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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营企业”－－以充国用

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确属中国文化的特色。例子是：有谁想得到－－娼妓在中国，竟是“公营企业”！

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国，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份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孔夫子说没有管仲，他要披发左衽（右边为任字），变成外国人了，这么推论，使中国国泰民安，身为“女闾”的人，以血肉之躯，“以充国用”，的确功不可没。虽然她们的痛苦如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管仲时代妓女的主要来源，是奴隶，就是所谓“奚”。奚字在象形文字中，是“手持绳圈套女人”，套到女人操皮肉生涯，加入公营企业，这种妓女，就是“官妓”。官妓的制度在中国持续极久，《吴越春秋》说“越王句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就是官妓。《万物原始》说“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就是官妓。《南史》说齐废帝“每夜辄开后堂，、、、、至营署中淫宴。”就是官妓。官妓的来源，主要有三：

一、罪人家属－－古代的人权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族。一个人犯罪，常常连累到一

家。通常的公式是：男人给宰了，妻女则沦为官妓。

二、奴隶买卖－－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在人口比例上比中国多；但在时间持久上，比中国短。中国买卖奴隶，有过“与牛马同栏”的大场面，人变成牛马，还有什么可说？

三、堕入风尘－－是变相的一种人口买卖，只不过被买卖的，原属良家妇女。《北里

志》所谓“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就是这一类。

因为公营，所以官方设有专门的机构。这种机构，在唐朝先属“太常”，后属“教

坊”，由“乐营”管辖。《云溪友议》记有“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的一个特例，是两个信释道大官的德政，反证了当时“乐营子女”是不能外住的，官妓的没有肉体自由，是和没有人身自由一致的。

因为没有自由，所以任凭处理，前程莫问。汉朝本来对“群盗妻子”发配为营妓的，但

是李陵行军时，发现她们，就一律给杀掉；宋朝平北汉，北汉“献官妓百余人于宋”；胜利者意犹未足，还“夺其妇女随营”。宋朝的官妓，从宽录取，不但把罪人家属当公娼，甚至把良家妇女“系狱候理者”（在看守所中等待判决的）都派上用场！甚至公然去抢来，逼良为娼！或者乾脆诬陷良民为盗匪，以便将家属收为官窑子！更妙的是：王安石变法时，一切都公卖，酒是其中之一。为了卖酒，居然派妓女助售－－“官卖酒用妓作乐”！《都城纪胜》书里说：

“官库则东酒库、南酒库、北酒库、上酒库、西子库、中酒库、外库、东外库，每库皆

有酒楼。若欲美妓往官库中点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隐庇推脱。须是认识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这就是酒家的前身。现在中国人很难知道：酒家原来是官办的，最早的目的是推销政府造的酒，“以充国用”。这是一位立身谨严的政治家王安石出的怪主意。王安石本人，在别人请他吃饭以妓作陪时候，拒绝入席；但他却和管仲一样，为了“以充国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见”，使政府大吃其软饭。这些大政治家的举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谚语－－“伟大的人有伟大的错误”。

难乎为“妓”－－以充文用官妓演变到明朝，有了严格的发展，《国初事迹》记明朝公

娼情形说：

“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

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这是很清楚的“公务员金字上酒家”模式。但这种禁令有效吗？《五杂俎》的记录，有了以下真相：

“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辄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

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至‘明英宗’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轫（左边为牛）里干（门中干字）。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这段文献，透露了两种“家居”情况：第一种家居，是“缙绅”先生在家里叫姑娘，姑娘做应召女郎；第二种家居，是姑娘在家里接客，姑娘做陶公馆式私娼，两种家居都可逃掉政府的禁令，使官妓制度，遭到反托辣斯的抵制。

《五杂俎》书里又提到“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的话，说明明朝政府仍在

吃软饭。政府立场既然如此不道德，想用法律要求公务员道德，自然也就根本行不通。《尧山堂外记》收有明朝三“杨”开泰的宰相（杨荣、杨士奇、杨傅（左边三点水））联袂狎妓的故事：

“三杨当国时，有一妓名齐雅秀，性极巧慧。一日，令侑酒，众谓曰：‘汝能使三阁老

笑乎？’对曰：‘我一入便令笑也。’及进见，问来何迟？对曰：‘看书。’问何书？曰：‘烈女传。’三阁老大笑，曰：‘母狗无礼。’即答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

