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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便是一塊土地,

那便是一方海角,

那便是一座莊園,

不論是你的, 還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沖走,

歐洲就要變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減少,

作為人類的一員,

我與生靈共老.

喪鐘在為誰敲,

我本茫然不曉,

不為幽明永隔,

它正為你哀悼.

X X X

<沒有國是孤島>

一個醫學院教授教學生實驗, 他把大便放在杯中, 伸手用指頭沾了一下,

就朝舌頭上一放, 並加以品味, 然後說: " 學科學的要有實驗精神, 我現在嘗

大便, 就在證明這種精神. 現在你們每一位都照我這樣做一次. " 學生們無奈

, 都照做了, 可是做完後, 教授講評說: " 事實上, 我用的是食指沾大便, 可

是朝舌頭上放的, 卻是中指. 我根本沒嘗到大便. ----你們實驗精神是好的,

可是觀察力太弱了! "

每次我看到支持台灣獨立的實驗, 我便想到這個小故事.

台灣人可以找出一千個理由支持台灣獨立; 外省人可以找出一千零一個理

由反對台灣獨立, ----還可增加上一個地質學上的理由 (億萬年前, 根本沒有

台灣海峽, 台灣在土地上根本是大陸的一部分) 來證明. 事實上, 這樣在理論

上各執一詞, 都很好笑, 因為雙方都不愁沒有理論來支持自己. 問題的癥結不

在理論而在事實. 事實上有一個強大大陸政權的存在, 台灣獨立就沒有可能,

以為負隅頑抗可以維繫小朝廷的人, 以為這種強大不足以拿下台灣的人, 他們

實驗精神是好的, 可是觀察力太弱了!

這種觀察力太弱的基本關鍵, 在於他們眼光的狹小. 台灣人有很好美好的

優點, 但是"島國的偏狹之見"(insular prejudice) 卻是很不幸的一種宿疾.

"島國的偏狹之見"並不是所有島國都有, 英國就沒有, 英國不是一個自卑感的

國家, 它的世界觀比另一個島國日本健康得多, 可是日本卻很嚴重, 日本有嚴

重的"島國的偏狹之見", 這種小氣, 在半個世紀的統治以後, 嚴重的感染了台

灣人, 使台灣人在很多美好的優點上, 外洩出一股小氣. 眼光失之狹小, 這是

台灣人的不幸. 並且由於眼光的狹小, 他們非但不自知這是不幸, 反倒引為自

得呢!

當然眼光遠大的台灣人不是沒有, 例如死去的省議員, 立法委員郭國基先

生就是其中之一, 郭國基先生一連被國民黨迫害二十多年, 他被下獄的時候,

要戴六斤半的腳鐐, 但是, 他並不因對國民黨的厭惡而影響到他基本方向的清

明, 影響到他對台灣前途的觀察力. 郭國基說: " 有一天我去拜訪陳故副總統

, 我說大陸有一千一百餘萬平方公里大, 台灣是三萬五千平方公里大, 大陸是

台灣的三百二十倍, 大陸這麼大的財產, 是我們祖先和你們祖先五千年來開墾

的, 財產未分, 大家有份, 我郭國基不會那麼傻, 為讓台灣獨立, 拿這三萬五

千平方公里, 而拋棄三百二十倍的大陸, 不會那麼傻瓜. " 郭國基先生這種眼

光, 是今天眼光狹小的台灣人(包含樂不思蜀的外省人)所不能理解的. 這些人

只知道擺脫"三百二十倍"的窮地方與窮親戚, 卻不知道, 窮地方與窮親戚其實

是建立現代強國的一種必然的邪惡(a necessary evil). 英國詩人說沒有人是

孤島, 其實在現代世界, 也沒有國是孤島. 台灣拋棄了大陸, 它的格局, 不是

別的, 只是孤島. 有世界性眼光的人, 真正愛台灣的人, 必然有這種觀察力,

而不把台灣帶入孤島.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真正的爱情要限时拆伙 /李敖 2000/1/14

