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 页

五十叁（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在台北

关於「胡适评传」

民国四十六年（一九五七）的叁月一日，我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 ------------「从读『胡适文存』说起」（现收入「胡适研究」，改题「关於『胡适文存』」）。文章发表後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着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那时我已有给他写本传记的意思，但是我一直没跟他提起。我只提到几部批评他的书，像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任卓宣）的「胡适批判」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等。对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对叶青的「胡适批判」，他回忆说：「二十多年前叶青写完了这部书，寄了一套给我，要我答覆，我本来写好了一封信答他，後来一想：叶青在书里说我不必盖棺，论就定了，在他眼中，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麽呢？所以我一直没有理他。」

如今，七年过去了，胡适之从生龙活虎转入墓草久宿，从声容笑貌变成一棺孤骨。但是，每当我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走上了胡适的坟头，我都彷佛听到一种熟悉的声音在向我感叹：「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麽呢？」

於是，我又捡起七八年前的心愿，想给胡适写部传。不过这回不再是一本了，我决定给他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我要用这一百二叁十万字的大传记，让「死掉的人」重新「活过来」，让他重新「说些什麽」（注一），也让我们「说些什麽」。

我所以发愤由我来写这部传记，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看到别人迟迟不肯动手，或做得实在令人不满意。在胡适生前，我读过胡不归的「胡适之先生传」；在胡适死後，我看过毛子水的「胡适传」。这些简陋的传记都出於胡适的学生之手，基本的姿态都是维护他的，或是只有颂扬没有批评的，同时在史料处理方面又过於粗疏，难免有很多错误。

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着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是近於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颂扬的（eulogy）。 两类共有的毛病 ，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於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英国的大政治家克伦威尔曾骂给他画像的人说：「画我须是我。」（Paint me as I am） 这句话，可以给任何想给别人「画像」的人做为警戒。胡适之不是轻易被了解的人，所以他也不容易被论断，没有受过严格的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的人，没有学会呼吸新时代空气的人，是没有办法给他「画像」的。

做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做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後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所以，可以这麽说，这部「胡适评传」，不该单是胡适之个人的评传，它是时代的评传，它是以胡适为主角之一的时代的评传。

所以，很可能的，许多人看了这部评传会感到惊讶骇异，从正文来看，它可能是文学的；从脚注来看，它可能是历史的（注二）；从夹缝来看，它可能是无孔不入惊世骇俗的。它的结局是：君子既不喜欢它，小人也不喜欢它，只有跟李敖一个调调儿的，才会喜欢它。

但这都没关系，这都不影响这部评传的方向和进度，一个载浮载沈的传主，被一个乱蹦乱跳的作者来写他、昼他、捧他、　他，这该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新尝试。　　只有在新时代里才能肯定这种尝试，只有这种尝试才能延伸另外一个新时代。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死後二周年的深夜

注一：我热烈希望凡是和胡适有关系的人，都能帮助我这个使他「说些什麽」的计画。这意思就是说，凡是知道或保存有关胡适的言行、文件、信札、图片、稿本等材料的人，都欢迎能够提供、惠借，好使这部评传增色。在传记文学不发达的中国，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试问能有几部一百二叁十万的传记来收入你所知道或保存的材料？所以请你不要错过这个广布流传的机会。

注二：我尽量不在正文里掺入繁琐的历史考订，我的目标是「正文轻快，脚注详细」。这种做法是一种费力不 讨好的工作。我所以不能放手写文学式的正文，而要兼顾历史性的脚注，乃是因为有关胡适的基层史料 工作还没有人做好，所以我不能自自在在的走史特拉齐（Lytton Strachey）、莫洛亚(Andre Maurois）等人的路。

