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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学教授待遇菲薄论」。因为「待遇菲薄」，所以不能专心做学问、不能研究、不能发表论文、不能退休、不能新陈代谢、不能这个、不能那个，……总之，一切都没法子，一切都得维持现状 拖！

这个待遇菲薄论，是一颗定心丸、一帖安魂药、一张遮羞的 子、一道老不长进的护符。

在这里我要正式拆穿：所谓待遇菲薄论，只是一种偷天换日的技巧、一种移花接木的把

戏。

我先从洪炎秋先生的文章开始。

台大中文系教授兼国语日报社长兼坐自用叁轮车的洪炎秋先生，在我的文章发表後二十

八天，写出了「一个教授的自觉」（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副刊」），他首先宣告，在他死後，他不但要把 体捐给「医学院去解剖」，并且在千刀万剐之後 ，还要把剩下的白骨皑皑「移交农学院当肥料」。这种粉身碎骨的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

不过，洪炎秋先生做这一宣告的目的，除了表现这种精神以外，似乎还有一个主要的作

用，那就是明示或暗示给人们：不要以为我们老不中用呵！我们死了，还会「人尽其才」呢！

於是，这位中文系的教授，用他教授的中文，勾起读者的恻隐之心，在泪眼汪汪之下，

对教授们的叔度汪汪，自然狂投信任票了。於是，洪炎秋先生展开了他「诉诸怜悯」的宣传术。我们看他的话：

近两年来，咒骂老人，成了时髦的风气，简直是匹夫无罪，年老其罪，……被咒骂的老

人当中，尤以老一辈的大学教授，更成众矢之的，所以我们这批被骂得一文不值的老教授，应该起来做个自觉运动，表示我们「姜桂之性，到老愈辣」，最低限度，还有勇气拿自己的身体去供解剖、做肥料，一直到死，仍希冀有所贡献於人群，并不是「破棺材占冢」，只会当青年人的绊脚石。

接着，他开始用「自辩」来代替「自觉」了：

不过我们这些老一辈的教授所被检举的罪状，大都很有辩解的馀地，没有什麽极恶大罪，不能接受片面的严酷的缺席判决。关於个人的私事，由当事人自己去申辩，至於对於一般的指摘，我是一般中的一分子，自然要出来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我们被指摘的，最动人的有两点：一点是死抓棒子，不肯移交；一点是不能追随「美国的教授们，一年到头，忙着写paper」。

对这两点「动人的」指摘，他的主要辩护意旨如下：

一、「死抓棒子，不肯移交，阻碍青年的进路，虽然也可构成罪状，却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棒子代表「饭碗」，所以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後已」了，不能死前退休，盖即使名教授董作宾先生的退休金也不过是「十一万五千元」，「经过叁两年後，这十一万五千元就要坐食山崩了，将来怎麽再活下去呢？所以逼迫老年人交出棒子，等於谋财害命，还是恳求高抬贵手，刀下留情吧。」

二、「第一回合刚刚应付过去，青年人的第二个指摘接着来了。你们既然死抓着棒子不放，那就得装龙像龙、装凤像凤，为什麽不去追随『美国的教授们，一年到头，忙着写paper』？」对这一点 ，「情有可原」的理由是美国的教授待遇好，所以，「能够专心一意，埋头钻研」；中国的教授则「不能不东奔西跑 ， 其口於四方， 所以大都是『救死唯恐不赡，奚暇写paper哉？』」 乍看起来，洪炎秋先生这两点辩解好像合情合理，其实全是犯了逻辑上「不相干的结论」（irrelevant conclusion）。我所以说他犯了这个毛病，因为他的两点理由， 完全是针对「养老院」 或 「救济院」的理由，并不是对大学里「学院」的理由。如果我们讨论的范畴是 「养老院或救济院的一面怪现状」，那麽洪炎秋先生的两点辩解，可以说是很好的挡箭牌。可是我要不客气的指出：大学的「学院」，是研究的、进取的、有朝气的「学术」之「院」，并不是「任老子婆娑风月」的「养老」之「院」或「救济」之「院」，这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基准。换句话说，面对一个「学院」，我们关切的和要求的，是这个「学院」的研究状况、进

