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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唐大哥，从尺度上看，我真觉得你在不动声色之间，给现代史的禁忌捅破了不少，回

想十多年前，情报人员不准你谈戴笠，现在他们自己都大谈特谈了，这种有趣的转变，并不是国民党有了“豹变”，（因为我们今天的言论尺度，还赶不上《自由中国》杂志！）而是国民党自己要“豹死留皮”，结果“画皮”处处，就允许“皮里阳秋”了。国民党有它糊涂和装糊涂的一面，这也就是有一些“言论自由”的假象被人民看到、被特权阶级得到的缘故。如今，老一代的国民党老了（新一代的国民党，五点半就下班了，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再上班做国民党），老国民党们感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於是在毛之不存之後，力求留皮以终古，你的《传记文学》，给了他们“意淫大陆、手淫台湾”的最大乐趣，所以你实在是中国第一慈善家。 跟你绍唐大哥形同绝交十二年来 ，我一直想骂你而骂不出口者，原因在此！（你在我穷困时候对我帮助，当然使我永远难忘。）

本来写这封信，是专谈胡适全集的事的，不料信笔所之，扯得远了，又扯出一大堆不中

听的，该打该打。

问大嫂和你好，并请代问英惠、贤次好。

敖之 一九八叁、二、二七。

写这封信後又十七年过去了，我越老越顽固了，我深信这封信中对绍唐大哥《传记文学》的论定，仍是一针见血的。其实这也正是“李敖路线”和“刘绍唐路线”的分野。这一分野，说明了为什麽李敖的杂志要一路坎坷被查禁而刘绍唐的杂志却一路福星安然无恙。绍唐大哥当然深知这一分野，在他内心深处，当然深知他的同乡小老弟李敖是对的，但他格於现实、格於存在、格於“苟存性命於乱世”，他终於走上了一路福星安然无恙的路。所以他跟我幽明异路，不始於死後，而成於生前。

绍唐大哥叁十八年不复向李敖邀稿，纵戒严时期白色恐怖已过，他也不再“前度刘郎”，与其说他不好意思开口，毋宁说他深情成全了“李敖路线”，此非“尔为尔，我为我”也，而是我希望“为尔”而我不得不“为我”也。此为绍唐大哥一大遗憾。从生而有憾到死而有憾，最後在衰病侵寻之时，以看李敖电视节目收局、以遗命叁百箱藏书送李敖终场，生死契阔，绍唐大哥真知我者矣！

二０００年八月十五日晨五时起写，六时二十分写完。(2000/8/16)

大中华．小爱情

在现代化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我们看到现代化的电子情歌、 现代化的性病医院、现代化的人参补肾固精丸，却很少看到现代化的爱情。

现代化的爱情是什麽？现代的中国人知道的似乎并不多，他们虽然也风闻什麽自由恋爱，也爱得自称死去活来，但是，他们的想法太陈旧了、做法太粗鲁了、手法太拙劣了，在现代化的里程碑上，他们的爱情碑记，可说是最残缺的一块。有多少次，我看了古往今来的许多所谓爱情故事，忍不住好笑说：「中国人中的这种人呀！他们不懂得爱情！」

在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我们简直找不到多少可以歌颂的爱情故事、不病态的爱情

故事。尽管二十五史堂堂皇皇，圣贤豪杰、皇亲国舅一大堆，可是见到的，很少正常的你侬我侬，而是大量反常的你杀我砍他下毒药。

一个号称中华五千年史的伟大民族，居然制造不出来多少像样的爱情故事，这可真是中

国人的大耻辱！

毛病在那儿呢？

毛病在中国的爱情传统，有了「子宫外孕」，出了「怪胎」，少了产生「爱得漂亮」的

条件。

有老娘．没有小娘

原来讲爱情，第一要件就得承认两个主体男方一个主体，女方一个主体，没有这种对主

体的承认，什麽情不情的，都无从说起。中国老祖宗在这方面做得真糟，他们不承认女方做为主体的地位。中国人对女性的尊重是「母性式」的，并且尖峰发展，成为孝道，有的甚至有点什麽什麽了。在另一方面，女人在没「身为人母」的情况下，也就谈不上什麽，地位低级已极。中国男人一生下来就「弄璋之喜」，弄璋是玩玉石，玩玉石可增进德行；女人一生下来却「弄瓦之喜」，弄瓦是玩纺车，玩纺车可见习做女工。一套男尊女卑的天罗地网，打从出生开始，就把女人罩住，女人除非熬到「老娘」地位，才算以寡妇之尊，酌与长子抗衡，除了「老娘」外，永远踩在败部里，翻身不得。