李敖给胡适的一封信

适之先生：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 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地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 人，他们怎样在长成、在选择、在迷乱，最後怎样在制式教育 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几岁起就在山东做叫化子，後来替人赶马车，流浪到关外去，叁百六十行中至少干过十分之一，还有「外一 章」做过土匪，一次负了伤，躺在土坑里穷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讨了她做老婆。我爷爷也是个ＰＴＴ，从此洗手从良，几十年後，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银楼。我奶奶真能生，独力生了 十二个（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她是热河人，我爷爷一生气就骂 她「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可是「丑妇」颇有眼光，至少她说动了我那目不识丁的土匪爷爷，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师 大学堂。

「老二」在民国九年入了北大国文系，他的同班陆侃如魏 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没有，一毕业，十几口的家就累了他，使 他放弃了吉林送他留学的公费，使他在抗战时逃不到大後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动了（九一八事变後我们全家到北平，我父亲到处 找事都没头绪，他去找过你帮忙，可是你没见他，他很失望，所以 後来一提胡适之，他总是唔呀唔的）。後来他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办移交的表现，居然使一位朱九爷赏识了他，此後一 直保荐他，直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在胜利後从 书堆里掏出一张马占山开给他担任敌後工作的证明，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

日本华谷中将（？）为了打击王克敏，说我父亲贪污，一年监狱审问竟找不出证据，出狱後王克敏为了酬劳他的「尽职」， 给他做华北禁烟总局的局长，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 干了，急流勇退，是他聪明的地方。胜利後北平大抓汉奸的当儿，他却安然化名在东北营城煤矿做他的总务处长！

抗战时没逃到後方，他颇以为憾，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决定先跑，跑到台湾来，箱里的老底子全折腾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 信他没钱，按说我也不相信，但我发现早上起来必须要用盐水代替 牙膏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了。

我父亲有意埋葬他过去的历史，重新检起他在北大刚毕业 时的行业，在中学教起书来，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怀疑的，可是他 的口才与办事能力我还看不到有谁比他好，他看到他旧日的老同学，凡是不为家累逃到後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监委，他 的学生也做了次长了，他似乎不无感慨。他是一块做政客的好材 料，他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挥所长，所以就安心做了一个好老师。

他死的时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长以下两叁千人送丧的场面，那时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师表，人人歌颂他，同时痛骂那「不磕 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我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吾往矣」的勇敢，如果你要找寻一个「我对於丧礼的 改革」那篇文章的试验人，你一定无法阻止我的自荐。但是当我反 抗我的长辈们逼我磕头的时候，在我脑袋里打转的还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诗「礼」！

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事，那时我刚二十岁零二天，可是我 觉得我已长成了。

二十年间，我那叁姑六婆化的家庭与颇识时务的父亲并不 能给我什麽脱俗的影响与身教，正如一般中产阶级的中国家庭一 样，在这种环境里按说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叛徒，可是我毕竟以这种身分出现，当我父亲眼睁睁地看我退还 他的压岁钱宣布「不过旧历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 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 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 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 贵，我的姊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缉　中学（就是你教过 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儿子，我向他笑着 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 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

从一九叁五年以後，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 不能「引导」他，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 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的书架上，客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 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 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傲，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

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 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 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麽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党！

他到台湾来就被发现，他的妹夫叶明勋保了他，他没被捕，也不能活动，很苦闷。住了几年，读了些书，居然也有点自由 主义的倾向，所以更加苦闷。一天夜里他又喝醉了酒，竟向他的小 知己大哭，他对我说：「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麽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 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 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 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 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 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 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 了另外一个远景，（多像丁文江！）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 痛快得多了！」

那时候，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 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叶明勋也为这事丢了官，两年以後，严侨 竟死在火烧岛。在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六十八岁条下写着：

元旦，长孙以侨生，字曰彦国。先生有诗云：「神州需健者，勿止大吾门。」又云：「震旦方沈陆，何年得解悬？太平 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可是神州的「健者」那儿去了呢？在「重泉」底下，他能告诉他祖 父什麽「象」呢？严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 使我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严侨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 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一次帐。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叁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 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 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徒弟，竟在几年後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 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 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作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後，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 的事。就老一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麽大的 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道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着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热，四十一年十月一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你，那时我才十七岁， 对你免不了多少有点「人身崇拜」。从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在 「中副」发表文章驳太希的「胡适旧诗词」起，我陆续写了不少介绍你的思想的文字，那些文字现在看起来虽然太糟太滥，但是动机 却很单纯，为了我深受过你的影响，我也愿意别的青年人认识 一下胡适之。

