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页

真正抱有自由民主信念的小百姓，必须努力觉悟：觉悟到“政府”不是你爸爸，也不是你恩人，对“政府”，主人是你，你不可甘自作践，感谢它的“德政”，歌颂它的“大有为”。在“政府”中做事的，其实只是公仆，对公仆，我们应该责备他们、指使他们、命令他们、对他们七嘴八舌，而不是被他们呼么喝六。只有在这种清楚的认识下，中国的自由民主才有活路。否则的话，中国人民只是抽象骗人下的凯子而已，什么自由民主，都是他妈的狗屁!——向“政府”摇尾巴的动物，是不配自由民主的!

——具体骗人与抽象骗人

为民喉舌

“政府”本身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在这个抽象名词背后，同样都是小百姓出身的公务人员，他们跟小百姓同样是人，同样是同源的血液，他们的先天跟小百姓并没有对峙的因子，只是在后天上，权力的掌握容易导致腐化和滥用，这是阿克吞与孟德斯鸠早就指出过的。为了防止他们的腐化与滥用，才有民意代表的出现来“为民喉舌”。民意代表有时候忘了他们的立场，转而“为自己喉舌”或更进一步“为政府喉舌”，这时候，我们必须提出警告，我们要拍拍他们的脑袋瓜子，说：“傻小子，臭皮匠!别忘了你吃的是谁的饭，别忘了你是干什么的!”

——臭皮匠和民主靴

民主靴

在“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的民主政治里，它的主要意义，就在用多数人的平庸智慧，平稳的制造一个“民主靴”，维护并监督这个民主靴。使这双靴子为小百姓翻山越岭，跋涉长途，不受专制者的侵害。

太平盛世所需要的是纯粹小百姓式的平凡人，任何人的脚，都不站在别人的头顶上；任何人的脚，都要插在民主的靴子里。

在民主靴子的面前，我们小百姓要要求我们的代表“臭皮匠”，不可以叫我们“削足适履”，更不可以像法国皇帝路易十五那样的，把开水灌进百姓的靴里，实行那残忍的“靴刑”。

我们的“臭皮匠”，该永远是替我们说话的民意传声筒，不该是政府的应声虫。这种立场与分际，是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的“权”与“能”的分际，并不是找政府的麻烦。

——臭皮匠与民主靴

臭皮匠的政治

民主政治本就是一个“小百姓问政”的政治，在许多方面，它的表现也是“庸人政治”。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是：“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就个人而论，诸葛亮当然比臭皮匠高明，可是诸葛亮却比臭皮匠危险，万一统治者不是诸葛亮而是“金主亮”(金朝的暴君)，那怎么办?根据历史统计，统治者中暴君昏君的数目，实在比贤主英主来得多。贤王一去，昏君一来，小民苦矣!使小民不苦或减少苦的可能率的办法，则莫过于让出天下，让臭皮匠统治。于是民主政治，便成了臭皮匠的政治。

在臭皮匠的政治中，许多民意代表自然还不脱牛皮和厚皮的臭味，自然还会一闹再闹出许多胡来乱搞的丑史，自然还会当“一票代表”和“猪仔议员”。但这都没关系。在任重道远的民主前程中，这些都是初期的不可避免的过渡现象，不值得我们悲观。小宝宝不摔跤，怎么学得会走路?我们这些民意代表，他们虽然混帐，但是究竟是我们可爱的小宝宝，我们要教育他们，督促他们，使他们不再满地乱爬，最后变成像诸葛亮一般的小皮匠。

——臭皮匠政治

减少小人物与大人物的差距

《孟子》里有一句话，叫：“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意思是说：见那些大人物呀，可要轻视他们，别给他们唬住了。……为什么要怕他们呢?

这是一个很有气概的提示。可是，事实上，小人物见到大人物，心里还是嘀咕，还是畏形于色。

小人物与大人物这种级差，若在专制时代，就没什么了不得；但在民主时代；就有点不得了。因为人与人间的过分级差，是民主的致命伤。民主的特色就是大家接近，谁也不比谁神气活现，谁也不比谁“”。在民主社会里有太多大人物，对小人物说来，是一种不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用民主观点看圣人等大人物，实在有点格格不入。大人物要希圣希贤的做汉奸或圣人，小人物只好诲淫诲盗的做小偷或大盗。这种各走极端，是乱世的败相，不是民主的福相，真正的民主活剧，不是这样演好的。

那么要怎样呢?

