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压力，阿扁不敢做
我都是用最新的新闻事件为你们解读，今天报载，「美国议员转述唐家璇的谈话，李总统如再有台独言论，中共可能动武」，因为李登辉忽然提出七块论、两国论，破坏了两岸和谐谈判的气氛，两国论为台湾惹来麻烦，而李登辉喊半天却不敢进入宪法。陈水扁每天一个白皮书，现在又有新的中国政策，提到了类似两国论的作法，他说如果当了总统，要把台湾独立正式进入宪法。
如果台湾独立入宪，就发生了两国论的现象，中共一样会打过来；陈水扁的理论会惹来麻烦，可是到时他会不会这样做？以我的判断，他跟李登辉一样「敢说不敢做」。我们清楚知道，美国压力来时，他不敢这样做，但是为了骗取选票，他会这样说，因为大家都爱听「勇敢的台湾人」、「有尊严的台湾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现在真正勇敢的人、真正的台独分子已经死掉了，那个人就是郑南榕，他是外省第二代、了不起的客家人。
台湾之子划小圈圈，见鬼说鬼话
陈水扁以约书亚自居，李登辉会下达「弃连保陈」指令，牺牲连战
戏剧「游龙戏凤」描写明武宗到民间玩，在梅龙镇碰到卖酒的女孩，女孩问他住哪里、做什么的，他说是住在北京城大圈圈里的小圈圈，小圈圈里的黄圈圈，这女孩听不懂，事实上代表皇帝的权力是黄圈圈。报载「建国党表态挺扁」，事实上不是建国党，那群人有李镇源、郑邦镇、彭明敏、蔡同荣等人，他们支持阿扁我没话说，可是他们的理由「台湾人大团结」我要批评，那句话意思是台湾岛上有一种人不是台湾人，划清了族群的界线，这是「大圈圈」。
再进一步看，吕秀莲说「台湾总统要选台湾之子」，因为陈水扁最近写一本书「台湾之子」，这话就是开始划「小圈圈」，要选的话要选台湾人，表示有特定的人像陈水扁；然后，陈水扁到台南演讲时说「一定要让台南人做总统」，他是台南人、连战是台南人，意思是选阿扁也可以，选国民党的连战也可以。所以宋楚瑜、许信良、李敖不是台南人，这些人都不要选，这就是「黄圈圈」。
苗栗人可以吗？苗栗人不可以。苗栗在历史上是族群最被迫害的地区，因为客家人比例较高。阿扁搞竞选、骗我们选票时说，我没有族群的意识，没有省籍的观念，这种人要不要相信他？不能相信！他真的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前途自己真的要想好，怎样做苗栗人？苗栗人的一个特色，基本上在台湾是一开始就被打压的族群，直到一九四九年或一九四五年，外省人来后，苗栗地区的客家人才开始好转，被福佬人认同，否则会很惨。
报载「面对日本媒体，阿扁打李登辉牌」，阿扁多少次表示跟李登辉关系多么好，当然他也讲过李登辉是老番癫，他的反反复覆，基本上他是认同李登辉的；陈水扁说，「延伸李登辉改革路线唯有政党轮替」，李登辉曾以蒋经国的约书亚自居，到今天陈水扁又以约书亚自居，换言之，李登辉认为他继承了蒋经国，而陈水扁认为他继承了李登辉。阿扁公然表示他是李登辉继承人，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他们的传承关系，所以我也认为李登辉最后会下达「弃连保陈」的指令，把连战牺牲掉，因为阿扁才是他真正的约书亚。
我跟阿扁没有私人上的不愉快，当时我出钱给郑南榕办杂志，叫开拓周刊，我们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社长是陈水扁。可是今天，争取百分百的言论自由已经被阿扁扭曲到什么程度？他有一个传单帮自由时报做广告，「争取百分之百的自由，不要错过自由时报」，连自由时报都变成争取言论自由的报，请问台湾还有真理吗？阿扁可以把我们共同的理想最后向财阀做这样子谄媚时，今天我为什么要站出来批评阿扁，这是一个原因，并且拿证据给大家看。
阿扁密洽大陆，为总统大选铺路
表面上为台湾尊严，骨子里对中国大陆未尝不答谢
问阿扁会不会带给我们安全，我觉得这是很可疑的，请看这资料「陈水扁密洽大陆，为总统大选铺路」，这是商业周刊早就讲出来的，为他接洽的就是大财阀王令麟。大家懂了吧，为什么最近会发生媒体大战，原因是台北市第四台的分配系统本来是两大财团在抢，一个是辜振甫的和信，一个是王又曾的东森，由于阿扁在评审两集团时给和信零分，结果台北市有线系统的四分之三都给东森抢走了，为什么明明是两个坏集团互相争斗时，你要给一方零分，破坏生态平衡呢？
今天原因我们查出来了，当时王令麟在大陆给阿扁答谢，「陈水扁密洽大陆，为总统大选铺路」。所以，阿扁表面上为台湾尊严讲了台湾的立场之类的话，骨子里面对中国大陆还是未尝不答谢的，只是中国大陆理不理他，我们就不知道了。讲这些事情跟苗栗人有什么关系，这是告诉大家有种人他不是苗栗人，可是他到苗栗地区骗选票时，我们怎么样面对？
我手里拿这么多资料，阿扁提出一个政见，「我们如何消除台湾的黑金呢--要成立廉政公署」，像香港一样，这是抄李庆华的，看这资料「立法委员李庆华四十一人要求建立廉政公署」，证明阿扁抄别人政见在骗选票。还有，阿扁提到单向直航，这是当年（八十二年）李庆华和汪道涵谈判了二小时，早就取得的条件，今天阿扁还当成政见来讲；同样的，他还抄了七年前马英九的大陆政策。
