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骗子，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知，却大大有名的；
似乎要死了，却还活着的；
似乎在受刑，却不至送命的；
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的；
似乎很穷，却叫别人阔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不少的。 as deceivers， and yet true；
as unknown， and yet well known；
as dying and behold， we live；
as chastenedand not killed；
as sorrowful， yet always rqolcing；
as poor， yet making many rich；
as having nothing， and yet possessing all things．可惜你不在身边，你在身边，一定会给我更好的意见，真的，你真有很好的意见。
哥林多是希腊的一个大城。哥林多后书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发生“谁是真使徒”的争执时写的。保罗真是一个怪人，他早年受犹太教影响，信上帝却反基督，他不相信基督教，他以犹太公会会员的身分，去抓基督徒，走到半路，据说有一道强光照上了他，同时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问：“你是谁啊？’那声音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这下子保罗转变了，他把扫罗的名字改为保罗，加入基督教的阵营。由于他的努力，基督教开始有了世界性，在基督教里，他成了继往开来的大宗师。 保罗同耶稣的关系很微妙，他比耶稣大两岁，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耶稣，这种师徒关系，比函授的还离奇。他主要是受了彼得的影响，才变成这样一个人。
他的改信基督教，对犹太教说来，是一种叛变行为。所以，他一回耶路撒冷，就给抓起来，押解到罗马。由于没有犹太教的人跟过来控告，罗马当局准他自己租一间房，作为监狱，只派一名卫兵看住他，同时允许他在监狱中招揽教徒，前后达两年之久。 你别以为这种宽大的监狱制度只在两千年前才有，只在罗马才有，在七十年前的中国，在“腐败的”清朝政府统治下，其实就有。特大号革命党胡瑛，给关在牢里，他却能在牢里近乎公然的指挥革命！可见时代越“进步”，统治力量就越强，人民的自由就越少。九月十三号中秋节那天，“法务部长”李元簇到土城看守所“巡视”，给人一种关怀受刑人的仁慈印象，自然以为他是来协助“欢度中秋佳节”的，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他跑到看守所来，是来“巡视”新装的两台闭路电视接见机！所谓接见，有特别接见和普通接见的两种，普通接见有二十个窗口，每次讲话，只有三分钟，（虽然“监狱行刑法”第六十三条明定“接见时间以三十分钟为限”“有必要时得增加或延长之”；“羁押法”第二十五条也明定“接见被告每次不得逾三十分钟，但有不得已事由……得延长之。”虽忘了明定下限，但立法原意，大概总不是三分钟吧？）普通接见窗口有一至二十号，用“电话三明治法”（这是我描写的，因接见人与被接见人之间，有塑料板隔音，只有电话相通），这已经是很不入道的科学方法了，因为没有电话的发明，双方见面要讲话就非得给面对面没有塑料的优待不可，这种电话的发明，你说多可恶啊！（当然它的可恶，可以被法院候保室的那种电话抵销掉，候保室的电话，能给人在牢笼中走私出爱的呼声，多可爱啊！）不料台湾的大官人，认为这种“电话传真”（这又是我描写的）还不够安全不够过瘾，居然在整天高喊经费不足之时，制造了两台闭路接见机，就是连隔塑料铁栏的人道都不准了，要接见人和被接见人都从闭路电视中出现！双方各对电视机讲话，而不再对塑料、铁栏外的“真人”讲话了！这两台闭路电视接见机，编为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号，于中秋佳节启用。李元簇部长特地跑来“巡视”，就是“巡视”这种剥夺人权凌虐人犯的科学道具的！你说可叹不可叹！（所中囚犯恨此机器入骨，奔走相告，千万排队时，别排到这两号！） 汉朝的人说：“刀笔吏不可做公卿”；宋朝的人说：“本来无事只畏扰，扰者才吏非庸人。”“刀笔吏”和“才吏”都以能干著称，但这种人不识大体，他们做了“公卿”，扰起人来，比庸人自扰祸害多得多，李元簇的“德政”例子，正说明了这一现象和道理。在历史中，这种人，正该进入“酷吏列传”--如果他进得了历史的话。
