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页

十九世纪的英国首相狄士累利，有一句名言，他说：“谎话有三种：谎话、可恶的谎话和统计学。”统计学这种科学方法，和东洋参一样，消受不好，就大受其害。日本町人喜欢打小算盘，抓到了统计学，认为独得其秘，开始大统其计，什么都一厢情愿的统计起来。他们认为根据统计学，打中国会赢；根据统计学，打美国也会赢，殊不知毛病就出在统计上。最后吃了原子弹，证明了统计学是谎话，东洋统计学是东洋谎话，结果是，美国军人占领了日本。

——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美国独立革命

正在英国趾高气扬的时候，有一些不信邪的先锋性人物出来，脱离了老子，自己去当老子了，这，就是美国的独立革命。美国在独立革命前后，在北美洲东海岸，已经云集了大量的牛鬼蛇神，他们是自由热爱者、是上帝代言人、是走私专家、是革命党、是心怀不平的平民、是亡命徒、是新生代。……他们在海外创建了新天地，成立了新国家。他们的手法是笨拙的，可是很有冲力、很有叛逆性，他们的基础很单薄，要建国、要称霸，必须有赖于先进繁荣的母国——英国——的技术指导，可是英国当时气都气死了，哪里还帮拒绝听话的小子。于是，老美们只好来个拳击的“技术击倒”(T.K.O.)，开始智胜了。方法之一是：在十三州的文化沙漠中，盗印英国书，以袭取英国的速成方法，迎头赶上。

——海盗万岁

黑人问题

黑人问题发生在美国，当然是美国的羞耻，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但这个问题发生在三百五十年前，黑人又占了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样复杂而困难的包袱，要把它脱下来，不可不考究技巧与态度。三百五十年来，美国大体在遵循正义、法律与秩序的原则，处理黑人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令人称赞”。正义、法律与秩序，是美国处理这个问题的主流，我们不可因为少数的纠纷而忽略了这一主流。试看一九六四年美国二十万人的华府大游行，其中三万白人参加，代表着的是“正义”；二十万人秋毫不犯，象征着的是“法律与秩序”。这种“非暴力运动”的技巧，这种缓进而理性的态度，充分表示出美国人民的水准。设想这种水准，世界上又有几个国家做得到?不客气的说，若换成了某些国家，不暴动得天翻地覆那才怪!不搅得黑人白人都杀成血流满面的“红人”那才怪!所以我才说，美国三百五十年来处理黑人问题，有“令人称赞”的正常现象，只有美国这种文明社会，才扛得起这样不文明的历史包袱。美国佬大可不必泄气悲哀，我们也大可不必用放大镜跟着搅臭。因为在正义面前，我们不可做一个并不公正的见证。

——从此黑白不分明!

黑人奋斗史

黑人受歧视的由来，要远溯到十七世纪的一六一八年。这年的八月十七号，第一批黑人在美洲登了岸，他们是从非洲被逮来做工的，并且成为白人的私产。既是私产，自然也就买卖由之。就这样买来卖去一百八十八年，美国国会才通过法律，禁止再有黑奴进口，但并没禁止在美国本土上的黑奴制度。于是此制相沿不废，又是五十多年。到了十九世纪的一八六○年，林肯当了总统，后来打起了南北战争。结果北方是完全胜利了，黑人却没完全胜利。黑人只是在战后五年间，获得了三项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保障。直到又过了一世纪，进一步的民权法案通过，黑人才有了像样一点的地位。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号，美国参议院终于通过了投票权法案，使黑人获得彻底的平等。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领袖，当时竟忍不住感慨说出：“我们花了一百年的时间，才追上这个问题!”

这一百年的岁月，累积了一连串黑人“力争上游”的纪录与血泪。一百年来，黑人由百分之九十七的文盲比率，降低到只有百分之十。除了法律上的完全平等外，其他在教育上、在公职上、在选举上、在社会地位上、在生活习惯上、在血缘混同上、在争取权利的态度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和改善，黑人成功者也人才辈出，震撼世界。

——从此黑白不分明!

