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页

——不是他个人的事

要尊敬先驱

黄玉娇她年纪很轻，却已是资深的党外先进，二三十年来，她为党外受苦受难，许多细节，已经被党外人士健忘了。

对先驱者的尊敬，是从事正义活动的人不可忽略的一件事，今天党外新贵们的态度，有时太粗糙了点，粗糙得近乎忘恩负义，这是很令人寒心的。他们还没拿到政权，就已这副德行，一朝权在手的时候，还得了吗?所以，党外新贵需要再教育。

——别帮国民党讨姨太太

不务正法

党外人士有那么多，并且人才济济，为什么事事要议员级的把持?并且全面把持?议员级并非不好，而是太照国民党体制内的框框行事了，好像一个党外人士，不做议员就不行似的；或做议员下台就没有地位了似的，这种“议员铨叙法”，未免太势利眼了、未免太跟着国民党眼光溜溜了，是要不得的。中山堂的共同声明，颇多败笔，像制定“国家基本法”，就是其中之一。国家基本法在意识形态上，与国民党临时条款的意识形态太像了，说破了，它实在像是党外的临时条款，主张国家基本法的人，其实也犯了和国民党一样的“不务正法”的毛病。因为它同样是对“正法”宪法的一种三心两意。宪法固然缺点和不足之处极多，但是从政治技巧上、从利弊权衡上，主张护宪该是最聪明的、指摘国民党违宪该是最正确的。党外人士一方面主张“取消临时条款”予人棒喝，他方面又弄出个“制定国家基本法”贻人口实，未免太笨，真要给李敖这种奸雄笑死了!

——别帮国民党讨姨太太!

抢骨头

郭国基说，“国民党把鸡吃了，剩下鸡骨头给我们来抢、来竞选”，真是一针见血之论。虽然郭国基仍不免于抢骨头，但他真的能警觉到这一点，不是洋洋自得，而是满怀悲愤。在国民党体制下抢骨头，抢到了该是志哀，不该是庆祝，肉都给人吃了，他妈的啃着骨头庆祝什么?要知道在这种体制下，“日理万机”实在赶不上“日理一鸡(鸡巴的鸡)”，不理鸡而去理鸡骨头，真是傻不鸡鸡也!

——政治与生殖器

对瓶派缺乏了解

所谓党外人士邀请民、青两党共识座谈会，党外人士诸巨公，这次做这种“统战”，对象完全弄错。“统战”也是要选择对象的，怎么可以“捡到篮子里就是菜”?怎么邀约起“厕所里的花瓶”(青年党)和连“厕所里的花瓶”都不如的(民社党)来?

党外诸巨公岂可对这些瓶派人物如此缺乏了解?瓶派人物跟国民党的尾巴关系、附庸关系，早已是定说，党外人士如果非入厕不可，也该是毛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岂可与花瓶为伍?怎可自贬身价如此?结果竟还为瓶派人物所赚——被他们拒绝起来了。我真不明白费希平、康宁祥诸公为何如此无见识、无手段。政治如此搞得不上段，真要被国民党笑死了。

——毛坑里的石头与厕所里的花瓶

前车之鉴

青年党的历史与心态，很值得今天党外人士的觉醒。党外人士能有今天这点小局面，是来之不易的，但是却毁之很易的。如今有一些党外人士，他们显然在走“黑头老年”的老路，整天想持盈保泰，整天想与虎谋皮，整天想用与国民党协商的办法来取得谅解、存在与地位，这样发展下去，他们显然会有愚蠢的下场。青年党的前车之鉴，就在我们的眼前。有朝一日，党外人士也沦为李璜式的“让我每天都来配合政府”了，那时候，党外人士就老化了。到目前为止，一些党外人士在生理上虽然大多年轻，但在心理上，却经常显示出老成的、老奸的、老油条的面目，对国民党只肯打高空，不肯打硬仗。

——青年党内与老年党外

党外人士的力量

立法院党外人士所象征的，绝不是几个立委个人，而是精神力量与道义力量。若不从这个观点上看，而从几个个人观点上看，那当然会有“彼此力量悬殊太大”的感觉，而觉得国民党人多势众，而觉得自己是少数是弱者，因而国民党一来疏通，一戴高帽，就趁机下台，放水了事，这种怯场的心病，都在于这种党外人士忘了自己是强者，忘了自己是得道多助的人。因此，我要特别指出：党外人士不该从皮相上觉得国民党的力量比我们大，正相反的，要从深刻的观察上了解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我们的力量，其实比任何没有精神力量、道义力量的人，都来得大。一百个国民党尸居余气的老立法委员的力量，其实赶不上百分之一康宁祥的力量大，这是真理，难道康宁祥还没有这种信心么?

