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拾零
今日青年
我有五个字描写今日之“有为”青年——“热心而胆怯”。他们的大病在没有牺牲的精神,太为自己的前途利害着眼。(试问哪个肯牺牲大学的学籍?哪个肯不在乎留学与出境?哪个肯放弃自己的“前途”,而做一个不降志不辱身的硬汉?哪个肯放弃一切“富贵”去做一名淡泊的乱世遗民?做一名“抱关击”的无名英雄?)故今日之青年,太多软骨病者,空有理想、学识,仍嫌不够。
但今日青年不像过去青年之盲动与乱来、乱做man of action,实为一大进步。
——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写一本“唾儒面”的书
写一本“唾儒面”的书
《旧唐书》里有“救焚拯溺”的话,借用来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我写《独白下的传统》,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奇书,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样的唾儒面。有了这样的奇书,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才气象万千,才光芒万丈。
这不是写给脸上有口水的人看的书。它的写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与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们透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也透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是孤儿神女、不论是白日苦工或黑狱亡魂,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生命,他们是真的中国。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特立独行很难
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置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夭;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贽),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他们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自由知识人的文字散布
自古以来,自由知识人散布他的文字,常常受到极权者的迫害。不论中外,在极权者的文字统制中,自由知识人脖子挨刀手上戴铐的历史,总是层出不穷。极权者虽然不断的在刀光剑影下压迫自由知识人,虽然不断的发布种种“禁毁书目”来消灭自由知识人的著作;可是事实上所得到的,却是欲盖弥彰的反作用。“闭门雪夜读禁书”的经验,在古今中外的史例中,我们已不知看了多少,这种史例,反证了自古到今任何高度效率的极权统治,都无法把自由知识人的文字消灭净尽。斩草看来似容易,除根行来却艰难。因为自由知识人的“神通”,毕竟远超过愚蠢的极权者之上。
自由知识人的作用,不该只属于一地一岛,而该指向莎士比亚笔下的“大好新世界”。没有人属于一个岛,英国诗人约翰顿早为我们订出宽广的眼界,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四百年前的诗人留给我们的伟大提示。
——香江托孤文件
特立独行的例子
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被割掉生殖器;中国第二部正史《汉书》作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入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脱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乱死在牢里;中国第三部正史《后汉书》作者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乱罪下狱,同他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范晔看出来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高逸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大有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可惜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这些人在中国传统里比例极少,可说只有千万分之一。中国正史里为他们立专传,并不表示他们人多势众,只表示对他们致敬。当然,他们是消极的,消极的高蹈,消极的洁身自好,消极的不能做示众的烈士,只能做示范的隐士。但是,在乱世里,他们能自苦如此,能视富贵如浮云,能坚持信仰,坚持不同流合污,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
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了解中国方面,有没有新的进度与境界呢?有。他们的方法比较讲究了,头脑比较新派了,他们从象鼻子、象腿、象尾巴开始朝上摸了。最后写出来的成绩如何呢?很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只是一群新学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实天知道他们通了多少西学,天知道他们看了多少中学。他们是群居动物,很会垄断学术、专卖学术和拙劣宣传他们定义下的学术。于是,在他们多年的乌烟气下,中国的真面目,还是土脸与灰头。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宁鸣而死
宋朝一位做过谏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他还做过一篇《灵鸟赋》,高叫做为知识分子的人,要——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表示一个人只有为“鸣”不计一切,才算是一个人。一个人要宁肯为“鸣”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国历史上,向皇帝谏诤的人,理由并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坏的,我要说;
不让我说,不可以!
——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促进思想之变化
我深信在“思想之变化”——从衮诸公到市井小民普遍的“思想之变化”——没有瓜熟蒂落以前,谈政治或玩政治都不是第一流知识分子该做的事,当然他们该做的事也不是逃避现实,逃避现实比一切都要坏!