取情形和是否有朝气，…… 这是构成一个「学院」的标准。所以，对一个落伍的腐败的「学院」，我们要用一个起码的「学院」标准来检讨它，而不该用一个「养老院」或「救济院」的标准来检讨它。这点浅显的逻辑知识，我想，在北京大学「学院」里出身的洪炎秋先生，是不应该忘记的。

＊ ＊ ＊

洪炎秋先生的文章出现後第叁天 ，何凡先生在 「棒子问题」（十一月叁十日「联合副

刊」）里，特别称赞这种「委婉解说」的态度；又过了两天，东海大学的梁容若教授也写一篇「天国之路」（十二月二日「中央副刊」），也「略说一点感想」做为呼应。

对洪炎秋先生的文章，我向来是佩服的，我在初中二年级就读他的那本「闲人闲话」，就觉得他那一支笔，有维护真理或颠倒是非的能力。七八年前，有一次我跟帮过我大忙的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聊天 ，我就特别称赞他们系中的洪（炎秋）教授，并且庆幸洪教授的「笔」，都是朝「维护真理」一条路上走。

可是这一回，我觉得洪炎秋先生走错了路了。他没摸清什麽是「真理」，就开始「维护」起来了。所以我不得不走出来，细细批评他一番：

洪炎秋先生的第一个错误是他既承认「死抓棒子」的「罪状」、承认「不肯移交」的

「罪状」，也承认「阻碍青年进路」的「罪状」，但是却说这些「罪状」是「情有可原」的、是「没有什麽极恶大罪」的。所以要喊一声「冤枉」。这不是很有趣的矛盾吗？

洪炎秋先生说「棒子」是「饭碗」，不能交，交了只剩下「十一万五千元」，两叁年就

光，「等於谋财害命」。这是很不公平的话。

一、我已指出这是拿「养老院」或「救济院」的标准来看「学院」。这是不对的。「学

院」的重点是促进学术，教授的生活是「个人的私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学院」，有负担一个教授由壮到老、由老到死的义务。

