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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肉

西太后就是慈禧太后，她虽是咸丰皇帝的老婆，但不是大老婆，大老婆是慈安太后。传说咸丰皇帝临死前，怕慈安被慈禧欺负，特别给慈安一个密令，内容说如果慈禧欺负人，就可以把她宰掉。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对慈安非常尊敬，目的就是要骗慈安，使慈安毁掉那个密令。有一天慈安病了，慈禧竟在胳膊上割下一块肉来熬药，送给慈安吃。慈安很感动，认为慈禧简直是她的亲姊妹，对亲姊妹，还要密令干嘛?决定把密令烧掉。谁想到慈安把命令一烧，慈禧再也不买她的帐了，再也不听话了。后来传说慈安的暴毙，还是被慈禧下毒的。说来说去，这一切，都是当时吃人肉惹来的麻烦。

吃人肉，不管是什么理由，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真没想到这种荒唐的事情，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那么多的血淋淋的纪录。现在人唱“满江红”，唱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竟然洋洋自得，大概是传统老毛病的发作吧?不然的话，怎么这样莫名奇妙?

——吃人——动物吃人，人也吃人

娱乐并非大逆不道

中国传统文化看轻娱乐，是一件很不幸的演变。中国的正统思想家们，他们的普遍特点是鼓吹严肃哲学，他们铸造的标准人像是正襟危坐、肃穆森严的君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没有轻松也没有娱乐。他们的习惯是把一切都纳入“道德”的规范，常常用道德标准量来量去，甚至量到跟“道德”并不相干的事物上。例如吃一块切不正的肉，有何道德问题?可是古人却坚持“割不正，不食”!又如吃的东西的好与坏，又有何道德问题?可是古人却责备吃好东西的人，认为只有吃着“恶食”，才能“志于道”!

——寻乐哲学

师道之下无是非真理

在中国传统内，名分底下无真理，辈分底下无是非，师道底下无直道。唯一“当仁不让于师”的牌子，只是能看而不能摸，更不能摘下来耍。凡是傻头傻脑，便将《论语》的教条拿来实行，不想“托诸空言”而要“见诸行事”的，那他一定是傻瓜，一定要被围剿。

——师道与是非

中国“赌”

“赌”这个字，它的原始意义叫“钱戏”，见于“一切经音义”。“赌博”两字连用，见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文字，赌就是“博”。“博”是最早的一种赌具，靠打射投掷定输赢，这种赌博，至少远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到了南北朝时候，才不流行。中国古书中有很多记“博”的材料，如《家语》中“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管子”中“……发五政，一曰‘禁博塞’”；《史记》中“荆轲与鲁勾践博，争道”等等，都是指赌而言。这些材料，都证明了中国人尚赌历史之早，证明了我们的老祖宗们，除了大谈仁义道德者外，固不乏有大赌徒存在。

另有一种流行的赌叫“摴”，照《博物志》的说法，此物乃老子李耳所发明，如果属实，倒真是士林佳话。老子不但写《道德经》，还发明大赌具，这种赌具，最为晋朝的陶侃所恨，陶侃说：“圣人惜寸阴，众人当惜分阴。……摴者，牧猪奴戏耳!”所以他要把这种赌具丢到河里，以示痛绝。其实当时的赌徒们大可提出异议：“你陶先生喜欢搬砖头，难道算惜分阴吗?把砖头由屋里搬到屋外，再由屋外搬回屋里，难道比赌更有意思吗?”

——中华大赌特赌史

国粹

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国”字当头的伟大民族，别人有内外神经，我们有“国医”；别人有拳击角力，我们有“国术”；别人有声光化电，我们有“国学”；别人有交响重奏，我们有“国乐”。——总之，凡是别人有两下子过来的，我们都有两下子回敬。但回敬尽管回敬，有时候，我们未免觉得实在不如人。例如我们的“国医”还在寸关尺阶段，我们的国术还在打花拳阶段，我们的国学还在理气一元阶段，我们的国乐还在丝竹入耳阶段。……这些国粹，在世界性的标准面前，我们都称不上唯我独尊，想来想去，有一件真正可称得上舍我其谁的“国宝”，那就是“麻将”。