——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

台湾人的政治规格

“台湾人的政治规格”有它的地区特色。我点破这是“土地教化使之然也”的结果，我说：“台湾地区的‘土地教化’，是很可怜的，它先后被日本人、被国民党轮着干，干了八十年下来，这个地区的人民，走狗派也好、反对派也罢，都沦为怪胎了。”这种“土地”，配上外来的“教化”，自然会产生它的地区特色。在大陆上，大家不喜欢宁波人、不喜欢上海人、不喜欢黄陂人，……并不是这些地方没有好人，而是一般说来，由于“土地教化使之然”，这些地方多出坏东西。……反对派写文章，会“自动献媚”；反对派在议会，会“自动护航”；反对派表决时，会“自动上厕所”；反对派在孙运璇生病时，会“自动慰问”；反对派在劝进蒋经国连任时，会“自动签名”；反对派在投蒋经国票时，会“自动亮票”；反对派在被放出来时，会“自动感谢政府德政”、会“自动拜访李副总统”!……这些规格不对。

——政治规格的讨论

不团结就是力量

因为党外本身都是乌合之众，所以，只要是构成领导性、号召性或有发言地位的，都变成明星。美丽岛事件时，国民党已经抓了一大批明星，现在剩下的是一些残余的明星。明星要成名需要一段时间或特殊机遇，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些明星，因为明星一被抓就等于毁掉了。

我觉得党外走明星路线是正确的，各人搞各人的山头。过去许信良托人找我，希望我合作，他说：“团结就是力量。”我转话给他，我说：“回县太爷的话，不团结就是力量。”因为，不团结可以个别存在，保存一点元气，团结就会被一网打尽。

——吐他一口痰

政治篇·论民主自由什么是民主政治--战斗才是党外的正路

战斗才是党外的正路

真正党外的正路、党外的康庄大道，乃是殷海光所说的：“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思想打前锋”，而不要“囿于台湾目前流行的这一套老想法或官制的意识型态”，因为那“根本就是旧思想，陈腐的观念”。党外的正路、党外的康庄大道无他，死心塌地的走西方自由民主的路数而已矣。在自由民主的路数上，党外只该有堂堂之阵，不该有粉拳绣腿；只该有正正之旗，不该有花枝招展；只该有杯葛、制衡、不合作，不该有与虎谋皮；只该有一次又一次的“苏秋镇型”的战斗，不该有一次又一次的“康宁祥型”的放水。我们要深信：“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任何党外人士，不论他为党外做过多少事、立过多少功，一旦他退出战斗，我们就要督促他、批评他，请他掏出武器，继续努力。

——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

勉励党外青年朋友

乡愿气的最可恶之处，在于它使人没有勇于坚持“是非标准”，而屈服于“利害标准”。

党外朋友办杂志，都不能充分坚持“是非标准”，而经常把“是非标准”以外杂七杂八的因素，因小失大的纠缠进去，他们经常是被乡愿气所包围，自己也就不能不乡愿。他们都是热诚的、进取的好青年，都有心为善，可是他们都在乡愿的环境里长大，结果经常在重要关头，脑袋就少了一根筋，做出重大的错误决定。更严重的，是做了错误决定以后还不自知、还强辩、还“死鸭子嘴硬”，这真是他们的悲剧。

我希望党外的小朋友们不要这样好脾气，他们该有一些鲜明的充分坚持“是非标准”的火气，他们不该在这种年纪，就窝窝囊囊的做乡愿。小朋友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实在要站在“李大哥”的立场，隔着代沟，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小朋友们若不警觉他们已被乡愿气感染，他们必然都有着没有前途的未来；他们在比我小一二十岁的年纪，都赶不上我的坏脾气，等他们到了我的年纪，还有什么指望呢?

我满心希望小朋友们不要做过我们而入我室的乡愿，要做乡愿去做国民党好了，何必做党外呢?

——小朋友，别乡愿!

