢的硬说他抽鸦片，是发瘾了。济南失守，省主席王耀武被俘，吴化文叛变，把他的南京办事处处长关起来。这位仁兄才真抽鸦片，瘾发得眼泪鼻涕，死去活来。可是看牢的和管牢的都不说他抽鸦片，他常常要求去见管牢的，每请必准，瘾发时，要求出去，出去牢房几十分钟，回来烟瘾不发了。
总统府警卫旅的士兵，有几十人关进来，我们牢房里分配了三位，都是二十刚刚出头。有一位很英俊，带着脚镣，脚镣太短，迈不开步子，走路必须跳着走，同牢的人都为他难过。这是一种惩罚吗？管牢的叫张炎，他具备了古今中外管牢的一切残暴手段。
坐牢九年谈话一次
保密局属于国防部，我是陆军少将，就是真的犯了国法，也应当按照军法审判，经过军法会审。我等着法律给我公道，会审的那天来临，我好有个说话讲理的机会。大概是到南京两三星期，看守打开牢房，要我下楼去，原来是军法处长李希成要谈话。所谓谈话，也就是审讯，但不是会审。读了一个多钟头，李希成问我三大罪状：
一、我太太做生意——太原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吴毅安由南京回太原，我妻送他到飞机场。前门外西河沿新新医院范绳武的太太康淑媛，托吴处长给她娘家带了两筒照相馆用的印像纸，毅安兄上了飞机，大概怕到了太原后有麻烦，在飞机上嚷嚷，被海关人员听见，把印像纸从飞机上拿下来扣留，要上税。我妻回到城里，托张公度兄派人交了税，把纸取回来，交了康淑媛。
李希成问话时，从卷宗里取出一张我妻具名的报告，是岳梓宇弟的字迹，说明印像纸是康淑媛托吴处长带的，顶上有张公度兄签的海关取回的经过，这张东西一定是李希成要他们这样办的，以此作为我的罪证。李希成为什么知道这件事，一定是司机说的。我因事到南京，副站长孔觉民把这个司机升为事务员，我回北平后，觉得欠妥，仍旧让他开车，他心里恨我，那一天送毅安兄到飞机场，就是他开车去的。
“我在保密局工作，我的家人就不能做生意吗？我妻做生意，就是我犯罪吗？我每月拿了国家的多少薪饷？如果养活不了一家六口人，家人做做生意，就是犯法吗？况且印像纸是康淑媛的，怎么能说我妻做生意？应当传康淑媛来对质，证明是不是我妻做生意。”我这样一连串的问，李希成没有说什么，不再问这个问题。
二、我卖飞机票——这也是李希成听司机说的。我说：“从太原到南京，或者从南京回太原的同志，他们买不到飞机票，请北平站代买，我应不应该帮忙？”
“应该！应该！”李希成总算还有三分人性，这样回答。
“我是国大代表，山西的国大代表要回太原，买不到票，托我代买，我能拒绝吗？我是山西省党部的监察委员，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子扬偕同三位同志回太原，要我代他买票，我能不办吗？北平站代人买票，只到航空公司代为登记，买票都归他们自己办，我们从严不经手金钱。请传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子扬作证，我有没有卖给他黑票。请传中航公司北平办事处主任徐鑫，问问他，北平站代人买票，是不是如我所说的。你说我卖飞机票，卖给谁？请传他来作证。”李希成对这个问题又不提了。
三、给上海徐大姐卖汽车，吞没了车款——这个罪状更是荒唐，我不在上海工作，人生地不熟，上海的人卖汽车，会托我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根本不知道徐大姐是何许人。我说：“我并不认识徐大姐，我不住在上海，她卖汽车，怎么会找到我？请你传徐大姐来对质。”
“你们组织什么社吗？”李希成不再问徐大姐的汽车事，转了话题。
“什么社？”我摸不着头脑，不得不问。李希成从卷宗里取出陈恭澍兄草拟的一份章程，那是北平的同志们感觉到同共产党斗争，没有组织力量，无法取胜。而国民党具有形式，没有组织实效，必须恢复像复兴社那样的组织才行。由陈恭澍兄负责草拟一切计划，他因工作忙，刚拟好这件东西，存在魏宝善那里。
“不应该吗？”我指着宗旨“真诚拥护蒋委员长”问李希成。
“应该！应该！”李希成说：“但是为什么不呈报呢？”
“必须拟好一套整个的计划，才能呈报，大家推定陈恭澍草拟，他只拟好这个，因为太忙，其他的还没有拟妥。”我据实告诉他。
