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李敖杂文集》

作者：李敖【完结】

内容简介：

李敖，1935年生于哈尔滨，1949年来到台湾。李氏文笔自成一家，被喻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艺之翘楚。发表著作上百余种，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人口。《胡适评传》、《蒋介石研究集》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奉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近作《李敖回忆录》获选为一九九七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书，其续作《李敖快意恩仇录》亦挤身畅销书榜，1999年5月，来台五十周年，出版《李敖祸台五十年庆祝十书》，1999年8月，获新党提名参选2000中国台湾地区“总统”。

国民党建党有九十年吗？

国民党大张旗鼓，要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庆祝建党九十年”了。国民党建党九十年的算法是由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创立时起算，由一八九四到一九八四，正好是九十年。国民党把这九十年的长寿，分为五个阶段：

一、兴中会——一八九五年（中华民国前十七年）起算。

二、同盟会——一九○五年（中华民国前七年）起算。

三、国民党——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起算。

四、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中华民国三年）起算。

五、中国国民党——一九一九年（中华民国八年）起算。

照这五个阶段，连结起来，是有九十年没错，但是，帐不能这样算法——不能一网兜收、好事全归给自己这样算法，这样算法，就未免“贪天之功”又“贪人之功”了。半个世纪前，革命元勋章炳麟（太炎）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他就愤怒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已有。”已经明明指出国民党在历史上动手脚。到台湾后，国民党在历史中“自我涉入”（ego-involvement）的范围越来越大，他们的丰功伟业越来越多，多得如今不但长达九十年，并且一切丰功伟业都是他们一家的了，这种“一切笼为已有”的不要脸，是我这种历史家兼正义之士绝对看不过去的。因此，我要在国民党“庆祝建党九十年”的前夜，赶写这篇文章，泄泄他们的底、漏漏他们的气，把历史真相与革命实情，来一番大翻案，使大家恍然大悟不要脸的国民党怎样在捏造不要脸的历史，这种恍然大悟，对多年被国民党密集安打的宣传受害人而言，自当有暮鼓晨钟的启发作用，下面就是我的大翻案。

国民党宣传它的寿命已九十年，从一八九四年起算，其实一八九四年只是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兴中会并不等于是国民党前身，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叫“国民党”，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檀香山兴中会开会时有邓荫南、何宽、黄华恢、李昌、刘寿、郑金、程蔚南、钟木贤、刘祥、刘卓、李禄、宋居仁、曹彩、黄亮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他们的革命之功，又何能算在国民党帐上？后来北京兴中会开会时，朱和中、胡秉柯、魏宸组、贺子才、史青、黄大伟、陈宽阮、孔庆睿、刘荫茀、李仁炳、王治辉、胡铮、李藩昌、喻毓西、程品之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柏林兴中会开会时，刘家佺、宾步程、马法润、王发科、陈匡时、周泽春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巴黎兴中会开会时，唐豸、汤芗铭、向国华等，谁也不是国民党；横滨兴中会开会时，冯镜如、赵明乐、赵峄、冯紫珊、谭发、温遇贵、温芬、黎炳垣、梁达卿、郑晓初、陈才、陈和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他们的革命之功，又何能算在国民党帐上？如今事隔八九十年后，国民党翻掌一扑，一律不由死人分说，把会吞下、把人吃光，天下滑稽之事，还有过于此吗？

