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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对党员有"公开谴责"的处分，不但见之于党章，并且见之于事实。在去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报上，我们便可看到"公开谴责公告"，其中"说明"指出："本党为抗议国民党以选罢法和贿选垄断选举，封杀反对派人士，并以分赃酬佣（庸）党友方式，安排民主花瓶掩饰败行劣迹，使监察功能荡然无存，民主生机沦丧，对于此种全民深恶痛绝之监委选举，惟有以全面罢选对抗，始能瓦解国民党导演的丑剧和粉饰的策略。惟有少数党员却违反本党之决议，参加选举投票，本党分别依情节予以停权及公开谴责之党纪处分。其中周伯伦、张德铭、康水木、蓝美津、徐明德、陈胜宏、王昆和、王兆钏八人应受公开谴责之处分，特此公告。"这一公告，是以广告方式登出的，我看来看去，发现它十足是封建帝王"传旨申饬"的翻版，所不同者，太监公开或报上公开而已！

我这里所写，绝不是说这些被谴责的政客该不该做他们的事，而是说：一个号召民主进步的党，根本不该用极权退步的方法处分党员凡是有党章和施行细则中有这种处分规定的，都是苏联式的政党，都不是有出息的政党的该效法的。

民进党口口声声指责国民党，但它忘了，即使国民党，在党纪处分上，也早已扬弃公开谴责的方式了。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纪律委员会规程》第五条中，本有"对于违犯纪律之党员"，得予"公开批评以诉诸舆论”的规定，但在党章第四十六条中，处分仅余"一、警告。二、留党察看。三、停止党权。四、开除党籍"四种了，早已不再流行公开谴责了。由此看来，以民主进步号召的党，其实比国民党还封建、还苏联式。宋朝汾河谣说："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所谓民主进步，原来如此！

一九八八年七月八日

民进党不"革命"吗?

国民党在七月七日召开十三全会，民进党针对国民党宣布不改"革命"民主正常属性一事，决议在同一天，举办"反革命"群众大会，以为对垒云。

四十年前，胡适写《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指出，英美的政党叫甲式政党，苏联的政党叫乙式政党，甲式政党的特色是党员没有确定人数、党籍没有记录可查，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投票等；乙式政党的特色正相反，它有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入党必须经过调查，成为党员后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否则将受惩戒等。乙式政党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但性质和甲式政党完全不相同，这些区别，往往是一般人所忽略。胡适这一提醒，转眼四十年过去了，到了今天台湾，这一忽略，还在方兴未艾呢！

为什么？因为今天台湾的政党，都还是变形的式政党，都还在"革命"的情怀下不肯"甲天下"，最妙的，连民进党自己，居然也一出道就自甘"乙"类，这就未免太讽刺了。国民党等乙式政党，个个有它的历史包袱，脱胎换骨，谈何容易；但民进党是新成立的党，党中才俊，无一不以提倡英美式民主政党政治为目标，如今自己成立的党，却一出手就苏联式起来，故意不肯一身轻，而要把包袱朝肩上背，同时还指责别人不该背包袱，这种妙事，岂止讽刺，简直太滑稽了！

民进党在政党属性上，我们看来看去，看不出它的"反革命"反在哪里。党章也、党旗也、党徽也、中央党部也、县市党部也、乡镇市区党部也、特种党部也、中央执委会也、党主席也、中央执行委员也、中央常务评议委员也、入党介绍人也、填表也、宣誓也、缴纳党费也、颁发党证也、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也、县市党员大会也、乡镇市区党员大会也、中央党部秘书长副秘书也、本党内规也、纪律及仲裁也、警告也、公开谴责也、留党察看也、开除党籍（除名）也。……种种种种，无一不是乙式政党的模子，并且青出于蓝之。试看英美式民主政党政治中，参加政党，乃人民参政权的一种，任何政党无权限制人民加入它，但民进党入党条件限制之严、门槛之高、不便之甚，实在令人惊异。入党要党中大亨介绍、工作委员引进，久而久之，其结果可想而知，一方面陷入封闭性而不能成其大，一方面助长山头性而适足见其小。美国人想要成为民主党员或共和党员或其他党赏，只消有同一政治理想，就可以自认是那党赏，除了登记一下，并无其他条件，正所谓"我欲党，其党至矣！"这种柔性政党的良法美意，岂不正值得民进党去学？但民进党却缺乏开党气象，一开始就小鼻子小眼，露了相。台湾三十多年没有一个反对党，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就这样误入歧途，真是可悲！