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彻底认清他目前所处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下的什么地位,然后承认不合作、不降志辱身是对付腐败政治的“无为”方法;而这种“无为”,又是另一种方式的“有为”;他要“有为”的促进“思想之变化”,“有为”的去反对以暴易暴,“有为”的改造社会,“有为”的关切三轮车夫和农人工人的血汗,“有为”的改善养女妓女的生活,“有为”的督促恶法的修正,“有为”的检举法官的玩法与贪污,“有为”的督促舆论的进步、人口的节制、狱政的改良、婚丧礼的改革、文字与电影检查的放宽,“有为”的揭发无耻文警的嘴脸以及学府与研究机构的黑暗,“有为”的铲除一切阻挡现代化的国粹与国渣,“有为”的争取十八世纪英国人早已争取到的基本人权,“有为”的鼓吹一个开明思想的新时代。
——过早的答案
文丐与文警
今日的中国,严格的说,没有所谓纯粹的“文人”,纯粹的文人早就饿死了,不饿死的也早就改行摆香烟摊了。今日中国舞文弄墨的一群,除李敖之流清高的一类外,大抵可分两类:
一、 文丐类
二、 文警类
所谓“文丐”,是一群新风花雪月忧愁哀怨的无病呻吟者,用狗屁的词汇与思路,整天写他们逃避现实的乞丐文。所谓乞丐,是向文字讨饭吃、用文字混饭吃、藉文字发泄不值得发泄的情绪。他们满纸黑暗呀痛苦呀,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人间真正的黑暗与痛苦是怎么一回子事。他们只是在做“文字自淫”和“文字轮回”罢了。在这种“文丐”以外,另一类的无聊分子就是所谓“文警”。“文警”,顾名思义,就是“文字警察”,他们在古代叫“文学侍从之臣”,叫“御用文人”,在现代,叫“文化官”,叫“穿着制服的文艺工作者”(Artists in Uniform,这是梁实秋告诉我的Max Eastman的书),他们的使命除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以外,就是提倡什么“战斗文艺”。所谓“战斗”,并不是使劲朝外面的敌人战斗,而是关起门来“同室操戈”——向与敌人根本对面的文化人放黑枪。
——文警论及附件论中西文化李敖语萃论中西文化
——自由民主是纯西方的东西,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些。中国固有文化
固有文化所能给我们的,除了空洞名词和抽象观念外,还能有些什么?挽救固有文化的结果,除了更暴露它的可怜外,还能得到些什么?这几个月来,台北的舞厅流行“国乐伴舞”了,可怜的“国乐”!“国乐”如此,其他又何独不然?固有文化是一个衰弱的老头子,我们已无法要他适应新的生机和生命力。把他拖出来做太多的招摇与活动,不但害了我们,对他自己也不见得有好处。还是让他局限在博物馆一类的养老院里,安度余年吧!
——西餐叉子吃人肉
抱祖宗大腿
没有疑问的,我们今天已经陷于一种文化的僵化。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们民族是最重视祖宗意见的民族。祖宗的意见并非不能解决问题,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进入一个“蛮夷不服”的时代,于是问题就来了:在蛮夷刚来闹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传统主义;在他们开始横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复古主义;在他们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未来主义,这种变化没有明显的段落可以划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异代可同调”的。例如倭仁、徐桐、辜鸿铭都是普通的传统主义者;黄仁济、梁漱溟、钱穆都是激烈的复古主义者;徐光启、张君劢、胡秋原都是飞跃的未来主义者。不论他们属于哪一种,他们共同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只是使用臂力的轻重和所抱面积的多少而已。他们总相信祖宗的遗产有用处,有推陈出新的价值,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需要,绝不可拦腰绞断或一古脑儿丢开。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中国人的“浅尝即止”病
我们同胞有一种绝症,就是“浅尝即止”。任何好东西,到咱们嘴里,舌尖一舔,还没吃,就说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坏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们胃口的!没有什么营养的!
泛祖宗主义是对旧的依靠;浅尝即止的毛病是对新的怀疑。
四十年前,大家都高叫科学救国,可是科学还没进门,梁启超就领头大喊“科学破产”了;三十年前,大家都叫民主宪政,可是国会刚开,大家又大喊“议会政治破产”了。
事实上,真的“科学”还在门口;真的“民主宪政”还在门外头。
可是却有人说,洋把戏咱们吃过了,没有什么好吃的!