拾零篇·话天南地北人生拾零--吃素

吃素

讲到吃素，一般人以为是佛门的道行，其实它是中国吃素文化的一种流派。《论语》中，就讲究“齐(斋)必变食”(吃素时候要改菜单)的规矩：《汉书》里记周泽吃斋吃病了，他太太怪他何苦来，他火了，立刻把太太关到牢里去，罪名是“干犯斋禁”。干犯斋禁，在当时是大罪；当时“坐斋不谨”(吃素时候狗屁倒灶)，是要杀头的。佛教入中国后几世纪，中国吃素的锋头被信佛的抢去，大家把“吃斋念佛”等量齐观，于是佛门人物，就说他们不吃荤，吃素了。其实究竟什么是荤，他们知道的并不落实。荤是指“臭菜”，葱、韭、蒜等都算，吃了这些，被认为耗散人气，使人精诚有问题，难以通于神明，所以要查禁。至于大鱼大肉，实在叫“腥”，不叫“荤”。可笑的是，大吃素家整天吃葱、韭、蒜，却声言他不吃荤，以吃长斋自豪，这种自豪，用传统文化一检查，就该打屁股。他们以为他们做了好事，吃长斋，其实都白吃了，都不算。——可见书没读通，就想复兴固有文化，谈何容易!照固有文化，这是典型的“吃斋不谨”，是要杀头的，这些多爱固有文化却少看古书的人儿，提倡来提倡去，全不知道固有文化的厉害!

——论和尚吃肉

论和尚吃肉

善导寺的和尚，我也颇识一二。有的道性很高，有的有待加强。介绍我到庙里住的朋友，对我说了一个笑话，他说有一天他和一位和尚出去办事，路过一家饭馆，两人就去吃，和尚告诉跑堂的， 来碗素面，他也跟进。不料两人狼吞虎咽一阵，发现面里有肉，——不是素面，他大吃一惊，赶忙指给和尚。殊不知和尚正在衔肉大嚼，向他使个眼色，表示不必声张，又埋头大嚼起来了。

中国的佛门人物中，虽然有一派公然喝酒吃肉，像苏轼的朋友佛印和尚，但这些禅派流变，都不是正宗，照一般佛门规矩，做酒肉和尚是绝对不行的。善导寺是守板眼的寺，自然不准济公活佛或花和尚鲁智深那一套。

——论和尚吃肉

山

对于山，中国人和许多民族一样，也是充满了敬畏的。《国语》里记孔子的话，说：“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可见对山的敬畏，已经一至于此了。在这种敬畏下，中国人是不敢“有眼不识泰山”的，泰山在中国思想史中有它独特的地位，实在值得研究。

以泰山为实例，看中国人的山思想、生与长生思想、死与地狱思想、以及道教思想与佛教思想的竞争，可以看到许多有趣的组合。

——有眼识泰山

明星

明星人物只是“人生如戏”，她们只能做戏、演假戏，假戏真做，演得神龙活现；但是，一旦她们面对了真实的人生，她们本人，却变得一片脆弱与虚假，她们平日被社会的奉承与捧场，已经使她们退化了面对真实人生的能力，而变得骄纵、变得不知人间甘苦、变得不知人我之间的基本道德关系与对等关系。结果呢，她们最后变得已不是一个真的人，只是一个会演真的人的画皮而已。

——假戏真做与假戏假做

情书

情书是萧伯纳所谓的“纸上罗曼斯”。罗曼斯施诸纸上，自然写时情感集中，思绪澎湃。但往往时过境迁以后，自己重读起来，未免“大惊失‘色’”(此“色”字该一语双关：一为脸色，一为女色)。至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读别人情书，因为缺乏置身其中的情感和背景，所以常常在嗜读以后，摆下脸孔，大骂“肉麻”!殊不知他们自己写的情书——如果会写的话——更是肉中有肉、麻中有麻。所以，为公道计，聪明人绝不骂别人情书肉麻。

——“李敖情书集”新序

战争

“战争”这个东西，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它老哥。古时候人类打仗，你丢一块石头过来，我抛一块石头过去，结果是“你死我活”；后来慢慢“进步”，武器发达，你开一辆坦克过来，我冲一辆坦克过去，结果是“你们死我们活”。可是更“进步”的时候，武器更发达的时候，这种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当你丢一颗原子弹过来，我再丢一颗原子弹过去的时候，结果就是“大家死大家不活”的场面了。那时候，全世界一切东西都毁灭了，剩下的，只该是海明威一部小说的名字，那是——“胜利者一无所获”！

——原子弹二十岁感言

和尚

真正的佛教不在盖庙建寺，而在大悲救世；真正的和尚不在古刹梵音，而在为生灵请命。

——真和尚和真净土谈西说东李敖语萃谈西说东

——人生百年，缘归一梦，猿鹤虫沙，例皆尘土，但在百年孤寂之后、尘土长封之时，总希望有些永存的功业与交情留为雪泥爪印。吾爱吾师，尤爱真理

老子李耳，主张“以德报怨”，孔夫子就大加抨击，他质问：若不辨是非的对有怨于你的以德相报，那么对有德于你的，又该怎么办?又“何以报德”?