“就是一个组织，也没有什么。”因为宗旨是“真诚拥护蒋委员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于是又抛开这个问题，说道：“你府上有两元宝？”
李希成这么一问，我才知道家又被抄了。十年来，真难为了妻，这是第三次被抄家了。
“不但有两个元宝，还有三百个现洋。”我说：“二十多年前，我父亲带回家中四十二个元宝，三千个现洋，埋在地下，以备不时之用。抗战军兴，家乡沦陷，家人无以为生，取出来瓜分，我们兄弟五人，连我母亲，分成六份，每份七个元宝，五百银元。我应分的一份，我弟弟保存着，托乔凤藻和孙逸贤两位同志各带到北平一个元宝，又带来三百银元，这也犯法吗？”
“不犯法！”李希成说，不再多问，让看纪录，纪录非常简单，没有把我所说的话记下来，我不签字，李希成说：“这是手续，大致不错就行了。”
我不签字，下不了台，只好签了。谁想到，经过这次谈话，一直到出牢，再没有问过第二次，更谈不到军法会审了。
永久囚禁发配常州
宁海路真够得上生意兴隆，住客来来去去，变动频繁。先后进来的人都走了，鲍文樾也走了。中秋过后不久，我也离开宁海路，由一个看守陪同到了下关，搭乘京沪车，究竟到哪里，看守不告诉我。不过，他的态度很轻松，没有戴手拷，好象我们是旅行，表示我已没有甚么重要性了。到达常州，已经夜里七、八点钟，下午车出站，没有进城，乘人力车到达一处非常广阔的院落，像是一座大花园，后来才知道，这是毛人凤局长新建立的一座监牢，囚禁长期囚禁的人，准备关五百人。
牢房是一排三大间，每间两排木板床铺，至少可以关五十人。我被送进最里面的一间，里面关着十来个人，都已经睡觉了。有一位年轻朋友，看见我进来，赶紧爬起来，接过我的行李，放在他的旁边。原来他是兰训班的同学，他认识我。等我躺下，他悄悄告诉我：“前天看报，有段新闻用墨涂掉，但是对着阳光，仔细辨认，是可以看出来。马汉三先生已被枪毙了，你判了无期徒刑。”
怀念亡友，一夜睡不着。第二天清早，还没有吃早饭，我被移到第一间牢房。经过中间的那一间，我看到鲍文樾先生在里头，彼此点了点头，大概他是来这里最早的住客了。这间牢房关着六个人，都是共产党，不准看报纸。有一位带着脚镣，是共产党茅山县长，算是重要人物了，才有资格带那玩意儿。他看见我仅有的财产一条棉被已被弄脏，对我说：“坐保密局的牢，会时常移动，你得有个包袱，棉被才不会弄脏。你买几尺布，我给你缝一个包袱。”
受过宁海路那班恶人照顾的，对于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的学术，很难不怀疑，绝对不会再相信了。我离开宁海路的时候，他们拿来一条麻绳，把我的棉被捆起来。谁知这条麻绳比从垃圾箱里捡来的，还要油污、还要脏，棉被上留下永远洗刷不净的痕迹。被茅山县长看见了，替我难过，才提议给我缝个包袱。
这间牢房不准看报纸，我移到这里，大概是为了不准看报纸吧？或者认定我和共产党有同等的资格，同样重要，才关在一起。茅山县长在宁海路，和汉三兄关在一个牢房里，从他口里，知道了过去几个月来，汉三兄的生活情形。他用嘲笑的口吻告诉我，汉三兄曾说：“现在遍地是匪，国家还需要我们。”
好糊涂的汉三啊！国家需要你，可是毛局长不需要你啊！他需要你把他的情妇选为立法委员，你却没有选出来，他还需要你什么？可怜的汉三啊！你连为什么死都弄不清楚吗？
茅山县长其貌不扬，神态却很自负，多少带些烈士的气概。对其他的几个共产党，好象很看不起的样子，他们很少谈话。两位上海籍的很斯文，会下围棋。牢房里没有书可看，百无聊赖，于是做了一副围棋，每天下棋来消磨时光。这两位上海的朋友，不久就出去了。临走还把他们上海的住址告诉我，希望我出牢后去看他们。
在关共产党的这间牢房关了三个星期，又移到中间的那间牢房，和鲍文樾先生第二次碰头。这间牢房的人比较多些，大概都是案情不太严重的，可以看报纸。进牢的时候，正是夏天，现在已经秋凉，虽在南方，凉意很浓，早晚感到寒冷，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别无长物。出乎意外收到两个小包裹，原来是妻托人捎到南京，由南京转来的，一件棉袍，一条棉裤。过冬我不会冻死了，可是想到妻儿的生活，我没给他们留下什么，他们怎样活下去呢？四个孩子都没有成年，都在读书，一旦遭此惨变，该怎么办？愈想心里愈难过。革命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
