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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晚报》，一九六五、八、十六。）

李敖之不亦快哉

其一：得天下之蠢才而骂之，不亦快哉！

其一：国民党过去欺负你，现在把它欺负回来，不亦快哉！

其一：老蒋生前他下我牢，老蒋死后我鞭他尸，写《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五书，并编《拆穿蒋介石》一厚册，不亦快哉！

其一：鞭尸之外，旁及其妻其子，无一幸免，一一大书伺候，不亦快哉！

其一：平生有恩必报，有仇必报，快意恩仇，不亦快哉！

其一：仇家不分生死，不辨大小，不论首从，从国民党的老蒋，到民进党的小政客、小瘪三，都聚而歼之，不亦快哉！

其一：在厕所里读党义，不亦快哉！

其一：在监牢里读禁书，不亦快哉！

其一：在浴盆里泡热水，不用手而用脚趾开水龙头，不亦快哉！

其一：在浴盆里一动也不动，由美女一切代劳，自已像死猪一样，不亦快哉！

其一：在动物园里，抱小老虎、小狮子照相，不亦快哉！

其一：逗小狗玩，它咬你一口，你按住它，也咬了它一口，不亦快哉！

其一：破白蚁窝，见彼等奔相走告，不亦快哉！

其一：以ddt喷马蜂窝，见彼等欲振乏力，个个倒毙，不亦快哉！

其一：以快速放领袖万岁歌，以慢速放蒋经国演讲电影（蒋经国演讲本来就比别人慢五拍），看了笑不可抑，不亦快哉！

其一：看自已出书、看朋友出狱、看高手过招、看敌人出丑，不亦快哉！

其一：看丑女出嫁、看美女出家、看大钞出笼、看老贼出殡，不亦快哉！

其一：看傻瓜入彀、看笨蛋入伍、看阿婆入席、看流氓入伙，不亦快哉！

其一：看淫书入迷、看债主入土、看丑八怪入选、看通缉犯入境，不亦快哉！

其一：看新女性大脑每下愈况、脸蛋美下愈况，不亦快哉！

其一：去拍卖萧孟能家电话，萧孟能说：我付钱一万六千元买下这电话行不行，免得我改电话号码，我说你付十六万都要拆你这电话，非逼你改号码不可。气得他呼呼直喘，不亦快哉！ 其一：萧孟能诬告我，被我反告。他怕坐牢，逃到美国去了。不亦快哉！

其一：学邱创焕讲台湾语，一边学一边笑，不亦快哉！

其一：写文章骂台湾人，不亦快哉！

其一：写文章替高山族义执言，不亦快哉！

其一：送女儿念美国学校，不考三民主义，不亦快哉！

其一：快行已意，有话直说，高兴骂谁就骂谁，从蒋经国到他妈、从李登辉到杨丽华、从蜗牛族到女娲、从“忘了我是谁”到“教我如何不想他”，都在被骂之列，不亦快哉！ 其一：与牙医为邻，十多年拨牙不给钱，不亦快哉！

希金斯案的正義意義 /李敖 1989.08.04

路透社贝鲁特七月三十一日电：一个亲伊朗的组织声明，该组织已绞死于去年二月在黎巴嫩南方遭劫持的人质美国中校军官希金斯( Willam R. Higgins)。这项由「世界受压迫人民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Oppressed on Earth)发表的声明说，这个组织绞死人质以惩罚美国与以色列于周五绑架十叶派领袖欧贝德( Sheik Abdul Karim Obeid)的行动。

希金斯被绞死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陷入紧张。参加过共和党总统角逐的参议员杜尔，率直的质问以色列，认为以色列危害了美国人质的生命。

