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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国民党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搞法，根本就不对。真正的民主政治与议会政治，岂能在椅子上打转！ 试看英国国会的椅子，就见分野。－－－四十五年前，储安平写【英国采风录】，就有这么一段：「今日英国下议院议员，凡六百余人，议场狭小，所设议席，仅敷议员之半数。但事实上，仅逢时局紧张或发生严重问题时，始有拥挤的现象，而以积习已久，后来者虽无坐位，亦能站立勿躁。其在通常情形之下，座位常有虚席。下议院出席的法定人数为四十人，若有人要求清点开会人数，而不足四十人时，自然流会，但要求清点开会人数之事，年不一见，故议长亦向不问出席人数之多寡，而会议亦得进行不辍。美国的政治学家罗惠尔（A. Lawrance Lowell）在其【英国政府】一书中，自述渠于1888年第一次参观英国国会，时内政大臣William Marcourt正作长篇演说，达一小时三刻之久，所陈述者系关于伦敦市政府之改革问题，当时在场听者，除议场内之职员外，仅伦敦市市长等数人而已。下院议场光线暗淡，座位尤不舒适，所以有些议员即使到了议场，也辄流连于会客室、图书室之中，而并不老坐在议场里。议员出席议场的唯一重要关头是在表决的时候，因为表决的结果，执政党若占少数，便将引发倒阁。有时到了快要表决的时候，而执政党议员出席的人数，尚不能占有多数者，阁员恒故意拉长其台上的演说，延宕时间，以等待本党党务督察员（Whip）四出拉邀本党议员出席投票，藉免倒阁的厄运。在议会中，无论执政党或反对党，均各有其主任党务督察员及助理党务督察员若干人，这些党务督察员的最大任务就是要注意敌我两党的到会人数。这种任务在举行表决时尤为重要，因为若有不慎，可能引起倒阁。国会设有正门及侧门，从前有几次，执政党的党务督察员没有注意到反对党的议员有从侧门走进来者，以为本党议员出席人数已占多数，不料一经表决，竟成少数，因而造成内阁崩溃的局面。」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到英国的民主政治，已因「椅子功夫」而变得臻入化境。正因为有此化境，所以二次世界大战时，国会虽被轰炸得七零八落，但是整修内部时，却依然故我，一个座位也不增加，照样「仅敷议员之半数」来排排坐。这种『政治椅子学』岂不妙哉?

椅子之为物，最早起自纪元前二十七世纪的埃及，距今已四千六百年。但在中国，它的出道却相当晚。在汉朝的「说文解字」中，『椅』字的定义，还只是一种植物。事实上，到了汉朝时候，中国人还是没有椅子坐的，那时候的古人，还坐在地上。

古人坐在地上，屁股底下有块长方形的草垫子，叫做「席」。老祖宗在席上活动，一切都是平面的，就像日本人住的榻榻米房子，大家多的是膝行跪姿。我们读「史记」项羽本纪，看到鸿门宴时「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刘邦)北向坐」，若以为他们都是「坐」，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其实都是「跪」着的；那时候没有桌椅，一切是落地干的。自天子以至庶人，全体一致。李商隐写天子见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虚前席」就是两人在席上对跪着，中间保持一段距离，表示皇上尊敬知识分子。

在席上跪来跪去，终于有人感到不太舒服，决定不跪了，干脆一屁股坐在席上，两条大腿，朝前一伸，自在起来了。这种自在的姿势，叫「箕踞」。箕踞视为无礼，因为老祖宗当时不穿裤子，这种姿势，有自我暴露之嫌，「韩诗外传」记孟夫子回家，看到孟太太一个人这种姿势，就吵着要离婚，其理在此。

直到纪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中国才受了西方文化影响，有了「胡床」。「胡床」并不是床，而是一种像导演椅的椅子。这种椅子皇帝坐、大臣也坐。可是到了宋太祖时候，变了花样。「邵氏闻见录」说：「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列坐殿上。艺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我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呈罢，欲复位，已密令去其坐矣。遂为故事。」可见椅子只许我坐不许你坐，正是宋太祖的『政治椅子学』。

把这种『政治椅子学』，跟国民党的比起来，形式上虽近乎不伦，模式上却至堪玩味，有想象力的读者，何妨玩它一味？

赞成人道与接近人道 / 李敖 1989.12.19

当年开火车出身的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 Eugene Victor Debs) ，因参与政治反抗，被判十年，关在牢里。由于他极富人望，虽在牢里，却得到美国大选中，100多万选民对他戏剧性投票。1921年，哈定总统特赦了他。在1897年元旦，戴布兹曾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赞成社会主义，因我赞成人道」（I am for socialism because I am for humanity.）如今，九十二年过去了，我想戴布兹活到今天，一定要把他这句名言补上一句：「我更赞成资本主义，因为它比别的主义更接近人道。」