大概是十一月中旬，已经可以穿棉袍，吃过晚饭，要我收拾行李，同牢的人都替我高兴，以为我恢复自由了。我心里明白，哪里有这样便宜的事？做坏的打算，凶多吉少。走到监牢的办公室，果然，宁海路的那个麻面斜眼，块头很大，凶恶的陈姓看守，带着四个上刺刀的枪兵等候着我，看情形很严重。到达常州车站，等了两个多钟头，结果坐了一辆压道车，一路不停，一直开到南京尧化门车站，已经天亮。
“不要害怕，没有甚么事。因为徐州战事吃紧，预备把你移到安全地方。”宁海路的看守所长张炎在车站迎接，上了汽车，这样对我说，我没有理他。毛局长选用张炎来做看守所长，真是妙着。张炎不认识几个字，可是心黑手辣，整人的花样特别多，够得上天下头等狠人。再回到南京宁海路监牢，仍旧关进以前住过的那间牢房。
大陆危急渡海来台
三十七年十二月一日，我又离开宁海路的牢房，下楼到院子里，看见楼兆元、马兴骏、王德荫、武林森等九个人待在那里，连我成了十个人，每两个人铐在一起，成了五组，登上预备好的卡车，开往下关，到达江边，送上一艘轮船。
这次坐牢，真够气派，海陆空交通工具都坐过了。上船以后，才知道要开往台湾。这是一艘载运重要物资的专船，我们是特别乘客，可见我们的身价不低。夜晚开船，抵达上海，停留了两天，然后驶出海口。别了！祖国！锦绣的河山啊！今生恐难再看见了。
渡海的风浪很大，在船上不能随便活动，怕我们跳海，不准离开船舱。夜里睡觉，要把一只手和床铺的木柱铐在一起。要解小手，必须报告看守，打开手铐，才能下床。我们十个人都是军统局的同志，遭受这样待遇，大家忍气吞声，一肚子愤怒。毛局长把戴先生同志如手足的精神，可说发挥到无以复加。我和楼兆元夜里没有加铐，不知是表示优待呢？还是放心我们不会跳海呢？
在基隆码头接船的是刘翼云，他是北平班的指导员，今天十个囚犯当中，就有两个人先后任过北平特警班的副主任，无怪他的表情显露出一种惊惶。岸上停着一部带篷的卡车，我们和上船时一样，仍旧是两个人铐在一起，走下轮船，走到岸上。
“是乔家才吗？”有人在喊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刘戈青。他正任台北市警察局刑警总队长，是执掌权力的人物。他和我的交情不差，心想，他既然知道我来了台湾，看见我的狼狈情形，总会照顾我吧？我点了点头，表示已经听到了，然后爬上卡车，开到台北，借用警备司令部的牢房，一边关我们，一边关着原来在里头的人。
过了一天刘翼云送来一本英汉字典，刘光朝送来一些吃食。刘光朝是太原平民中学的学生，后入临训班，任保密局台湾站的督察，大概是听刘翼云说我来了，赶紧送东西来。
这里关了三四个月，度过三十八年的新年。因为不能看报，大陆上的情形一点也不清楚。一天吃过晚饭，我们又是两个人铐在一起，各人提着自己的东西，离开这里，徒步走了十多分钟，到达中山堂隔壁、警察局背后、武昌街靠近中华路的一栋矮楼上。楼的北端，隔出一大间统舱，里面已经关着三十多人，是新从大陆来的，鲍文樾先生也在里面，我们是第三次碰头。
这一大间新建的牢房，木栅门非常特别，半腰开了个两尺见方的洞门。通过这个洞门，必须先抬高一条腿，迈过去以后，再把身体钻过去，最后把另外一条腿带过来。我们加入，成了四十多人，中间还有一位二十几岁的女人，靠近牢门，放着一只马桶，男女共用，无遮无拦。人类的尊严、民族的道德，给毛局长一扫而光。
过了几个星期，在楼房的南端又隔出三间较小的牢房，我们一部分人迁移过去。不久吴景中兄也来了，关进另外一间，他好象很恐惧，看都不敢看我们一眼。大陆一天比一天恶劣，可能已经丢掉，囚犯却不能丢，一批接着一批，运来台湾。
早晨，街上的木屐踏地声，不绝于耳，一直到八点钟以后，才能静下来。有两个恶看守，大家叫他们二百二，三百三。不知道为什么，二百二看见鲍文樾不顺眼，专门找他的麻烦，不准他说话、不准他站起来走动。我的老毛病发了，不能再忍耐，大声呵责二百二，不应当对待一位老人，如此无理。张炎找我谈话，说要报告毛先生。
“有种！”我说：“你去报告总统好了。”
张炎这个恶人拿上毛局长唬不住人，对待坐牢的才比较客气了一些。
