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写了两小时，天亮了，我也足足过了三十岁了（今天是我三十一岁的生日）。这封信，我复写了两份，一份自己保存，一封寄给尚勤看。
敖之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才吏自扰
亲爱的老太：
你叫七小姐转下的马占山、吴焕章等给爸爸的抗日敌后工作证件，都收到了。许多抗日敌后工作者横被栽诬做“汉奸”，此种冤情，我的老子，不是第一个。上次王家婚礼收过来向我敬酒的梁肃戎先生，就是最著名的一个例子。现在有许多曾参加过叛国活动的人，他们表面“洗面革心”以后，似乎唯恐别人的纪录清白，所以整天栽诬别人，把过去自己戴过的不光彩帽子朝别人头上戴。这是人间最无耻最阴险的丑事，可是他们却忧为之，并且还整天拿着官方的津贴，大谈其“忠奸之辨”！ 这次你被人陷害，说你一个年望六十的老太婆，竟在台中一中，“要斗争黄校长”。我看了三姐转来你的信，又好气又好笑。你在台中一中工作十多年，工作成绩，有目共睹，”自可不怕任何调查。你知道我过去一再写文章攻击现在的中学训导处活像警察局，而你老太太正好在一中训导处掌管全校小毛头请假大权，不肯收任何红包，自然积怨不少。你记得上个月我还向你开玩笑说：“您老太是标准的‘悍吏’，中学训导制度的严格与不合理，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人情’和‘红包’的力量来软化它，来松弛它，否则板板六十四。完全照严格与不合理的典章执行--不打折扣的执行，小毛头们就更苦了。您老太在中学训导处，铁面无私，完全是一个守恶法的才吏，未免太可怕了！”
你记得宋朝诗人陆放翁的诗吗--
本来无事只畏扰，
扰者才吏非庸人！
世上有许多私德极好的公务员（如你，甚至如目前整天拿显微镜找我罪状的党军方面部分人士），他们往往因为自己是“清官”，是“爱国者”，是“守法者”，都难免犯了“恃清官而胆气粗”的毛病。因为私德极好的人，往往因为骄傲他的私德，而犯了富兰克林所谓的“道德的过失”，往往过度怀疑别人的私德，怀疑别人的清浊与忠贞，这是很可悲哀的现象。陆放翁的诗，正告诉我们“庸人自扰”的情形，远不如“才吏自扰”。庸人只是贪污无能罢了，哪敢理直气壮地扰人？真正俯仰无愧的人，才会为他们的善良和守“正”不阿（他们以为的“正”），而制造出悲剧！ 才吏在社会上，自己并非因守正不阿而不受排挤，因为在风气败坏的时候，才吏也究属少数人。往往因受排挤的时候，他们会突然灰心失望，觉得正直的下场，竟是如此；好人的下场，竟是这般，因而有一种债激之情。依我看来，这是大可不必的，虽然这也是一种不算反常的反应。
以前铁路局长陈瞬耕下台的时候，我想他最会有这种心情。 如今你老太因受做才吏之累，在某些方面，也不失为求仁得仁。我盼你宽宽心，并且要知道办案的人也会有智慧的“才吏”，是非应该可以大白。
尚勤昨天返美，我精神不佳。盼你到台北来玩。（北非谍影）真不错，我愿陪你再看一遍。
我总怀疑你今天的困境，乃因“为夫所累”、“为子所累”之故，而“夫”、“子”二人，又都为冤抑所累。想来人间天理之大白，还需要再过一世纪。
小敖敬上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一个作家的反叛
亲爱的酒鬼（醉鬼？）：
“不为酒饮，乃为醉饮”，古人之言，君实证之。
这几天苏联作家Kuznetsov在英国请求政治庇护事件，颇使我注意。在苏联，竟还有放他出境再被他逃掉的“自由”！一些整天骂苏联的“非铁幕”国家，当然不会发生这种尴尬事，因为没有“放他出境”，所以自然美名在外（可是人不在外）！人都他妈的成了“内人”！
八号登出他的声明和三封信，真动人。他说：“If I were not a writer,I m ight have been able to bear it.But,since I am a write,I can't．”（大意为：如果我不是个作家，或许我还能忍受，可我难以忍受的是自己偏偏又是个作家-- 编者注）Kuznetsov又声明：“……I solemnly declare that Kuznetsov is a di shonest,conformist, cowardly author.I renounce this name.”（大意为：我庄严宣告我，库兹涅佐夫，是一个虚伪的、守旧的、懦弱的文人。这一名字，我拒绝承认--编者注）他可真行！
我在台湾，所差强人意的是，我尚没有否认什么的必要。文星以来，我没写过任何我不高兴写的。区区记录，得来亦颇不易！
Kuznetsov又致书宣布退出the Union of Writers of the U.S.S.R.，不管如何天翻地覆，我尚不致如此。因为我从不加入什么文协和青协。区区傲骨，岂易致哉？今日台湾作家，能拒统制文艺势力如此者，又有谁哉？
在可诅咒的时代里，“有所不为”竟成为不易达到的美德--懦夫式的自豪美德，你说多该可叹！