要怎样，要用民主的戏路，才能演好民主活剧。民主的剧路很多，两党多党、直接选举、巴力门至上、法院与军队不受政党控制等等等等，这些制度上的民主，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在制度上民主还不够，必须在习惯上民主，才算到家。要在习惯上减少上下之分、贵贱之别、官民之差、大人物与小人物之悬殊，才算真民主。

——漫画的自由意义

可笑的国会议员

立法委员是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就该“为民喉舌”。“为民喉舌”的重点就在表现质询和询问，一表现质询，就得经常跟被质询的对立，这是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并不是跟政府过不去，跟政府捣蛋。

欧洲中古有一种“魔鬼的辩护士”那时候的神学者，提出了理论，必须请另外一个人，就敌对立场，提出反驳，真理要透过反驳，才无懈可击，才告完成。这些提出反驳的人，形式上好像站在魔鬼立场讲话，所以叫“魔鬼的辩护士”。这种有意的魔高一丈，目的在使道高一尺也变成一丈，变成一丈一，变成十丈。所以，“魔鬼的辩护士”并不是跟教会过不去，跟教会捣蛋。

拳击家练拳，自己一个人光打梨形球或沙袋是不够的，他得来个“假想敌对打”。这个假想敌，多半是他的教练，教练跟他对打，这种有意的对打，目的在使他缺点减少优点加多，这种打反拳的“假想敌”，并不是跟选手过不去，跟选手捣蛋。

可笑的是，三十一年来，这个岛上的“国会议员”，居然发明一种所谓时值非常、相忍为安的怪论，从怪论下引申，竟认为议会中跟被质询者对立是“破坏团结”的、是“破坏政府威信”的、是“诋毁领导中心”的、是“影响民心士气”的、是“动摇国本”的。……于是，他们放弃了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放弃“为民喉舌”，纷纷做起哑巴来了。

——永远失职，永不失业!

认同舆论

中国古话说：“为政不在多言”。为政的职业是力行，力行“多言”者的意见。舆论的职业就是多言，多言就是人权、民主与求真，只有透过舆论的检讨，为政才能落实生根。为政不必高高在上指导舆论，而该与舆论认同，跟低低在下者顺流而下，这才是第一流。

——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

开玩笑的自由

现代人所争的自由，像“身体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信教自由”、“财产自由”、“工作自由”、“契约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秘密通讯自由”、以至“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自由”等等，都可叫做“义正辞严的自由”，它们的争来，都经过多少血泪，——在统治者死不愿给、被统治者拼命想要的拉锯下，血泪交流，才算进进出出。所以，这些自由，都有点大悲调，都无喜剧成分可言。

另一种自由，却完全不一样，这种自由，可把它叫做“开玩笑的自由”。开玩笑的自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在吹胡子瞪眼之余，居然可以友化敌意、松弛紧张，大家不妨逗乐一番。逗乐，并不妨碍真理方面的“义正”，但在“辞严”的态度上，却可轻松一点、“辞不严”一点，不必那么剑拔弩张。所以，这种自由，可叫做“义正辞不严的自由”。

——开玩笑的自由

政治篇·论民主自由什么是民主政治--不准奔丧

不准奔丧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日，八十六岁的梁实秋死了，他六十岁的女儿梁文茜，匆匆从北京到台北奔丧，可是到了香港，就被挡住。——国民党说按照《国安法施行细则》第十二条第六款规定，大陆同胞须在“自由地区”停满五年以上方可申请来台，梁文茜因此不能看死爸爸最后一面。显然的，梁实秋死不逢地，他若想到父女之间，在生死线外，如此缘悭一面，他真该死在美国，以利奔丧了。

我们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虐政里，不要忘记也不该忘记：我们怎样在受难、怎样在被作弄、怎样在生离死别、怎样在“不得亲其亲、不得子其子”的悲惨里，为他们生殉、为自己默哀。——我们永不忘记!

——从不准看活爸爸到不准看死爸爸

论张学良

张学良从三十八岁被关到八十三岁，一切毛病，都出在国民党太“宽大”，并且强迫张学良接受这种“宽大”。设想当时无此“宽大”，张学良判十年，坐十年牢，早在三十六年前就恢复自由了，又何必受“无形中变为无期徒刑”的德政?张学良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国民党的“宽大”是很可怕的，我们要对国民党的“宽大”，敬而远之才好!

