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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公然谈论“那家有女初长成”，不怕身边“狮吼”，不亦乐哉！

■ 不必在女友的父母前装孙子，不亦乐哉！

■ 不必朝背夕诵：“你是我冬天的太阳，夏天的冰淇淋……”，不亦乐哉！

■ 不必在公园里望眼欲穿的等候芳驾，不亦乐哉！

■ 不必昧着良心去抚摸女友赖头的小弟弟，不亦乐哉！

■ 可写《不交女朋友不亦乐哉！》而不怕被罚写《悔过书》，不亦乐哉！

我是“善霸”我怕谁

李敖曾经自嘲自己是“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于是他做了一个真正的异端者。因此我们看来看去，离不开的总是他的冷眼。1 9 9 7 年，在李敖 6 2 岁的时候，他也开始回忆了。他说，“我自感身处乱世，却一生倔傲不逊、卓而不群、六亲不认、豪放不羁、当仁不让、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挠、勇者不惧、玩世不恭、说一不二、无人不骂、无书不谈、金刚不坏、精神不死，其立德立言，足以风世而为百世师，故欣然同意开写……”故有现在这本《李敖回忆录》。

《李敖回忆录》恣意放肆得淋漓尽致。有人说过一句名言：“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因为他独来独往，高兴骂谁就骂谁，就能骂谁，就敢骂谁，就毫不顾忌任何人地骂谁。他没有老板、没有上司、没有朋友，以一笔在手六亲不认，多痛快啊！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

李敖，确实是值得羡慕的。他还自称自己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

三毛、金庸与伪善

1 9 7 9 年我复出后，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后，平鑫涛说：“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请她来了，就是三毛。”于是他把三毛介绍给我。三毛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一种“秀”，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三毛以外，还有金庸。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 “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三毛和金庸在生计上都没问题，但他们有钱也不敢痛斥伪善，可见对伪君子说来，有钱和敢于痛斥伪善并无等号关系，而李敖能从挺直腰杆进入痛斥伪善层次，也是不容易的。

柏杨等与忘恩负义

我做“善霸”，一生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仇必报，绝不“算了”。我常说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因为这种人是非不分明。我一生中，对三个忘恩负义的人，都予以教训，三人都被我“写书伺候”以代 “大刑伺候”过。他们是柏杨、林正杰、彭明敏。我有恩于柏杨，他受难时大力救他，我自己后来坐牢的原因之一，就是官方恨我义助柏杨。他出狱后疑神疑鬼，怀疑我与他前妻有染，因此对我不由分说，径行恩将仇报。高信疆透露此事给我，我对柏杨大为光火。我愤愤对信疆说：“柏杨也许可以怀疑我李敖的道德标准，但不可以怀疑我李敖的审美标准。- - 柏杨的前妻很多人觉得很漂亮，但根本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我又愤愤说：“美女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去的人；明星是最后知道自己过气的人；王八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婆偷汉的人；…… ”信疆一再劝慰我，我余怒未息，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研究》拆穿柏杨。至于林正杰，党外时代我有恩于他，我帮他第一本党外周刊- - 《前进》打天下，几十万稿费，一文不要，他因此有钱买了房子。后来他为政治目的，竟勾结起连联考程度都不足的手下国民党情治人民联手造谣，诽谤起“李大哥”来，被我一面写书予以拆穿真相，才是我工作的主力。我不但自己拆穿，还鼓舞并协助“同好”一起拆穿，一面告到法院判刑。十年以后，他为林洋港助选，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对过去的冒犯，他自知理亏，面有惭色。至于彭明敏，我在台湾人受欺压时代，曾为他仗义。因他坐牢，他自述那段与我罕为人知的患难交情后，曾经写道：“我受难期间，他( 李敖) 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永铭于心，至今仍时时回念感谢。”但是，二十多年后，在“台湾人出头天”后，他却出书删去了李敖，把“厚情和义侠”的外省人出了局。对如此忘恩负义之人，我写了一本《你不知道的彭明敏》拆穿他。或问如果时光倒流，我是不是还会帮助这三个人，我的答复是还会，因为当年对他们的义助，是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是冀望有什么报答。但按人间常理，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怀德。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怀德，反倒恩将仇报，这就未免太逸出人间常理了。古代“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禄亦弗及”之外，居然还被他帮过忙的人倒打一耙，这恐怕纵是介之推，也是咽不下这口气，要写一本书拆穿了。