不能出境的在家里坐的“作家”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一日夜深
有书，或可便中代访：
一、友联：《自由之道》、《自由主义者的信念》
二、文会出版社：《香花怎样变成了毒草？》
三、宇宙出版社：《古代采补术搜奇》
四、龙门书店：《读经问题》
还有你答应的大屁股画报之类。
有一种Oivetti牌Editor型的打字机，台湾卖两万七千，不知香港卖多少？我对此打字机极感兴趣。
※ ※ ※ ※ ※
你的问题似乎还是想得太多，写得太多。结果流于“自我陷溺”（self-absor ption）。受过良好思想方法训练的人，该先学会想得清楚，写得简单。过度的想和写，会使一个人糊涂而入迷津。流弊和吃得太多等无异--“是所至嘱”。
附录（略--编者）
论识货
伯群：
多谢你和“六只小母羊”来看我。你的信，答复如下：
一、你说：
在我们这个奇怪的世界中，有不少不了解你的人，站着远远的臭骂你；也有不少不了解你的人，靠在你耳边甜言蜜语；但是，有没有真正了解你的人，当面（不只是形式上的对面，也是心情上的对面）斥责你呢？如果没有，这是你最大的损失。
我真希望有能当面斥责我的人，但是，谁有资格向耶稣口里的那个女人丢石头呢？斥责我的人，必须先深知我，深知我以后，他又从何斥责呢？深知我的人，必然对我的天路历程充满同情与哀拗，赞助与钦迟，他又斥责什么呢？
二、你说：
也许你真是“独行使”的人物，真是如此，那倒也好；若是反对某一集团，而无意间受另一集团左右（或者利用），这是一个天才的悲剧。
我很感谢你的提醒。但我早就注意到这一可能。也许，在情绪上，我对左右或利用我的人有好感--为了他们真识货，《水浒传》阮小五、阮小七“手拍着脖项”说： “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虽然在理智上，我清楚知道集团与集团之间到底有没有不同。（上海流氓杜月笙说“人家利用我，是看得起我。”其言其实蛮有哲学味，虽然有点阿Q。）
三、你说：
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有可能被一群绝顶愚蠢的人所害，这点请您注意。（不过，到目前为止，您倒是仍然保持头脑清楚，就看以后了。）
你说得最对。我一生最痛苦的事，就是被一群绝顶愚蠢的人纠缠、拦路、打击、陷害、嫉妒……其中有敌人，也有朋友和亲人。我这种遭遇，比一般情形严重得多，严重到这些人要用招待记者、打官司、告密等方法对付我。这种情形，早在十五六年前就开始了，目前只是第二梯次而已。
李敖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附记]《水浒传》第十四国记阮氏三雄论识货，有此二段：
一、阮小七说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吴用道：“这等人学他做什么！他做的勾当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撇下？倘我被官司拿住了，也是自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该管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涂！千万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没事！我弟兄们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带挚我们的，也去了吧！”阮小五道：“我也常常这般思量：我弟兄三个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别人。谁是识我们的！”吴用道：“假如便有识你们的，你们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够见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
二、阮小二道：’‘我弟兄三个真真实实地并没半点儿假！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买卖，有心要带挚我们？一定是烦老兄来。若还端的有这事，我三个若舍不得性命相帮他时，残酒为暂，教我们都遭横事，恶病临身，死于非命！”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脖项，道：“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
坐假牢与判假刑
荣耀兄：
信是我--你的老同学李敖--写的，不要怕。
严格说来，好像二十五年不见了，你还是小胖子吗？
黄怡说你做官做得小心翼翼， 讲话讲得欲说还休， 我听了很难过。不过这次你在所谓“全国狱政会议”上发表谈话，建议每一位法官在不受特别礼遇之下，与一般囚犯一样在监狱里关个一两天，用身受其苦的经验，以供行使职权时的参考。你这谈话，倒扳回我对你一点好感。你一直跟着国民党跑得太久了，使我一直无法对你有好感了！。