民进党还没执政，所有名位还是空头的、还是画饼状态，他们就荒腔走板、弃尽所守如此，将来一旦飞黄腾达，还得了吗？基本原因，就在要过做中常委等名位的干瘾，当一名中央民意代表，至少要掌握七万选票，可是当一名中常委，只要掌握百来名即可，民进党有党员千人，选民一百六十万，以千人选出的代表，来领导一百六十万选出的代表，又何乐不为？但党员乐，党却苦矣，哀哉！

一九八八年七月六日

双重标准，何以自圆？

民进党在国民党十三一大会之日， 举办群众大会，予以声讨，他们散发了一份《民进党反“革命”群众大会宣言》，指责国民党“披着'革命'的虚伪外衣，企图以'革命'手段做残害民主的藉口”。这种指责，很有道理。不过，自己以反“革命”自豪，指责别人动辄“革命”之不当，首先自己得不“革命”才成，若自己也一丘之貉，“企图以'革命'手段做残害民主的藉口”，纵然不“披着'革命'的虚伪外衣”，也照样对民主构成残害，只是残害的程度与手段，有所差异而已。

例如民进党动辄召集群众大会 ，稍有历史和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群众大会其实是最“革命”狂的杰作，从法国大革命的群众大会，到极右派纳粹式的群众大会，以极左派的共产式，公审式的群众大会，所披外衣固有古今之别，但其残害民主，别无二致，搞群众大会，没有不走火入魔的，走火入魔后，什么效果都冒得出来。法国大革命的群众大会，整死的自己人比整死的敌人多得多，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在群众大会前上断头台，就是显例。为什么群众大会到头来如此谑画？原因无他，群众无知，徒被政客煽动耳！政客一切权力挂帅，表面上，大声痴呼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大是大非，事实上，政客全无是非，至少他们的是非是变动无常的、不可倚赖的。所以，他们眼中的“革命”，转眼之间，也可变为反“革命”，法国大革命时丹敦（Danton）最后也上了断头台，可见“革命”也、反“革命”也，是非在政客嘴里，根本是没个准儿的，谁该升天，谁该下地，全凭他们在群众大会上的一句话！

如今在台湾的群众大会上，政客们声讨国民党“革命”罪状中，有一条是国民党“继续霸占政权”，不肯实现“国会全民改选”，以致万年国会老不死议员充斥云云。这种指责，我也赞成。不过问题出在你们民进党自己，是不是绝对不犯这种毛病呢？你们指责国民党这样做，是由于“国民党的'革命'属性在作祟”，但是，我们奇怪，民进党中费希平的赫然成为中常委，赫然成为立法院党团大员，这样做，又是什么属性在作祟呢？

费希平是老国民党出身，以政工人员进入立法院，大体上，他在立法院的前二十年，是失职的，直到二十年后，在党外人士的相激相荡下，他才投身又投机的，变为一名“风派”。费希平自己宣称：国会三十多年不改选，“我也承认现在不能代表大陆上的民意”，但他自命他有“追求'民主法治'之目标”的“言行”，因此就厚颜一干至今。而民进党呢，鉴于费希平这种万年立委可使他们在立法院多了一席，所以也就欢迎了这么一位怪老子。

现在，问题来了，民进党忘了：你们是凭什么反国民党的？你们凭的，不就正是你们自谓有理、他们没有吗？不就正是你们自谓合乎正义、他们不合吗？国民党由于“革命”属性作祟，弄出费希平这种万年国会议员来“继续霸占政权”，既是你们反对的、鄙视的、开群众大会要打倒的，可是你们呢？你们为了区区一位立委名额的便宜，就全无原则，也“革命”属性起来了，好意思吗？国民党虽虚伪，至少还不讳言其属性；可是民进党却同一属性却还指责别人，所穿虚伪外衣，恐怕更厚一层呢！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日

