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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物与旧物

比萨斜塔——棍石挡不住真理

比萨这个老爷斜塔，七百九十多年来，历经了无数的人世波涛，可是它仍旧不倒。七百九十多年来，一百多次地震震不倒它；二次大战时，一千多颗炸弹丢在比萨城也震不倒它。它是一个老赖皮，它永远屹立。

屹立还不算，它还要斜，并且每年斜一，到了去年为止，它比斜的垂直线又多出十四又十，它还是不倒，它真行!

这个老东西，不但老，并且还“卖老”，它每年吸引三百万的游客，赚到一百万美金，就凭它，一百七十五高，一股“斜气”!

别以为它只是“斜气”，就因为这股“斜气”，它才为人类带来了真理。

例如亚里士多德说，物体降落的速度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例。这就是说，愈重的东西降落得愈快，愈轻的东西降落得愈慢。这种大道理，大家一想，就觉得没问题。于是你也信，我也信，大家一起信，一信就信了一千五百年!

但是一千五百年后，碰到个大逆不道的斜门人物伽利略。伽利略居然对这种“圣人之言”表示了大胆的怀疑!伽利略坚持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根本是谬说。他认为物体降落的速度，只稍受空气阻力的大小，与本身的轻重比例无关。他的反驳一提出，大家都骂他非圣无法。他不服气，特地约了许多大学生和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一块儿跑到比萨斜塔的下面，叫他们等着瞧。伽利略跑到斜塔上，把一个一磅重的铁球和一个一百磅重的铁球同时丢下，说时迟，那时快，两个铁球，噗的一声同时落地。铁球落地之日，就是一千五百年传统垮台之时。“正直”的传统，竟被“斜气”的古塔与人物弄倒了!

自古以来，任何新思潮、新人物的出现，总未免被旧思潮和旧人物看做一股“斜气”，总未免被看不顺眼，怪他们离经叛道，违背“善良风俗”，或违背什么法令什么条例，因而棍石交加、围剿毕至。但是只要新思潮和新人物代表的是真理，棍石和围剿是阻挡不住的。比萨斜塔上的伽利略，就是一个好例子。如今伽利略的精神和学说万古长存，可是那些抓他、审他、要用火刑烧他的魔鬼们，又哪里去了呢?

——斜气下的真理历史探索李敖语萃历史探索

——优秀的历史家是真正的最后审判者——上帝嘛，请靠边站。学历史的人

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常从历史上追寻人们愚昧的痕迹。

——海盗万岁

“历史”二字不是原装货

“历史”两个字，不是中国的原装货，而是日本移来的名词。中国记录中，最早出现在清朝光绪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一九○三—一九○五)，改革学制的时候。中国过去称历史做“史”、做“书”、做“志”、做“记”等等，从不将“历史”两字连用，这种连用，显然是“东洋化”的结果。现在我们约定俗成，用惯了这种词儿，应该给自己来番“机会教育”，告诉自己：中国历史的远流是多么复杂，小自一个名词的变幻，都有它的文化交流，有它的来龙去脉，中国人要弄清自己的历史，是何等不容易!

——中国历史演义总说

论英雄

历史上虽然五湖四海、英雄辈出，但是以个人独有的声华与特色，为一世或百世一新局面的，倒也不多。这种人物的有或无，多一个或少一个，直接可使局面改观，风云变色，的确不能以可有可无小看他。我常常觉得，印度没有释迦，就不成其为印度；犹太没有耶稣，就不成其为犹太；法国没有伏尔泰，就若有所失；黑人没有阿里，就万古如长夜。……多少VVIPI的形象，有了他们，时代才别开生面，才脸上有光，不然的话，简直就有辱国体，不成人形。

——幸亏有我

中国历史家

世界上，任何专家都犯一个毛病，就是自己这一行最最重要，人类没有他这一行，就完了。事实上，他这一行虽非不重要，但没重要到他所说的那种程度、那种比例。但专家绝对不肯这样想，他只肯吹牛，不知道他在牛角尖里。