谁也难逃吾网恢恢

因为我自己要做有力量的好人- - “善霸”，所以被我“整”的对象，不分中外、不分老少、不论省籍、不论生死，凡是被锁定的，就难逃吾网恢恢。我最拿手的本领是口诛笔伐，不论动口动手，都出之以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造化之妙，臻于极境。但造化之中，却充满机智与喜感，例如我骂国民党，用的是这样表达：

国民党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如包庇财阀是也) ；“政治问题，法律解决”( 如以法律绳异已是也 ) ；“法律问题，经济解决”( 如法官收红包是也) 。国民党总是不能恪守本位。

这样用短短二十四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形态，何等机智，何等喜感！

又如：

国民党对大陆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陆” ；对台湾力所有逮而淫之，正是“手淫台湾”。一切政治上的波谲云诡，一经此八字分析，立刻全无剩义、真相大白矣！

这样用短短八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心态，又何等机智，何等喜感！从二十四个字写形态，到八个字写心态，一经落笔，立刻单刀直入，一目了然。这种本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除了骂国民党以外，骂蒋家我更拿手。蒋孝武死后，报上说他生前如何与私生兄弟章孝严联络云云，我感而提笔，“特撰挽联”，全联是：

先死后死、祖孙一脉、端赖介石开阴道；

婚生私生、兄弟串连、全靠经国动鸡巴。

从中文技巧看，任何中国人都写不出来，这种本领，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成东海布道，并且布得天怒人怨。但是，我还是中国第一豪，我一点也不怀忧丧志。

国民党与老兵之四—— 为老兵李师科喊话

土地银行抢案说破案了，报纸满版、电视满档、警察满面堆笑、内政部长满口胡言——竟要全国人民做警察耳目，处处一片叫好声，一点也不奇怪。

奇怪的倒是这名嫌犯——计程车司机李师科。一般认为他会去酒廊赌场，他却不吃不喝不抽不赌；一般认为他是江洋大盗，他却身材瘦小相貌和善；一般认为他有犯罪习惯，他却纪录清白全无前科；一般认为他是年轻小伙子，他却年过半百五十有六了。

更奇怪的是，认识李师科的人，对他都是一片赞扬之声：“老实”，“诚恳、和善”，“客气”，“义气”，“豪爽”，“人缘不错”，“生活很俭朴”，“不但尊敬老年人，更疼爱小孩子”，“在长巷弄里，他是可人的‘糖伯伯’”．“如果他是个伪装的好人，怎么可能十几年来一点破绽都没有？”“好多的邻居．都没有人说李师科是个‘坏人’！”

不但如此．李师科在邻居办喜事的时候．免费提供计程车队；在乘客遗落物品时候，主动送到广播电台；在自己吃馒头喝白水时候，花一千元为小朋友们买玩具；在绿灯户见到那些可怜女人时候，加倍给她们卖肉钱！

而李师科自己，却一二十年，长在陋巷之中，房间只有三坪大，被床、破桌、破椅，一切都是破的，包括一颗对国家破碎的心。

中国农民的凄凉身世

李师科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是山东昌乐人。他在家乡念小学时候，日本侵略中国，他书也不念了，上山去打游击，那时他十几岁，已用枪声和行动，证明了他是爱国者。

李师科是中国农民，在抗战胜利后，他想解甲归田，重新回到家乡和土地，但是，巨掌拦住了他，他要继续爱国下去，他一次又一次的参加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他只被打败，没被打死；最后，他跟到台湾。他眼看政府退后，自己却不能退伍，因为，正如政工人员所说：“国家需要他！”

“国家需要他！“国家需要他！”在国家的需要下，李师科付出了他的二十岁，付出了他的三十岁，付出了他的四十岁，付出了他的青春和自由，付出了他的血汗与眼泪。为了防守台湾，他不准退役而不断服役，不准结婚也无力结婚。直到他老了、病了，才获准自军队离开。