——中华大赌特赌史

“麻将”东征记

麻将军征服了中国还不过瘾，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又继薛平贵之后，开始东征。不料日本这个民族，却与咱们迥异：第一、日本人勤劳，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浪费，所以麻将流行不起来；第二、日本人入“道”之风太浓，本来赏花、钓鱼、喝茶、写字、下棋等等清爽之事，都被日本人“花道”、“钓道”、“茶道”、“书道”、“棋道”等等认真起来，麻将一门，也不例外。日本有“麻将联盟”，有最高手川崎备宽，高居“麻将八段”，在马虎成性的中国人看来，麻将被这样送入“魔道”，有何趣味?至于佐藤弘人写什么《麻将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更属自找麻烦。大概日本人的认真，使人倒掉了胃口，麻将之不能取代“角牴”而成为日本国戏，理当在此。

至于麻将军西征的情形，比东征更糟。洋鬼子们更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吃碰和”、来“海底捞月”、来“杠上开花”，所以“麻疯”无法广被。——麻将军只会害我们，却害不了人家!

——中华大赌特赌史

“国”字号

咱们国内“国”字号的“国粹”太多了，外国有戏剧，咱们有“国剧”来挡；外国有拳击，咱们有“国术”来挡；外国有绘画，咱们有“国画”来挡；外国有音乐，咱们有“国乐”来挡；外国有新学术，咱们有“国故”、“国学”来挡。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床

床

话说我大中华老祖宗，从树上下来以后，到底拿什么东西当床用，这个答案，可真不简单。要了解这个真相，首先得放弃我们现在对床的定义。不放弃这种定义，我们无法了解老祖宗和他的床。

老祖宗给床下定义，说：“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下一句一看就很邪门，有问题，“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这种定义，与其说是指床，倒不如说是指棺材。好，不再说不祥之言，就通过这种定义吧。

就这样的，问题的开始，就是学问的开始。有学问的答案是：——古人没有板凳、椅子、沙发，古人坐在地上，坐了好久好久，才学会坐床；一坐上床，床就坐卧两用；所以才叫“人所坐卧曰床”。

——床上功夫

席

古人坐在地上，屁股底下有块长方形的草垫子，叫做“席”(蓆)，席是老祖宗表达尊卑、区分人我、划清势力范围的一个妙单位。这个单位，可以在必要时候一分而二，叫“割席”。任安与田仁在平阳公主家，被安排“与骑奴同席而食”，两人大不高兴，就把席一割，表示不同席；管宁与华歆在一起念书，门外有车马之声，华歆起来去看热闹，回来就被管宁割席，说你格调这么低，“子非吾友也”!这两个故事，都含意很深，都说明了“同席”是有规矩的。

不但同席有规矩，同席的细节也多得很，东边主位的是“首席”，西边敬陪末座的是“席末”，我们现在常用的“出席”、“入席”、“筵席”、“酒席”、“离席”、“逃席”、“缺席”、“主席”等等，都是从这儿变出来的。因为席有这么多名堂，所以有“避席而请”、“越席而对”、“侧席而坐”、“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席不正不坐”等种种典故。

——床上功夫

椅子的由来

床的体积太大了，总是难免惹人同坐或鼾睡，殊嫌美中不足；何况庙堂之上，摆个大床，实在也不好看。这时候，西方文化帮了大忙，一种叫做“胡床”的东西，传到了中国，时间在二世纪尾、三世纪初。胡床并不是床，而是一种像胡金铨他们专用的导演椅，只能老子一个人坐，这就是椅子的前身。中国人接受了椅子的西方文化，到了北宋末年，全国大流行，统治者有御椅，大富翁有檀香椅，大强盗有第一把交椅，于是，全国男女老少，都从此坐有坐样，卧有卧样，不再坐在床上，更不席地而坐了。床和椅子，从此也变成两件家具，不一物两用了。

——床上功夫

中国人喝酒的故事

一个三国时代的郑泉(孙权的吴国人)，临死以前，要求把他尸体埋在做陶器的工厂旁边。他说：“以后我的尸体真成了土，土又可被陶器工厂做成酒壶，那样我多过瘾呵!”