历史家也是专家，也自不例外。但历史这一行纵面横面比较宽，见识多一点。所以，历史家吹牛的时候，位置从牛角尖朝下移，在牛角里。

中国历史家的专家作品很可怜，他们穷毕生之力，写的东西，竟大多是“相斫书”、是“帝王家谱”、是“统治者起居注”，却不是民族的活动史。换句话说，这种专家的毛病，横批八字可尽——眼有牛角，目无全牛。

历史本是全牛，专家既无法看这么全，只好视而不见，只看他们牛角里的。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只会唯来唯去，“唯物史观”也、“唯心史观”也、“唯帝王将相史观”也，……唯个没完。一不唯，他们就泄了气。但一唯，就会过分扩大了他唯的，缩小或根本抹杀了他不唯的，结果牛是吹了，历史真相，却还坐牛车。

——中国民族“性”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只知追求真相

只知追求真相

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

——“胡适研究”前记

解释历史人物

我不赞成没有根据的褒贬，姑妄言之的掌故，以及从“据说”而下的结论。这种态度使我重新估定“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一语的精义。我认为任何历史人物的功罪都该有一番“完满解释”。该是他的，就给他；不该是他的，就不给。在给与不给之间，居功言罪当然不完全是他“个人所得”。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影响是交互的：其功既有同谋，其罪亦有共犯，从事历史的解释的人必须把握这一点。

——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

历史家

就某种讽世意味来说，优秀的历史家逼人面对，生则为“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的法官，死则为阎王爷，在生死线外，历史人物应负的罪责，都无所遁形。换句话说，优秀的历史家是真正的最后审判者，——上帝嘛，请靠边站!

——“孙中山研究”自序

先跟历史搭线

中国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其实不是。你的手和足，只是木偶戏中的手和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历史少的民族，了解他们就比较简单，很多事情，从层面入手，便八九不离十；但对背着历史大包袱的民族，像中国民族，要想这样取巧，就绝对不行。从取巧得来的了解，只是雾里看花，好不好看是另外回事，看不清楚是一定的。看都没看清楚，又了解到哪儿去?

所以，了解中国人干的事，一个重要步骤是：必得先跟历史搭线，从历史脉络上查考“手足之情”，不念手足之情是不行的。

——且从青史看青楼

从夹缝中透视历史

我们的历史书，传统写法总是一派忠贞、英烈、圣贤、豪杰的历史，搭配上贰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动，交织成历来的众生相。但是，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不能承认这种“春秋之笔”、“忠奸之判”能够解释整个历史现象，也不承认单靠一些相杀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扬威的军事史、仁义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达的交通史等等，就能了解过去。有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尝试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辅助科学(像性心理学、行为病理学、记号学、行为科学、团体动力学、统计学等等)来解释历史现象，来从夹缝中透视历史。在这种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视为神奇的，如今可能化为朽腐了；过去所看做朽腐的，现在可能又化为神奇了；过去当做不重要的或忽视的，现在我们要“无隐之不搜”了；过去当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现在我们不再“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中国民族“性”

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

——十三年和十三月

史学家与史学方法

学历史的人深受史学方法的训练，史学方法的目的在帮助历史家探求史实的真相，以及历史人物的真面目，因为人是有党派之见的，很少能有客观独立的判断，不论是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都会影响史实的真相，乃至历史人物的真面目。故研究历史的人碰到这种难题，不得不采取比较有效的方法，以求得scientific truth。历史家碰到一个人的文字记载，认为有史料价值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两种处理的步骤：

第一是“外批评”；

第二是“内批评”。

“外批评”是考证史料的真假，怎么来的，什么人做的，什么时候做的，以及版本的校勘，稿本的鉴定，这都是“外批评”的范围，中国一般的“史学家”，承汉学的余绪，所能做的至多也只是“外批评”。他们的表现是乾嘉余孽式的考据学，而他们自己，却常常错认考据学就是史学。

——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

历史只讲求真相

唐朝的一些皇帝，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看看骂老子没有?)这么一来，慢慢的，史官就不敢直笔了。

