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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至觉得，这首诗该引申解释做志士仁人为素愿奋斗，有时会灰头土脸、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但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

陶渊明死前一年，檀道济去拜访他，看到他又穷又病，忍不住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陶渊明答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这样一位“自苦如此”的不合作主义者，就在别人志不及他的高蹈下、洒脱下，飘然死去。

他在《挽歌诗》中间：“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我想他自己知道，他是真正为人间立下荣辱标准的人，千秋万岁，令人永远难忘。

一九八四年五月八日

今天的我的人生境界/李敖

一个进步的人生，必须有不断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一般人来说，只是随着年龄，缓缓地变着，变得又慢又不明显；但对我说来，却大异其趣。我喜欢采取"突变"，变得又快又明显。

当我年纪愈大，磨炼愈多，"从心所欲"的自胜愈来愈自然达到的时候，我的"突变"，也就愈发有成绩。

四个月前开始的"隐而不退"，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突变"。四个月来，"隐而不退"使我凝聚了许多多年无法达成的层次与高段，四个月下来，我明显的感觉到：我的人生观（包括观念与作法）已经到了"彼岸"，我很从容的舍弃了许多旧日的价值判断，对爱情、对友情、对人我关系、对世俗喜乐、对身外之物、对自我牺牲、对时间与余生安排，等等等等，我都一一有愈来愈豁然之感。这种豁然之感，使我变得清澈、恬淡、从容、一无所惧，也一无错误。最后使我觉得：我一生中，只有今天的我才是最后完成了的我。蓬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这种情况的真意是：四十多年的人生经验，终于带给一个进步的智者的"最后完成了的我"。这种完成之后的充实感，使我不想时光倒流，不想要追回过去的什么。今天的我，比过去的我--任何时候的我--更活得成功、活得自恃与自适。这种清澈、恬淡、从容、一无所惧，也一无错误的境界，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入圣的境界，我说我是圣人，其理即在此。

我高兴我有生以来，从来没像今天这种"最后完成了的我"过，我认为人生修炼到这一境界的时候，我真的可以"朝作文，夕死可矣"！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深夜

所毁有甚于铜像者 /李敖 1989.01.01

yubar:這篇李敖的舊作 , 寫成距今已逾十年了.

當年的「倒吳」事件 , 今天早已沒有人再提及了 , 但我們絕不趕時髦 , 追新聞熱 , 發人深省的好文章 , 是不該被遺忘掉的 , 特將它送給社區的朋友們 ,目的無他 ,宣揚李敖思想而已!

1988年12月31日，包括十余名高山族在内的20多名男女，乘坐民进党的宣传车，到嘉义市火车站前，把吴凤铜像拆毁。同时发表演说，指吴凤「杀身成仁」的故事，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制造的神话。

这一事件不是偶然的。 8年来，随着政治作用的炒作，吴凤问题渐渐变成了政治斗争的靶子，国小课本中吴凤故事虽予删除，并未缓和了局面。相反的，反倒助长了「倒吴派」的气焰。如今「吴通事」再次落马，身首异处，惨被「政治出草」，他若死而有知，岂不情何以堪也哉？ 8年来，我看遍了每一件「倒吴派」的论证，发现他们说国小课本与历史不符，固非无据；但是他们自己的宣传，与历史不符者，却也半斤八两。如果为了政治作用，则其心态与国民党固无二致，没有什么好说；如果为了历史求真，则这一公案，就有待我这种历史家来讲评讲评了。

反对「吴凤神话」的豪杰们，他们口口声声的论据是：在连横「台湾通史」中，吴凤是因背约、骂人、与曹族格斗下被杀的，并不是什么「杀身成仁」而死；而曹族的终止猎人头的「出草」习惯，是因族人遭天花传染病侵袭和大举迁移的缘故，与吴凤固无涉也。