真正的爱情一定要限时拆伙，讲好了两人恋爱三个月，时间到了就一定要分开，大家会认为太机械了，但只有这种方式，你才会觉得快乐是指日可数的，就会珍惜每一天的爱情，就像我常讲我所喜欢「甜蜜的十一月」这本书的故事，书中女主角最后仍选择了面对现实，才能永远保持甜蜜的回忆。大家常觉得找到另一半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就会相互纠缠，最后造成一些悲剧的发生。我认为当你失掉女朋友或男朋友时，只要一去想就不会停止的，因此任何内省的修炼方式（包括写日记）都应该要排除，懂得爱情的人，在失去另一半时，可以把他视为是一个离开你的苹果，光老想苹果是没用的，唯一的方法是找出香蕉来取代这个苹果，而不是靠个人的意志力来抑制这个苹果，所以我赞成一个人有另一半时，不妨考虑设定谁是你的下一位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讲起来好象不是很真诚，但错了，真正的男欢女爱的确有很多不诚实的一面，有时不诚实对本身没有妨碍，诚实反倒是种错误，很多人会把过去一笔帐全说出来，这不一定正确。男女间有很多隐含的技巧是很重要的，可是有许多人不知道，最后反而把爱情搞得一蹋胡涂，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过去写的一些书被查禁了，所以年轻朋友看不到我的一些绝学、想法和智能，看到的都是琼瑶、三毛类的书，给了你们错误的爱情观，把快乐的男欢女爱搞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痛苦，输入给你们的都是连续剧式爱情观，会害了你们，希望大家今夜听了我的讲演后要修正。

在求取爱情时，大家要看是否要身在其中，也就是王国维所说人生中有「有我」、「无我」两种境界，就像同样送美国和法国女人玻璃丝袜时的反应会不同，当送给美国女人时她们会说「啊！我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丝袜」，这是「无我」的境地；当送给法国女人时她们会说「这丝袜穿在我的腿上，我会有全世界最漂亮的腿」，这种情况是以和丝袜发生的牵连作用来赞美自己，让自己身在其中才有特别的趣味，这是一种「有我」的境地。有时爱情的关系是要自己跳出来，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来看整个情况，当然有些情况是有你的，我们可以相信爱情本身有时是要讲求一些情调，也要考虑到双方相互的关系。

「没有欲那有情，没有肉那有灵」，我常挖苦台湾的大学生被骗了，他们只有在性观念和性行为上符合大学生标准，其它方面常是中学生的头脑，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不要被骗了，也建议你们要去看李敖大全集。

杂评鲁迅和他孙子 /李敖 1982.09.23

且人按：天涯莫明写评论李敖与鲁迅的文字，写的既滥又偷懒，结果看来看去，老引人们在一些无谓之争上白费口舌，现在把李敖的一篇文字帖子上，叫人多开开眼界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

阳明山上傍晚的山岚与落日，尚可一看，我"酱"在岛上已久，能排除尘嚣，接近一点山岚与落日，倒也不错。( "酱"字是鲁迅的词儿，有人(按: 柏楊)偷他的，推出"酱缸"之说，因而成名，是拜国民党不准读鲁迅作品之赐。国民党如大开文网，这些文抄公又何能在台湾"发明"这些名词? )

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我听胡适讲"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说：

魯迅先生不到晚年－－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我们这般"新青年"没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趕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到抗战时期前几年，所谓左翼作家同盟组织起来了，那时共产党尽量欢迎这批作家进去，但是共产党又不放心，因为共产党不许文艺作家有创作自由。所以那时候监视他们的人－－左翼作家的监视者，就是周起应，现在叫周扬，他就是在上海监视鲁迅这批作家的。诸位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有一本书在自由中国可以得到，是值得看看的。这本书在抗战初期出版，是鲁迅死后，他的太大把鲁迅写给各朋友的信搜集起来，叫"鲁迅书简集"；这本书里面几封信值得看看，特别是他写给胡风的四封信，其中有一封信就是鲁迅死之前不到一年写的，是一九三五年(他是一九三六年死的)，这封信胡风问他三郎(不知是谁，大概是萧军)应该不应该加入党(共产党)?他说："这个问题我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你，不要加入!现在在文艺作家当中，凡是在党外的都还有一点自由，都还有点创作出来，一到了党里去就'酱'在种种小问题争论里面，永远不能创作了，就'酱'死了!""酱"在里面去，这个字用得好极了。底下更值得读了，他说："至于我呢，说来话长，不必说了吧。"他说："我总感觉得我锁在一条链子上，背后有一个人拿着皮鞭打我，我的工作越努力打得越厉害。"这一段话里，打他的就是现在大陆搞文艺的周扬--那个时候的周起应。这封信不能不看看。我们要的是没有人在背后用鞭子打的，不要人监督的，人人要自由，本他的良心，本他的智识，充分用他的材料，用他的自由--创作的自由来创作。