杜尔以外，美国有关当局表示，以色列在绑架欧贝德之前并未照会美国；而以色列内阁在批准此一行动时，也完全未考虑到此举所可能产生的后果。

在以色列方面，却辩解说，以色列是在谈判释放三名被俘的以色列士兵失败后，才不得已绑架欧贝德。又表示：它有权采取它认为适当的反恐怖行动，它必须在对抗恐怖主义时采取主动。以色列陆军同时公布侦讯欧贝德的纪录，指出欧贝德已承认是他策划及绑架希金斯和三名以色列士兵，以及主谋多项恐怖活动。以色列外交部长也声称：「对付恐怖分子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暴制暴。别无选择。」以色列国防部长也声称：「毫无疑问，欧贝德事件是以色列主动造成的，但这事件促使人质问题再度为世人注意。有许多人企图忘记还有许多人质和战俘被黎国境内的野蛮恐怖团体监禁，但以色列没忘记。」 　　对这一事件，我认为以色列站在对的一边，而美国却是错的、伪善的。

以色列国防部长说以色列「没忘记」有人质在敌方手中，而要「主动」解决问题，「促使人质问题再度为世人注意」，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不规避问题的态度。相对的，美国却对自己的同胞与原则表现得只会说漂亮话。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美国总统里根在三十九名人质获释时说：「恐怖分子必须听好：我们将会在黎巴嫩和其它地方向你们还以颜色。我们将会对你们攻击美国人民和财产的卑鄙行为，还以颜色。」Terrorists be on notice : we will fight back against You in Lebanon and elsewhere. We will fight back against Your cowardly attacks on American citizens and property.)

里根又说：「在公道没还我以前，我们不会袖手；在国际社会没善其责之前，我们不会旁观。」 (We will not rest until justice is done. We will not rest until the world community meets its responsibility. ) 这些大言壮语，说得是何等漂亮；可是究其实际，美国人对还颜色、救人质的努力，比起小国的以色列来，郄差多了。 　　我最佩服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生于忧患，深信一种强者的哲学，对任何骚扰，一律大力报复；你丢他一颗手榴弹，他扔你一百颗炸弹，真是要得。以色列不但有立即的报复手段，还有长程的报复手段，当年在集中营杀害他们的纳粹，在多年以后，一个个都被以色列人抓到。──以色列人绝不忘记。因为忘记报复就是亵渎正义！以色列的外交部长说「对付恐怖分子的唯一方法就以暴制暴，别无选择。」这种生于忧患的惨痛之言，不是生于安乐的美国人所能理解的。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任总理的夏米尔，他的全家，就死于纳粹的杀害。这种万劫余生的人物，他们对人间态度，是务实的，绝不像美国大少爷那样只会唱高调，而他们祖先的报复哲学，也正是他们的正义。 　　「旧约」中「利未记」第二十四章第二十节：「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Breach for breach, eye for eye , tooth for tooth.) 「申命记」第十九章第二十一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Eye for eye, tooth for tooth, hand for hand, foot for foot.) 这种恰如其分的正义，也正是今天以色列人「以暴制暴、别无选择」的张本。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 记那老犹太的话，说：「如果一个犹太人整了一个基督徒，基督徒该怎样？报仇呀。如果一个基督徒整了一个犹太人，犹太人照基督徒的榜样，哼，也是报仇呀。」 (If a Jew wrong Christian, What is his humility ? Revenge. If a Christian wrong a Jew, what should his sufferance be by Christian example ? Why, revenge. ) 极端讽刺的是，如今这种正义，只有犹太人有了，基督徒反倒懦得像龟孙子了。不但像龟孙子，甚至在犹太人不肯袖手旁观之际，反倒埋怨起他们不该动手以危害美国人质的生命了。──自己对暴徒无能为力，反倒错怪勇于救人的，这种伪善，是可耻的。

黄大洲听着！

检举函

受文者：台北市市长黄大洲先生 台北市议员秦慧珠女士

副本受文者：台北市工务局长曹友萍

主旨：为台北市工务局长曹友萍及属下悍违“中央法规”、包庇违章建筑，请自该局长以下违法人员悉予惩处

说明：

一、本人于六月二十二日以检举函致工务局建管处，告以台北市东丰街五十六号地面层房屋后院土地，原借避难空地及防炎巷之用，系属法定空地。讵地面层房屋所有人蔡荣德意图为自己不法之所有，竟窃占据炎私有，并未经依法申请核准，擅予增建房屋，阻碍避难及防火之效用，请予强制拆除。