钱穆就是这些味觉有问题的代言人,他大声喊道:
“中国这五千年来,开始学德日,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意,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的,我们都学过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中国历史精神》页十四)
真难得!这五十年来的烂帐竟这样容易就被钱穆算清了!老实说吧,五十年来,我们压根儿就没长期的、彻底的、有计划的、不三心两意的“学”过任何玩意儿!我们只是敷衍、只是浅尝、只是见异思迁、只是以为“学遍”了,“都学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实“壁”在哪儿、在哪边、是什么模样,我们还没看到影儿呢!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义和团思想
义和团思想
义和团是排斥西方最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枪,赤膊挡洋炮。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他们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义》),来做他们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骨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的,愈接近此类。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半吊子西化
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个蛮人竟是英国大学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问这个蛮人说:“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
这个小故事,我所以一再引述,只喜欢它含意的深长。所谓“西餐叉子吃人肉”,它的思想模型,是“半吊子西化”的一个类型,是选择性的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然后再“融会”固有文化,做成一个非牛非马不伦不类的配合。其结果,外似“融会中西”,内实狗屁狗屁,并且还常搅得新旧杂糅,社会大乱。
——西餐叉子吃人肉
皮毛的西化
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六一年的汽车,却装着一六九一年的旧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制造着冥纸锡箔?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塑胶工厂出品麻将牌?有多少人用电气冰箱装祭孔祭祖时的冷猪肉?有多少人用着麦克风宏扬圣教佛法?……孔夫子的后人穿着新式西装,抽着名贵烟草,坐在先师奉祀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后人也同样在天师府中服气炼形,或走到广播电台,用科学方法来导引胎息!
这些“中学为体”的臭腐,“西学为用”的神奇,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哪一点不代表我们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点不代表我们神经与胃口的衰败?哪一点不代表我们是一群浅尝即止的病人?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文化思想上的困惑
文化思想上的困惑,自觉或不自觉的包围住我们,使我们经常在二重以上的标准下摇摆鬼混。摇摆鬼混的结果是,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极难看到一个真正的爽爽快快的“现代人”。
我们的肉体生在现代,可是我们的思想却经常是落伍的、古代的、甚至是原始部落的。一个人穿衣的时候是现代的铁达龙,可是穿孝的时候就变成古代的大麻布了;骂人的时候是现代的“干你娘”,可是写文章的时候就是古代的“老吾老”了,……这些双重标准也会慢慢趋向大一统的局面,例如桥牌和麻将、西医和中医、拳击和国术、新年和旧年,……凡是能帮助我们成为不伦不类的半吊子的,我们这个不长进的民族都会乐在其中,并且还会不要脸地说这是“超越前进”,是“融合中西文化”!
所以,一个活人,灌着一脑袋“僵尸思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毫不稀奇。所谓僵尸思想,种类是很多的:例如“孔老二思想”、“西门庆思想”、“魏忠贤思想”、“袁大头思想”,……到处都可以在中国人的行尸走肉上借尸还魂。所以,在许多时候,我简直怀疑:我们到底是活在现代呢还是生在古代?是死人重生呢还是根本就是活死人?
这种现象,是十足的文化思想上困惑的现象,是我们不得不狠狠打它几个耳刮子的现象。
——古老的中国民族呵!你该选择
守旧分子的食古不化
十多年来,守旧的大雾似乎更浓了,圣贤也有学会了,中医也有学院了,内功也变成“科学”了,张天师也领公费了,轩辕也变成宗教了,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有哪个知识分子,敢挺身出来说几句“罪言”,用他的笔杆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清一清乌烟气的局面;我们只看到那些卫道的英雄们,肃穆趋跄,纷纷跑到孔庙去看秃头小男孩的八佾舞,却不会待在家里,给“孔孟学报”写篇“ 什么叫做‘君子而时中’?”我们“圣之时者”的祖宗若真能复活一次,看到他的“会员”们抱着他的大腿穷啃,——食古不化的穷啃,他真要气得去美国了!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要西化,就优缺点一起要
他们对西洋文化,统统打着一个“买椟还珠”的算盘,他们不知道这种好梦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珠也不成其为椟,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因为全世界的“时间空间”有“特殊性”了。在南宋时,我们老大帝国可以行“铜不下海”的禁令,可以跟洋鬼子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清初,闭关政策就吃力多了;到了现在,除了死心塌地的买椟买珠外,别无他法了,——人家长进的民族是不允许我们“还君明珠双泪垂”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可是有些死命追她的人却不要脸,他们硬说这美人当前就要改正“缺点”,而改正之道,则非东方文明不为功。