叁、世界上没有任何老不长进的教授，可以厚颜「啃」一个「学院」，一直「啃」到死的权利。

四、「学院」要求的是促进学术，凡是不能达成这个要求的人，一概不必再「鞠躬尽瘁」了，只要「鞠躬下台」就行了。

五、这种「鞠躬下台」，是新陈代谢，并非「谋财害命」。

六、新陈代谢是替国家学术培养生机，在这种「理」下，没有什麽「情」可言，所以不必喊「冤」，也不必喊什麽「刀下留情」或「情有可原」， 我们不能因为「情」，就

断送了「理」，不能因为「颐养」一些老不长进的「天年」，就断送了学术上新陈代

谢的命脉！

七、「十一万五千元」上下的退休金，放利息每月可有两千元，并不比现职的教授待遇少多少，并且退休的人并不是废人，还可以「东奔西跑， 其口於四方」。

八、 老不长进的人不退休，在「人事冻结」的紧箍咒下，新陈代谢的作用完全被勒死了。当年他们得一个硕士学位，就可以当教授；可是现在呢？一位才华卓越的青年学人

得了硕士回来，只能得到一个助教名额！这位学人能当教授却没有机会，许多青年

学人能当教授、讲师或助教，也没有机会，这种「老年人堵在前面，青年人推在外

面」的现状，岂是中国学术教育之福？

九、青年人走投无路，可曾有老先生们替他们讲一讲话？他们没有「十一万五千元」，也没有机会，他们是否也要「恳求高抬贵手」，有混一个「饭碗」的权利？在宪法第十

五条、第一百五十二条里，明定人民有「生存权」、「工作权」，「国家应予以适当

之工作机会」，可是，青年人要问，「适当之工作机会」在那里？他们肯研究、肯进

取、有朝气，肯为一千元就出卖自己一个月的廉价劳力，可是，老先生们为什麽不问

问，像这样的青年，失业的还有多少？「十一万五千元」的保障，每月两千元的利息，

就要大喊「谋财害命」，试问那些没有「十一万五千元」，每月连一千元的职业都找

不到的青年人，该怎麽活法？对这一点，老先生们为什麽装聋作哑不说话？

十、所以，在「学院」里占着房子、领着薪俸、拿着实物、分着津贴的老教授们，实在没有理由再喊「冤」、再喊「谋财害命」，因为早该属於青年人的「财」，已被他们「

谋」掉了！早该属於青年人的「命」脉，已被他们戕「害」了。他们把「学院」变成

了「养老院」和「救济院」，还不能接受年轻人的批评，还要「委婉解说」，还要用

文章、书信、演说来反击、来诡辩，他们好意思吗？他们的「恻隐之心」呢？「羞恶

之心」呢？「是非之心」呢？他们既非漫无心肝的人，在这叁种「心」中，总该有一

种罢？

＊ ＊ ＊

洪炎秋先生的第二个错误是他的待遇菲薄不能研究论。对这种怪论，因为他口口声声呼吁「愿人人都做肥料」，所以，我用一个粗浅的「肥料」的比喻来答覆他：

比如说，一个人提着裤子上毛房，蹲在毛坑上，占着毛坑，当然要拉屎，不管是乾屎稀屎黄屎黑屎，他总该拉。他头脑没用处，思想已臭，但是大便有用处，并且愈臭愈好。大便可以做肥料。可是他占着毛坑，蹲在坑上，却居然死皮赖脸，硬不拉屎。他不拉一大堆，反倒说了一大堆，推托什麽没吃饱、闹胃病、生痔疮或便秘之类，其实都不能成为赖着不拉的理由，更不能以他死後乐捐体供作解剖或肥料的巧计，做他生前霸占毛坑自己不拉也不让别人拉的藉口。这根本是两码事。诗意一点说，他死後「化做春泥更护花」的伟大，并不能抵消他生前「占着毛坑不拉屎」的罪过。

这样说来，装龙的，一定要像龙；装凤的，一定要像凤；蹲毛坑的，一定要拉屎；做大学教授的，怎麽能够不研究？没paper？光在讲台上鬼混一阵就算了事？

何况，「待遇菲薄」的理由，洪炎秋先生自己就把自己驳倒了，他说：

话得说回来，就在这样的中国，仍旧很有些实行着忠臣不事二君，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天关在研究室中工作的教授。我所服务的台湾大学，任何一个学院，都不难找出这类的书呆子。就连被骂得狗血喷头的文学院，一天到晚，孜孜於书斋中的，也大有人在，哲学系的陈康教授、史学系的劳 教授、中文系的王叔岷教授等人，都是有目共赏的好例。

这不是奇事吗？这些「书呆子」为什麽有paper呢？他们为什麽能在讲课、 口之外，还能写paper呢？这不是证明了「待遇菲薄」并不是老不长进的护符吗？

十二月一日，梁实秋先生在「整顿高等教育的几点意见」（「文星」七十四期）的後记里，就指出：

我们处在目前的情形之中不愿有任何怨言，因为待遇最微薄的还不是教师。

我尤愿指出，待遇最微薄的，尤其不是教师中的大学教授，大学教授不但待遇不算最微薄，并且研究的环境与时间，比一般公教人员都来得多。但是试看他们有几个在「孜孜 」的努力工 作？他们只是鬼混而已，无怪乎蒋匀田先生要在「如何矫正高等教育的怪状」（「文星」七十四期）里说：