资本主义有一万种缺点，但是，却繁荣可期；社会主义有一万种优点，但是却百年孤寂。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有人性、有弹性；社会主义却有过多的神性与灵性，但却是个僵化的美人，使我们「不能人道」，只能为她殉情殉死。社会主义是美丽的；资本主义是丑恶的，前者高贵而没有生育；后者适性而五世其昌。噢，也许是五世其「娼」。 但是大家在活着，还有仓廪实而知礼义的可能。社会主义却太遥远了。从社会主义接近人道，是三轮车追汽车，……….越追越远了！

索尔仁尼琴错在哪儿？/李敖

在西方民主社会里日渐过气的索尔仁尼琴，到了台湾，突然被奉为至宝，大大的风光了十一天，全世界肯用43辆车队追逐他的，除了这个地方，又到哪儿去找？难怪他活像大独裁者出巡一般的，踌躇满志了。最后，号称分文不取的他，拿了5000美金走路。12月10日，东京来的消息证实了他的确拿了钱，于是，在他使我们倒胃这么多天以后，我们最后，可真要吐一次了。

索尔仁尼琴的“给自由中国”演说发表后，因为整个调门全是谷正纲演说的俄语发音，以致国民党大快，党外大不快。党外批评索尔仁尼琴，说他是大斯拉夫主义者啦，有集体主义信念啦，对西方民主社会不了解啦……都没说错。但是这种认识，似乎不该到今天才产生，只要留意一下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和他被放逐后的一些言论，我们早就该有这种认识了。所以，凡是对他这种“给自由中国”演讲内容感到失望的或愤怒的，显然犯了不读书或读书不够多的毛病。

太驴了一点

索尔仁尼琴到西方民主社会后，发生了很多错误，但这些错误大多都是言论的，而不是行动的。索尔仁尼琴学自然科学出身，长年的教书、当兵、坐牢，在自然科学以外的功力，毕竟有他的窄门。他虽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对他这种窄门，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反倒有些执迷的不幸。所以，他的作品，从文学观点上看可以，从思想观点上看就漏洞百出，这从他被放逐后，他的言论，被思想家和苏联专家抓小辫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其实严格说来，这也不足为索尔仁尼琴病，索尔仁尼琴给我们的，毋宁不是很好的文学作品，而是一股伟大的精神——一股向极权政府抗议的精神。除了这点以外，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作品并不怎么好，其他的言论，更是漏洞百出了。其中反共言论，尤其八股而幼稚，一个人，他的反共言论是谷正纲级的，又怎么可能高明呢？意大利谚语说：“一个纯粹的数学家，就是一头纯粹的驴。”索尔仁尼琴学的是数学，教的是数学，他不算是纯粹的数学家，所以幸好不算是纯粹的驴，虽然这一次来台湾，可真未免太驴了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索尔仁尼琴给我们的是一股向极权政府抗议的精神，所以他的立身与进退，反倒成为一个焦点一种象征。索尔仁尼琴本人，自然应该知道他本人这种意义，甚至高出他的作品之上，他不能不谨慎，自然不在话下。但他这种谨慎，显然被两个原因推翻了。

两种极不得体

第一个原因是他对苏联共产政权的憎恶，使他误以为反共是可以不择手段不讲原则的，为了反共，为了反对极左的政权，甚至极右的法西斯式的政权都可以去联合、可以去捧场、 可以去鼓励。这是他绝对的大错误！索尔仁尼琴出身于俄国极权空气里，他对西方民主的真谛，显然了解得不够，他又缺乏这方面的思考训练，所以他误以为凡是反共的政权都是可取的政权，这种看法，不但不通，而且幼稚。希特勒的政权、东条英机的政权 、佛朗哥的政权，……都是反共的，但那种反共，只是王八蛋要打龟儿子式的反共，这样的政权，是不配反共的，当然也不值得人们去支持。反共的目的就是追求自由民主，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忽视了自由民主的反共，只是一场骗局而已。以索尔仁尼琴的地位，去帮助这种政权贴牢护符，当然是极不得体的。