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干的。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对外来文化的抵制
一个民族,在受到外来新奇文明的冲击的时候,都难免产生误会和抵制,即使被一个优势文明冲击的时候,落后文明仍然会有反动和阻力,何况中国民族本在文化上有着历史的基础,产生的反动和阻力,自然也就更大了。
此外,一个重大的心理因素是一个国家的自大狂,自大狂使它产生鄙视“四夷”的成见,自然视四夷之学为小技,自然不肯虚心去衡量评判,更不要谈去虚心学习了。
——祖法和历法
西化中,国粹不会沦亡
他们不相信西方玩意是批发的,但却相信有些“人”有资格来选购,所谓“统治文化”云者,此之谓也!坦白说吧,亿万中国人中,谁也没有资格来定这个取舍“标准”,任何聪明才智之士都不配“制礼作乐”来“规范”这个聪明才智的民族,死去的黄帝周公固然不配,今天的内政部也不配,唯一配做的只是我们小百姓在西方文明猛扑下的自动吸收。而在这自动吸收的过程中,我们固有文化中的“无价之宝”和“国粹”是绝不会“沦亡”的。小姐们的旗袍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这是中西合璧最成功的表演:三围的注重、衣料的纺织、开衩的上移直到“苏茜黄的世界”,哪一点不代表F.S.C.Northrop所希冀的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哪一点不象征“国粹”的“发扬光大”?我们固有文化中如果真有真金,它一定不怕火炼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惰性和老不死来卫护它呢?我们青年人大可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大可不必怕充分的现代化。我们尽量学,“惰性”、“老不死”和“国粹”早就在背后打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流于“仅得其中”的结果,所以我们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以“充分”为目标的必要。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现代化不可靠“祖宗”
返老还童绝不能用老药,使中国现代化也绝不能借助古法。如同你治一种病,绝不能西药中药全吃,专心吃西药足够了,中西合璧反倒糟。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步骤早摆在那里,我们直接去学就行了,何必麻烦祖宗呢?日本没有孔子,可是何碍于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都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们,早就把我们救了,不会闹到今天这种惨象了。美国是固有文化固有圣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咱们呢?至多可说是历史悠久的古国,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五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这不能全怪我们不争气,我们该怪祖宗留给我们太多的“东方文明”:那是一个重担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延误了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如果我们想轻身妙手地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重担子下面挂个问号。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西方文化不可选择
在一个优势文化的猛扑下,落后地区是没有办法妄谈选择的,好的固该笑脸迎,“坏”的也要和血吞。它们的“缺点”与“流弊”不是落后地区可以“预防”的,这种难题在理论上似乎杀风景,但在事实上却的确莫奈何!尤其对有过“汉唐雄风”的落后地区,更是如此。在这种优势文化的猛扑下,多少汉家的好儿女,莫不摩拳擦掌,想在西化的大河下做一块中流砥柱,用讨价还价的手法、买椟还珠的努力,挽一挽既倒的狂澜。他们用力之勤,用心之苦,是可以佩服的;但那种不管事实上能否行得通,却硬在理论上炒陈饭的劲儿,却是可怜的!
更可怜的是,当他们都在大做好梦的时候,有人出来说:“梦固然好,可是究竟是梦!”于是他们光火了,于是他们说,这个讨厌的青年人是浮夸的,是“文化太保”。
——“文化太保”谈梅毒
潮流挡不住
魏晋时代大家拒了一阵佛,可是佛教挤进来了;明清时代大家拒了一阵耶,可是耶教钻进来了。狂澜倒下来,凭直觉、凭感情,当然要挽,可是挽了三百多年了,我们失败了多少次?让步了多少次?我们挽的成绩在哪里?最后防线又在哪里?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两千年来做了些什么?我们喊了两千年“选贤与能”了,可是我们没有研究出来一种合理的投票法;我们喊了两千年“幼有所长”了,可是我们没有一所像样的育幼院;我们喊了两千年“不必藏于己”了,可是我们囤积居奇的奸商比谁都多;我们祭了两千年的孔子,可是孔子的后人却变成了问题儿童与考试专家。这些数不尽的冰冷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醒醒吗?难道我们还要喊口号过日子吗?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东方文化在没落
东方文化在没落
实际上,我们已朝西化路上走,——虽然走得太慢。试看看高等学术机构:大学中六个学院,理、工、农、医早已没“东方”的影子(园艺系的一点东方庭园的图案与中医学院等等都不足道)!法学院中除了一点政治思想史、一点法制史、一点等因奉此的应用文外,再也找不到国粹或国渣的影儿!文学院算是“东方文化”的逋逃薮,外文与考古系是西化了的,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则纯是乌烟瘴气,看不到几分新思潮。除了极少数有新头脑的教授外,其他教授只能说是“陈货出清”式的大甩卖!