——别赖张学良了!

外省人“作客”心态

许多外省的朋友，他们写诗填词，俨然以“作客”的姿态出现，这是很不得体的小气派。他们一提笔，就满纸是“他乡”、“旅次”、“客次”、“逐客”等等的立场，这是绝对不妥的。这简直是有意划分中华民族的共同血液与山河。有这种态度的人，他们忘了白居易那“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的伟大心境，也忘了“埋骨何需桑梓地，人间无处不青山”的达观胸怀，更忘了陆游那“却恐他乡胜故乡”的现实了解。

我们必须彻底认清：任何方向的中国人，在任何地区的中国土地上，都不该有“作客”的情绪和“作地主”的小心眼。我们没有主人和客人，也不该有反客为主和端茶送客的误解或事实，我们该努力减少这种误解或事实。

——从乡愁到大气派

孙中山与蒋介石

孙中山朝人民盖空中楼阁，蒋介石却收起房租来。

——李语录二○○

论蒋介石

蒋介石是奸雄人物，他的面目，是非常复杂的，他在黄埔学生面前，是校长；在浙江同乡面前，是乡长；在“国大”代表面前，是总统；在钱穆、曾约农等老古板面前，是皇帝；在帮会特务面前，是大龙头。……他对黄金荣的磕头拜寿，显然在某种程度的尊重这一流氓体制，以维系他在黑社会的面目，而利统治。他这个头，显然磕得值回票价啊!

不可思议的是：设想美国总统若秘密向黑手党头子磕头；或日本天皇秘密向黑龙会头子磕头，这将是一幅什么画面?世界上，只有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才有这种怪现象吧?

——蒋介石向大流氓磕头拜寿

论蒋介石之二

宁波从明朝以来就是有名的商埠，这里人精于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恶势力，所谓“无宁不成埠”是也。但是虽精于做生意，却往往逆取不能顺守，做到头来，经常赚到金玉满堂后又赔个扫地出门，最后吃个茴香(回乡)豆，完蛋大吉。

蒋介石是浙江人，籍属奉化县，但奉化县从明朝清朝以来就属宁波府，所以他道地是宁波人。他虽冒充是周公之后，其实根本是奸商世家，并且是专卖生意。蒋介石从小在宁波府城西河沿的箭金学堂读书，后来在上海靠宁波帮做买空卖空的股票经纪，透过姨太太与浙江财阀搭线，搞上奇货可居式的政治，最后俨然成为中国领袖。这种过程，是全盘的宁波商贾逆取的生意，逆取以后，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茴香豆都不得吃，完蛋到孤岛台湾来。

——蒋介石的时间表

论蒋介石之三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除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蒋介石是奸雄，他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上层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以这种“不幸做了俘虏”就“只有自杀”的思想为例，若说它纯是中国传统思想，并不尽然。

蒋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但他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出来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近三百年，只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望风跪倒的投降汉!何况，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又能使人为他死节?蒋介石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他自己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自己对在衡阳抗敌被俘归来的将军们为何大颁青天白日勋章?他自己在兵败山倒时为什么不“国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所以，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事实上，他自己都做不到!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人、骂人、整人、办人，这是更上层楼的“寡廉鲜耻”，我们不可不声讨之!

——蒋介石的被俘观

论蒋介石之四

人类自古以来作战，掘堤淹敌人的冠军，莫过于蒋介石；但干出淹敌人少淹同胞多菜事的，也莫过于蒋介石。

“数百万同胞的生命财产，都遭惨劫”的代价，如果真能发挥阻敌的积极效果，也自成一说，但是敌人照样侵略中国不误，并且还学会了“水淹七军”法回敬中国。一九四三年八月，日军就掘山东卫河之堤，淹死中国人民上百万。——蒋介石始作俑者，其有日本之后乎?