国民党吞下兴中会、吃光兴中会会员，由于这些会员好歹与孙中山有点来往，一吞一吃，看在孙中山的面子上，或许可扯上一点边儿，但是若说到了同盟会时代，还要靠孙中山的面子而又要吞又要吃，那就更胡来了。因为同盟会的成立，是靠当时许多革命团体的成员，这些团体主要有辛丑年（一九○○）横滨郑贯一、王宠惠、冯自由、冯斯栾等的广东独立协会；壬寅年（一九○二）东京章炳麟、秦力山等的支那亡国纪念会、秦毓鎏、董鸿祎、周宏业等的青年会、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等的中国教育会；癸卯年（一九○三）东京叶澜、秦毓鎏、程家柽等的军国民教育会、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等的爱国学社、云南临安周云祥等的保滇会；甲辰年（一九○四）武昌胡兰亭、黄华亭、刘静庵等的日知会、长沙黄轸（黄兴、黄克强）、马福益、刘揆一等的华兴会和同仇会、上海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等的光复会。这些革命团体的成员，成立同盟会时，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不但成员众多，并且都是比兴中会风光的大会，而兴中会那时候，已五年之久，没有革命动作了。一九四○年一月二十日到二月五日，老革命党冯自由在《大风半月刊》第六十、六十一期上，发表《记中国同盟会》，就坦白指出： 吾国革命党人之提倡逐满建国，始于兴中会。然兴中会自庚子（一八九九年）秋惠州革命军之败挫，及广州史坚如之谋炸抚署二役以后，党中健将如杨衢云、史坚如、郑士良、黄福诸人先后斫丧，元气实力为之大伤。故从庚子秋以至乙巳（一九○五）夏之五年间，兴中会实无如何之军事动作可言。

冯自由这些话还是事后回忆，在早期的记录中，我们也可看到兴中会的早已没落。一九○六年，章炳麟在《民报》第六期有《演说词》，就说他壬寅年（一九○二）在日本时，见到孙中山，但“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宋教仁《程家柽革命事略》也说程家柽当时去日本，访孙中山，本来以为“孙文革命首魁，所党必众”的，但以“所谓兴中会，以康有为之煽惑，率已脱入保皇党。孙文惟偕张能之、温秉臣、尤列、廖翼朋者数人，设中和堂于横滨，其势甚微。”并说当时“东京留学不过二百人，无有知革命之事者，惟言维新而已。”可见当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的兴中会已是没落的团体。同盟会的成立，实在是其他革命团体对兴中会的振衰起敝。冯自由回忆开会时情况说： 及留东各省革命党同志第一次集会期届，兴中会员孙总理、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自横滨莅会；各省同志之由黄兴、宋教仁、程家柽等通知到会者，有张继、陈天华、田桐、董修武、邓家彦、吴春旸、康宝忠、朱炳麟、匡一、鲁鱼、孙元、权道涵、于德坤诸人；由冯自由通知到会者，有马君武、何天炯、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刘道一、曹亚伯、蒋尊簋、但焘、时功玖、谢良牧诸人；由胡毅生带领到会者，有汪兆铭、朱大符、李文范、张树柟、古应芬、金章、杜之秋、姚礼修、张树棠诸人；由宫崎寅藏通知到会者，有内田良平、末永节诸人。计莅会六十余人中，与孙总理属旧相识者只程家柽、马君武，张继、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冯自由、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十人，其余皆新同志也。

当时幸经德高望重的黄兴义薄云天，提议把“古董”孙中山“公推”为“本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才成了同盟会的领导人。要不是黄兴这样够味儿，六十多人的大会中，仅识十人的孙中山，恐怕要靠边站了。虽然兴中会与同盟会的衔接真相，不过如此，可是有些革命志士，还是不承认它们之间有嗣续的关系，如老革命费邓家彦，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的《中国一周》上，以《由同盟会说到南京政府》为题，就公然表示同盟会“本是一个开天辟地创造的革命大团体”，而决非兴中会的后身，兴中会也决非同盟会的母体；又如老革命党徐锡麟，他是光复会的老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说他“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根本就没加入同盟会。徐锡麟后来行刺满清大吏恩铭，成仁就义，如今国民党一网兜收，最近在报上大打马虎眼，俨然是本党先烈了，国民党的不要脸，真要加三级。《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徐锡麟根本就“志在光复，而鄙逸仙为人。”如今“逸仙”的同志竟不由分说，硬把徐锡麟给国民党化，徐锡麟九泉有知，真要死不瞑目矣！