在史官的历史发生问题以后，在民间，有一些“野史”出来，表现直笔。当朝的皇帝虽一再警告、查禁，可是总不能斩草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要烧，是烧不光的。“流芳”呢?还是“遗臭”?历史总不会放过他。

提倡写“直笔”的孔夫子，当他竟也骗人，写了“曲笔”的时候，历史上，也留下他的记录。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历史只讲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记载它的真相。古往今来，许多坏蛋们想逃过历史、改变历史，可是他们全都失败了。历史是一个话匣子，坏蛋们怕人说话，可是历史却说个没完。坏蛋们真没法子。

——直笔——“乱臣贼子惧”

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

看大事记之类这些书，可以提醒人：任何轰动一时的新闻，都是过眼烟云以后的一行字，甚至一行字都轮不上。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菁华。

——我为什么不看电视?

中国历史与“性”

仔细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会令人惊讶地发现，由于性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穷。夏桀是以“淫惑女宠”妹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淫惑女宠”妲己亡了国的，性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弑其君，性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考；吕后的人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灰，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性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性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毋忘在莒；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跣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

这样随手写来，好像大可“唯性史观”一下了。其实我并不这样想。做为一个“非唯主义者”，我不承认“唯性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如同我不承认“唯物史观”或“唯心史观”或“唯什么什么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一样。因此，我看这类事，也只是就中国历史现象中，可从“性”的观点来观察的为限。有均衡感的人，当然该知道，除了这种性的观点与对象的历史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性以外的”丢人历史和光辉历史。

——中国民族“性”

英雄不失败

有失败，有英雄，但没有什么失败的英雄。文天祥、史可法都是大大的成功的英雄。英雄从不失败，他在天塌时候，也会捞到天鹅。

——李语录二四

审慎判忠奸

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二分法”的利落，实在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

不过，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阅历可以使我们练习对忠奸等真相，慢慢采取审慎一点的检证。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擅用“二分法”来定人功罪，我们也不能随便采用“这是好人”、“那是坏人”的小学生式思想方法。

在忠奸问题底下，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盗得大名，也不知有多少人横被恶名了。

——要清白，请长寿!

中国古书知多少

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乱臣贼子

乱臣贼子

什么是乱臣贼子?凡是不守臣子的本分的，都是乱臣贼子。

什么是臣子的本分?臣子的本分是要乖乖的听话，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小心翼翼的做事，不要做一点分外的事。不该你做的事，你不该管闲事。管闲事就是“越俎代庖”。

孔夫子写《春秋》，目的就是要大家个个都在自己岗位上做事，该做什么的，就做什么，不要不守本分!

——直笔——“乱臣贼子惧”

春秋直笔

孔夫子拿起刀来，朝一块竹片刻去，刻了一片又一片，刻了许多字。最后，刻满了一大堆的竹片。

这些竹片，就是孔子时代的书。

孔子时代没有笔和纸，只有刀子和竹片，刀子刻在新砍下来的青竹片上，一刻上去，竹片直冒水，像是流“汗”一样，所以叫做“汗青”。

所以，古人一提到“汗青”，就象征着书籍，也象征着历史。古人的诗说：“留取丹心照汗青”、“独留青史见遗文”，就是这个缘故。

孔夫子“汗青”九个月，完成了一部“青史”。

这部“青史”，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历史书，它的名字，叫《春秋》。

《春秋》一共有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个字，每八个字，刻在一块竹片上，你说刻了多少片?

孔夫子写《春秋》的目的，并不是要杀乱臣贼子，而是要乱臣贼子害怕。

——直笔——“乱臣贼子惧”

活人与死人

对活人打问号，对死人打句号，如此防人，可以无大过矣!