这是中国人爱酒的故事，也是中国人的幽默。

喝酒一件事，本来是一种享受，但是中国人却把它过度礼节化，弄得反倒不自然，反倒逼出些纵酒吐酒的酒鬼。一个攻击酒礼的故事，很有意思：钟毓和钟会兄弟小时候，以为爸爸睡觉了，一起偷酒喝。其实爸爸没睡，正在偷看他们的偷酒表情：钟毓喝酒的时候，“拜而后饮”；钟会呢，却“饮而不拜”。爸爸奇怪了，便起来问理由。钟毓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可是钟会却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历史上，用酒来办事、来避祸的例子也很多。曹参为了怕官吏打扰老百姓，整天喝酒示范，表示我们做官的，只要喝酒就好了，别去找老百姓麻烦；陈平也为了对政事不表示意见，整天喝酒装糊涂。很多人很多人，他们在酒中得到了真理与存在。历史上禁酒的工作都没有成功，也永远不会成功，因为酒——如果喝得好、喝得少、喝得巧，到底是一个不会出卖你的朋友。

——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说“酒”

“酒”字的历史既然这么久，喝酒的人既然这么多，所以，在历史上，酒所占的重要地位，所发生的微妙影响，自然也就多得不得了。

酒在历史上最早也是最大的作用，是它一开始就弄亡了两个朝代。中国夏朝最后的皇帝叫姒桀(姒是他的姓，桀是他的名)，据说，他后来造了一个大池子，全装满了酒，叫做“酒池”，整天喝呀喝的，结果把国家喝丢了。

夏桀和商纣的故事，本来不必轻于相信，因为很可能是他们的敌人编造的。但故事的一种作用，都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喝酒过度的害处。

由于一开始，酒就在中国历史上闯了大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警告喝酒的文献。文献中最有名的就是《酒诰》，就是劝人戒酒的文章。

尽管劝来劝去，古代人还是喜欢喝酒，喝酒如故。

古代人喜欢喝酒，所以喝酒的名堂也最多，喝酒的家伙比现代人还丰富。以商朝而论，当时光是酒杯和装酒的，就有许许多多花样。

——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中国人的婚姻观与恋爱观

我们从老祖宗时代开始，就是一个讲道统的社会，在上层社会里，婚姻是一个合二姓之好的外交关系，有着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大使命，在下层社会里，婚姻又带给婆家一个不花钱的小女工，完全脱不掉宗法和经济的目的，从来没把感情放在第一位，更别提什么恋爱了。

所以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想法里，在“男女不杂坐”的纪律里，在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的风俗里，卓文君固然是淫妇；贾充的女儿也不是好东西。

人人都限定要“以礼自防”，没有人敢露出真感情，经书里告诉我们叔嫂不但不能通问，寡妇甚至也不能夜哭!几千年来，感情早就被我们放到冰箱里!所以在中国历史中，我们找不到几个正常的爱情故事，更没有罗曼蒂克的真情。

——爱情的刽子手

中国传统“爱情”

中国过去的爱情传统，是不平等的、缺少相对主体的、人格分裂的、胆怯的、娼妓本位的、男色的、没有人权的、缺少罗曼蒂克的、病态的。我读古书，少说也有三十年，我实在无法不做出这样令人不快的结论。

从古书中，我实在找不出中国男人有多少罗曼蒂克的气质，所以，根本上，严格说来，他们形式上的“爱情”也简直不成其为“爱情”。吴伟业、陈其年歌颂的“王郎”、曾国藩歌颂的“李生”，我总恶心的感到，这些都是变态，不是爱情。一如《红楼梦》里演戏过后的柳湘莲，被薛氏之子误为相公，而要按倒在地一样。你不能说这些是爱情，爱情不该这样陈旧、这样粗鲁、这样拙劣。只要稍用水准，稍讲情调，你就会发现：过去中国式的爱情，实在不及格、不及格。中华文化复兴吗?在爱情的范畴里，我们能复兴到什么?

——大中华·小爱情

中国人的“贞节”观念

“贞节”观念是所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这本是古代中国人认为的美妙理想，到了一千年前的宋朝，才开始大行特行起来。大行特行的原因，是由于宋朝的“哲学家”程颢的一段话：有人问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的时候，那可怎么办?谁想到程颢老夫子的不近人情的答复是：“饿死就饿死算啦!饿死是小事情，可是失掉贞节却是大事情!”

程颢有一个大徒弟叫朱熹，就是后来被人称为“朱子”的，在程颢以后大力宣传他老师的这种错误说法，从此以后，中国人便中了他们的毒，着迷起来，中国的女人便在盲目的宣传下，不断的做着不近人情的维护贞节运动：有的甚至被男人拉了一下胳膊，就气得自己把胳膊砍下来，认为那只胳膊，已被那男人弄脏了；有的甚至要和未婚而死的丈夫——死人——结婚，抱着死人的灵牌举行婚礼。……提倡贞节提倡到这个样子，你说荒唐不荒唐?