非但兴中会，同盟会和今天的国民党牛头不对马嘴，即使一九—二年的国民党，也都无法硬加衔接。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是同盟会和统—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的产物。而那时的同盟会，主体乃是中部同盟会。中部同盟会是武昌起义的功臣，革命成功的是这个会的同志。“革命尚未成功”的孙中山虽然在武昌起义后回来做上总统，但他在一九一四年写信给邓泽如，自称“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为什么是“木偶”呢？因为他早已大权旁落。（他在《孙文学说》中自言“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施行。”）那个国民党，可是别有个性的国民党，不是今天这种尊他为总理的国民党！一九二九年，陈希豪写《过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国国民党》，书中明说当时那个国民党孙中山“始终未尝过问”，就是指此。把彼国民党硬接上此国民党，严格说来，是不通的。今天的国民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它在一九一九年成立时，照《国父年谱》所说，“加上中国二字者，所以别于元年之国民党也”，显然在和“元年之国民党”划清界线。“其性质则元年之国民党为五党所合并者，今之中国国民党则中华革命党所递嬗而来者也。”当年党同伐异，界限唯恐其不分明；今天捏造历史，寿命又唯恐其不延续，国民党之可笑，竟一至于此！

至于中华革命党，严格说来，它跟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没有衔接性。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政党的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演讲里，明说“二次‘革命’失畋，逃亡至日本的时候，我就想设法改组，但未成功，因为那时，各同志均极灰心，以为我们已得政权，尚且归于失败，此后中国实不能再讲革命。我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唇舌，其结果亦只是中国即要革命，亦应在二十年以后。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重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可见连孙中山自己，都认为中华革命党不是原有的国民党的“改组”，而是“重新组织”的新东西，它们之间没有衔接性，已很显然。

虽然今天国民党的建党，实在只不过是一九一九年的事、只不过只有六十五年而非九十年，但国民党为了把功劳“一切笼为已有”，就不得不把历史拉长上溯，但纵使这样，程度上也有今昔之不同。

一九二三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也只是说“吾党组织，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由秘密的团体而为公开的政党，其历史上之经过垂二十年，其奋斗之生涯，荦荦大者，见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汉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诸役，丙辰以往护法诸役。党之精英，以个人或团体为主义而捐生命者，不可胜算。”

虽然字里行间，已在“一切笼为已有”，但也只拉长上溯到民国前七年的同盟会而止，还没拉长到民国前十七年的兴中会，可见这种越拉越长、越上溯越远的搞法，是今天国民党小朝廷变本加厉干的好事！

今天我们在台湾被国民党作为吹牛的对象，整天看这些窃国大盗和败军之将吹他们过去的光荣史，实在洗耳无从、痛苦不堪。

因此，惹得性起，只好翻出历史，以为反击，祭起火牛阵，直朝国民党的牛屄冲去。

我这篇文章的写作，就是这种反击的一项示范。

写完以后，身心大快，临文有诗，以为结束：

党生九十古来稀，

岂容他们把人欺！

半夜手执春秋笔。

冲破老K大牛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晨四时半

蒋介石的“公民投票”卖国学

——外蒙“独立”真相

——再论谁是卖国者？

我在《千秋评论》第十期发表《谁是卖国者？》揭发国民党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事。当时签这卖国条约的是外交部长王世杰，在签约之前，先经宋子文、傅秉常、蒋经国、胡世泽等在苏联洽谈细节。据国民党御用史家、并且看过国民党秘密档案的梁敬錞在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与其内幕真相》所述，宋子文告诉斯大林：

任何中国政府均不能割弃领土而存在，尤以国民政府自孙总理起，即向全国人民灌输领土完整之观念，更不能割弃外蒙古。且外蒙古如可割让，西藏问题，必立继起，英国如控西藏，对苏亦有不利。斯大林对此虽似同情，但谓不妨先立密约，俟日本投降后再行公表。又谓外蒙乃苏联西伯利亚之防卫线，如外蒙是中国领土，苏联势必不能在彼驻兵。宋子文以事 逾训令范围，必须先向蒋委员长请示。

为什么要“请示”呢？

为什么要请示呢？因为宋子文他们抵苏之前，还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外蒙古，梁敬錞说：