讲民主，你没有风度

近代中国的最大悲哀是，中国人勇于实验制度，却拙于选择制度。中国人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专制、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督军团、试验过军政府。……各种国体与政体、各种统治的花招与好梦，都被各路英雄豪杰，獭祭而试之，结果呢？中国至今犹在时值非常中、犹在国家多难中、犹在革命反革命之声不绝于耳中。千年古国经此百年折腾，还要想不焦头烂额，其可得乎？

不过，中国人虽实验了这么多，却独独忘了最该实验的一种，就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

所谓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指道 道地地的英美式民主政治，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英美式民主政治。《镜里风云》（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里，罕不蛋·丹不蛋(Humpty Dumpty)对阿丽丝（Alice）小姑娘说：“当我用一个字眼时候，它的意思就只是我要它表达的意思——既不多，也不少。”(When I use a word,it means just what I choose it to mean——neither more nor less.)阿丽丝抗议说：“问题是，你俩不能拿字眼又当这个讲又当那个讲。”罕不蛋·丹不蛋答得倒也干脆，他说：“问题是，谁说了算而已。”虽然有人说中国也在衽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所实行的，其实只是罕不蛋·丹不蛋式的，只是他说了算的民主字眼而已，这种字眼，只是他要表达的集团专政的民主羊头而已。

英美式民主政治的最大特色,在于他们把民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养、一种格调，这种种优良品质，形成了所谓民主风度。巴特勒（N.M.Butler）说：“当一名绅士的难处之一是，你不被允许粗暴的主张自己的权利。”(One of the embarrassments of being a gentleman is that you are not permitted to be violent in asserting your rights.)英美式民主政治下，不论议会问政也好、抗议游行也罢，都不时兴粗暴。政治立场，尽管坚定，但表达这种产场，却“其争也君子”。

反看中国，中国的民主政治，在台湾，四十年的嗟跎，失掉了建立民主橱窗的好机会。民进党一出道，攻击国民党不民主，我有同感；但民进党的民主又在哪里，也令人着急。民进党内部结构上如何不民主，姑且不谈它；外在表现上的粗暴，却是有目共睹的。不论在议会论政或在马路上抗议游行，都是一派粗暴，这就太没水准了。

汪精卫曾悍然对青年党说：国民党的天下是自己打来的，你们不满意，去革命好了。民进党如性好粗暴，不如去革命，不必假民主之名养成许多非民主的坏习惯，这样荒腔走板，没把国民党搞垮，却先把民主搞垮了。张鸿学批评朱高正，说：“讲民主，你没有风度；搞革命，你不敢。”若不以人废言，这话说得真不错。民进党的最大悲哀是，它有机会建立民主橱窗，却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一切弄得不伦不类，却还懵然不知、洋洋自得。

有风度去讲民主吧，或有胆量去搞革命吧，都好，只是别再这样干法了。这样干，看似热闹，实非民主，看似英武，实乃懦夫，是令人看不起的。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李敖杂文集

国民党建党有九十年吗？

蒋介石的“公民投票”卖国学

民进党的三不

你是半个王八蛋

民进党不"革命"吗?

双重标准，何以自圆？

讲民主，你没有风度

送高信疆归大陆序

“准伤痕文学”

『假货』何其多

阿扁的四条出路

反对党,党反对

明的表示和暗的表示

给书呆子上一课

陆小芬的乳房问题

“一個文法學家的葬禮”

直不疑与隽不疑 /李敖 1990.7.8

不讨老婆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则）

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雏妓问题

李敖的人生阶段论

李敖的中国民族观

李敖說李敖

李敖談文學

我是天安門

中国人的名教思想

中国人的贪污思想

國民黨的前途在那裏？－－”大勢已去！”

打着民主反民主 /李敖 1988.07.24

邓朴方忆受难岁月/ 李敖

把敌人出版

為什麼要聲討『法輪功』 /李敖

“那就大反特反吧”