司马迁写（史记），特别为酷吏写了一篇传。他提到的赵禹，赵禹为人清廉，可是周亚夫不肯重用他，人家问周亚夫为什么？周亚夫说：“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我知道禹是清廉的，能干的，但是他办事用法太深太刻，这种人，不可以在大衙门掌权的。）这就是说，有刀笔吏习性的公务员，他们老是不识大体的找人麻烦，这种人得志，别人就活得太吃力了。 赵禹的酷兄酷弟是张场，张汤小时候，他爸爸出门，叫他看家，家里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爸爸回来，摸他一顿。他吓得要死，把老鼠捉来，先审问，后处决。而他审问老鼠的判决书，“文辞如老狱吏”，非常内行！他后来当权，当然整天搞“捕鼠专案”，杀鼠无算。后来他被整肃，终于自杀而死。死后家产只有“五百金”，穷得草草掩埋了事，证明了他绝非贪官，他的毛病，只是喜欢把人当老鼠而已。 中国人以为清廉的官都是好人，大错特错，清廉的官可能是个不爱钱的坏蛋，他们酷爱权力，捕鼠机式的权力，不但不识大体，并且鼠目寸光，整天以残忍为事，还美其名曰仁政、曰法治、曰大有为，这不太好玩了吗？（其实这种人，是值得精神分析的残忍变态人。）
有一种双子叶植物离瓣类的一科，叫“鼠李科”，在他们仁政、法治、大有为之下，我想这一植物学名词自然要发生词变而成动物学或法学名词了，“鼠李科”，“鼠李科”，老鼠李敖入笼，岂不是典型的“鼠李科”吗？ 三个月来，这边枪毙了两只老鼠，凌晨五点多动手，都是两枪毙命，枪声凄厉可闻。本月四号枪毙的是林辉煌，林辉煌的故居，改分吕韬去住，吕韬忌讳，不肯住，被视为犯规，加钉脚镣，放在犯规房中，真是无妄之灾。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九日，明天开始，就是下山火车了
三
汝清女秘书：
这边虽然有三千多囚犯，但是正牌医生只有课长一个人是，课是卫生课，课长叫金亚平，他不给囚犯看病，逍遥得很。他手下有一个王护土，是男的，冒充王医生，专治外科、内科，所有的疑难杂症，但病有千般，药却只是几种。他看病，使我想起一个笑话：
军医：你头痛吗？耳鸣吗？我给你试听一下，你听听看，这声音是叮叮呢还是当当？
病人：是叮叮。
军医：拿阿司匹灵去！
病人：不是呀，说错了，是当当。
军医：也一样，拿阿司匹灵去！
病人：那么怎样才不要老是阿司匹灵？
军医：要听起来叮当才对！
王医生以外，另外两个穿便服的“警察”，一个叫尤大时。一个叫阙壮士。尤主管负责接洽外医工作（即接洽技术员来所照X光、做心电囹、验血、验尿、以及送重病犯人去中兴医院求诊）；闭主管负责新收犯人的体检工作（只量身高体重、检查有无tattoo，其他病情，均由犯人自报，由他填入表格，便算他检查过了。我在军监时，军医也一样，不过比较老实，在表格上写：“该李犯自称有胃病”云云。）
事实上，以上职务也是形式上的，因为实际作业的，还是犯人--犯人中的医生。去年他们逮到一个妇产科医生黄仁温，以堕胎罪判一年。于是一年的外科、内科、所有疑难杂症，便都有替身代诊了。（我在军监时，逮到台独要犯陈中统，是兽医求他看病，军医整天坐在那里，不看病人看武侠。）由于所方一再上报说人手不足，大有为当局同意每月支付一万二千元，聘雇外面的蒙古大夫来兼差。所以这边也可看到医生做外会。不过近朱者赤，外面的一来，看病的方式便是草营人命式，“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式（西医用中医望、闻、问、切的方法看病，从来不用温度计或听筒之类）。这里面也有所谓的病房，叫“病舍”，内分单人房和多人房，类似医院中的头等二等之分。但病舍住的，却非病人而是有来头的或有钱的人，如林浩兴案财务经理张国霖，如法官贪污案高院庭长董国挂、地院推事宗成销，如启达案徐启学等等等等。真正有病的犯人如景美翁媳命案张国杰（年逾古稀，已押八年，发回更审十余次之多），只在病舍住三天多就给赶回押房。按说李敖是有住病舍的条件的，但病舍为外宾参观必经之地，李敖若在那里，是非必多，所以仍以住押房为宜。
这里的药，当然全是最蹩脚的，偶尔有～点高级的，如“克风”，如“特勒麦辛”，却都锁在金课长的柜里，若无门路，休想吃到。所方有一大苛政，就是不准外面送药进来。但依“羁押法施行细则”第六十九条规定：“被告声清自行购买或由亲友送入药物，经看守所医师检查合格后得许可之。’可见不准送药是于法不合的。此一苛政，起源在去年所务会议上，卫生课提议以无检查设备为由，拒收亲友送入药物，规定一律由卫生课代购。不料代购之下，药物比外面贵得多，“康得六00”市面上定价五十，四十可买到，但所方代购却要六十，经犯人｛I］抗议，所方的理由是，请药商代送，当然要加车马费！但三千多人的经常购药量，平均每日或每周已是大生意，药商竞送还来不及，何能反加车马费？最后无以自明，索性悍然一律拒绝代购！于是犯人生病，全靠神仙保佑了。（其他的看守所，规模不如敝所大，却可以送入药物，可见无检查设备之传说，全属透词！）