第一流的强者

匈牙利政治家噶苏士，曾表示站在中间的，是一种软弱的证明。真正主持正义的人，他必然也必须立场明确，立场是鸟就不是兽，是兽就不是鸟，而不是似鸟非鸟，似兽非兽。对这种软弱的四不像，我们应该有所厌恶。孔夫子讨厌紫颜色，因为紫的颜色，对正宗的红色是一种搅局、一种似是而非。邱吉尔说他不喜欢委靡的棕褐色，他“不能假装对颜色不偏不倚”。真正第一流的强者，他一定不管造次与颠沛、荣枯与浮沉，永远保持他的本色，以本色示人、以本色战斗。

——蝙蝠和清流

应把党籍交代清楚

我认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勇者，应该把他跟国民党的脐带关系交代清楚，公开交代清楚，不要闪躲这个问题。这种勇者大可公开脱党，公开宣布脱党的光明正大理由，公开表示他要为公谊抛弃私谊，为国是揭发党非。他不该在党籍上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暧昧的态度、随便脱离了的态度、或是腼腆的态度。

——我的殷海光

论许信良

国民党通缉许信良，许信良也绝，你通缉，我报到，买了飞机票，就要来台湾。可是国民党却千方百计不让他入境，包括给航空公司压力，拒绝搭载他。许信良北起日本，南到菲律宾，在台湾头顶上绕着飞，一意要空降；国民党却全力来防他，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律堵得凶。国民党堵许信良不稀奇，稀奇的是它的理由。

在历来国民党的通缉大业中，最妙的，莫过于许信良这次了。许逆信良是通缉犯，此番却万里投案，要自己送上门来，让国民党抓。国民党中情已怯，怕生事端，对通缉犯竟采缩头主义，闭门不纳。堂堂“政府”，公然牺牲法律威信，以致腾笑中外，真是鲜极了!许逆信良的通缉犯来犯，证明了国民党的通缉令，实在已是具文之尤。——一个“政府”竟被通缉犯羞辱作弄，一至于此，国民党真气数尽矣!

可笑的是，气数已尽的国民党，如今气为人夺，不但宁肯让犯人逃掉，并且宁肯也让法律逃掉。国民党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一张无奈的老脸，在通缉哀乐里叹息。

——宁肯让法律和犯人一起逃掉

论郭国基

郭国基先生在一九○○年(清朝光绪二十六年)生于屏东县东港镇，一九二五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一九二九年和日本铃木久代女士结婚。他虽“进出”了日本老婆，但他对日本的“进出”中国，却非常痛恨，他在一九二○年就投身台湾留日学生的“新民会”，连任干事六年，每次开会都放言民族大义，语惊四座，台湾耆宿林献堂说他是“郭大炮”，从此他就外号“郭大炮”。

台湾光复后，郭国基先生去做民意代表，除了一九五○、一九六三年两次落选外，历任高雄市参议员、台湾省参议员、台湾省临时议员、第一、二、四届省议员及增选立法委员。一九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他死在立法委员任上，活了七十岁。他在竞选时喊过“赐我光荣，死在议坛”的话，最后一语成谶，他真的这样死了。

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八年，前后二十年间，不论他遭受国民党的多少迫害，他都没有因为对国民党的厌恶而影响到他基本方向的清明，而影响到他对整个中国的热爱，而影响到他采用狭小的眼光舍弃他对整个中国的关切。

——怀念郭国基先生

论尤清

他是一个天真而单纯的人，不像是政治人物。因为他没有政治人物那种圆滑和技巧，我觉得他是个随兴之所至、飘来飘去的人。

我认为尤清应该利用监委的名义和声望，去做监委职责以外的事。因为他应该清楚的知道，他在监察院是无能为力的，他连一个附署提案的人数都凑不足。他到南部去时，很多人向他递状子，可是他接受那么多陈情，能够处理哪个案子呢?他很难一个人做到的。像这次尤清和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一行四人到美国，你看他们的出场和照相顺序，不管是招待记者还是在飞机场，老康和张德铭都在中间，尤清和黄煌雄都被挤在一边。如果尤清懂得政治技巧，他就应该挤到中间去，可是他不会挤，这证明他是非常天真的。

——吐他一口痰

论尤清之二

尤清过去并无尺寸之功于党外，只不过趁做美丽岛被告律师之便，在别人受难之际，坐直升机窜起。他是好人，有好造型与好学历，党外省议员把票投给他，使他轻易当上监委；在党外逼走不伦不类的费希平后，又轻易当上了党外公政会理事长。他得之于党外者，既超乎任何人之上，此番主持公政会，如能虚心求教于党外前辈，大公无私、捐弃小我、争名不先、攘利退后，纵然做了党外的最大受益人，我们也与人为善、乐观其成。不料，尤清自从当选公政会理事长后，不但监委式的说大话、做空秀积习不改，反倒色急式的抢起鸡骨头来。

——如此公政，何以服众?

论尤清之三

我总觉得，尤清是一个好人，但他太糊涂、太缺乏抓到问题核心的能力。他运气极好，光凭一个好造型、好学历，就在别人受难之际，自己坐直升机窜起成党外的大头。不幸的是，他的为人与才具，其实只能做李登辉式的figurehead而已，实在不足以表率群伦，或承当开创局面的大业，他误党外之罪，终不可免，只是其罪尚比不上康宁祥而已。

总之，尤清也、康宁祥也，他们号称党外，其实都是贻误党外的罪人。党外一天在他们的错误导向下，国民党就可一天高枕无忧。这些人“跟着巫婆学拜神”都不会，却妄想在国民党统治下耍手段、搞政治，真要被国民党笑煞也!