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五十多人浩浩荡荡从中华路经过中山堂，走过延平南路，路上行人不多。到达的地方，就是先前住过的警备总部的监牢，现在全部归保密局掌握了。以后的一段日子非常不好过，每餐白水煮茄子三块，或者白水煮冬瓜三片。每一个人减肥，直线下降，我初尝到饥饿的滋味。听说侯定邦每天来监牢外面审问共产党，吃得很不差，每餐六七碗大鱼大肉。他和我是中学的老同学、多年的朋友，为甚么不把吃剩的菜汤送半碗给我？好吃一顿饱饭。
这座监牢是日本人造的，非常坚固，水泥墙，地板下面是空的，离地有一尺多高，不潮湿，木门很厚。一人高的墙上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三根铁柱，罩以铜丝网。每间牢房大小一样，不到三个榻榻米。到了三十九年，牢房生意兴隆，新客大量涌进，牢房已经无法容纳，而贵客像李玉堂、吴石、周伟龙、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等人，都是每人各占一间。于是只好向关我们的牢房挤了，一间挤到十五人，莫说不能躺着睡觉，坐都要挤着坐。夜以继日坐着，成了名副其实的“坐牢”。
过去给胡宗南做过参谋长的罗泽闿、做过军长西安警备司令的袁朴，也进来了。军统局的郑州组长张毓孟、上海工作的彭寿、北平站的刘吉明都关进来。刘吉明知道我身外无长物，交看守送来一包衣服——毛衣、袜子、衬衣。
在牢房里，夜间人静的时候，偶尔可以听到前面审讯囚犯用刑的惨叫声，动人心弦。有位空军军官，高高个子，留着小八字胡子，据说是一位高空氧气专家。有天提出去审讯，一会儿两个看守搀进来，塞进牢房，两腿垂在门外，人已经死了。那间牢房，正在我们斜对面，看得清清楚楚。后来弄进一个棺材，放在我们牢房后面，因为人高棺材短，装不进去，有个看守在他肚子上用力一踩，塞进去了，横着从后门抬出去。军统局的同志们，不胜感慨系之，在毛局长主宰之下，迟早会走进牢门的，有一副对联：
迟进来，早进来，迟早进来；
横出去，直出去，横直出去。
牢房关的人太多了，早上放出去洗脸，必须分好多班。第一班打开牢房木门，天还没有亮，于是牢房里又流行一首十字歌：
一进牢门，两泪汪汪。
三餐不饱，四肢无力。
五更早起，六亲不见。
七煞凶神，八面威风。（描写看守）
九（久）不结案，十分可怜。
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是戴先生殉职四周年，大陆全部沦陷，在台北纪念。有些北方朋友聚在一起，凑了一笔钱，送进牢房给吴景中、楼兆元和我。但是送了多少钱？是谁送的？却不让我们知道，只是从那一天起，每餐加一蔬菜，从此我们才能填饱肚皮，这样维持了半年，突然宣布钱已用完，不再加菜。半年不过一百八十天，一天以两元计算，不过三百六十元。我们推想，绝不只这点钱，是被凶恶的张炎吞没了。
夏天天气闷热，屋小人多，牢房门紧紧闭着，每个人几乎都出不上气来，苦不堪言。幸而周端甫兄接任所长，才把每间牢房的房门打开，大家才没有被闷死牢房里。这虽是小事，功德无量。
保密局局长听说一度由徐志道兄担任，等到三十九年大陆沉沦，保密局重归毛人凤先生掌握，监牢也随着兴隆起来。
桃园监牢形形色色
这一年冬天，我们有五六十人送到桃园乡间新开辟的监牢，距离竹围海边很近。厉害有心里有数，万一台湾有个风吹草动，毛局长必然先处决我们这批待宰的羔羊，然后挟巨金逃往外国。最简便的处决方法，就是扔到大海里喂鲨鱼，这大概就是移到桃园海边附近的原因吧？因此，好些坐牢的朋友都是提心吊胆，过着恐惧的日子。后来韩战发生，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坐牢的朋友们才不再怕毛局长填海，解除了心里的恐怖。
桃园监牢是一家大宅院的外宅，院子很宽敞，左右各有三间相连的房间，加上木栅，锁上大铁锁，就成了六间牢房。每间牢房一排木板统铺，可睡十个人。可是当生意兴隆的时候，台北的两座监牢容纳不下，就送到桃园，于是，桃园监牢也就人满为患了。一间牢房关进二十多人，晚上睡觉大成问题，只好由一人量尺寸，分界限，每人可以分到一尺几寸地盘。每人睡在所分到的一条窄狭的空间，不能越界。所以大家睡下来，人挤人，挤得像沙丁鱼，不能翻身。