对苏交涉方针，在子文离渝以前，中国政府本已议有宿案，当时众意所集，多谓谈判难 关，将在租界Laees与优越利益Eminentinterest之两点，外蒙问题拟不置议，此与苏联 “维持外蒙现状”之要求沿非正面枘凿，或易就绪，遂未深筹对策，今僵局发生，乃在外 蒙，故子文散会后，即将外蒙交涉提出三种意见电渝请示：(一)准苏联在同盟期内，驻兵外 蒙。(二)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不得脱离 宗主国。

但是，外蒙古问题出现后：

宋子文久候训令不至，乃请蒋经国先生径谒斯大林，作会外接洽，在斯（大林）、蒋 （经国）谈话中，斯大林虽承认中国实有不能割弃外蒙之理由，但仍持其保卫西伯利亚之观 点，不肯让步。又谓：中国无力驱逐日本，既要苏联帮忙，自应接受苏联之要求。凡此强横 之论，固皆不足重述，但下列数语，则美国今日，似应加警惕，　　斯大林说：

老实告诉你，（指经国先生）我要外蒙古，是基于军略上的观点……倘使有一个军事力 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断，俄国就完了，……你说日本和中国没有力量占 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第三个力量是谁？经国先生追问，是不是美国？斯大林朗然回答“当然”。

梁敬錞写道：

斯大林之真意，虽已探明，而重庆之新训令迟至四日仍未到达，宋子文似因无法再缓， 乃即以其上述“高度自治”之办法，提出第三次会谈。 第三次会谈，为七月七日，时间自下午十一时至十一时四十五分，宋子文指出原协定只 有“维持外蒙古现状”之文，并不承认独立之说，斯大林谓曰：外蒙今日，已日“人民共和 国”，故其现状，即是独立。宋子文提出中国愿畀处蒙以高度自治之地位，使其军事外交方 面，可以自主订约。则苏联尽可与外蒙订立驻兵之约，以达其防卫西伯利亚之目的。斯大林 仍不可，且出示中苏同盟条约草案四种，一为友好同盟条约，一为中东路南满路协定，一为 旅顺大连协定，一为外蒙独立宣言，宋子文以外蒙独立宣言，如不解决，中苏盟约，无从讨 论。双方辩难，至为炽烈，如左：

宋：外蒙问题，吾人已有现实之建议。

斯：此建议并不现实。

宋：自我政府视之，则属现实。

斯：然则吾人未能同意。

宋此为予所接到之训令。

斯：容吾人与此结束。

宋：阁下不能了解吾人之立场，至为遗憾……

斯：阁下不能了解吾人之立场，亦至遗憾，容吾人到此为止。

显然的，斯大林态度强硬，明着告诉老K，你不卖国：一切都免谈！

并没有要你卖这么多！

在这种情况下，老K终于示弱了：

蒋委员长于七月四日接获宋子文三日第二次谈话报告后，五日返渝，六日召集高级幕 僚，盱衡全局，通筹审议，当晚发出训令，其电文要旨如次：

(一)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善，始能 考虑。

(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国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

(三)中国政府愿意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 始能办理。

(四)大连应为自由港，旅顺应作中苏共用军港，铁路干线，应有中苏共营，但管理权仍 在中国。

电中谓“此系中国最低之期望，如无切实保障，则牺牲无益，即可相机中止交涉，先行 回国，俟报告后，再复苏联”辞意坚决，嗣后又于七日续发两电，均同此旨，并有此是一劳 永逸之指示。

照老K的自圆其说说法，外蒙古独立是因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私下答应了苏联，以致不 得不屈从，但是，照梁敬錞所说：

外蒙独立所以成为问题，系由于“维持现伏”一语之解释。此解释罗斯福与斯大林便已 不同。罗斯福面请魏道明大使转告蒋介石，谓在维持外蒙现状之下，中国仍有宗主权。

可见美国并没有要你卖国卖这么多！据王世杰、胡庆育《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有 这样一段：