（侯）。’一时京中大传其妙。”连当朝宰相都可以公然叫条子，所谓禁令禁令，又在那儿？

其实，明朝这种知识分子与妓女的情孽，本是渊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为流行。唐朝

知识分子以走动秦楼楚馆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的作品，从这些结果看，中国娼妓不但达到了“以充国用”的特殊效果，又给中国饮酒作乐的知识分子“以充文用”，风化出他们笔下的文学。流风所及，中国文人几乎无一不跟娼妓饮酒作乐，写诗漫爱。这种“饮酒作乐”的特色，本来是“酒家”与“妓女户”二合一的，到了现在，形式上已经一分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时代，已经完全远去，中国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设想了！

“饮酒作乐”不但是中国娼妓业的固有文化，甚至此一行业的远流，就从饮酒作乐而

来。中国古代没有“娼”字，娼字是六世纪才出现的。在它以前，都用“倡”字。倡就是音乐，“倡优”是一回事，就是歌唱表演。倡字后来来个细胞分裂，人字旁变口成为“唱”（纯音乐），变女成为“娼”（纯妓女），倡字本身保留原样的部份，只做为“提倡”“倡导”来用－－自己不介入声色场所，清高起来了。

中国娼妓的语源，既然一开始就“穷声色之娱”，外加饮酒助兴，所以，在称呼方面，

就有“声妓”、“歌妓”、“酒妓”、“饮妓”、“酒纠”等名目，这些名目所象徵的文化特色，自然也就我中华只此一家。

内外难分－－以充家用

因为特色只此一家，由特色而来的历史，自然也就别无分号。中国历史中，有一种“家

妓”。家妓是养在豪门中的妓女，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还没有资格做姨太太，要生了儿子，才有资格做姨太太。两晋南北朝时，家妓最多：

《宋书．沈演之传》：“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色放纵。”

《宋书．杜骥传》：“家累千金，女妓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

《宋书．范晔传》：“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

《北史．夏侯道迁传》：“妓妾十余，常自娱乐国。”

《北史．高聪传》：“唯以声色自娱，有妓十余人。”

《南史．张怀（玉旁）传》：“居室豪富，妓妾盈房。”因为家妓成风，所以许多事

件，也因之而起。最有名的“落花犹似坠楼人”主角绿珠，就是石崇的家妓。家妓引起家庭大血案，这种史实，只有中国才有。

别以为家妓只是豪门自己的规矩，其实是依法有据的。唐朝法令规定：“三品以上听有

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磐乐师。”可见官做大了，就可以依法在家开“妓女户”“歌舞班”玩。相对的，官不够大，自然就不能乱开。《南史．王宴传》：“宴从弟诩，位少府卿，（束力）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妓。诩、、、、以畜妓免官，禁锢十年。”就是一个教训，－－女人岂是你玩的！

由于窑子开到家里，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就是古今名称的混乱。现在人称自己太太

做“内人”，如果这位太太是“从良”了的，倒真名符其实。原来唐朝称妓女叫“内人”。《教坊记》里说：“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张佑的诗说：“内人已唱春莺啭，柳枝磋磋（单人旁，醉后起舞貌）轻舞来。”都特指妓女。可见从“家妓”观点看，妓女倒真正是内人，老婆反真正不内。要内，至多也该叫“内子”。内子照《礼记》、《左传》等解释，是卿大夫的正妻；但照《书言故事》、《频罗庵（广改为草头）遗集》等解释，却又指的是人家的老婆，却又明明该是“外子”！但“外子”又明明是指丈夫，于是老婆又变成丈夫，女的变成男的，又势难成立。这种的内外难分，使人感到：现代人向人介绍自己老婆是“内人”的时候，无异同时告诉人自己是“龟公”，是“大茶壶”。两位男士互相介绍自己内人的时候，就同时是两只“龟公”，两把“大茶壶”。三人四人，五人六人，自然依此类推，不在话下。这些谑画，都因为古人将妓女“以充家用”，引为内援。以致自外入内，将内见外，闹到安内为难，攘外亦不大易，俯仰一世，龟壶而后已，悲夫！