孔夫子这种“当仁不让于师”的精神，是西方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一般以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话，是亚里士多德的话，其实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堪伦理学”中，并没这样的原文。亚里士多德批评他的老师柏拉图，指出真理和师友都是亲爱的，但在两者冲突的时候，他选择真理。

古今中外，热爱真理的人，无不在真理面前，对老师痛苦的义无反顾；孔夫子热爱真理，他“背弃”了老子；亚里士多德热爱真理，他“背弃”了柏拉图；梁启超“背弃”了康有为；卡尔·容“背弃”了弗洛伊德；章太炎“背弃”了俞樾；周作人又“背弃”了章太炎；周作人的学生又继续“背弃”，当真理跑得比老师快的时候，又怎能不做清楚的选择，清楚的“背弃”呢?

——万世生表

善必须实践

王阳明说：“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他全错了!善绝非一颗善心，便可了事。善必须实践，必须把钱掏出来、把血输出来、把弱小扶起来、把坏蛋打在地上，才叫善；反过来说，“想”掏钱、“准备”输血、“计划”抑强扶弱，都不叫做善。你动机好，没用，动机是最自欺欺人的借口，十七世纪的西方哲人，就看出这点，所以他们点破——“善意铺成了到地狱之路”。这就是说，有善意而无善行，照样下地狱，阎王老爷可不承认光说不练。

西方哲人这种警觉，中国人显然跟不上。中国的老底子是“诛意”或“诛心”，是春秋笔法的“君子诛意不诛事”，是追究心意，不追究事实。结果呢，中国“日存万善念、日诵千善言”的好人最多，但好事最少。原来好人只要正心诚意就已足，只要问心无愧就已足，只要诵经念佛就已足，好人无须在事实上做多少好事，好事只在念头上做，就大功告成!

——张小兰冤在哪儿?

敌人

“敌人”——环伺也、警告也、干扰也、穷缠也，迄无止境。他们简直要变成你的朋友了。你不跟俺们交朋友?好!俺们把你的朋友全赶走，你不交俺们还交谁?难道有朝一日，你岂要建立起对“敌人”的信仰吗?“敌人”至少有一点是值得信托的，——就是他们绝不变，绝不像朋友一般的忘记你。他跟你永不分离。

——最后的九日

少做一分懦夫、多充一分勇士

在这“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们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如果我们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伺机蠕动一番，说说我们想说的，做做我们想做的，捣一下小乱，冒一下小险，使老顽固们高一高血压，大概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能耐”了!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岂配做“杀头生意”么?

因此我说，在环境的“极限”下，我们少做一分懦夫，我们就该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我们能高飞，我们希望飞得像只多谋的九头鸟；如果我们与覆巢同下，我们希望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我们在釜底，我们希望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

随处埋我

路是那么长，我们随时会倒下，死就死了，又何必“正首丘”呢?青山多得很，到处都可埋我们这副不算重的骨头，在重归尘土的刹那，愿我们都能刻上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

——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

伪善

写是没有用的，叔本华就写过了，他白天写文章否定女人，晚上却偷偷跑到绿灯户睡觉，写文章载道的人很少不是伪善的，“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我还是少发高论吧!我只知道我们不再需要“述而不作”的圣人，我们应该学学那些“做而不述”的实行者。

——爱情的刽子手

真、善、美

在“美”的范围内，观点重在美丑，但在“真”、“善”范围内，观点就重在真假善恶。我始终相信，涉及美丑范围，人的一生，可以只见“美腿”而对“丑腿”视而不见；但涉及真伪善恶范围，人的一生，就不能这样逍遥了，——对人类的责任感，将逼使我们在真伪上面，要去假存真；在善恶上面，要扬善抑恶，我们如果在“真”、“善”范围，也采取“美”的观点，我们就将发生道德上的过失。