上面说「身为人母」以後才升级，其实还是客气的、还是运气的， 事实上升级不升级，还得看造化。汉武帝的钩 ●夫人「身为人母」了，结果却遭了杀身之祸汉武帝怕他死了以後，他儿子的地位可能被亲生母亲夺去，所以竟残忍的下令杀他儿子的妈！当钩●夫人被牵去，泪眼回头，望着她的老公的时候，汉武帝却以「汝不得活」（怎能让你活）的一片无情，草菅人命。

所以，「身为人母」只能算初段，得顺利过关以後，才能落实。碰到汉武帝这种要命的

大关，自然少见；但是婆婆妈妈的大关，倒也屡见不鲜。「身为人母」固然神气，但碰到「身为人祖母」的，立刻黯然失色，写「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宋朝诗人陆放翁，他同唐氏结婚，可是老娘反对，逼小两口离婚，造成最有名的「钗头凤」悲剧。这说明了女人的地位是多麽可怜、小娘的地位是多麽可怜，深情如陆放翁的，在爱情与孝道冲突的时候，都要选老娘而弃小娘，其他寡情的，自然就更别提了。汉武帝在中国名流中，还算是有情之人，「金屋藏娇」、「姗姗来迟」等典故，都因他而起，但是他的爱情 如果有的话 一点都禁不得与权力冲突，倾城倾国的赤裸情人，一点也抵不住倾人城倾人国的赤裸权力。他们真乏味！

这种没把女人当主体的情形、这种不把小娘当人的情形，其实不始於汉武帝，也不终於

汉武帝，而是大中华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一直绵延不断的杰作，这才真是东西文化的一项根本差异。当东方的盘古扭动骨盘，把四肢五体转成四极五岳的时候，西方的亚当却大梦先觉，把肋骨转成原料，奉献给女人。这一差距，分离出两千年前的一幕对比：当亚当的子孙，正把埃及皇宫的美女可李敖巴特拉（Cleo patra）往家里抢的时候，我们盘古的後人，却正把自己皇宫的美女王昭君朝外头送！人家宁肯为女人惹起战争，我们却甘愿用女人换取和平！你说多菜！

在权力与女人不可兼得的时候，西方的爱德华第八的表现是「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东

方的唐明皇呢？表现却是「江山情重美人轻」！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长恨歌」恋史，男方指手画脚，发了不少「在天愿做比翼鸟」「愿世世为夫妇」的假誓，到头来却不能同生、不能共死、不能横刀救美，反倒竖子不足与谋 自己逃难去了！你说多菜！

有情感．没有勇敢

这些对比，都多少显示了我们大中华的老祖宗，在处理小娘子的小爱情问题上，好像有

点特别。他们好像从来不为女人花脑筋，既不屑花，也不肯花，甚至压根儿就没想到花，这样子「看女人没有起」，若要产生漂亮的爱情故事，岂不是妄想？大体说来，老祖宗们是不来恋爱这一套的，他们只会为几个抽象的大名词肝脑涂地、九死无悔，却不会为几个可爱女人鞠躬尽瘁、怒发冲冠。吴叁桂在爱情宇宙里，只不过闪了一点「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灵光，就被道学之士一连臭骂叁百二十年！中国历史上有「红粉」，也有「干戈」，但这两个名词总结合不上，老祖宗不允许「红粉干戈」，为女人打仗吗？去你的！那是爱伦坡笔下的希腊荣光和罗马壮丽（……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中国文化是不为女人打仗的！

中国文化的一大正宗是道学 不管真道学或假道学，在道学的魑光魅影下，人人都被道德迷你，做成了道德迷，并且迷到不近人情的程度。流风所及，男女间的爱情问题，自然也就一律道德挂帅，谁谈情说爱谁就不是好东西，就要被摒於孔圣人的门墙之外，死了以後，也分不到孔庙的冷猪肉吃！人人想吃冷猪肉，所以人人都不敢公然谈情说爱。至多有多多的情感，却没有少少的勇敢。

清朝有一个朱彝尊，算是一颗彗星， 他居然有了爱情的故事，并把这故事写成了「风怀诗」。不但把诗写好，还要把诗收进他的「 曝书亭集」。他的道学朋友一看，可急了，劝他注重清议，别把这不叁不四的咸 诗放到集子里去。可是朱彝尊不肯，他说：「吾宁不食两庑豚，不删风怀二百韵！」（大好猪肉宁不吃，也不删掉这首诗！）

不了解中国历史背景的人，很难想像朱彝尊这种勇气有多麽大！很难想像这种坦白是多麽的不容易！因为在道德挂帅下， 在真假道学桎梏下 匍匐在下面的，很少不是双重人格，双重得至少有两副以上的脸孔来应付人间世：一副是道貌岸然的脸孔，一副是暗度陈仓的脸孔，前者用来说教，撑门面；後者用来发 ，调剂满口大道理後的紧张情绪。