假使用「焚膏油以继晷」的时间「去搓麻将」，则李敖先生所说的那些怪象，我虽不希望其有，却不敢断其为无了！

十二月二日，乔龄先生在「人才之叹」（「大华晚报」）里也认为：

实际上就有他（李敖）所指责的现状存在，那就是「把持」，……今天不但某国立学府如此，政界亦复如此。

「把持」的现象并没什麽不得了，甚至是人之常情，不过「把持」要「把持」出个体统，不能太使人看不过去。以台大文学院为例，至少十四年的「把持」局面总该有点明显的改进，总该多出几个陈康先生、劳 先生或王叔岷先生，总该把学风的招魂幡「文史哲学报」愈出愈厚，总该培养几个不靠色相和马屁而当讲师助教的青年学人，……可是这一切改进 起码的改进，在沈刚伯先生的领导之下，都毫无成绩可言，所以我说，沈刚伯先生不好再干下去了！他实在应该「引咎辞职」。「引咎辞职」是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它表示自己干不好，放开手，让出机会来给别人干，这是西方人的态度；我们中国人则不同，中国人经常是自己干不好，也不让别人干，自己硬要说什麽「既往不咎」，「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过去的不算，再来一次」，硬要再表演「将功折罪」、「改过自新」，表演「非我来不可」，表演「鞠躬尽瘁，死而後已」，表演「你别急，我总有一天会拉出大便来」。这是很可怕的现象，也是很不要脸的现象。沈刚伯先生似

乎不是不要脸的人，跟他一个调调的老不长进的教授们，似乎也不是不要脸的人，他们应该知道所以自处之道。为他们诸公计，我有四点意思也许可供参考：

一、如可退休，实在可以考虑退休了，你们都是教了叁四十年书的人，难道还教不出一些中年人或年轻人来接你们的手？如果教出来了，你们该「赏」给他们一点施展的机会；如果教不出来，你们该痛感你们的失败，不好再教下去了。

二、如果你们还是赖住不走，你们总该多多发掘一些可以有大作为的青年人，将来在你们「破棺材占冢」的时候，替你们挽救你们所留下的烂摊子，而不要在那个时候，又由一些矮人、奴才和庸才来把持。

叁、你们总该写点paper来抢救你们的声誉，并且发誓此後不再谈「待遇菲薄不能研究论」，该知道这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即使国家对不起你们，你们也不该对不起青年人和学术，何况在这种困难的状况下，国家待你们并不薄！

四、你们应该经常向你们的领导人物学习，你们的领导人物不爱财的沈刚伯先生，从这个月起，每月多拿「嘉新讲座」六千元的补助，我想他一定会拿出研究成绩给我们看看了，他一定该有paper了。十二月十五日，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代所长、我所佩服的刘世超先生，在他的「大学的师资问题」（「新时代」叁卷十二期）里，在批评「李敖君的文章」以後，曾有这样的话：

以台大文学院长沈刚伯先生为例：他虽然年近七十，但他的教书，讲解精审，思想通达；所兼行政工作，事务繁重。我们还可以要求他在研究方面像年轻人一样做斩将搴旗的工作吗？

「李敖君」的答覆是：当然要，为什麽不这样要求呢？他在「研究方面」若不「斩将搴旗」，他还配做文学院长吗？他的教书，「讲解」是否「精审」、「思想」是否「通达」，我李敖没选过他的课，只有天晓得；不过「行政工作，事务繁重」一点，则凡是了解文学院内部状况的人，都知道本院院长的「行政工作」，并非「事务繁重」。

所以，我们相信沈刚伯先生在教书和办公以外、在向于右任老头儿写肉麻寿序以外、在武侠小说惊鸿一剑以外、在读徐复观先生的联盟信和慰问信以外，一定还有馀力写paper，写p-a-p-e-r。就因为他有这种把握，所以不爱钱的他，才抢先接受了「嘉新讲座」的每月六千元的津贴，为穷途潦倒的台大文学院，带来了无限的喜气、财气和光芒。所以说，台大文学院中的老不长进的教授，应该经常向你们的领导人物沈刚伯先生学习，他现在拿起笔 （和钱袋）重新做人了，你们不可不重新做人。新版「圣经」 说得好：「重新做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伟大的『嘉新讲座』六千元，早晚会掉在他的头顶上。」

「文星」第七十五期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

(本文录自「教育与脸谱」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二册)

圣人教育

中国教育有一个大特色，就是拚命鼓励受教育者做「圣人」，希圣希贤，法古今完人。

文天祥少年时候，就是圣人教育的最好榜样。「宋史」文天祥传说他「为童子时，见学

宫所祀乡先生欧阳修、 杨 邦 、 胡铨像，皆谥忠节 ， 欣然慕之曰：『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这种效法圣贤的「欣然慕之」的心怀，从「童子」时代，便进入中国人的心里了。