——有感于尤清等人的谈话

论林义雄

当然台湾人有他的特立独行之辈，一如宁波人、上海人、黄阪人也可能有好人，但是一般说来，台湾人玩政治，总是在“大同”之外又有“小异”，而此种“小异”，又为古往今来所罕见。方素敏在竞选之时，公然说台湾民主前途比林义雄重要，但是当选以后、林义雄出狱以后，她公然感谢“政府”宽大了、公然在立法院口头质询放水了。或说方素敏是家庭主妇，容或无知，不足深责，但林义雄呢?林义雄应该有知啊?林义雄出狱后，“自动拜访李副总统”，算是一种什么规格呢?自己被国民党下狱、被国民党刑求、被国民党灭门、被国民党羞辱、被国民党这个、被国民党那个，但是，在出狱以后，却对演双簧的“二珰头”跑去感谢，这又算是什么呢?林义雄出狱后，一反他过去的特立独行形象，这种规格，是很令人失望的。现在说他为他妈妈墓地奔走，但是，我真不明白，当林宅血案发生时，他在妈妈棺材上写字的决绝又意在何处?(母死不葬的抗议，又岂容忘之?)至少到目前为止，林义雄的一切表现都不再是他过去的自己，而是一个令国民党“龙心大悦”的自己，国民党这票生意，可真做得恩威并济名利全收呢!它抓你、关你、修理你、杀你妈、杀你女儿、杀你又一个女儿，最后关你多年还可得到宽大的形象、还可得到你的感谢、还可得到你出狱后的洗手不干，老老实实，凡此种种发展，岂不正是国民党的原案吗?岂不正是国民党的大获全胜吗?岂不正正鼓励了国民党、使国民党庆幸抓人关人杀人的得计吗?试问若没有林义雄、方素敏这样全力配合，国民党能这样又占便宜又卖乖吗?但是，林义雄、方素敏为何这样配合?他们的血仇何在?是非何在?大义何在?这些不可思议，求诸古往今来，都不可得，而只在这一台湾岛上赫然出现。

——我们没有明天

论林义雄之二

林宅血案发生时，他的意思表示似乎是以母死不葬做为抗议的，如今却把三具棺材，一一入土为安，这对他的身分与处境而言，就未免做得不够了。该做而做得不够、能做而做得不够，其实也是“不再干了”的一种；所做所为与自己的身分与处境不相称，其实也是一种逃避。林义雄先生直到今天为止，似乎都令我们失望。他说：“请你们看我的一生，不要只看我的一时。”这一抱负之言是很动人的，但是，动人的抱负必须要有行为来证明它，林义雄先生的行为呢?

——我们没有明天

论林义雄之三

政治中为了“上台”难免有恭顺之处，但是林义雄尚复何“台”可“上”，他又恭顺个什么?家里都付出了三条人命了，还在恭顺、恭顺、恭顺，对他眼中的“叛乱团体”一再恭顺，古往今来，苟有志气、有血性、有见识、有骨头的志士仁人，又岂可这样吗?但是，林义雄这样，又岂是林义雄个人的责任?他这样规格混乱，居然台湾人会原谅他、会不劝告他、会不督促他、会不责备他、不忍责备他，这种无知、这种不知爱人以德而只知爱人以姑息，却又正正是整个地区特色使然，这十足证明了这个地区政治规格的普遍混乱。正因为规格普遍混乱，所以林义雄、方素敏行之，不以为辱；众人和之，不以为异。以致嫦娥含泪于天上、老K含笑于地上、林家妈妈女儿含冤于九泉!对这些现象，我看了又看，实在看不过去，因此决定要揭发“台湾人的政治规格”，以为大家的炯戒!