胡适讲演时讲到"酱"字，大家为之鼓掌，当然这次是鼓鲁迅的掌，鼓得胡适站在台上，怪别扭的。

胡适提到鲁迅的信，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写给胡风 的，原文是：

十一日信收到。三郎(三郎就是萧军)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权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巳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胡适在钱思亮家单独见我的时候，也特别提出这封信，证明鲁迅死前内心的痛苦。

总之，国民党不像话，鲁迅反国民党以至于死。做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任何不像话都要反，否则也就跟他的身分太不相称了。

鲁迅的成就，在小说史一类和"阿Q正传"一类，除此两类外，他的杂文一类，却锋利、单调而冗滥。他写了那么多杂文，最明显的表现，不过一肚子情绪而已。情绪并非要不得，但是必须同"言之有物"并用、必须跟"大量的资料"并用、必须随"卓越的分析与见解"并用，但鲁迅的文章，却情绪有余，其他不足，结果炒出来的，只是一盘盘上好辣椒，反倒没有主菜了。

但是，即使是杂文，鲁迅的也落伍了，他那些放小脚式的和东洋式的词汇与造句，现在已经明显的属于另一时代了。现在我们写文章，再也不用那些表达法了。

鲁迅在杂文里太多情绪语言，他实在不够格搞思想。周作人晚年写信给鲍耀明，谈他老哥说：

现在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片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相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巴。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不容易的事。

在思想内容上，鲁迅实在很贫乏。他能那样有虚名，证明了中国人思想的普遍贫乏；至于偷鲁迅的国民党杂碎文人能在台湾得虚名，更反证了这个岛上思想的普遍贫乏，反证了他的读者的混蛋。

总之，中国现代的文人，不论是鲁迅型的、胡适型的，以至那些杂七杂八型的，实在都有他们的限度。他们的成就，都因掺入政治的推波助澜，而变得不能"恰如其分"，而变得像淹了水的浮尸，臃肿而失本来面目。他们的货色都被高估了：他们的努力也是不够的。

我想我会在货色方面、努力方面，给中国做一个榜样。至于在人格方面的坚苦卓绝，孤军奋斗。那更无人能比了(鲁迅、胡适那时候，国民党对异己的压迫力量，远不如今天。鲁迅有租界和左联保护，胡适有帮口势力。他们都在尊敬知识分子的社会里，得到蔡元培等的支持。今天我的处境，的确比他们困难得太多了，大多了)。我这种说法，我曾对邓维桢说得很详细，我说：

我们是现在的国民党的批评者，你可知道过去的国民党的批评者他们多安全吗?他们大都是在国民党刀枪拳头达不到的地方批评的，他们或在洋人保护的租界里批评国民党(如"新月杂志")，或在北方军人的宽厚里批评国民党(如"独立评论")，或在允许办报的局面里批评国民党(如"大公报")，或在民情汹汹的公理昭彰时代里批评国民党(如"观察")。……可是我们呢?我们全身暴露在国民党空前大好的统治优势下，他们有高度集中的力量、有密集安打的环境、有四面是水的方便、有日本留下的被统治惯性、有现代的镇暴设备、有一党独大、有八号分机、有大量的喊万岁唱梅花的小市民。……这一切一切，都足以使国民党的批评者心灰意懒、胆战心惊的。我们没梁山可上、没出境证可拿、我们活象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没有出路"，随时都要被苍蝇拍子打下来。……可是，我们还是做了!还是头破血流，一做再做了!维桢啊，不要搞错了，我们是最有勇气的人!我们才是最 有勇气的人!

只有深刻了解我是在何等阴影与压力下奋斗的人，才知道我的人格是何等崇高、何等伟大。只有这样比较，才知道我在国民党孤岛高压下能做一点事，能不畏强暴的表现真理与自我，是多么难能可贵。在我这种处境下，有些人还诽谤我，这种人，不是漫无心肝又是什么?他们"大义灭亲"、"大义灭友"、"张大义"，其实他们懂什么叫大义?这种人若懂大义，那么狗男女又懂什么?这种人在国民党统治下一路做顺民，还跟着唱梅花、摇小旗，不以为异也不以为耻，他们懂得什么叫大义!