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一年间，我做预备军官第八期排长，在野战部队中，见过成千上万李师科型的人物。他们省籍容有不同，性格自有各异，但在风沙里、在烈日里、在恶臭的营房里、在粗粝的伙食里、在昏暗的灯光里、在迷茫的回忆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身世与凄凉。

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农民，他们勤劳、朴实、忠厚、愚鲁，他们爱乡土、爱母亲、爱老婆，爱小孩小狗、爱成长中的稻田与麦穗。但是，当政府不再能保护他们，他们反倒被政府拉去，拉去保护那永远保护不完的政府。他们有的是上街买菜，就一去不回，有的是新婚之夜，就被从床上拉起。从此就远离了属于自己的一切，自己属于国家了！

自己属于国家了

唐诗里写古代拉夫的情形，写“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凄惨，其实一千年后，还在中国变本加厉的重演着。据红十字会会长的调查，在贵阳的一个壮丁收容所里，就有这样的惨象：

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哪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悚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来，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哪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栓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疟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惊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檐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么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 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了？”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檐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乓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会少。”可惜我把估计的方法忘记了。

一次又一次的劫后余生

在我接触过的和经年累月一起生活过的这些中国农民，他们当兵的前夜，都大同小异的历经过“挨打”、“少而粗粝”的食物、“拉肚子”、’‘集体大小便”、“奄奄一息”、“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等苦难，最看，他们劫后余生，正式编人了部队，又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战场上饥饿与伤亡。在多年的“子弹没眼，上天有眼”以后，他们再劫后余生。固守在台澎金马，年复一年的升旗、点名、操练、换防。他们手下的充员士兵，在服役两三年后，可以退伍回家，但是他们却不准，他们无伍可退，无家可回，眼看着一批充员走了。一批充员又来，来去之间，又是两三年过去了。几次来去，一二十年就过去了。

当他们老了，当他们受伤难医、有病难治了，国家开始放走他们，让他们自由，由他们自力更生。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跟社会脱节太久了，“以军为家”太久了。太久的单调军人生活，使他们除了放枪以外，什么都不行了。因此，回到社会，他们满怀欣喜，却也为之情怯。我排里的一位老兵，当他手提包袱，脚穿球鞋，泪流满面的接受我们欢送的时候，他突然坐在地上，不肯走了：“我为国家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在我年轻时候把我抓来，不让我走；如今我老了，打不动了，又要赶我走。我到哪儿去啊！”

到哪儿去？去做蹩脚工人，去做瞥脚工友，去做瞥脚门房，去做蹩脚守卫，去做蹩脚司机，能找到这些差使的，还是他们之中的幸运者。等而之下的，就要去基隆海边做贫户，去屏东河床搬石头了。

他们老了，也需要亲情。大陆上的家，对他们已恍如隔世。在台湾成个家吧，那又谈何容易！只好“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我看一个老兵摊出他的储蓄—— 一捆捆钞票 ——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搞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臂！”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我至今感到心寒。

自己属于自己了

李师科是千千万万老兵中的一位，他退役时间在一九五九年，是因为病退下来的。退下来后，在兵工基地做工两年；再申请到巴西做工，可是不准出境。于是，他奔波谋生，“日子过得好苦。”到了一九六八年，才找到开计程车的职业，“车子是向车行租的，每天租金就要五百块，有时跑了一天车，还不够吃饭。”

不够吃饭还不够，还得应付警察找麻烦。李师科多次遭到交通警察不公平的开“红单”，要不断的缴罚金，使他非常怨恨。警察是国家权力的象证，他很上这种两脚会走的国家。

生活的困苦与对警察的怨恨，随着他的年纪，情况越来越深了。他戎马一生，到头来一无所有，他既不能养儿防老，又不能获得任何退休金，他的老境，是注定要堪怜的。现在的困苦，都没有人理他；将来的死活，又有谁理他呢？现在尚有能力谋生，都桔据如此；将来更老了，又怎么度余年呢？这种没有安全感，在他也是与日俱增。