有意栽花，当然要发/李敖

头颅无价，师出有名 / 李敖 1989.07.15

朋友的没落 / 李敖 1974.05.04

革命以后干什么？ /李敖

至今犹忆李将军 / 作者：李敖

好人坏在那里？ /李敖 1988.11.05

关公曹操三角恋爱论

李敖之不亦快哉

希金斯案的正義意義 /李敖 1989.08.04

黄大洲听着！

蒋介石的蒙古症 /李敖 1985.08.24

“科以人重科以贵，人以科传人可知” /李敖

论“快乐律”／李敖

從生離到死別(上山上山愛廣告詞)

人生拾零

灵肉可以分家吗？

沒有人是孤島

真正的爱情要限时拆伙 /李敖 2000/1/14

杂评鲁迅和他孙子 /李敖 1982.09.23

毛泽东「霸王硬上弓」 /李敖 1991.07.07

民國定義和總統定義 /李敖 1999.09.08

中国小姐新论

乱世母女泪／李敖

大義裸体 /李敖 1986.04.22

不能耙粪，报章之耻 /李敖 1989.02.14

<李敖談李敖的報紙>

又一元官司——高雄市政府被罚一元记

一元官司——台北市政府被罚一元记

看谁的文章写得好?

且从青史看青楼

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大人格与小人格

为绍唐大哥的遗憾进一解

大中华．小爱情

师道与是非

论“占着毛坑不拉屎”

圣人教育

西餐叉子吃人肉

给杨贵妃的一封信

冷眼看台湾

吃谁的饭？

“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

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

中华大赌特赌史

人生拾零

假如我是女人

不交女朋友不亦乐哉（酸葡萄）

我是“善霸”我怕谁

国民党与老兵之四—— 为老兵李师科喊话

给书呆子上一课

莎士比亚是特务

新女性与驴

李清照再嫁了吗？

中国小姐论

好斗杂感

头颅无价，师出有名 / 李敖 1989.07.15

政治椅子學 /李敖 1989.08.13

赞成人道与接近人道 / 李敖 1989.12.19

索尔仁尼琴错在哪儿？/李敖

永远失职，永不失业！

党外人士的一个毛病 /李敖 1982.03.12

签名并发症 /李敖 1989.03.02

《停止强奸孔夫子》之---捏造孔夫子的话

台大校长不要脸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今天的我的人生境界/李敖

所毁有甚于铜像者 /李敖 1989.01.01

王宝钏的另一面

王宝钏精神

“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

李敖论五四 /李敖 1989.04.29

犧牲那一代? / 作者:李敖

标 题:粗談中國知識份子五病

退孙中山的票 /李敖 1989.07.18

送高信疆归大陆序

文/李敖

生离死别有两种,一种是对人的,一种是对土地的,半个世纪前,祸国者蒋介石和他国民党伪政府流亡到台湾,两三百万的各省各地同胞也相随或被迫来到那里,在蒋介石一连二十六年的高压下,在蒋经国接连十三年的高压下,同胞不堪回首也不准回首,对人、对土地、他们生离之後,继之死别。

十年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四十年过去了,五十年也过去了,生离死别的第二代,他们成长、壮大、出类拨萃,在千分之三的中国土地上、在海角天涯的台湾岛上,他们虽然大展身手,可是不能一施抱负,因为在格局太小的岛上,假民主使他们不能变成主人,真民粹使他们又沦为客人,他们虽然无怨无悔,可是毕竞有志难伸,台湾对他们太小了。

“他们”在文法上是复数,在事实上却是少数,寥寥可数的少数。这些最优秀的中国人,他们不甘埋没在千分之三的中国领土上,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为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中国,略尽绵薄。我的好友高信疆是有大才干的优秀中国人,他将把他优秀的余生,贡献给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中国。

一千两百年前,韩愈写“送李愿归盘谷序”,写大丈夫人生方向的转折,最後“升高而望远” ,“终吾生以徜徉”。一千两百年後,我以超迈古人的新赠序类文体,为信疆一壮行色。前瞻大陆,回首台湾,人生徜徉至此,亦高人哉！

二ＯＯ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在中国台湾

“准伤痕文学”

文/李敖

邓小平以八个字批评文革以後的“伤痕文字”,八个字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为什么“没有出息”？因为“哭哭啼啼”是弱者的表征,强者绝不如此。强者是要据理力争、挺身而斗,强者并不自怜自己的伤口,强者关心小孩子的未来,千千万万小孩子的未来。