政府方面，为了奖励贞节，有所谓“贞节牌坊”，是用石头架起来的牌坊，鼓励那些守寡守得最久的女人，或是那些为了维持贞节而死的女人。

——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泛处女主义

在已婚妇女中，有的为一言之“辱”而自杀(如秋胡妻)；有的为被劝改嫁而割鼻子(如梁高行)；有的割手指(如廖伯妻)；有的朝脸上涂大便(如崔绘妻)；有的为证明不怀二心而割耳朵(如刘长卿妻)；有的被人偷看洗澡而上吊(如王凝妻)；有的被人拉了一下手腕就大喊：“吾腕为人所污矣!”而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如杨炯妻)；有的耳闻别人说她闲话，她就割下一只耳朵来(如林国奎妻)；有的在大水来时，为了不愿自己的手被救灾的人拉住，宁肯淹死(如王京娥)；……这一切不近情理的“节烈”举动，哪一件不是受了观念的害?中了观念的毒?

所以我说，这些统统都是“泛处女主义”的泛滥结果，这种“主义”的过度泛滥，自然就会把任何抽象的、实际的或偶然的无妄之灾，都当成了“断臂自矢”或“痛不欲生”的条件，都认定有伤她的尊严，都咬定那是“羞”、是“辱”、是“耻”、是“无面见人”，因而非诉诸激烈的行动就无以白其贞烈，这不是可怜复可叹吗?在“泛处女主义”的笼罩下，每个女人不但有肉体上的“处女膜主义”从一而终，并且还有精神上的“处女膜主义”不容侵犯，谁在侵犯她精神上的处女膜(不管她是否有过性关系)，她都是哇的一声叫起来，然后生闷气、寻短见——这真是高度的东方精神文明!

——论“处女膜整型”

娼妓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中国民族职业分类，大类是士农工商，中类是三百六十行，小类没分，要分也有一千三百六十行，其中有一行，就是娼妓业。粉饰家不愿承认这种靠粉饰卖人肉的行业是一种行业，其实粉饰家忘了自己和娼妓同行，只不过前者粉饰灵魂出卖；后者粉饰肉体出卖。后者的职业道德远高于前者，身世且大可哀。可哀的身世，只有在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才能研究、呼吁、改善，一路粉饰的行为，固然不足自欺；若想欺人，也差上一大截。

现在粉饰中的卖人肉行业，形式上只妓女户，骨子里却包括酒家、地下酒家、舞厅、地下舞厅、理疗院和马杀鸡性起的理发厅。我们细察这些粉饰中特色，穷本溯源，会有“手足之情”式的发现，就是：现在妓女户与酒家等的演变，有固有文化的背景——有的与固有文化貌合神离，有的与固有文化貌离神合。它们在许多方面，蔚为中国文化的特色，而被洋鬼子望“中”兴叹。

——且从青史看青楼

中国的娼妓业

有谁想得到——娼妓在中国，竟是“公营企业”!

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国，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分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孔夫子说没有管仲，他要披发左衽，变成外国人了，这么推论，使中国国泰民安，身为“女闾”的人，以血肉之躯，“以充国用”，的确功不可没。虽然她们的痛苦如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且从青史看青楼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可耻的娼妓制度

可耻的娼妓制度

在号称“礼义之邦”的中国，我们还背负着祖宗们遗传给我们的可耻的娼妓制度，这是很没面子的事。但是我们比祖宗强，我们在改善。例如祖宗们以“平康狎妓”为士人“雅事”，甚至把这种事“诗酒唱和”，恬然不以为耻；今天的士人们呢?他们再也不会如此这般的蔚然成风了，他们再也不敢在小报上公然为名妓颂诗代启了，他们逐渐知道这是既不名誉又很残忍的事了。这些现象，岂不是观念的进步吗?

——瑞典与废娼

工业社会与大家族

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是大家庭，家庭愈大愈好。所谓“九世同居”、“三代同堂”等是。但是这种大家庭，在农业社会里就麻烦丛生，进入工业社会，自然就更无法适应。工业社会家庭的基本型态是两代血统关系(父母和子女)，而中国传统的理想大家庭则是两代以上血统关系，即所谓“族”(clan)制。而中国的许多道德标准、社会规范，也就从此而来。

但这些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在许多方面，显然已跟工业社会发生冲突。例如工业社会的家庭经济，只是两代，只能下“蓄妻子”而仰不足“事父母”，这时候，道德标准(例如“孝道”)就不得不被逼得打折扣。不了解这种变化，而硬以“孝道”律人或以“不孝”自责，是很不公平的事。