今天"联合报"上登鲁迅的孙子周令飞谈话说：

[台北讯]周令飞昨晚在"华视新闻杂志"节目上说，罗曼罗兰夫人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小时候读过这首诗，只觉得句子短，琅琅上口，现在真正了解了这首诗的合义，也代表了自己的心声。

这是胡扯。第一，罗曼罗兰夫人从没写过这首诗。第二，周令飞是为爱情抛弃了自由。他来台湾前曾公然向台湾、大陆双方表示了意愿，可见两地的自不自由不是他"抛"的条件，而是他为了爱情不惜跑到任何给他爱情的地方。古往今来，显然有给人爱情却不给人自由的所在。"旧约"中"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记买希伯来人做奴仆，奴仆必须服事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若来时带着老婆来，走时仍可带走；若老婆是主人给的，"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则)妻子和儿子要归主人"，他只能自己走。"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事主人。"这就是给人爱情却不给人自由的证据。所以，若有人以为得到了爱情就得到了自由，不但是"左倾幼稚病"，也是"右倾幼稚病"了。

周令飞在台湾的表现，到处拜会、致敬，他的祖父必然死不限目。鲁迅若想到自己的孙子这样向他所厌恶的政权表态，真要甘愿"令"这小于"飞"了。中国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其实斗也不过三代。第三代的人，气力就更弱了(严复的第三代中的长男一支，算是一个例外)。

毛泽东「霸王硬上弓」 /李敖 1991.07.07

6月22日中央日报转引香港「争鸣」杂志一篇署名「铣永标」的文章报导，从1966年3月至1976年8月，大陆29省、市、自治区辖下有1820多间印刷厂全部负有承制「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抄」的「政治任务」。在这十年中，总共出版了「毛主席语录」65亿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8亿4千万套，共33亿6千万册，「毛主席诗抄」4亿册，五种不同尺寸规格的毛泽东标准像22亿张。以上数字尚不包括各党、政机关、企业、大学所属的900多间印刷厂中所印的17亿册。

如果按照当时中国大陆人口8亿计算，平均每人可摊到15册「毛圣经」和近3张「毛神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从1979年到1984年，大陆回收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书高达60多亿册，全部作为废纸处理。

基督徒「圣经」的印制，从19世纪中叶到本世纪90年代将近150年的时间，才不到40亿册。因此，共产党徒出版「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抄」的数量，堪称世界第一。

全世界再好看的书，这样子「霸王硬上弓」的搞法，恐怕也倒尽了人民的胃口，宣传搞到了这步田地，毛泽东真使人想呕吐了！

民國定義和總統定義 /李敖 1999.09.08

一九一四年，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请王闿运做清史馆馆长，王闿运以八十一岁高龄，倚老卖老，写出门联讥讽，全文是：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把所谓民国总统，二十四字解决，令人玩味。王闿运不但是历史家，也是先知者，八十六年来，所谓民国总统，多非善类，尤其「中华民国在台湾」（yubar按：这是李登辉搞出来的鬼名词）以后，不但非善类，且是小气八拉的败类，格局小得眼里只有一个岛，把玩起王闿运的二十四个字来，更切题了。

按照旧式的国际法规则，一个国家的存不存在，与他国的承不承认无关。他国不承认你，你固然可以「夜郎自大」或「关门自大」，但自大归自大，你只是「事实上存在」而非「法律上存在」，因此你不能享受国际法的各种权利，你没有国家资格、你并非国际法主体、你是天九牌中的「瘪十」。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总统李登辉侈言两国论，但你这边的一国，就是「瘪十」状态，你进不了联合国、你得不到世界上任何大国的承认、你得不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你只有花钱买到二十八个小国的承认。而这二十八个小国，总人口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一点五；总生产毛额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一。这样子二十八个「小不点」的承认，叫承认吗？好意思这样说吗？ 所以，两国论中的一个国，是不是国？算不算国？已不好意思说是事实问题，而根本是常识问题。

正因为发生国不国的问题，所以它的总统定义，也不宜拘泥在政治学上的定义，而该有它特殊声明下的定义，事实上，它只是「中国台湾的领导人」的别名而已。要附带声明的是，上面说的「中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坐下来谈出来的「中国」。我认为谈出来的国号该叫「中华民国」，可解说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应该对毛主席在法国《人道报》的访问谈话记忆犹新：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六年，曾后悔当年没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孟子提到「以大事小」的观念与气度，但孟子忘了指出那是智慧的层面，「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是智慧的，我相信他们会超过古代圣人，悟出重拾「中华民国」国号的智慧。