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文学家沙特,曾感慨的说∶小孩子都快饿死了,文学还有什么意义呢？他指的文学,是弱者的文学,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的文学。

“伤痕文学”尽管没有出息,至少它还与自己成长的泥土结合,“与生民同病”,与国家共休戚,它并不逃世。但有一种逃世的“准伤痕文学”则不然,这种文学可跑得快,它快速的逃向祖国以外的世界,这种逃世是彻底的,这种文学的作者制造一种假象,是祖国有负于他。事实上,是他吸收了祖国泥土的营养才成长而有今日。我们不清楚他的党是否有负于他,但在祖国动乱时候,他并非独来独往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有原则知识份子,相反的,他还是党员,未尝不叁与打压异己。这种文学工作者比起日本的懦种文学家川端康成还不如,川端康成在祖国动乱时吓得噤若寒蝉,勇敢抗争的文学家牺牲了,他却藏在欣赏女人的世界里,“回到自古以来的悲哀,”他说他悲哀以外也反抗,也讽刺,方法是在电车上和灯火管制的床上读《源氏物语》。用读书“聊以表示对时势的反抗和讽刺”！我的天！这是哪门子反抗？哪门子讽刺？但没人敢笑川端康成是懦种文学家,因为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川端康成虽然如此不堪,但他热爱他的祖国,他不满政治人物和政党,但对祖国感怀感恩,直到七十三岁为女人自杀为止,他一辈子是日本人,没有入过其他国籍。

这篇文章写到最後,扯进日本人,实在乏味。赶快做个结论吧。结论是∶“伤痕文学”比“准伤痕文学”好得多,“伤痕文学”作者比“准伤痕文学”作者好得多,如此而已。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１日在中国台湾

『假货』何其多

文/李敖　

皇帝有真假,太子有真假,公主有真假,但真的比假的多得多,全世界各行各业中,只有一个行业,很少真的,几乎全是假货,那就是所谓“台独份子”（台湾独立份子）。这话说来好像不是真的,但事实却正如此,多奇怪啊！

“台独份子”标榜台湾独立建国,他们要革命、要打拼。不论要什么,重点必须出之以行动。要革命吗？那得付出抛头颅、洒热血,坐穿牢底、横尸法场的代价,但遍查国民党伪政府的抓人杀人记录,被杀的,成千上百,通通都是共产党。台独份子被关者偶有之,但被杀的只有一个。这一统计,告诉了我们,如果“台独份子”是真货、是玩真的,为什么总能逍遥法外？为什么总是热血腾腾但却流出来的这么少？

答案是,“台独份子”一直在口号层次,不在行动层次。并且,当年喊口号也在美国喊、日本喊。这也说明了,很少海外的“台独份子”不是外国人、不拿外国护照。

最有戏剧性的变化是,大喊台湾独立万万岁的陈水扁当家做主了,他并自称是“台湾总统”了。那么为什么不赶快易龙旗,废国号、改宪法、奉台湾正朔呢？原因是,他是“台湾份子”的假货,他不敢。至于其他的“台独份子”呢？他们的主力,都在台湾或回台湾“鸡犬同升”的做官了,做民意代表了,做政党大员了,除非为了选票,他们也懒得口号台独了。他们清楚知道台独只能弄假,不能成真。有政治利益好分的今天,他们才不那么笨。

虽然事实明朗如此,可是,为了分肥和喊爽,一定会有小人物和政治边缘人物,从各地涌来飞来,形成聚会或游行,高喊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这些人,连做假的“台湾独立份子”其实都是有问题的。“水浒传”石秀说∶“你这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这些人只是给假台独份子做假台独分子的假台独份子而已,我们别给他们骗了。

二ＯＯ一年三月十九日在中国台湾

阿扁的四条出路

我在台灣住了51年，認識很多朋友，但有兩個人看了心裡總不痛快。一個是自晚搞垮後，在公視做頭子的吳豐山，因為這人從來不笑，而且笑起來比哭還難看。另一個就是阿扁，他皮笑肉不笑，尤其現在做了總統，更令人看了混身不自在。