——李语录二六○

中国帝王知多少

曹操有一次向他左右自负的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指的国家是中国汉朝，汉朝最后的三十年，风雨飘摇，命脉有赖权臣延续，最后三十年的苟延残喘，没有权臣早就“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了。

其实，不但汉朝如此，历朝各代，也莫不如此，中国帝王，从黄帝起算，算到宣统为止，共有四百二十四个。这四百二十四个统治者，是经过几千年你杀我砍他下毒之后，才浓缩到这个数目的，若不是你死我活他完蛋，“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局面就更多，中国历史，就更难念了。

——中国历史演义总说

下意识的自我膨胀

许多人做了一些轰轰烈烈的事，他们在年老以后，往往总扩大自己的功绩，把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误信成不只一些，而是许多。他们这种作风，也不能算是存心说谎或有意自欺，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膨胀罢了!

当事人的话不可尽信，在这个地区，历史上求真辨伪的工作，真是愈来愈必要了!

——纠正于右任幻想出来的一段革命史

中国医学史

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么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

换句话说，不太客气地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

中国传统上关于“医”的记载，最早的是神农、黄帝等的假历史，后来年代较近，产生了所谓“医”的始祖“彭”与“咸”，就是屈原所谓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彭”与“咸”。

所谓彭咸，根本统统是“巫医”。我们查查古书，很容易就看到：……“巫”和“医”两者，根本就是不分家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所谓“医”，根本就是神医，就是“巫”，就是“迷信”的另一个名字!

“巫彭”与“巫咸”是殷商时代的人物。从这两个所谓鼻祖以下，中国历代都有所谓新一代——进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现，都据说是愈来愈不“巫”了，愈来愈“医”了，其实都是扯淡!他们不论怎么改来改去，不论是什么“华佗再世”、“岐伯复生”，都统统属于万世一系的巫医系统。这个系统，直延伸到现在的所谓“中医学院”，还没有断子绝孙，还是整年有数不尽的小“华佗”小“岐伯”出现，出现在这个可怜的国家，祸害这个可怜的民族，使他们吃树根草药、吞虫屎黑汤。

——西医与革命

中国是一个极庞大的民族

中国的民族是一个大大大大的民族，我说它大大大大，显然的，是针对一些不明历史的人跟曲解民族主义的人说的。这种人，他们满口中国民族如何如何，中国民族的历史如何如何，其事实事实，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民族和它的历史是什么，他们井中癞蛤蟆的眼界，也完全不能统观中国民族的庞大性质，他们只是运用他们的无知、狭窄和小气派，把中国民族和它的历史局限在“黄帝子孙”的一脉早已混同的香火上，或是“长城以内”的几条江河日下的流域里。这是非常可怜的自我陶醉!这就好比一个继承祖先遗产的人，完全不知道遗产的真价，把大好的土地往外推，却只抱住几块“北京人”的模型骨头来怪叫。这种傻子呆汉，才真正是中国民族的罪人!——他们只是一些小守财奴、小看家婆，而绝不是气派博大光被四表的人物。

——长城还在动呵!

从“演义”看历史

搜集名家的说书话本，编成章回小说。章回小说中讲史的，就叫做“演义”。

一东周列国志演义

古代历史书都太深了、太杂了、太片断了，现代人简直看不懂。这段东周的五个世纪历史，除非专家，谁也搅不清。幸亏有这部《东周列国志》出来，使我们能够读到简明有趣的中国多彩多姿时代的历史，从这部一百零八回的名著里，所有秦朝以前的古人古事都一一亮相：褒姒的笑、管仲的智、齐桓的信、曹沫的无赖、晏蛾儿的愚忠、介之推的清高、晏子的识大体、伍子胥的鞭尸、苏秦的合纵、蔺相如的完璧归赵、……都包罗无遗。他们的存亡觉梦，都可以胜数；看了这些存亡觉梦，我们可以上会古人，然后引古证今，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二秦汉演义

秦朝的强大，从它三十万人北伐匈奴，五十万人南征百越，七十万人盖阿房宫修骊山坟几点上，都可看出来。虽然它亡于平民革命，但是汉朝强大的规模与基础，却是它开山的。读秦汉历史的中国人，应该特别从这个角度来衡古论今，才会均衡，才会正确。