当时许多人笑我，奇怪我为什麽不写点别的？为什麽专门写关於胡适之的？甚至有的朋友开玩笑说：「李敖是吃胡适饭 的。」

对别人的误会我很难解释，他们不晓得我「宣传」胡适思 想，是因为我在右派左派国粹派中有过很长一段的矛盾，他们不晓 得我对胡适之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不能容忍别人乱骂你或乱捧你，因此我很费力地写了一阵子文章，希望人们看 看胡适的真面目，虽然我那一阵子的表现可能费力不讨好。

等我又大了几岁，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的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 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 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 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 「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使我在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纪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 着很盛行的「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 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 席」、「钧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 「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叁下四，我 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 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 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傲，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 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的「自毁主义」 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麽，但是他们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 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使他们气得 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 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 素的　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後毁灭关头绝不轻言屈服」，这一点总可得「最佳勇气奖」。好在我对自己目前的韧 性还算满意，我从军队里走回来，还是无党无派无宗教，还可以很 神气地写这封长信告诉你，我还坚守我们的岗位，在你大博士的领导之下，一同长期发展、一同宣传自由主义、一同歌颂马维君的美 丽。唯一不同的是你是头儿，我却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 理，想想「宁下勿高」的哲学，也许我比你还痛快。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囊 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 是身外之物，你对人的体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钱是可爱 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 吹「一介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这麽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麽就让我把 它做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 明年叁月十二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狷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真是再好没有了！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一种表达的 方式。

李 敖 六一年十月十日夜深。

〔附记〕　　这封信中关於我父亲那一部分，由於吴焕章先生 提供出文件，我已修正我的看法。我在「李敖自传」（「千秋评 论」第二十一期）中说：「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 节，我对他也一直有所误会。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我写信给胡 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後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秘件，转到我手 中，我才明白了真相。」我希望读者看了我给胡适的信以後，重读 一下我那篇自传。（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

给杨贵妃的一封信

玉环女士：

你我萧条异代，生死幽明，你不知道我是谁，我知道的你，也极有限。我从陈鸿「长恨传」里，知道你是唐明皇派高力士「潜搜外宫」搜到的杨女儿；从白居易「长恨歌」里，又知道你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选在君王侧」的杨家小姐，但我後来一查，这全不是真的。你根本是唐明皇第十八个儿子寿王瑁的妃子，唐明皇其实是你公公，他横刀夺了儿子的爱，以一国之尊，却做了扒灰大王。你的老公可真多情多得捞过了界！

你是唐朝第一美人 ，你压倒群芳， 使「六宫粉黛无颜色」，使女人在你面前降低地位，但也由於你的缘故，「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而使女人在男人面前提高地位；中国男女不平等的观念，由於有了你，居然一时出现了「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的民谣。可惜你当时只提倡「妃权」而没有提倡「女权」，如果提倡了，当时男女对跳「迪斯可」了，谁还要舞「霓裳羽衣曲」呢？

当然上面这些，都是指四海无事时候说的，一旦「渔场鼙鼓动地来」、「千乘万骑西南行」的时候，你的老公、你的周围，立刻又变成百分之百的男权世界，他们国事败坏，不归罪於他们玩女人，反倒归罪於被玩的女人，而将你一代红颜，勒毙於乡土。你生不能当母老虎，死反做替罪羊，身世实大可哀。说来说去，这都是你被老公「霸王硬多情」的下场。

唐明皇同你山盟海誓，说什麽「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但在紧要关头，他却不能同生、不能共死、不能横刀救美，反倒自己逃难去了。他这种作风，实在一点也不男性化，而是十分君主化。後代的诗人袁子才，批评你老公的懦种行为说