犯人看病的时候，这里也给打针，不过那种场面象是领配济米，（写到这里，我必须声明一下，你看我的字写得多难看，因为笔不好用的缘故，这边买的笔，良莠不齐。纸上又有蜡质，不好着墨。）大家排好队，露出屁股，然后依次向前挪动，打针师是个兽医（又是兽医，天下兽医何其多！），用一根针管和 一根针，插入药瓶吸药、注射，……再吸药，再注射，……三吸 药，三注射。……全部过程，我有诗咏之如下：
大罕阴气阴森森，
排队看病如狼奔，
兽医下令齐脱裤，
只换屁股不换针！理论上这根万用针头，不知可传染到多少新病出来，但是谁他妈的管呢？
只换屁股不换针，
兽医妙手要回春，
回春不成不要紧，
不愁病人不问津。记得西门叮有一家蛇肉店，店里挂了好多匾，有一块匾最不俗套，上面只有四个字--“胜过打针”，我想，在这样的牢里生病，干万针是打不得的，任何的治病方法，大概都“胜过打针”！
昨天开出票来，黄石城当选彰化县长。前一阵子他办（深耕）杂志，创刊设“李敖评论”专栏，由林正杰等小朋友出面，得我同意，登出我的一篇旧稿--（蝙蝠与清流），每字送来一元，共四千元，被我骂回，我说至少三万，黄石城遂送了三万，形式上我收了，骨子里都给了小朋友用了，我一块钱都没拿。这就是李敖作风的一例，特别写给女秘书看。
吕德又来信，提到“古永城要我向您问好”。吕德说：“出生在此，人权如狗命，只有忍耐，等将来老天有眼，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应吧。”吕德在外面是卡车司机，这次被警察屈打成抢劫犯，并且是三十多次的抢劫犯--把过去所有破不了的悬案，都记在他头上，他气死了。他说他如果能活着出去，一定要开着卡车，见警察就撞，“把那些王八蛋一个个撞死”！这就是他的报应论要旨。所以以后你我走在路上，千万要与任何警察保持二十米距离，以免遭到吕德式车祸。
写到这里，温锦丰送来他的“公设辩护人辩护书”。温锦丰二十六岁，苗栗县人，本来没有职业，看到这边招考监狱管理员，就来应征了。所以他等于是“警察”。今年二月十四日晚上八点十分，他担任第一岗哨值勤，他的同事张树忠，在看守所外包好长寿二百五十包，请他自上吊进，张树忠再空手进来，取走香烟，带至收容中心，以每包一百元卖给犯人熊任挣（熊红锋编号正好在我面前，是五00一，我是五00二）熊任挣给他二万五千元，被查到，以贪污罪起诉，温锦丰被判五年半。“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板桥分院公设辩护人辩护书”（一九八一年度辩字第四十号）说：
“公诉人以被告涉有罪嫌，无非以主任管理员王文发
之供述为佐证，但王文发并非亲见被告吊入香烟，仅以被
告曾向其承认该晚（十四）曾吊入生力面三箱，王并供证：
‘温（指被告）不知是香烟’……”但是身为监狱管理员，为何要用绳子吊生力面，实在也是一个值得“精神分析”的事。这个人因为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找到 我，我说唯一办法就是你说你饭量奇大，像我的可爱的女秘书 一样，你当庭表演吃面，连吃数十包，则法官自然相信你所吊 是面，并且纯粹自用属实了。（你猜我有没有这样跟他说过？ 你猜猜看呀！）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四
汝清--本来以为今天会见到你的：
五分钟前得秉速件，要改第四册的书名，你如觉得好，就可由他全权做主。他要我速复，所以赶写此信。
《八十年代》本月号有一段讲千秋评论丛书的事，你看到了吗？康宁祥他们说：“这些书预料将很赚钱，但是否被禁，令人担心，但也许愈禁愈畅销。”我前后写的书，被禁近二十册，我才不怕呢！ 因选举被判三年半的刘峰松（他太大再接再厉今年竞选省议员落选）将移龟山执行，今日他向所方请求与我借别聚餐，中午与我席地吃饭大聊四小时。
我的艺术家，最近你做陶艺吗？我想起老子的一段话：“挺植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蜒”是以水和土，植是黏土。这话就是说，做陶艺成了艺术品，用它空无地方装东西，才能发挥它的意义。可见人生的许多真理与愉悦，由陶瓷可象征得之。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 五
汝清--十一月十九号给我看到的：
我真不明白，她怎么可以守中立？中立是一种道德上软弱的表征，你应该只给她一000元，作为守中立的惩罚，并且这一000元，应由中立者的左右方各出一半，这样她拿了才更有均衡感。当然，以上说的是玩笑，我赞成你还是每月付五000，这样你就过得更好一点，如果多付了不会更好一点，那么还是付四000或三OOO或二000或一000或五00或0，总之，要付到恰到好处为最聪明，也许，付二000就是恰到好处，那么结论是：好吧！就付二000到五000吧！