抄袭以外他还出错，昨天阿扁说，「民主进步党阿扁竞选总统，主张未来要制定科技基本法」，这是他发表的政策白皮书所主张的；请大家看我手里拿的就是早已立法完成的「科技技术基本法」，在六法全书中已有这种法的，他都不知道，还要重新来立法，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他还抢别人功劳，居然一群大学生糊里胡涂拥护阿扁，说他表现很好；整个台北市，没有一个长程的工程是阿扁做的，这些事都是别人做的，尤其黄大洲做好了，由阿扁去剪彩，他整天在剪彩。捷运这些大工程不算，小事我举例一件，陈水扁说他推动了台北市停车场，最后黄大洲忍不住跳出来讲，台北市一千四百九十八个停车场是他做的。所以我们想想看，阿扁他能干吗？(2000/2/21)
20000222
陈水扁太可耻了！
在十六七年前的党外时代，我带头以言论围杀国民党，带出大量的党外刊物前仆后继，那时我出钱交给我的追随者郑南榕、登记杂志，由李敖挂帅做总监、叶菊兰做发行人、陈水扁做社长、颜锦福林世煜做副社长、余陈月瑛施性忠等做社务委员、郑南榕做总经理、魏廷昱做总编辑（后来周伯伦做总经理、郑南榕做总编辑），浩浩荡荡、轰轰烈烈，对国民党展开斗争。那时杂志是周刊，每周都在封底上印出「争取100％自由」的红框大字，并附加标题「为你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前后多年，成绩非凡，直打到国民党解除戒严，躺在地上哼哼为止。
在党外时代，陈水扁参与政治活动，由于在为美丽岛事件辩护得到大利多，自此平步青云，别人在战场上作战时，他一路捡战利品，一捡二十年，至今未已，并且在做了大官以后拋弃党外理想，一路堕落，实在令人看不起他。他不但拋弃党外理想，并且还出卖这一理想，给他所讨好的集团。以「自由时报」为例，陈水扁以台北市市长之尊，公然为这家格调不高的国民党财阀报纸打歌，由该报印行大量传单，上面刊 出陈水扁照片，和「强力推荐」的全文，极尽肉麻之能事，陈水扁说：
「解严以后，台湾的政治生态虽稍破除垄断现象，但政商挂勾的金权倾向却日益恶化，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政争也随着一些弊案的揭发，对台湾社会造成极大的震撼。而自由时报，在坚守社会舆论良知，与尊重两千万人民权益的前提下，不畏权势，勇于揭发弊案政争，并表达多数台湾人民的心声，是一份深具正义感的报纸，台湾社会需要它，因此我阿扁仔愿意在此向你郑重推荐。争取一００％的自由，不能错过自由时报。」
把上面这段话，对照起当年我们党外杂志所揭橥的「争取100％自由」的神圣指针，我们难道不觉得陈水扁太过分了吗？「自由时报」这种国民党财阀的御用报纸，那一点在「坚守」「良知
」、「不畏权势」或「深具正义感」等项目上达到我们的指针了呢？用当年我们伟大崇高的指针，奉承国民党财阀的烂报纸，这就是今日陈水扁出卖党外的真面目，他出卖我们「争取100％自由」，却「争取100％的自由时报」，他太可耻了！
二０００年二月十八日(2000/2/22)
· 质疑「台湾的主张」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出版，书中「对中国文化的省思」一节里，自谓「当时才二十几岁的我，也曾经详加研读这些书」。所谓「这些书」，原来只有四种，即胡适的「名教」、鲁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与「青铜时代」。不过，一九二八年胡适发表「名教」时，李登辉只有五岁，纵使是神童，似乎也难读得懂，若说「二十几岁后」才读，也很可疑，因为「名教」并没成为专书。不过，一个人有本领找到一二十年前的「新月杂志」，从中找到这篇「名教」来读，自当别论。至于郭沫若的「青铜时代」，乃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重庆文治出版社出版、「十批判书」乃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已是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前后，在日本军中做帝国陆军少尉的李登辉，恐怕难以读到。换句话说，「二十几岁」的李登辉，似无在日本看得到敌国大后方重庆这类出版品的可能。若说是在台大农经系时看到，也令人虽以置信，因为「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书，一般历史系的都难于卒读，农经系的越界前来，恐怕读不太懂吧？何况当时中文并不在行的。不过，神童例外，综合印象是：李登辉只读以上四种，就在书中「省思」贬抑起「中国文化」来，未免太离谱了。