基于这种研判，我们可以说，对人间“真”、“善”范围的任何虚假和罪恶，我们必须去面对、去扒粪、去发掘、去揪出、去打倒。……在这种认真下，我们虽然眼之所见，无非“真”、“善”上面的“丑腿”，但是责任所在，我们却不能逃避。我们不能崇真而不去伪，不能扬善而又隐恶，不管什么乐观也好、悲观也罢，我们都要面对它们。

——腿上功夫

拾零篇·话天南地北人生拾零--拉关系

拉关系

一切要靠“拉关系”、要靠人际关系好才能办事的现象，是可耻的!因为它把“人情”高过“是非”，又违反公平原则。中国人最犯此病。结果人的精神、时间都花在做公关、交朋友、拍肩捏臂、酒食征逐上面，一切都讲关系才能过关了，这成什么话啊!

——李敖札记

施恩要适度

湖南有句谚语是：“一碗饭，养恩人；一斗米，养仇人。”意思说：一个人在穷困时或危难时，你给他一碗饭，他会终身感激你是他恩人；但你若处理得不好，使他对你多寄希望，或养成他倚赖你的坏习惯，那你给他一斗米(n碗饭)，他仍然意犹未足，仍然说你对不起他。这是人性问题。

——偏执狂与老太太

判定伟大的标准

一个人如果有十分力量，他只做九分事，这就算失职，如果有一分力量，却做两分事，就算伟大。中国人赞美那些妓女从良的，却责备守寡改嫁的，就是因为对两者的要求标准不一样。

——吐他一口痰

材料不对

铁杵能磨成针，但木杵只能磨成牙签。材料不对，再努力也没用。

——李语录五七

黑白不明

凡是对今天种族问题较有认识的人，已没人再坚持“黑白分明”的对峙状态。不单是黑白对峙，任何以“正色”自命来迫人“失‘色’”的举动，任何以“种族优越”自命来制造争端的举动，都已不再为头脑清醒的人所接受。再以这种调调自豪的人，不论他是希特勒或纳塞，不论他是反对黑人的“三K党”或是反对白人的“回教派”，他们已不是什么反对来反对去的黑人或白人，——他们统统是狂人!

种族的优越论虽然并无学理根据，但它却有一段长远的历史根源和神话根源。黑白的分野，追它的根源，可追到诺亚的方舟时代。黑人的出现，乃是诺亚诅咒孙子的产品，诺亚诅咒他家老二含的老四迦南，于是黑头露脸，弄出“麻烦”来。后来的狂人圣经家曾写“黑人是兽类”等书，硬加描绘，说“黑人不是含的子孙”!殊不知这正是道地的“愈描愈‘黑’”!

——从此黑白不分明!

英雄的定义

在卡莱尔眼中，不但神明、帝王等可以成为“英雄”，就是先知、教士、诗人、文人也不失为是“英雄”。到了今天的二十世纪，“英雄”的定义已需要更新的修正。一般什么神明、帝王，早该踢出“英雄”的行列，而该代以美人、戏子、电影明星、TVA的设计者、沙克疫苗的发明者、太空人、潜水人、试飞人。……他们这些，才是新时代的“英雄”，他们比旧时代的所谓“英雄”要高明一万倍、伟大一万倍。旧时代的所谓“英雄”们，他们要整天砍别人脑袋、切别人指头才能成为“英雄”，然后发动大量的文警，制造宣传，使人们对他们“爱戴”、“崇拜”，误以为他们是“英雄”。但是新时代的“英雄”们，他们却不这样，他们直指人们的内心深处，使人们从心底发出对他们的爱戴崇拜，不再砍杀流血，也不需要断头台。他们只凭他们的智慧、好心、灵巧和美丽，再加上对人无害的成名欲望，交织成一个百花齐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是和平式的发展抱负，运动会式的公平竞争，杀一不辜得天下而不为的操守，为目的而又考究手段的道德。新时代的“英雄”们，使人们皈依自己的方法不靠武力、不靠特务、不靠强迫、也不靠鞭子。他们所靠的，完全是本身的可爱、本身的吸引人、本身的和平温煦的手法。新时代“英雄”的造型，绝不像旧时代的横眉怒目、胡子乱撇；他们极像司马迁笔下的“英雄”张良，面如“妇人好女”，并且可能就是“妇人好女”。