三后汉演义

从血缘上看，王莽是当朝皇后的侄儿，实在不比汉景帝的后裔刘秀(光武帝)远到哪儿去，但是中国人算父系不算母系，所以王莽垮台，垮在姓王不姓刘，他如姓刘，一切就好办。

王莽生不逢辰，他与自己同胞相见恨早，所以他的许多人道思想，在当时都行不通，例如他禁止买卖奴隶、防止高利贷、改革币制等等，都是良法美意，可是他忽略了中国传统的保守势力，他自己又神经兮兮，最后搞得“偷汉”不成，被人围剿，连尸体都被分吃了。

四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作者不是一个人，写作时间也不是几年或几十年，它是宋朝到清朝五百年演义家的集体创作。

《三国演义》是一部奇书，它承前启后，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世道与人心。

在承前方面，它汇合了中国民间的三国故事，加以集大成。中国民间流传三国故事，远自唐朝就有纪录，李商隐诗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话，直到元朝，“斩吕布”、“哭周瑜”等杂剧，一直层出不穷。这些故事，经这部奇书草船借箭，终于一统了所有流传，成为定本。

在启后方面，《三国演义》的文学性，造成改变历史的离奇效果。《三国演义》有许多许多与事实不合的地方，例如诸葛亮并没烧新野、借东风或演空城计；关羽并没诛文丑、杀蔡阳、过五关斩六将；刘备并没一开始就重用孔明；孔明并没三气周瑜；庞统并没献连环计、也没死于落凤坡；曹操并没追关羽；张飞并没战马超；黄盖并没用苦肉计；黄忠并没死于征吴；陆逊并没因八阵图受困；……

但是，《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太迷人了，每随它兴之所至的时候，人们总忘了循历史覆按，甚至满有学问的人，也在所难免。例如生瑜生亮的事，何义门、王世祯、尤侗等都加以袭用，从历史检查，自然都闹了笑话。这都是《三国演义》的启后作用。

五两晋演义

晋朝天下，一开始就冒出“八王之乱”，你司马，我也司马，骨肉相残，自然导致了“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的远因，主要就在这里。——在自私的统治者，妄想万世一系，一切都要“疑天下”的缘故。晋朝统治者削天下的兵备，在灭吴那一年(纪元二八○)，大郡只有武吏一百人，小郡只有五十人，把自西汉以来，地方行政的基础，弄得不伦不类。结果闹得一切兵备，内斗有余，外斗不足；信同姓而召来同室操戈，疑异姓而惹来异族横行。中国之事，毁于一族一姓一念之私，真是千古谑画!

六南北朝演义

在你杀我砍的南北朝时代里，有两个“光明的后遗症”倒值得大书特书：一个是“非我族类”的大融合，大家都“杂种”起来，从而凝成广大深厚的中华民族；另一个是华夷文化的大融合，大家都“汉化”、“胡化”起来，从而凝成广大深厚的新时代文化。这种大融合，是广义的，不限于五胡，是有世界性的。北魏时候，西域僧人到洛阳的，就有三千多；南朝四百八十寺是小意思，北魏佛寺，竟高达三万所!这样排山倒海的西化势力，正是当时中国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最大特色，读中国史的人，应该特别注意。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唐朝演义

七唐朝演义

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都有一个先导，汉朝的先导是秦朝；唐朝的先导是隋朝。秦朝和隋朝都在全国混乱中统一了局面，它们虽然短命，却为跟进的汉唐两朝立下基础。反过来说，没有秦朝隋朝的开拓与规模，汉朝唐朝可有的忙的。

唐朝的盛世，又跟它“对老外的态度”有密切关系。唐太宗的妈妈就是胡人，严格说来，他是杂种。他对中土的和四边的，“视之如一”。老外到中国来，可以一同上朝、一起做生意、一起开胡姬压酒的酒吧。这种自信与度量，使唐朝文化多彩多姿，十分“西化”。

但是，文化上的混同，并不表示可以免除武力上的混战，唐朝对“四夷有勿率者，皆移兵讨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这是很不爱好和平的。