说吴凤是因背约、骂人、与曹族格斗下被杀的，并没有错；但是若口口声声引据连横的「台湾通史」，却予以断章取义，就不对了。「台湾通史」卷三十一吴凤传中，首先即赞美「士有杀身成仁，大则为一国，次为一乡」，但吴凤却为一族而死－－－「为汉族而死」，言外之意，吴凤「杀身成仁」的伟大，显然有胜于为国而死。连横又说，吴凤做通事时，以前的通事与番人有约，每年以汉人男女二人给他们「杀以祭」，但是番人「犹不守约束，时有杀人」，可见番人背约在先。吴凤接任通事职务后，乃对番人说：「今岁大熟，人难购，吾且与若牛，明年偿之。」则意在以牛代人，他的人道精神，可以肯定。后来连牛也不给，确是背约。番人声言要杀他，他「固不得去」，也就患有所不避。番人来了，他【危坐堂上，神气飞越。……….叱曰：『蠢奴！吾死亦不与若人！』】这种我宁死也不肯把汉人男女送给你们这些蠢东西来杀的气概，不是「杀身成仁」是什么？最后「番怒刃凤，凤亦格之」而死。 「已而疫作」，番人「各社举一长老，匍匐至家，跪祷曰：「公灵在上，吾族从今不敢杀汉人。…….」尊凤为阿里山神，立祠祷祀。」由此可见，吴凤的「杀身成仁」，的确于史有征，虽然细节部分，如骑白马赴义之类，不见「台湾通史」，但他基本上为台湾人（汉人）「杀身成仁」，却不容否定！

如今说吴凤「杀身成仁」，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制造的神话，这种人，显然是不真读「台湾通史」的，「台湾通史」的作者既非日本人，又非国民党，他可是台湾人！

吴凤故事本是人类中罕见的伟大动人故事，纵与史实小有出入，也不该引起高山族的自卑感，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杀人；更不该引起台湾人的政治作用，因为吴凤根本就是台湾人。但在无知与偏狭的盲动下，却有人刻意要摧毁吴凤，并从铜像开始。他们不知道，所毁有甚于铜像者，是他们毁掉了历史与正义，他们毁掉了台湾人史无前例的一个义人，和永不再有的伟大动人故事。

王宝钏的另一面

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我已在“王宝钏精神”一文里，指出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愚贞”，且呼吁我们不但要打倒薛平贵男权至上的思想，也要打倒王宝铡女人自甘吃亏的精神。

可是。我们研究民情的人不要忘记，“王宝训精神”虽然如此落伍不通，但是这仅限于两性贞操的一面；她本人在另一面－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一面，却一反其道，表现得极为进步勇迈。这一点上，平剧中《红鬃烈马》可以提供我们不少材料．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论列。

话说王宝钏小姐在深闺时代，一天在花园里碰到“穷小子”薛平贵在那儿睡觉。慧眼识英雄，春情想汉子，立刻把薛平贵叫醒，告诉这“穷小子”，说她要打彩球招亲，请他届时跑来抢球。于是平剧中“彩楼配”开场，玉小姐和薛先生好像篮坛国手，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抛一接，竟不差毫毛，王宝钏的父亲王允，看到许多在场的公子王孙都没有接到球，反被“穷小子”薛平贵接到，大惊失色，决心“一不该，言而无信，要把婚姻赖”。那知女儿王宝钏，乃是见到汉子，信誓旦旦的人，死命不肯赖婚。气得王允怒不可遏，乃至父女二人表演“三击掌”，双方发誓脱离父女关系，永不相见。平剧中“三击掌”唱词，可节录出这样的对话：

（允）我的儿说话言不逊，句句话儿伤父心。

（宝）非是女儿言不逊，爹爹为何你要退婚？

（允）要退要退偏要退！

（宝）不能不能是万不能！

（允）今日不把婚来退，两件宝衣脱下身！

（宝）上脱日月龙凤袄，下脱山河地理裙。两件宝衣来脱定，交与了嫌贫爱富的人！……

（允）有朝为父亡故后，不用宝钏哭半声！至死不见王三姐！

（宝）女死不见老严亲！

父女二人，为了“严防”双方再见，于是“三责掌”发誓。发誓后，王宝钏唱道：“一刹时失去了父女情！休怪儿与父三击掌，老爹爹做事太无情！”

在父亲无情的干涉婚姻自由下，王宝钏以相府宦门之女，跟薛平贵搬入寒窑冷洞之中，直到薛平贵“投军别窑”，她仍旧至死靡他，坚持不变。后来她的母亲来看她，在“母女会”中，她恩怨分明，告诉她妈妈说：“老娘亲不必两泪淋，女儿言来听分明：倘若爹爹丧了命，女儿不去哭半声，非是女儿心肠狠，他把儿夫妻不当人！倘若老娘遭不幸，披麻带孝是儿身，守墓入土把孝尽，也不在老娘把儿生。”