李登輝有次說，阿扁不能喝酒，一喝酒就醉。當時李登輝請阿扁到他家，阿扁不到5分鐘就醉下來。以阿扁的年紀，當時應不會醉得這麼慘，但卻吐得連李登輝家地毯都髒了，為何這麼失態？

話說荊軻剌秦王時需要助手，燕太子丹就找了個10餘歲便敢光天化日下在街上殺人的小太保，但這人到了皇宮見到秦王的威儀，便嚇得發抖而遭發現。小流氓就是小流氓，他因為很鄉土、很本土，到了皇宮就被嚇壞。

陳水扁第1次到李登輝家裡作客，喝點酒就醉了，就是因為緊張。陳水扁今日的遭遇與個性，與其成長過程，完全不搭調。

權力本身需要培養，行使權力的人也需要培養。李登輝在蔣經國身邊作學徒，雖然笨，但也學了很多，比如見到蔣經國，他只敢坐1/3椅子，否則就是失態。李登輝學會朝廷的禮儀，與蔣經國講話時，連屁股都處理得很好，行使權力自也行使得很好。

但陳水扁沒這個訓練，整個民進黨團隊也缺乏這種訓練。民進黨內不培養人才，使得他們接到天下，卻不知如何處理。就像美國總統傑克森當選後，竟騎著馬隊進白宮，感覺好像槍手搶了白宮一樣。但台灣今日政局細膩，不能這樣粗糙，於是阿扁團隊面對粗糙現象，卻無法解決。

台灣政局運作得非常不細膩，就是阿扁所面對的煩惱。阿扁是政治的得利者，美麗島事件後，美麗島人都坐了牢，但美麗島的律師卻在戰場上撿戰利品，美麗島人在台上的只剩呂秀蓮，陳菊位置較小，其他則都不見了。

數數，陳水扁當了總統、張俊雄當了行政院長、謝長廷當了高雄市長、蘇貞昌當了台北縣長，前縣長尤清等，都是美麗島的律師，但佔盡便宜後，他們在黨內鬥爭也碰到高手。像阿扁碰到邱義仁這種貨色，就遭到困難。

邱義仁的角色，就像喬治歐威爾「動物農莊」中所描寫的豬，動物們將人趕走後，豬將馬、羊陸續整死，成為最大團體，邱義仁所屬的新潮流，就是這種「豬的團體」，只知保護本身利益，恐怖、殘忍而不識大體，搞派系鬥爭內行，任何人滾進新潮流，都會墮落。

新潮流要角行政院秘書長邱義仁、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兩個人因奪權將黨的政策卡住，陳水扁面對新潮流、福利國系統的謝長廷等敵人，在黨內得不到奧援，便只有4條路可以衝出去：

1、勾結國民黨；

2、勾結羅福助（因為羅派人揍了邱義仁一頓，他連個屁都不敢放）；

3、勾結李登輝；

4、勾結宋楚瑜。

阿扁只有擺脫黨內壓力，讓這4條路成功，就能再做8年總統，其中若能勾結到宋楚瑜，對他將是一大利多。

反对党,党反对

严格地说，政党政治一沦入一党制，就简直变的民主不起来了。在这种政党制度下苟活的人民，虽然不准组党，但也不必怀忧丧志，因为只要一念之转，也可“立地成党”。

所谓一念之转，是根本修正党的定义与意义，不再局促在一般解释和学究解释上，而把定义与意义自由化。我们何不想：政党的定义，本来就不限一家，只因为我们被一党独大和宣传搅久了，总以为政党的造型就该是那副德行，就该有巍巍的中央党部，就该有堂皇的主义，就该有严密的党证、宣誓、组织，就该有确定的人数，就该有威风的党纪，就该有几全会、常会或什么什么会，其实着都是没必要的，都是极权政党的特色，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里，政党其实不是这副德行的，真正民主国家的政党是松散的，他们不重视空洞的主义，他们没有确定的人数，他们没有列管的记录，他们没有约束的党纪，他们没有霸占的党营事业，他们没有慷国库之慨的党费开支。这种政党是自由结合的：竞选前来也欢迎，去也随便；竞选时成故欣然，失亦可喜。他们没有庞大的党工人员，他们有的是共同理想与政见的结合，就凭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就顺利滑进政党的运作，这种境界，才是第一流的政治境界，值得我们拨开一党独大的乌烟瘴气，仔细看他们一看。