这种现象，试拿清朝的「南袁北纪」来说吧：袁子才袁枚，一边写「小仓山房文集」来说教，一边写「子不语」（即「新齐谐」）来发 ； 纪晓岚纪昀，一边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来撑门面，一边写「阅微草堂笔记」来调剂情绪，他们的作品，道貌岸然与陈仓暗度前後辉映，乍看起来，简直不是同一个人作的，事实上却明明同一个人干的好事。袁枚、纪晓岚两位，其实还算有点真情至性的，至於别人，人格分裂得就更严重：元稹为老情人莺莺写的诗，不敢收入他的「长庆集」；孙原湘为女朋友屈、钱两人写的诗，不敢收入他的「天真阁文集」；陈文述的情词 句，不敢收入他的「颐道堂集」；而和凝呢，索性乾脆得一乾二净 他做了大官以後，居然把他作的「香奁诗」全部赖掉，竟说不是他作的，是韩 作的！

这些人格分裂的现象，都表示了在爱情的态度下，大家都变成了胆小鬼，戴上了面具，转入了地下。大家谁也不敢表露真情，至多做到暗通与私恋，表露到一片反常、一片变态、一片自我陷溺（self a bsorption）、一片假惺惺！

难乎为妓

中国传统中爱情出了毛病，最基本原因，是男女结交不靠自由恋爱，而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间事，一开始就不是两个人间的私事（private affairs），而是父母媒妁「大锅炒」的亲事。这样的结交，一开始就以家族本位代替了爱情本位，夫妻之间，想在这种本位下产生罗曼蒂克的爱情，实在气氛不足。所以，中国的爱情故事，像「浮生六记」式的闺房记趣，为数就少。中国的女人结婚後，相夫教子，做黄脸婆，已无罗曼蒂克馀地；男人结婚後，如果想爱你爱在心坎里，对象却很特别，被选中的对象，不是别人，却是青楼情孽 妓女。

以前的妓女和现代不一样。现代妓女都很忙，忙得不打话，就上床，实不考究任何水准与情调；以前妓女却斯文扫床，大家得先「小红低唱我吹箫」一番，绝不许公鸡见母鸡、公鸭见母鸭式办事。骚人墨客去找她们，必须经过基本的过门儿。这种情形，在唐朝发展得最具「规模」。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妓院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等作品，这说明了男欢女爱，不在别处，正在秦楼楚馆之中。秦楼楚馆是中国式爱情的大尾闾和大市场，中国式爱情沦落至此，想来也真可悲。

另一种变相的沦落，是佛寺道观的媒孽。由於传统中男女交际层层设限，大家只好藉可以公开见面的所在、公开见人的职业，得到不少偷情的自由。唐朝的女道士许多都是私娼，其中水准与情调，有的很高，自然就是大家漫爱的最佳人选。李白有送女道士褚叁清的诗，施肩吾有赠女道士郑玉华的诗，例子举不胜举。这种文人和「尼姑」的恋爱，相对方面，也就是太太小姐跟「和尚」眉来眼去的张本。传统里所以有这些畸形的爱情故事，究其原因，都是社会环境封杀爱情的缘故。

男乎为妓

因为社会环境封杀，另一必须点破的畸形是 同性恋情况的严重。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乡土得要命，以中国文化和乡土自豪的，实在不可不知。

照「阅微草堂笔记」的说法，中国同性恋历史之久，可以上溯黄帝时代。中国自古就流传「美男破产，美女破居」的谚语，「晏子春秋」记齐景公与羽人的事；「韩非子」「说苑」记卫灵公与弥子瑕的事；「战国策」「说苑」记安陵与龙阳的事；乃至「史记」「汉书」记高帝与籍孺，惠帝与闳孺，文帝与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与周仁，昭帝与金赏，武帝与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与张彭祖，元帝与弘慕、石显，成帝与张放、淳于长，哀帝与董贤等的事，都是习见的例子。两晋南北朝时代，竟有许散愁向统治者自白，表示：「散愁自少以来，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不搞後庭花，竟成为一个人足以自豪的美德！可反证当时男色的普遍！

同性恋不但有普遍性，甚至普遍到别有地区性，褚人获「坚瓠集」里，就记有「闽广两粤尤甚」的「南风」，清朝的福建省、广东省以及首都北京，在这种风气上都前卫得十足。北京的特色是戏子做相公。相公者，像姑也，像姑娘而实非姑娘，当时地位还不如妓女，倡优排名，只能跟进，伶人见妓女，得行礼请安。清朝法律中明定优伶子孙以至受逼被奸的男子，不许参加联考。一律成为被联考拒绝的小子，可见多邪门儿，这种优不如倡，直到梅兰芳出现，才算人心大变。梅兰芳的出现，使举国若狂，使中国人的奇异爱情尺码完全情不自禁。这种流风，只要看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反串，看到中国人喜欢男不男女不女的「女扮男装」或「男扮女装」，就可恍然大悟了！