相对方面，唐朝因为先天不足，也极易跟胡人纠缠不清。唐高祖打天下的时候，曾向胡人借兵。这种模式，引出了用回纥平安史之乱；用沙陀平黄巢之乱，以至于亡国。结论是：唐朝在文化上能够大力胡化，但在武力上未能力大化胡，这倒是一个“文武分离”的好例子。

唐朝的另一大手笔是它“对人才的态度”。魏元旷《蕉厂随笔》说：“唐时才士，无不遇之叹。”可见唐朝的人才政策，当时是成功的。

读唐朝历史，应该特别注意它的文化面。唐朝在文化上为旧中国转型，为“可怜‘玉环’倚新装”。如今唐朝已经“内库烧为锦绣灰”了，但它的文化面，却万古长存，我们忘不掉。

八五代演义

综合“五代”、“十国”的大局，可称得上是中原残破、民不聊生。内战使中国百姓吃尽苦头。例如朱全忠为了抵制朱克用，竟决黄河来淹对方，受害最多的，是老百姓；又如契丹灭晋，军队没有补给，每日数千骑，分道抢掠，称为“打草谷”，受害最深的，是老百姓；又如“五代”国都，四个在汴梁(开封)，一个在洛阳，当时洛阳已经残破不堪，居民不满百户，成了“瓦子堆”。全国人口，比唐朝末年少了三分之一。受害最惨的，又是老百姓。到了“五代”结束，宋朝一统天下的时候，中国的战乱，自黄巢以来，恰好已一百年。老百姓受害一受就是一世纪，这一惨象，说明了做中国人是多么不容易!

“五代”也有一个“好处”，它促进了中国南方的开发。中国文化南移，在“五胡乱华”以后，这时又来第二次大规模的。“十国”中除吴越外，其他九国君主，都是北方人，光这一片落叶，就可感到北方的秋色了!

九宋朝演义

宋朝是一个对内神气对外窝囊的朝代，也就是一个“在羔羊前是勇士、在勇士前是羔羊”的朝代。

由于夷狄认为“中国人难制”，且对太南太远的土地，兴趣不高，使宋朝得以从容苟延残喘。于是在又磕头又作揖、又称臣又纳贡、又呼叔叔又叫伯伯的和战之下，居然北宋拖了一百六十八年，南宋拖了一百五十二年。窝囊如彼，却长寿如此，真是千古妙事!读《宋朝演义》的有心人，可别忽略了这一点。

十元朝演义

元朝在中国史上，曾被严重的曲解。首先是种族上的曲解，一开始就以“汉人”的眼光，把“蒙古人”当“异族”看。其实“汉人”的本身，早已是异了又异了。当时的汉人，就包括北方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南方的汉人，反不叫汉人而叫“南人”。今天我们回顾元朝历史，必须注意摆脱名词的纠缠，而该中华民族一家人式的，以博大观点，谈古论今。

其次是政治上的曲解。由于元朝的后代是明朝，明朝在宣传上，很容易用曲解手法，来搞“民族大义”与“夷夏之防”。这种曲解走火入魔，甚至有“根本不承认有元朝”的妙事出现。明朝进士王洙，写了一部《宋史质》的书，书中根本直接以明朝接宋朝，把元朝全部出局了事。元朝历史在有意曲解下，自然以讹传讹，变成了中国史中的黑暗时代。

事实上，元朝历史中有许多光明面——至少比较说来，是光明面。例如元朝在刑狱方面，从来没有过文字狱一类的大狱，承平时期处决的人，也比较少；在财政方面，元朝只有正税，没有苛捐杂税。正税也不算高，商税只三十取一。……大体说来，元朝政治相当宽。所以明太祖征召元朝故臣时，马翌的对话是：“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足见元朝并不“黑暗”。

十一明朝演义

明太祖(朱元璋)以强大的特工政治维持政权，导致了明朝政权的先天恶性膨胀——特工(锦衣卫)膨胀，自明太祖时的五百人，直到达日后的十六万人!掌管这些贴身○○七的，都是贴身的太监，所以明朝的宦官○○七，变得空前绝后，这是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