第二个原因是他对帮闲集团的手法，没存戒心或故意没存戒心，以致甘心给人利用了。索尔仁尼琴在来台湾以前，说是不要接受官方的安排，但他不知道或有意不知道，在权右的政权统治下，又何来纯民间的基金会？纯民间的基金会，又如何能存在？吴三连纵使年轻时代的记录再英雄，他今天若不老而不死给国民党帮闲，国民党会让他办报、办基金会吗？所以，整个的所谓民间团体邀请，骨子里的作业，早就变成了官方的。索尔仁尼琴10月16日下午抵达前，10月8日、10月13日，官方的新闻局长和文工会主任早就出了面，10月16日上午，基金会的负责人“11时半至总统府就安排索氏来访事向马秘书长作简报，12时至中央党部向蒋秘书长作简报”，大官们对他们“表示嘉许”，这种细腻的官方作业，若还说不是官方的，又怎么可能呢？所以，索尔仁尼琴其实一开始就给官方利用了。以索尔仁尼琴的地位，去帮助这种政权，为之利用，当然是极不得体的。

忘了古拉格

大概索尔仁尼琴最后心里有数了，他显然越来越不计较官方对他“仙人偷桃”了。慢慢的，他不但看了特工人员为他安排参观的民宅、党务人员为他安排欣赏的电影，甚至和国民党文工会主任会面了，最后，在临行前夜，他甚至在国宾饭店十楼总统套房里，跟世盟荣誉主席谷正纲、立法院长倪文亚、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青年党主席李璜、民社党主席杨毓、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政大校长欧阳勋、文建会主委陈奇禄、外交部次长钱复、新闻局长宋楚瑜、中央日报社长姚朋、情报人员王兆徽一干人等，大吃起“一生中最长”晚宴来了。索尔仁尼琴在国民党帮心帮闲的双簧软功下，最后高兴地说：“哪一天贵国遭遇最坏的状况时，我会再来为你们说话。”难怪国民党垄断的新闻媒体要兴奋的说：索尔仁尼琴和他们 “立场相同，态度一致”了，索尔仁尼琴是他们 “志同道合的战友”了！

索尔仁尼琴来台之初，曾经表示：“他对中华民国不想预先了解太多，他要亲眼去看、亲自去听，才能了解最真实的中华民国。”但是，从他全部的行踪里，我们发现他显然都在浮面上走马看花，而不肯看看花下的泥土与阴暗，这样的“了解”，又叫什么“最真实的”呢？

最最令人奇怪的是，索尔仁尼琴11天的行程中，从天上神像到人间造船，无一不看，但他为什么不看看台湾的《地狱第一层》呢？他定“地狱第一层”那本书，第54章描写美国一位大政治家的R夫人（罗斯福夫人）到苏联，还要参观参观他们的监狱，如今他自己，为什么这么一点人道的共鸣都不肯做一下呢？“古拉格群岛”发迹的受难者，居然在11天中，没对“古拉格群岛”的兄弟探望一次，甚至连一句关心的话都 不说，一句慰问的话都不带一下，这算什么呢？就中10月19日的大捧特捧他的同一张报上，我们就可看到台湾古拉格上那服刑30多年的囚犯的消息，这种对比，索尔仁尼琴又做何感想呢，我们又做何感想呢？

不会对第二流的失望

显然的，索尔仁尼琴显然没有对他们有任何感想，他的良知、他的仗义、他的道德勇气，显然都腐蚀在他口里的“给自由中国”之中，于是，在连“自由中国”四个字做杂志名字都不准的地方，索尔仁尼琴视若无睹地说：

我常常很痛心地想，中国大陆上“古拉格群岛”里许多无名囚犯，他们的苦难也许要到21世纪才能向世人宣泄。

这样的舍近求远、这样的铁口直断、这样的索尔仁尼琴，可真太令我们摇头了。

当我们看到：法国文豪左拉(Emile Zole)在为魔鬼岛的囚犯义正辞严，写“我控诉”(J'accuse)等文字的时候；当我们又看到：西班牙大提琴家卡沙斯(Pablo Casols)，在为自由民主原则声色俱厉，拒绝到任何有极权政权的地方去演奏的时候，我们毕竟得到了安慰。我们发现：世界毕竟有第一流的志士仁人，他们绝对有原则的为受难的挺身而出、对质极权的危邦不入，他们毕竟不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使正义蒙羞、使真理破相。

让我们对左拉、对卡沙斯致敬，有了他们第一流的，对任何第二流的，我们都不必失望。索尔仁尼琴证明了自己是二流货，因为第一流的，是不会这样来，也不会这样去的。

1982年11月11日夜

永远失职，永不失业！

李　敖

本为圣朝无弊政，

敢将衰朽做委员。

——改写韩愈的诗

去年我结婚的当天晚上，老泰山胡赓年先生请我和胡茵梦吃饭，胡赓年先生曾是国民党大员，做过旅顺市长，现任终身职立法委员。他谈到立法委员生涯，突然得意的说：“三十一年来，我在立法院，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听了，感到很难过。难过的不是胡赓年先生放弃了他的言责，因为他们其实都放弃了；难过的是，他放弃了言责以后，居然还那么得意！这未免太不得体了。我忍不住，回他说：“立法委员的职务就是要‘为民喉舌’，东北同乡选您出来，您不替东北同乡讲话，——一连三十一年都不讲话，这可不对罢？一个警察如果三十一年都不抓小偷，他是好警察吗？这种警察能以不抓小偷自豪吗？”