难乎为继

写到这里，大中华、小爱情的一些切片，已经稍具轮廓。大致的结论是：中国过去的爱情传统，是不平等的、缺少相对主体的、人格分裂的、胆怯的、娼妓本位的、男色的、没有人权的、缺少罗曼蒂克的、病态的。我读古书，少说也有叁十年，我实在无法不做出这样的人不快的结论。

从古书中，我实在找不出中国男人有多少罗曼蒂克的气质，所以，根本上，严格说来，他们形式上的「爱情」也简直不成其为「爱情」。吴伟业、陈其年歌颂的「王郎」、曾国藩歌颂的「李生」，我总恶心的感到，这些都是变态，不是爱情。一如「红楼梦」里演戏过後的柳湘莲，被薛氏之子误为相公，而要按倒在地一样。你不能说这些是爱情，爱情不该这样陈旧、这样粗鲁、这样拙劣。只要稍用水准、稍讲情调，你就会发现：过去中国式的爱情，实在不及格、不及格。中华文化复兴吗？在爱情的范畴里，我们能复兴到什麽？

十一月五号报上说，台北西门闹区的情杀案，是「在某单位服役的中尉军官庄水昆，因情感纠葛愤而行凶，他先在部队内杀死了一名卫兵，并将这名卫兵的体藏放在车辆底下，然後拿了一支枪从新竹赶至台北，到自己一见锺情的部属妹妹许美月家中，将许美月击毙、击伤她的哥哥，并纵火焚屋，然後畏罪饮弹自杀」。看吧，又来了！中国式的爱情！随便一个例子，就显露给我们多少病态、多少粗鲁！但你别忘了，这种行为并不是「某单位服役的中尉军官」个人的行为，这种行为是陈旧、拙劣爱情传统的反映，只有根本不懂爱情为何物的人，才如此焚琴煮鹤、如此赶尽杀绝、如此霸王硬上弓。真正的爱情绝不这样，这样不漂亮的、不 脱的，绝不是真的爱情！

现代的中国人，必须练习学会如何走向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水准与情调，开展现代化的爱情。迷恋秋雨梧桐，何如春江水暖？感叹难乎为继，何如独起楼台？在罗曼蒂克的爱情上，中国文化和乡土都无根可寻、无同可认，虽然本是同根生，无奈土壤不对，对现代的我们实没好处。

觉醒吧，中国的情人们！大情人正等我们来做。此时不做，还待何时？难道真等地老天荒吗？别迷糊了！地老天荒只能做大浑蛋，绝非大情人。要做大情人，可得趁早呀！

「中国时报」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附记〕

刘声木「艾楚斋四笔」卷二有段文字记朱彝尊的「风怀诗」，他说：

吴县张应南户部藏有朱彝尊风怀诗手稿，与刻本不同涂改满纸，均有「颠倒鸳鸯」小印钤记，前後有名人题跋甚多。其妻兄吴县曹君直孝廉元忠曾亲见之。太仓某家藏有「鸳水仙缘」弹词一种，记风怀诗及洞仙歌词曲本事。吾乡姚庚甫大令景衡，年七十馀，尝为後学讲风怀贰百韵隐事，语语有证云云，语见桐城萧敬甫徵君穆庚子札记。

声木谨案：秀水朱竹坤太史彝尊，诗在我朝，虽为一大家，而风怀一诗，实为全集之玷，亦无庸为之穿凿附会，务必牵合及于某某而後已。纵使太史自暴其恶於众，後人更不必为之穷形尽象，刻画无盐，吾不知为之笺证者，欲师其事乎？抑欲师其诗乎？未免两失之矣！这段很有趣味的老夫子文字，更可反衬出朱彝尊的大勇。

(本文转录自「李敖祸台五十年庆祝十书」第六册的「君子爱人以色」)