中国小姐新论

十八年前，我做预官八期排长退伍，流落台北街头，穷得有时候饿饭。一天，科学家潘毓刚拉我去他家狼吞虎咽，饭后跟我说，他可介绍一家我不太讨厌的杂志，写点文章，混点稿费，他订个题目－“中国小姐论”，说就先写这篇吧。我遵命办理，一心想：“天无绝人之路，他妈的这回可发财了！”

不料，文章送给小潘，小潘送给主编大人，主编大人一看，面有难色。小潘狼狈而归，我说：“你我狼狈为奸是不成的，让我另找饿鬼投胎的对象吧。”我讨了邮票，把文章转投《人间世》。《人间世》的刘济民是敢死队，他烧我冷灶，居然寄了稿费来，从此刘胖子得到了引狼入室的代价－他的杂志，被罚一再停刊。后来他恶梦初醒，再也不要登我的文章了。

“中国小姐论”发表后十八年，我执笔写这篇“中国小姐新论”，陋巷、孤灯、小潘、刘胖子，……一幕幕往事，一一重现在眼前。可爱的小潘，走了；伟大的刘胖子，死了；跟我先后“暴得大名”的中国小姐们，跟我一样，老了，想当年“暴得大名”时代，陈诚对我说：“你李先生是自由中国三十岁以下最有名的男士。”他特指“男士”，因为“女士”有许多“中国小姐”在，男士唯我独尊。那个时代，年轻人想出名并且能出名是很难的，我当年是给年轻人“打天下”的先烈；如今，十八年下来，年轻人都纷纷“跑天下”起来，遥隔代沟，数典忘敖，不知前辈创业维艰，实在可恶。我左思右想，心有未甘，决定复出，一决雌雄。想当年我战斗对象，只是老顽固；如今复出，老顽固以外，又多了跟我年纪差不多但思路差大多的中顽固，和跟我年纪差很多但思路差更多的小顽固，使我身陷重围。

于是，决定写这篇“中国小姐新论”，以美人计解围。

以美人计解围，是完全中国传统的产物。汉高祖被匈奴围在白登（山西大同），一筹莫展。高人点化他，教他画了许多当时中国小姐的画像（那时候没有照相机），派人偷运到匈奴营里，给酋长老婆看，威协说：“看看这些美人儿！

看这些小脸蛋，多标致啊！这就是我们老板要送给你家老公的礼品目录！她们来了，您老大的地位如何，您老太心里有数。为您老太计还是说动您老公，赶快退兵吧。兵一退，当然礼品我们就留着自己用了！”酋长老婆是何等聪明人，她岂能平白替老公“选美”？于是，一夜之间，局势全变，匈奴退兵了。

这种用美人达到政治目的，远在汉高祖以前，就被高人想出来了。其中西施最有名，西施可说是第一届中国小姐，因为当时是从全国大选中选出来的。西施的本领，比现在的中国小姐高出很多，除了不会英文以外，别的全考第一。她会生私生子，会搞00七，会跳踢踏舞，现在苏州的“响屟廊”，就是当年这位捧心美人大跳特跳的地方，响屟的意思是用跳舞振动地板，振动出乐声满廊，现在的中国小姐，又有谁行？

因为奇计屡售，中国的高人，在对中国小姐品头论足之余，总喜欢一举两得，来点政治目的。响屟廊成绝响后两千五百年，在中国的台北，这种高人又出现了。他们提议－在他们参加的讨论子国家建设”的会议上提议，现在“国难当头”，应该选举中国小姐，因为“大家谈到中共目前的统战伎俩，与会人士大多认为，我们应该争取每一个在国际上自我表现的机会。因此中国小姐选拔虽然是个轻松的活动，却有严肃的意义。”

这就是说，选举中国小姐，是有政治目的的，中国小姐“在国际上自我表现”，可以反击“中共目前统战伎俩”。

为什么？为了中共那种社会，出不了中国小姐这种人。“停止选拔中国小姐是一种因噎废食的措施，因为中国小姐选美可以从选拔出来的中国小姐身上，看见我国的进步。看了这些海内外高人的高论，我忍不住说：你们错了，全错了！