康有为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康有为小的时候，「有志为圣人，开口辄曰圣人圣人焉，

党里戏号之曰『圣人为』。」後来他的外号，也叫做「康圣人」。这也是一个从小便被训练做圣人的例子。

「做圣人」在理论上，当然满好，「人人皆尧舜」，当然也满好。可是问题是「圣人」

是非常不容易做的：他要席不暇暖、要饿肚唱歌、要杀身成仁、要舍生取义、要讨厌女子和小人、要肉割不正不食、要乘桴浮海、要叁世出妻、要诛少正卯、要把女儿嫁给公冶长、要不许儿子哭出母、要看到麒麟不写文章、要和诸侯的姨太太碰面、要常常梦到周公、要这个、要那个。……总之，「圣人」一做，就必须是与众不同。因为与众不同，方才可成为「人中之圣」，做了「人中之圣」，方才可「俎豆於大成殿之间」，陪孔夫子、孟夫子、朱夫子和百家姓内外的各位夫子吃冷猪肉。

提到吃冷猪肉，资格之得来可真不简单。老实说，它必须经过一大段「非常人之所能堪」的过程：常人的作风总是朝「人情之常」上走路，常人贪生怕死，圣人却要玩命；常人有点自私，圣人却要无我；常人为己也为人，圣人却要舍己为人；常人趋吉避凶，圣人却要赴汤蹈火；常人乱世苟活，圣人却要舍生杀身；常人要改嫁，圣人却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这一切一切常人与圣人的分野，都证实了给我们：圣人是不容易做的，圣人是反人之常情的。训练小孩子做圣人，等於训练小孩子做空中飞人，不摔得鼻青眼肿，那才怪。

「人人皆尧舜」也好、「有为者亦若是」也罢，毕竟是一个理想，毕竟是一个不足为训的大标的。「希圣」「希贤」也要不得，因为「希」得不成，反倒画虎像狗，搅得伪圣伪贤伪政府汉奸遍地。

宋朝养了几百年的士，只出了一个文天祥 ，明朝养了几百年的士 ，只出了一个史可法，其他大都是异族统治下的投降汉，孔曰成仁，孟云取义，又在那儿？这些充分证明了「圣人教育」的失败。

「圣人教育」因为是「非常人之所能堪」，所以常人们只好学的说的写的是一套；而做

的 是另外一套。说简单点，他们总是托圣人之言、行常人之事。这样的教育，怎麽能不教人「人格分裂」？怎麽能不教人变成「两重人格或多重人格」（double personality or multiple personality）？

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平易近人平实可行的小市民教育，慢慢使中国人的

分裂人格趋向统一。到那时候，精神病患者和伪君子一定大为减少，「圣人」们所希望的「郅治」，也就自然接近了！

「台湾日报」一九六五年七月叁十一日

(本文录自「上下古今谈」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叁册)

西餐叉子吃人肉

叁年半前，我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里，曾讲到一个小故事。我说：一个

英国探险家，在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个蛮人竟是英国大学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问这个蛮人说：「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

这个小故事，我所以一再引述，只喜欢它含义的深长。所谓「西餐叉子吃人肉」，它的

思想型模，是「半吊子西化」的一个类型， 是选择性的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然後再「融会」固有文化，做成一个非牛非马不伦不类的配合。其结果，外似「融会中西」，内实狗屁狗屁，并且还常搅得新旧杂糅，社会大乱。

这些「西餐叉子吃人肉」的笑剧，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土人蛮子干的事，世界上许多落後

的民族和国家，也都纷纷闹过这类画虎成狗的窘态。就是我们要把洋鬼子「迎头赶上」的中国人，也闹了很多。并且由於固有文化的牵制作用，我们闹出来的宝相，说他举世第一也不为过。

中国人所闹出来的「半吊子西化」的情况，我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里，曾举

了一些实例，我说： 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六一年的汽车却装着一六九一年的旧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制造着冥纸锡箔？有多少人用着麦克风宏扬圣教佛法？…… 孔夫子的後人穿着新式西装，抽着名贵烟草（洋货），坐在先师奉祀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後人也同样在天师府中服气炼形，或走到广播电台，用科学方法来导引胎息！……这些「中学为体」的臭腐，「西学为用」的神奇，那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那一点不代表我们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