——中国的家

中国家族的流弊

由于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强，它的流弊，也就多得不得了，变成了中国进步的障碍。综合它的大缺点是：

一、　年轻一代没有自由。

二、　年轻一代容易养成倚赖心，缺少开创精神。

三、　男女不平等。

四、　婚姻不自由。

五、　容易伤感情，把八十岁到十八岁的女人，挤在一起，自然“妇姑(姑是婆婆)勃溪”、“妯娌不睦”、“姑嫂口角”、“兄弟阋墙”了。

六、　太重“家法”，忽视法律。

七、　太重自己家族的利益，缺乏公益和爱国观念。

中国家族的流弊，可真不少。家族观念走火入魔的时候，还要进一步“开祠堂，执家法”，包括依“族规”第几条第几款，应该打多少大板或别的。

——家族——人愈多愈好

中国家族关系

中国人喜欢称道的亲属关系是“九族”，九族的关系是：

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自己→子→孙→曾孙→玄孙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一个人，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他的家族；他不代表他自己，代表的也是他的家族。所以，当一个人犯了罪，惩罚的对象并不止于这个“罪人”自己，而要连累他的家。秦始皇帝时代就有“诛三族”的法律，要杀一个“罪人”的时候，他的父母一族，他自己和太太一族，他的儿女一族，都要杀得光光光。这种残忍而不人道的法律，一直流传着，甚至还变本加厉。隋朝时候，杨玄感造反失败，所受的惩罚，就是“诛九族”。明朝方孝孺为了反对明成祖篡位，大骂成祖。成祖问他说：“你难道不怕杀九族吗?”方孝孺说：“就杀我十族，又怎么样!”成祖说“就杀你十族!”于是，除了方孝孺的九族外，连他的学生，也当做一族被杀光了!

这就是由中国畸形的家族关系，演变出来的畸形法律和残忍事实。

——家族——人愈多愈好

五代同堂

中国的家的特点——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大家庭的结构”。所谓大家庭，就是家中不只父母子女两代几个人的小家庭，而是要所有有亲属关系的人住在一块儿，大家谁都不要跑。“大家庭”的理想型态是“五代同堂”，堂是家里的大庭，大庭中有五代的亲属，才算过瘾。……中国人对这种大家庭，最着迷不过，他们对“五代同堂”的希望是“五世其昌”——五个世代代代代代代都繁荣而有福气。当然，搞不好，也可能五世其“娼”。

“五代同堂”，只不过是一个标准型态，当然还有“四代同堂”、“六代同堂”等等。反正代愈多，愈证明了老公公老婆婆们的长寿，和小孙子小孙女们的早婚。

——家族——人愈多愈好

牵骆驼——中国民族的托古病

我们中国的湖北人，有一句土话，叫做“牵骆驼”。

谁都知道骆驼有两种，一种叫“单峰骆驼”，一种叫“双峰骆驼”。

湖北人大惊小怪的原因，一来是因为他们少见多怪；二来是骆驼本身也着实令湖北人惊怪。骆驼是个庞然大物，斜鼻孔、慢吞吞，又有唐朝好汉的本领，可以力托千斤，看起来的确叫人惊佩。骆驼除了有这些特征之外，还有一个大特征，就是虽然它的外表巨大古怪，心地却非常顺良。顺良得可让任何三尺童子牵着鼻子走，绝不会像湖南驴子一样的反抗。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掌握一条骆驼，毫无难事。但是，这个秘密，聪明的湖北人竟不知道。于是，一二走江湖的湖北人，便利用他们同乡的无知，开始诈欺，开始做买卖。

例如，一个卖草药的，他做走方郎中，没有人信他的草药能医百病；可是当他背后牵了一匹骆驼来卖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人们看到他能把这么又大又怪的家伙“驯服”，心里立刻肃然起敬，心想此公一定神通广大。于是，在五体投地之余，自然连带对他的草药也相信了。

因此，流风所及，在湖北卖草药的人，经常总是牵了一匹骆驼，湖北人一看骆驼，立刻就狂起俄国老毛子巴甫洛夫所搬弄出来的“连锁反应”，自然也就狂买草药。

用上面这个“牵骆驼”的故事，来印证中国的民族病，最有意思。中国的一个民族病是“托古病”。中国人一说话，最爱上托古人。例如孔夫子牵尧舜为骆驼，卖草药；朱熹又牵孔夫子为骆驼，卖草药；钱穆又牵朱熹为骆驼，卖草药。……又流风所及，“今”人总是爱牵“古”人为骆驼，卖那与骆驼毫不相干的草药。