要退伍不让退，要出境不让走，困苦、怨恨、没有安全感，每一项原因都是合理的、正常的，都构成一个老兵的抗议，都构成一个公民的抗议，都构成一个人的抗议。没有这种抗议，人还叫人么？

在另一方面，李师科没有家乡，也没有家庭。这种情况，是国家造成的。李师科的问题，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家庭破碎”（the broken home）问题，他在大陆的家庭，已因战乱而不能重建；他在台湾的家庭，也因战乱而不能新建。他的爱、他的感情，都没有归宿与寄托。他没办法“老吾老”，也没办法“幼吾幼”，最后“吾老矣”了，只好“幼人之幼”。他爱小孩子。更爱以前房东的一个两岁小女儿，他把自己的一无所有、自己的没有安全感，都投射在这两岁的小女儿身上，他希望这小女儿不要像他一生那样困苦失败、那样飘零而没保障。因此。他要想法子，想法子给这个小女儿美满安全的一生。

道德问题

当他看到国家银行千千万万的钞票放给特权、成为呆帐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牺牲青春、牺牲自己与家庭来捍卫的国家竟这样对待他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国家如此缺乏公平与正义、公理与正道的时候，他涌起抢劫银行的念头，他终于在五十六岁的年纪，完成了这一任务。这样高龄又没有前科的银行劫犯，在犯罪学上，都是古今罕有的奇例。这种奇例，我们无法从犯罪学中的“体形学派”（typological school）来解释，也无法从“精神病理学派”（psychiatric school）来解释，甚至无法从蛋头们的学理研究来解释。这种奇例，只有从几十年来，一个老兵，他的生与死，他的爱与恨，他的委曲与耿直，他的汗斑与泪痕来解释。我们才能恍悟事实的真相。

李师科在抢劫前对朋友说：“要抢也不要抢老百姓辛苦赚来的钱，如果是我就抢政府的钱”；在抢劫时对银行职员说：“大家不要动——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这些表现，充足证明了他是道德性极高的。他显然认为抢这种国家这种银行的钱绝非不义之财。抢钱，是为了补偿“他爱国家、国家不爱他”的代价；抢钱，是为了向贫富不均的社会抗议；抢钱，是为了给警察好看、给穷人出气；抢钱，是为了给自己养老、给两岁小女儿念大学！……他每一个抢钱的动机都是罗宾汉式的、廖添丁式的、“打渔杀家”萧恩式的，从道德观点看，李师科实在是一位非常高段的人。国民党官方和国民党舆论丑化他的道德，这是十分不道德的。李师科的道德之高，实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记者问：你抢劫银行的动机何在？

李师科答：我看不惯社会上许多暴发户，经济犯罪一再发生，所以我早就想抢银行。

问：那天如果银行警卫在场，你会下手抢劫吗？

答：不一定，也许会把警卫打死。不过，我曾考虑到警卫薪水没多少，他们的妻儿可怜，所以我问明警卫不在才下手。

由此可见，李师科是恩怨分明的人。这种分明，在目前这种浑浊的社会里，只有在道德极高的人身上，才能显示出来，而老兵李师科，就是这样动人的一位。

问题道德

更动人的是，李师科把抢到的钱五分之四——四百万,都包在一起，送给那两岁小女儿。据小女儿的母亲回忆：

那天下午大概五点多，我先生不在，李师科拿了一包东西来说要寄放我家，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我家，而我们跟他多少还有点距离，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我问他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只简单地说了声：“钱”，然后又说：“没有什么关系的，有事我负责！”我觉得更怪，再问他：“这个钱是要做什么的？”他只是摇了摇头，眼泪突然落下来，便什么话也没有说地走了。

当记者追问这位母亲：李师科说他只打算留一百多万花用，放在你家的四百万是留给你的小孩作教育津贴的，你知道吗？这位母亲“黯然无语，只是低着头。”

合理的研判是：李师科知道这种行为又被小女儿父母告密的可能，但是他还是做了。告密的奖金是赃款的一半，小女儿的父母告了密，至少还可合法拿到两百万。两百万留给小女儿，那也差强人意了。