到底君王负旧盟，

江山情重美人轻。

实在一针见血。後代的另一诗人自我期许「不爱江山爱美人」，但他既无江山，又乏美人，光说不练，等於白说。真正做到「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是英国皇帝爱德华第八，他宁肯不要江山，也要美人，改行做了温莎公爵。可见江山美人之间，能抱住该抱的，中土以外，大有其人。只可叹你玉环女士生不逢时，又不逢地，风华绝代，竟为伧夫俗子老油条薄命，真大大划不来。「长恨传」里说唐明皇跟你又发誓：「愿世世为夫妇！」天啊，又来了！这样不可靠的家伙，下辈子还能嫁他吗？去他妈的蛋罢！要嫁，也来个贵妃和番，嫁给温莎公爵，再也别「唐明皇，胡子长」了！千万！千万！

哀

贵妃者 敬上

「中国时报」 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

(本文录自「李敖文存二集」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六册)

冷眼看台湾

不为贤者讳，却为汉族讳

我编著的《二二八研究》、《二二八研究续集》、《二二八研究三集》出书之

日，林浊水和黄美英为了买书，到我这边来。浊水老弟几年不来往了，上次来往还

是他在党外做编辑时代；现在已是新潮流系大员了，并且是民进党第三届中央评议

委员了。

聊天时谈到吴凤，浊水老弟侃侃而谈他怎么一手策划拆毁吴凤铜像的事，对这

一“倒吴”行动，他颇为自得。隔着办公桌，我笑着向这位小老弟和小妹妹朗诵我

在铜像被毁第二天所写的一段文字：“吴凤故事本是人类中罕有的伟大动人故事，

纵与史实小有出入，也不该引起高山族的自卑感，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杀人；更不该

引起台湾人的政治作用，因为吴凤根本就是台湾人。但在无知与褊狭的盲动下，却

有人刻意要摧毁吴凤，并从铜像开始。他们不知道，所毁有甚于铜像者，是他们毁

掉了历史与正义，他们毁掉了台湾人史无前例的一个义人，和永不再有的伟大动人

故事。”朗诵完了，我告诉他们：如今有人口口声声根据《台湾通史》，但若说吴

凤“杀身成仁”，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制造的神话，这种人，显然是不真读《台湾通

史》的，因为《台湾通史》明明指吴凤是为汉族“杀身成仁”的，一个人为他本族

“杀身成仁”，还不伟大吗？立个铜像值得拆毁吗？至于吴凤对异族，我也看不出

来有什么不对，请异族不要猎人头，这是与人为善啊！这是人道主义啊！这种人的

铜像，也要拆毁，这是干什么啊？

浊水老弟不否认“倒吴”计划是他们的政治目的，在三月五日出刊的《新潮流》

第二期中，他没有就吴凤真伪问题横生笔墨，但他写道：“中国视野为什么不可以

‘以台人治台’呢？汪公纪说：因为‘台人恒自视为异族’！”“当我人为俞国华

最近把国民党来台统治说成满清人关，而张口结舌时，如果也回头看看近五十年前

江公纪给陈仪的信，就该明白台湾人、中国人是两个异族的立场，在‘中国视野’

中原是源远流长的！”“中国视野既然如此的血脉相连，我们也才骇然于贤者李敖

说台湾人民追究陈仪的血债是‘恩将仇报’的话，和专制王朝老管家俞国华令人毛

骨悚然的‘满人人关杀汉人不必道歉’的说法是何等相亲，甚至是更令人惶惑了！”