师道与是非

我读「列子」这部书，其中有一段话吸引了我，为了醒目，我把它排成新诗的样子：

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

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

尹生闻之，从列子居。……

列子曰……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叁年之後

心不敢念是非，

口不敢言利害。

始得夫子一盼而已。

五年之後

心庚（更）念是非，

口庚言利害。

夫子始一解颜而笑。

七年之後

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

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

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

九年之後

横心之所念，

横口之所言，

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

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

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

若人之为我友。

内外进矣！

对这段话，大义理家或大考据家，自然纷纷有他们的解释，我懒得研究他们是怎麽解释

的，我只想照我自己的意思，给它来一番「李氏新解」。

我的「新解」是，这段话的妙处，乃在它把一个学生的受教育的历程，做了一番有意思

的比喻。它描写学生在老师的「春风化雨」下，对「是非」「利害」观念的层层演变，从「不敢念是非」一变为「庚念是非」，再变「庚无是非」，最後变为不知人我的是非。而这种演变，做老师的，自然随时从旁奖掖或示以颜色，老师看到孺子可教，遂由一盼到一笑，由一笑到「排排坐，吃果果」，最後浑然一体，师徒一致，形成了一个「学网」，在「学网」之中，他们谈的只是辈分和名分，谁跟你谈是非？

重名分，是中国传统的特色。子曰：「必也正名乎？」於是，在正名过程里，师生是其

中一个强而有力的名分。但是，孔子似乎觉得，老是「名分至上」、「辈分第一」，似乎也不太好，至少在「仁」面前，「名分」「辈分」应该让一让，所以他说：「当仁不让於师。」所谓「当仁不让」的「仁」字，大义理家和大考据家们又纷纷有他们的解释，我认为这个仁字可以解释做一种对「是非」的观念，一种对「是」（真理）的固执，一种对「非」厌恶。如果这样解释，我认为「当仁不让於师」一句话，实际上就是说：「在真理和是非面前，不能因为有师生的名分就马马虎虎。这是不能让的，就便是老师，我们也要批评。」读过亚理士多德的「尼可马堪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的人，都会在第一部第六章里，看到他批评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话，他指出真理和师友都是亲爱的，但在不可得兼的场合，他选择真理。

孔子说「当仁不让於师」的本意，就是在此。仁是真理，信奉真理的人是「不忧」的，

因为真理可以使自己「内省不疚」，「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所以，信奉真理的人，才会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一旦真有一个「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的局面出现了（比方说，这个局面是一个大学的文学院），以「仁者不忧」自命的人，是不是要表现一次「是吾忧也」的气概呢？

照孔子的说法，是要表现的。因为孔子说「仁者必有勇」，仁者应该表现出「当仁不让」的勇气。

但是孔子没有想到，这种表现有实际上的困难，它不能发衍为一种使人遵行的传统，原因很简单 它触了另外一种传统。

另外一种传统就是中国的「名分」传统，在名分传统底下，一个讲求当仁不让的「是非」传统，是无法发荣滋长的。换句话说，传统跟传统打了架，结果呢，「师生」的名分传统胜利，「不让於师」的是非传统投降。

这种矛盾的冲突与胜负，是这位两千四百年前的老教育家压根儿没想到的，其实这该怪他自己，怪他为後人铸造传统的时候，竟不小心弄成了「两统相斗，必有一伤」的局面。

这种局面，老教育家自己就碰到了：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从是非传统来讲，叶公那边是对的：爸爸偷羊的「是」，做儿子的，除非说谎话，是无法「非」掉的；但从名分传统来讲，孔子显然牺牲了是非，他主张把「是」予以「隐」掉，唯有「隐」掉，才算「直在其中矣」！

这样看来，孔子所转引的「直道而事人」，所赞叹的「直哉史鱼」，其中所谓的「直」，并不是依靠在对「是」（真理）的固执上，而是一种对名分的屈服。屈服的结果，所谓「直道而行」云云，只不过是说着玩的，并没要你真的拿来实行。这种「直」，只能在你心「中」去实行，不能冒冒失失的搬到罗斯福路叁段来实行。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才能明白孔老夫子的心眼里的意义，才能明白「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大道理。

这种名分前面不论是非的做法 ，孔子本人便是第一个实行家 。他作「春秋」，尽管称赞「直」笔的董狐，但他自己却不敢「直」笔。例如鲁国四次弑君，他不写；一次逐君，他不写；一次戕於外，他不写；狄灭卫，他不写；晋侯传见周天子，他改写。……这种不肯说真话的态度，就是我们圣人的态度。这是什 麽？ 这是「曲」笔、这是伪善、这是曲道其外，「直道其中」！

写到这里，我们总该明白了：在中国传统内，名分底下无真理、辈分底下无是非、师道底下无直道。唯一「当仁不让於师」的牌子，只是能看而不能摸，更不能摘下来耍。凡是傻头傻脑，硬将「论语」的教条拿来实行，不想「托诸空言」而要「见诸行事」的，那他一定是傻瓜， 一定要被围剿。

＊ ＊

＊

但是，信奉真理的人还是不要失望，还是要读「论语」。

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一个问题，他怀疑的问：

觚不觚。觚哉？觚哉？

翻成山东白话，他是说：

觚是有六个角的酒 呀！现在觚没有六个角了哇！俺倒要问问：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啥子觚呀？