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节里，李登辉又自谓：「我开始研读三民主义是在念高等学校的时候。当时日本的『改造社』曾翻译『三民主义』，所以，我与三民主义的接触，是从日文版开始。而蒋介石总统所着的『中国之命运』，也曾翻译成日文出版。这些书籍我在战前都已经读过。」查日本「改造文库」有金井宽三翻译的「三民主义」，时间是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出版后十二年李登辉进高等学校，自谓读过「三民主义」日译本，似有可能，但他既定时在「战前都已读过」，则与事实不符，因为根据书中「李登辉先生年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乃在他「考入台北高等学校」之前，又何能「在战前都已读过」？至于读过「中国之命运」更是疑云重重。「中国之命运」出版在一九四三年，已是战争期中，何能「在战前都已经读过」？--还没出版呢，怎么读过？至于日译本，由波多野干一译出，由日本评论社出版，已是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年的事，战争早已结束了，又何能「在战前」读过？综合印象是：李登辉根本不可能如他所说，「以一个高校生的角度来研读这些书籍」，尤其不可能在「战前」，除非「大日本帝国」为他推迟发动「太平洋战争」。
在同一节中李登辉又写道：「『中华民国宪法』，前文明载：『依据国父孙中山先生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褔利，制定本宪法。』」奇怪的是，该宪法原文明明是「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身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竟把「创立中华民国」六字删去，不知何故，「中华民国总统」竟对宪法条文这样生疏么？
此外，书中附录一「回首来时路」中说李登辉一九六九年被捕时，来的是「四、五个穿著制服的宪兵」的「警总人员」，这种陈述，我们真政治犯和「警总人员」都会笑起来，因为「警总人员」抓人时都穿便衣，即使抓现役中将吴石那次，都派的不是「穿著制服的宪兵」，李登辉何德何能、又非军人，竟被这样宪兵伺候？冒充政治受难者，也不能这样离谱啊！何况，依据「国家安全局」印「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第一八六页到一九０页，我们可以看到「匪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叶城松等叛乱案」，这个案子，共有叶城松（三十一岁）、张璧坤（三十岁）、胡沧霖（三十一岁）、赖正亮（三十一岁）、吴玉成（二十六岁）五人判死刑，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被枪决。而在「案情摘要」中，第一段赫然就是「叶城松于卅六年十月间，由奸匪李登辉介绍参加匪帮，受杨匪廷椅领导，担任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可见「奸匪李登辉」逍遥法外，事出有因。因为同案中，除五人死刑外，蔡耀景（三十五岁）判无期，李显章（三十八岁）、钟茂春（三十四岁）、池仁致（三十三岁）、李显玉（二十八岁）、王新德（二十一岁）、黄其德（六十岁）六人判十年，黄顶（四十一岁）判七年，黄青松（二十七岁）判五年，吴长流（六十四岁）判二年。但原始介绍人「奸匪李登辉」，却未闻有法办之事。他占了便宜还卖乖，今天还冒充政治受难者，真太离谱了。（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读者有兴趣更深入知道李敖拆穿李登辉的内幕，请参看「李登辉的真面目」、「李登辉的假面具」二书。）(2000/2/22)
20000223
· 真敦化还是假敦化
今天到敦化国中来演讲，我有一个想法，如果台湾共和国成立，他们要改很多地名、很多制度，而且在台北市会发生许多困难，因为台北市有很多路名是以中国大陆的地名来命名，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地名最多，敦化就是吉林省的地名。今天在台湾有三位有名的东北老太太，其中一位就是连战的母亲，连震东死时只留下一个遗嘱说：我没有钱留给你，我只是把我的品格留给你做一个式范。结果连战一辈子没有做过生意，今天有这么多钱，除了这位东北籍的老太太帮他赚钱外，还有什么人有这个本领。
目前在台北市以东北地名命名的街道一共有三十个，要消灭是相当困难的，我举这个例子是告诉大家，过去有多少东北人在台北市政府卧底。「敦化」这两个字，在中国古典的涵义是天地所给人类的造化，隐含圣人所传达给人民的教化，在这些教化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辨别是非的能力。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就认为：人是能辨别是非的动物，所以我认为辨别是非是重要敦化的目的，而用何种方法辨别是非呢？孙中山说「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不但是革命，很多事情都有赖思想的变化。
就思想的变化应选择新党