浊水老弟这此“惶惑”，我看来看去，觉得实乃自怜使然。汪公纪所说“台人

恒自视为异族”，是指台湾人自己这样自视，他只是综合此一印象转述而已，他汪

公纪自己并没这么说；至于汉人俞国华的满人杀汉人论，其重点似在强调改朝换代

时的杀乃当然，重点不在谁满谁汉，历史上人关杀人者，汉人还不愁不考前三名吗？

我在这里，并无意替这些国民党老官僚个个澄清什么，我只是澄清文路与史实而已。

浊水老弟在“中国视野”上把“贤者李敖”跟这些国民党老官僚等量齐观，他不为

者讳，我欣赏他的质直。但我要反问一下，究竟“中国视野”，又有什么大逆不道？

台湾人的祖先郑成功，是我最佩服的英雄好汉，他在“满人人关”，不甘于“汉人”

陵夷，因而占此山川，“做遗民世界”以谋重返中原，这种“中国视野”，当年留

在大陆的汉人，都望尘莫及的。降至吴凤时代，台湾已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是典型

的汉族，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也是今天标准的台湾人，他为台湾人而死，今天的

台湾人却煽动异族来掀他的铜像，可见这种视野，连台湾人视野都不及格，而是异

族视野耳！当然台湾人是不自视为异族的，但是伐同党异如此、对吴凤忘恩负义如

此，陈仪又算老几啊！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给我的台湾人朋友

从历史上和地理上，观察任何岛国，都会发现它有异于大陆国家的一些特色。

特色中最突出的，就是岛国中民长的人，他们往往有一定比例的“岛国的褊狭之见”

（insular prejudice）。这种褊狭之见，大陆国家也不是没有，汉朝时候，中国西

南地区有夜郎国，他们的国王见到汉朝使者，开口就夷然曰：“汉孰与我大？”