这种特色的起因，是明太祖起，厉行中央集权。一般说中央集权，是中央政府集权；明朝的中央集权，却是皇帝一个人集权，是中央独夫集权。明太祖连象征性的权力都不愿给丞相，他废掉丞相，直接以皇帝带各部会，政府的体制给弄乱了，自然就因不是大臣当国而是小人当道，而闹出无法无天的闹剧。……最后胡闹到全国为太监魏忠贤立“生祠”(为活人盖庙)，“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之建祠，毁民舍二千余间”。祠盖好后，举行落成典礼，有的要“迎忠贤像，五拜三叩首”，要“文武将吏，列班阶下”。这种全国大拍马，实在太不成体统，实在是另一大闹剧。

看明朝历史的人，必须特别注意明朝政治的闹剧一面，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大耻辱，中华儿女们别忘了老祖宗们作的孽!

十二清朝演义

清朝是满人的朝代，对清朝的论定，自辛亥革命以来，由于“种族”的偏见，未免有太多汉人本位的错误，就像明朝汉人论定元朝蒙人的错误一样。这种偏见，是应该取消的。读清朝历史的人，先得注意这一点。

取消“种族”的偏见以后，我们发现，清朝的政治，大体上，要比明朝等朝代像样得多。……(康、雍、乾)形成了盛世时代。三个皇上，在位共达一百三十四年，占了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天下的一半。在中国历史中，一个朝代的盛世能够持续得这样长、这样久，实在是老百姓的造化。

乾隆统治中国，有文的有武的，文的是《四库全书》；武的是“十全武功”。十全武功是两定准部(蒙古)、一定回部、二扫金川、一靖台湾、降缅甸、降安南、两降廓尔喀。在完成“十全记”纪录的后两年，英国的使臣到了中国。中国的真相，开始在英国鬼子眼中亮了起来。这对中国说来，是一个恶兆。

过了不到半个世纪，这个恶兆变成了厄运——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大觉悟。中国人觉悟到，原来几千年的“夷夏之防”，防来防去，竟防的都是自己人，实在不算是什么“夷狄”!这回来的金发碧眼的英国鬼子，才是真正的夷狄!

可是，一切都太邪门了一点，中国人简直不太能应付这种新局面，其困难情形，恰如李鸿章说的，一方面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是“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种“变局”和“强敌”，都被清朝政府倒楣碰上，结果只好丢人现眼。现在我们看清朝历史，在对他们论定的时候，也该注意这一点。

十三民国演义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辛亥年阴历十一月十三日就职的，阳历正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这一天，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结束并不在同一天，清朝结束是辛亥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阳历是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前后相差四十三天。

这四十三天中，南方北方之间达成一项重要的认同，就是民族观点的博大化。……二月十八日，发表“孙大总统布告天下电”，表明“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很博大的。清朝主政者开始“人心思‘汉’”和民国主政者停止“人心不‘满’”，停止“驱逐鞑虏”的时间性政治性号召，大家以博大观点示人以广，这是民国成立的第一步。

不错，“亡国未有若此之易者”，但是国“亡”了，旧政权和新政权之间，竟能以“优待条件”达成博大观点的和平解决，这真是中国人的政治技术!

中国人的政治技术，千百年来，一直表现在帝制王朝里，民国来了，对中国人是一种难乎为继的新经验、新试验、新考验。中国的先知告诉中国人——“革命尚未成功”，中国的前途，还需要顺天应人的革命!

——中国历史演义总说批判中国传统李敖语萃批判中国传统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烂摊子，从来没有彻底的打扫过。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烂摊子，从来没有彻底的打扫过。层层累积这个烂摊子上的文献典籍，至少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对这个浩如烟海的重担，我们一定要问：这些遗产，对新时代的我们说来，究竟有些什么积极的意义?换一种问法是：这些遗产，能不能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新世界里得到好处?

这是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想要求得答案的问题。

几年来，我以一个关心中国思想趋势的人的身分，很想给这个新的答案求得解答。在白天、在深夜，在活着的中国人的嘴上，在死去的中国人的书里，我练习呼吸中国人所呼吸的空气——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呼吸的结果，我发现这种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百分之四的比例。换句话说，空气中所以有这么多的害人的“二氧化碳”，因为它们不是新鲜的，是被两千五百年来的人呼了又吸，吸了又呼过的。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两千五百年后的中国人，呼吸着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时代的空气”，这怎么能够生活?怎么能够不糟糕?