现在台湾有选举，我们对选举、对候选人、对政府的态度都有一些看法，这些看法有赖于思想的变化。我举一个例子，新党是怎么出现的呢？尤其创党的七位大老里，他们当年在国民党里都不是默默无闻的，他们如果想在国民党里做事做官，是很有前途的，可是他们为了良知、为了理想，为了看不惯国民党里的黑金及腐败，出走另组新党。今天我们看到新党的缺点是阵亡率很高，七位大老里阵亡了六位，现在只剩下李庆华一人，但是他们的理念没有错，就思想的变化，我们宁愿离开国民党，继续选择新党。
在赵少康竞选台北市长的头一天晚上，我与国民党一位大员夫妻吃饭，他就是国民党驻南非大使杨西昆先生，他的夫人跟我说了一段话让我很感动，她说：我住的整个大楼都把票投给赵少康，虽然我是国民党，可是我也会把票投给新党。我就问：杨大使呢？杨西昆说他的票也投给新党。我对杨大使说：以你的身份、以你的清望、以你的号召力，如果你勇敢站出来公开脱离国民党，这样来帮助新党是不是更好；像许历农一样，一个上将、国民党的中常委，他如果要做官，有的是官好做，可是他为了良知、良能，脱离了国民党加入新党，他多么有勇气、多么有号召力，虽然他是军人，你杨西昆是文人，同样也有号召力。可是杨大使对我笑笑说：我不方便。这就是一个人的选择关口，有的人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有的人就只能到百尺竿头为止。
我的人生观是有为的人生观
所以今天讲「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我的人生观是有为的人生观，何谓有为的人生观？就是我相信做与不做是不一样的。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胡适约我谈话，胡适先生讲了一段动人的话，他说：俗语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把它改写为「无心插柳尚且成荫，有意栽花当然要发」，意思就是，有意要做一件事跟无心做一件事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我们的努力从表面上看是失败的，从长远看，我们的努力会生根、发叶、开花、结果，虽然那一天我们可能看不到，但是一定会有结果的，这就是我写书、到处演讲的原因。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知道人不是一开始就是英雄、就是豪杰，在过程中是经过很多的变化。例如圣女贞德，她原来被抓时有一段时间是投降悔过的，后来知道错误又重新把自己撑起来，最后成为烈士。再例如宋史的文天祥传中说，文天祥原是花花公子，做了丞相后变成一个爱国者，最后被元朝俘掳，把他关在黑牢里逼他投降，并说，只要他投降立刻给他做元朝的丞相，这是多么大的考验，只要一点头，荣华富贵就到手，对文天祥而言，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从他的正气歌「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中可以看出他的挣扎，最后高段的境界压过低段的矛盾而成功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的人经过挣扎而上升、有的人是下坠堕落的。
我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我常拿两个人做比喻，宋楚瑜原来是坏人，做台湾省长后努力挣扎作好人；有的人是一路走来下滑的，就如陈水扁一样；另外一个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活在台湾做我自己，就是我李敖，甚至顽固到今天还没有加入新党。今天我要向各位解释一下，第一、证明我一辈子没有加入任何政党，第二，证明新党有这个肚量，第三、按照新党的党章，凡不便登记为新党党员，但认同并支持新党者，都是精神党员。新党党员现有六万七千人，但是精神党员估计超过一百万人。
当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健全的两岸政策后，用和平谈判的方法，中华民国真的会回到大陆。你们唱「大地一声雷」中「开创新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新的中华民国。换句话说，在历史的定位上我们还有扭转的机会，但是我必须要说，努力的过程是艰苦的。首先从总统大选开始，过去历年反共政策及对中国大陆的看法是错误的，现在要提出新的看法，新的看法就是：只有两岸和平谈判才能解决，可是这个声音现在出不来，没有人敢讲真话；连战讲的是假话，阿扁讲的是假话，宋楚瑜吓得不敢讲真话，只有新党才有机会讲真话。所以结论就是：我们相信新党带给我们的路线，应该是最正确的路线。