（“汉朝的国土跟我的国土比起来，哪个大？”）当时的夜郎国，范围包括今天四

川南部、云南东北、贵州西北，比许多岛国大多了，本钱也比许多岛国十足，但终

未免于“夜郎自大”之讥者，原因就在它不知别人之大和自己之小，它的看法是褊

狭的，在博大的眼光观照下，褊狭是一种病。这种病，身在其中的人，往往不会觉

得。不但不觉得，反倒常常因为别人指出病情而愤怒，高叫别人对它缺乏认同感。

这种小家子气，正好为这种褊狭，提供了新的活证。

有“岛国的偏狭之见”的人，并非不可救药。英国就是岛国出身，但它能用博

大的眼光，观照自己，它有健康的成长历程。在这种历程里，它以大陆国家的雄风

豪情，搞“海陆大餐”。最后，英国虽是岛国，却非常四海，它变得比大陆国家还

大陆。

比起英国来，其他岛国的成长，就多有问题，其中日本是最要命的。日本人凡

事“日本第一”，本领和能力，举世左袒；但在小家子气上，举世也无出其右。日

本人是“岛国的褊狭之见”下的最大病号，这一病情，有博大眼光的世人，人人皆

知，只是日本人不自知，因而自误误人，至今未已。

台湾本来是一种“陆沉感”的产物，这由郑成功首开其端，可以得见。但是神

州陆沉之痛，并没使郑成功失掉雄风豪情，而去专求没出息的独立，郑成功只是把

此一山川，辟做“造民世界”而已，他的目标绝非坐视陆沉，而是要有以重光。郑

成功死后，清朝接替了明朝的香火，甲午之战，台湾割给日本，从陆沉又变成了岛

沉，问题愈发复杂。台湾人在日本人统治下，饱受“岛国的寞褊狭之见”，历五十

年；接着是国民党又来加工再造，历四十年。前后九十年的折腾，使台湾人的“岛

国的褊狭之见”，更形扭曲。这种扭曲。由今天台湾人在国民党统治下见解混乱、

手足失措、人格分裂等现象上，已经看得一清二楚。台湾人的前途，如果有的话，

必须有赖于高明之士的觉悟，和由这种觉悟带动起来的巨浪与新潮。

我从十四岁到台湾，三十六年来，认识台湾人无算，能够超出“岛国的偏狭之

见”的台湾人，也结交不少，这种台湾人一旦脱颖而出，他们比来台湾的外省人高

明，自不消说。这些朋友中，林永丰医生兼具博学、诚恳、乐善、勇敢等多方面的

美德，如今他能从“良医”转向“良相”的路，这种觉悟，是很动人的。十六世纪

缪瑞尔（Gabriel Meurier）说：“良医之良，在能自医。”（He's a good docto

r who can cure himself．）林永丰医生自医之未足，又想“良相住国”，帮助同

胞同登彼岸、共渡迷津，这是更动人的发展，值得我们最大的注视、最响的掌声。

现值他的新著出版，他要我写一点话，乃发悦耳之音、成逆耳之言，给我的台湾人

朋友。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附记]林永丰的新著名《二二八医界再出版》，即将出版。