这是孔子的「正名主义」。这个主义的特色是使A恰如A、Ｂ恰如Ｂ，使万物各得其分，觚要觚、君要君、臣要臣、父要父、子要子；觚不要不觚而觚，君不要不君而君，臣不要不臣而臣，父不要不父而父，子不要不子而子；觚而不觚者，「觚哉」？君而不君者，皇帝哉？臣而不臣者，大臣哉？父而不父者，老子哉？子而不子者，小子哉？……如此类推，可得下式：

〔文言〕师不师。师哉？师哉？

生不生。生哉？生哉？

〔白话〕老师不像老师。这难道是老师吗？这难道是老师吗？

学生不像学生。这难道是学生吗？这难道是学生吗？

这种逻辑，年羹尧把它引申出来写成对联：

不敬先生，天诛地灭；

误人子弟，男盗女娼。

在这里，年羹尧用爽快的意思表示了做学生的和做老师的各应遵循的尺度，凡是不遵循这个尺度的，一概剥夺他应有的名分。

这样，我们又可得到一个新解释：凡是「老师其外，误人其中」的老师，都不能算是老师，都应该剥夺他应有的名分、应该走开。

凡是有这种新颖认识的人，他不会再有一种「狭义的师道迷信」，认为老师是永远不可违背的、不可批评的。

章太炎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写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他的老师俞樾，为了俞樾的保守。

周作人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也写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他的老师章太炎，为了章太炎的落伍。

周作人的学生也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们也写出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老师周作人，为了周作人跟日本人合作。

任何有点进化头脑的老师，都不该为自己学生的「背叛」感到惊骇或难过，因为这种「背叛」，乃是一种对进步的督促。

任何有点好汉作风的学生，都不该为「背叛」自己的老师感到内疚或不安，而觉得这是什麽大逆不道的事。梁启超当年为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缘故，不能「背叛」，只好看别人去革命，自己做了保皇党。可是在内心里，他始终不痛快。所以民国成立後第六年，康有为、张勋等搞复辟，梁启超终於「背叛」了，马厂誓师以後，康有为恨他入骨，骂他是「贼」，感慨「鸱枭食母獍食父」、认为「逢蒙弯弓专射羿」，可是梁启超顾不得了，在真理面前，他只好把康圣人「谢」掉。

任何识大体的人，都不会责备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叛师」举动。不但不会责备他们，反倒会肯定他们是对「师道尊严」的坚强的拥护者。

为什麽呢？因为老师对学生的最大意义是在传授真理，就是所谓「传道」。这种「道」，进一步跟名分、身教等揉合起来，就是所谓「师道」，也就是「经师」「人师」的同体。

在习惯上，所谓老师，它的最高境界是一个完整的名词，它包括「言教」与「身教」、包括「经师」与「人师」，换句话说，除了单纯的传授知识以外（第一层次），它还要树立人格上的楷模（第二层次）。从「童子之师」进而为「百世师」，再从「百世师」进而为「万世师表」。

但事实上，这两个层次常常不能双轨并行，所以一千两百年前，「师说」的作者就大声感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道之不可复知矣！」

不过不并行也没关系，做老师的，只把传授知识的第一层次做了，也就差强人意了。

但是，当有一种情况出现 就是第一第二两种层次都无法表现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

师不师。师哉？师哉？

我们便不得不怀疑，这种「师」的名分，是否还存在？ 尽管这种「师」的芳名，还在学校的名册里面；尽管他们的躯壳，还在讲堂黑板的前面。

当这种情况似乎没有止境的延续下去的时候，当这种延续，已经形成「学网」或余光中先生所谓的「须幕」的时候，我们这些「坏学生」，是不是可以冒「天诛地灭」的危险，来触一触「网」或剪一剪「须」呢？

我们觉得，这种触「网」或剪「须」的举动，与其说是「反叛」，不如说是对「师道尊严」的真正维护 没有一个热爱老师的学生会眼睁睁的看他的老师走进不长进的死巷！没有一个热爱真理与是非的学生，会坐视他的老师走上「师不师」、「误人子弟」的绝路！

所以，当有人忍不住了，终於出面「上条陈」，请老师们不要败坏中国学风的时候，心情的沈痛是双方面的，老师方面觉得「生不生」，学生方面也觉得「师不师」，於是，对气量狭窄的人说来，「责善则离」的裂痕，便不难发生。

唯一能弥补这种裂痕的法子，是双方都不要忘记什麽是真正的「师道」，在真正的「师道」底下，任何名分上的关系、任何「狭义的师道迷信」，都抵不住真理与是非。只有把真理与是非放在「师道」的牌位上面，这种裂痕才有了弥补的共同标准。