你的用心，屏东地方法院院长管国维却有漫无心肝的怪解释，他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联合报》上，以性牢的滋味毕竟不好受--谈建议法官坐牢）为题，说：
林司长有见于监所人满为患，管理困难，递寄望于少关少押；而关押之权又不在狱政人员，于是乃有请法官先坐牢之奇想，其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如真的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尽量不用关押，却也是相当危险的。
因此他认为：
监所房舍如已确因犯罪增加而不敷应用，为确保社会治安和良好的法治秩序，国家在此方面再稍增加投资，仍旧是有其必要的，似非一味疏成监所人犯所能解决问题，据统计目前在监执行人犯半数以上的刑期均在一年以下，如果将这些受刑人一律不执行，监狱拥挤的情况固然可以不存在了，但社会秩序的隐忧，恐怕又要与日俱增了。
这是典型的酷吏口吻了。他最后说：
由于是不是要请法官先坐牢的争论，经由与狱政有关官员之口，为在监执行受刑人及在押被告请命，至少说明了一点，坐牢的滋味毕竟是不好受的，如果因此而能使一些已有犯罪倾向的人威慎恐惧，不致犯罪，倒也未始无益，这恐怕也是林司长当初所万万没有料想得到的一大收获。
把你林荣耀的谈话，做这样的曲解与“收获”，这不是太可恶了吗？这种司法界的酷吏，他们整天抓人关人判人，从没心存“戒慎恐惧”之心，他们完全不知自己反省他们用刑之滥，反倒一再要求“再稍增加投资”来盖新的“监所房舍”，这种心术的人，用来做法官，整天断人生死，决人自不自由，这不太危险了吗？
《孔丛子》说：“古之听讼者，恶其意，不恶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今之听讼者，不恶其意，而恶其人，求所以杀，是反古之道也。” 这段话所说的“意”，是犯罪的因果；所说的‘认”，是犯罪的本人。《孔丛子》说远古的执法者，他们厌恶的对象是犯罪的因果，而不是犯罪的本人，要研究这种因果，并不是以制裁犯罪的人而为快。《孔丛子》批评那时候的执法者，就不如远古的了，说他们不研究犯罪的因果，反倒以制裁犯罪的本人而为快。所以前者是 “求所以生之”（找使他不判死刑的路子），后者却是“求所以杀”（找判他死刑的路子），两者心术是根本不同的。
欧阳修《泷冈阡表》里记他母亲回忆他父亲说：“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 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蚓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这位回家还加班的执法者相信有时候，是能为犯人找到活路的。正因为可以找找看，所以不去找就判人，就会遗憾了。试想常去找活路，都不免要判人死刑，何况有些执法者，根本就唯恐不判人死刑呢？
从这两段古书中，可以看到，今天那些徒知以“增加投资”来盖监狱和刑场的人，他们的心术，可真古今辉映了！
总之，今天的许多法官，他们根本缺乏仁心仁术，根本不知道在目前的腐败狱政之下，刑是不可以乱判的。因为判人的基础必须要有四个相对条件：一、司法公正的相对条件（要国民党不能干涉审判，法官不能贪墨）；二、司法制度的相对条件（要制度合于基本条件，如须兑现孙中山保证的陪审制等）；三、最低处遇的相对条件（要合于一九五五年联合国《在监人最低处遇标准规则》）；四、假释制度的相对条件（要假释得够比例，并且不靠关系与红包就可依法假释）。以上四个相对条件，目前官方都做不到，做不到，却要整天抓人关人判人，这又叫什么司法公正呢？这样的法官，又叫什么公正廉明呢？
结论是，法官明知“狱犴不治，不可刑也”的道理，却还抓人关人判人，这样的法官，心术就太有问题了。这样心术有问题的法官，纵使如你所说，去“坐假牢”，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反其道而行，不要法官客串囚犯，而要囚犯客串法官，来次 “判假刑”，你看会有什么戏剧效果呢？三十三年的积怨，恐怕能得好死的法官，不会很多吧？
所以，你的法官“坐假牢”的提议，最后只是“好玩”而已。
写到这里，我劝你看看奥斯本（Thomas Mott Osborne）那本“坐假牢”的专书 --《狱中身历记》（Within Prison Walls）。奥斯本是一九一三年纽约州监狱改良委员会会长，他坐了七天假牢，一九一四年印出这本书。这本书可以告诉你，你的建议是乌托邦的，除了有一点讽刺，别无其他作用。不过，在这众口一声的官场里，你老兄忽然思出其位，做了这么一段大胆的谈话，也算一次空谷之音了。
李敖
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
自大者言