——从“秀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什么最重要

当科学家巴斯德从事微菌等研究的时候，又有谁认为那种研究重要呢?甚至巴斯德自己，又能清楚知道有多重要呢?但他最后功德圆满，使法国的酒业、丝业、畜业有了革命性的改善，带给法国的好处，是把德国的战败赔款五十亿法郎，由他一个人给还清了。巴斯德这种大功德，穷本溯源，就在他要做“不重要”的傻事。又如发明电话的贝尔，他发明了电话，可是一直被人认为不重要，人人把电话当成玩具。他跑去找马克吐温投资，马克吐温瞎眼投资过蒸汽电机、蒸汽滑车、海底电报，都泡汤了，对这个真正发财的东西，反倒一毛不拔，坚持说毫无前途；贝尔又想把专利权卖给西方联合电报局，可是，还是不行，别人不要买“玩具”。可见一件明明重要的东西，也会被人当做不重要。若一切以认为重要才去做，世界上又何来电话?贝尔这种大功德，穷本溯源，就在他要做“不重要”的傻事。

——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

第一流的政治家

刘邦进咸阳，大家争着搬走秦朝的金银财宝，萧何却只运秦朝的档案。后来项羽烧了咸阳，刘邦凭了这些档案，得以争胜、得以建国。萧何这种把不重要的重而要之，是第一流政治家；又如美国国务卿休德，他在一八六七年，花两分钱一亩的代价，向俄国买来阿拉斯加，当时举国大哗，说他做了冤大头，说阿拉斯加冰天雪地，有个屁用?买它是“休德的荒唐”。但曾几何时，阿拉斯加的抢购，证明了休德的眼光，使美国受益在五十、一百年后。休德这种把不重要的重而要之，是第一流政治家。

——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

显性的伪君子

归纳出伪君子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都会以离奇的正义标准，去说风凉话——使人恶心的风凉话。不但话是风凉的，还俨然以道德的仲裁人、是非的评鉴人自居，这种伪君子，是好发议论型的，可叫做“显性的伪君子”。

——“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

名人“无所不涉”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自我涉入”。自我涉入是两岁以后的小孩子，开始用“我”的观念，来形容他的“财产”：爸爸、妈妈、围兜、奶嘴、娃娃、小熊，……全部包括在内，这时候的小孩子，慢慢开始知道“我”和别的人、别的东西不一样。在这时候以前，这种分野就不清楚。在这以前，小孩子说到自己的时候，他不但不知有“我”，并且常常把“我”当成第三人，小孩子会说：“宝宝吃”、“宝宝要”、“宝宝抱抱”，而不会用“我”。从这点看来，人类真是天纵英明，哲学家宣传了一辈子的忘我无我，区区两岁的小毛头，就早已做到。

小孩子随着年纪愈大，自我涉入的面积也就愈大，他成了年，无所不涉，无孔不入，从同行到教堂，从政党到狮子会，他都要插一脚。他握手、寒暄、迎来、送往、胁肩、谄笑，变成了名人。一变成名人，就变得无所不在，什么地方都要有他，没他，他就不自在。

——当年老子如何如何

重要不重要之间

美国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他《心理学原理》名著中指出：“一件事情，任何人认为它重要，它就重要。”这种说法，足见“重要”已重要得成为哲学问题。但是，问题一由哲学家来答，就七嘴八舌。狄阿杰尼斯认为桶子里晒太阳最重要；蒙田认为跳蚤式跳跳最重要；斯宾诺莎认为磨镜片混饭吃最重要；沙特认为孩子挨饿时候，什么都不最重要。

这些哲学家的见地，都表示了什么最重要，什么不最重要，是非常主观的，因人而异的。

勃朗宁诗里写一位老兄认为全世界以烂泥巴最重要，乍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布雷克能从一粒沙里看到世界，柯尔律治能从一粒沙里看到宇宙，可见一把烂泥巴，也大有奇趣。这样看来，怀疑别人“胡为乎泥中”，在没弄清重要性以前，最好别先否定。因为这把烂泥巴，可能对他特别重要。

又如古话说“敝帚千金”，你会奇怪，一把烂扫把有什么稀奇，值得这样标价。但同样的，在没弄清重要性以前，最好别先否定。——因为这把烂扫把，可能对他特别重要。

上面这些话，都是指当事人在正常处境下的看法。如果处境一旦剧变，他的主观，也可以量变加质变。一个人正常处境下认为黄金重要，但在荒年时候，他可以“千金易谷”；在战乱时候，他可以“黄金如粪土”。看了莎士比亚《理查三世》剧本的，看到第五幕第四场，国王高喊：“一匹马!一匹马!我以江山换一匹马!”就知道一个人在重要不重要之间，会有多大的转变，多大的无法预知。