二、不期该局处于81.6.29北市工建（违）字第四三五三三号回函中，除以官僚心态，将本人“检举函”擅改为“陈情书”外，并以“有关本市大安区东丰街五六号一楼后侧违建，属既存多年违建，本处目前全国拆除新施工中违建，此类案件依‘台北市加强违章建筑处理执行计划’列入分期分类处理，复请查照”等语搪塞，包庇犯法之人。

三、查该违建蔡荣德本人除已触犯“刑法”第三百二十条第二项之窃占罪及承揽工程人员或监工人员共犯“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违背建筑技术成规罪外，并违反“建筑技术规则”第一百十二条及第一百十一条规定甚明。

四、而该违建不特为违章，且以堵塞防火巷等，构成公共危险，且经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消防警察大队以北市消行字第五五七五号致函该局处，告以“本大队派员勘查结果，该违建严重影响紧急逃生及消防救灾车辆进出，因系贵管权责，请并案卓处”在案。既有危害公共安全之情事，参照“建筑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及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应予强制拆除。

五、复依内政部“违章建筑处理办法”、“处理违章建筑有关人员奖惩办法”，有违必拆、不扩必罚规定，都明定甚严，毫无弹性处理或什么“分期分类处理”余地。

六、以上所列违建必拆法规，皆为“中央法规”。依“台北市法规准则”第三条，明定“市法规不得抵触‘宪法’及‘中央法规’”。而该局处有关人员明知法律位阶有上下之分、从属之别，却悍然蔑视“中央法规”，而以所谓“台北市加强违章建筑处理执行计划”前来搪塞，自与“台北市法规准则”第三条抵触。而抵触“中央法规”，更不在话下了。

七、由此可见，该局处自局长曹友萍以下，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第一条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执行其职务”之规定；违反第七条“应力求切实，不得畏难规避，互相推诿，或无故稽延”之规定，而有第六条图利他人之行为。请即依同法第二十三条予以惩处。

八、“公务员服务法”第二十三条明定包庇属官之罚则，明定“公务员有违反本法之行为，该管长官知情而不依法处置者，应受惩处”。若 贵市长不即行依法惩处，并督促拆除违建，本人除敦请市议员秦慧珠女士不断质询外，并将“升级”——向行政院长郝柏村检举，不会罢休的。至于到法院告你，更是意料中事。——连李登辉和五院院长，都被李敖告过，你黄大洲又算老几？本人过去依“赔偿法”告贵府，贵府曾赔偿本人陆仟玖佰零壹元在案，你一查便知。若再玩忽，一定给你好看！

李敖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告]早在八年前，台北市大安区公所即行文建管处，告发上一违建，该文件影印本现因本人于地检署告蔡荣德，已列入一九九二年度侦字第一七0一七号案卷追查中。上一违建，被该局处包庇八年于兹。如今又以“依‘台北市加强违章建筑处理执行计划’列入分期分类处理”再来搪塞，续予包庇，这种公务员实在太可恶，一定得揪出来！——等了八年了，都不拆，谁还相信你们的鬼话呀！

播种者胡适

山下绿丛中，

露出飞檐一角，

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

对他高唱旧时歌，

声苦无人懂。

我不是高楼，

只是重温旧梦。

——胡适：《旧梦》

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件大事。在民国六年的一月里，一个貌不惊人的老头儿到了北京大学，这个老头儿就是蔡元培。他当时要物色一个文科学长，他的朋友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正在上海办杂志的陈独秀，杂志的名字叫《新青年》，那时候刚出了十五个月。