胡赓年先生对我这种“有眼不识泰山”的行为极不习惯，我的“质询”，显然令他不快。可是我没办法，我无法尊敬无法使我尊敬的老年人！

胡赓年先生的错误是他忘了他的身份。他的身份如果是“小百姓胡赓年”、“星爸胡赓年”或“聋哑学校校长胡赓年”，他当然可以不说话，因为“小百姓”不敢说话，“星爸”轮不到说话，“聋哑学校校长”无须说话。不巧的是，他的身份却是“立法委员胡赓年”，立法委员以说话为职业，立法委员不说话，就是失职；立法委员三十一年不说话，就是三十一年失职！

“为民喉舌”的哑巴

立法委员是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就该“为民喉舌”。“为民喉舌”的重点就在表现质询和询问，一表现质询，就得经常跟被质询的对立，这是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并不是跟政府过不去，跟政府捣蛋。

欧洲中古有一种“魔鬼的辩护士”，那时候的神学者，提出了理论，必须请另外一个人，就敌对立场，提出反驳，真理要透过反驳，才无懈可击，才告完成。这些提出反驳的人，形式上好像站在魔鬼立场讲话，所以叫“魔鬼的辩护士”。这种有意的魔高一丈，目的在使道高一尺也变成一丈，变成一丈一，变成十丈。所以，“魔鬼的辩护士”，并不是跟教会过不去，跟教会捣蛋。

拳击家练拳，自己一个人光打梨形球或沙袋是不够的，他得来个“假想敌对打”。这个假想敌，多半是他的教练，教练跟他对打，这种有意的对打，目的在使他缺点减少优点加多，这种打反拳的“假想敌”，并不是跟选手过不去，跟选手捣蛋。可笑的是，三十一年来，这个岛上的国会议员，居然发明一种所谓时值非常相忍为安的怪论，从怪论下引伸，竟认为议会中跟被质询者对立是“破坏团结”的，是“破坏政府威信”的，是“诋毁领导中心”的，是“影响民心士气”的，是“动摇国本”的。……于是，他们放弃了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放弃“为民喉舌”，纷纷做起哑巴来了。

不说话的与说话的

立法院三百七十三个委员中，三十一年间，有一百一十八个从来没说过一句话！有六十一个说了平均不到一次的话，无异从来没说过一句话！两者合并，等于说，三十一年间，有一百七十九个立法委员从没说过一句话！——胡赓年先生原来不是一个，胡赓年先生原来有一百七十九个！

三百七十三个立法委员中，竟有一百七十九个不说话，几占了立委总额的一半，这种大比例，这种怪现象，真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

现在，看看另外一半的一百九十四个所谓说话的，又怎样呢？

试以胡秋原为例：１９５４年胡秋原写文章宣称：“纯个人是非”，他是“不闻、不问、不谈的”。不料八年以后，当人民研究他的“闽变”叛国史，他不但要“闻”要“问”要“谈”，并且谈到立法院来了。他本来为了抗议《出版法》，宣称如此出版法一日不废，他一日不回立法院，可是为了阻止人民研究他的叛国史，他不但回到立法院，并且主张政府该用出版法制裁人民了！当内政部长表示人民并没有“侮辱元首”事情，他还是不肯罢休，非要兴文字狱不可！有史以来，不论古今中外，身为民意代表的人，他们被人民奉养、尊敬，都因为他们肯“为民喉舌”，肯站在人民立场跟政府对立，从来没有在政府认为人民清白时，反倒要政府整人民的，可是这种做事，竟发生在这个岛的立法院里，真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

再以程沧波为例：１９６４年１月２２号，立法院第一次质询院会，严家淦以下二十多个政府大官列席备询。立法院秘书处发表数字，谎称这天出席的立法委员有三百五十名，但是事实到场的，却不到十个！当天英文中国日报登出了照片，从照片上看去，也不到十个，既有照片为证，本不该再有问题。

不料三天后的院会上，程沧波等六十七个立委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变更议程，请列席备询的政府大官退席，让立委们优先讨论如何箝制民意。程沧波首先说明提案理由，指出“这张照片乃恶意摄取，恶意宣传，使立法院受到损毁。”“侮辱立法委员，甚至侮辱国家、政府。”程沧波说完了，崔唯吾等立刻七十嘴八十舌，表示支持，闹了一阵，进行表决。结果通过把民意法办，以平私愤。这种妙事，竟发生在这个岛的立法院里，真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