彦增：
所命之书已转到，不能不抗命，因为我已隐居，不见人了，当然也就不能接受你家大小姐的访问。但是大小姐面子还是很大很大，所以，我提一折中办法，如大小姐愿意以书面问题提出，我保证以书面奉答。她们学新闻的，重点在from the h orse's mouth，不在to look a gift horse in the mouth．所以，对这一模式，希望我不是to mount the high horse也！
我想，大概只有像你这样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对我这种“关门自大”的态度，不以为异，也毫不见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习惯我这种大模大样了。其实我的自大，从不表现在脸上，只是表现在身上，我从无“满脸骄气”，却总有“一身傲骨”。这种傲骨，如今表现在“拒人千里之外，而不拒人于‘千秋’之外”上面，就更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每月在千秋评论上用印刷品呼幺喝六，的确床免张狂了一点，神气活现了一点，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吗？
我认为，自大如果变为一种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贵的。李鸿章、戴高乐，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们在受别人气的国势里，居然能以气势凌人，以自大获得别人的慑服与尊敬，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鸿章、戴高乐他们这种大模大样的外烁，都因为在内心中，他们真的都有“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自许气魄，所以“诚于中，形于外”，就是有那种架式，并不是演戏，而是真的合我其谁的。我这种看法，你以为如何？
你的回忆录（尤其是战乱部分的），务必趁早写出来，给苦难中国作见证。你的新娘子太好，家庭太美满，难免缺乏战斗气氛，所以写作量太少，实在该打。我建议新娘子要对你凶一点、坏一点，这样才有助于你的写作。王夫之一边眼太大吵架，一边向学生上课，可资借鉴。愿你们举行一次家庭会议，通过同室操戈打成一团纲领，这样你才好做大文豪。
前天到台大附近买书，快步走了一小时，走得尿来了，决定到温州街第一宿舍老巢去撒。不料到了第一宿舍，发现屋顶也没了，门窗也没了，完全是荒烟漫草的前奏了，回想二十五年前，我们在第四室称王的一段往事，再说青春永驻，岂非自欺之谈？如今你家大小姐已是新一代大学生了，我们的大学时代，已经随第一宿舍而去了，欲尿祭而不可得了。台大几乎全变了，唯一没变的，是训导处箝制学生言论，最近台大“大学论坛社”被罚停社半年等事件，你倒不妨比较一下。
敖之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乱世中的一个感想
荣文：
六日信转到。
自“隐而不退”以来，所有朋友都不见面，当然路上、饭店里碰到的情形发生，也不会不理朋友，也会嘻嘻哈哈。
唯一的例外是负责每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印务的“出版生意上的朋友”，但也四十多天不见他了。我试验以遥控方法解决印务上的困难，试行了四十多天，成绩尚好。
你也许会怪我别扭、矫情，其实这是爱惜生命之道、充分发挥打击力之道、乱世中不失掉自我之道，也是“看破红尘”仍要独力救世之道。此中真意，也许要多年以后，才能为一般人了解。
阿胜接手出版的《殷海光先生文集》（二）中，页一三八八有段海光这样一段给何友晖的信：
李敖从前托人告诉我，说我“为人应世笨拙不堪”。我想他的话是有相当道理的。第一，他为人应世比我灵巧得太多；第二，他跟人接触，最根本的着眼点就是自卫，因此他总先假定人是坏的。我的自卫意识远落在求真精神之后。我跟人接触时，尤其是跟青年接触时，常不假定他别有用意；除非确有明证来证明他是别有用意的，我不轻易下这样的判断。可是，等到有了明证时，我已经吃亏了。然而，我无悔，我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不免要为他的理想付出这类吃亏的代价的。我们没有决定性的理由（decisive reason）来断言这个地球上没有真诚的人。我们可以虚，也可以寻找，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我想你们在香港可能交接到不少朋友。当然，时至今日，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我们还得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殷海光不知道，在乱世中，一般人做人品质已经被扭曲成到何种程度，这种扭曲，即使我们“不后悔”，但是我们又哪来那么多的精力与机会去付“代价”呢？