——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

上帝是第一个服装设计家

亚当、夏娃因为吃了苹果，所以四只眼睛发亮，才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他们小俩口儿当时采取的初步行动是：抓起无花果的树叶，胡乱编成裙子，他们并没有服装设计。当时他们生长的地方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并没生长在夏威夷，所以，他们虽然会用树叶，却不会编草裙。所以，当时他们所穿的，一定很难看。上帝把这一对男女驱逐出境，除了奉送一大堆报复和咒诅外，唯一一件善举，就是妙手“天工”的“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无疑的，上帝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服装设计家，从此以后，亚当夏娃的子孙所能施展的，只是“巧夺”上帝的“天工”而已，因为上帝忘记了申请专利，忘记了办个“衣服公卖局”来公然敛财，他只是把衣服造成了一种“人类众恶天性的标记”。

——上帝与服装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耻的阶级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中国知识分子拙于谋生

早期知识分子的特色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既不屑为工农，又看不起商贾。他们的生活，经常要仰赖于威权者才能解决，或为所从之臣，或为被养之士。为五斗米折腰，自然难免。于是一切理想抱负，也都化为威权者的因变数。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退而归园田居，却也有将芜之田园、盈樽之老酒，供他傲啸山林，采菊篱下。且仗民间对知识分子的礼遇，到处可吃到不花钱的狗肉。更等而下之的，也可在扬州二十四桥白吃白嫖，“小红低唱我吹箫”，做红颜知己。今也不然，今日知识分子甚至连白吃白嫖的礼遇也得不到了，灯红酒绿之处，早无知识分子的份儿。又加上多年的战乱，知识分子最后退隐的将芜之田园也不知去向，连“大不了回家吃老米饭”的赌气话都不敢说，自己的胃跟威权者的威权成一直线，一点抗衡的余地都没有了。于是，一切什么“合则留，不合则去”、“难进而易退”等骨气，都免谈了。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最可耻的阶级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千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受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

中国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色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品格诸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遍的中国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给互相捧场的同流货色一起陶醉，实际上，实在不成东西。对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我看来看去，只是可怜的“小脚作品”。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拿笔杆人的责任

一个拿笔杆的人，在他执笔发表言论的时候，一定先该想想：这种言论，给国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这种影响，极可能是长远的、潜在的，也许不会即刻发生作用，因为“文字收功”的效果往往不是很快的。所以做为一个拿笔杆的人，他必须具有一种展望永恒的信仰，信仰他的一举手一发言，都可能直接间接的生出或大或小的作用或反作用，并且这种结果，是“一出而不可反”的。

在《论语》中有两句话：“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这两句话，十足说明了言论责任的重大。拿笔杆的人是子夜中的星火，他们引导市井小民，渡苦海而登彼岸。拿笔杆的人本身若愚昧失职，一定会带着市井小民乱兜圈子，七航妖岛的结果即使有幸生还，到头来也难免有千古失足之恨。

——论所有的宝全押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特立独行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

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一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子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欧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毕恭毕敬的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知识分子自成一种人

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本身的时候，总喜欢冒出一股特别之气。旧式一点的会冒出“万般皆下品”，新式一点的会冒出“我们读书人”如何如何。这一般特别之气，常常先把自己裹住，神气活现，自成一种人。

这一现象，有着明显而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相当于古代的士、士大夫、士君子、君子、儒、书生。这一种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大致是：先得受教育的便利或特权，不当兵、不纳税、不种田、不做工，主持舆论(好一点的是“清议”)，影响司法(坏一点的是“讼师”)，进则中举应辟、做官行道(好一点的是“清官”，坏一点的是“巧宦”)；退而传经授徒，弄月吟风，“忍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至于真正怀抱大智慧大原则而殉道如李卓吾者，毕竟极少。能做到独善其身，隐没山林，已经不错了。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