——“蒋总统传”信口开河

论蒋介石之五

蒋介石是现代中国最阴狠卑鄙的坏蛋，他一生中害了无数的同胞与同志，或杀或关、或辱或骗，……在这些史迹与血迹中，有一件最凸出的例子，就是他对张学良的阴狠卑鄙。这种阴狠卑鄙，项目繁多，大者有二：第一是诬张学良，使张学良一直背黑锅；第二是关张学良，使张学良一直不自由。

在诬张学良方面，对日本，明明是蒋介石自己下令不抵抗，却把“不抵抗将军”的大帽子，戴在张学良头上；对共产党，明明是蒋介石自己剿共无能，却把丢掉大陆的大责任，硬要张学良担负。蒋介石这样以舆论与历史丑化张学良，到台湾后，更花样翻新，他把一九四○年骗张学良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交其太子蒋经国“公开发表”，蒋经国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五中全会就此大做文章，父子聚诬，张学良横被污名，至今未已也。历史上，一个人横被诬名，不洗于五六十年之前，亦不辞于八九十岁之后，张学良可考第一。

——“张学良研究续集”前言

政治篇·论民主自由什么是民主政治--论蒋经国

论蒋经国

每在电视中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动作的纪录片。

——李语录一一三

论蒋经国之二

从整个中国的比例与历史来看，蒋经国固乏善可陈有恶已作，试问他在台湾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我这种不肯曲学阿世的历史家看来，蒋经国在台湾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绩，实在也大有问题。

歌功颂德者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说蒋经国制造了“经济奇迹”，一个是说制造了“政治奇迹”。关于前者，歌德派的错误在溢美；关于后者，错误在胡说。台湾经济的发展，功劳是这个岛上人民全体的，不是蒋经国个人的，纵为了方便论个人功劳，尹仲容等也占前几十名，还轮不到蒋经国。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懂的是格别乌，对经济却鸦鸦乌，他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恶魔附体式的。

四十年来的台湾经济，事实上是在恶魔附体下前进的，恰像那童话中赖在年轻人身上不肯下来的背上老人，他实在是前进中的一大负担。没有这种负担，台湾今日的经济发展，当不止于此。所以论定台湾经济发展，当从没有蒋经国岂不更好着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着眼。事实上，以台湾此岛的本身条件，四十年的岁月，经济发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领导者以中人之资、行无为之政，便可达到一定的成果，辜鸿铭讥笑袁世凯，说除老妈子倒马桶无须学问外，天下事皆须学问，但使台湾经济发展到目前程度，实在也无须太高的学问，当然恶魔附体式的学问是不行的。

——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三

蒋经国是真正祸害台湾政治的人。“政治”祸害的程度，才堪称“奇迹”。从一九四九年蒋介石下野起，蒋经国虽然名义上是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但他另负“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责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实际责任，指挥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后来名义上是救国团主任、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国防部”副部长、部长、是“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以至于最后干上总统，不管他名义上干什么，骨子里的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都归他指挥、都由他负实际责任。换句话说，台湾四十年的恐怖统治、四十年的严刑峻法军事戒严、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论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会结社自由被限制、四十年的在人权上的高压、四十年的民主宪政不能发荣滋长、四十年的志士服刑、豪杰受难、亲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归不得。……这些局面的形成，蒋介石固为罪魁、蒋经国亦为祸首，并且在执行上，他比他老子还负更多的实际责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后这十二年来，他负的，更是无可推卸的绝对责任。所以，台湾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大冻结、大逆退，蒋经国是众“妄”所归的真正负责人!

这一真正负责人，在四十年的强人统治之后，在死前几个月里、在衰病侵寻中、在美国人的一再压力下，只不过虚晃几着、搞一点开放党禁、报禁、探亲的噱头、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严变本加厉(如对书刊的查禁，竟杠上开花，用到“违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严，前所未有)，就被海内外的马屁精赞不绝口，奉为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了，这不是既无知又可耻吗?

——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四

在既无知又可耻的咚咚马屁声中，一个最荒唐的说法是：蒋经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试问蒋经国就便是汉武帝了又怎样?汉武帝内多欲而外好仁义，死前三年时候，对被他统治了五十年的中国人民有所歉疚，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尽管这么说，但历史上，并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对中国的祸害置而不论，——历史的论定是绝不含糊也绝不客气的。如今把蒋经国四十年对台湾的祸害置而不论，这通吗?你可以说汉武帝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黩武穷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东平朝鲜、南置九郡，因为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说蒋经国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戒严弄兵、北卖外蒙、西通老美、东媚日本、南联新加坡，因为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做所为，正是这些伟大字眼的侮辱者与损害者，对他在这方面的赞美，是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最大亵渎，面对海内外这样不明是非、众口一声，我不得不力斥其非、严正抗议。一个人踩你的脚，一踩四十年，最后他的贵脚高抬了一下，你却反而歌颂他，这叫什么政治伦理?又叫什么人间是非?要歌颂，该歌颂我们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四十年来对他贵脚的抗争、该歌颂任何使他贵脚高抬的客观压力与变化，而不是他的贵脚啊!至于政治犯陈映真、王拓、柏杨之流，在蒋经国死后所做的马屁之言，则更属失态之尤者，你们当年正是他贵脚脚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怜虫，如今竟以逐臭为荣而不以为辱，真未免太忘本了吧?