桃园看守所长姜达绪是毛人凤先生的小同乡，江山人，浙江法政学校毕业，曾任忠义救国军军法处长、广德县长，要比毫无人性的凶徒张炎好多了。我到桃园以后，送钱送物的朋友逐渐增多，在台北只有赵涵忱兄送来一块现洋，阎百川先生给了二两黄金，都换成台币花了。姜达绪是个知识分子，从送东西的人增多，知道我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差，对我也就另眼看待了。有时把我邀到他的房间闲聊，也可以得到不少消息。他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杀马汉三和周道三？’有一天我和毛先生闲谈的时候问他。”
“‘那还不简单吗？’毛先生说：‘马汉三是李宗仁的人，周道三是程潜的人。’”
姜达绪说完，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
入牢两年多，第一个来看我的朋友是桃园警察局局长于书绅，因为监牢在他的管区，他才有这个机会。第二位来看我的是新竹县警察局局长刘子英，那时桃园归新竹管辖。他也有机会来看我。后来桃园脱离新竹，成立了桃园县，张广恩任警察局局长，也来看过我。
郭履洲、毛万里、姜毅英、黄加持、尚渭父、丁敏之诸兄都先后来看过我，都留下钱。他们当面交给我的钱，等他们走了，我再交到牢里。要买东西很不方便，因为坐牢所存的钱常被他们挪用。后来一想，何必守这种法？收到钱就揣在身上，不再交他们。所长派人来索讨。被我骂回去，他们也无可奈何。我手头有了钱，不特买东西方便，而且还可以借给看守们临时周转。看守们待遇微薄，手头常空空，他们周转了我的钱，自然对我有许多方便了。
我急于一见岳梓宇弟，他打通姜达绪的关节，不经过保密局，终于来了。从他口里知道一些家里的情形，但所知很少，也许是他不便细述。知道只有伤心。不说也好，人生如梦，何必认真？我对不起他们，错过不在我自己，我的自由被人剥夺，几乎连性命不保，还能照顾他们吗？惭愧！革命二十多年，落得这样结果，填《沁园春》一阕：
秋雨凄凄，风又萧萧，秋意带愁。叹彭韩菹醢，周萧系狱，不伤弓尽，也做阶囚。过眼繁华，烦心宝贵，黄鹤飞去空乘楼。莫须有，恨忠臣枉死，奸贼谋酬。羞羞！说甚同舟，谁又料相残如寇仇？把半生奔走，八年抗战，辛酸血泪，尽付东流。春院天黑，阴房鬼火，仰视浮云宁不忧？伤心处，已消完壮志，白到人头。
关进毛局长监牢的人，虽不能说个个冤枉，而他的爪牙李希成专门罗织人罪，确是事实。潘其武想讨他表妹做老婆，人家不喜欢他，在大陆上嫁给了丁贵堂的儿子，来台已经守寡，还是不嫁他。进入二表妹，又是徒劳无功。一怒之下，说她们是匪谍。同时怀恨他的表弟不帮忙，也给他戴上了匪谍的帽子。李希成仰承潘其武的意志，把他的表妹捉起，把他的表弟和另外三位海军军官逮捕。这四位海军军官，两位留英，两位留美。他的表弟是陈太初。有一位军官，和我关在一间牢房里。审问匪谍案件，归第二处叶翔之，第二处审讯的结果，说他们不是匪谍，就这样搁起来。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对保密局很不满意，态度强硬，他告诉保密局，他的人要是匪谍，你就严办；不是匪谍，就得赶快释放，不能关起来不放，这四位海军军官才得救。可是害得潘其武至死也没有讨到老婆，难怪叶翔之和潘其武结冤，愈结愈深。
另外一位浙江人何震，是位警官，在南京住在吉兆营潘其武家里，可见他们关系非浅。来台后也被关起来，罪名是称呼总统“老蒋”。何震向难友们说，潘其武霸占他的外甥女为干女儿；又说潘在南京和共产党有勾结，被他发现，所以要杀他灭口。关着，他肚子痛、胃溃疡，整天喊叫，后来成了精神病，不再喊肚痛，散步时在院子里大摇大摆，高喊打倒包庇匪谍的***，看守对他毫无办法。
毛人凤的左右手潘其武和叶翔之暗斗激烈，已成水火，势不两立，互不相让。后来叶翔之离开保密局，到了大陆工作委员会。毛人凤认为反叛了他，非常愤怒，非置叶翔之于死地不可。于是把海上行动队队长姜盛三关起来，要从他身上下手。
姜盛三是个商人，本领可不小，在大连有相当势力，共产党占了大连，他居然做了大连船舶管理处处长，手下有几十多条船。因为他和天津稽查处长陈仙渊有联系，经陈策反，带了四十多条船反正过来，做了保密局的海上行动队队长。又因为他归第二处管，和处长叶翔之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大陆撤退时，保密局给他一些金条，要他在韩国建立对大陆的工作。他派他的张副队长送些金条给叶翔之，姓张的向毛人凤告了密。