王宝钏这种为了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而吃尽千辛万苦，不惜与老子决绝的勇气，可说是我们中国民间最伟大的性爱故事，值得每一位新时代的女性的效法与回味

（一九六五、八、二十五。）

王宝钏精神

王宝钏精神最近因为一中学校长与一海外留学生的太大通奸，引起了不少的争论，当一个省议员提出留学生太太“守空闺”的问题的时候，省主席曾呼吁留学生的太太们要效法王宝钏，要苦守寒窑十八年！

对省主席的高论，我只有佩服。但是我承认：我若是女人，我一定做不到，并且丝毫不觉得有做到的必要。我不肯这样做，理由很多。主要的理由在罗素《婚姻与道

德》一书里说了不少，不服气的人不妨参看。

反看王宝钏的丈夫薛平贵，他在这十八年里做了些什么呢？他不但没有“苦守寒窑”，反到讨了“代战公主”做了太太！

十八年后，薛平贵回去看王宝铡，在“武家坡”戏词里还有这么一段：“洞宾曾把牡丹戏，庄子先生三戏妻，秋胡曾戏过罗氏女，平贵要戏自己妻！”一十八年的苦守。先换得的，竟是大夫这门子“戏妻”的雅兴！

薛平贵的安排下，王宝钏曾见了代战公主。平剧中“大登殿”戏词中，写王宝铡的心情如下：

“王宝钏低头用目看，代战女打扮似天仙。怪不得儿夫他不回转，原被她缰住了一十八年！宝钏若是男儿汉，我也在她国住几年！”

这种对外国婆子“我见犹怜”的心情，最像晋朝桓温的太太。这时候，王宝铡本可到台中法院控告薛平贵“重婚罪”的，可是她大概知道不会得到公平的裁判，所以她屈服了。于是薛平贵大唱道：

“孤王金殿来观看，二梓童打扮似天仙。宝钏封至在昭阳院，代战公主掌兵权。赐你二人龙凤剑，三人同掌锦江山。”

于是王宝钏和代战公主“你为正来我为偏”，“学一个凤凰伴君眠”了。代战公主既不需要黎东方教授收为干女儿，也不需要被妇女会通电驱逐，薛平贵这种施诸于女士们的显然阴谋，比起新时代的施显谋来，真是“不可原谅”多多了，可是他却有“好运气”，而今日的王宝钏，她却老实不客气，在台北法院里告上一状，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妇女的抬头，当然相对的是男权的下降，和一切薛平贵式人物的悲哀！

在近代世界的贞操观中，大家公认的事实是，提到贞操，男女是相对的，不再是女人一方的。整天在外面胡搞女人的丈夫，没有资格谴责自己的太太在家里偷汉。太太也没有独守空闺的义务和必要。这种认识，根本否定了“王宝钏精神”，并且认定“王宝钏精神”像“愚忠”“愚孝”一样，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愚贞”而已。

昨天三更半夜与黄胜常先生聊天，一再讨论王宝钏的问题，他告诉我说，平剧“马派”（马连良派）的“武家坡”里，有薛平贵的一段道白如下：

“哎呀！且住。想我离家一十八载，也不知她的贞节如何？我不免调戏她一番：她若守节，上前相认；她若失节，将她杀死，去见我那代战公主。”

这种可耻的片面的贞操观念，就是中国人肯定过的思想：不但受益的男人肯定，甚至吃亏的女人也肯定，这真是不可思义。如今，在新时代里，我们不但要打倒“薛平贵思想”，也要打倒“王宝钏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两性生活才有一条活路。

（一九六五年、八、二十四。）

“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

有一次，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后，平鑫涛说：“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请她来了，就是三毛。”于是他把三毛介绍了给我。