回想这二十年来，我做了一些功德，但是所付“代价”之大--不论是心理的（包括名誉被毁等等）、生理的（包括被刑求等等）、自由的、时间的、金钱的等等…… 已足以痛加检讨，检讨之下，虽然“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但是对“碰”、对 “寻找”那些“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却觉得不宜再花太多的生命了。珍惜余生，反求诸自己，做千秋大业，才是来日无多的智者该做的事。因此我才决定：成品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同创造出成品，才是朋友的最大意义，其他一切，在此时此地，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了。
问候你和新娘子
敖之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
人见人怕鬼见愁
绝子如晤：
“万岁评论”第五期又被查禁，又是阁下和我惹的祸。阁下惹祸的文章是《钱学森所代表的问题》、《头发政治述奇》两篇；我惹祸的文章是《五四没有这种精神！》、《老兵永远不死，因为要做老牛》两篇，阁下与我共同的罪名是“攻汗政府，公然为匪宣传，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严重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这罪名不轻，幸亏阁下与我，身背此类大中小之罪，盖有年矣；一身是毒，毒得有免疫性矣。所以罪上加罪，也不过戴帽子者谆谆，被戴帽子者藐藐，一切也没什么了不起矣。
有趣的是国民党动辄说我们“影响民心士气”，我真有“臣惶恐”之感。“臣惶恐”者何？有二极端说法：一、民已无心、士已元气矣，又何来影响之有？二、民心如火、士气如虹，被我们影响了这么多年，却丝毫奈何不了其火其虹，又何来影响之有？所以，正反二说，皆不足以为我辈光宠，说吾侪“影响民心士气”，真是太抬举我们了，我们真是不敢当不敢当了！U们，我愿同他们直接谈判，他们有本领欺负我好了，不要欺负小生意人。出版商听了，如释重负，赶忙把话传过去，不料回话竟是：“没人敢同李敖那家伙见面，因为见了面，后患无穷，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广看到了吧，绝子阁下，他们国民党人人怕我三分、寒我六分，他们只敢在背后跟我来公文政治，可是不敢当面同我“沟通”，因为怕翻在阴沟里！
做人凶狠到这种人见人怕鬼见愁的境界，亦云高段矣！
敌人以外，党外人士也一样。党外人士，不论老中青，通通对我敬而远之。流传的说法是：“李敖是得罪不起的，但跟他也无法不做朋友，因为做他的朋友固然怕怕，做他的敌人更是怕怕。只好敬而远之，虚与委蛇，不要被他流弹射到，就阿弥陀佛了！”唯一大家尚堪自慰的是李敖很够朋友，疏财仗义、侠骨柔情，所以一般说来，大家都很安全，只是不小心会被他棒喝一下，不过只要是他朋友，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并不严重。
清朝彭玉麟对联：“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我在中学就读到，颇喜其正直与剽悍。爱因斯坦说现在世界最缺乏的是善意与力量的结合，有善意者多无力量，有力量者多无善意，我觉得我自己真是这一结合的一个样板。可惜的是，堂堂湖海之士，只合在小岛称雄，真是他妈的！
敖之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六日
善有恶报又何妨！
廷昱：
延朝狱中接风你大嫂，所提范滂之言，在军法处那种接见的限制里，是说不清楚的。廷朝的用心，细查《后汉书》范滂传，可以明白。范滂传说：
建宁二年（建宁是汉灵帝年号，二年是公元一六九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闻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 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想一起和他做通缉犯）。曰： “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手！”其母就与之诀。滂向母曰：“仲博（范滂字孟博，仲博是他家老二）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范滂的爸爸范显，故龙舒候相也）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 “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范滂这次坐牢，不是第一次，他在汉灵帝爸爸汉桓帝统治时代，就坐过牢。《后汉书》记录如下：