现在毛人凤要杀叶翔之，这是一着很重要的棋子，姜盛三被关起来，要他同毛局长合作，说叶翔之利用职权，克扣工作费，叶翔之就非死不可。姜盛三很讲义气，硬是不和毛局长合作，陷害叶翔之。他以为送金条是他的私事，是他要送的，叶翔之并没有克扣。假如叶翔之也被关起来，姜盛三不承认也得承认，可惜毛局长捉不到叶翔之，移恨姜盛三，以匪谍罪名，杀了姜盛三，连尸首都不准他太太领回去埋葬。
绥远的杜长城是个太保型的傻小子，一旦成了毛人凤先生的亲信，做了技术总队长，就不知天高地厚，作威作福，想关谁就关谁，副总队长李敬，督察主任乔凤藻，各大队长都被关起来。毛人凤的监牢好象专为杜长城开的。后来因为杜长城作恶太多，被军法局判处死刑。于是，毛人凤恨透军法局长包启黄，包启内也不是个好东西，终于被毛人凤捉起来，关在桃园监牢，最后也枪毙了，真是冤冤相报，令人浩叹。
度日如年撰写回忆
毛人凤先生的监牢，不比寻常，绝不开放，虽是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也休想来参观考察。所以，大家叫做黑牢，坐黑牢既不能接见家人和朋友，又不以通音讯，完全和社会隔绝了，虽然在院子里，抬头可以望见天日，而叫做暗无天日，也不为过。
有一天，监牢里的那些人突然紧张起来，听说总统府的人要来视察。这个消息可说是青天霹雳，毛人凤的监牢被人视察，真是破天荒的大事。果然，视察的人来了，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我。我被领到副所长的房间，见总统府来视察的人，原来是山东王崇五兄。开牢的不敢监视，也不敢旁听，屋里只留下我们两个人，这是从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你喝水也要小心，招架毛人凤给你下毒。”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真有隔世感慨。我们握住手，他悄悄地对我说了这一句话，可见他们对我的关切、对我的担心。他告诉我，一般朋友对我很关心，总统府资料组把我的案卷调去，研究营救的方法。案卷足有两尺厚，因为无期徒刑是总统批的，他们无能为力。这次来视察，是特意来看看我的生活情形、健康情形，被虐待成甚么样子。闻之对朋友们的关怀，万分感激。
先后进来坐牢的朋友：阮清源、吴景中、楼兆元、鲍文樾、龚德柏、赵耀斌、马兴峻、乔凤藻、张镇邦、李敬……都出去了，我却稳坐如故。自从王崇五兄来过以后，我已死了出牢的念头。一个人没有任何希望，又置死生于度外，还有甚么顾虑？还怕甚么？无期徒刑是总统批的，固然出牢无望，但是也保障了我的生命安全，再不怕毛人凤暗算了。精神好的时候，我大声告诉坐牢的和看牢的，我为甚么坐了牢。开牢的既不能割掉我的舌头，又封不住我的嘴巴，他们就奈何不了我。骂着！骂着！每天给三块钱的营养费，后来加到六元。坐牢还要营养？是五崇五兄来看我产生的力量呢？还是咒骂的效果呢？
坐牢坐到四十三年（一九五四）三月三十一日，屈指一算，转瞬两千一百天了。坐牢以前，我正是壮年，经过了两千一百天煎熬的岁月，眼睛花了、耳朵聋了、头发也苍白了。感慨万千，题诗一首：
卅年革命有何求？国破家亡两重忧，
牢里二千一百日，大觉醒来已白头。
难友徐水庭给我刻在竹片上，做为坐牢的纪念，徐水庭，浙江人，总统府警卫旅的士兵，入伍时允许他们当两年兵升军校，因升军校无望，写信发牢骚，而被关起来。他多才多艺，很了不起，对我帮助很大，曾利用废物做了一只煤气炉，一直用了好多年，后来送给了黄氏姐妹。
黄氏姐妹湖南人，姐姐黄珏，凤山陆军总部女生队长；妹妹黄正，孙立人的英文秘书，都是金陵大学的学生。为了对付孙立人，李葆初利用警备总部的权力把她姐妹两人抓起来，要她们诬攀孙立人和共匪有关系，她们不干，判了十年徒刑，关在桃园。李葆初是专以诬害别人，而升官发财的小人。三十七年我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曾在保密局主任秘书黄天迈兄寓所，和马汉三、张公度、侯定邦、赵斌成、李葆初谈过一次话，大家都以为，要对付共产党，非恢复复兴社的组织不可。李葆初就向毛人凤告密，说我们组织小团体，侯定邦、赵斌成害怕，又向毛人凤自首，毛人凤拿我来作为杀害我们的借口之一。