陈独秀一到北大，立刻跟一些有新头脑的教授合了流，最有名的是沈尹默和沈兼士，还有那要排斥四十岁以上老家伙的钱玄同。这些年轻的教授们颇有“万事俱备”的条件，他们想施展，可是找不到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在摸索中，他们忽然感到清凉了、爽快了、豁然开朗了，他们兴奋地互相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有阵风来了。——那是东风！

* * *

东风来了，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民国六年的九月里，北京大学来了一个二十六岁的新教授，蔡校长仔细看了看他，然后露出高兴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欢了这个“旧学遂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

北京大学热闹起来了！梁山泊上又是添了几条好汉，他们是：胡适之、刘半农（复）、周豫才（鲁迅）、周岂明（作人）……

北大新添进了新血轮，北大开始蓬勃了！

七年一月，《新青年》以新面目出版了，六个教授轮流编辑，想开始为中国奠定“非政治的学术基础”，培养一个思想自由的批评风气。那一两年间，他们最大的成绩当然是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这个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在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因为没有文学的国语就不会有真正的国语；第二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

乍看起来，文学革命好像只是一种形式的改革，一种文字体裁的解放，其实形式和体裁对内容有重大的影响，形式和体裁的束缚会斫丧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所以文学革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会跟着到来。胡适首先看到这一点，他立刻把消极意味的“八不主义”改成了肯定语气，他告诉人们：

一、 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 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 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非常明显的，这四行句子的的精义所在已经不止于文字方面了，它们明白地指出了一个思想的新方向。

民国七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易卜生专号》，胡适写《易卜生主义》，初次宣扬那个“真正纯粹的个人主义”，他借着西方近代一个最有力量的文人的笔，借着简明有力的白话文字，鼓吹“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在那篇长文里，他鼓吹“说老实话”，攻击“腐败家庭”、攻击“死板板”的法律、攻击“处处反乎人情”的虚伪宗教、攻击“许多陈腐的旧习惯”——道德、攻击社会对特立独行的“捣乱分子”的压迫、攻击他最恨的“那班政客”。他一下子攻击了这么多传统的丑脸，所用的，只不过是一个西化文人手中的一杆新枪。

很快的，非常明显的，胡适把他走的路放宽了，文学革命很快地从一个目的变成手段，又从手段导出许许多多的目的。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断烂朝报的中国哲学史，澄清了浮夸淫琐的文字障，创立了新式标点，宣传了“不朽”论，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孔家店和旧式的父子问题，改革了不合人情的丧礼，鼓吹了女权和新的性观念，最后印出了《尝试集》，把中国文学带到了一条新路与生路，在南社横行排律成风的规摹里，使老朽们面对了新诗。

这两三年的努力简直是奇迹，一篇文章带起了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这时候，胡适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

在南方，一位深思远虑的革命领袖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这“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在民国九年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还为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儿——“新文化运动”。

* * *

民国八年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难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道杀出的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首先忍不住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发起了谈政治的《每周评论》，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七个月后，军阀捕去了陈独秀，胡适接办这杂志，那时正是安福盛行和会分赃的时代，知识分子们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马克思和无政府。胡适于是“看不过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而“发愤要想谈政治”。在三十一号的《每周评论》里，他发表了他的政论的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认为：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这是胡适第一次走出书斋来谈政治，可是谈得非常碍眼，北方的社会主义者、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都骂他，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思想的训练不同，看问题的方法自然两样，胡适着重的是一点一滴的解放、具体的问题、必要时的存疑和个人的独立思考的机会。胡适选择了一种non-punitive reaction，对国家大事，诉诸理智而非情绪，重实证而反对狂热，他劝人不要为了“目的热”就导出“方法盲”，因此，他浇了别人的凉水。他也知道自己惹人讨厌，于是他自比做了一只乌鸦，孤独地唱了一个小曲儿：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地啼。