以上所举中国娼妓“以充国用”、“以充文用”、“以充家用”三种特色，都和後代有

微妙的脉络关系，有不可思议的“手足之情”：不论是一种制度，不论是一种民俗，不论是一个名词或一条禁令，都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关口，被古人“含情脉脉”。

中国民族太古老了，从青史看青楼，虽然红袖香销，可是却残颜难褪，一段青楼的青

史，使我们看到几番血色，多少苍白！真令人掩卷。

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李敖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

二十年前，在台大文学院印度近代史的课堂上，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老师，要学生缴出

笔记，给他看看。全班都缴了笔记，可是一个学生却缴不出来。老师问他：“你怎么没有笔记？”这个学生说：“笔记是中学生抄的，大学生不抄笔记。”

这位老师有雅量欣赏这个特立独行的学生，他给了这个学生最高评分。

这位老师，就是国民党员吴俊才先生；这个学生，就是“党外人士”－－我。 一般情形是，师生缘份，都随走出校门而结束，但像吴俊才先生那样继续帮助学生的老

师，却很少有，一如像我这样继续研究老师著作的学生也很少有一样。

吴俊才先生现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住在普通公寓里，很穷；我现坐“党

外人士”冷板凳第一把交椅，住在吴老师家前面豪华大厦里，很阔。我因为经年累月不下楼，大隐于市；又因为水深浪阔，不愿给吴老师不方便，所以一直疏于礼数，不去看他。去年他礼贤下士，大驾光临，我说：“古人‘天涯若比邻’，老师和我，却‘比邻若天涯’！”吴老师太熟悉我那一套，他不见怪。 吴俊才先生学者、专家，尤精于印度史，受了他的启迪，我对印度史也小有研究。我由“大作家”变成“大坐牢家”的时候，看书无算。其中一部大书，就是看了又看的吴老师名著－－《甘地与现代印度》。这部大书功力极深，有志之士，人人该看，只可惜交由一家不太会搞宣传的书局出版，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因为我在牢里读这部书，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甘地的监狱生活。据我统计，甘地共坐了

两千三百三十八天的牢，他失掉身体自由的时间，从广义说，比我要短。但他是先进，先进的坐牢哲学，闲来无事，倒也不妨研究研究。

不料一研究之下，使我得到了新境界。

甘地有著伟大的精神力量，爱因斯坦说：“後代子孙很难相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

位血肉之躯”。（Generations toome will scarce beli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ver in flesh and bloodwalked upon this earth 。这是对甘地最高明的描绘。甘地思想的精华是他的“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不合作主义的形成，部份来自《湖滨散记》的作者梭罗。梭罗坐牢的时候，他说他“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高墙实在等于浪费材料。、、、、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付我。、、、、他们总以为我唯一目的是想站到墙外面。每在我沉思的时候，看守那种紧张样子，真叫人好笑。他们那里知道才一转身，我就毫无阻挡的跟著出去了。、、、、”

梭罗当然不会小说中穿墙透壁的功夫，他这种来去自如，是指观念上的解脱，观念上

“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他虽然身在两坪之内，但却心在六合之外，神游四海，志驰八方，就像拉夫瑞斯（Richard Lovelace）在牢里写诗给情人一样。