——我们没有明天

论林义雄之四

我谴责林义雄的原因是，曾公开宣称国民党是叛乱团体的林义雄，以前是一位英姿风发的党外人士，那样的激烈、那样的优秀、那样的热情。可是被国民党关过以后，变成那样的悲痛、那样的阴沉、那样的苦相，我们不要看这样的反应，太懦弱了。

林义雄的表现证明国民党关人有效，关了你，可以改变你的人生观，这种一片死灰的行为，对国民党构成鼓励、对党外构成毒素，我认为应该要谴责的。

——光靠龟儿子是不够的

政治篇·论民主自由什么是民主政治--论江鹏坚

论江鹏坚

江鹏坚自当上立委以来，我总觉得他的作风太客气了，他对国民党“政府”说话太客气，过于温和，该鲜明表现党外的立场，往往自我失之。他搞台湾人权促进会，不拉拢党外人权斗士，却拉拢国民党同路人，也是自失立场；这次选举为背离党外的候选人站台助阵，也是自失立场。我感到他愈来愈在走糊涂的、阴柔的、莫名其妙的路线，其实这种路线又何劳他走?一个投蒋经国票的、既会自哭又会陪哭的周清玉，就足以包办一切了、就足以令人痛心了，江鹏坚又何苦如此周清玉化?大体说来，江鹏坚的立委做得只是“太平立委”，跟他竞选时的承诺——“党外护法”也、“唤回公义”也，距离尚远。他还有一年的时间证明江鹏坚到底是哪一种人，我们盼他改头换面一点，不要老是这副长相!

——别忘了自己的立场!

论苏南成

苏南成出身国民党又出卖国民党，投身党外又出卖党外，厕身黑社会又出卖黑社会，十多年下来，又回头重啃国民党的一对隆乳，有奶就是娘的表演“浪子回头”。这次重新变为国民党，用尽所有传播媒体，公然表态。

说来说去，所有肉麻的话都从他的厚脸皮下和厚嘴唇里出笼了!我必须承认，我对古往今来，阅人无数，但是像苏南成这样不要脸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古往今来不要脸的，一般说来，脸不要得还有个分寸，换句话说，他们至多只“转变型的不要脸”，而不是“回转型的不要脸”；是“去做浪子型”的不要脸，而不是“浪子回头型”的不要脸。只有苏南成能如此凸出，如此回转与回头，他的段数，真可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要令那些低段的无耻之徒，要无颜见他、要掩面而退了!

苏南成十多年来所做所为，无一不证明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论对国民党、对党外、对黑社会、对任何罗盘方向的道德尺度，他都是一个“犯情重大”“品性过于恶劣”的不要脸的东西。国民党违背党纪，“率准恢复”这个不要脸的东西重新归队，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短视与失落，国民党要自食恶果，并遗传流毒，也就自不待言了!

——台湾第一不要脸

论苏南成之二

明明是不要脸，却诡称有度量，这是一种更新的不要脸、一种更大的不要脸。

我真奇怪台南选民的审美眼光，不要管他妈的什么政见吧!光凭苏南成那张那么丑的脸，台南选民就该唾弃他、就该不要他。你们怎么选出长得这么丑又这么讨厌的家伙来!那副嘴脸，你们怎么受得了他?

我建议台南选民该严格限制苏南成，只许他在室内活动，垂帘听政算了，千万别再抛头露面。否则的话，一旦上帝明察，给看到了，上帝不用天火来烧台南才怪。上帝既烧过所多玛城、烧过蛾摩拉城，又何在乎再烧个台南城?

——当上帝掏出打火机

论康宁祥

放眼看去，在国民党的蝙蝠人物与党外的蝙蝠人物的互捧里，一切八面玲珑都变成了正宗，一切真正正直、有勇气的人，都变成了偏激分子，变成了美丽岛派!做事最多、受苦受难最多的，反倒不算正宗，反倒被目为旁门左道，那是哪一国的公道和正义呢?

所以，康宁祥的罪过不在他自己求名求利，得名得利，而是在他这种乡愿作风，使人们误以为他的路线是正道、是稳健，别人的路线就是旁门左道、是偏激、是盲动了。我敢说，今天党外的悲剧，许多受难人的不幸，康宁祥的作风多少要负责任，多少有以致之。康宁祥是别人被歪曲被下狱的受益人，一如谢东闵、林洋港是别人被歪曲被下狱的受益人，一如陶百川、徐复观是别人(雷震、殷海光)被歪曲被下狱的受益人。“恶紫，以其乱朱也!”有了万紫，就没有了千红，我们又怎么能不学学孔子，去讨厌讨厌紫色人物呢?