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老鸦》 其实谈政治对他是一件苦差使，他宁愿写一篇一万字的李觏的学说，也不愿写二百字的社论，可是既然谈了，就不容易停手，从此便开了胡适谈政治的局面。但他谈政治的表现却经常是轻人之所重而生人之所轻，在众人高叫打倒“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时候，他却说我们真正该打倒的“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在大家高叫暴力的革命的时候，他却说我们应该走演进的路，从事“自觉的改革”。民国十八年，他的《人权论集》中的文字给他带来另外一种麻烦，一度党部曾请政府警戒他，闹得极不愉快，他只好引用鹦鹉救火的故事来告别上海。其实鹦鹉是招人喜欢的，既然连鹦鹉都不能做，他只好再做一次乌鸦。

九一八事变带来了一个新刺激，几个老朋友的“挟持”，又引起了胡适大谈政治的热心，他创办了《独立评论》，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老实话”，同时讨论当时的几个大问题，其中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便是影响深远的一场论战。

五四前后，中国似乎已沾染了十九世纪以来的“多方性”(multanimity)，思想的分歧愈演愈烈。在外表上，虽能保持一种“局促的平衡”(uneasy balance)，但是内部的酝酿还是很热烈。九一八事变带给人们一种新刺激，忧国之士个个都急于盘算如何使中国赶紧强起来，正巧当时正是独裁统治最流行的季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奥国的陶尔斐斯、苏俄的斯大林，甚至美国推行“新政”的罗斯福，都是时代的宠儿。“新式的独裁政治”弥漫了整个世界，大家都觉得这是最时髦的政治趋向，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也开始对民主与议会怀疑了，尤其是胡适的几个朋友，像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这些受过完满的英美教育，“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人，竟也纷纷宣言非行独裁制度不可了。胡适早在《独立评论》第一期里，就抨击过这种时尚的政论，他那时就主张：“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宪政问题》）一年半后，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等人的文字大量冲来了，涌起了一片拥护独裁的浪潮。这时候胡适当然忍不住了，他不能让他的信念在左右两派的极权夹击中倒下去，他不得不孤独地抵抗这种浪潮，这个抵抗持续了十五个月，为了“对一般求治过急的人下一种忠告”：“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他说他

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强企及的，而后者是很不容易轻试的。……兢兢业业的学民主政治，刻鹄不成也许还像只鸽子；若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画虎不成反类狗了。（《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三十三卷一号） 这种鲜明的表示，虽然使他又一次做了乌鸦，但是无疑的，他给怀疑民主的人士打了一剂强心针，向拥护独裁的学人敲了一棒子。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局联名通电全国，终于公开表示了“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这真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也是民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从此以后，没有人再处心积虑地怀疑中华民国的政体了，大家在民主宪政的远路上看到了第一块里程碑。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四十二年后我们重看那些文献，我们会感到他们与我们之间有着不同的语意。为这两个词儿，他们缺乏冷静而深入的理解，而他们气质上的狂热，又恰恰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错误的：谈科学的人，甚至把唯物辩证法都误认做科学，谈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静气地做一个阿斗，却整天瞪着眼睛做革别人命的张飞，“民主”泛滥至此，谈政治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有所归呢？陈独秀从无限辛酸的经验中，临死前才悟到对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与胡适分而又合了。 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之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我们不能不说，这只好唱“反调”的乌鸦，确实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就百年大计的建国事业来说，显然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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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事业的重要基础当然是教育。教育是最可靠的投资，但也是最缓慢的投资。可叹的是，这几十年来，谋国之士都不能忍受这个看来“旷日弥久”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凭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戊戍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为答他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三十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三十二年若一切放弃，一意培养人才，对国家的益处会比任何政治改革都来得大！