明的表示和暗的表示

1948年国民党共产党『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大军被共产党团团围住，蒋介石为爱惜将才、关怀门生，特派专机，降落战地，去接杜聿明出来。可是，飞机下降之后，杜聿明却不肯上飞机，而要誓与战地袍泽共存亡。整个的局面是：做领袖的，珍惜部下，做部下的，临难不茍，你来我不往，两全其美极矣。

不过，照杜聿明的儿子杜致勇透露的内幕是：原来蒋介石杜聿明师徒二人之间，是有「密码」（秘密意思表示）的，「密码」不符，一切形式上的关怀，都属无效，都是给别人看的，不容你当真！飞机虽到了战地，可是「密码」没来，杜聿明心里有数，是不敢上飞机的。

杜聿明被俘13年后，写了一篇回忆－－－『淮海战役始末』，其中说，1948年12月29日，「天气转晴，蒋介石派机投粮，首先下来的是近万份的黄伯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救国日报』刊登人民解放军公布蒋介石、何应钦、杜聿明等43名头等战犯的消息。官兵看到后大骂：「老子们要吃饭，投这些废物干什么？」副官将这些文件送来，我看蒋是要我死，共产党公布我是头等战犯，并说是「国人皆曰可杀者」，我还有什么生路呢？只有为蒋死的一条路了。」

由此可见，所谓爱惜将才，关怀门生，派飞机去接，都是假的，都是演给别人看的，真正的目的，是要你去死，要你为他进忠烈祠。可是不了解这种门槛的，绝对弄不清楚真相，绝对以为领袖是多么珍惜部下呀！千军万马兵败山倒之际，还派专机去接他呢？

1948年的「徐蚌会战」如此，第二年的「上海保卫战」也一样。上海保卫了半天，守不住了。据方治『我生之旅』的回忆，是「因总统蒋公一再电令，必须安全撤退部队」，才撤退的，明明来自领袖的授意。但是，据『雷震日记』1948年5月16日条下，却有这样的记录：「晚至总司令部指挥所见介公致恩伯之亲笔函，嘱其支持到底，战至最后一人，与晨间恩伯所言者完全不同。上午听到恩伯之话，且经国两次与恩伯谈话，我们以为这些意见，当系介公授意，欲保存部分实力，不料经国返定海后，介公亲笔函与恩伯，嘱其为国民党争光荣，死守到底，战至最后一人，因此陈良对上下午之截然不同，深感诧异也。」再查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明记他在5月15日「上午十点飞往上海公干」；5月16日「上午九点五十分飞离上海，十点半抵达定海机场。」可见来去匆匆，自然传达圣旨不误，「欲保存部分实力」，「必须安全撤退」属实。可是，「经国返定海后」，蒋介石在口头授意以外，又来了书面，上下午之间，口头与书面内容「截然不同」。据『石觉先生访问记录』，他当时是松沪防卫司令官，他说是「上级指示撤退，我奉命执行」；再据方治『敬悼汤恩伯将军』，是「5月25日奉命撤退，将军集合高级将领，传达撤退命令」。可见撤退是蒋介石授意的。雷震说陈良「深感」诧异，上下午之不同，其实，从侧面意义了解，一点也不必诧异，「介公」行的，是「双轨统御」，在口头上，是要安全撤退部队；在书面上，却是要战至最后一人。不了解这种门槛的，绝对弄不清真相，绝对以为领袖是多么守土不去呀！ 书面存证于部下动摇之际，谁还会怪领导不力呢？

从杜聿明和汤恩伯两个例证中，我们挖掘出领袖明的和暗的表示大相径庭，真令我们怵目惊心。千百年后的史家，看到表象、看到文件，没人会怀疑领袖，他们记录的，必然都是「臣罪当诛」啊！

1989.10.08

给书呆子上一课

我在“吐他一口痰”（《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二期“牛刀·警察·抓”）里，曾论断殷海光和他的学生们，我说：