错在哪儿呢？错在提议选举中国小姐吗？不是。提议选举中国小姐并不算错，错的是提议所根据的理由，请听我当头棒喝如下：

先说为什么提议选举中国小姐不算错。选举中国小姐，是一种“选美”活动。选美活动，是人类发明的最早活动之一。照希腊人说法，木马屠城记那段特洛伊之战（TrojanWar），就是选美选出来的大祸。原来女龙王结婚，大开筵席，谁都请了，单单没请挑拨女神伊瑞丝（Eris）。伊瑞丝大怒，丢出一个金苹果，上面写着“献给最美的”，这下子搅局成功。高朋满座之中，三个女神闪出，当美不让。她们是天神宙斯（Zeus）的老婆兼妹子、婚姻女神兼注生娘娘席拉（Hera），宙斯的女儿。智慧、技艺和战争女神雅典娜（Aihena），和宙斯的私生女儿、爱与美神爱芙罗代蒂（Aphrodiie），即维纳斯（Venus），她们要求来个选美比赛，请宙斯评判。宙斯是老奸巨滑，那肯干这种得罪人的事，他叫她们去找巴黎斯（Paris），于是三位女神，直奔巴黎斯，跟他幕后交易，最后维纳斯贿赂成功，答应裁判得到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海仑（Helen）。于是，当选者得到金苹果，落选者掀起战争，一打就是十年。

上面这个史例，说明了选美本身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发明，争奇斗艳是孔雀的大性，也是女人的天性。凡是“敢将十指夸针巧”的，就没有“不把双眉牛画长”的，让女人做做困美之斗，四座同笑，上下并欢、且为大上人间，留下绝代佳人的尺码，是一件很美的事。人类自古就有这种发明，殊甚嘉许，至少不必大惊小怪，至少还不致于构成“资本主义堕落生活方式的代表”，或是”‘侮辱女性，’之类。 　　希腊国王长堤选美时，世界上还没有资本主义；而中国小姐能上台，李敖先生不能上台，这反倒是对女性的谄媚，对男性的侮辱。何必用不通的大帽子反对呢？用大帽于反对选美的人，他们有不开心的心病和易倒胃的胃病，老喜欢过度用道德的标准来套一切。他们不知道，美的本身，既非道德的，也非不道德的，而是跟道德不相干的（nonmoral）。

一般人口头禅“真”“善”“美”，真是科学哲学的；善是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美是美学艺术的，美本身无须为真和善做美女。何况照拜昂（Bion）说法，美就是善；照济慈说法，美就是真。美本身足可成立，无须也不该加上道德判断。所以，提议选举中国小姐不算错。

错在提议者所根据的理由。亚里士多德说美是上帝的礼物，人类发明选美，不过摆出礼物而已，赏心悦目，快然自足，没有别的，也无须有别的。美本身就有“原始的完整性”（primitive integrity），选美本身就有它自己的意义，不必被也不该被“政治挂帅”。想用中国小姐搞“统战”、表示“进步”的学人，应该问问自己：这种动不动就“一切为政治”、“政治领导一切”的毛病，是不知不觉跟谁学的？

罗素从苏联回来，说他吃不消共产主义的一点是：共产主义事事都要为政治服务，学人们怎么这点分寸还弄不明白？

想用中国小姐搞“统战”、表示“进步”，可曾想到未在枝节上得好处，已先在根本上－“政治挂帅”上开了倒车？

你们的书，念到哪儿去了？

结论是：我反对以道德理由禁止选举中国小姐，一如我反对以政治理由开放选举中国小姐，说破了真好玩－道德性禁止和政治性开放，其实两组的理由竟一样！它们同一思路，同一模式，同样不知美之为美，同样混！

写这篇文章，本来是以作战“解围”伏笔的，现在却成了出猎“打围”，我真抱歉。

一九七九、七、二七。

乱世母女泪／李敖

最近我凑足十几万元，使妈妈得以绕道美国，转赴香港，跟来自大陆的大姐、二姐，相聚一周。

妈妈生我的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就是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生女儿，这像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他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况。

在1948年，我们全家在北平，爸爸决定全家逃难。他计划分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到上海打前站，他的台湾朋友翁镇劝他为什么不一直去台湾呢？爸爸说他判断国民党虽战败，但剩余的力量，谅可维持和共＋产党“隔江（长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二二八”事变的阴影，使爸爸感到不安，他对台湾不大放心。他不愿见国民党杀台湾人；他也怕台湾人报复，一阵乱杀，杀到他头上。）