——“古今”与骆驼

中国人相信“人事感天”

研究中国人想什么，怎么想，一定得注意中国人的怎样想什么。中国人有时候会发伟大的奇想，这种伟大的奇想，想入非非，使人怎么也想不透人为什么要这样想，能这样想，这样想又何苦来。

中国人怎样想什么，七想八想，其中妙的很多。最妙的一则是，中国人相信“人事感天”，相信自然现象有时是受了人的感动而生，感动到火候十足的时候，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可以“天雨粟，乌白头”，可以“天地含悲，风云动色”。

别以为这是中国民间愚夫愚妇的迷信，别以为这是我开玩笑，中国的第一流知识分子，的的确确把这种怎样想什么，郑重其事的认真处理。我举一代大儒顾炎武为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一篇“人事感天”，……就是第一流知识分子满纸荒唐言的第一号证据。

——人能感动蝙蝠论

“中国”太难了解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太难了解了。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世界古国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断的金身。巴比伦古国、埃及古国，早就亡于波斯；印度古国，早就亡于回回。只有中国寿比南山，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有累积。有累积，就愈累积愈多，就愈难了解。

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人巫医不分家

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的原因是神仙赐的，所以若要病好，也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问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的。

历史上传说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从这个人开始，算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古不拔的基础，——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就一直走不上科学的正路。——至多只有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中国人的“文化沙文主义”

所谓“沙文主义”，它的来源是法国那个名叫沙文的老兵，这个老兵在拿破仑失败后仍然效忠而狂热，盲目而排外，是个标准的义和团哥儿们。“文化沙文主义”的目的，无非在想用中土之光，光被四表，使万国衣冠，尽拜中华冕旒之下。有这种如意想法的人，他们最初的目的是想用“武功”征服世界，在“武功”所及的边缘，再开始用“文化”来招降，这时候司马相如等御用文人便派了用场；可是事实上，往往“武功”并不称心，“武功”所碰到的，不完全是有眼不识泰山的“夜郎”国，所碰到的，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夜郎真的很大”，大到鸦片战争时被金发碧眼的“夜郎”打进家门来，这时候情况自然严重。最后八国联军一次，“夜郎”们逞尽了威风，于是中土沙文之士，乃纷纷宣告打洋鬼子们不过，于是又想出自慰的法宝，放弃束“补亡诗”中所谓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政策，改行“文化外悠”政策。掩武功以和平，敷文化以柔远，“文化沙文主义”，便于头破血流之日，开始大行特行了。

“文化沙文主义”和“义和团思想”，在二十世纪开始以后的六十五年来，我们都随时可见，随处可见。“文化沙文主义”的表现是“文场”，是托诸空言；“义和团思想”的表现是“武场”，是见诸行事。

——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女人的小脚传统

中国女人的小脚传统

小脚是把小女孩的两只脚，用布带用力裹起来，裹到骨头也断了，肉也烂了，可是不管断不断、烂不烂，还是要裹下去，直裹到一个畸形的新脚长出来，才算完事。这时候，这个女孩子再也不会活活泼泼的蹦蹦跳跳了，她走路都走不好了，更谈不到跑来跑去了。

原来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老实”了。还有的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美”了。审美的眼光可真他妈的怪!正确的说法，这不是审美，是审丑。

中国人骂人写文章又臭又长，讲演又臭又长，说是“王母娘娘裹脚布”。王母娘娘传说是黄帝的老相好，那个时代，还没流行小脚，太早了；宋朝人的笔记里，说小脚起于五代“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李后主，可能又太晚了。因为它无法解释一千四百年前“双行缠”“履头皆锐”“底平趾敛”“弹弦纵足”等现象。小脚的形成，是慢慢演变的，但在中国，起码已缠了一千年!

缠小脚，除了道德上的和审美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性的，就是“足恋”。古代罗马、中古西班牙，都有足恋的现象，汉朝成帝对“可怜飞燕”的妹妹赵合德，曾有过这种喜爱。中国性变态的文人，很多都喜爱小脚——尤其是臭的小脚，难怪他们作品臭不可闻。中国文人为了喜爱小脚，要写《香莲品藻》这种书，对小脚大做科学分类，分为五类十八品，整天向往“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至于性变态的武人，就没这么风雅，他们要把小脚砍下来吃，“足下”害人，一至于此!