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特殊地位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威权局面，三是文字艰难。农业社会和威权局面，需要的是一种“知命”、“务本”、“保守”、“服从”的架构，这一架构不能全靠老子的板子或皇帝的斧钺，“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得而治之，就得下马请教书生，要书生制造抽象的架构去平衡、去控制。据说书生也有“马上”的时候，所谓“上马能击贼”之类。不过那时候，国不亡也差不多了。而该书生上马之前，照例总又“倚马”万言一番，恐怕万言未了，早已被贼所击，最后命短的自然“骂贼而死”；命大的只好“奈何从贼”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一直来源自一个古老的公式，这个公式是：

知识分子+威权者=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不论为王为寇，知识分子最后为威权者所乘则一。不论自古以还，其名位是“文学侍从之臣”、大学校长，或是什么物理学家、理财专家，或什么赋税改革家。有几个知识分子能逃掉不为威权者鹰犬之讥?或能逃掉不扶同为恶之讥?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爱国方式

中国人的爱国方式，太偏重在政权的转移与集中，对政权以外的爱国方式很少有人感兴趣，这是知识分子的大失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必须感到谈心性之学走权贵之门固属可笑，但是缩在研究机构里白首书帷也高明不了多少。我们实在可以换一个方式来爱国了，改良改良社会，研究研究农村，访问一下贩夫走卒或神医妓女，从而设法解决一两个实际的问题，这岂不是我们该做的事?在这种尺度下，阳初先生、吴基福先生、杨国枢先生，他们的实际、热情与睿智都可以代表我们知识分子光彩照人的一面，他们那些专家式的结论也都可以供给我们的民意代表做参考。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在美的中国人

我不喜欢绝大多数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们明明是中国的逃兵，却回过头来，老是讲评作战。

——李语录三○三

真理从唱反调而来

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在形式上的条件，必须是反对型态的、批评型态的、异议型态的、你说东我就说西型态的。因为他深刻知道：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来着眼，太重要了。尤其在一党独大众口一声的情势下，更该如此。想想看，当苏格拉底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为十个将军辩护的时候：当伽利略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提出地球转动学说的时候，如能有一个声音，从众口一声中脱声而出，转来支持他们，表达出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的声援，该是多么重要的事。因为在当时，苏格拉底和伽利略的唱反调都被抹杀过，但他们的反调，毕竟都是真理。真理从唱反调而来，真理的发扬光大，又有赖于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唱反调的人，前仆后继，薪尽火传。

——论唱反调

知识分子的急于用世

当年孔老夫子早就有“我待贾者也”的感叹，并且一辈子凄凄惶惶，目的在得“用我者”的赏识。知识分子怀才得展是好的，可是为了一展长才，却不得不委身屈己，谋与既成势力合作，则是许多悲剧的起源。当然，许多知识分子也有他们自解的理由，有的说由于他的加入，虎可以谋其皮，既成势力可以改好；有的说他的工作性质有益国计民生，是科学性质、经济性质等等。殊不知他所得到的，竟多是得不偿失，多是间接巩固既成势力，多是悔不当初。中国知识分子并未普遍学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本领，这种本领的基础，是能忍耐寂寞，能在必要时自毁——像“麝”一般的自毁，英雄宁无地用武，也不乱用武，也不降格用武。大盗尚且有道，又何况以卫道行道自命的知识分子?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昧于尽忠

中国知识分子受了几千年“忠君”思想的毒，对忠字的要求，十分普遍。普遍的结果，忠的范围甚至不限于对圣上，甚至对主子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忠的标准太感情化了，以致不辨是非，跟愚夫愚妇一般，只是一味“愚忠”，而不崇尚理智的、大目标的尽忠。衡诸历史事实，改朝换代多自叛臣而来，改换以后历朝各代又都不乏有忠臣出现，此一忠，严格说来，乃是忠于叛、忠于一姓、忠于家族。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点却总不深究，他们总是要急于找个从一而忠的对象，而不深究这个对象是否值得一忠?也不深究因这对象所发生的事件(如明朝皇帝的三案和南巡等)是否值得一忠?不但如此，威权者更灵巧的运用国字做招牌，诱使知识分子“精忠报国”，知识分子不深察，傻不鸡鸡的去卖命，他以为所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所应做的，该是理智的爱国主义者，而不是盲目的愚忠主义者和家族的忠仆!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古时邮差