——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五

也许有人说：“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只看后半截。”蒋经国既然宣布开放这个、解除那个，我们就该与人为善，称赞称赞。可是我认为，称赞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离事实与真相，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这位“声妓”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干了，这种最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未免太短一点了吧?

蒋经国不单是一踩四十年的台湾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真正负责人，并且在“政治奇迹”上，还别有“奇迹”，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样，不尊重政治制度，搞个人独裁。蒋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蒋经国出身红色苏联高干，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水平，本来就有限，蒋经国回国后，在庭训之下，红中带青，从做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组织“燕廉”、“铁血救国会”、“中正学社”活动等等，走的都是不尊重制度、搞个人独裁的路线。这从台湾政治局面，迄蒋氏父子死亡之日，犹陷在党内无民主、党政不分、政出多元、一人领导等特色上，可以看出。

——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六

蒋经国搞“亲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一的四年间，就下乡一九七次、“与民同乐”一五五天。细部举例，像开东西横贯公路，他亲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产西瓜的丰田村，他连续五年来个五访；他一会儿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莅临；一会儿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门道谢。……歌功颂德者连篇累牍的称道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殊不知这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国政治哲学的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说的“重为惠，若重为暴”。“重”是不轻易，统治者要不轻易施小惠，一如不轻易做坏事一样。统治者要节制自己，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正因为统治者自己不显配聪明、不炫耀能力、不捞过界下决定，这样大众才能发挥他们的责任与才干、才不做奴才。

民隐并非不可探求，但是这样子频繁、这样子毫无章法、这样子费事才能得到结论，那可未免太笨了一点。

整个的结论是：蒋经国瞎忙了一辈子，却从来不懂经国之道!

一九五○年，蒋经国说：“复兴活在中国，失败死在台湾。”他如今死在台湾，证明他一语成谶，也证明他的失败属实。这四十年，蒋氏父子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从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橱窗，可是他们太自私，结果先死后死，为天下笑，一九五八年蒋经国说他们“绝不会重走郑氏当年失败的旧路”，其实他们还不如郑成功，郑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传位到第三代。蒋经国宣布“未来蒋家的人不能也不会担任总统”，一时传为美谈，但他为什么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总统?那样岂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机会、又有三十年的机会、又有二十年的机会、又有老子死后十二年的机会，他都执迷不悟，失掉了。如今以垂死之人、做无望之语，纵属临终悔罪之言，历史也不会饶恕他的!

——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七

蒋氏父子口口声声台湾属于中国，但他们所实行的，却是在台湾搞小朝廷；他们干的，是搞外省人的“台湾独立”，虽然他们绝口不说。“反攻大陆”也、“光复大陆”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都是能说不能做的；“台湾独立”却是能做不能说的，因而他们挂中国统一的狗头，却卖“台湾独立”的羊肉。

蒋经国在垂死前夜，承认自己“已经是台湾人”了，正显示了负隅顽抗中国统一的心态。我说他不如阿斗，因为阿斗之罪，不过乐不思蜀；但蒋经国之罪，却在蜀乐不思中原——乐不思大陆(当然思也白思)。由此可见，真正扶不起来的，不是阿斗，而是别有其人也!

结论是：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虽同为古今亡国之君、亡国之太子，但高下之分，一看便知。盖棺论定蒋氏父子，这一史家持平之论，也许可供启蒙也。

——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

论蒋经国之八

蒋经国在小手段上固然“乃父亲手训练”，比阿斗高明；但在维持大局与对中国未来看法上，其实还不如阿斗。阿斗“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他能用到诸葛亮，“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这是很不得了的成绩，比蒋太子只用奴才、空言反攻而军旅不兴赦却妄下高明多了。至于阿斗最后成全中国统一，知道“龙虎战争，终归真主，此盖天命去就之道也”。这也比负隅而不知“天命”者高明百倍。且阿斗班底中，还有北地王谌那种戈倍尔式“先杀妻子，次以自杀”的殉节之士，蒋经国有吗?一旦完蛋，丢人现眼可有得好看呢!