今天解释我与新党的关系，我告诉各位，好得不得了！不容一些人的曲解。我举一个例子，中国有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叫王国维，他曾写过一部书「人间词话」，里面写代表人类境界的词有两种，一种是「有我」主观的境界、一种是「无我」客观的境界。我认为人间许多事是在有我与无我之间，看你要如何解读它。所以，今天我解释我李敖与新党的关系，就是当我的出现，不要说新党来了一位最棒的人，而要说新党变成最棒的党了！
所以结论是，只有我们保持清楚的头脑，快乐的头脑、丰富的知识（包括历史的知识），才能把任何使我们困扰的问题很清楚的解开，把两岸困难的问题和平解决。事实上，我认为中华民国可以在中国大陆活起来，如果我们这样解读，我们就会变得很快乐，不必自寻烦恼。最后在总统竞选时，我还是要说：我们不说选什么人，而要劝你不要选连战、不要选阿扁。（新党编辑部整理）(2000/2/23)
20000224
· 世新新不新
苏东坡有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意思是你真正到庐山后，和它没有距离时反倒看不见庐山了，今天你们和我没有距离，看到了我的真面目，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失望，不过在讲演完后保证大家会恢复希望。
就在十五分钟前，我得知我的老朋友魏廷朝在早上（1999年12月28日）跑步时心肌梗塞去世了，他年纪比我小一岁，共坐了三次牢，第一次是和彭明敏、第二次和我、第三次是和美丽岛事件的朋友们一起坐牢。今天大家看到的美丽岛事件，历史都被改写了，在美丽岛事件中，大家已看不见美丽岛的被告，像刚去世的魏廷朝，大家对他的印象很模糊，勉强认识的被告只有因改选桃园县长而出头的吕秀莲，除了她以外，大家看到的都是美丽岛的辩护律师，他们摇身变成今日台面上受益人。
大学生应勇于追求真相
你们所了解的是非、人物很多都是骗局，我拿当年办的一份「为你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杂志向你们证明，那时我是总监、陈水扁是社长，但今天阿扁为自由时报作的广告中说「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不可以错过自由时报」，我实在看不出自由时报在争取什么言论自由，阿扁已扭曲、背叛当年在党外共同打拚的口号和理想，而把美名给了大财阀自由时报老板林荣三，这是很荒谬的诠释，今日我拿出证据向大家证明我是有资格和身份来拆穿真相的，我认为大学生应该学习将事情的真相追求出来。
当诠释真相时，应从侧面来诠释，而非从表面来诠释。有位农夫开出凡是有人可让他的驴笑起来，就给他一千元的条件，结果有个人在驴耳旁讲了一句话，驴就真的笑了起来，农夫就给了他一千元，过了一阵子农夫又开出凡是有人可以使驴哭，就给他一千元的条件，结果又是相同的人使驴泪流满面，农夫只好又给了他一千元，当农夫向此人问答案时，此人把农夫拉到一旁告诉他，我第一次使驴笑，讲的话是「我的比你的大」，因为驴的生殖器在古代代表了雄性的最高境界，所以当驴听到此话时因为不相信就笑了起来，第二次是此人将驴牵到墙角去，把裤子脱下来给驴看，驴看到真的比牠大时，就悲哀的哭了起来。
追求真相是很重要的标准，认定事实时在表面看不出，可是追求下去后，就会有新的真相出来，我认为大学生若没有追求真相的本领，思想就是旧的。今天我以「世新新不新」的题目向各位挑战，就是认为虽然你们年龄小，但是思想却不新。在我大学一年级刚过二十岁生日的第二天，我父亲就过世了，那时我觉得中国的丧礼不人道也不近人情，在赶回台中时就当着二千人的面前改革丧礼，所以我在二十岁时就有改革的勇气，人要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相信自己认定的真理，才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
人情练达的做人境界
做一位大学生的首要标准是追求真相，我认为思想要新的话，首先要辨别什么是真理？其次，就是要洞察人情，中国有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指能了解世事、人情练达的人，会是成功的。一位有名的黑人歌星玛丽安德森，她有次到个小镇唱歌，在演唱完后正好听到小镇中有位歌迷，因工作关系而无法听她唱歌，玛丽安德森就请司机开车到歌迷工作的地方，在门口就唱歌给这位歌迷听，唱完后就坐车回去了。这种人情练达是多么重要的一点，可是台湾今日已完全没有这种人情味了，演变成的尽是粗糙的人际关系；人与人间应有相当的含蓄和保留。
世新大学的叶董事长，是位人情练达的人，记得我写过一本书「你不知道的司法黑暗」，书中就点名骂了五百位法官（近台湾法官人数的一半）。贵校的叶董事长在我的书中，我不但没骂他，还特别赞美他，没想到在赞美他的第二日就送了我很多花和水果，因为一般人都是挨我骂的，所以当他被我捧后反而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就像对共产党的看法一样，只要共产党不做坏事，我们就会觉得共产党变好、变进步了，我李敖不用赞美人，只要不骂人，那人就会觉得很爽。