就这样的，在小女儿父母告密以后，几乎不可能破的抢案，等于由李师科自己给破了。——李师科求仁得仁，李师科盗亦有道，李师科甘愿自我牺牲，李师科不惜从容一死。

美国文学家休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写《化石森林》（Th Petraified Forest）写那个穷苦文人斯魁尔（Alan Squrier），甘愿请强盗杀死他，为了死后可领五千保险金，送给他心爱的女孩，帮她离开沙漠，去过好日子；法国文学家雨果（Vuctor Mrie Hugo）与《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写那个砍树枝的穷苦工人尚万近（Jean Vlean），甘愿坐长年大牢，为了养育他姐姐的七个小孩，而偷一个面包，这些动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穷苦的人有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正义。国民党的下三滥报纸《民族晚报》，联不知耻的以“重振社会公义精神”为社论，满纸“人心大快，社会公义得到伸张。”“秘密证人制度的弹性运用，实际上也是公义精神的高度发挥。”这真是颠倒是非的谬论。因为真正的“社会公义”，是抑强扶弱，而不是欺负穷人；是衷矜勿喜，而不是人心大快；是鼓励行侠仗义，而不是收买卖友求荣。国民党《中国时报》说告密者“以无比的道德勇气，出面向警方举发”，“道德勇气，发挥淋漓尽致”，也是谬论。告密者“淋漓尽致” 的，可以是恐惧，可以是勇气，但绝非道德。古往今来的道德里，从来没有把卖友求荣当道德的，国民党把卖友求荣与运德，这种道德，是问题道德，是线民道德，是国民党的道德，不是人类有史以来千千万万志士仁人所献身的道德！

“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国民党《联合报》也登出谬论，是台湾大学心理系蛋头教授写的。写李师科：

对侦讯人员说：国家亏欠他太多，所以他要抢银行。从这种种蛛丝马迹看来，李师科反社会心态的对象，很明显的是“公家机构”、“警察”、“银行’……等等代表“国家”的象征。

李师科的行为很明显是错了。“国家”本身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人都可能对政府的措施感到不满，都可能觉得国家对自己有所亏欠。按理说，一个人对政府或“国家”有所不满，他应该循求合法的途径，向政府提出抗议，或要求国家给予赔偿或救济，绝不能肆意攻击代表”国家”的象征。

这话说起来堂皇，但是蛋头教授可曾想想：像李师科这样穷苦的人，这样低层的小市民，他们有什么“合法的途径，向政府提出抗议，或要求国家给予赔偿或救济”呢？他们能吗？他们敢吗？纵使做了，又有效吗？正相反的，他们但求政府不再扰民就谢天谢地了！试看李师科这件案子，在没破案前，多少计程车司机遭了殃？老兵王迎先甚至被刑求致死，警察可以公然没有法院的传票，把他们一个个私设公堂，灌水修理，他们啊他们，他们有什么“合法的途径”，拒绝警察的非法抓人呢？”

李师科的“合法的途径”，想来想去，还有什么呢？

在法律上．李师科的途径是不合法的。但我们别忘了，李师科绝非普通的杀人越货的罪犯。李师科不是千千万万罪犯的缩影，而是千千万万老兵的化身。李师科如有错误，那不过是他对国家对不起他的一种回馈，国家对不起他，远超过他对国家不起。他十几岁就上山打游击，如今从爱国爱到寒心、爱到有罪，我们何不问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何不问问：这种罪，真该李师科负担的，究竟该有多少？究竟该占几成？

千千万万的李师科在活着

当李师科被捕，治安人员把他推出展示的时候，他被包围在一个个彪形大汉里，一副手铐铐住他，再一副手铐铐住他的右臂，一只巨掌抓住手铐，右臂再被一只巨掌套住，左臂再被一只巨掌套住，右肩再被一只巨掌按住，太多的手铐和巨掌，现显出权威的膨胀，和个人的渺小。但是，在鞭炮声里，在庆功宴上，在奖金的分红中，在内政部长的谈话下，我们看不到一丝悲悯的气氛，大家都在无情的对待这位老兵，像对待一只过街的老鼠。这种现象，不是太没心肝了吗？