甘地师承了梭罗的不合作主义，也师承了梭罗的坐牢哲学。甘地说志士仁人－－

“在狱中，他所受到的苦，实比平日受的苦要少得多；在狱中，他也只需要听狱吏一人

的命令，而不像平日要受许多人的支配；在那里，他更不必担心一日三餐，也用不著自己烧饭，政府会照顾一切，如果有病，更可免费治疗；在那里，他有足够的操作，藉以锻炼体格，许多坏的习惯也可以改过。他的灵魂是自由的。他可有充分的时间祈祷。肉体虽被拘禁，灵魂并未桎梏。反而他的日常生活也可以训练成更有规律，因为自有人来督促。这样来体验狱中生活，他会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假如有任何不幸遭遇或被狱囚虐待，那他正可学习坚忍，让他得到一个乐于自制的机会。持这种看法的人，当然会将入狱的事看为幸运。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来决定是否入狱乃系幸运。”（《甘地与现代印度》上册页九一）这段话的关键是强烈的唯心论，它告诉人们，所谓的自由与不自由，“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你心里觉得自由，自由就在；你心里觉得不自由，桎梏就在。甘地本人前后入狱五次，他这种观念，也一再宣示，例如他说：“我现在成了自由的人了，我的身体已被他们看管。一天诺拉迭法案没有撤销，我一天不得自由，可是现在他们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现在轮到该是你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同上。页二六四）他又说：“、、、、朋友们不需要惦挂著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间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同上。中册页一四三－－一四四）、、、、甘地这些坐牢哲学，基础都在他的伟大的精神力量，有这种力量的人，他会感到“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这种自由，我把它叫做“不自由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炉火纯青，就“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若不到火候，就只像骆宾王那样“在狱咏蝉”了，－－鸟在外面的人，是不会快乐的。

不自由中有自由，这么说来，是不是自由以后，出狱以后，就更自由了，从此没有不自

由了呢？

这可未必。

哲学家斯宾塞说“没有人能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完全自由；没有人能完全道德，除非

所有人完全道德；没有人能完全快乐，除非所有人完全快乐。”这种伟大的透视力，伟大的胸襟，我给它下了一个描绘，这叫“自由的不自由”。

“自由的不自由”的特色是民胞物与，是把受苦受难的人当兄弟，又使自己有责任感。

夏禹感觉天下有淹在水里的人，就好像自己把他们淹在水里一样；后稷感觉天下有没饭吃的人，就好像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有这种抱负的人，后天下之乐而乐，众生不成佛的时候，他自己不要成佛。《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为这种心境做了动人的总结：“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有这种心境的人，他自己坚强，却感受兄弟的软弱；他自己站起，却焦急兄弟的跌倒；他自己自由，却念念不忘兄弟的不自由。

六十年前，开火车出身的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EugeneVictor Debs），因参与政治反

抗，被判十年，关在牢里。由于他极富人望，虽在牢里，却得到美国大选中，一百万选民对他戏剧性投票。一九二一年，哈定总统特赦了他。出狱后，人们庆幸他重获自由，他却从斯宾塞的句子里，说出了这样的千古名言：　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 in it。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s I am of it。　　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 am not free。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真的，“我就不自由”。夏禹不自由，後稷不自由，斯宾塞不自由，戴布兹不自由。－

－所有伟大的性灵里，念天地悠悠，都有“自由的不自由”。

大人格与小人格

道德困扰了中国人

中国人脑袋里有许多特色，其中之一就是“道德迷”。“道德迷”，用学术字眼说，

叫做“泛道德主义”（pan-moralism),泛道德，就是什么都要道德一下，该道德的固然

道德，不道德的也照道德不误，道德定了。流风所至，中国人把一切都先来个二分法，

什么都先劈头来个大分类，像小孩子问“好人”“坏人”一样，先用“道德的”（mora

l)或“不道德的”（immoral)来检查一切。

这个错误的特色，使中国人不太承认在“道德的”或“不道德的”的以外，还有一

种“跟道德不相干的”(non-moral)第三势力存在。中国人不喜欢第三势力，所以把第三

势力也道而德之：例如“玉”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玉石之美有五德”；

“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鸡有五德”；“天地”有什么道德不道德？

可是中国人说“天地不仁”或“天地大德”。……这种道德大泛滥结果，便开始困扰中

国人，这种困扰，早在孔夫子时代就开始了。

仁困扰了孔夫子

从“论语”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种困扰的文字。以管仲的人格问题为例：子贡

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

侯，一匡天下，民到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髡左衽矣！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

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白话翻译是：子贡问：“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齐桓公杀了

公子纠，管仲是公子纠的人，他不能为公子纠殉难，反倒替齐桓公当家，管仲的人格有

问题罢？”孔夫子答他说：“管仲帮齐桓公，尊王攘夷，一统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还

得到他的好处，没管仲，连我今天都要因亡国而做胡人打扮了！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

他哪里会像一般匹夫匹妇一样，没没无闻去殉难，没没无闻的去守那些匹夫匹妇的人格

标准呢！”）

子贡的困扰，同样发生在子路身上：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

合诸候，不以车兵，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白话翻译是：子路问：“齐桓

公杀了公子纠，召忽殉难，为公子纠死了，管仲却偷生，人格有问题罢？”孔夫子答他

说：“齐桓公九次召集群雄，不用武力，全是管仲的功劳。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这就