三毛很友善，但我对她印象欠佳。三毛说她：“不是个喜欢把自己落在框子里去说话的人”，我看却正好相反，我看她整天在兜她的框框，这个框框就是她那个一再重复的爱情故事，其中有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如果三毛是个美人，也许她可以以不断的风浪韵事传世，因为这算是美人的特权，但三毛显然不是，所以，她的“美丽的”爱情故事，是她真人不胜负荷的，她的荷西也不胜负荷，所以一命归西了事。我想，造型和干哪一行还是很重要的。前一阵子林青霞同我晚餐，餐后在我家谈了十小时，我仔细看了她，我看她就是明星造型，正好干明星；美丽岛军法大审时，陈菊在电视里出现肉身，面目坚毅肃杀，我仔细看了她，我看她就是政治造型，正好搞政治。如果林妹妹搞政治，陈姐姐干明星，我想就说不出来的不对劲。三毛现在整天以“悲泣的爱神”来来去去，我总觉得造型不对劲，她年纪越大，越不对劲。有一次我在远东百货公司看到她以十七岁的发型、七岁的娃娃装出现，我真忍不住笑，这种忍不住笑，只有看到沈剑虹戴假发时，才能比拟。

比起琼瑶来，三毛其实是琼瑶的一个变种。琼瑶的主题是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三毛则是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之外，又加上一大把黄沙。而三毛的毛病，就出在这大把黄沙上。三毛的黄沙里有所谓“燃烧是我不灭的爱”，她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理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中一种“秀”，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那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那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她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三毛式伪善”。

“三毛式伪善”，比起另一种伪善来，还算是小焉者也。另一种伪善是金庸式的。金庸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我责备他不该参加什么“国建会”，自失他过去的立场。他说他参加，也说了不少批评的话。我说这是不够的、得不偿失的、小骂帮大忙的，你参加这种会，真叫人失望。接着谈到他写的武侠，我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且发了财。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他很谦虚的解释他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

《新约》里说：“没有仆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恨这个，就得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得轻那个。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

看了三毛的例子和金庸的例子，我不得不说，那位基督徒和这位佛教徒，其实都是伪君子。他们同时又要上帝，又要财神。真正上帝的信徒不会这样，真正财神的信徒也不会那样，只有把上帝当财神或把财神当上帝的伪君子，才会这样。

1981年作

李敖论五四 /李敖 1989.04.29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雕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共产党、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 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会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斯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几于先，再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斯者也。马克斯早在一八六五年就完成「资本论」初稿的最后两卷，但他不让恩格斯看，事实上，他在第三卷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论据。他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的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劳工们，可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斯本人，对马克斯主义，也不无疑义。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舒密特，提到马克斯曾自讽的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斯主义者！」由此可见，此马来头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斯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人物以「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毛泽东，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在在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独裁，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专制、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五四运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始，以被帝国主义打倒终。我们走了七十年的远路，如今自由无缘、繁荣没份，在上者专政，在下者浑沌，所谓思想解放、个人解放，都还瞠乎其后，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登彼岸而迷津。抚今追昔，真令人不禁为五四忧。也许再过七十年，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项目。不过，先决条件是不能再走错路了，再走错路，再来个七十年也没用。那时候，我们已是世界第一贫穷愚昧之国，连帝国主义都不要我们了！

犧牲那一代? / 作者:李敖

古今中外，志士仁人舍己為人，無不「犧牲小我，成全大我」。不過，這種犧牲的信仰，有時也會走火入魔，從個人的自我犧牲的美德變為集體的中風狂走的強制，形成舉國若狂的犧牲場面，這種宗教式的集體狂熱所帶來的問題，也就多了。

胡適寫「丁文江的傳記」，提到他這老朋友信仰一種「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丁文江特別推崇螞蟻，說螞蟻有「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天性」。他認為「天演之結果，凡各動物皆有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之天性，蓋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丁文江這種宗教，胡適是不贊成的。胡適說：丁文江的情感「使他不能完全了解這種宗教心可以含有絕大危險性，可以瘋狂到屠戮百千萬生靈而還自以為是「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