——论两面人

论魏廷朝

魏廷朝从一九六五年起就坐牢了，一直坐到今天。其中三进三出，长达十七年，真不愧是坐牢大王。他第二次坐牢，跟我同案，我所以和他同了案，又和他第一次坐牢有关。他第一次坐牢是跟彭明敏同案，彭明敏被捕时，身分是台大政治系主任，备受优待，魏廷朝借了彭明敏的光，少吃了不少苦头。魏廷朝身体极结实，反应又“迟钝”，给人一种厚重有力量的感觉。他第一次出狱后，彭明敏约他和我见面，我问他被国民党刑求的情形怎么样?他笑着说只被打耳光，没被刑求。我说听说耳光打得连你牙齿都给打掉了，这还不算刑求吗?他说：“太轻了，不算!”我和彭明敏听了，为之失笑。

——对黄信介、张俊宏、魏廷朝出狱的杂感

论陈鼓应

鼓应的长处很多，但他的大病在见识不足、不够坚定、喜欢政治投机，结果总是被人利用、跟着人跑而不自知。“文星”时代他跟着老包跑，“中国一周”时代跟着张其昀跑，“美丽岛”时代跟着群雄跑，为余登发桥头示威那一次，他竟跑到凤桥宫上香，这对鼓应说来，就是曲学阿世。——做高等知识分子的人，要给群众带路才对，怎可走迷信路线来讨好群众?高等知识分子要绝对为信仰献身，不打折扣，鼓应这样子飘来飘去，岂不给高等知识分子丢人?给殷先生丢人?

我认为鼓应实在干错了行。殷先生也早就指出鼓应是“诗人”。殷先生说这话有奚落的意味，因为总是在不同意鼓应时才这样指出的。如今我也顺手牵羊，继续说鼓应该去做“诗人”，他做“诗人”，应在余光中之上。他们又都是福建人，福建人应该出“诗人”。福建人搞政治的，多是吕惠卿、李光地等出卖朋友的二流货，第一流的极少，山川灵气之所钟，统计学上，福建罕出第一流的政治家，这是真的，如果统计学可靠的话。

——答陈平景

论陈鼓应之二

鼓应若不在大陆谈自由主义，将把殷门所学，尽付东流；若在大陆谈自由主义，又何能谈得下去?鼓应一生总是飘来飘去，没有主见，也不坚定，是一个不成格局的知识分子。

——李敖札记

论林洋港

有人以为林洋港先生的形象是能言善辩，我却认为他是多言乱辩而已。我劝林洋港先生停止他的大嘴巴，安静下来，接受思想家的领导。搞政治而不接受思想家的领导，只能变成政客，而非政治家。以林洋港先生的条件，如能认清这一关键，从此决心不再跟着国民党做传声筒，而做广大中国人民的代言人，我相信这才是他该走的路。

——给林洋港先生上一课

论林洋港之二

他有个不能控制自己的大嘴巴，连宪法都没有念通，他的头脑证明台大政治系的教育还要再加强，他是台大人的耻辱，想到他，就想到：“台大人，快走吧!”

——吐他一口痰

政治篇·论民主自由什么是民主政治--论江南

论江南

陈鼓应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时，曾说所遇到的朋友中，江南是“对国民党了解最透彻的，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当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时，他说李敖在台湾批评国民党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何况他又是美国籍，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的安全”。依我看来，江南对国民党的了解，实在不够“最透彻”，江南的“错误”是他不了解国民党的暗杀习惯。国民党暗杀人，为了卸责，常常在本土以外优为之。国民党暗杀汪精卫等人，地点都在本土以外。国民党在本土内暗杀，至少要负治安不良与破案困难的责任，但在本土以外干上一票，就可不负这种责任。所以有时候，国民党宁愿杀杀杀，杀到外国去。

——江南《蒋经国传》新版序

论江南之二

李敖在台湾至现在发稿之日犹能免于被暗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投鼠忌器。——陈文成案以后，国民党百口莫辩，因此对李敖，只好另觅他法，李敖能够“苟存性命于乱世”，也正因为早已“闻达于诸侯”的缘故。这一知名度，对我的安全，的确帮助不少。江南被暗杀，真凶曝光，更加重了这一安全。所以，从某些角度看，江南的伏尸，无异方便了我们的挺身，事实上，他无异因我而死、先我而死、代我而死，追念这位在海外的老友，我真有不少隐恸。“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古人发愿于先，有道是“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可惜江南最后所见，不是“花枝”而是“枪枝”。虽然不归之言，一语成谶，但是讨厌国民党、“不再回台湾”一点，却也有志已酬。国民党一日在台湾，台湾即一日无可恋，江南身死异域，亦是大好，魂兮魂兮，不必归来!

——江南《蒋经国传》新版序

论柏杨

柏杨在给高琛的信里，就有“‘自由中国’是反对政府最烈的刊物，这刊物的本身，已充分表现出我们的祖国是自由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自由”的回护官方之言；而最有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他在自立晚报上发表的，竟还是响应“蒋夫人的号召”!