是他的人格啊！这就是他的人格啊！”）

孔夫子给两个学生的答案，乍看起来，有点答非所问，有点转移论点，事实也的确

如此。因为孔夫子的思想训练，受了时代的限制，是不精确的。孔夫子死后，后代的人，

几乎全在孔夫子思想大磁场下做“指南针”，一直不敢“代圣人立言”，以致孔夫子的

思想，非但不能被“继绝学”，反倒其学愈继愈绝。千百年来，他的思想一直被匹夫匹

妇思想家解释着，自然百孔千疮、一丘之貉。

在答复两个学生的“道德审判”里，孔夫子的毛病是：他虽然发明出“仁”字来做

“统摄诸德完成人格”的总辞汇，虽用“仁”字解释这解释那，却始终无法给这个字下

出定义。所以，这个字就像变形虫一样的东变西变。当子贡子路以管仲“非仁者与？”

“未仁乎？”逼问他的时候，他立刻把这个字再变形一次。孔夫子的学生对他有“瞻之

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真相其实在此。

大人格与小人格

孔夫子若生在现代，以他的聪明，一定不再用不精确的泛仁字眼来答复管仲的人格

问题了。他只要点出“人格的两层面”，就会使学生解惑了。

什么是“人格的两层面”？

第一层面是“管仲的层面”；

第二层面是“匹夫匹妇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是大人物的层面、是特立独行的层面、是大无畏的层面、是“虽千

万人，吾往矣！”的层面；

“匹夫匹妇的层面”是小市民的层面、是随波逐流的层面、是依附权势的层面、是

“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层面。

大人格：管仲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所表现的人格，叫“大人格”；“匹夫匹妇”所表现的，叫“小人

格”。“大人格”的表现因为是特立独行的、是大无畏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自然跟“小人格”的表现冲突，尤其是“大人格”尚未功成名就前，这种冲突，更

为显著。管仲在尚未功成名就前，与朋友做生意，要多分钱，在“小人格”标准，这是

吃人；管仲为朋友办事，给办砸，在“小人格”标准，这是害人；管仲同朋友出征，作

战时退后，凯旋时在前，在“小人格”标准，这是胆怯；管仲在公子纠被杀，朋友殉难，

反倒投奔敌人，在“小人格”标准，这是无耻。……即使在管仲功成名就以后，在“小

人格”标准下，他的作风，也可议颇多，孔夫子以“小人格”标准看管仲，就骂出“管

仲之器小哉！”的话、就骂出“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的话。管仲的一切不合“小

人格”标准的行径，虽为大家所不谅，但他的朋友鲍叔牙却一直信任他、一直让他。最

妙的，在管仲临死前，齐桓公来问他谁做他的接班人，他竟不推荐曾推荐他的鲍叔牙，

理由是鲍叔牙不能搞政治。这在“小人格”的标准下，十足是忘恩负义了，但在“忠于

为国，不私其友”的“大人格”标准下，管仲却能天下为公。管仲所以为管仲、所以伟

大，就在于这里！

以孔夫子的深明大义，都难免用过“小人格”标准看管仲，可见“小人格”标准在

社会上多么流行。“小人格”标准是“匹夫匹妇的层面”，是随波逐流的、依附权势的、

“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这种标准的泛滥下，胸怀“大人格”标准的英雄豪杰，都

会长期遭到舆论、谣言、群众、世俗的打击。所以，“父子责善”的贤人匡章，全国说

他不孝；“弟死不葬”的志士张良，社会说他不仁；周公旦被诬不利孺子；直不疑（人

名）被诬与嫂通奸；马援被诬贪污；袁崇焕被诬反叛；张自忠被骂汉奸，蒙羞六七载；

岳飞不得昭雪，沉冤二十年。……多少大丈夫，在“小人格”标准下，都变成了“人格

有问题”的下三烂，这种不公道局面的形成，毛病出在哪儿呢？

小人格：匹夫匹妇的层面

毛病出在“匹夫匹妇的层面”。“匹夫匹妇的层面”所见者小，这种层面的“道德

判断”，只是小市民的横断面，小市民只会从个人的利益、家族的利益、朋友的利益、

宗教的利益、职业的利益、帮派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检定人格，他们要求的人格标准也只