选翁金珠的道德意义

在日本人统治下，台湾人是亡国奴；在国民党统治下，台湾人是民国奴。

虽然做亡国奴，日本人还给了台湾人办报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成立新党的自

由。……可是，当了民国奴以后，国民党连这点自由也给收回了。--做民国奴还

不如做亡国奴！

做亡国奴时候，台湾有“戆人歌”流传，歌里说：“第一戆--选举兼运动”，

意思是说：虽然日本人也搞什么选举，但是好人还是常落选的。因此，好人去竞选，

就未免有点“戆”。

做民国奴以后，国民党不准台湾人搞选举（不准选总统、不准选省主席、不准

选院辖市台北、高雄市长），只准台湾搞小选举（选个县太爷、省议员之类），等

于鸡肉给吃了，丢下鸡骨头给你抢。在小选举中，还做尽手脚，不让好人当选。所

以，好人去竞选，还是常落选的、还是未免有点“戆”。岂止有点“戆”，简直更

“戆”。因为国民党要用“选罢法”“戒严法”等整人，--民国奴去竞选，要比

亡国奴多付代价！

虽然如此，总得有好人出来，好人绝不沉默！

刘峰松是好人，他绝不沉默。五年前他参加竞选，国民党抓走了他，判他三年

六个月。在坐牢期间，他的太太--又一个好人--翁金珠“代夫出征”，又竞选。

现在刘峰松出狱了，国民党依非法的法律，剥夺他登记参选的自由，前金珠再一次

走上前台，--这对可爱可敬的小夫妻，他们绝不灰心，他们又来了！

他们又来了！但他们是多么不同：别人虚伪，他们真实；别人奸诈，他们诚恳；

别人是政客，他们不是；别人骗选民，他们不骗；别人一人两副面孔，他们两人只

有一张。

在大同小异的候选人中，这对可爱可敬的小夫妻，他们是那样出类拔苹、那样

有特色，在肮脏的政治中，他们坚持理想主义，出淤泥而不染，他们的道德是最高

的，他们想用参选来标榜、来示范、来教化苍生。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失败了，

第三次又来了，他们可真有点“戆”。

好人有点“戆”，岂不感动人吗？“天公疼戆人”，我们也疼戆人，让我们替

天行道，把票投给他！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别为盗贼上条陈！

五月二十九日《政治家》上有“读友来函”，说：《中国论坛》这一期（五月

二十五日出版）刊载了康宁祥参加该刊所举办的座谈会纪录，对国民党新内阁，康

宁祥‘很认真的’提出了对内、对外、财经和文教等四方面的问题和建议。”“古

今中外的在野者，对于执政当局表现出的态势，除了丑化、批斗之外，就是挑衅与

警告。能够这样的提供中肯剀切的建议，真是不可多得啊！”我读了这一投书，总

觉得这位读者在立言基点上，就发生了根本错误。

“古今中外的在野者”对“执政当局”是哪种态度，其实要看“执政当局”本

身是那种态度。如果这种当局根本是不可与言的，那么同它说话，就统统是废话。

国民党是一个不可与言的集团，我们对它的警告也好、劝告也好，它都是不可能改

变的，改变就不是国民党了。大家以为舆论可以影响国民党，这完全错误，国民党

根本不看你的，也不听你的，国民党的压力团体在美国在议院、众议院，根本不在

台湾。以为国民党听人劝的人，完全高估了自己，国民党哪里会采纳民意？（它若

肯采纳民意，也不会丢了大陆，给赶到台湾来了。）国民党的民意管道绝不来自舆

论，甚至也不来自他们自己包办的舆论，他们的管道完全来自贴身那几个宦竖意见

而已。我承认国民党不能改变，我写文章的目的也绝不是要国民党改变，而是让我

们知道国民党怎么错，我们不要这样子再错。你国民党也不要以为你干的坏事别人

不知道，我们给你写出来，给你遗臭万年。

认为国民党可以听人劝而整天恭恭敬敬提出“问题和建议”的人，根本是一厢

情愿的糊涂人，也是自失在野者立场的人（至于说“提供中肯剀切的建议”志在博

得国民党的青睐，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要相信他们，我们要卑视他们，因为他们

有失在野者的骨气，丢了在野者的脸，也弄拧了自己的尊严。向“执政当局”提建

议，根本是一种落伍的套子，这种套子是古人上万言书的翻版。但纵使上万言书，

也得看看对象，如果对象“望之不似人君”，则在传统说法，这不是上万言书，而

是“为盗贼上条陈”。“为盗贼上条陈”，是任何有志气的古人所不屑为的。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日

民进党员怎样给人民看得起

三月十三日《中国时报》上，登出由民进党中央常务委员康宁样“进行安排”，

“主动求见”国民党行政院长俞国华的事，这是一种民进党员很失礼的政治行为，

很令我们看不起。不料在“主动求见”后，他们还招待了记者，《中国时报》描写

说：“在与行政院长俞国华进行面对面的谈话后，民进党人士昨日洋溢着兴奋之情，

畅谈着与俞揆见面四十分钟的种种细节，其兴致之高昂，使得整个记者会上，同时

也感受到发请他们身上的快意。”这也是很失体的政治行为，也很令我们看不起。

记得段海光先生有一次向我感慨说：很多在野人士整天反对国民党的大员，但是却

老是请求大员接见召见，见过以后，引为殊荣，津津乐道，这真是在野人士的羞耻。

海光先生的感慨，我至今难忘。

也许是为了平衡一下这种“主动求见”的失体，三月十一日的亲康系《自立晚

报》上，登出所谓《‘阮是开拓者，不是憨奴才’--康宁祥等为地方自治法制化

致俞院长书》，其中有一段话令我惊异，这段话是：

国民党口口声声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然而三民主义中很重要的地方自

治的内涵，都不能在台湾岛上实现，那么，说要统一中国，不是大笑话吗？乍看起

来，这段话没有什么不妥，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国民党口口声声要‘以三民

主义统一中国”’的笑话，难道只是国民党自己干的？难道做这样指摘的康宁祥自

己，毫未参与么？

我是绝不健忘的人，不健忘的人只要一拿出证据，一切真相便可大白。国民党

搞“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笑话”，起源自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成立的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当时成立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何应钦，委员九

十人人，其中康宁祥之名，赫然在焉！这一证据，不但见于当时各报，且见于该同

盟正式出版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简介”第七页，由此可证“以三民主义统

一中国”，固然“国民党口口声声要”；而民进党的中常委康宁祥者，亦未尝不口

口声声要。七年后摇身一变，把“笑话”全部栽在国民党头上，这种政治道德，是

失体的。

一起作恶，然后自己脱身，把罪过全部归给别人或同党，这种政治道德，本是

国民党员陶百川、徐复观之流的惯技，是我们看不起的。民进党若想跟国民党不一

样，首先要建立不失体的政治道德，揭发真相，谴责那种跟国民党一起搞“笑话”

的人，这样人民才看得起民进党。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六日

弟子多变，吾不欲观之矣！

自从康宁祥推出《八十年代评论》批李专号后，我表示：由于他们动员了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