“东方文化”的瓦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尽管我们还到处看到四书五经,看到穿西装捧死人牌位的孝子,看到深知“人间羞耻为何物”的法学家,……可是我们不必灰心,我们该知道使人不串假戏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我们还得慢慢来。我们的老祖宗就曾在白天挂“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到了晚上,又行“道家”的房中术。我们串假戏的本领是有“传统”的!
最底层的小百姓从曳引机中展开他们的憧憬,最高层的智识分子从学理中展开他们的抱负,很少人肯在故纸堆中钻研他们的“伟业”了!他们看到这些线装书中的老小虫们高谈“义理”或“考据”,他们早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早已不搞这些鬼东西了!工程师学会庆祝五十年,这比史语所五百年、新亚书院五千年还令人高兴!
——敬答吴心柳先生
东方文明瓦解是趋势
串假戏是咱们文明古国的传统,两千年来,哪个帝王不是挂着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任何冠冕堂皇的表现只不过是叫叫而已,在优势文明的冲击下,在食色相斫的本性下,我不相信高叫“天理”的人不向“人欲”屈膝。
所以我说,用“统计的观念”与“比例的观念”来看世道人心,我们会发现这些“院(学院、书院、研究院)字号的人物”,只不过是芸芸众生里面的一些小虫,老百姓与大官人早就朝西化的路上走了,尽管他们不自觉,尽管他们也要每年祭一次孔,他们的实质与内心深处早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回信给中央研究院的一员
错以“文化”征服别人
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他们的最大悲剧,也许是不该提倡“文化沙文主义”却拼命提倡;该提倡“民族沙文主义”却又拼命不提倡,结果呢?他们吃力地用不能征服别人的“文化”来征服别人;却不肯轻快地用可以攀亲的“民族”来行认亲计,以达到“我本是你老子”的最佳效果,你说悲哀不悲哀?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汉朝的娄敬(刘敬)以外,大多对所谓“夷狄”,都误用了“民族”方面驱逐、“文化”方面招降的方法,结果总是没有起色。但是不管有没有起色,中国人反正人人都会说“严夷夏之防”。“防”的结果,甚至清朝晚期派出去的留学生,都明令不准与“洋婆子”通婚!——这就是我所说的“种族”驱逐、“文化”招降主义!
——长城还在动呵!
中国思想史中的“反孔系统”
“反孔系统”的人,并不一定反对孔子本人,而是反对孔子制帽厂里的单行法规。在中国历史上,“反孔系统”极难有什么大作为。即使反, 一也不能彻底,二也不能放肆。所以表现出来的常常是很局部,很不明显。在这个系统里的人物,古代的庄子、汉朝的王充,都是有名的。其他所见的,则多是偶尔一露的反叛倾向,直到民国以后的吴虞,才算集了大成。
——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谈“梅毒”
梅毒的传入中国,在医学史上几乎是一个突变。它在十六世纪的序幕时代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家,它是西洋近代文化影响中的一个先头部队,它比钟表、眼镜、几何、历法等都抢先走进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征服了这个国度,使这个国土上的人民忽然张皇失措;它又转渡日本,使这个岛国因它而死的比例占全世界第一!在东西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中,它独占了一个所向披靡的地位,任何固有文化挡不住它,任何文化导演摆布不了它,它来自近世文化的源头,走向全盘交易的尾闾,它好像骄傲的告诉那些为西方轮船设立码头的国家:“你们不是要接受西方近代文化吗?你们也得同时接受我,和我所代表的一切‘坏’文化。我知道你们想超越前进, 想择善而从,但是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西方近代文化的这点光芒,是经过多少千辛万苦换来的,即使有流弊,他们自己都甩不掉,而你们却想取长舍短,后来居上,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
——“文化太保”谈梅毒
反西化三百年
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谵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跨入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胡子老头的。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
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犹抱琵琶”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丑,别无用处。
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琶。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固有文化捣的鬼
固有文化本身不但成事不足,并且败事有余。传统派认为西方文明不能完全行于中国,并且视为“逾淮之枳”,转而大骂西化派。殊不知橘之所以变成枳,正是固有文化捣的鬼!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民族主义”乃西方新思潮
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是西化的,是中国历来所没有而该努力追求的。孙中山以他的敏锐与睿智,早就看出中国传统中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的缺陷,和有太多的狭隘种族观念——冒牌的民族主义——的流弊。他深切地感到这种缺陷和流弊,沉痛地指摘说:
“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然此庞然一大民族则有之,而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也!”