在大陆，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国家；在台湾，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安全。当他老了，病了，孤苦无依，三餐不继，他用子弹保护他自己，保护他老去的一点血本，保护他老去的一点爱，一点希望。他的方法是错的，但他没有更对的方法，他不会巧取呆帐，只会豪夺现款，用蒙面的豪夺，暴露他一点悲愤与抗议。他这种行为，难道还得不到被他保护多年的统治阶级的怜悯吗？但统治阶级却要把他“速审速决，明正典刑外，井应要求三家电视台联播行刑实况，以吓阻歹徒效尤”（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了。这种现象，不是也太没心肝了吗？

国民党的宣传媒体上，已经用新文艺的词汇，做着这样的预言：

李师科，在证据确凿下，一颗子弹，代表着法律，正飞向他的心窝！

也许，子弹正如他们所说，“代表着法律”，但它绝不代表着正义。照正义法学家的看法，法律必须和道德同一。和道德分离的法律，只会使人“目无法纪”！

李师科“目无法纪”，但他淡笑自若，干脆而从容，他显然毫不怕死。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人民不怕死的时侯，不论明正典刑多少个，也吓阻不了“歹徒”的效尤！

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头子郑为元，声言李师科是荣民的耻辱，郑为元显然错了！去问问那些老兵看，他们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军的评论。李师科是他们的兄弟，他们一无所有、但还有着微弱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的打前站，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兄弟的血没有白流，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也有声音嘲讽了这无情的社会。李师科代表的，是千千万万倍侮辱着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遭遇的，是千千万万被损害者的反射与回馈。他的音容，就是他们的宛在；他的笑貌，就是他们的热情；他的流血，就是他们的牺牲。

恰像狄更斯（Dharles Dichens）《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卡尔登（Sidney Caroth）临刑前的说话，李师程做完了比他做过的更好的事，即将走向比他知道的更好的地方。李师科不会死，因为千千万万的李师科在活着。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

给书呆子上一课

我在"吐他一口痰"（《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二期"牛刀·警察·抓"）里，曾论断殷海光和他的学生们，我说：

我大学的时候，觉得殷海光还不错，可是现在看他的东西，觉得可以修改的地方颇多。不过，他的学生要赶上他的功力，至少还要一千年，像刘福增。至于陈鼓应，起码一千五百年，林毓生要两千年。

为什么我要这样论断他们呢？因为我早就感到：他们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扎根，只搞方法学是不够的，我在"我的殷海光"（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五期"霸王·骆马·人"）里，曾这样写着：

……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可以登"自由中国"，如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病。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但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 殷门弟子这种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在实际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给"海光我师"，呜呜的说：

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面因然是受了Logical 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虫因为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

殷海光看了这一段，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

刘福增还是书呆子

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最近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湾做演讲秀为例，讲来讲去，也不过是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而已。他们的功力与成绩，二十四、五年下来，竟如此可怜，真教我们无法看得起了！

张灏、林毓生这种海外的书呆子不足论，再看看在台湾的书呆子吧：在台湾的殷门弟子中，刘福增是一位最力争上游的工作者。刘福增的文章，虽然比张灏、林毓生之流要超出"一千年"，但这种超出，只是就殷门排行榜而论，是不能跟第一流的思想家相比，比起第一流的来，刘福增还是书呆子。

刘福增自从被邓维桢在"政治家"上大力提拔后，突然多产起来，每半月发表一堆意见，有的还算好，有的就很糟。不论是好是糟，他的基本结构都是以方法学挂帅的，他的每篇文字，都要来一番"细腻"得腻人的(A)(B)(C)(D)(E)，翻来覆去的下定义、做界说、来假定、弄演绎，用他阳春面的文章，描述个没完，非常讨厌。刘福增始终不知道，文章是不能这样作的。作文和盖房子一样，搭钢筋只是盖房子的一个过度，房子盖好，钢筋是要被水泥灌住的、被粉刷盖住的，怎能把钢筋露在那儿？刘福增的文章，到处都是钢筋，到处都炫耀他的方法学，结果呢，他把暴露的钢筋当成装修的一部分，自然就闹笑话了。