如果这样的质询叫做说话，做为人民的我们，可真宁愿胡秋原是胡赓年、程沧波是胡赓年，人民可真要祭起《琵琶行》，哀呼“此时无声胜有声”了。

不公道的老年人

胡赓年先生在我结婚的当天晚上，又责备我没有职业，我苦笑着说：“我的职业本该是立法委员，可是被你们一做就做了三十一年，哪里还轮得到我来做呢？”胡赓年先生不责备他自己职业这样固定，反倒责备李敖没有

固定职业，这种离奇的“老年人公道”，可真教人敬意全消！

这些不公道的老年人，霸占了立法委员职位还不说，还不断捞过界，在别的行业里插一脚。从律师、会计师、顾问、董事长、常务董事、校长、教授、发行人、社长、总主笔、主任、研究员、以至所谓作家等等，一应俱全。以致另一型的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也就应运而生；胡赓年先生同一个向他叫“爸爸”的骗子合作经商，岂不可笑？陶希圣欠银行呆账不还，反倒写信威胁，岂不可笑？赵文艺跑到美国念中学课文，反在中央日报投稿显配，岂不可笑？白如初以一本一百二十八页的《伦常新说》，在十九年前就每本四百元强销，岂不可笑？魏惜言庆祝自己七十岁，以高达三千元定价的《魏惜言文存》兜售，岂不可笑？徐君珮、姚廷芳、刘景健、陈桂清、封中平因油商行贿案被判，岂不可笑？雷鸣龙因勒索财物被捕，岂不可笑？林可玑因票据案件被通缉，岂不可笑？……

这些不胜枚举的政治大笑话，不论从哪一角度看，都暴露了立法委员的永远失职和永不失业。而这种“职”和“业”间，又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同政府妥协，所以不失业；因为不失业，不虞改选，不愁既得利益的动摇，所以失职。

立委哉？立委哉？

在《论语》中，孔夫子提出一个问题，他怀疑的问：“觚不觚。觚哉？觚哉？”翻成山东白话，他是说：“觚是有六个角的酒坛呵！现在觚没有六个角了哇！俺倒要问问：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孔夫子的“正名主义”。这个主义的特色是：使Ａ恰如Ａ，Ｂ恰如Ｂ，使万物各得其分，觚要觚、君要君、臣要臣、父要父、子要子；觚不要不觚而觚，君不要不君而君，臣不要不臣而臣，父不要不父而父，子不要不子而子；觚而不觚者，“觚哉”？君而不君者，皇帝哉？臣而不臣者，大臣哉？父而不父者，老子哉？子而不子者，小子哉？……如此类推，可得下式：

“魔鬼的辩护士”不为魔鬼辩护，辩护士哉？辩护士哉？

拳击家不打拳，拳击家哉？拳击家哉？

警察不抓小偷，警察哉？警察哉？

立法委员不说话，立委哉？立委哉？

立法委员说混话，立委哉？立委哉？

立法委员不为民喉舌反为政府护航，立委哉？立委哉？

结论是，照孔夫子的正名主义，这样子的立法委员，我们可以叫他们哑巴、叫他们混人、叫他们不良老年，唯独不可叫他们立法委员。

在我对胡赓年先生“大不敬”的那天晚上，我回来同自己说：立法委员八十岁以上的有五十二个，七十岁以上的有一百九十六个，六十岁以上的有一百一十五个，五十岁以上的有十九个，五十岁以下的只有二十三个，仅占百分之五点七。立委的平均年龄是七十一点九，这样的高龄国会，当然是不良老年横行的天下。在不良老年的横行里，除了领教哑和混，我还能领教什么呢？

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７深夜在中国的台湾岛上写

党外人士的一个毛病 /李敖 1982.03.12

英国文豪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他的藏书票上印了一支点燃的蜡烛，下面题了一行字——「我燃烧才有用。」这句含义深长的话，值得我们党外人士想一想。

我们党外人士有数不完的长处，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对燃烧自己的观念，有欠完整。蜡烛给别人光、给别人热、给别人火种，但给出这些，首先得冒自我牺牲的代价。自我牺牲不是那么可怕的事，今天党外人士自我牺牲的明码（暗码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无法预估），不过坐牢而已，坐牢又算什么呢？

为自由民主奋斗坐牢、为政治活动坐牢，对志士仁人说来，这根本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党外人士中，有许多人对坐牢考虑得太多，好像不坐牢变成一种成功似的，好像别人坐牢自己没坐反倒庆幸似的，好像监牢与他无缘是稳健、正确、自得似的，这种毛病，以康宁祥系诸公犯得最多，这是不太好的。另一方面，对已经坐牢的人们，我们当然热烈希望他们能出来，但是不可因为这种热烈希望而变得过分操切，以致给人老是向当道乞求什么的印象，这也是不太好的。