湖南有句谚语是：“一碗饭，养恩人；一斗米，养仇人。”意思是说：一个人在穷困时或危难时，你给他一碗饭，他会终身感激你是他的恩人；但你若处理得不好，使他对你多寄希望，或养成他依赖你的坏习惯，那你给他一斗米（n碗饭），他仍然意犹未足，仍然说你对不起他。这是人性问题。我母亲有八个儿女，我一个人出的钱，每月都比其他七位加在一起还多得多，可是她却有离奇的公平标准，结果呢，既不穷又出得最少的反倒最得她的欢心。（以后我会详细证明给你看，那时候，你一定会气得宁为孤儿！）
前一阵子胡适的儿子胡祖望回来，把他母亲留下的许多日记文稿通通烧掉。这位胡老太就是离奇的，胡适一辈子对她那么好，她却不断的乱说乱写乱骂。胡适死的那天，她甚至 表演捶尸，大哭“死鬼胡适之呀”！有些老太婆有严重的偏执狂，认为全世界都对不起她。某星妈有一天对我哭诉说：“李敖你看我多可怜啊！我自从肚子里怀了她（某明星）以后，她爸爸就永远不与我同房了，我就一直守活寡了！你看我有多可怜啊！”我说：“你有没有想想你有没有错呢？你买来硝镪水要毁你丈夫的容，你丈夫离家出走，你的可怜，又怪谁呢？”
我最厌恶的人，就是有偏执狂的老太婆。对这种偏执狂的老太婆，我有一个比喻来描写你的哭笑不得，跟这种人有干系，就好像你在公车上，不小心碰到一个老太婆，老太婆立刻大哭大闹，要抓你去警察局，理由竟是--你要调戏她！
这么多年来，我被国民党的许多老混蛋纠缠住，我都有种被扭送警察局之感。
在以你为M的小说中，我把你那位守中立的写得很动人，你看了以后，你一定会付五OOO。她会拿出五OOO中的一半，去修她汽车门上那块老是掉下来的玻璃。
寄一块十八岁的世界小姐和她五十二岁的男人的剪贴给你。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夜
寄会云
会云：
二十日机场见你含泪而去，在归途上，我想的却是《北非谍影》（Casablanca）。《北非谍影》中三个人对话说：
Laszlo：Er,Signor Ferrari thinks It might just be possible to get an exit visa for You．
Ilsa：You mean for me to go on alone？
Ferrari： And only alone．
Laszlo：I will stay here and keep on trying．
Laszlo：I’m sure that in a little while……
Ferrari：We might as well be frank， monsieur． It’ll take a miracle to get you out of Casablanca.
Ferrari：And the Germans have outlawed miracles．
《北非谋影》毕竟是电影，所以最后出现了奇迹。至于台北，是一个没有奇迹的地方，所以 so far so‘bad’--我仍跟“德国人”在一起。“德国人”当天下午就到市面查扣“千秋”三十八，这期显然拆穿了“德国人”建党九十年的谎话，而被他们痛恨。这几天他们整天庆祝建党九十年，报纸、电视上一片马屁，我真觉得我是这一片马屁中唯-一个真人，我敢于并能够独立苍茫独立一人挺身与“德国人”斗，我在这里，也准备凶多吉少，死在这里。宋朝梅尧臣写《东溪》诗，说“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我在这里，却“情虽已厌住下去，薄暮下笔不知疲”。我在这里，至少表示了三点意义：
第一、我树立了一个大丈夫、男子汉的伟大榜样。
第二、我拆穿了国民党，并使国民党在言论上对我全无还手之力。
第三、我为人类与中国前途，提供睿智的导向。
我完全不知道我能这样做多少、做多久，但我随时准备被暗杀、被下狱，丝毫不以为异，“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虽然凶多吉少，但是临凶若吉，吉也不少），此心之光明、达观、从容，可谓“汉唐以来所未有”。唯一“若有憾焉”的倒是自己的努力，最后“没世而名不称焉”，我九月六日对罗小如说：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因国民党在世界上无立足之地而连累得也无立足之地，台湾变小了，你也跟着变小了。我们牢也没少坐、刑也没少受、罪也没少遭，可是声名成绩却不如苏联的人权斗士，也不如韩国的，也不如菲律宾的，这都是因为同国民党“与子偕小”的缘故。但是，“与子偕小”还是走运的呢，搞不好还要“与子偕亡”呢！古代的受难者，他们虽然“流泪撒种”，但是可以“欢呼收割”；现代的受难者，最大的痛苦是撒种固须流泪，收割也须流泪，因为你所得的往往是镜花水月。虽然如此，志士仁人却绝不怀忧丧志，仍旧以朝行道夕可死的精神，走一步算一步、打一局算一局。十七年前，我翻译劳伦斯（D．H．Lawrence）的文字，我真的喜欢这一段：