爸爸是坐飞机到上海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老吴（跟了我们一二十年的老佣人，一位无家可归的老太太）第二批，也坐飞机到上海；然后是三姐、四姐、我第三批，为了省点钱，转到天津，会轮船到上海。大姐、二姐原排在第四批，因为大姐刚考上辅仁大学医学系，刚选上系花、正在高兴；二姐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认为可晚一点再走，这一决定，主要是四姑父的缘故。四姑父叫丁锡庆，是陈纳德的飞虎队要员，（陈香梅《往事知多少》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丁锡庆。）他跟爸爸说，如果局势急转，他有办法找到机票，使大姐、二姐立刻南下，爸爸当然相信。不料，局势急转的速度（也就是国民党垮台的速度），大大出人意料：北平被围城、北平被“解放”，除了有枪在手的高级“国特”（如前调查局局长张庆恩等人）之外，谁也搭不上飞机了！

北平失掉了连络，大姐、二姐失掉了连络。

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的“徐州会战”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爸爸对国民党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时候人人逃难、家家逃难，爸爸的北大老学弟张松涵全家，也搬到我家楼下。张松涵是兴安省政府教育厅长，太太戴树仁是国大代表，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我们也去台湾，爸爸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我们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和我，立刻到市区买船票。我家临离上海前，储存的面粉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余全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去台湾了。

到台湾后，我家陷入长年的贫困，穷得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在大陆上的大姐、二姐，也不可能比我们更好了。

1950年前后，大姐、二姐通过她们在香港的同学，转过信给我们，可是，为了怕海峡两岸的“高压电”，这一通讯，不便继续，不久，在香港的同学也离开了，仅有的通讯，也断掉了。

接着几年过去了，在1955年4月27日，爸爸死了，大姐、二姐也全不知道。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十五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二十五年过去了，近三十年到来的时候，归化美国的三姐，终于去了一次大陆，看到大姐和二姐，她们都结婚了，大姐有两个男孩，二姐有两上女孩，大姐和大姐夫都是医生，二姐和二姐夫都是工程师，她们在漫长的三十年里，挨饿、受难的事例，是一言难尽的，虽然其间五叔入狱了、老姨（妈妈的小妹妹）自杀了，亲人离散、故人长诀，但是大姐、二姐总算辛苦成巢，分别在昆明、在上海，活到了今天。

最近大姐参加医学会议，到了香港；二姐申请海外控亲，也到了香港。妈妈因为国民党不开放香港观光签证，只好先去美国。国民党刁难她，迟迟不给她出境证，直到无可再拖，才给了她。妈妈从美国转到香港，大姐、二姐在入境室欢迎她，三十五年的长别，三十五年的离散、三十五年的梦里音容，在泪眼里、在呼唤里、在拥抱里，立刻模糊成了一片……

中国人民何辜，九十年来，敬陪国民党革命，“革命，革命，革过又革了”，最后革得骨肉生不能见、死不能送，关山难越，尽是失散之人；幽明永隔，长为他乡之客，最后不能“反攻大陆”，也不准大陆人民来台，也不准直系血亲来往见面。只死命的一个劲儿扣住在小岛上的一切，这又算是什么？使人母女三十五年不见面，这算哪一门子“救国”救民？哪一门子英雄豪杰？这样莫名其妙的冷血政党，古今中外，还能找得出第二个吗？

上月15日，国民党内政部长林洋港对索拉兹说：

大陆上的国土是我们的国土，大陆上十亿同胞是我们的国民，如果没有戒严法，则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的自由，如此一来大陆人民便可迁居台湾，而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如果大陆人民大量涌向台湾，则台湾的经济及社会安定，将无法适应。

看到了吧，这就是国民党的鬼话与逻辑！古今中外，不准自己人民迁居、不准自己人民在自己国家来去，“德政”竟一至于此，还有脸对洋鬼子胡说八道！这种厚颜、这种无耻，真是丑绝人寰了！