“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这是何等明确的、一针见血的论断!在这种论断底下,欲求“民族主义”,除了假手于洋鬼子新思潮,我们还有什么别的路呢?
——长城还在动呵!
论中西戏剧
习惯了“西皮板”式京戏的中国人,实在不容易感受到西方戏剧进步的痕迹。中国戏剧从唐朝的梨园乐,到宋朝的杂剧、鼓子词,到金朝的杂剧、弹词、连厢词,到元朝的北曲,到明朝的南曲,直到清朝的京戏、地方戏。声色的范围与深度,相当有限;进步的速度,也倍极缓慢。因而在世界戏剧史上,中国戏剧的地位为何?也就一看便知。
整天高喊“迎头赶上”、“超越前进”,而在事实上,却走着南辕北辙的戏路,是永远不会有世界性的地位的。要想使结局不变为口号,我们必须先平心静气仔细看看人家走的是什么路子。
人家的戏剧从有宗教仪式的原始戏剧开始,再自希腊而罗马,古典而中世,莎士比亚而易卜生,直到“戏剧醒觉”后的问题剧,以及近代欧美戏剧的动向等,全部范围,皆非京戏、秦腔、昆曲、高弋、汉剧、粤剧、川剧、越剧、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皮黄剧、歌仔戏等等所能望其项背,一比之下,真叫人冷汗直冒。
——论中西戏剧
脱衣舞与旧中国
所谓“脱衣舞”三个字,在中国卫道夫子们看起来,真是一种怪结合。中国古书中有“脱衣”两字,见《国语》中的齐语“脱衣就功”;古书中也有“舞”一字,见《礼记》中的乐记“舞动其容”。在古书中所看到的中国舞蹈(用时髦的说法,所谓“民族舞”),大致分开,可有两类:一类是“穿衣服的”,一类是“不穿衣服的”。前者不必细说,从“文始舞”、“武始舞”,直到跟娇滴滴的杨贵妃有关的“霓裳羽衣舞”,都属于“穿衣服的”。古书如《书经》中所谓的“舞衣”,李白诗中所谓的“舞衫”,都反证了穿衣属实。至于后者“不穿衣服的”,公元五世纪时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明帝刘,乃至六世纪时陈后主陈叔宝等,都有叫宫女这样一丝不挂的记录。以上这两类古舞,其性质,非全穿即全脱,并无先穿后脱或一脱再脱如今天之脱衣舞者,故说脱衣舞,乃纯粹西方鬼子之玩意,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无与,并不为过。
——“舒而脱脱兮!”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脱衣舞考
脱衣舞考
strip本是“剥”“脱”的意思,tease则是“逗”、“揶揄”、“嘲弄”、“使人恼”、“使人焦”、“吊胃口”的意思,两字合起来,望文生义,一看便知道是指似脱非脱、又脱又不脱,别着急慢慢脱的动作而言。外国仓颉造字,毕竟也有他们一手儿!
说到这个strip tease的历史,可真源远流长。最早已远溯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模特儿瑞尼。瑞尼以引诱青年罪被带上法庭,她的律师亥伯瑞第的辩护法可真妙,他竟当众脱光她的衣服,以表示她的纯真动人,而她竟因这一身得天独厚的皮肉,免掉了牢狱之灾!
又一个例子是公元五世纪的拜占庭女王希奥德拉,她早年曾在舞台上脱衣服,脱衣舞娘在公元六世纪就当上女王,无怪乎二十世纪的巴西脱衣舞女要竞选总统了!
除了希腊、拜占庭这些古国有这种事实外,古罗马也有这一类的玩意儿。直到后来,中古时期的教会黑暗势力兴起,活泼泼的脱衣盛业,才渐形中绝。
——“舒而脱脱兮!”