——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改名学

“改名学”，就是“老子改你小子名字的学问”。

“改名学”是对抗“命名学”的一种思想战兼宣传战。“命名学”本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人给人起名字，要讲究排行、讲究笔画、讲究字形、讲究音调、讲究犯不犯冲、……一名之立，有时真经过旬月踟蹰，所以立定之后，相沿不改，也不宜改、不必改。随着统治技术的推演与方便，衙门又有了自行立法，由官方强制严禁，竟一变而成不准改，如果我李敖不叫李敖，而叫“李万林”，我发了财，想在名字上来点泽被群生，而想改名“李万霖”，衙门是不准的；又如我李敖不叫李敖，而叫“李万财”，我当了民意代表，想把大名学术化，减少一点金玉满堂，而想改名“李万才”，衙门还是不准的。如果我能改成，那是我另有神通，内幕自非你“张乞食”之流所能洞鉴，不必多言。

——罗斯福路该改名罗斯祸路

罗斯是“祸”不是“福”

当年用罗斯福路做路名，的确莫测高深，我们自己的民族英雄，像黄兴、像蔡锷，都在大街上分不到路名，怎么有余额“挟外人以自轻”?所以，罗斯福路是该改的，但改的理由该和当年根本不该用的理由一样，而不该随一时一地的政治情绪而转移。如果一切都要符合政治情绪，那我就要提议改名“罗斯‘祸’路”，以为口诛，以为笔伐，以为知过必改，以为上当学乖，以为复兴固有的“改名学”文化。

——罗斯福路该改名罗斯祸路

中国人与游泳

中国古代的雅人们，对水的看法，可有点特别。“沧浪之水清”的时候，他们要“濯我缨”(洗帽子)；“沧浪之水浊”的时候，他们却要“濯我足”(洗脚)，他们从未想到要洗洗身体，更甭谈“游泳”了!

“游泳”在中国传统中，不属于正统运动范围，也不属于一般娱乐范围，“游泳”这玩意，至多是“浪里白条”式水上人家的专技，任何身强体壮的大汉，只能在陆地上展览他的阔臂肌，一旦不幸下水，就只有口吐白沫的分。《水浒传》里的黑旋风李逵，本何等威武，可是一落清波，就被浪里白条张顺灌得“喘做一团，口里只吐白水”!李逵皆如此，其他大汉可以想见!其他大汉皆为此，其他小娘子更可想见。故总而言之，中国古人对“游泳”这一门学问，实在差劲，因而从尾生以下，被淹死的记录，也就颇多。奇怪的是，尾生明明不会游泳，却偏偏跟女朋友在“水门”旁边约会，结果竟送掉老命一条，真是哀哉!

——写给模特儿看的

中国思想史里的“泛孔系统”

“泛孔系统”是中国思想的“正宗”，它的特点当然是“子曰”、“诗云”、“圣人言”的逻辑。在这个系统里面，一个人，不论说话、放屁、写文章，都要先顶上孔子的帽子才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方东树所说的，“得圣人之真”。于是，你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我，我也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你，闹做一团，大家都咬定自己说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之真”。

“圣人之真”云云，早就在中国人的脑袋里打了转，大家都分别来了一番加工或改造，故同一个孔子，刘邦可以利用，董仲舒也可以利用，其他的人自然也可以利用。

所以我说，所谓“泛孔系统”，并不一定是孔夫子的原装系统，它是代孔子立言的系统或托孔子说话的系统。这个系统笼罩了两千五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在它里面虽然有孟子派和荀子派的对立，有今文派跟古文派的争执，有儒、道、佛的混同与吵架，有理学和反理学的斗法，……其实全不妨碍这一系统的确立，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戴着(正戴着或歪戴着)孔子制帽厂(本号或分店)的出品，而孔子制帽厂又都是皇帝们投资保护的对象。

——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避讳

中国人这门学问，叫做“避讳学”。

“讳”是什么?讳就是“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有的因为顾忌的缘故，有的因为隐匿的缘故，把一个名字，或一件事实，知道了却不说，反倒说成别的，这就叫做“讳”。

为什么一个名字，一件事实，知道了要不说呢?照中国传统的高见，是因为说了就是不吉祥或不恭敬或大逆不道，所以才“不敢说”。“不敢说”的意思，用文言文的说法，是“讳言”、是“讳莫如深”，这一类的说法，还有很多。

对一件事实的“讳”，大部分是指隐匿一种真相。比如说，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古人却忌讳提到它，认为不吉祥。所以古人说一个长辈快死了，用的表达法是“倘有不讳”。“倘有不讳”的意思翻成白话是：“假若有隐瞒不住的时候”，就是“倘若死的时候”。