——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

论柏杨之二

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

——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论柏杨之三

在李敖为义助柏杨而冒险犯难、而构成李敖入狱黑罪状之一的时候，李敖心中只有一义，并无其他，更非希冀柏杨他年会报答什么，因为这种义助，是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是冀望有什么报答。但按人间常理，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怀德。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怀德，反倒有恩将仇报之嫌，这就未免太逸出人间常理了。古代“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禄亦弗及”之外，居然还被他帮过忙的人倒打一耙，这恐怕纵是介之推，也要咽不下这口气，要说上几句吧?孙观汉爱柏杨以德，并深知李敖营救柏杨内幕，总不忍“纵容”这种道德标准、这样对待李敖吧?柏杨这样子不辨敌友，于李敖固无损，但于柏杨自己，恐怕中夜自思，会有一点过意不去吧?

——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论柏杨之四

柏杨出狱之后，他对国民党的高速表态，颇令我感到失望，他做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二次发表捧场之文，使我觉得他做的，好像是给关他的人挂勋章似的。他在《柏杨诗抄》的“后记”中还写出“只缘家国迈向新境，另开气象，昔日种种，已不复再”的话，其回护国民党心态，恍然如昨。

——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

政治篇·论民主自由什么是民主政治--真正的政党

真正的政党

严格地说，政党政治一沦入一党制，就简直变得民主不起来了。在这种政党下苟活的人民，虽然不准组党，但也不必怀忧丧志，因为只要一念之转，也可“立地成党”。

所谓一念之转，是根本修正党的定义与意义，不再局促在一般解释和学究解释上，而把定义与意义自由化。我们何不想想：政党的定义，本来就不限一家，只因为我们被一党独大和宣传搅久了，总以为政党的造型就该是那副德行，就该有巍巍的中央党部，就该有堂皇的主义，就该有严密的党证、宣誓、组织，就该有确定的人数，就该有威风的党纪，就该有几全会、常会或什么什么会，其实这都是没必要的，都是极权政党的特色。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里，政党其实不是这副德行的，真正民主国家的政党是松散的，他们不重视空洞的主义，他们没有确定的人数，他们没有列管的纪录，他们没有约束的党纪，他们没有霸占的党营事业，他们也没有慷国库之慨的党费开支。这种政党是自由结合的：竞选前来也欢迎，去也随便；竞选时成固欣然，败亦可喜，他们没有庞大的党工人员，他们有的是共同理想与政见的结合，就凭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就顺利滑进政党政治的运作，这种境界，才是第一流的政党政治境界，值得我们拨开一党独大的乌烟瘴气，仔细看他们一看。

——反对党，党反对

清流与清议

“清流”是能发表也敢发表强烈意见的人，这种意见，叫做“清议”。明末清初不合作主义者顾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录》里头，有“清议”一则。顾炎武的说明不算好，但他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清议”本身，的确是一种强烈的意见，“清议”是极端的、爽快的、是非分明的、恨这个爱那个的、重这个轻那个的，“清议”一点也不骑墙，骑墙就不是“清议”。中国历史上，以“清议”光照千古的，是明朝的东林。黄宗义《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这才是“清议”的真精神。由“清议”而来的“清流人物”，他们是第一线上的战士，绝非摆下酒席的和事佬。他们立身方正，绝不打圆场；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绝不和稀泥；他们绝不是无党籍的忠党分子，或是有党籍的社会贤达；他们可能站错了一边，但是绝不站中间。站在中间，不是“中间势力”，而是“中间势利”，哪有“清流”是中间窜的?

——围剿陶百川的一个教训

元首尊严

美国总统杰佛逊被骂做小偷、懦夫、诈欺犯、邪教徒、铸假钱者、伪造文书者、离经叛道者、不信正教者、导人不义者、霸占孤儿寡妇者。……他一概容忍，由于他不“维护元首尊严”，他维护了自由的尊严。

——李语录一五

政府应保民

国家也好、政府也罢、皇帝也行，不论是什么，主要的责任都在保民，若不能保民，大难来时，就失国、就迁都、就偏安，弃老百姓于不顾；事平以后，反倒神气活现，以汉奸、附逆、从贼等名目办人，这又算什么本领?地方沦陷，是政府弃人民，不是人民弃政府，唐朝黄巢之乱后，黄巢的姬妾被送到统治者面前，统治者奇怪说：你们都是好人家的女孩，为何从贼?女孩代表答道：我们从贼不过失身，但是国家以百万之众，不能拒贼，又怎么能怪我们?但是统治者不会自我反省的，他杀了这些女孩，表示他的威风、表示了对不能临难死节者的惩罚。

——为什么林坤荣能回家?