苦难当前，我们正置身废墟之中。在废墟中，我们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但已没有更好的路通向未来了。我们要迂回前进，要爬过层层障碍，不管天翻也好地覆也罢，我们还是要活。（ The cataclysm has happend，we are among the ruins， we start to build up new little habitats， to have new little hopes． It is rather hard work：there is no smooth road into the future：but we go round，or scramble over the obstacles． We’ve got to live， no matter how many skies have fallen）
在国民党的“废墟”中，我年复一年，不断的要盖“小建筑”、寄“小希望”，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坐牢必于是、出狱必于是，我已学会收割时决不流泪，因为我未尝不知道镜花水月总成空，但空又何妨，我们是男子汉啊！
虽然这里与我的关系，到头来不过如此，但我在万里长空、且做“希腊”左巴舞的时候，总也想到人间毕竟该有“行者”与“死者”的布局，羊角哀与左伯桃、公孙杵臼与程婴……以至《北非谍影》中的乱世男女，无一不是“古仁人之心”所该留意的。“古仁人之心’的特色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并不忘了带给别人“物喜”、成全别人的安全和快乐。我小时候看隋唐故事，看到隋唐好汉一身力托城门门洞的千斤闸，让人逃出，自己却被压死，我至今难忘。人间毕竟该有它的“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复杂意义，不但有这种复杂意义，并且在表达这种意义时，所用方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式的，是一种既勇者又达者的从容（甚至不妨伴同一点喜剧性的玩笑）。到了这一段数，才是人生的“极高明”的境界。 写到这里，回顾一看，发现全信都太大道理了，你读来一定不够轻松，决定再写一点轻松的。 你走后第二天，贵本家刘永偷渡到了香港，“乾隆爷”毕竟有办法，他可以“如‘出’无人之境”，使国民党颜面丢光。他到香港后，招待记者，发表三段名言如下：
一、“留在台湾，我已经没有前途，要是进了监狱的话，更是死定了。”
二、（在被问“你在台湾承受很大的压力吗？”之后）
“不止是我，其实每个有关的人都受到压力，就是法院也有他们的压力。”
三、“除非这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容身之地，我或许会考虑去台湾的。
刘永在香港招待记者是二十三日，同一天在台北，贵本家刘家昌也招待记者，报上说他： 在台北市福华饭店四楼举行记者会，郑重说明他最近赴港，确实与治安单位实施的扫黑行动无关，他强调自己与不良帮派分子毫无关系，成立欧帝威公司的目的，是为了灌制歌曲“大中华”唱片，至于公司其他成员过去的素行，他并不清楚。
刘家昌同时指出：二十多年来，他先后写了二十多首歌曲，教过一千多学生，作为一个艺人、作曲家、导演的他，却一再因为舆论界不实的报道，受到社会大众及亲朋好友的误解，使他由伤心、痛心、而转为恶心，因此，他已决定不再留在台湾从事艺人生涯，准备结束在台湾的演艺事业，“心碎地走了”！其实，刘家昌既未“心碎”也没“走了”，不但没这样，反倒为国民党党营机构中影公司立刻拍起“洪队长”（这次因扫黑而被黑道打死的警察）来，以致群情愤激，纷纷打电话到中影去骂。可见国民党借扫黑以欺天下属实，事实上，扫黑只是“治安秀”而已。我在前天（三日）的《发扬周刊）上发表“从杀人灭口到抓人脱罪”，就指出国民党指使黑社会去干掉江南，本来以为做得干净利落的，但是想不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局并非饭桶。他们居然能够得到旧金山地区华人社区的协助与合作，抽丝剥筋，使凶手呼之欲出。这时国民党慌了，唯恐在美方宣布凶手姓名时候，这些凶手还在台湾纳福、还在台湾逍遥，那时必将无以自解于天下，于是突然发动“一清专案”，借扫黑为烟幕，先使陈启礼他们落网。（这也就是抓来抓去，所抓的对象都以竹联帮为主的缘故；也就是陈启礼被抓第二天即移送调查局秘密侦办的缘故。）这样先把人抓起来，有许多好处：第一、不会在美方宣布时过窘（上帝作证，我老K并非无能之辈，我们也能抓到坏人，也不掩护坏W）；第二、人扣在手里，可防泄密、可防凶手在心有未甘时掀出真相；第三、对凶手、对美方，都有讨价和谈判余地……正因为真正原因在此，所以，扫黑行动在一夜之间脱黑而出。我并非说国民党绝无扫黑的其他理由，我是说在许多方面，黑道其实是国民党的同路人和猫脚爪，对国民党来说，并非大害，国民党并无雷厉扫之的必要。如今一反常态而扫之，除了在为自己脱罪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其他意义。黑道被国民党纵容了几十年了，这样的扫法，只是促成黑道的新陈代谢而已，绝无斩革除根的可能，国民党当然深知这一点，所以，扫黑扫黑，一言以蔽之，“治安秀”而已。历来黑暗的统治者都会“杀人灭口”；如今国民党杀人无名，只好“抓人脱罪”以欺天下。今天（五日）报上有竹联帮新任堂主出现，这就是我所说的只是促成黑道的新陈代谢而已，扫黑云乎哉？（到今天为止，竹联帮查获到案的手枪，只有四把，主力军火，全没破获，破案云乎哉？） 这些消息以外，昨天（四日）（中央日报｝有消息如下：