记得叶董事长曾告诉我个故事，有位萧老先生，在家中请完客后请王姓司机送客人回家，途中司机向客人发脾气表示「你们半夜三更不回家，害我们也不能回家，你们都不考虑我们」，后来再次请客时，客人均表示要自己回家，萧老先生才知道司机骂了客人，当他问司机怎么可以骂客人时，王司机将钥匙放在萧老先生面前转身就走了。若是各位一定认为再换司机就好了，可是萧老先生却连续坐了半个月的出租车，后来他找到当初介绍王姓司机的人，请他去看看王姓司机找到工作没有，若没有工作时可告诉司机，「我并没有找新司机是在等你回来，回来的条件是要写悔过书」。结果王司机一听萧老先生等了他半个月没找人代替，就在感动下写了悔过书，当萧老先生过世时，王司机非常感念这位能包容别人的长者。萧老先生的这种特色也是一种人情练达，所以在他一辈子的纪录中，没有人背叛他，也没有朋友和他不欢而散、反目成仇。你们因为没看过像萧老先生那种练达人的境界，所以眼光变得很狭窄，原因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没受到好的宣传和教育，也没有看到李敖的书。
要学习真正的文学
有的人一路走来在走下坡，就像陈水扁当年和我们一起在党外办杂志，我们有共同的理想，阿扁在当台北市长后就变了，他在当选前说在选上市长后，要将李登辉霸占的巷道收回，不让国民党侵占人民财产的中央党部过关，并表示要收回给人民使用，结果当选后不但没收回巷道，还让其合法化，中央党部不但让其过关，也没收回给人民使用，他是不守信用的政客。
大家应学到追求真相、洞察人情，才能辨别什么是真理。现在四处充满错误的讯息让你们学习，就像常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大家可以查史记看什么时候勾践卧过薪？只是尝胆没卧过薪，因为宋朝苏东坡用孙权口气写一篇开玩笑的文章中，多了卧薪两个字，才变成了后来的「卧薪尝胆」，这种例子一定要读书很细心的人才察觉得到，这种方法是可以学的，首先要从你们的烂中文开始学习。
我在中学写情书一写八十六页，现在我怀疑你们会写很好的情书，恐怕连一页甚至一行都写不好，只能写「我爱你」三个字，有人「爱」字不好意思写，就写「我Ｘ你」，所以各位一定要花时间学好中文，学好中文的要件是要用具体表达抽象，其次再将抽象当动词来用又是好的中文。好的中文是要经过多少千锤百炼的选择，才能看到好的文章，现在你们只有看李敖写的书，才是能写出好中文、好情书的速成方法。(2000/2/24)
20000225
· 大学教育的悲哀
今天在贵校讲的题目，是我多少年前看到一篇文章，叫做「大学教育的悲哀」。过去台湾有一个有名的杂志，你们大都没看过，叫做「自由中国」；这杂志是怎么形成的？当五十年前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有些国民党员开始反省，反省的结果有两类，一类人说，因为我们不够专制，专制得不彻底，所以被共产党打败；另一种人反省说，因为我们不够自由民主，从此国民党要洗心革面，走自由民主的路，这种人办了一个杂志，就是「自由中国」。
有人不敢用真名写文章
这杂志办了十年，没有一期被查禁。国民党为了恨这杂志，曾通过了出版法（八十八年废除），后来对这杂志没有用到，却用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办的杂志、出的书都被查禁，这杂志本身却躲掉了。因为办杂志的是当时国民党要员雷震，他并找到真正会写文章的殷海光，对「自由中国」言论的自由开放有过空前绝后的纪录。当时一般人不敢为这杂志写文章，因为就好象为宋楚瑜连署一样，会有纪录。那时我就写文章，登在第十六卷第五期，叫做「从读胡适文存说起」，署名李敖，文章还是我中学时写的，大学以后才投给「自由中国」。
以上告诉各位两件事情，第一、我的中文多么好，中学就可以写这样深的文章；第二、我的胆子多么大，正式以李敖为名发表文章。我举例，后来有人看了「大学教育的悲哀」文章后，写了一篇「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笔名杨正民，他不敢用真名，真名是施启扬（前司法院长），文章里口号喊得很响「大学教育应从国民党观点解脱出来，以探求知识，追求真理」，讲得非常正确、头头是道，可是他到德国留学回来，就投奔了国民党，做到教育部次长、法务部长、司法院长，一路下来跟着国民党堕落。
党员有当权派和门神党员
同样四十年前的大学生，有的人反国民党，一路反来，始终如一，像我；我最自豪的一点就是没加入任何政党，这是很不容易的，那时没加入国民党，就像没有国民身分证，干什么都不方便，那时的公教人员怕被怀疑，都不得不加入国民党。而国民党员分两类，一类是当权派，一类是门神党员，就是旧式的门有两扇，门外贴着两门神，一关门把他关在外面，一开门他在里面，需要你时你就是党员，不需要门一关，你就在外面，所以国民党大部分党员都是门神党员。
当时有名的一个口号叫「吹台青」，就是影射会吹牛的台湾青年人，国民党专门提拔「吹台青」，所以施启扬就跟着国民党一直到现在，最后被李登辉赶走了。整个过程四十年下来，我们追求我们的理想，施启扬和我是台中一中的同班同学，可是在追求理想的过程里，本来大家方向一致，都是反对国民党的，追求自由民主开明进步，可是碰到厉害的时候，这个人慢慢会堕落变节，四十年以后变得不成人形，做了一辈子官得到什么呢？我认为他真的失落了。