政治是一种专业

在专业化的时代里，政治其实也是一种专业、一种专家才能玩的复杂职业。没有专业训练的人，贸然发表政见，摇旗呐喊也好、游行示威也罢，其实都可能造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

——明星政治与政治明星

不要沉默抗议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作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纪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作恶者知道：只要他们不厌于作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应该关注国事，不是人事起伏

王符是迷信时代里的一个反对“妖妄”的人。他努力提倡“以人为主”的哲学。

唐甄的《潜书》是他积三十年心血而成的作品。在书中，他大胆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大胆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种反对君王专制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石破天惊的。三百年后看起来，更觉得他持论的勇迈。

王符和唐甄这两位潜字号的作者，他们萧条异代，但在指斥“执政当局”上面，却千秋同调，使我们赞佩他们看法的敏锐。王符说没有一个官是好官、官愈大罪愈重；唐甄说统治者都是盗贼，都是一针见血的立论。想对中国真相有点了解的人，必须正视这种痛痛快快清清楚楚的立论，有了这种正视，任凭他们你来我去、李换王升、谁连任谁下台谁复出，对我们说来，都是一样。中国人民只有关注在国事上而不关注在盗贼集团的人事上，中国人民才有志气。整天搞盗贼集团的人事起伏，猜他们的谜、写他们的起居注，是没有出息的。

——记两本潜字号的著作

“拦路告状”的原因

台湾省主席对拦路告状行为，斥为落伍的思想与做法，不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

从现代民主法治观点看拦路告状，的确“落伍”，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当一切“进步”的司法保障都使老百姓寒心；当一切“现代”的救济手段都使老百姓失望的时候，那些可怜的弱者们，又该怎么办?他们除了试用“祖传秘方”外，又能怎么办?

结论是：除非在根本上达成“进步”与“现代”的民主法治，不然的话，还是“落伍”来得逼真、来得痛快!

——拦路告状不可拦!

论锡安山事件

自古以来，人民苦苛政久矣!在苛政之下，他们引领以望云霓，曾经演变出一种梦想，梦想有“世外桃源”的自由。这种好梦，从陶渊明精心下笔的《桃花源记》，到罗斯福脱口而出的“香格里拉”，都约略可见。但是，在苛政苛得无微不至之下，这一梦想，也就从来未能实现过。锡安山的先驱者们，他们是伟大的现代的宗教唐·吉诃德。他们的信仰是坚定的、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但是他们在人间建造天堂的信仰与精神，却是有问题的。

在现代技术的统治之下，人间伊甸的好梦，其实都是做不成的。锡安山子民的好梦，同样是这种伊甸好梦的一种，但却是更易碎的一种，因为在国民党的猜忌下，他们付出了前无古人的努力，换得的，却是后无来者的凄凉。

锡安山子民的好梦，最后只有化为互慰之辞，望山兴叹而碎。他们的悲剧，是人间任何逃世者的悲剧。“世”是不能“逃”的，人们只有面对暴政、接近暴政、抵抗暴政，他们才能见到天国就在他们心里、圣山就在他们身边。真正的基督精神，是四处的奔波行脚，并不是一地的落户驻足。锡安山的子民，应该收拾起“锡安山见”的渴望，重新在山下进驻人寰。一旦把人间当成你们的，你们就会发现，人间无处不圣山。耶稣没有圣山，但他行踪所至，步步成圣，最后把罗马暴政化为尘土。——锡安山的子民们，请多想想真正的耶稣，请多想一想!

——警棍下的失乐园

上十字架的人

如果我们把天下放大一点、永久一点，我们自然不会为一时的蜚短流长而觉得不乐，我们还是要“为民喉舌”下去，即使民对我们七嘴八舌!在长远的“前路”里，我们相信上十字架的人必被肯定，虽然那种肯定，许多人要在死后才能显出。我们的苦恼是这个地区太小了，小得在世界上不论为“民主橱窗”也好、为“极权货柜”也罢，在大世界里，都变得微不足道，因此我们的许多纪录，都给埋没了。这种公道，也许只有在历史上给予评价、给予延伸……。

——回“苏秋镇之女”的一封信

暗杀是不光明的手段

读中国历史，都可在春秋、战国、唐朝等时代，看到有“暗杀”的纪录。暗杀是一种不光明的政治手段，它唯一被肯定的场合，似乎只有在革命党挺身对当政者除暴的时候，除此而外，它经常都是为人所不齿的。

为什么呢?因为热爱自由的人，了解自由的人，必然同时是尊重别人自由的人。一个人的最后自由是人身的自由、存在的自由，这一点尤其该被起码的尊重。在革命时代，革命党人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曾有暗杀之举，这本是一时的权宜。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就万万不足为训了。所以，当革命党人再提出暗杀的办法来的时候，国民党的总理孙文就立刻表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