萧孟能王剑芬
涉嫌违反总动员法起诉
（本报讯）近年官司缠身的萧孟能，因在处理债权时，曾收受王剑芬给他的美金支票，两人昨天被台北地检处依违反总动员法提起公诉。
萧孟能六十四岁、王剑芬四十六岁，七十二年间王剑芬为清偿与萧孟能间的一笔债务，签发美金一万元（纽约林肯银行）支票共两张，交萧孟能收下，有违反总动员法禁止美金买卖的规定，案经刘会云提出告诉。
下午《大华晚报》、《民族晚报》也有同样的新闻，屠申虹口中（台北市民刘会云），毕竟神通广大，我决定把你的告发状，给发表出来，看看萧孟能、王剑芬他们在干些什么也！（写了半天，原来这才是最轻松的！） 敖之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午
谁来激烈？
崇五老伯
岫容伯母：
真是好久不见了！没想到阔别这么久，也没想到府上已迁到中和乡！
谢谢你们的贺年片，谢谢“全家问您好”。我今年忙得竟一张贺年片也没寄，失礼透顶，千万请原谅，请原谅！
孙智囗已于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美国结婚，新娘子是裕珩兄同班同学温撷云，他们真可说是“有缘千里‘去’相会”！今年一月三十一号，我收到囗寄来的一封信，里头附寄了一份美国《侨报》的巨幅社论，是替《文星》被查禁“呼冤”的，可见此次“文星事件”影响之大。
我已于本月一号正式离开文星书店，其中原因，不说自明。我现在也无路可走，只打算印点自己的书--不惹麻烦或少惹麻烦的书，混混饭吃而已。
今晚读崇五老伯十二年前写的那篇《丁先生言行侧记》，读到：
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建立，先生应选为国会议员。民国二年，宋案发生，袁世凯将不利于民党，对国会议员中之民党分子，尤视为眼中钉，时先生族人某游宦京师，日哓哓于先生之侧，力劝先生委曲以缓祸，先生愤然曰：“让老袁把我的头拿了去吧！”
这段故事，使我感触老半天！丁惟汾先生在这件事情上，真是英雄好汉。当然鼎丞（即下惟汾--编者注）先生活到今天，不必再“委曲以缓祸”了。因为在 “民党”当政的今日台湾，“委曲以缓祸”的，当然不会是“民党”啦！
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中华民国大学志》，上有鼎丞先生亲题送人的字，颇为难得。
我建议岫容伯母不妨以“坐牢资历赛过王崇五”的经验，写一点狱中的回忆，我深信那将是中国人权史、狱政史的好材料，对将来社会的改革，必将大有裨益。
崇五老伯也应尽快把中共早期党史的“独得之秘”（如吴廷康、杨明斋等人的媒介作用等等），整理出来，对“知己知彼”的工作上，当大有帮助。目前，“知己知彼”的工夫，做得实在不够。政大教授王健民写了《中国共产党史》三巨册，拿到中正书局卖了一天，就不准再公开卖了！此事王健民现在还在力争中。准此以观，在“知彼”的“标准”和“公开度”还没明确以前，崇五老伯欲把“独得之秘” 印行问世，似亦非得先取得“特准”不可也！
草草奉上几句，聊表感怀之意。改日当亲去府上。面候起居。敬请
双安 并祝
裕珩兄嫂及阖府青少年男女士大好！
李敖 敬请
一丸六六年四月二十日夜四时三刻
二、再寄王崇五夫妇
崇五老伯：
七号（周末晚上）承赏饭，自当如约前往，先致谢。并请转告伯母，千万要吃 “家常便饭”，一如往例最好。过去我在府上吃饭，每次都吃得最饱，这还是因为 “祖籍山东潍县的关系”--人家是“乡音未改”，我则是“乡味未改”也。
只有伯母做的饭，最能有“乡味”，我这个结论，您该是最好的证人。
最近我又被在朝的和在野的“思想警察’们大围剿，至有以“卖国”相诬者，真是千古笑谈！“国”岂易“卖”也哉？尚有“国”可“卖”也哉？
久不读旧诗，今晚心血来潮，特抄陆放翁《过广安吊张才叔谏议》，聊寄今古相知之意也！
春风匹马遇孤城，
欲吊先贤涕已倾。
许国肺肝知激烈，
照人眉宇尚峥嵘。
中原成败宁非数？
后世忠邪自有评。
叹息如人真未易：
流芳遗臭尽书生！
此请
双安并颂
阖府大吉
李敖 敬上
一九六六年，又是五四了！
我怎样给王尚义擦屁股
亲爱的小姨：
二十一号晚上你和康日来看我，正巧一位民意代表请我吃饭。第二天我就打电话跟康向联络，正巧他又不在。昨天和康白通电话后，我才知道我在十三号十六号两天跟他长谈（关于尚义的遗著事，托他转话给你们）的“效果”并不大--因为你们似乎仍未“放弃”一个与情理法都不合的‘自扰”念头，仍要找我“谈”，完完全全浪费时间的“谈”！