我们那一代的人年轻时意气风发，说大话、写文章，志愿说得头头是道，可是真正进入考验的时候，那就看本领了，我可以说大部分是弱者，都没落了。我明年是退休的年纪六十五岁，我现在怕开同学会，发现他们头发全白了或秃了，或啤酒肚，都变成一群老人了，才觉得我生龙活虎。这秘诀就是要坐牢，坐牢的时间上帝不记，可以重新起算，所以坐牢得越久，发现剩余的青春比别人多。
谈到为什么大学教育构成悲哀，因为我们那一时代的大学教育比你们成功，我们还看过一些人、一些书；和我同届的李远哲，他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人会为了他的兴趣，完全不考虑爸爸妈妈、女朋友的意见，和未来的出路，他变为成功者，当然成功要有很多机缘，他也可能成为失败者（今天还是国中化学老师的李远哲），可是你们有没有这一种气魄？为了理想兴趣不考虑一切，现在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因为不愿意付很多代价。
在我们那代青年的成长过程里，好象比较优良的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如同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第一段所说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我们的成长也是，平凡的学生都是一样的，不平凡的学生各有各的不平凡。可是施启扬当时也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到德国念完博士回来，在台湾却一直追随国民党，做一个失掉自己原则和天良的知识分子，老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对人生有很多选择，我几十年来最重视的标准，就是追求是非真理，在是非真理面前可以把一切撇开，就像亚理士多德表示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在真理面前，我会牺牲朋友、打击敌人，甚至牺牲我的机会、幸福，追求真理是一种很大的快乐，过程要讲究很多的方法，并且会开始了解很多背景。
现在我是台湾最聪明的男人，但是本来并不聪明，完全是硬训练出来的，方法可以告诉你们，就是串联式的。战国策里，秦始皇送给齐皇太后一个玉连环，用一块玉打造的，根本解不开，齐太后拿锤子把它敲碎，告诉秦始皇说她打开了；当亚历山大东征时，在庙里看到有名的戈登结，谁都解不开，他拔剑一劈就把结分为两段，别人都用手去解，可是皇帝会用刀把它劈开。
脑子整天水平思考一路串联
大家想想看，亚历山大没看过战国策，齐皇太后也不知以后的亚历山大，可是这两个故事太类似了，不管古代现代、东方西方，证明人类智能的演进有不谋而合之处，我的思想就是这样串联的，结果两个故事都忘不掉。我脑子整天都在水平思考，看到东西就一路串联串联，脑筋都不得安宁的。这就是训练记忆力的一个方法，念书也是这样。
要怎样表达我们的感情？感觉怎么会出来？就是需要有很宽的知识来了解这个社会，掌握这个知识，但如果没有好的方法，你们根本不会看书的；看对一本书对我们有好的影响，看错一本书有坏的影响，所以看书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我一再推荐你们看我的书，原因就是我这么多年来真是所谓的「困学纪闻」，在很困苦状态下努力才得到今天的结果。
读书要读得活，否则就没有用。我曾写文章挖苦我的恩师姚从吾，他要写一部中国通史，把计划给我看，我说老师你要活到八百岁，才能写完这部书，因为动作太慢了，怎么写得完？原因就是他没有方法。你们读书就是如此，读了一本书不会读或方法不好，读第二本以后，跟第一本渐行渐远，到第七本时，第一本完全印象模糊，花的时间都浪费掉，这是不能念书的。
大学教育是悲哀的，可是如何解决悲哀的方法在你们自己，能冲决这个网罗，像李远哲或者像我，我认为有这个气魄，就解决了使你们悲哀的问题，这也是根本的方法。(2000/2/25)
20000228
· 政治硬梆梆
我和政大其实有一点渊源，我坐牢快出狱的最后一年，我的老师吴俊才（当时也是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到牢中告诉我政府知道我坐牢是冤枉的，既然悲剧已形成了，政府为表示友好，特别送相当于政大副教授的职位给我，可是我不能教书，于是就送我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做副研究员，由于坐牢出狱后还要褫夺公权三年，而褫夺公权时就不能做公务员，为使这项限制无法在我身上实行，所以我接受了这项职务，这也证明了在国民党统治下法律根本是假的。到国关中心后，他们没把我的位子放在研究室，而是放在总务主任的对面，我就不愿意做，后来我将存在邮局中的薪水，捐给了绿岛的政治犯后就不肯来上班，所以我和政大有上过几小时班的记录。
台湾只有政客没有政治家