大姐、二姐跟妈妈分别的时候，她们是大一、高三的女学生，青春美丽、云英未嫁；三十五年后，她们都已老去，在风霜中老去、在苦难中老去，老得比分手时的妈妈还要老，三十五年的分离，使人跟不上记忆：妈妈记忆中的女儿，相见之下，已是红颜老去的母亲，女儿记忆中的妈妈，相见之下，已是老态龙钟的祖母，三十五年的生离，突然相见，见得人无法事先调整记忆，但是记忆又何必调整？就让皱纹加在脸上、就让岁月滑过手上，妈妈永远是妈妈，一如女儿永远是女儿。虽然国民党永远是国民党，但是，毕竟在三十五年以后，中国人民赢回了一次。——他们可以南下北上，他们可以东去西飞，他们可以在一块失去了一百四十年的中国土地上相会，哪怕相会只是七天，但那是三十五年后的七天，那是“德政”。脱线后的七天、那是中国人民为国民党革命付代价后的七天。任何中国老太太经此一遭，都可以死可瞑目，但她们不会死，她们愿意再等三十年——他们不要只赢回一次，她们要和女儿长相聚！

1983年9月12日收到她们照片；

9月13日上午写

大義裸体 /李敖 1986.04.22

早起寫打油詩：“俗人大家樂，高人大家寫，寫出陽剛派，有且沒有也。”按照中國文字的原始意義，“且”是男人生殖器；“也”是女人生殖器。這個島的文風，在國民党的調教下和小市民的軟骨病下，早已是一片“也”風，全無陽剛之气，令人厭惡已极。

但是，一片“也”風，也是這個島的獨有特色而已，對有些偉大的洋婆子而言，“也”風卻也得別具一格。以十一世紀的英國戈迪瓦夫人（Lady Godiva）為例。戈迪瓦夫人的丈夫叫列佛瑞克（Leofric），是麥細亞伯爵（the Earl of Mercia），也是科芬垂（Coventry）的領主。此公善以征稅為德政。里查·亞摩（Richard Armour）在（都是夏娃惹的禍）（It All Started with Eve陳紹鵬譯）書中論述如下：

如果說世上還有比他老婆更可愛的事物，那就是金錢。他的大部分光陰都消磨在他的賬房里，不過，這并不是因為他對于金錢計算得太慢。他有許許多多磅英鎊，先令和辨士更是整整齊齊的，堆二。伸手可及的地方。對于他而論，現金是王，他不過是伯爵而已。有的時候，他拿著一根杖，這邊敲敲，那邊打打，把錢打得紛紛落地。他便急急忙忙地跑到這邊撿撿，那邊撿撿，于是，樂在其中矣。戈迪瓦夫人在樓上就可以听見錢幣散在地上的聲音，然后，便是一連串有條不紊的叮當聲：這是金幣碰到金幣的聲音、那是銀幣碰到銀幣的聲音。不一會儿，又听到銅幣碰到銅幣的聲音。這時候，她就知道：她的丈夫正玩得開心呢。

幸而，列佛瑞克的收入有一個可靠的來源：那就是科芬垂的老百姓。當他感覺到需要更多的錢幣，以便堆集的時候，他只要增加稅率好了。如果納稅人太少，他便設法增加生殖率。他樣樣都要課稅：房屋稅、牲口稅、過路稅、地毯稅，無所不有。他這种剝削百姓的才能，卻激起他們的靈感，他們戲稱他為“剝制師傅”（thetaxider mist）。

要是有一個赤貧的農奴壓根儿沒有現款繳稅，列佛瑞克便每一蒲式耳的谷，抽他三分之一的稅，每一塊面包抽三分之一，每一條牛也抽三分之一。這种辦法對科芬垂的百姓太苛刻，對牛更甚。但是，列佛瑞克毫無同情心。當他老婆責備他太貪心的時候，他就這樣說：“他們都是奴隸呀！況且，一個人的錢要是不夠堆集的話，還要它何用？”

里查·亞摩又寫道：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窮困的農民推一個代表團來求見戈迪瓦夫人。他們想來看看她的心是否比她丈夫的心軟些。戈迪瓦夫人叫他們進來，靜听他們訴苦。他們的話感動得戈迪瓦夫人淚流滿面，不住地抽噎。因為她穿的是粗麻布的便袍，所以，她心房的抽動，歷歷可見。事實上，她差不多是一絲不挂的。農奴們扶著鋤頭，慢慢低下頭去，“伯爵是一個守財奴。”戈迪瓦夫人說，“他是一個陰險的人。他惟利是圖，連一文錢都不放過。我很愿意幫助你們，但是，他這個人很難對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