雅尔塔协定规定：“外蒙（“蒙古人民共各国”）的现状应予保持”。我方认为这只是 早明当时的情势：即蒙古自称独立，中国中央政府没有承认，中国对蒙古的宗主权仍然存 在。可是斯大林却坚说“现状应予保持”几个字放在括弧里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名词之 后，其意义乃系外蒙的“现状”即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保持“现状”即是保持外蒙的 “独立”地位。谈判开始时，我方坚拒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则以外蒙问题如无法获获致解 决，则条约不能订立相要挟。嗣我方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关系症结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 与永久和平计，我在原则上承认外蒙独立，但须：(一)由外蒙人民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其愿 否独立；(二)俄国声明尊重外蒙独立；(三)应明白划分外蒙与中国之边界，以杜纷扰。关于 疆界问题，我方最初主张以丁文江等所绘外蒙地图及一九二六年苏联旧图之边界为界线，斯 大林表示不能接受，亦不愿于换文中作任何关于疆界之声明，我方坚持，苏方让步，并决定 “以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可见老K当时明明也“认为”中国至少有宗主权。由此反证，老K卖国连宗主权都给卖 了，显然是杠上开花式的卖法，如今怪老美，但老美并没要你卖那么多啊！

官样文章出笼

老K既然“愿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剩下的问题，就是官 样文章了。官样文章可分两类，一类是国民党政府对苏联的，一类是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 （包括外蒙古人民）的。

在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方面，首先有所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致苏联外交人 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 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王世杰（签字）

官样文章去后，苏联有所谓《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 交部王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接准阁下照会内开：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 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独立，即以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 力。”

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 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莫洛托夫（签字）

老K明明出卖了外蒙古，却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其谎言无 耻，真是中外罕见。

如此参观

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包括外蒙古人民）方面，另一类官样文章是如何完成“公民 投票”假戏的，以便使国民党得以御卖国之责。演出这幕假戏的国民党代表是雷法章。据一 九五七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名人传之四》，雷法章“湖北汉川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九年，民 国十二年，毕业于华中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旋即应聘入天津南开学校服务；廿一年，转赴青 岛教育局局长，在职六年，建树良多。廿六年，抗战军兴，先生开始随军转移，从事敌后工 作，初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继又调兼民政厅厅长。卅一年，改任农林部政务次长。 卅三年，调任内务部常务次长。抗战胜利后，转任渐江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卅七年，又调 任考试院秘书长。四十一年六月，复膺待命，出铨叙部部长，以迄于今。”雷法章当年被派 到外蒙古去“参观”时，他的身份，正是内政部常务次长。

一九八一年三月，雷法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 有回忆如下：

抗战胜利以后，中苏签订条约。政府同意外蒙古完成法津手续之后，允许其独立。而所 谓法律手续，即是举行外蒙公民投票。至于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 政府不予过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法章为政府派往外蒙“参观”公民 投票之代表。而非“监督”投票之代表。监督者，有指挥纠正投票工作之权，并有判定其是 否合法之责。而参观者，仅有观察其实际情况，详实报告政府之使命。对于投票工作之进 行，并不能主动干涉。法章之任务，属于后者，且奉派之后，迭次晋见先总统蒋公，即当时 国民政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关于外蒙 古独立问题，则应促请外蒙当局，派遣代表团至渝，与我外交当局商定之，在居留外蒙期 间，一切言语行动，务须特别审慎，避免发生任何枝节。法章外蒙之行，即在奉行此项使 命。归国后所提出之报告，亦在上述使命范围之内，并无逾越。参观与监督不同，任务范围 亦大有差异也。

政府遣派参观外蒙公民投票之代表，虽为法章一人，而奉派与法章同行赴蒙者，尚有十 一人。居留库仑六日，实地参观投票情形，并考察外蒙各种事业情况。归国之后，编制报 告，赍呈中央。该报告共分四节，都六千言。一为在外蒙古工作概述，二为外蒙古公民投票 情形，三为在外蒙古各种参观情形，四为参观后之感想。内中对外蒙当局甘受苏俄诱骗，而 不自觉，以致背叛祖国，附庸苏俄，以及苏俄对于外蒙施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 控制外蒙政权各节，叙述颇多。因苏俄侵蒙，人所共知，法章赴蒙参观，所得实际认识尤为 深切，据实报告政府，乃责所应当，焉能有所忽漏。