因此我不得不很客气很不保留地写这封信，坦白向你们说几句，我不得不浪费一次时间。我痛苦地觉得，这次时间的浪费，完完全全是“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促成的。因此，我告诉你，我实在厌恶他们已极！ 首先，我想你一定知道，我李敖是尚义生前的一位跟他并不“投机”的朋友，坦白说，我并不喜欢他。我觉得他不成熟，多其不应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他没有定见和深度，今天信耶稣，明天拜居士，后天又躺在床上，为失落的自我而哀鸣。我对他的总括印象是他太浮动，甚至太好虚荣。当然他的兴趣很广，人又聪明，多才多艺，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气质但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做朋友，自然也可投合一般跟他同一气质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使他们成为他的“忠实读者”。这种“忠实读者”，在尚义早夭以后，更对他油然而起了一种悲剧意味，这也是他的“遗著”比他的“生前作品”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正由于尚义的才艺远超出包围他的人之上（包括他的家人），所以他慢慢在包围他的人的赞赏之下，更宫之又玄起来，直玄到身罹肝癌而死，才暂时使包围他的人明白：原来尚义之死，跟他们的赞赏也不无关系--尚义如果“不走这条路”，也许根本不会得这个鬼肝癌！
这也就是我始终认为：尚义之死，跟“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不无关系，也跟尚义的家人不无关系。我这种认为，一定得罪许多人，可是我绝不在乎，随别人怎样说我，反正我要说我要说的真相。 这也就是我在尚义死后，发现尚义的弟弟也“走这条路”的时候，我立刻表示“冷淡”的原因。我对尚义的弟弟的缺少“鼓励”，乃至不发表他纪念尚义的文章，不欢迎他来看尚义的遗物……等等，都是我最“无情”的一面，我觉得我的不婆婆妈妈，虽然明显地使人不快，但是至少也明显地表示出我的基本态度，我大可不必假惺惺！
尚义在死前不久，经济上，由于他的花费稍大，已经很不景气。他跑来找我帮忙，我借了一些钱给他，并且由我经手，还向萧孟能借了两千元，当然这些都是倒账。他要卖一部分书给我，我也收购了。此外，《文星》发表了一些他的稿子，也对他不无小补。他又托我找文星替他印（狂流），可惜我未能帮成功。他又提议朋友捐款“赞助”他毕业，我很不以为然，我当面告诉他：“这叫什么作风！”我并且拒绝了这种我不赞成的举动。 在另一方面，尚义对我的作风是：①反对我跟他妹妹尚勤来往；（幸亏我直接认识尚勤，直接认识你，不靠他“帮忙”！）②联合出卖李敖的朋友，倒向“徐复观之流”！
亲爱的小姨呀！我李敖这点雅量还有，我对尚义，始终不因他对我的“作风”而说什么，我只是装糊涂，直到他在我眼前死去，我从来没就上述两件事，说过一句话。 我自信我比尚义的思想广阔得多，成熟得多，我不会怪他所做的，可是我的坦白性格，也使我不论在他生前死后，从不掩饰我对他的“批评”--我绝不“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而去歌颂他、赞赏他，我仍旧坚持我对他生前死后的一贯认定。
你知道我在尚义去世后，曾多少帮了一点忙。那次帮了一点忙的经验，也多少使我恍然大悟“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到底是一副什么样子？据我所知：答应捐巨款后来却黄牛者有之；答应保管遗物后来却怕“闹鬼”而推到我来代管者有之；答应整理什物后来却叫我代劳者有之；答应整理遗稿后来却叫我熬夜代编者有之；答应接洽出版而黄牛者有之；答应照顾尚义女朋友而竟意图“接收”者亦有之……凡此种种，明眼人如我李敖者，无一不看在眼里，笑在心里。我甚至忍不住朝自己说：“这些事呀！按说该是我李敖做的，怎样会是‘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做的呢？怎么会是那些‘为人师表’式的‘正人君子’干的呢？” 亲爱的小姨呀！我是一头老狐狸，对人间冷暖，看得本来已多。可是尚义之死，竟又使我多看了一些人；司怪现状。我真忍不住要叹他几口气！