我在四十五年前学过经济学，当时老师是王作荣，我学的经济学已经太老了，所以和大家谈谈我的感觉，因为当感觉出来时，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判断是正确的。好比说当宋楚瑜、李登辉的问题出现时，我是第一位讲长辈就是李登辉的，后来宋楚瑜在事后的记者会中证实了这件事。我常讲国民党是个黑社会的结构，是无法用现在文明方式来了解的，我曾问老同学刘泰英为何不将党产还给人民？他告诉我若党产一曝光，民进党就会当选了，这就是国民党的黑金结构。宋楚瑜就是看到这点，所以有些内幕不能曝光，而和它的关系像「月朦胧，鸟朦胧」一样，这种朦胧的关系若撕破就很糟糕。
李登辉是位不入流的政客，因为政客间有很多事是不能揭发的，就像在妓院中，妓女们可以骂来骂去，可是不能骂「妳不守贞节」。今天李登辉揭发丑相而不肯隐瞒，一定会造成恶劣的结果，而宋楚瑜的错误就是在做了几年省长后，将自己诉诸高标准，而当人民把你放在高标准时，就会更严格来要求你，到时就容易出事，我的老朋友林清玄就是典型例子，他书中谈的是最高标准，结果因为离婚手续没和太太办好，就让支持者失望而使林清玄声望开始下滑，所以我们要看什么人提出什么样的标准来，大家就会如何来要求你，就像黄任中可以扯女人，神父和和尚就不能扯女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台湾没有政治家只有政客，大家已看不到真正的政治人物表达言论或风采，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要有亲和力、幽默感和民主风度，要看起来很舒服，可是台湾的政治人物都缺乏幽默感和智能，所以和他们处在一起会很不愉快。
运用政治智能解决问题
在二次大战时，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被一位女国会议员骂说「丘吉尔先生，如果我是你太太，我就用一杯毒酒把你毒死」，没想到丘吉尔回答说「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就把这杯毒酒喝下去」，这就是幽默感。在一次英国国宴中，在旁的侍者发现有位大使将一把汤匙藏了起来，想带回家做纪念品，由于这些餐具都是传承下来成套的，一定要追查出来不能遗失，于是此事就立刻报告了丘吉尔，丘吉尔当时也拿了一把汤匙放进口袋，然后慢慢走到大使身旁聊天，并告诉大使他刚刚偷了一把汤匙，好象你（大使）也偷了一把，是否可拿出来看看，这位大使只好拿了出来，丘吉尔说现在有二把汤匙掉了，餐具就不能完整，我们现在一起把汤匙还给他们好不好？大使于是答应了。从这件小事情和小动作，可看出他的政治智能多么高。
英国撒切尔夫人有次请客，一位端盘子的女侍者在分热汤时，不小心把汤洒在内政部长的晚礼服上，撒切尔夫人首先做的是安慰这位闯祸的女孩，她搂着女孩说「这种错误，每个人都会发生，妳不要过分难过」，这是种体贴入微，因为她知道当时最难过、最无地自容的是这位女孩，所以她会先安慰她，再安慰被烫伤的内政部长，从此事可看出政治人物的灵活度，而台湾政治人物就没有这种灵活度，若算有的话就是宋楚瑜了。当时黄义交和周玉蔻事件发生时，宋楚瑜将黄停职后，当晚就去拜访、慰问黄的妻子，因为他知道真正受伤害的是黄的妻子，这是多细腻的小动作，所以政治决不可以硬梆梆的来处理，很不幸台湾目前的政治，是用李登辉这种硬梆梆的方法来处理，结果就会变得粗糙和没有风度。
中国有句「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老话，意思是我们对事能很细腻、通情了解的人，就是有学问、会作文章的人。宋朝儒者讲了一句话「我虽然一个字也不认识，可是我还能堂堂正正的做人」，原因是他们能洞澈人世间复杂的现象，来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思路要清楚，若不清楚时你就会以随波逐流的方式处理事情，无法进步。
政治毫无弹性的悲剧
孙中山说过「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换句话说思想不改变，革命就不会成功。国民党当年被共产党赶到台湾来，原因是国民党革命的头脑赶不上共产党，原因是共产党于一九一二年成立，当时是第一代的革命者在主导，第一代的革命者比较厉害，今天国民党已老化且第一代的人也完全凋零，现在是由第二代或第三代来建构国民党王朝，共产党虽然也有下一代的串连，但串连较国民党慢，还有第一代的人存在，如蒋经国时代属国民党的第二代，但同时期的邓小平还是共产党的第一代革命人物。
你们常会被问题的第一命题所骗（如是否赞成台湾独立），从不深入考虑第二命题（如赞成独立时是否愿意让你的家人、爱人去打仗），「政治硬梆梆，毫无弹性」就是今天台湾政治的悲剧，任何人提出主张时，立刻就会被戴上帽子（如中共的代言人、你不爱台湾等），使得大家不敢讲真话。今天对外（被第一命题所骗）和对内（用粗糙的方式掀对手的底牌，而不考虑互相斗臭的结果）的政治都是硬梆梆的，成为政治上坏的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