关于公民投票情形，除详细报道其办理之程序、方法、与手续而外，并特别指陈“其办 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严密，乃显然之事实也。”及 “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 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故此项过程纯系掩耳盗铃 之举”等语，报告中央。至于当年政府公允许外蒙独立，系根据中苏条约之规定，事关政府 适应当时国际情势之最高决策，初非依据法章之报告，而所作之决定，事理甚明。因原报告 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者。

苏俄侵略外蒙，而又欺骗世界，迫使我国承认其独立，本为一复杂万端之国际大事。政 府当年抱定忍辱负重之宗旨，从权应变，实具有重大苦心，不容否认，法章奉命之后，深感 责任艰巨，不敢稍有错误。在蒙时慎重将事，归国则忠实报道。唯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 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藉保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 学，曾数次邀请，作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周之报告， 亦未果行。……

雷法章又说：

回忆法章从政，逾二十年。忠党爱国，笃实谨慎，为生平素志，从未曾取巧亏职，自背 良心。先是，主持青岛市教育，当九一八前后，推行爱国教育，不遗余力，差幸卓著成效。 当地日本官民，竟目为排日巨头，攻击甚力，必欲去之而甘心，此为青市同胞所周知之事 实。抗战发生随沈主席鸿烈，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民政厅长，继并代理主席职务。号召青 年，争取民众，从事游击战争，树立敌后政权，破坏敌人统治，日军竟悬赏伪币百万元，求 购法章首级。其衔恨之深，可以想见。凡此种种，当足以证明法章忠于国家之事实。抗战胜 利之后，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深入塞外不毛之地，代表政府办理此一忍辱负重之历史 任务，体念国家付托之事，安肯违心论事，丧权辱国，自毁历史哉？ 苏俄强暴，举世愤恨。政府今日从事反共抗俄，胜利在望。光复大陆之后，拯救名存实 亡之外蒙古，当为急要之图，惟是已往史实，本有其时代背景，非可一笔抹杀。法章确信当 年政府当局，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之自尊心，与保存民族光荣历史之自信心，远在任何爱国志 士之上。然所以必采断然处置，允许外蒙独立者，当有其万不得已之理由与苦衷，非局外人 所可了解者，吾人信仰领袖，拥护政府似已勿庸于再议。法章才识谫陋，谬膺政府派遣，曾 为参与此重大国事有关事务之一员，鉴于当时情况，难以得人了解，易生误会，用为说明实 际情况于上。

奉命谕，不吭气

雷法章这一回忆，令我们长了不少见识：

第一、在“公民投票”结公布之前，外蒙古是中国领土，外蒙古人民是中国人民，在 “完成法律手续”之前，自然当受中国政府管辖。中国政府派中央大员去，理该是“监 票”，怎么可以是“参观”？“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过 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这叫什么话？

第二、雷法章说“奉派之后，迭次晋谒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 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处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 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这又是奉命放水了。

第三、雷法章报告中已指出“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 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 志。帮此项过程，纯属掩耳盗铃之举”等语，则所谓“公民投票”之说，在老K大员的眼 里，也是不足采信的假戏，这一点自为老K所深知。深知而要瞒天过海，就只好封锁真相。

于是：“因原报告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 者。”而雷法章“在蒙时谨慎将事，归国则忠实报道。唯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备供咨询 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借何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 邀请，作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之报告，亦未果行。”

为什么如此？原因无他，老K要卸责，要骗中国人民，说外蒙古不是我要它独立的，乃是 “公民投票”结果独立的。如今“公民投票”既是假的，则外蒙古独立失其依据。外蒙古不 独立，老K就不能完成卖国的壮举了，所以只好一切遮盖。雷法章当然不也不敢吭气了。

“公民投票”大特写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中说外蒙古“公民投票”，四十九万合格投票人，参加者有百分 之九十八，一致赞成独立，这一真相，雷法章在《中外杂志》发表《故国河山话外蒙——民 国三十四年库仑视察记》，有大特写如下：