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只不过在就这一类的思想型模提供例子，并未多所发挥。现在我

重申这一点意思，希望我们能从这类「半吊子西化」多找些例子，以为警戒。

只要稍加留意，「半吊子西化」的宝相可多得很哪！试看在医疗方面，从「中药西吃」

到「西药中药合配的药酒」，以至於「中医打针」、「中医学院用西医教材」、「辅仁大学设中医癌症研究所」，试问那一项不是「西餐叉子吃人肉」？

又在工艺方面，从「祭祀用的电灯蜡烛」到「西方乐器加中国鼓角送葬」，以至於「钢

骨水泥的庙宇佛像」、「达克龙袈裟」、「塑胶蒲团」、「塑胶毛笔帽」、「橡皮砚台」、「不臭墨汁」、「种类繁多的叁轮车」等等，又试问那一项不是「西餐叉子吃人肉」？

固有文化所能给我们的，除了空洞名词和抽象观念外，还能有些什麽？挽救固有文化的

结果，除了更暴露它的可怜外，还能得到些什麽？这几个月来，台北的舞厅流行「国乐伴舞」了，可怜的「国乐」！「国乐」如此，其他又何独不然？固有文化是一个衰弱的老头子，我们已无法要求他适应新的生机和生命力。 把他拖出来做太多的招摇与活动，不但害了我们，对他自己也不见得有好处。还是让他局限在博物馆一类的养老院里，安度馀年罢？

「台湾日报」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本文录自「上下古今谈」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叁册)

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魔鬼们坐了冤狱。地狱里都是冤气。

魔鬼们不耐烦了，他们需要一位辩护士。

释迦牟尼佛怕了，他召集御前会议，决定人选。

文殊菩萨说：「我太聪明了。不干这傻事！」普贤菩萨说：「我太老了，不愿意走动。」

观音菩萨说：「我大慈悲，不忍进冤狱平反。」弥勒菩萨说：「我太胖了，我 想做做官。」

最後，地藏菩萨只好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地藏菩萨一到地狱，立刻被阎王收买，整天装聋作哑，卖痴卖呆。

地狱的冤气更浓了！魔鬼们更不耐烦了！

释迦牟尼佛一狠心一跺脚，决定将地藏菩萨撤职查办，另谋人选。

这时候，正好「黄泉社」拍来电报，说阳间有胡适乙名，劫数已至，遽归道山，何不请

他来补遗缺？

释迦览奏，觉得有理。但他问道：

「听说胡适是无神论者，死後漆黑一团，身相不属四大，心性难归六尘，这等好汉，如何能为吾人所用？」

左右大臣面面相觑，列子里闪出唐僧，合十顶礼，献策道：

「胡适当年考证西游记，与孙行者颇熟，何不派孙行者一行，以示天朝怜才之意？况中国大陆上清算胡适，密锣紧鼓，捉拿『胡适的幽灵』。胡适有『幽灵』在，足证其精神不死，虽为无神论者，庸何伤乎？」

释迦大喜，立派孙行者携亲笔函，敦聘播种者胡适到地狱做「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 diaboli），向那十八层顶上胡帝胡天的阎王老爷吹吹风。

孙行者按下云头，火眼金睛，老早望见胡适先生一道阴魂冉冉而来。行者趋前，迎面唱个大喏，笑道：

「博士久违！想当年你写『孙行者与张君劢』，害得我好苦！如今他老头子竟不先你而来，还在阳间为中国文化抱残守缺，可恶可恶。你在阳间不信宗教 ， 反正天堂是进不去了，与其一游魂无归，不如到地狱去，与阎罗抗礼，同陆判分庭，为穷酸吐气，给异端热情，不知尊意如何？」

胡适先生正被那些新闻人物哭得难过，见孙行者拿出聘书，立即欣然同意。

於是，地狱的魔鬼们齐声欢呼。

於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本文录自「胡适研究」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四册)

「胡适研究」前记

胡适先生死在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叁点钟，我写下了这几段文字：「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麽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