后牢脩诬钩党、滂坐系黄门北寺狱。狱吏谓曰：“凡生系皆祭皋陶。”滂曰： “皋陶贤者，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这个“帝”不是皇帝，是“上帝”，司马彪《续汉书》党锢传中明写是“上帝”；袁山松《后汉书》明写是“天”）；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众人由此亦止。狱史将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婴病，乃请先就格（“格”是刑具、刑架），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诘，滂等皆三木囊头（“三木”是脖子、手、脚上都上木枷；“囊头”是把头用口袋套住，看不见外面）暴于阶下。余人在前，或对或否，滂、忠于后越次而进。王甫诘曰：“君为人臣，不惟忠国，而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滂对曰：“臣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甫曰：“师更相拔举，选为唇齿，有不合者，见则排斥，其意如何？” 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袁山松《后汉书》作“修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袁山松《后汉书》作“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伯夷、叔齐）。”甫愍然为之改容。乃得并解桎梏。
范滂放出来以后，最令我们注意的，是他并不感谢当朝大员。《后汉书》说：
初，滂等系狱，尚书霍讠胥理之。及得免，到京师，往候讠胥而不为谢。或有让滂者。对曰：“昔叔向婴罪，祁奚救之，未闻羊舌有谢恩之辞，祁老有自伐之色。” 竟无所言。
《左传》记恶讨奕盈之党，杀羊舌囗（字叔向）的弟弟羊舌虎（字叔虎），并把叔向关起来。祁奚听到了，说动范宣子，放了叔向。事情办好了，祁奚不见叔向而回，叔向也不往谢。--叔向生在今天，决不会糊里糊涂地去看李登辉的！
范滂临死前他母亲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我认为这句话的正确翻译该是：“我教育你去做坏事，我不能教你做坏事！但我教育你去做好事，[可是，做好事竟是这种下场，这种教育，岂不是做害了人的“坏事”！] --我才不要做这种‘坏事’！”《后汉书》范滂传中这种事，同样的感慨，在《南史》刘湛传也有。刘湛被杀前在狱中见到他弟弟刘素，感慨说：“乃复及汝那？（连你也给整进来了吗？）相劝为恶，恶不可为；相劝为善，正见今日，如何？” 类似的感慨在《魏书》韦阆传中也有。韦阆的儿子韦俊，被杀时感慨说：“吾一生为善，未蒙善报；常不为恶，今为恶终。悠悠苍天，抱直无诉！”这些史例，都是以为善期许的人的感慨之言。
十月五日《关怀》上登廷朝对他又换的监狱“毫无心理准备”、“几乎无法承受。只觉得与家人、朋友愈隔愈远。也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观是否正确，是否可以作为别人的榜样”。你说廷朝在精神上的确有所困惑和动摇，其实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我们对范滂的母亲、对韦俊、对刘湛等古人的理解一样。
抱着善有善报、不该得到恶报思路的人，未免把人间万象看得太单纯了。事实上，人间万象是复杂的、不可测的、不是照着因果律天真地进行的。为善没有善报，其实原因很多，不是简单解释得了的。虽然如此，志士仁人却不应因所报不佳就怀忧丧志。为善本身是自足的，不宜要求善报来成全这一自足，也不宜因遭遇恶报而怀疑本身上的善。有这种困惑与动摇情况出现，我们不得不说它是一种错误。虽然它的出现；值得我们同情、值得我们十分关切。
在献身为善的奋斗里，我最欣赏甘地的态度。甘地说这种牺牲“没有报酬一词，入狱本身就是报酬”，这种态度，真是深明为善乃自足的大义之言。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志士仁人自然参悟人间的真相，对一切冷暖无常与浮沉祸福，也就付诸一笑了！
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善有恶报又何妨！只要为善就是最乐了，想在为善以外别有希冀的人，不但毁了善的本身，也将自寻烦恼。
李大哥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