古时的邮差

古时传送消息的工具是“驿”和“马”。“驿”就是今天的车站，站里养了很多“马”，一有消息，就骑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个“驿”，于是连人带马都可以休息，或者换人换马再继续跑。这样跑，一天可跑十个驿(三百里)。不过遇到紧急和机密的公事，为了保密起见，往往把公事封在“邮差”背后，盖上大印，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准碰，于是快马加鞭，限时专送，一天跑五百里。这时候，这个邮差就苦了，一驿一驿的跑过去，换马不换人，跑到后来，邮差支持不住了，于是驿站的人(邮政局长)，干脆把他(邮差)绑在马背上，反正那条路马跑熟了，识途老马可以不由人操纵，而把昏倒的或死掉的邮差带到目的地。所以那时候，谁都怕做绿衣人，绝不像现在这样抢破头。

这些苦命的绿衣人，和今天的绿衣使者一样，不但送信，还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杨贵妃，住在京城(陕西长安)里，娇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东西吃。可是她要的东西都在京城附近买不到，她喜欢吃荔枝，荔枝产在广东佛山，当时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口福，只好动用大量的快马与骑士，接力赛跑式的，日夜不停传送新鲜荔枝。一看远处的快马来了，尘土飞起来了，杨贵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这个典故，起源在唐朝诗人杜牧的两句诗——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不错，没有人知道快马运来的是荔枝，但是没有人不知道人和马的血汗与辛酸。那时候的邮差，真他妈的太苦了!

——传令——全国大跑马

大人物生时“不简单”

中国人几千年来有一个大传说，人人都信。

这个传说就是：凡是有点名儿的人物，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都不简单。

所谓不简单，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他的家人总要碰到些怪事，或是看到些怪光、或是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些怪梦，……总之非常那个。

所以大人物，生起来皆吓人倒怪。

可是，中国人并不说这些事情怪，他们说这是“祥瑞”，祥瑞就是“可喜可贺的征兆”。

每个大人物生时都有“可喜可贺的征兆”，这叫“生有异禀”。

所以，按照这种说法，一个人到世界上来，若来得稀松平常，那就前生注定没发展。

所以，你看到这里，应该赶紧把这本书放下，快到厨房去，问问你妈，你生下来的时候，她跟你老子有没有碰到些怪事?看到些怪光?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了些怪梦?

如果她说没有，你千万拜托她仔细想想看，如果实在一点也没有印象，那你就糟啦!——你这辈子，休想成大人物啦!

祥瑞是表示这个人的来头可不小，背后有鬼神撑腰。古人都疑神疑鬼的敬鬼神而不远(孔夫子劝人“敬鬼神而远之”，其实没人敢远)，所以一个人一出生，就跟鬼神搭上关系，自然就得天独厚，不由你不另眼看待、不由你不服。

祥瑞外一章是身体上的特征，所谓“圣人皆有异表”。……什么南北朝陈武帝“日角龙颜，垂手过膝”，什么唐高祖“体有三乳”等等等等，鬼话连篇，翻翻古书，就不难碰到。身体上的特征，在古人看来，虽是祥瑞的一种，但一经科学检定，就毫无道理。即以“舜目重瞳”为例，古代名流，重瞳的，帝王级有虞舜、项羽、王莽、吕光、李煜；臣子级有颜回、沈约、鱼俱罗、朱友孜等人。但重瞳是什么?只不过是白内障而已!如果重瞳算是伟人，那么眼科医生整天要被伟人烦死了。

——征兆——来头可不小

旧传统与新观念

在旧的传统里面，有许许多多“持之无故”、“言之无理”而不能使人心服的霉货，但是经过一些异端与急进者的“推陈除新”、“除旧布新”的鼓吹，许多旧的恶习被淘汰了，许多新的规范树立起来了，例如在旧观念里，结婚要“拜天地”，但是当新观念来的时候，新郎新娘甚至相对行礼都没有意义了，这不是“新教条”所具有的意义么?

——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

可做道德判断的条件

中国人不太清楚“道德的”和“不道德的”以外，还有一种“跟道德不相干的”东西，中国人不太承认有这种东西，总是“二分法”的把任何东西都分成道德面或不道德面：例如，“玉”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玉石之美有五德”；例如，“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鸡有五德”；又如，“天”、“地”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天地不仁”或“天地大德”。并且天地只是大类，细节可以分到“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以致道德无所不在，若有不在，也不会空白，一定就有不道德在。这样泛滥的结果，中国人看事情，总把不该被道德判断的客体，也大力加上道德判断。

——张小兰冤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