是他们小圈圈的人格标准，在小圈圈内，他们不失为好丈夫、好朋友、好龙头、好领袖，

但在小圈圈外，他们都是魔鬼。黑龙会头子、黑手党教父在小圈圈内是最够朋友的，但

在小圈圈外是无恶不作的；公孙弘小圈圈外内是第一流的孝子、第一流节俭的人，但在

小圈圈外，他是第一流的奸臣。用“小人格”标准看，甘地最不够朋友，因为他主张人

要为真理牺牲朋友，甘地的人格有问题！用“小人格”标准看，文天祥忠而忘孝、生活

奢侈，文天祥的人格也有问题！

因为社会上匹夫匹妇多，检定人格的标准，自也就匹夫匹妇化，匹夫匹妇只有“同

类意识”(consciousenssofkind),缺少真理与正义；只有以偏盖全，缺少大处着眼。所

以，常常有很好很好的人，反被视为坏蛋、被视为“人格有问题”。

很坏很坏的人，发现匹夫匹妇的“小人格”标准原来这样，发现匹夫匹妇只注意

“小人格”而不知“大人格”，于是他们便从“小人格”毁掉异己、斗臭政敌、破坏

“非我族类”的“大人格”形象。他们的方法是迂回的：报纸的围剿、口语的相传、朋

友的诬控、妻子的伪证、罪名的离奇、审判的丑化等等，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结果是，“道德迷”的中国人，很容易便在“道德判断”上中计，硬说谁谁谁“人

格有问题”。然后喊打喊杀，口水直溅。

管仲的小人格也没问题

具有“大人格”抱负的英雄豪杰，难道他们的“小人格”方面真有问题吗？事实绝

非如此。再以管仲为例，在“小人格”标准下看管仲，这个人太菜了，但是幕后真相是：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

谋事而穷困，鲍叔不以我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

肖，知我不遭时也；我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

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这段动人的话，告诉了我们，具有“大人格”胸怀的，他的“小人格”方面，其实

没有问题，只是不为匹夫匹妇所知罢了！

“虽千万人，吾往矣！”

一个人走上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长路，他的人格，

早就在“匹夫匹妇的层面”之上，不是人间大智大仁大勇的，不会这样走；不是道德至

高人品至善的，不会这样走；不是“大人格”涵盖了“小人格”的，不会这样走。

中国人千百年来讲道德，却讲错了道德，只讲到独善其身的“乡愿”道德，却没讲

到兼善天下的“狂狷”道德。结果是，中国思想中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理论谁

都会说，却很少人敢做，因为一做就倒霉。孔夫子攻击“乡愿”，但是千百年下来，人

人是“乡愿”，并且以“乡愿”身份，骂“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少数人“人格有问

题”。

我们不要忘记：在举国滔滔，为阉党拍马祝寿的时候，顾宪成不肯签名，这是何等

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国社党攘臂欢呼的时候，艾得诺不肯妥协，这是何等人格！在举

国滔滔，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时候，党外人士敢捋虎须，这是何等人格！

我们不要忘记：检定人格的第一标准，是看一个人有没有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

“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人格”，而不是看他有没有匹夫匹妇的“小人格”。不

确认出这种检定标准，中国人的道德不会有进步，中国人将永远在滑头的道德水平上做

小市民，中国人永远不会做大丈夫。

为绍唐大哥的遗憾进一解

本文转载自传记文学2000年9月号77期第叁卷

绍唐大哥走了，我因为概不参加婚丧喜庆，所以没有任何“人情之常”的表示，甚至一

个电话都没打给爱生大嫂。爱生大嫂当然知我为人，当然不以为怪。

七月二十日，爱生大嫂写了信来，她说：

绍唐本来要我把书都送给你，可是我看你的大书房那麽多书，他也没什麽特别值得的好

书，所以我做主捐给了叁所大学图书馆，共有叁百箱书，特别是世新大学给绍唐设立一个特别藏书纪念馆。《传记文学》决定出版到九月，十月起就转让给成舍我的两个女儿，成嘉玲、成露茜姊妹去接办，《传记文学》的全部书籍、光碟、杂志，都由她们去继续经营下去。本来吴相湘教授建议我办到今年底就结束停办了，以免让给别人万一办不好坏了名声，可是我觉得那些书、光碟，不卖都报废了，也不是好办法，还有叁十八年的杂志一下停了也太可惜了，所以经过考虑，我还是让成氏姊妹继续办下去，不论好坏，她们是文化事业的人可以长久经营下去，不论赔赚，如果是商人就不敢说了。因此我认为我的考虑是对的。