论小的也要
一、汪荣祖致李敖
敖兄如握：
善仪回台侍疾，携归兄之全集及评论一至二十一册，得以饱览前所未见尊文，乐何可支！昔以兄为玩世不恭之徐文长，不亦快哉之金圣叹，今更见见严肃之一面，苛无坚决之信仰，安能屡挫不屈。愈战愈勇、毫无惧色？不乡愿之作风，更几人可及？台大史系同学碌碌者众，骂兄下流无耻者，不外机场逢迎、隔海献媚之流，可谓无耻之尤之伪君子也！党祸之恶，兄揭露最多，然祸来有自，始作俑者，亦非上品，其间虽无且之关系，师徒相承，其迹可寻……近闻见隐居草山，以台北之喧闹，非如此，何事可成？若无兄之胆识，又安得隐而不退？信疆席上快晤，至今难忘，辄以未能尽言为憾。若国民党一旦省悟放行，务请见偕刘小姐来弟山居小住，当知弟乃真隐士也！余不一一，顺问
撰扯
弟荣祖拜
六月二十九日
善仪嘱问好。
二、李敖答汪荣祖
荣祖兄：
先来个笑话。某君住旅馆，见有投币式按摩床者，投币后突停电，退币不得，乃扫兴而眠。不料半夜电来，此床恢复作业，大摇动，某君梦中惊醒，以为大地震也！后悟乃睡前投币作用，方定惊魂云。
你近三年前给我的信，我直到今天才回，试问这还叫回信吗？若说这是回信，未兔太该打了！所以不敢说是回信，只好说是按摩床来电了。
你在《史家陈寅烙传》中说：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的正邪对立，其事较显；而知识分子之间的正邪对立，其事较晦。忠臣板荡始识，而知识分子的节操，更于时穷始见。在政治大难之中，趋炎附势，摇旗呐喊，以及卖友求荣的知识分子，固不仅仅是默默无名之徒，亦有名重一时的大学者在内。故陈寅恪所感者何止是残害异类之虎狼，也有狐假虎威之同类。其伤时感世的对象是多面的，决不是单面的。
这段话，见解极精。这个岛上的悲哀是“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的正邪对立”，除李敖等人外，已经全然没有，已是一片邪气；“而知识分子之间的正邪对立”，也除李敖等人外，已经全然没有，也已是一片邪气。这里的知识分子只是二流货、三流货、或不入流的，他们之间的差距，也只是不入流的打三流货、或三流货打二流货而已。例如政工方面掌握的报，批国民党同路人掌握的报，就是典型的不入流的攻击三流货、或三流货攻击二流货。这种情形，在其他有知识分子处皆然，你来台湾，参加的什么学术会议、什么讨论会，稍存冷眼，即可旁观，我看不起这个岛上的知识分子，原因在此。知识分子不跟政权正邪对立，徒以舐舌“九品中正” （品当动词用、中正当双关语用），这成什么世界！
我就是看不过去，就是要在这岛上，给知识分子留下浩然之气的榜样。我的手法是霹雳式的，因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论首从。虽然以劈“当路”的 “豺狼”为主，但是兼问“狐狸”，有时也有必要。我蛮喜欢一幅漫画，画的是打猎家在家中墙上，以所猎动物头标本为装饰，但在墙脚下的老鼠洞旁，却有另一装饰，盖老鼠头标本也！此公对敌人一视同仁、葑菲不弃、巨细不遗、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国民党刚来台湾的时候，“恶少”正多，“中正”也不过六十三岁，其他多递减，偶有八九十岁的，视之以凤毛麟角矣。今也不然，个个底价（底寿）都是八十九十的，成“恶老”矣！“恶老”不已，还奉死人通吃不绝，真是可耻。所以，不论生死，一体清算，就成了我这种“史家”的大工作，我每月感慨万千《“万岁评论”、“千秋评论》不绝，在剃刀边缘奋斗，此志无他，不甘被通吃耳！
昨天党报载中央社电讯，说：“上周末意大利报纸《意大利世纪报》在评论新出版的意大利文先总统蒋公传记时这样写道：‘蒋介石诚为现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要人，中华民国在人口、经济与技术方面的非常发展，均得力于他的功劳。’这本传记：《现代中国之父：蒋介石》，是由住在西德将近二十年的一位意大利记者梭拉图撰写的。”……（略--编者）
国民党“恶少”、“恶老”不如军阀处极多，其中之“是军阀知道礼遇知识分子，而国民党不知也！四川军阀混战时，相约在大儒赵香宋所居五十里内，例不犯扰，此种礼遇，国民党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国民党不但不知礼遇，并且娼优以畜知识分子，今之台湾知识分子不成才，卖身上床、粉墨登场而不以为耻，此真顾亭林所谓之“亡天下”也！顾亭林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是政权的失落， “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国民党“亡国”是他家的事，但是率二流、三流，不入流的知识分子以“亡天下”，我却要站出来打，打它个明白。今早写诗：“莫管先凋与后凋，欲与老树共比高，不畏老树造望眼，天下唯我是天骄。”“天下”有 “天骄”如此，其不“亡’也，必矣！