外蒙古的公民投票，是一件法律的滑稽剧，不仅外蒙政府自己知道，我们知道，甚至于 世界各国又哪有不知道的呢？我们的论断，决不是主观的偏见，是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为根 据的。第一、投票是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投票者要当着办理公民投票的事务人员的面签 字，谁敢签名在反对栏之中？即令鼓起勇气这样做了，难道不怕事后遭受严重的清算？在这 种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情况之下，人民便失去了自由意志，这是“控制”了人民的真正愿望。 假如改用了秘密的无记名方式，其结果一定要改观。第二、外蒙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文 盲，即以投票的四十八万多人估计，就有将近廿九万人是不识字的，已是投票人数中的多 数。他们之中纵有坚定的意志要在反对栏中捺指印，但是不认识哪里是反对栏，只有听从事 务人员的指示，在指定的一栏中捺指印。这些事务人员绝对不会尊重他们的意见，也绝对不 会指示他们捺印在反对栏之中，结果他们是被欺骗着捺了一个违心指印而不能自觉。这是 “强奸”了人民的真正愿望。假如改用别种易于辩识的方式，如赞成者用红票，反对者用蓝 票，随人民的志愿去领用，则结果的差别一定很大。第三、人民如果反对独立，不敢公然表 示，他却可以采取消极抵抗办法，拒绝前往投票。如果实际投票的人数不及应投票人数的半 数，这个投票的结果当然无效。但是投票人的姓名，早已书写居投票簿上，并且编定了号 数，全部投票人数早已有统计。来投票的人只给你一条“赞同”的路走，如果不来投票的则 由事务人员在代你有赞同栏签上一个名字，轻而易举，毫无稽考，等于来一个缺席裁判，又 有何不可？观乎投票人数的比例之高，这样情形的可能性，是不容漠视的。这是“伪造”了 人民的真正愿望。假如不采取这种空白的公开记名签字方式，则投票人数比例很可能减少， 所谓“伟大的行动”也者，可能就不够有“光荣的成就”了。外蒙政府偏偏非常聪明，实在 也是非常惧怕，有些做贼心虚，惟恐投票结果发生意外的情势，妨碍了他们做苏俄附庸的机 会，所以采用也上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这种方式既有“控制”的作用作为基础，又有“强 奸”机会可补损失，更有“伪造”的便利作为保障，最后才能完成自我陶醉的得意之作，揆 其用心，也就实在可怜而可笑了。

“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

回想有关外蒙古独立谈判之初，据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曾有这样的回忆：

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上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斯大林）坚持决不 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 是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 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 “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说： “你应当理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 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复，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 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 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 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 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败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 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这段话是很能道出国民党的立场的，国民党清楚知道中国的“国民”“一定不会 原谅”、中国的“国民”一定会说国民党“出卖了国土”，正因为有这一清楚知道，所以国 民党要一切遮盖，想用“先立密约”、“公民投票”种种的方式，来（未完）

民进党的三不

两百年前，当一群人称道"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时候，个别具只眼的哲学家浇凉水说："神圣罗马帝国"啊，其实"既不神圣，又不罗马，也不帝国。（……The Holy Roman Impire is neither holy,nor Roman,nor an Empire.）二十年前，当一个台湾留学生到美国，自称他来自"自由中国"(Free China)的时候，一个别具只眼的美国人浇凉水说："自由中国"啊，其实"既不自由，又不中国。"(……the free china is neither free,nor china.)今天"民进党"成立后，看了它所作所为，我也别具只眼的浇凉水说："民进党"啊，其实"既不民主，也不进步，也不党。"

民进党党章第一条开宗明义说："本党定名为民主进步党（英译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以实现本党之纲领为宗旨。"可见它是以"民主、进步"为职志，组成的"党"。他们既然这样标榜，我们与人为善，自然也以这些标准来期许，来要求。在这样期许。要求下，我们不禁大失所望。