脱衣舞与警察
因为脱衣舞本身是跟警察老爷不断捉迷藏的玩意,所以它的发展,也就因警察老爷的胃口而不同。例如就一般的明盘而论,美国迈阿密地方,脱衣可脱到三点为止;而在缅因州,标准却是只到浴衣状态;在纽约,也有因夜总会老板背景大小而与脱光多少成正比的。其他成文、不成文的规定或约束,也常常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警察老爷的胃口松紧而异或眼开眼闭的程度而异。例如美国许多地方,规定脱衣舞女不准“正面凸出”式的向观众做姿势,但如果她用侧面,则任凭你凸来凸去,老爷不管。——虽然侧面也可能有观众!又如巴铁摩尔地方,此乃脱衣舞业尾闾所在,被允许的花样,也就最多。比方脱衣舞女可用“喂奶式”的动作,以乳峰授人;被授者,也可以不违孟夫子授手不亲之道而改亲“授乳”。此类噱头,千奇百怪,不胜枚举。脱衣舞女或自大羽毛后面脱起;或自绅士装脱起;或自侠盗罗宾汉装脱起;或自网后脱起,或自笼中脱起,寓脱脱于表演之中,光怪陆离,使人的两眼,目不暇接;使警察的法令,疲于奔命。巴铁摩尔的法令也真特别:“脱衣舞女若做淫荡动作,着罚锾二十五至五十美金,缴款后,即可释回,听令演出!”法令如此,又何悲乎滴滴欲脱者之不脱乎!
——“舒而脱脱兮!”
比较中西历史上的爱情
当东方的盘古扭动骨盘,把四肢五体转成四极五岳的时候,西方的亚当却大梦先觉,把肋骨转成原料,奉献给女人。这一差距,分离出两千年前的一幕对比:当亚当的子孙,正把埃及皇宫的美女可李敖巴特拉往家里抢的时候,我们盘古的后人,却正把自己皇宫的美女王昭君朝外头送!——人家宁肯为女人惹起战争,我们却甘愿用女人换取和平!你说多菜!
在权力与女人不可兼得的时候,西方的爱德华第八的表现是“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东方的唐明皇呢?表现却是“江山情重美人轻”!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长恨歌》恋史,男方指手画脚,发了不少“在天愿做比翼鸟”“愿世世为夫妇”的假誓,到头来却不能同生、不能共死、不能横刀求美,反倒竖子不足与谋——自己逃难去了!你说多菜!
这些对比,都多少显示了我们大中华的老祖宗,在处理小娘子的小爱情问题上,好像有点特别。他们好像从来不为女人花脑筋,既不屑花,也不肯花,甚至压根儿就没想到花,这样子“看女人没有起”,若要产生漂亮的爱情故事,岂不是妄想?大体说来,老祖宗们是不来恋爱这一套的,他们只会为几个抽象的大名词肝脑涂地、九死无悔,却不会为几个可爱女人鞠躬尽瘁、怒发冲冠。吴三桂在爱情宇宙里,只不过闪了一点“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灵光,就被道学之士一连臭骂三百二十年!中国历史上有“红粉”,也有“干戈”,但这两个名词总结合不上,老祖宗不允许“红粉干戈”,为女人打仗吗?去你的!那是爱伦坡笔下的希腊荣光和罗马壮丽,中国文化是不为女人打仗的!
——大中华·小爱情
师夷长技以制夷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中最能了解这次战争的严重性的,是林则徐。林则徐深刻地知道,中国民族的虚自大是不行的,一笔抹杀“夷狄”的长处也是不行的,传统中的藐视“夷狄”的态度绝对要不得。基于这种认识,林则徐使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这部划时代的著作。这部著作一反过去中国人“山海经”式的谈论“夷狄”的方法,而从“夷狄”的著作中直接取材。在这部书的序里,有一段最有名的话是: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以攻夷而作,为以夷以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三条重要的立论,它的基点都是坦白说明中国的原来本钱实在已经应付不了洋鬼子,也应付不了变迁中的世界,我们必须放弃唯我独尊的态度,改行“以夷”、“师夷”等路数不可。林则徐、魏源这些西化观点,在二十年后,构成了同治新政的张本,那就是奕、文祥、曾、左、胡、李等人所大力提倡的“洋务运动”。
——新物与旧物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在数不清的老顽固们的压力之下,试想“洋务运动”居然还向前推进了三十多年,我们不得不说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很够劲,他们真够得上“坚苦卓绝”这块招牌!
在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里,最凸出的一个当然是李鸿章。李鸿章在当时老顽固的眼中,是一个“深信夷人,动效夷法”的大罪犯。他跟老顽固们一样,本出身于旧社会中的旧教育,看不懂任何一行蟹行文。但是他对西方的认识,对中国应该西化的必要,却有奇迹一般的颖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