在这个标准下，学生出面批评老师，做老师的似乎不该有悻悻然的小气派，尤其不该说：

「个人的行为，你不可批评，何况，你的态度不好！」

有这种论断的人，至少有两点解释可供参考：

一、如果只就传授知识的第一层次（「言教」、「经师」）而言，老师个人的行为的确不该批评；但是若从立身楷模的第二层次（「身教」、「人师」）而言，个人的行为会对学生有重大的影响。所以，除非老师小看自己，除非学生小看老师，这种对个人行为的批评，是可以的。何况，这两个层次有时候是分不开的，即以孔子见南子一事为例，「子路不悦」的，岂不是由第二层次怀疑到第一层次？如果孔子当时有女弟子，对女弟子多给分数或「其他」，我想，不得好死的子路也许会再来一次「不悦」罢？由此可证，子路对他老师的「不悦」，又从而坦坦白白的表示他的「不悦」，真不愧是「圣人之徒」的作风，真不愧是对孔子最大的尊敬，因为在子路眼中，孔子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见不得阳光的「童子之师」，而是堂堂正正的曲阜大学教授。

二、关於学生批评老师的态度问题，这和教育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古代的学生不参加「恶性补习」，也不参加「联合招生」，他们有「选师」「择师」的权利，所以他们会表演「杖策骑驴」「担囊负笈」的故事，也会表演「程门立雪」「立庙藏衣」的礼节；做老师的，很像幼稚园的老师，一切课程都包办，从来没有什麽faculty，所以学生有任何不满，迳行表现「不悦」可也，并不需要诉诸舆论。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老师们已经形成集团或派系，年深日久，他们的表现也不太能有独来独往特立独行的伟大风范，他们愈来愈你像我、我也像你，对学生说来，他们只是「大同小异」，只是「此非吾『师』也！何其声之似我也！」 这时候，学生出来表现批评，批评的重点当然是老师的「团体」，是faculty，不是「个人」 。偶尔涉及到「个人」，也是认为这个「个人」可以代表「团体」，代表领导群伦的阶层，值得请来做活证与抽样。所以，毋宁如太戈尔所说，「个人」是好的，「团体」是不好的。老师「个人」也许不愿老不争气，但是他一看到这是一个适合老不争气的「团体」，於是他也就心安理得。既然这样，在「白沙在泥」或「扶同误国」的讥笑下，他也就无法保持「完璧」了。 老师团体既然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批评方式的表现自然也就因人而异，宽猛有别。由於批评是自「下」向「上」发射，所以很像御史对皇帝的谏诤，且皇帝与老师，又同是「天地君亲师」

中的主角，故放在一块儿来说，也许更适当：

自古御史对皇帝的谏诤，最值得称道的表现是「犯颜而谏」，最有勇气的表现是「敢於」犯颜而谏。「犯颜」者，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要抓破脸皮请你「自我修理」也。提到「修理」，任何人都知道是「上」对「下」的玩意儿，是当权派对在野派寻开心的法门儿。在「上」者对在「下」者不满意，他可以乾乾脆脆，「责付廷尉」或「鸣鼓而攻之」。可是在「二子」（臣子、弟子）方面，他们若想表现对「上」的不满，除了造反以外，只好走涕泗横流慷慨陈辞的恭请「自我修理」的路。但是，此路表面甚光，实际却不容易走，一走不好，就要被半道里的程咬金出来咬住，在你脑袋瓜子上扣上「忠贞有问题」或「不敬先生，天诛地灭」的大帽子，如此，不但前功尽弃、「冠」盖天庭，你的生平事迹也要宣付资料馆立传，一辈子翻身不得了！

但是，偏偏有一些傻瓜，他们偏偏要做铁面御史、偏偏要犯颜直谏，不计一切後果。有这种气概的人，其「态度」之不好，必矣！所以历史上，常常有脾气极坏的御史，天天在皇帝鼻子前面指名叫骂，骂得「寡人」德薄能鲜、羞愧难当。周昌、汲黯、朱云、辛毗、魏徵、李绛、石介、魏蓦、林俊、冯恩，…… 这些坏脾气的家伙，最爱表演「当车」、「扣马」、「引裾」、「折槛」、「面折」、「廷争」等等把戏，使被批评者一方面警惕头疼，一方面要「自我修理」。 这个大臣批评皇帝的传统，是中国的一个好传统。这个传统，大体上，已经移交给监察委员，由监察委员们延续他们的坏脾气，所以，可以这麽说：做为一个监察委员，脾气愈坏愈可爱，脾气愈好愈糟糕。目前的陶百川先生、黄宝实先生，……他们都是脾气欠佳的人，所以，监察院还是可以勉强「迎风户半开」，不必关门。