以蘇聯為例。當年丁文江說：「……照蘇俄的現狀，我們看不出一點平等自由的光明。不錯，資本階級是沒有了。……統治的階級，很廉潔，很努力，許多非共產黨都可以承認的。然而平等則完全不是。……蘇俄統治者的生活與平民是兩樣的。……從殺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條很遠的路。」「我雖不贊成共產主義，我卻極熱忱的希望蘇俄成功。沒有問題，蘇俄的共產是一個空前大試驗。如果失敗，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豈不是悲劇中的悲劇？」對這種理論，胡適反駁說：丁文江「在上文說：「從殺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條很遠的路。」他現在說：「如果失敗，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這豈不等於說：「如果成功，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不算是冤枉死的了！」」所以胡適的結論是，這種理論，是丁文江「「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在那兒作怪。」

不贊成共產主義的丁文江，都有集體犧牲的狂熱如此，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們，自然更不消說。共產主義者提出一個偉大的口號，就是「犧牲這一代以為下一代」。在這種信仰下，一切苦難、一切災禍、一切「一家哭」「一路哭」、一切「千萬人頭落地」，對他們說來，都不算什麼。他們要「犧牲享受，享受犧牲」；犧牲同志，同志犧牲；犧牲自已，自已犧牲，什麼也不為，為的只是下一代，下一代的遠景、下一代的苦盡甘來。但是，以他們的「目的熱」卻「方法盲」，所謂遠景所謂苦盡甘來，真不知何年何月才得兌現？事實證實給下一代的是：「從殺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條很遠的路。」他們革了幾十年的命、吃了幾十年的苦、造成了幾十年的浩劫，可是，人間天堂還是在天上，他們從黑頭到白髮、從吶喊到彷徨、從兩手血滴到頭破血流，最後所換得的，卻是這一代的頹唐和下一代的迷失，這種可怕的宗教，想來也真令人寒毛直豎。

孫中山提倡「以俄為師」，所以國民黨也感染出「犧牲個人的自由，為了國家的自由」等怪論。這類怪論，自是具體而微的「犧牲這一代以為下一代」。不過，由於國民黨腐化得快，它的宗教狂熱，很早冷卻。但這一冷卻，未嘗不救了它。我曾說：國民黨革命革到頭來，大家都不想再革命，甘願小鼻子小眼做「太平犬」以終老，這種個人價值的覺悟，豈不正是它墮落中的新境界？在個人價值的覺悟下，人們會發現：不論那一代，都不該刻意用犧牲來追求什麼、成全什麼，那一代都不是螞蟻啊！

标 题:粗談中國知識份子五病

中國知識份子在談到本身的時候, 總喜歡冒出一股特別之氣. 舊式一點的 會冒出"萬般皆下品", 新式一點的會冒出"我們讀書人"如何如何. 這一股特別 之氣, 常常把自己裹住, 神氣活現, 自成一種人. 　　

這一現象, 有著明顯而深遠的歷史背景. 中國知識份子的前身相當於古代 的士, 士大夫, 士君子, 君子, 儒, 書生. 這一種人, 在歷史上的地位大致是 : 先得受教育的便利或特權, 不當兵, 不納稅, 不種田, 不做工, 主持輿論( 好一點的是"清議" ), 影響司法(壞一點的是"訟師"), 進而重舉應僻, 做官行 道(好一點的是"清官", 壞一點的是"巧宦"); 退而傳經授徒, 弄月吟風, " 忍 把浮名, 換做淺盞低唱". 至於真正懷抱大智慧大原則而殉道如李卓吾者,畢竟 極少. 能做到獨善其身, 隱沒山林, 已經不錯了. 　　

造成中國知識份子特殊地位的基本原因有三: 一是農業社會, 二是威權局 面, 三是文字艱難. 農業社會和威權局面, 需要的是一種"知命""務本""保守" "服從"的架構, 這一架構不能全靠老子的板子或皇帝的斧鉞, "馬上得天下"並 不能"馬上治天下", 要想得而治之, 就得下馬請教書生, 要書生製造抽象的架 構去平衡, 去控制. 據說書生也有"馬上"的時候, 所謂"上馬能擊賊"之類. 不 過那時候, 國不亡也差不多了. 而該書生上馬之前, 照例又"倚馬"萬言一番, 恐怕萬言未了, 早已被賊所擊, 最後命短的自然"罵賊而死"; 命大的只好" 奈 何從賊"了! 　　

中國知識份子的處境, 一直來源自一個古老的公式, 這個公式是:

ˊ成則為王

知識份子+威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