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 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十月九号给他的信。有一段说：

「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

在我这封信前两天，他写信约我去南港「玩玩」；在我这封信後二十天里，他先托姚从

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可是他没收到我的覆信，也没见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两年十个月来，我一直没见到他，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如今再

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

这几段文字写好後，我并不打算发表，所以我改写了一篇「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发

表在叁月一日的「文星」杂志里。

＊ ＊ ＊

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後，眼看就快两年了。两年来，真可说是一个既「冷漠」又「吵

闹」的局面。

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生

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乾女婿，是「蟠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倒下以後，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新约」路加第二十二章里，有这样的故事：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耶稣）那人一

夥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

人！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夥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麽！」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

日鸡叫以前，你要叁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後一千九百年，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

新拷贝胡适的亲爱的「彼得」们，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彼得还会羞惭痛哭，还会在日後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可是他们呢？他们都不会，他们只会在胡适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告朔饩羊」，对遗照叁鞠躬以後，一哄而散，坐车回家。

记得胡适死後不久，胡虚一先生在「民主潮」第十二卷六期（五十一年叁月十六日）里，翻译了一篇「民主政治的两种观念」，他在译後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麽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麽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麽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为什麽？这可从胡先生这些年来的处境想像得到的。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徵，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是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围剿胡适」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而更可「悲」者是，「桃李满天下」的胡先生，他的门生高足，际此「围剿胡适」的风暴声中，竟都只会为他开祝寿会，除了一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挺身出来说几句外，很少有人挺身出来为「胡适思想」做一是非辩的！你想：胡适先生怎麽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胡虚一先生这段感叹，还只不过是专指胡适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现在胡适死了快两年了，在这两年里头，胡适的「门生高足」更是安静得可爱了，他们安静地看着，看着那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来开创一个「吵闹」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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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吵闹」，应该从头说起。

民国五十年的年底，我应「文星」杂志编者的邀请，为他们写了一篇「播种者胡适」。

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後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於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於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先生和胡秋原先生；後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任卓宣）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

在「播种者胡适」发表以後，赞同或变相支持我这篇文章的人很多，例如香港「自由

报」的社长雷啸岑先生（马五先生），「中国学生周报」中的若兰先生，「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先生，台湾「作品」杂志中的苏雪林先生，「民主中国」杂志中的牟力非先生，「文星」杂志中的王洪钧先生、东方望先生、田尚明先生，……都是形诸文字的例子。此外在口头上面、书信方面，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和同调。

当然相对的，反对我的浪潮也就澎湃而来，它们的大本营就是我所谓的「叁大『评论

』」：「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在这些刊物上，我陆续遭到许许多多的攻击和谩骂，可是我实在懒得理他们。对「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只写过一篇「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的文字，来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我一概不理。即使叶、郑两先生，我也只答覆一次，当他们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马枪的时候，我也懒得辩驳了。

我为什麽不再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对这两位

先生，从文字上枝节上跟他们辩论是没有用的，也是不能了解他们的。要了解他们必须从 他们的「基本思路」（primordial motives and images）上一刀扎下，从「基本思路」上来探讨他们写文章时的理论背景和「心理运作」（mental operation）的过程。当我对两位先生过去的历史有所了解之後，当我恍然大悟他们的「前期快感」（fore-plea—sure）是什麽主义以後，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说：「算了罢！放他们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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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了「冷漠」和「吵闹」两个局面以後，我觉得我该谈谈「播种者胡适」本人。我