这也许是“缘分’叩巴！我压根儿没想到，尚义死后，关于他遗著的印行，竟落到绝不该落到的我的头上！其中详细经过，以尚勤最清楚，也是最好的人证。总之，在“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说话不算话以后，在他们诸君子把双手一摊表示没办法以后，尚勤不管我高不高兴，哭哭啼啼，硬要我编、印、校、出版！我也一直勉为其难。（我根本认为尚义的书对青年们有坏影响！并且写得很不成熟！）总之，“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在许多求人求己的过程里，终于能够问世，我也总算做了一件“义举”或“伤阴德之事”！谁想到在我如释重负以后没几天，尚义的感情环上的人又来了！又是由尚勤出面，催我设法出版那本我在尚义生前帮不上忙的《狂流）！我当时因为实在不愿再欠萧孟能的情，毅然表示我不干了。尚勤一气之下，竟把（狂流）拿到一家鬼印刷厂去排，校样打来后，一塌糊涂，连尚勤都觉得好气好笑。于是我又不得不出面，“托”了人，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跟那家鬼印刷厂毁约，拿回稿本，转送到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公司的印刷厂去排，尚勤亲自校对，可是没校完，她就出国了！ 尚勤出国后，留下的《狂流）是被“尚勤其他男朋友”弄失一部分的底稿，校对极差却又签付印的部分成书，和文星书店出面代欠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公司印刷厂的两千零九十元的债务（全部印《狂流》费用还不止此数，你们家里只拿出五百九十元整）。因为这部稿子被尚勤搅得骑虎难下，我不得不花钱请人代为校补（主要是从尚义早期的《狂流》草稿中，辑补那被弄丢的一部分底稿），又为了尚勤已签付印了一部分成书，以及发行的普遍，我不得不勉强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公司的负责人，请他们干脆以公司的名义出版。否则呢，我李敖“耍无赖”--“印刷费不付”！
当时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公司已为这部书压版过久而大喊吃不消，又碍于文星和我的情面，只好勉为其难。出书后果然读者来信埋怨错字太多，想不到在埋怨的人中，竟还有“王尚义的弟弟”！当然尚义的弟弟不知道，这部书是他姐姐校的。可是他不会不知道，这部书是由我李敖接手办的，他似乎应该通过我，来表示“抗议’吧？ 我也顾不得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公司的负责人，埋怨我经手的这部书，至少在校对方面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信誉，我只好硬着头皮，叫他们“改善”！
总之，我承尚勤的‘喻令”和“嘱托”，代为经手和接手出版尚义的两本书，前后所花的烦恼、心血与人情，已经实在可观，我已实感疲倦，实感费力不讨好。谁想到在出书一两年后，在这两本书对外尚在继续供应、继续发行的时候，忽然又有所谓“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冒出来，“煽动”王府两代，又要重印尚在供应尚在发行的尚义遗著了！这不是庸人自扰是什么？这不是没事找事是什么？这不是浪费时间是什么？这不是故意捣蛋是什么？对这种“伟大的提议”，我忍不住要气愤地质问：‘尚义的书，印得好坏也好，卖得赚赔也罢，你们这些‘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在一两年前干什么了？在尚义死后干什么了？难道尚勤出面所做的一切没有代表性和责任吗？难道我李敖奉命接手，也没有代表性和责任吗（这种责任是道义的和法律的）？你们居然异想天开，居然想煽动王府，硬行重印（盗印！）这两部书，这不是混蛋吗？居然想乱耍花样、乱生枝节、庸人自扰，这不是故意陷尚勤和我于不义，故意寻我们开心，找我们麻烦吗？” 总之，亲爱的小姨，我李敖如今已经完完全全领教了“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如何去“爱”尚义！如何在发杨尚义的“幽光潜德”！同时也完完全全领教了他们的是非尺度是什么德行了，“商业道德”是什么德行了。不但领教了他们，也领教了除尚勤外“王府两代”的莫名其妙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很气，并且越写越气，你们居然头脑不清，还要约我“谈”，“谈”个屁！我火大了，并且为你们的（狂流）而感到厌恶已极，老实告诉你们，我实在已忍耐够了，实在已吃不消你们和你们对尚义的“伟大的爱”、“伟大的余情袅袅”了！随你们乱搞去，只是不要惹到我和我奉命代办的一切，否则的话，大家走着瞧，我绝不受人耍，我倒要看看谁敢对我蛮不讲理！ 虽然写了这么多义正辞严的气话给亲爱的小姨，可是它们丝毫不影响我对亲爱的小姨的亲爱，我还是想“一箭双雕”呢！什么时候，你到我家来，我请你再去看脱衣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