——唐德刚先生近作书后

论蒋经国之九

包启黄是国民党的“国防部”军法局长，由于把犯人财产霸占、老婆逼奸，还要处死犯人，心既狠、手又辣、又拔出不认人，被犯人老婆告了御状，他的主子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只好枪毙他了事。

包启黄出军法丑的事件，告诉了我们，靠人防弊是不够的，要防弊，还得靠制度。

戒严时期用军法判人，本就是一种易生毛病的制度，因为这种时期的军法判决，必然草率。为了防弊，在订定“戒严法”时，第十条就明文规定解严后人民可以无条件上诉到司法机关，以免冤抑。但是，这回蒋经国却站出来，下令手下喽强行通过“国家安全法”第九条，剥夺了“宪法”第十六条的人民诉讼权!蒋经国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深知军法的黑暗绝不止于“包启黄的这一个阶段”，若真的依法给人民上诉，则出军法丑的事件，将千万多于“国民党包公(启黄)”时代者，所以，蒋经国收拾起“做官的不要糊涂”的官箴，“不管是大小案件”，都不要“认真处理”了!

包启黄作恶，是人的作恶，还有解严后上诉管道可寻解决；但是蒋经国作恶，是制度的作恶，把靠制度防弊的管道给堵住，解严后上诉机会都给掐死了。

比较起来，包启黄的毛病出在“大头”(脑袋)懂法律而“小头”()不懂，蒋经国则是两头都不懂，故率法食人，蒋经国比包启黄还包启黄，此可断言者也!

——比包启黄还包启黄论台湾与党外人士李敖语萃论台湾与党外人士

——国民党有过去，没有未来；民进党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什么样的反对者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毕竟是多年局促在同一个小岛上的人，什么样的执政者，自然产生什么样的反对者，反对者如果缺乏榜样与警觉，就容易陷入迷惘与错路。

——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

政治篇·论民主自由什么是民主政治--要有批评党外的自由

要有批评党外的自由

我坚决相信，我不但要有批评国民党的自由，也要有批评党外(自我批评)的自由，党外若不许人批评，则其心态，又与国民党何殊?其度量与手法，又与国民党有什么不同?党外必须全面开放，让李敖像骂国民党一样的骂个痛快，才能证明党外的伟大，证明党外有前途。反过来说，凡是不能让李敖骂个痛快的党外，就是笨党外。

——我们要有批评党外的自由

党外太软弱

今天党外的一个缺点是：许多人的气质太像国民党了，许多人太软弱，以对美丽岛的入狱者为例，我觉得整个的党外都表现得软弱，因为大家整天就是要特赦要放人，这多没种!多没出息!这是根本上错认了志士仁人抗暴斗争的性质。

今天党外的普遍缺点是大家不愿真的牺牲(包括牺牲自己、牺牲人际关系、“牺牲朋友”、“牺牲同志”)、不愿真的受苦难、不知道“进步应以受苦者所受苦难的多少来衡量”的，结果呢，大家的表现只是粉拳绣腿而已、只是一群小表哥小表妹合唱大悲调而已、只是“亚细亚孤儿”的“望君早归”而已。

——“望君早归”不如“望君牺牲”

人权第一

党外该注意的是：人权保护比起消费者保护来，人权保护是大事；政治垃圾比起马路垃圾来，政治垃圾是大事；关怀所有囚犯比起关怀美丽岛囚犯来，关怀所有囚犯是大事；吊唁王迎先子女比起吊唁高玉树妈妈来，吊唁王迎先子女是大事；国民内政比起“国民外交”来，国民内政是大事。党外要为大事做得不够而脸红流汗，不必为并非最重要的事去花太多时间。党外要集中时间去做大事，而人权、人权、人权，就是党外的大事。

党外要为人权苦心焦思、为人权奔走呼号、为人权争吵、为人权打架、为人权同国民党你死我活。没有人权，一切都是假的。党外不争取人权，争到别的又有什么用?不管制镇暴车，买来新式飞机又有什么用?做奴隶的人，有何脸面代表主人去谈军售?做奴隶的人，只关心拿掉桎梏就够了!

——什么是党外最该做的事?