竟为日本开脱

我举刘福增最新一篇文章做例子：八月十六日的《政治家》第五十三期上，刘福增忽然来了一篇"从日本政府修改史教科书风波论历史教科书的撰写"，里头为日本开脱说：

把"侵略"中国改写"进出"中国，冷静而严格的说，我们不能因此而说他们窜改历史，因为他们这样改以后虽然不再明白承认侵略，但也没有否认侵略，我们可把"进出"这个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解释为侵略。而如果历史事实真的显示是侵略的话，我们这种解释是对的。

请看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方法学！日本"侵略"中国，早就没有"如果"了，这种真相，早在国际联合会十九国委员会通过的"李顿报告"(Lytton Report)中，就确定在案了。"李顿报告"是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这种五十年前就已确定的历史事实与用语，今天再做没有"有力的新证据"的翻案，这不是窜改，又是什么呢？刘福增说：

假如现在有一个历史事实公认是这样这样。现在我们没有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而主张说这上历史事实不是这样这样，而是那样那样，我们便窜改历史。 请问刘福增，五十年来，你和你的日本人，"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来推翻"公认"的历史事实了吗？没有！显然没有！既然没有，这不是"窜改"，又是什么呢？

"淡化"就是"窜改"的一种

刘福增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没读过"李顿报告"等历史文献，也许可以原谅，但没读历史却信笔乱谈，这就是你的方法学吗？天下可有这种武断的、抹杀事实的方法学吗？刘福增耍嘴皮子，赞成以"进出"来代替"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但"侵略"难道不是描述事实吗？照刘福增这样"冷静而严格"，日本就没有"侵略"，只有在中国领土上"进出"了； 日本军人就没有"强奸"，只有在中国妇女身上"进出"了。这种咬文嚼字，又证明了什么？难道历史事实可以用"没有价值判断的字眼"抹杀吗？如果这样咬文嚼字，你"刘福增"里"福增"两个字，就是十足"带价值判断的字眼"，你是不是该"冷静而严格"的改一改呢？刘福增说：

他们并不是要窜改什么历史。他们只是想"淡化"日军过去的恶行，而使年轻人"淡化"祖宗的错误。

请问刘福增：这就是你搞方法学的态度吗？在方法学上，历史事实只问真假，不问浓淡，如果蓄意把历史事实"淡化"，显然就是不尊重客观事实。不尊重客观事实，在描述上动手动脚，就是窜改历史的一种。窜改历史，现代人的花样可太多了，刘福增说一个皇帝在位五年，改成十五年是窜改，其实天下没有这样笨的御用历史家！御用历史家窜改历史，手法是"冷静而严格"的、是披着"学术"的外衣的、是打着"科学方法"的旗号的、是靠受害国的汉奸学者来呼应、来护航的。刘福增故意把"窜改"扣上他下的紧身定义，这是完全别有用心的，我不得不予以拆穿、给以警告。

漫无心肝的胡说八道

刘福增更为日本开脱的方法学，还在后头呢！他居然还帮着在"南京大屠杀"上做翻案！刘福增说：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修订。

某教授写的检定前的原稿是：

占领南京之际，日本军杀害了多数的中国军民，并且对妇女强暴、掠夺、放火，由南京大屠杀而引起国际上的谴责。据说，中国人牺牲的数字达到二十万人以上。

文部省调查官说："此一事件是在混乱中所引起的，没有办法区别战斗行为，被杀的人数不详。"结果，原稿做了下面的修改：

占领南京之际，混乱中，日本军杀害了多数的中国军民，被称为南京大屠杀而受到国际间的责难。

刘福增为日本人做了布局后，接着说：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这是事实。但我怀疑有人能够把杀害的人数，正确地统计出来。现在历史文件上所写的人数，我想，都是猜的。我想，所谓二十万人以上，也是猜的。把猜的部分删掉，没有什么好深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