我们关切在水深火热中的受难者，我们要求依照联合国的最低处遇标准，改善他们的牢中生活，但是我们绝不该乞求当道放他们出来，我们应该有这种坚决的自尊与起码的立场。我们应该鼓励水深火热中的受难者，鼓励他们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不要老是给他们特赦的希望。那种希望对他们并不健康，只会摧毁他们的意志。

余登发事件后，党外人士的口号是大家愿为自由民主一起去坐牢；可是美丽岛事件后，这种口号不见了，见到的反倒是一片隐含求情之声。党外人士不是懦种的人，但是给人一种不够有种的错觉，那又何苦来呢？

杜鲁门（Harry S. Truman）说得好：「如果你受不了热，就滚出厨房。」干那一行的，就要像干那一行的，不要窝窝囊囊的干。对牢里的人如此，对牢外的人更是如此。

牢里的人该从容坐牢，牢外的人该慷慨赴义，这才是党外人士应有的修养。

签名并发症 /李敖 1989.03.02

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签名，这是正常的事；许多人表达共同的意见，然后签名，这是反常的事。为什么反常？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有协同一签的情况，毕竟不多；它的一致性与必要性，也不无可疑。一窝蜂大家签了，总未免令「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看不顺眼，而认为简直是一群众口一声的动物在咩咩叫。尤其这种众口一声的签名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更令人觉得不伦不类。因为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之一就在贵有独来独往的精神，一旦跟人成群结队起来、一旦善与人同起来，对表达自己的意见，总难免减低了纯度。因此，集体签名的动作，在合群上，也许自成一说；但在纯度上，大多不足为训。习惯上，这种签名是搞群众运动的一种手段，知识分子一旦沦为给这种手段做工具，就太可悲了。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显然是太可悲的一群。他们为了求生、求名，是不敢违抗当局的意旨的。一九六六年，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胡秋原等人，写了「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的公开信，透过总政治部的压力，叫「国内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集体签名，在报上发表。事后胡秋原吹牛说，这封公开信，「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一时发生相当大的」，不是影响而是丑闻。因为一千六百余人「国内学人教授」的众口一声，适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奸。正因为是被强奸，所以失格的学人教授们，也就乱签一气，一千六百人中，因为在各校兼课而见名就签，以致光「签名重复」的，就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董世祁、何静安、郑小杰、卢英权、林碧沧诸教授，大名都出现两次，如此丑闻，真是今古奇观也！

这种二十年前的集体签名方式，随着时代的转变，也有了一些转变。国民党开始觉悟到，像这样一起动员就一千六百人集体签名的干法，看来总未免过于臃肿。于是开始化整为零，改以小股的签名，俾收精简之效。

从一连几天来小股的签名活动，我们看到这种精简，还是很可观的。二月十七日在纽约发表的所谓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一出手便是六十多人，「包括中华民国的陶百川、胡佛、杨国枢、周天瑞；香港的李柱铭、李怡；旅居美国的余英时、许倬云、夏志清、丘宏达等」。无一不是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同路人。接着在二月二十一日，又来了所谓「三十二名国内具批判及自由色彩学者发起的「支持大陆知识分子争取民主与人权」联署活动」。签名的除了仍有纽约、台北之间两头飞的陶百川、胡佛之流外，还有王文兴、江春男、李鸿禧、何怀硕、张忠栋等三十人。今早看报，又来了所谓「五十二位国内文艺界人士发起「我们的呼吁──声援方励之要求特赦魏京生等政治犯」签名活动」。包括马森、痖弦、金恒炜、楚戈、席慕蓉、张晓风、爱亚、隐地、蒋勋、雷骧、李永炽、方瑜、黄美序、施淑女、李昂、王文兴、郑明娳、张文翊、林怀民、陈平芝、洛夫、蔡诗萍、张大春、管管、罗门、蓉子、高大鹏、司马中原、林耀德、王菲林、简媜、刘克襄、余玉照、彭淮栋、李瑞腾、陈雨航、周安托、吴继文、陈义芝、苏伟贞、赵卫民、侯吉谅、黄秀慧、陈幸蕙、金惟纯、江春男、杨宪宏、卜乃夫、张宝琴、初安民、秦贤次、王力行。这些人口口声声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奇怪的是，台湾岛上的政治犯却视而不见，这种舍近求远，真不知他们有何资格做追求公正的文艺工作者？