至於另外一个传统学生批评老师的传统，自从子路「不悦」以後，似乎跟着就及身而绝。两千四百年来，至少我个人，看不到学生对老师有超过「不悦」的强烈表示。直到晚清以降，才算有大逆不道者出来，一一表演「谢本师」，表演「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种表演，前程如何，未可逆料，当然它的结果会犯众怒，会闹到老者既不安，少者又不怀，为之函牍交加，棍石俱下，这种反应，凡是了解「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都会会心而笑。 ＊ ＊ ＊

这篇文章既然用列子的话来开头，用孔子的话来撑腰，所以，最好用老子的话来收尾。我们李家老子说得好：

当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 。夫代大匠 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非常可能的，我笨拙的做了一件「代司杀者杀」的傻事，批评了一些似乎不必由我出面批评的怪现状，可叹我竟如此做了。 如今我两手流血，竟哓哓然还谈什麽「师道与是非」，我想， 自守的圣人之徒，一定要笑我了。

「文星」第七十四期一九六叁年十二月一日

(本文录自「教育与脸谱」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二册)

论“占着毛坑不拉屎”

十一月一号，我发表了一篇「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文星」七十叁期），用台湾

大学文学院做例子，指出高等教育的黑暗与腐败。文章一发表，便遭到强烈而普遍的反应，有的说我快人快语、有的说我勇气十足、有的说我哗众取宠、有的说我大逆不道，并且，照例地，又有人说我被人指使，不过这回似乎不再是被「二百五十元收买的职业诽谤家」了，这回可能「涨价」了。

真的，如我被「收买」，我倒真愿意「涨价」，这样年深日久，我可以积少成多，腰缠

万贯，然後学服尔泰，一面做股票生意、一面骂人。至少那时候，不会再有任何人骂你是被「收买」的了，谁再说你被「收买」，你就抛笔钱给他，叫他自渎、叫他写文章自打嘴巴、叫他做「文妓」 叫他歌颂你做「中国最有钱的伟大文人」或「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化老鸨」。

「伟大文人」也好、「文化老鸨」也罢，这些至少都是二十年後的事，属於前者或属於

後者都还不知道，先按下不表。

一位台大文学院的老教授读了我的文章，居然天良一闪，感慨道：「不知道文学院内幕

的人，会责备李敖言过其实，但是知道文学院黑暗的人，却反倒会埋怨李敖骂得不够狠，保留得太多！」

我完全同意他的话。

没有人知道我写这篇惹祸文章时候的心情，当我把这篇文章写好的时候，我笑着对自己

说：「Pride Lee，你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你把你所知道的文学院的腐败只写出一小部分，这对你这种刻薄成性的人说来，不能不说是厚道了！但是你别高兴，没有人知道你的宅心忠厚，你千含蓄万保留，他们还是照样要骂你缺德、骂你造谣、骂你藐视师长！」

果然，果然，果然不出所料。

大人先生们亡羊补牢的办法，有下列几种：

一、开会讨论，商讨对策。仔细查究，谁是幕後人，查究结果，幕後人姓莫，名须有。

二、虽然明知无幕後人，但在宣传上，还是要说李敖是受某某人或某某集团利用。

叁、研究是否开除李敖在台大研究所的学籍，研究结果，不开除，免得事态再扩大。

四、由人出面在台大演说，由蟑螂谈到人，主张要效法蟑螂的懒惰、守成、不进取，认

为人攻击人是一出要不得的悲剧。

五、由人写指摘文字。尤其是由青年出面，郑重宣告：「学院重地，查无贪财好色不事

进取之老人，特此证明。」

六、由人出面关说，暗示你小子见好就收，就此为止，不好再闹下去，再闹，有你的。

七、宣扬李敖此举，是跟某某人有私怨。

八、宣扬「以人废言」，「盗固不义，而跖非诛盗之人」，认为即使他们该批评，你李

敖也没资格批评。

九、拈出道统：李敖是学生，他们是老师，学生怎麽可以「骂」老师？

十、「骂」也可以，不过态度不好，用字遣词悉属恶劣。

结论：真正该骂的是李敖自己，李敖是个无法无天无师长的浑小子。叫一声：同胞呀！

大家千万不要信他的话。

於是，惊魂甫定，遮羞完毕，有人又从麻将桌边浮了出来，照旧打出了「白板」，做成

了「清一色」，然後望望窗外，喘气说：「吓！这次『台风』好大呀！」

＊ ＊ ＊

五十多天来，关於高等教育怪现状的讨论，似乎已慢慢转化成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