党外人士不必以弱者自居

因为国民党是以一党独大的手段来达成一党独大的目的，结果把公正、公平、公道等等都失掉了，他们虽然有一种“幼稚的势力”和“暴力”，但在精神力量和道义力量方面，他们却输给党外人士。党外人士吃眼前亏、受窝囊气，头破血流的、灰头土脸的，为大目标大方向奋斗，“德不孤”也“吾道不孤”，必然获得真正拥护公正、公平与公道大众的支持，必然获得真正拥护中国自由民主大众的信心。所以，党外人士不是弱者，党外人士也不该以弱者自居。国民党员不过两百万，其中绝大多数又是“门神党员”(门神党员的意思是：开门时他在里头，关门时他在外头，关门谈机密也好，分利益也罢，门神党员是不得参与的)；党外人士虽无政党形式，但一千六百万的非国民党大众，必然在公正、公平、公道的立场上声援党外，必然在自由民主的大道上反对国民党的自私。

——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

现实作风不能搞政治

要搞政治，粗心是不行的。今天党外人士在这一方面，做得好的很少很少，大部分都表现得现实而草率，有求于你，就热情澎湃；所求既遂或不遂，就鬼影不见了，用北方俗话说，这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一派现实作风，令人讨厌。他们的大病在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即溶咖啡”式的，人与人的关系要靠持续不断的细心、关切、照顾和礼貌，可是许多党外人士全没学会这些。这种作风，是不能搞政治的。搞政治固然要把握大方向，但是细心、关切、照顾和礼貌等“小”功夫也不可忽视。“小”是诚意，是使人觉得他被尊重、使人感到你推心置腹。成功的搞政治的人，必然在把握大方向之后，又能以“小”感人。当然你要不搞政治，也许就不必如此，你可以自私而任性，在做人上，贝多芬是很菜的人，但他仍是成功的音乐家。但要做成功的政治家，不会“小”是不行的。

——党外人士不够小

不可同负一

为党外人士计，党外人士真正该走的方向，不是走与虎谋皮的歪路，而该走不与国民党做任何合作的正路。

党外人士在真正了解国民党以后，必须大彻大悟到，同国民党——任何造型的国民党——“同负一”，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在真正的自由民主的长路上，我们要自己走。国民党“菩萨低眉”也好、“金刚怒目”也罢、“小霸王招亲”也行，我们都不要中计，都不要迷失我们的方向。长夜漫漫路迢迢，我们不把星光当成萤火，也不把萤火当成光明。我们就是我们，我们不是国民党!

——泥罐、铜罐、与共识

自大狂与自闭症

有自大狂的人最适合进民进党；有自闭症的人最适合坐牢。

——李语录二九○

即溶党外

党外新贵们绝大多数是“即溶咖啡”式的“即溶党外”，他们头一天还是勾结国民党特务的外国博士呢，第二天就摇身一变成了党外；他们头一天还是倒好人帐退票坐牢的卑鄙小人呢，第二天就摇身一变成了党外。……这批人在学历上，高自博士也好，低至联考水准以下也罢，人品方面之为投机分子，别无二致。换句话说，这批人在党外，并无实际功劳，只是虚身段，一切只是一冲水、就上场。党外落到这批人手里、被这批人篡夺，就好像辛亥革命果实被蒋中正篡夺一样，党外是什么下场，看今日蒋家字号的“中华民国”可知也!

——怀念郑南榕

论党外新生代

新生代就要像新生代，就要表现青年人的是非感与正义感，就要横冲直撞的像个青年人。新生代不走这条路，而走圆滑的路，最后左右逢源未必，里外不是人倒是真的。从长程看，是得不偿失的。

新生代自己有足够的青春做试验，但环境没有足够的机会去给你做试验，所以，常常是一着错，满盘输矣!

——“青天大番薯：小的有冤上诉!”

不能只做一半

一个人不能同时维护上帝又姑息魔鬼，歌颂上帝是不够的，你必须同时打击魔鬼；肯定正牌是不够的，你必须拆穿仿冒；尊重李敖的党外纯度一百是不够的，你必须揭发别人是国民党同路人；宣扬李敖侠骨柔情是不够的，你必须点破别人对他的忘恩负义。

——你不能只做一半

埋怨的自由

这个岛的原名，不是“台湾”而是“埋怨”(台语)，我相信，国民党在有生之年，是绝对不会把政权开放给人民的，人民不要妄想可以抢到他们的政权。但是，如果人民能够抢到一点“埋怨”的自由，也就很“台湾”了!