我大学的时候，觉得殷海光还不错，可是现在看他的东西，觉得可以修改的地方颇多。不过，他的学生要赶上他的功力，至少还要一千年，像刘福增。至于陈鼓应，起码一千五百年，林毓生要两千年。

为什么我要这样论断他们呢？因为我早就感到：他们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扎根，只搞方法学是不够的，我在“我的殷海光”（《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五期“霸王·骆马·人”）里，曾这样写着：

……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可以登"自由中国"，如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病。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但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

殷门弟子这种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在实际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给"海光我师"，呜呜的说：

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面因然是受了Logical 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虫因为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

殷海光看了这一段，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

刘福增还是书呆子

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最近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湾做演讲秀为例，讲来讲去，也不过是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而已。他们的功力与成绩，二十四、五年下来，竟如此可怜，真教我们无法看得起了！

张灏、林毓生这种海外的书呆子不足论，再看看在台湾的书呆子吧：在台湾的殷门弟子中，刘福增是一位最力争上游的工作者。刘福增的文章，虽然比张灏、林毓生之流要超出"一千年"，但这种超出，只是就殷门排行榜而论，是不能跟第一流的思想家相比，比起第一流的来，刘福增还是书呆子。

刘福增自从被邓维桢在"政治家"上大力提拔后，突然多产起来，每半月发表一堆意见，有的还算好，有的就很糟。不论是好是糟，他的基本结构都是以方法学挂帅的，他的每篇文字，都要来一番"细腻"得腻人的(A)(B)(C)(D)(E)，翻来覆去的下定义、做界说、来假定、弄演绎，用他阳春面的文章，描述个没完，非常讨厌。刘福增始终不知道，文章是不能这样作的。作文和盖房子一样，搭钢筋只是盖房子的一个过度，房子盖好，钢筋是要被水泥灌住的、被粉刷盖住的，怎能把钢筋露在那儿？刘福增的文章，到处都是钢筋，到处都炫耀他的方法学，结果呢，他把暴露的钢筋当成装修的一部分，自然就闹笑话了。

竟为日本开脱

我举刘福增最新一篇文章做例子：八月十六日的《政治家》第五十三期上，刘福增忽然来了一篇"从日本政府修改史教科书风波论历史教科书的撰写"，里头为日本开脱说：

把"侵略"中国改写"进出"中国，冷静而严格的说，我们不能因此而说他们窜改历史，因为他们这样改以后虽然不再明白承认侵略，但也没有否认侵略，我们可把"进出"这个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解释为侵略。而如果历史事实真的显示是侵略的话，我们这种解释是对的。

请看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方法学！日本"侵略"中国，早就没有"如果"了，这种真相，早在国际联合会十九国委员会通过的"李顿报告"(Lytton Report)中，就确定在案了。"李顿报告"是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这种五十年前就已确定的历史事实与用语，今天再做没有"有力的新证据"的翻案，这不是窜改，又是什么呢？刘福增说：

假如现在有一个历史事实公认是这样这样。现在我们没有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而主张说这上历史事实不是这样这样，而是那样那样，我们便窜改历史。

请问刘福增，五十年来，你和你的日本人，"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来推翻"公认"的历史事实了吗？没有！显然没有！既然没有，这不是"窜改"，又是什么呢？

"淡化"就是"窜改"的一种

刘福增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没读过"李顿报告"等历史文献，也许可以原谅，但没读历史却信笔乱谈，这就是你的方法学吗？天下可有这种武断的、抹杀事实的方法学吗？刘福增耍嘴皮子，赞成以"进出"来代替"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但"侵略"难道不是描述事实吗？照刘福增这样"冷静而严格"，日本就没有"侵略"，只有在中国领土上"进出"了； 日本军人就没有"强奸"，只有在中国妇女身上"进出"了。这种咬文嚼字，又证明了什么？难道历史事实可以用"没有价值判断的字眼"抹杀吗？如果这样咬文嚼字，你"刘福增"里"福增"两个字，就是十足"带价值判断的字眼"，你是不是该"冷静而严格"的改一改呢？刘福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