短短十三天中，国民党就搅出三起集体签名，说这是签名并发症，不亦宜乎？

《停止强奸孔夫子》之---捏造孔夫子的话

这套经秦孝仪“身督其事”、“亲正其讹”的书，我翻了一下，对国民党党方观点的真伪，我毫无兴趣去评论。只是有一段所谓孔子的话，被曹圣芬、秦孝仪等不学无术的国民党予以栽诬，事关古书真伪，我实在看不过去，决定写几句。

《蒋总统秘录》第一册第二十四页，提到“向全世界发表‘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第二十六页，有译文如下：

“以德报怨”思想，是古代孔子的名言（《论语》宪问篇。是依据儒家的四书五经所教导的“人的道理”。这是我们东方人的荣誉，蒋总统以此为对付敌人的基本精神。譬如对日本放弃要求赔偿、从宽判处战犯等措施，一切都是渊源于此。"

但是，查查《论语》宪问篇，却显然大有疑问。《论语》原文是：

或曰：“以德抱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一核对之下，就知道“以德报怨”根本不是孔子的话，而是有人问他以德报怨好不好，孔子明明答复说：别人对你有怨，你却以德来报，那么别人对你有恩，你又拿什么来报呢？所以他主张“以直报怨”。“直”就是根据真相而采取的相当的、该做的公平态度。“直”是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直”是你侵略我，我要你赔偿。日本侵略了菲略宾，菲律宾要它赔八十亿美金，这是“直”；日本侵略印尼，印尼要它赔五亿美金，这是“直”。至于别人对你有德的，你就相对的也以德来报，这就是“以德报德”。

《老子》第六十三章虽有“报怨以德”的话，但在第七十九章明明认为对“怨”的处理，是有条件的，所谓：“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明说深仇大恨是不能和稀泥的，和稀泥的做法，是不足为训的。所以，纵使老子的“报怨以德”观点，也是不容望文生义的。

总之，孔子绝对没说过或赞成过“以德报怨”的话，所以《蒋总统秘录》中说“以德报怨”“是古代孔子的名言”，“是依据儒家的四书五经所教导的‘人的道理’”，我们在复按之下，查无实据，证明全是国民党和他的日本人在造谣！这显然是国民党大官人在代圣人立言，强奸孔夫子。孔夫子地下有知，必然死不瞑目！

若说这是国民党大官人的笔误，那也不对，因为曹圣芬明明声明这是他们“身督其事”、“亲正其讹”过了的，既经声明没错，再说是笔误，可就说不过去了吧？何况孔夫子反对以德报怨的思想，是《论语》中的重要主题、是基本的经典常识，除非没好好读书，又何来笔误之有呢？

国民党心里有数

今年九月十八日，华视晨间新闻播屈：秦孝仪表示，日本不但把侵略改成进出等，并且“把蒋公以德报怨，只字不提。我们要记取历史教训”。可是，记取历史教训，国民党却又不准别人追问这段历史，这又怎么记取呢？国民党不准别人追问为什么战胜国（中国）却不占领战败国（日本）的领土？为什么损失最大却不要求赔钱？为什么日本侵略元凶与军头冈宁次等要判无罪？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这些为什么，都是不准别人检讨的。但是，从国民党无心的泄露里，我们却也可找到国民党未尝不对这种“以德报怨”政策心里有数。以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国民党《民族晚报》为例，上面说：

"说实话，从“以德报怨”的立场说，我们对“以德报怨”的日本，已经有过十八年之久的忍耐。但应该注意的是：我们打败了日本之初，即忍耐着“以德报怨”，而日本似乎是在被打败了之初，就不耐地对我“以怨报德”的。如果这是两国民族性的不同，我们当初的估计，是失败了，但并不后悔。"

不错，国民党“并不后悔”，但是我们苦难的同胞、苦难的中国人，却没义务为国民党的后不后悔付代价；血债即使不以血还，血债至少也该以钱还、该以历史还罢？如今国民党不但不要钱，并且帮助日本人拍“大日本帝国”宣传片（参看我的《国民党为“大日本帝国”帮凶》：“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三期《战斗·禁书·K》）、把侵略中国的日本元凶奉若上宾（参看我的《岸信介·国民党·汉奸》，“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四期《暗杀·大腿·抱》），种种莫名其妙--演出，最后竟还把圣人强奸，把孔夫子搭配上去，捏造孔夫子之言，成为他们媚外亲日的张本。这成什么话！他们真愈来愈不像话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日

台大校长不要脸

台大校長不要臉，過去也有不要臉的校長，可是像現在校長陳維昭這樣不要臉的，是第一個。

今天報上登「台大校慶餐會，李遠哲：真正校友，勿要謾罵」、「陳維昭說，社會持續教育缺失」，然後又批評「校園不談品德」，學生品德不好了。陳維昭還寫這個毛筆字「敦品勵學、愛國愛人」，這個是台大的校訓，代表他很重視大學生的品德。