爱生大嫂说她的“考虑是对的”，可能只对了一半：对的一半是，她决定把叁百箱书不

送给李敖而捐给大学；不对的一半是，她决定办了“叁十八年的杂志一下停了也太可惜”，因而转给他人，不过，下场如真应了吴相湘老师的忧虑，那就糟了。因为《传记文学》叁十八年来，本是刘绍唐个人特色的杂志，他走了，“不见替人”的情况是明显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情况也是明显的。吴老师的忧虑，实非偶然也。日前陆铿电话中向我商量，说卜少夫想把一手创办半个世纪的《新闻天地》送给李敖，由李敖接手办下去，卜少夫说全世界只有李敖最信得过。我说《新闻天地》是卜少夫个人特色的杂志，理应与卜少夫“及身而绝”，但他活得太久了，结果该绝而不绝，弄得尸居馀气。他的厚爱，我谢了。对比起来，刘绍唐先杂志而死，《传记文学》理应有更好的下场也。

爱生大嫂信中又说：

绍唐一直对你非常欣佩，常常夸赞你，尤其你选总统那段时间的讲演，他虽坐不久，但

每次都从头看到底，认为你讲得好，可以给那些年轻人一些正面的思考。九月号是绍唐我们叁十八年来的最後一期，希望你能写一篇文章，如果你肯写，我想绍唐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感於爱生大嫂的邀稿、感於绍唐大哥的旧情，我决定写这篇文章。下笔之际，前尘往事，恍然如昨。叁十八年来，我受惠於绍唐大哥者多，两人私交亦笃，且由他遗命叁百箱藏书送我可知，但遍翻《传记文学》，由李敖署名的文章，叁十八年来，只有创刊伊始的一篇（《对「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的批评》），是我应绍唐大哥之邀，专门为《传记文学》写的，自此以後，我们“文章不成交情在”，岂非怪事？此中内幕，绍唐大哥走了，我可以“足为外人道”了。

叁十八年前，绍唐大哥请高荫祖介绍，礼贤下士，来拜访我，向我邀稿，我答应了。殊

不知“打李敖牌”，就如同美帝“打中共牌”一样，搞不好就“前途有限，後患无穷”。那时我在文星，如日中天，也大祸临头，绍唐大哥登我文章後，深知从长程看，大事不妙，因此紧急煞车，再也不敢邀了。我也知趣，从此自行了断。文星被蒋介石封门後，我生计维艰，绍唐大哥暗中援我以手，由我匿名为他编了些书、卖了些资料、为他捉刀用他本名写了一篇文章，又用赵家铭的笔名，写了叁篇（《陈果夫与运动大会歌》、《章太炎与胡适之的一些是与非》、《蔡元培与胡适》。赵家铭叁字是绍唐大哥定的，是“造假名”的谐音。後来他沿用此名也发表过文章，但都不是我写的）。我被国民党伪政府“软禁”後，一天绍唐大哥来看我，婉转表示如我请托一位东北同乡国代立委代向政府聊输安份之意，“软禁”情况，当可撤除。我说：“又不是我要政府在楼下看住我的，他们怎麽来怎麽走，我才不给他们台阶下呢！”绍唐大哥见我意气横飞如此，也就不再多说，最後，意在不言中而别。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日，我被捕前两个月零十六天，我有信给绍唐大哥：