民国十五年的冬天，胡适在欧游道路上寄了一封信给徐志摩，他强调：“不妄想天生狄克推多来救国，不梦想捷径而决心走远路，打百年计划。”“我想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欧游道中寄书》）当时他准备“回国后即积极做工”。回国后虽在新月社、北大复兴和独立评论几方面有过积极的表现，但理想中的百年计划的“大事”还没有机会施展。直到抗战后就任北大校长，他才提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要想“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他认为“要做到这样的学术独立，……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只有这样集中人才，集中设备，只有这一个方法可以使我们这个国家走上学术独立的路。”（《独立评论》，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这个意见一出，立刻得到国中热烈的批评和讨论，大家至少承认听任高等教育与学术自然演变是不好的，有计划的发展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很快的，大陆变色了，这个计划也就跟着流产了。

十一年后，一九五八年的四月十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以吴大猷先生所拟的《长期发展科学的方案》为蓝本，经商讨后，八月二十二日就获得政府的支持，五个月后就正式成立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由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教育部长兼任，象征着最高学术机构与最高教育机构的合作。从一九五九年度到一九六一年度，只靠着不能算多的台币，非常有限的美金，一个执行秘书，三个专任职员，就把这个计划奠定了事实上的基础，“使这件百年大计在最艰难的环境里有一点微细的开始”，这不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吗？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会议上，胡适说了一段很令人深省的话，他说：

……这是一个起点，一个有希望的起点。在这样很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有一亿一千万台币用在“长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的开山工作上面，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已开始得到“重视”，开始得到“资助”了。我们当然不可感到满足，我们至少应该感觉我们的责任之大。我们应该感觉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五个字的意义。为国家计划发展科学，这个责任“不亦重乎？”我们的任务是“长期发展科学”，“长期”“不亦远乎？”……两年的工作，只做了一点探路的工作、开路的工作。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发展科学的重任和远路》，《新时代》，一卷二期）

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能够抓到这种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们才能肯定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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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一系列的肯定里，我必须抱歉我没有肯定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在逻辑上，我说这话并非意谓着我在否定他。我只是认为这属于胡适个人的小问题，或者他影响下的那个“新朴学集团”小问题。梁启超说胡适“学问成家数”，至少我个人，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度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我宁愿承认他是一个褪了色的诗人、一个落了伍的外交家、一个最卓越的政论家、一个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但是他对几个重大问题追求的“纯度”，也许还是有问题的。例如他以一个曾经“很热烈地颂扬西方的近代文明”的人、一个曾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居然花极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在东方“学术”的考证上、辨伪上，而美其名曰“打鬼”、曰“解放人心”、曰偷关漏税的思想方法训练，这是不能教人心服的！如果我们说他所以如此，乃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一点“历史癖”、“考据癖”，我们反倒会同情，反正他的天才过剩，不浪费一点，他是难受的。

他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自己笔下的那种“开倒车的学术”，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我们现在是文化沙漠，胡适的重要在于他能运用他的远见、声望与“亲和力”，为沙漠打几口井。至于能不能使荒凉已久的沙漠变成绿洲，那还是一个非常显然的未知数！这个关键不在胡适，而在胡适找不到真正认识他的“远景”的人。他们只会顶着胡适的招牌，只会送他蟠龙的大花瓶，只会利用胡适的无为与宽厚，办那些学术与人情分不开的事业，中国过去的教育与学术已经断送在他们手里，如今他们又围来了，我不敢断定胡适之的良法美意不栽在他们的手里！

* * * *

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其实这年头儿，凡是有点真“人”味儿的，没有不寂寞的，何况是有个性的人呢？在人生大节上，胡适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今不信权威、不信教条、不信圣人之言、不信“旧道德的死尸”、不信两千年前空洞的旧经典能解决二十世纪复杂的新问题。在这生化转变的大世界里，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里，胡适始终在变化的环境里维持他的人格、观点和气焰。他有不少intellectual arrogance，有人骂他是“学阀”，至少我是赞同的，我不觉得这词儿有什么讥贬的意味。相反的，对这些只会浮议、毫无风骨的穷酸文人，阀又何妨？四十年来，胡适被穷酸文人的浮议骂惯了，他才不在乎这些，有的甚至写洋洒千言的专书骂他，他只觉得好玩。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他说：“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我要给他补一句：“只要我们负责任，不怕人家拿‘不负责任’来骂我们。”补全了，才是他“个人主义”的真精神。