民进党标榜民主进步，但它首先采用了脱胎苏联式的政党结构，组织的，完全不是美国式政党。美国式政党是民主的，所谓党员，是自认的，自认属于哪一党就是哪一党，甚至不告诉别人。艾森豪威尔将军百战荣归，民主党拉他做一九五二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但他在同年年初才透露，他原来是共和党！正因为美国政党是民主的、进步的，政党的党员，绝没有介绍、审查、宣誓、党证那一套，党员是冥冥中一盘散沙，但这盘散沙却为理想支持这个党，在表达民意时发挥作用，使 党在竞选上胜利。孔夫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美国式政党真正民主进步到群而不党的境界，中国的政治哲学自己做不到，洋鬼子反倒不谋而合了。

反观采用极权国家政党形式的豪杰们，他们出道，站上讲台，无一不以民主进步为号召，但一有机会组党，他们就原形毕露。党的组成，是脱胎苏联式的，中常会即政治局、中常委即政治局委员。民进党的中常委，规定由党员间接选举，由党员选出执行委员，再由执行委员选 出中党委，层层选举就是层层拉拢，必然形成派系、出现党官、出现党中央。这种党不坐大则已，一坐大又是祸害，是真正民主政治的绊脚石。试看凡是脱胎苏联式政党的国家，至今无一走上真正民主政治，可知矣！

民主国家选出来的政治人物，虽然不怎么样，但是选票是向人民争取来的，权力得之于外；而向极权国家政党形式学样的党官呢，选 票是层层拉拢来的，权力得之于内。政治上，凡权力得之于内者，都是小人者多。民进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中已出现包娼包赌的货色，而党员中角头、流氓充斥，也令人侧目，这些人以个人身份玩政治，已非民主政治之福；如今加入政党玩政治，更是民主政治之祸了。美国在十九世纪后二十世纪前期，曾盛行"党霸核心"(boss an machine)，利用党的组织，成为党霸和他手下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人在党中并不一定有什么名位，但是具有地区性的恶势力，可以掌握选举。这种党霸虽然不堪，但他们比民进党的党霸还略高一筹，至少他们不挂民主进步羊头，卖极权国家政党形式的狗肉，而民进党呢？可真倒胃了！

民进党是新生的党，我们希望看到白胖胖的婴儿，结果却生出一个赤色怪胎。——党霸挂帅，何来民主？大开倒车，何来进步？取法苏联，何来民主国家的党？三不象如此，真怪胎矣！

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

你是半个王八蛋

民进党既不民主也不进步的地方很多，单就它的《民主进步党纪律仲裁办法》看，便可领教。该方法第五条明定："党员违纪之处分，分这下列四种方式：（一）警告。（二）公开谴责。（三）留党察看。（四）除名。"按照台湾地区的政治教育，乍看起来，党纪处分就是处分处分嘛，不算什么，但若知道这种处分自己人的模式，乃是极封建极苏联式的时候，我们就不禁大吃一惊！为什么一个号召民主进步的党，在建党一开始，就不走正路？英美式柔性政党中，绝对没有这种极封建极苏联式的党纪处分，民进党为什么不学学这种好的，而要学坏的？

封建帝王奴役臣下，纪律的花样很多，其中一项，叫"传旨申饬"，或"奉旨申斥"。方法是"太监传旨，京官跪听"。太监代表皇上，向跪在宫门外的大臣公开叫骂，骂的内容，悉听宦便，从祖宗三代，骂到子孙万代，都不稀奇。大臣是有头有脸的人，哪吃得消被这种小人骂，只好偷偷行贿于先，以缓其骂。清朝邮传部刚成立时候，张伯熙做尚书，唐绍仪做侍郎，两人不和，被皇上处分要公开挨骂。唐绍仪偷送了红包，骂就放了水，张伯熙没送红包，就被顿足大骂了一阵，最后饬以"混帐王八蛋，滚下去"！张伯熙叩头而起，面无人色，归而疾作，一命呜呼。可见此种处分，威力不轻。当时红包的价码不低，是银四百两。有一次，一个大臣没有钱，只送了一半两百两，希望过关。两百两太监也笑纳了，不无穷大公开叫骂时，改为"你不是一个王八蛋，你是半个王八蛋"！——封建帝王奴役臣下，最后演变，竟令人哭笑不得，一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