刘小姐已去美国，答案可看《北非谍影》（Casablanca）。不能全走，能走一个也好，不是吗？
信笔一写，狂疾不可止，老兄当然不笑我，善仪同窗也不准笑也！此颂
双安
敖之
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午
千元相映，两代情深
国强：
一九五五年你爸爸的老即我爸爸死的时候，你爸爸送了一千元，当时送千元巨金的有二人，即程烈与高惜冰。如今眼看四十年了，我本来想送点高额的赙金以尚往还，但转而一想，赙仪之制，本源自古人助丧家办后事，当年你爸爸送巨金给老师遗下的妇孺后人，老师家贫，那笔钱的确帮了大忙；如今你在国民党政权中独霸一方，且得“老贼”余荫，自无须“助生送死之礼”以壮丧色，所以我决定送一千元以成佳话。四十年来，一千元不知贬值了多少，但素非小气之人的李敖却只送一千元，目的正在彰显程烈先生四十年前的疏财报师之情，和国民党四十年来的币制贬值之酷。四十年玄黄乍变，最后以千元相映两代情深，国强其知我乎？
敖 之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答陈平景
一、陈平景致李敖
敖哥：
十八期千秋评论从书对殷师党籍问题的讨论中，几次提到我的信、我的看法，和登出一张“面目全非”的、制版极差劲的相片。我想我有必要就自己追踪此一历史问题的经过，略作说明，以免别人误会我在对殷师做“清算”。
当年《中国文化的展望》出书以后，殷师签名送了我一部，他说是表示对我常去文星替他催稿费的“汗马功劳”的酬谢。赠书时，他已准备了咖啡，但并不在他的小书室中，跟平常一样，小桌上摆上一只小碟子，上面放着不多不少的六片英国饼干，永不加糖，慢慢地喝。本来他只穿着衬衣，却不知为什么，突然打上领带，突然沉下脸，很严肃地说：“今天，我们上山喝咖啡去！”
山者，就是那座直径约十五公尺、高约四公尺、他自己造的假山。那座小假山，有水泥砌的桌椅，四面绿荫。他不大轻易邀客人攀登谈心。
就在这一次谈话中，他深情地、热泪盈眶地叙述他怀念的金岳霖教授，他说在序言中所写“教过我逻辑和知识论”的人，就是指的金先生，他说：“如果我自己能到外面去，自然我想送上这部书给金先生，如果我不能出去，你总有一天有机会出去的，你要记得，替我买一部送给他。”我立刻追问“他现在在哪里？”回答是非常清楚，令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组。”我答应一定把书送去，殷先生点头表示满意。这时才开始吃饼干。
七二年开始有人旅行大陆，七三年美国移民局解除对永久居住者赴大陆的禁令，四月中我到了香港，找到了何步正，步正陪我过海到九龙买到了这部书，第二天，这位老友和他的太太一边送我上深圳的火车，一边提醒我说话要小心，饮食要注意。……
我信在旅馆，要总机给我接哲学组，接通了，对方说，我们是哲学社会组，你找谁？十分钟后，我已雇好车，直驶干面胡同，社会科学院宿舍。
没有任何通知，没有陪同，我敲了金教授的门，带了一部书，没有任何礼物。也没有客套：
你是？
我是殷福生先生的学生姓陈，从美国来的。
哦！请坐。殷福生，他现在在哪里？
他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病故了。在台湾。
殷福生他病故了？（太突然，他一时接不下去）殷福生……他什么病啊？怎么死的？唉啊！怎么死的？……
他在六七年发现有胃癌，在台北开刀，癌细胞已扩散了，但恢复得很好，以为可以到哈佛去，没想到。……（我也一时很激动。）
接着，我说：“这里有他写的一部书，他生前要我设法给您送来的，叫《中国文化的展望》。”
七十八岁的老学者，他这时的眼力和听觉都已有了毛病，更大的毛病是心脏。他急忙翻开了书，想找目录，我却在一边说，“金先生，这序里有一段提到您的。”老学者很严肃地打断我的话，说：“这个不重要！”继续急切地翻阅目录，看了一刻钟，他放下了书，眼眶湿润，声音很慈祥地说：“殷福生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逃到台湾？当然，他和他哥哥搞不好，那是另一件事。他是湖北乡下人，我在清华教书，他写信给我，说他要学逻辑、学哲学，我想，一个青年人要学问总是好事啰，可是我也没办法让他就来北京，我就问一个人叫张东荪，说有一个青年想来学逻辑，有没有机会设法给他找个事，一方面又可以念书？张东荪看了殷福生的信，他说你叫他来好了。我就叫他来了。来了以后，张东荪并没给他找到事，反而成为我个人的负担，负担当然也没有什么关系啰，反正他生活很简单，一个月用不到几个钱。后来嘛，就到昆明西南联大去了。我这几天生病了，本来心脏就有毛病，不便多谈话。”
这时，我把心中一个重要的、自己解答不开的疑问提出来：“金先生，我只想提一个问题，殷先生是联大毕业的，又是清华研究所的人，怎么抗战胜利，你们都回北京来，唯独殷先生这个人到南京去？他以后在台湾又是这样怀念金先生和联大、清华一些老师，何以他当时不随着回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