让我们先从国民党手里，抢到言论自由、抢到不能“民呼”也要“民吁”的自由、抢到埋怨的自由。至少至少，我们要有埋怨的自由，国民党至少要划分给我们埋怨的自由。——因为国民党再横行、再伟大，也不是上帝啊!国民党再臭美、再神气活现，也该知道上帝也让人说话啊!

——秘雕案的案外意义

止于至善

真正伤害党外的，不是党外不去为“善”，而是党外不去为“至善”。党外只以为他们做的是“善”就够了，就是“善良高贵的行为”了，其实这是不够的，“止于至善”才是我们的“观念和规格”。

——“蓬莱岛案”的再讨论

政客抬头

今天的党外，自其同者而观之，则是貌若国民党以外的人；但自其异者而观之，则是貌合形离的各路人马。各路人马的形成，品类极杂，但大体上说，政客局面的公职人员，最为拉风。这批人因为基础是政客，所以名为党外，实非党外；纵为党外，也动辄放水。最具这种类型的人，不是今天的党外公职人员诸公，反倒是苏南成。

苏南成的拉风，象征着国民党的没落、党外的没落，而是政客的抬头。苏南成是打着党外旗号做投机生意的最拉风者，党外公职人员们，其实很少不是苏南成的格局。他们如今是党外，但是只要国民党对他们使一点按摩功夫和拳脚功夫，他们就立刻不党外了。

今天衮衮党外巨头没变成苏南成，其中重要原因是国民党没出到给苏南成一样的尺码。如果国民党尺码大点，我真怀疑究有几人不是苏南成?看到他们放水放得那么快、看到他们从劝进蒋经国到投票蒋经国、看到他们一个个对国民党的低三下四，我真忍不住说他们是“准苏南成”，只是脸蛋稍俊、脸皮稍薄而已。

——真和尚与真净土

-

政治篇·论民主自由什么是民主政治--占着茅坑不拉屎

占着毛坑不拉屎

海外组织新党，对在台湾组织新党(如果组织的话)，并无害处，唯一害处也许只是使一些“占着毛坑不拉屎”的美丽岛事件受益人脸上无光而已。按人间常理，一个人提着裤子上毛房，蹲在毛坑上，占着毛坑，当然要拉屎，不管是干屎稀屎黄屎黑屎，他总该拉。可是他占着毛坑、蹲在坑上，却居然死皮赖脸，硬不拉屎。他不拉一大堆，反倒说了一大堆，推托什么没吃饱、闹胃病、生痔疮或便秘之类，其实都不能成为赖着不拉的理由。尤其不可以在别人的毛坑上拉屎之际，还说大话与风凉话。所以，尤清等人的谈话，是非常不得体的，至少此时此际，这些谈话是可以不说的。

何况，海外新党的姿势，一开始就很低。他们坦白表示：一旦台湾组织了新党，他们在海外的党，就愿降为台湾新党的海外支部或根本解散，这种低姿势，尚不能取悦或见谅于尤清等人，就更不可理解了。

——有感于尤清等人的谈话

领袖的条件

目前岛上的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的格局优秀到能成为党外的领袖，搞小山头的格局还可以，勉强要当领袖，则会给人有“望之不似人君”的感觉。

要成为领袖，必须要有一定的眼光、勇迈、气派、度量、虚心、以及礼贤下士的态度。我眼里所看到的党外人士没有一个具备这些条件。

我觉得党外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是，不管是在公政会或编联会，他们这些人根本都不是搞政治的材料，找不到一个搞政治的高手。

——光靠龟儿子是不够的

凭道德与是非

苏南成事件所表示的，是百分之百的“公德”事件，是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严重的政治动向问题。这问题是根本的，因为不谴责苏南成，就无异默认无耻政客的路线、无异坐视可怕的小人当道的出现；不谴责苏南成，无异是在道德标准上的一种同流合污、是对人间大是大非的一种亵渎。党外巨头们何不想想：我们是凭什么反国民党的?凭刀吗?不是；凭枪吗?不是；凭能干吗?国民党才吏满坑；凭金钱吗?国民党钞票满谷。……我们凭的，其实只是一样，就是道德与是非。我们深信国民党已经没有道德与是非了，他们在道德上与是非上同我们讲、同我们辩，他们都要输；我们站在正义路线上、公道路线上、顺天应人路线上，从长程看，我们一定赢。正因为这样，凡是涉及道德标准与大是大非上，我们绝对不能沉默、绝对不能中立、绝对不能客气、绝对不能做乡愿、做烂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