四十四年以后，监牢慢慢冷淡了，坐牢的人一天比一天减少，大概因为毛人凤先生得了癌症，再也狠不起来。留在牢里的长客，除了黄氏姐妹，还有新一军军长李鸿、师长陈鸣人等四人，他们也是吃了孙立人的亏。
坐牢最刺耳的声音，要算开关牢门开铁锁和上铁锁的声音，格—搭—一声震人心弦。四十五年春节那天，和李剑飞、陈鸣人、彭克立、王功鎏几位吃完牢房里的午饭，离开牢房，搬到牢房以外的一间小房，不再锁门，才不再听铁锁锁门的声音。他们让我搬出牢房，我想是避免我向大家宣扬毛人凤局长的“清白家风”吧？
大禹惜寸阴，因为光阴一纵即逝，永不复返。可是坐牢，时间不值一文钱，几年来大好时光白白过去。所以，从四十四年开始撰写八年抗战，亲身经历的一切。心情好，每天可写五六千字；心情不好，五六天也写不出一个字，这样可以减少度日如年的孤寂生活。半年以后，写了十几万字，黄氏姐妹看后，以为不差，鼓励我继续写下去。王功鎏兄也以为有意思，最好写成一部书。
搬出牢房以后，心情好得多，一共写了三十几万字，送给周念行先生看。周先生在江山人中，是一位读书人。他看过以后，指出几点应该修正的地方，建议定名《关山烟尘记》。稿子送回来，附来一封信：
……大作我已浏览一过。我曾有好几次一边读、一边淌泪。所以，我深深的觉得这部书在我们工作的写实方面，是不一部不朽的著作。不仅可以为训练同志的补充材料，甚至可以鼓励同志发出热烈无比的奋斗精神，从事于赴汤蹈火冒险犯难的艰巨工作。我看过同志的工作纪实也不少，但能够像这部书的感动人，确未曾有。家才先生！团体的事业是千古的，这部书的流传千古，更不容疑，不胜祝贺之至。
我不敢相信，我会写一部书。但是周先生给我很大的鼓励，不能不把原稿加以修正、誊正。周先生主张先在《健行月刊》发表，将来再进行印书，终于在十年后，民国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关山烟尘记》正式问世。
毛死我活恢复自由
四十五年春天，我已经迁出牢房，梓宇弟第二次来看我，劝我写一张悔过书。
“是毛先生的意思吗？”我问。
“不是”，梓宇说：“是我们商量的结果，有一张悔过书，第六处就好签办，也许问题就能解决。”
“毫无用处。”我说：“我应该出牢，不写悔过书，也可以出去；要是出不去，写张悔过书，也没有用。况且，我根本无过，有甚么可悔？我宁愿死在牢里，也不会给他们写悔过书的。”
周端甫兄做第六处处长，可能是他们想出来的办法。这是一上很欠考虑、饮鸩止渴的办法，并不高明。梓宇弟走后，牢友们纷纷责备我固执，只要恢复自由，写张悔过书，又有甚么关系。他们不知道，我就是为了主张公道、维持正义，才坐了牢。现在国破家亡、妻离子散，自由不自由在我已不重要。为保持我的人格、保持我一向做人的态度，绝不向邪恶低头。他们可以杀死我，但是他们却无法屈辱我的人格、动摇我的意志。
过了不久，隐隐约约听说毛人凤先生到美国挨刀去了。又过不久，听说毛人凤先生死了。他干了九年保密局局长，我坐了九年牢，现在他死了，有人给我道贺，以为我可以自由了。其实言之过早，毛人凤先生虽然死了，副局长潘其武还没有死。毛潘对我有同样作用，我不做非分之想，出牢不出牢，在我已无所谓了。
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张炳华（炎元）先生做了局长，我应该自由了，可是他并不采取行动。一直拖延了将近三个月。听说郑介民先生一再催促，才把我释放。
开牢的为打发我这个囚犯出牢，所长姜达绪和全体看守请我吃了一顿饭，算是送行。各牢房的难友们也要为我送行，分别到各牢房吃了一餐饭，也向坐过多年的牢房告别。这次出牢，气派十足，得未曾有。
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第六处处长周端甫兄亲自来桃园，接我出牢。我的行装已非昔比，因为我已拥有一部二十五史。我和每一间牢房的牢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后，才走出桃园监牢。从三十九年来这里，将近七年了。