除了认为不吉祥的意思外，还有一种是指对某种事实的隐瞒。

——避讳——“非常不敢说”

中国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本是些空泛的大道理，除了《论语》、《孟子》和《礼记》的一部分外，其他只不过是一些治古史用的獭祭材料。《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空疏东西，而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太容易了。即使加上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的《孟子》，九万九千零十个字的《礼记》，一共还不到十五万言。想凭这点两千年前的“菁华”来包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万象，用来应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种种繁复困难的新问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经典救世是串假戏

旧经典绝不配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提倡经典救世就等于提倡串假戏，提倡把已经多边的自我搅得更多边。并且，事实上，鼓吹固有文化的人只是耍笔墨游戏而已，他们的为人作文与日常生活，一点也不像安贫守素叔度汪汪的“儒”，他们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贩子罢了!并且狗肉也只是当做羊肉卖给别人吃，他们自己是不吃的，——他们吃“美援”。

我们被经典害了两千年了，“空洞”、“浮夸”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的死症。这种特征与死症表现在市井小民身上，是可以饶恕的；表现在好话大话的官儿身上，也是不必见怪的；可是若表现在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就不能不叹气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最大心愿是把固有文化往新世界的头上套，又拿儒家经典往固有文化头上套，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去他的“万古纲常”

我们总相信有个包医百病的万灵丹，总喜欢有个“简单的确定”，用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老实说吧，凡是有着这种“万古纲常”头脑的人，绝不配谈如何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我们不肯睁开眼睛看看，看看人家在辛辛苦苦夜以继日的做什么?人家已经迈向理智的爱国主义了，我们却还在“事君以忠”观念上兜圈子；人家已经对社会人类学都不满意了，我们却还在“天理”、“气运”、“太极图”上翻斗；人家论自由与权利的大书已经出了几百本了，我们却还高谈大学中的“絜矩之道”!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穿”固有文化

“夷狄”早就进入中国了。时至今日，连最贩卖“历史精神文化”的人士在内，哪个人不在物质上崇洋媚外?哪个人在精神上真真相信东方的精神文明?封疆大吏们穿了三百六十四天半的西装，只在每年祭孔的时候，穿起长袍马褂来亮亮相，这正代表我们的可怜——和“‘穿’孝”一样，这可叫做“‘穿’固有文化”。对固有文化，大家只想“穿”它，对它并没有很真诚的眷恋；固有文化的本身也无法使我们有深深的体感。大家只是为了情面、为了随和、为了不招忌、为了“学而时习之”的顺口，只好一齐串假戏，一齐重采黄花来做锦囊儿!

如果我们肯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平均公民”——用“大量观察”的法子看看他们：年轻一辈的明星狂和爵士乐，中年一辈的奖券迷和轿车梦，年老一辈的麻将风和强力睾丸片，……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经典中的真精神?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中国人的“征兆”传统

征兆是中国人五千年来的只此一家大传统，当然也是五千年来只此一家的大骗局。它的历史太深了、太远了，深远得变成了一个坚固的骗人公式，大家一提到某某名人，就会公然用公式套他一下，明知是鬼话，可是谁也不敢说破，只要有利，谁也乐得相信，或者叫别人相信。你别以为这些是历史了，才不呢，就是这套大哲学，使中华民国袁大总统世凯先生抛弃了总统，想改行当皇帝，为了他相信他自己曾以“五爪大金龙”的正身，睡在床上过。“真龙转世”的大哲学，在上为帝王将相，在下为王元龙李小龙，以至看相摸骨的龙海山人，人人都多少反射到。你老兄一定也有这种传统的荒谬反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老是在浴室镜子里，偷偷看你“主贵”的那颗痣?

——征兆——来头可不小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讲理与讲礼

讲理与讲礼

中国民族对“讲礼”很拿手，对“讲理”却不在行。

“礼”在古典解释里，虽然也有“理”的意味，但是两者你东我西，愈分愈远。“礼”变成人与人“交接会通之道”，变成仪规，变成俗套，甚至变成虚情假意。在这种方向的演变下，“礼”在许多点上，就跟“理”发生冲突。冲突的原因在“礼”是讲谁大谁小的；“理”却是讲谁对谁错的。讲谁大谁小，就没有是非可言，一切都是听凭摆布，一切都和稀泥，这就叫“礼之用，和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