现在一些人攻击胡适的个人主义，凭良心说，这一冷箭实在放错了。胡适所提倡的乃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译作个性主义，这主义的特性有两种：

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细读这段文字，才会知道什么是胡适之的个人主义，才会知道独立的与负责的个人主义实在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洪水猛兽，乃是一个极普通的大丈夫所应具有的一点最起码的人生态度。“不教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不是大丈夫的独立精神吗？“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不是大丈夫的负责气概吗？做大丈夫不是每个男子汉起码的要求吗？这样的个人主义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吗？

知道胡适这种基本态度，才会明白为什么他主张“用负责的态度，说平实的话”；为什么他“不说专为大家拍手叫好的话”；为什么他不在外国说、租界说，却一定要跑回国内来说话；为什么朋友被抓起来，他不说“抓破脸”的话；在他眼中，为舆论坐坐牢，算不了什么，并没什么不像话。

胡适就是这么一个大而化之的人，如果我们盼他热情多于理智、傻劲近于侠义，那我们一定会失望的。这种情形，对一国众望所系的胡适说来，当然是美中不足的，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他并不想逞快，打翻了一锅粥，这种委曲求全的微意，都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在急进者的眼中，太不够火辣辣了。

但在许多方面，胡适也绝非冷冰冰的人：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喜欢南港的小学生，为国民学校捐巨款；赞助北平的助学运动，也破例卖字；听说一个年轻朋友的裤子进了当铺，立刻寄去一千元，……从这些小故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胡适为人热情的一面。但他的热情绝不过度，热情的上限是中国士大夫，下限是英国绅士。他在讲课时，天冷了，看到女学生坐在窗边，他会走下讲台亲自为女弟子关窗户，这是他的体贴处，但当女学生疯狂地追他的时候，他绝不动心，他只在给张慰慈的扇子上写着：“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住痛苦。”在这点上，也许那写Marriage and Morals的风流哲人会笑他，不过在保守的中国，他在这方面是白璧无瑕的。

没有疑问的，胡适之是咱们这时代里的一个好人，他有所不为、他洁身自爱。按说以他的英年盛名，风云际会，四十年来，高官驷马，何求而不可得？何至于在车声震耳的纽约寓楼，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作饭煮茶叶蛋吃？试看今日国中，能有几人？无怪乎蔡尔德(M.W.Childs)说他是Sage of Modern China了。

显然的，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至少不再重视他。可是从报章上、谈天上、“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流言上，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他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基本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起码言论居然还不为人所容，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

说真的，在另一方面，我真希望胡适之是过了时的人了。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学术与时代的进步对个人来得快才好；学术与时代赶过胡适之总比还让胡适之卖老命来得好。胡适之是一个豪迈的人，他若能看到学术与时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于自己是个落伍者？

邱吉尔最爱引用的一句老话是希腊史家布鲁达克所说的：“对他们伟大领袖无情，是强大民族的特征。”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虽然这样，我仍希望我们的进步能向他们投掷我们的无情，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是一个知道长进的强大民族。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胡适是个"寂寞的人" /李敖

胡适先生死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三点钟，我写下了这几段文字："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么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十月九号给他的信。有一段说："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

在我这封信前两天，他写信约我去南港"玩玩"；在我这封信后二十天里，他先托姚从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可是他没收到我的复信，也没见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两年十个月来，我一直没见到他，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

这几段文字写好后，我并不打算发表，所以我改写了一篇《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发表在三月一日的（文星）杂志里。

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后，眼看就快两年了。两年来，真可说是一个既"冷漠"又"吵闹"的局面。

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生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干女婿，是"幡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倒下以后，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新约》路加第二十二章里，有这样的故事：

他们拿往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