大學校長重視大學生的品德是好事情，但可是陳維昭校長自己的品德都爛的要死。看我李敖怎麼證明。

請看財訊雜誌所刊的一篇文章，「台大校長任期比李登輝還長」，李登輝任期幹了12年，陳維昭是從1993年做台大校長，本來應該做到1996年，做3年，按照規定任期應該到1996年6月屆滿，而應該在1995年8月召開校務會議，決定續任與否。

可是陳維昭沒有召開會議，卻在同年10月底研議當今教育部核定的台大組織規程，搞了個組織規程，將任期從3年延長到4年，並且立刻在當日生效，然後大學校長一路幹到現在。

這太無恥了，你怎麼在自己任上自肥呢？陳維昭這樣無恥、自肥，台大教授就看不過去了，所以有個聲明，認為「為台灣教育史上留下良好示範，台大校長續任應經審慎評鑑」，他們說，「現任台大校長是依82年大學法及當時台大組織規則上任的，其任期當然依當時法規規定，新的規定只能對下任校長生效，才符合法理。

然而台大新組織規程於84年10月24日由教育部核定生效，校務會議卻逕行於規程中規定，本規程修正實施前，已任聘校長之初任為續任，準用第1項及第2項。」就是說這規定適合我了！陳維昭條款，使陳校長任期延為4年，並準用新的辦法再來4年。

更不可思議的，這些條文都是在有關當事人親自主持監督下，由校務代表舉手通過的。這太無恥了吧！你這校長為了這樣做太無恥了！太無恥了！陳維昭他寫文章，「邁向21世紀的台灣大學」，台灣大學還沒邁向21世紀，這個校長無恥，先邁向21世紀了！

台灣大學另外一個不要臉的校長，也就是小官僚錢復的爸爸叫錢思亮。錢思亮那個時代配合國民黨壓迫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殷海光就是雷震主持「自由中國」的第一個筆桿。怎麼整他？就是讓他下台，不給他教書了！

1994年4月17日，自立晚報刊出，台大校長陳維昭指出，大學時期看過自由中國，對殷海光民主思想深刻，他認為殷海光批評國民黨，不但失去自由中國舞台，還被攆出台大教職。後來我李敖打官司，叫陳維昭來作證，因為你說殷海光是被攆出台大教職。陳維昭，這個不要臉的台大校長，不敢來作證，寫信給法院，「本人與此事有何干係，因社務繁忙，不克到場作證。」這是多麼的不要臉。

我們看到台大校長不要臉，一個是在自己任內不斷延任，幹到現在；第二個，明明你公開說台大迫害殷海光，然後請你作證卻耍賴不出庭，不尊重真理、人權、司法。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潜（三七二——四二七）字渊明、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江西九江）人。死后溢号靖节先生。他是东晋的政治家陶侃的曾孙，是“开国元勋”之后，做过彭泽县县长，因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束带”见官僚、“耻复屈身后代”，就辞职不干了。

陶渊明生值东晋末年的乱世，看到现实政治的黑暗，决心弃官归隐。他的时代的文风是清谈的、雕饰的，但他却是清淡的、自然的。他宁愿过穷困的日子，可是却自适其适，穿着破鞋子，在山里云游，过着跟老农“相对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日子。

陶渊明的唯一过分了的嗜好是他喜欢喝酒，并写了太多的和酒有关的诗。在他一百一十四首的五言古诗里，酒字出现三十一次、醉字七次、醪字三次、酣字三次、酌字三次、醇字一次。他的儿子都是笨蛋，没有一个能“臣得其酒”式的继承他的一切。他在六十三岁时死去，死前写《自祭文》，说“匪贵前誉，孰重后歌”，表示对生前死后的声名都不在乎。这种旷达，在他《挽歌诗》里也如出一辙：“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陶渊明的青年时代是豪气十足的，所谓“少时壮且厉”、“猛志逸四海”，他四十一岁后退隐，人生境界，更上层楼，我最喜欢他的《拟古》九首中的最后一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这诗旧解都说以桑树喻晋朝，但我觉得喻自己的努力，才是正解。自己的努力，在乱世之中，一切都泡了汤，泡了汤并不后悔，因为本来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逸民传》里记鬼谷子对苏秦张仪说：“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风浪荡其根，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见祟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枝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岂与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正因为所居之地，是易遭“斧斤之患”的所在，所以柯叶之折与根株之浮，也就毫不意外了。这首诗有强烈的“求仁得仁”味道，意态悠远可喜。

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中第三首也是我最喜欢的：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写他在庐山种豆的种种辛苦，最后晚露弄湿了衣服，旧解“夕露沾衣，喻贫贱之来伤人也”，但我觉得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素愿，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