绍唐兄：我被“软禁”眼看就快一年了。上月我家发现被偷装的侦听器，我不动声色，

把它转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警总“抓”我去，逼我缴出销案，我说这个是要不回来了，等我找到第二个，一定给你们，弄得他们也没办法。当天我在“口供”中已明白表示我已无所顾惜，政府如想不把人丢到海外，就不要逼我。这次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美国代表们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奥森伯格 ( Michael Oksenberg ) 出面，请我吃饭，正是我被抓问後的第二天。当天晚上蒋经国请他们吃饭，奥森伯格们曾以我的处境问蒋是否於人权构成迫害，蒋不否认，但说 " Repressive" 而已，他的英文可真不错！我这边你还是不要来。如有卖书的机会，请代我把握。我手边有《古今图书集成》一套，《大汉和辞典》一套，《文星丛刊》一套，《文星集刊》二套，《中华古籍丛刊》、《金陵丛书》、《榕村全集》等多套。一九七一年一月二日夜。 敖之。

多年後我出狱了，出狱多年後路遇绍唐大哥，恍如隔世。一九八叁年春天，为了促成给

胡适印遗着的事，我有一信给他，全文如下：

绍唐大哥：

送上《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九册《脱轨．美感．屁》，请你特别看《你们後死有责！》一篇，我在里面说：

我相信真正能把《胡适全集》编出来的，还是有待於私人机构。私人机构是肯做事的，

一变成公家的，就完蛋。那天你请客的席上，我颇属意绍唐，认为绍唐或可透过胡祖望的支持，排除各方面的抵制，但那天晚上绍唐说为了他买下《胡适选集》，自己被胡老太王志维追告不已，甚感苦恼云云。

现在我不管你多苦恼，重提此事，盼你出面，完成这一功德。大哥和我，道不同不相为

谋，“契阔死生”十二年，如今大家都渐老去，总该做点别人做不成的事，做点非我们做不可的事，盼你不避嫌疑与困难，接受我的建议。

你办《传记文学》二十年，有功有过，功在很技巧的显出了（还谈不到揭发）国民党的

许多糗事；过在挟泥沙俱下，也帮国民党做了太多不实的宣传与伪证。更可怕的，是你使这些丢掉大陆的罪魁祸首们、祸国殃民的大小混蛋们，因能在你的杂志上自我陶醉而延年益寿，我认为他们集体能晚死二十年，除了漫无心肝的先天条件外，《传记文学》和“荣民医院”两者，是责无旁贷的。德刚说你是活阎王，我认为从可延人年能益人寿的观点上看，更是如此。

两百年前，全祖望写《节愍赵先生传纠谬》，写那明末亡国者赵先生，以垂暮之年，整

天靠幻想敌人的失败过日子。他被学生藏在深山里，每次听到胜利的假消息，才肯吃饭。拖了半年，谎话光了，最後得知真相，他无法适应了，“大恸，踣地，更不进食。……奄忽而逝！”可是，两百年後，台湾这些国民党赵先生，以垂暮之年，却油条多了，他们整天靠回味自己的胜利过日子。他们自己霸占在海岛上，每次看了《传记文学》才肯吃饭，拖了二十年，“大笑，乐天，连番进食。……老而不死！”看了《传记文学》中那麽多肉麻当有趣的杰作、那麽多数不完的丰功伟业，绍唐大哥，你难道不奇怪：如果他们那样行，大陆怎麽还会丢？

当然我佩服你二十年来在结合史料方面的努力，“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内行人

还是能从读书得间中，看到或感觉到你的苦心和调济（清朝史学家章学诚有中有苦心而不能显、内有调济而人不知的话），只可惜内行人太少了，结果你的杂志在“主线”上，国民党的狐臭，失之过重，这样子做董狐，就要多加努力了！如果你做了二十年，还做不成董狐，那就太慢了！

在文星时代，有一次我同何凡等聚餐，何凡洋洋得意的说他在联合报写《玻璃垫上》，

一连写了十多年，还不出事，可见段数之高。你李敖整天惹警备总部，是何道理？我说，何凡啊！你还好意思说吗？你独占专栏地盘，有别人享受不到的好机会，有这麽大的宣传媒体，你整天写的，上限不过大官的白眼，下限不过公车的黑屁，然後就是谁跳多高、谁跑多快、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你十多年来，没把言论自由的尺度写宽一点点，没给警备总部这些大老爷们施以一点点教育和教训，你不觉得你失职吗？你还好意思这麽得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