监牢外面停着一辆旅行车，梓宇弟坐在车上等候着。当四只噙满眼泪的眼睛接触在一起，真是感慨万千，不知是一种甚么滋味。
李培楠弟在永和镇有一栋小洋房，作为我的临时住所。许多同乡同志聚集在这里等候着我，显得格外热闹。武官富在小南门有间理发店，请一位理发师来，给我理了发。从不自由的境界突然睚由，在意念上、在行动上，都有些不习惯，不知所措。
我坐了九年牢，没有流过眼泪，以为已经涸竭了。想不到，出牢以后，看见朋友们，眼泪直想往外流，怎样忍耐也控制不住，情感脆弱到一碰就会粉碎，刘培初兄住在安乐路，距离比较近，几乎每天见面。他对我出牢，极其高兴，陪我看朋友，参加宴会。出牢两个月，几乎每天有人请我吃饭，培初兄说：“你好像是新官上任，哪里象刚从牢里出来的。”
四月二十四日参加圆山太原五百完人八周年公祭，没有人淌眼泪，我却流泪了。我和梁化之兄相交不久，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他死得其所、死得其时，死难的壮烈、死难的从容，无与伦比，他将流芳万古。
四月二十六日情报局张炎元局长在芝山岩情报局大礼堂请我吃饭，由箫信如、刘培初、李仲琳、吴毅安诸兄作陪。信如兄听到我快出牢的消息，托绥远阎致远先生向仲琳兄探险听正确的时间。所以，出牢的第二天，就在临沂街仲琳兄寓所见面，送我两千元新台币，那时的两千元，比现在的十万元也管用，席间张局长说：“大陆上的家恐怕无法联系了，赶快讨位太太，否则生活无法安定。”
二十七日吴安之兄约我在他家里吃饭，有白世维、傅有权几位北方朋友作陪。世维告诉我，我们被捕的同时，总统给郑介民先生一张条子“据报，尔……”说介民先生贪污，是我们这个贪污集团的首领，要他申复。据报，据谁报呢？当然是毛人凤先生了。介民先生为申复总统的询问，七月三日飞往北平，搜集资料，托世维兄办理。所以，我们被捕后，介民先生不但无法营救，成了泥菩萨落水，自身难保。
三十日孔嘉在西门町玉楼东请吃饭，徐志道、尚渭父、张公度诸兄作陪。孔嘉是孔觉民的弟弟，二十六年春节在北平西郊看赛马，我们见过面，后来给徐志道兄办军需。来台后在峨眉街卖照相器材，是摄影专家。他告诉我，毛人凤先生把觉民充军到西康，所以没有出来，死活不知。
五月一日军统局的老朋友们在中山北路泰利饭店为我洗冤，出席的：王调勋、荆向荣、许先登、唐新、项乃光、姜诏谟、王立生、魏毅生、刘培初、吴毅安、林尧民、王德荫、郭寿华、陈仙洲、白莲丞、吴仕伦、郭宗泰、王孔安、贺元、杨遇春、尚望、严灵峰、柯建安、王崇五、程克祥、谷正文、阮清源、王蒲臣、白世维、吴安之、张镇邦、萧勃、刘启瑞、舒翔、赵斌成、何芝园、于书绅、杨济华、李叶、吴利君、王新衡、杨隆祜、杨蔚、楼兆元、岳梓宇、唐棣、何龙庆、汪祖华、郭巩疆、钟贡勋、王荣国、杨清植、李曾逊、傅有权、侯祯祥、周正、毛惕园、谭明诚、梁若节、李希纯、李仲琳、吴思俭、霍立人、刘镇芳、孙华、王兆槐、乐干、党丕修、刘钦礼、聂琮、唐嗣尧、周关
锠、马志超、毛万里、郭履洲、杨震裔、刘戈青、郑修元、王鲁翘、吴健吾、叶翔之、陶一珊、何峨芳、张辅邦、黄加持、李培楠、徐志道、刘光朝、贾秀升、张家铨、王志超等九十一位，由刘启瑞先生致辞，简单几句话，很有分量，恰到好处。
“这么多的人参加这个会，不是鞭尸吧？”张辅邦认为这是对毛人凤先生鞭尸，把我拉到一边说。
“是你们请我来的呀！不是我请你们，人多人少管我甚么事？鞭尸也是你们鞭呀！”我这样回答张辅邦。他无话再说。这个宴会，据说通知上无人具名，只用欢迎名义，发出去的通知不到八十人，有些人并没有通知，是闻风而来的，陶一珊兄告诉我，这是军统局同志来台后最盛大的一次宴会，连庆祝张炎元先生出任情报局长，都没有这么多的人参加。
二日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郭镜秋兄在中山北路美而廉欢宴，作陪的有李荫翘、张彝鼎、李海涵、马济霖、孙慧西、李东庵十六位同乡。民国十几在上海送海涵兄登上江轮，到武汉入中央军校第八期，一别快三十年了。他已任师长，而被刘耀章打垮。他住中坜，桃园监牢的一位姓宋的看守和他是邻居，曾暗中托那位看守给我带衣服、带吃食。今天见面，彼此都说不出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