先抄「世界评论」第十年第五期（五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周伯达先生的「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平议」里的一段话：文星第五十四号还有胡颂平先生底「适之先生康南耳君传的最後校改」一文说：「先生又给我十二本未曾校改的康南耳传，一张便条，用红原子笔写了下面的字样：『校改本，送给徐高阮、毛子水、台静农、姚从吾、台大图书馆、成功大学图昼馆、李敖，蒋孟邻、沈宗瀚、钱天鹤』。先生吩咐我：等这两天院士会议忙过後，请你照我最後的校本改正後，分送给他们。」据胡颂平先生说：这大概是胡适之先生逝世前一天五时四十多分钟的事。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李敖这位年轻人，在胡适之先生心目中的分量，可能还在蒋孟邻先生之上，因为胡适之先生用红原子笔写的次序，是先写李敖，而後写蒋孟邻的。关於这件小事，我　能做如下推断：其一、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其二、是李敖所作的「播种者胡适」（本年一月一日）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本年二月一日）这两篇文章，深为胡适所赏识。否则，胡适恐不会这样看重他的；即令李敖为胡适的世交晚辈，也必是胡适认为这两篇文章作得好才如此的看重他的。果真这样，那岂不可见胡适之先生也在鼓励青年人如李敖者骂人吗？我相信今後注重考据的人，或许会考出这个秘密。这段令人发笑的「推断」，简直荒谬得不值一驳。

其中有一点，所谓胡适「深为」「赏识」我这篇「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觉得大可不必请「今後注意考据的人」来「考出这个秘密」了，请读读杨树人先生的文章就得了。杨树人先生在今年二月一日的「文星」七十六期上，发表了一篇「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後的叁年」，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一天下午，我应召去他市内的寄寓，商量一件公事。我很快的结束谈话，好让他静养。可是他止住我离开，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问我曾否阅读这最近的一期。我知道这又是一桩淘气的事，我急忙设法推开，我说：「先生，我现在的范围很窄，是凡与我本行无关的，我就懒得看它！」「不，你应该看看这一期。」他一面说，一面打开杂志指给我看，并且拿起一支原子笔准备画。「你看，这说的什麽，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他一面指给我，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情绪已是颇不开心。这大概就是周伯达先生所说的胡适先生对「李敖这位年轻人」的「深为」「赏识」罢？据钱思亮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死後，他整理遗稿，发现了一封胡先生读了「播种者胡适」後写给我的信，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先生的近亲好友「妥为保管（封锁？）」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这个收信人还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叁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

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 好在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

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胡适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名朝山香客，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真面目，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值得一个搞历史的人去结一结帐。基於这个理由，我除了写一部「胡适评传」外，决定再印行这本「胡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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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胡适研究」，共收了我自己七篇文字：第一篇就是「播种者胡适」，这是一篇

重要的文字，一篇「祸首」。第二篇是「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可惜这篇文章写完那天，正是胡适「遽归道山」的日子，胡适生不及见，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这两篇文章都有许多和它们有关的文字，可是限於篇幅，我只能挑出八篇，做为附录。 第叁篇「叁人连环传」，是写梁启超、胡适、徐志摩叁个人的。这种连环写法，也许可给传记文学开一个有趣的例子。

第四篇就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最为某些人所欣赏，

他们觉得能用这样少的字数、刻画出这样多而深刻的意思，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对这篇文章也颇得意。不料居然引起读者刘星先生的误会，在报上痛骂我，我只好把这种批评，请到这篇文章的背後，做为附录。

第五篇「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是写胡适的一段思想变化的历史，可算是「胡

适评传」中的一小节，这段历史，我在「胡适评传」中还要细细写到它。

第六篇「关於『胡适文存』」，是一篇「特殊的」书评。最初登在「大学杂志」，後

来删了一部分，改登「自由中国」。这本是我高中二年级时候所写的一篇文字。胡适先生後来告诉我说：「雷震特别写信给我，推荐你这篇文章。」

第七篇「评介『丁文江的传记』」，也是一篇书评。对这本书缺点的指摘，我本已写

了一封信给胡适先生，可是他在出版时都没有改正，我颇为失望，也颇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未免不够虚心，他只是笑嘻嘻地跟我说他看过我的信了，如此而已。总之，对「丁文江的传记」这本书，我觉得它是一本缺陷很多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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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完这本小书以後，我感到一种轻快。胡适先生跟我压根儿没有什麽「深厚的世交关

系」，我也不是张铁君发行的「学宗」（叁卷二期）中所称的「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但胡适跟我之间，有许多缘分却是事实。这些事实将来我总会把它们写出来，不过那也许要在「天下太平」之後。现在我只把这本「胡适研究」先印出来，用来怀念这个去世已经七百多天的老人，一位时常要对我皱眉头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