无疑的，这个答案是一个令我们不快乐的答案。可是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想到，两千五百年来累积的二十五万三千种的文献典籍，在新的世界里，竟然对我们没有什么积极的用处。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想方法一开始就不及格，我们的祖宗著书立说，绝大部分都没有运作的意义，没有认知的思想，没有推理技术和科学知识，没有新观念和新气魄。所以，尽管他们很努力，替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典籍，但在起码的逻辑解析、语意剖析和心理分析下，在起码的现代学术的光照下，在起码的现代人的标准下，它们都已经不住考验了。换句话说，它们已经发霉了、腐烂了。

让我们不要再呼吸这些旧时代的空气吧!与其做旧时代的孝子，何如做新时代的烈士?

——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

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颟顸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佬。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

——十三年和十三月

不合逻辑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大毛病，是立论推理不合逻辑，经不得方法学的解剖。

——寻乐哲学

儒与道的“不死思想”

不死的思想，细分有两派，一派是指形骸不死，一派是指灵魂不死。中国的儒家接近形骸不死，道家接近灵魂不死。

儒家像埃及人一样，希望保存形骸，儒家提倡厚葬，就是对形骸的重视。儒家宣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在”字，有它相当的具体性。

道家就比儒家彻底得多、进步得多。道家相信形骸和灵魂是两分的，灵魂的存在，无须倚靠形骸的具象。《庄子》里写庄子将死，弟子想厚葬他，他就反对。

——不老·不死·尸不死构想

不死的构想，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有着深远的来龙去脉。传说里西王母有不死药，后羿讨了来，自己还没吃，就给嫦娥偷吃了，演出了嫦娥奔月的故事。证明了为了争吃不死药，中国第一场太太离家出走的戏，就这样构想出来了。

这种不死的构想，在中国文献里经常流露：《山海经》里有“不死民”、“不死之国”的话；《吕氏春秋》有“不死之乡”的话；《淮南子》有“留不死之旧乡”的话。这种构想是很普遍的。

这种构想，到了帝王大脑里，由于他们有力量、有权势，倒真的想如何可以长生不死了。于是，长生骗子就出现了。

——不老·不死·尸

政治篇·论民主自由什么是民主政治--对政府，主人是你

——在制度上民主还不够，必须在习惯上民主，才算到家。要在习惯上减少大人物与小人物之悬殊，才算真民主。民主程度如何测量?

民主是什么?民主在哪里?民主的程度如何测量?民主要从哪儿看?我的结论是：看民主，不在堂皇的宪法；找民主，不在庄严的议会；测量民主，不在摩拳擦掌的斗争。民主的真髓，表现得不该这么复杂。民主本身，不仅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普遍的方向与目标。从这种博大的观点看，我认为检验一个地区的民主成分，单刀直入，只有一个妙法，就是看它有没有“开玩笑的自由”。上上下下，大家都有这种自由，才证明了这个地区把民主信仰化、生活化、普遍化。大家能互相开玩笑，才证明了这个地区有幽默感、有民主气质。

相反的，没有开玩笑的自由，就没有民主气质可言。没有这种气质，不但不配民主，连帝制都不配。那样的民主，只是一种招牌、一种口号。热爱民主的中国人，千万该警觉到这一点。

——开玩笑的自由

对政府，主人是你

“政府”是什么?“政府”只有在变成抽象化以后，才有花招，若追根究底，一要求落实，所谓“政府”也者，原来只不过是“一小撮人”的代号而已。“政府”两个字，是虚的、是空洞的；“一小撮人”、一小撮永不下台的当权派，才是真的、是实在的。所以，愚昧的小百姓以为他们拥护“政府”、热爱“政府”，常常不小心就拥护到“一小撮人”、热爱到一小撮永不下台的当权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