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人士做得也不差。公民记者一直在组织用推文追踪腐败——@anticorrupcion，蒙特雷一个名为“通过公民渠道”（Via Ciudadana）的小组，已经开始运营一条名为“腐败分子”的公共汽车路线，点亮了该市的11个“腐败地标”。年轻的社会活动家们希望“把腐败问题置于政治议题的中心”。参见：http://nyti.ms/1wW7zof。
十二
新的方向
我们试图证明“墨西哥毒品战争”这种说法用词不当，因为这一现象是墨西哥和美国在过去100年里共同造成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就表明“战争”的结束可能需要这两个邻国共同努力。有这种迹象吗？
是的，确实有。这20年来，人民越来越相信，两国官方实施的禁毒政策存在严重缺陷，应该修改或废除。起初，很少有人提出这种异议，挑战广泛（并强有力）的共识不仅困难，甚而是危险的。阻断毒品供应和监禁吸毒者被认为是对付美国日益增长的毒品消费的最佳办法，也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但慢慢地，当两国执行的政策代价高昂且后果往往可怕的情况日益明显，支持这种方式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场打破毒品战争制度壁垒的战役就这样打响了。
以下是这场战役的一些关键时刻：
1996年：加州选民通过了第215号提案，即《同情使用（大麻）法案》(1)，将用于医疗目的大麻使用合法化。推动这项提案的当地社会活动人士攻击禁毒势力那种微不足道的防御态度（比如安斯林格将大麻定性为致命的威胁），而他们推动大麻合法化不是为了消遣之用，是为了一种无懈可击的目的：治疗癌症和艾滋病患者。然而，这一新的州法不能取代联邦法，克林顿、布什和（尽管有悖竞选承诺）奥巴马任内的联邦政府竭尽全力地通过诉讼、民事禁令、缉毒署和特警队的突袭以及大规模逮捕等方法，阻止该州合法毒品供应商的扩散。尽管如此，加州的胜利还是引发了全国的连锁反应；到目前为止，已有23个州，加上哥伦比亚特区，将用于治疗目的的大麻使用合法化。
2006年：随着6年任期即将结束，一直坚决拥护以国家力量打击毒贩的维森特·福克斯总统签署了法律文件，使持有少量毒品或精神药物的行为合法化，这标志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这一新法律禁止警察处罚携带以下毒品的人：（数量均为上限）5克大麻、5克鸦片、25毫克海洛因、500毫克可卡因，或者数量有限的LSD致幻剂、致幻蘑菇、安非他明、摇头丸或派奥特(2)。鉴于这些毒品在墨西哥的当地消费量仍然很少，酒精依旧是压倒一切的首选，因此，这项措施的影响只是象征性的。毕竟，外国佬才是最大的买家，而且美国似乎也不大可能效仿福克斯的做法。恰恰相反：在一场令人联想到安斯林格1930年代回归禁毒工作的活动中，华盛顿方面对福克斯大加抨击。美国缉毒署向墨西哥同行传话，指出这项政策的主要作用可能是让大学生成群结队地涌过边界来吸毒，从而使美国遏制吸毒的努力全都白费。不到一周，福克斯就被迫让步。
2009年：2月，福克斯总统的前任欧内斯托·塞迪略与哥伦比亚和巴西的前总统共同召集并主持了一个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委员会，该委员会编写了一份表明立场的文件《毒品与民主：一种范式转变》，其中对现状表达了谨慎的反对。他们说：“基于根除生产、扰乱毒品流通以及将毒品消费定为犯罪的禁毒政策，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30年来，在该地区推行的‘毒品战争’战略”导致了“公务员、司法体系、政府、政治系统，特别是警察部队的腐败”。打破批评的“禁忌”势在必行，因为承认“美国禁毒政策”失败是采取“一种导向更为安全、有效、人道的毒品政策新范式”的先决条件，就像一些欧洲国家所做的那样。这些欧洲国家将吸毒者的地位“从非法市场上的吸毒者，转变为公共卫生系统需要照顾的病人”。
葡萄牙是其中一个典型。回想起1930年代墨西哥的“萨拉查·比涅格拉计划”(3)，葡萄牙2001年已将所有非法药物“除罪化”。持有和使用毒品仍是非法的，但只是行政罪行，当事人不是被送进监狱，而是要接受“劝阻”；若想摆脱毒品依赖，还会得到医疗服务。反对者所预言的可怕后果，如毒品消费的剧增并未出现。相反，与毒品有关的疾病（例如通过注射感染的艾滋病病例）减少了，部分原因是教育运动所致，部分原因是瘾君子因为担心在除罪化之前被捕而不敢寻求帮助。分析家称之为“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它极大减轻了刑事司法系统的负担。
也是在2009年，卡尔德龙总统亲自提出一项类似的除罪化法案，并获得通过。该法案允许个人使用少量毒品，但仍然禁止种植和销售。它还允许当地警察追捕街区里的经销商（这些人以前归联邦当局追捕），为腐败警察提供了一个油水够足的新领域。卡尔德龙将其视为一项战时措施，它使得联邦部队可以将资源从小规模消费者身上转移到大规模经销商及毒枭身上。这对于吸毒也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掩盖了年轻人冲去最近的地方购买注射器的恐怖故事。
2010年：加州选民再次讨论了一项与毒品有关的投票倡议，即第19号提案，也被称为《大麻管理、控制和征税法》(4)。它将使持有和使用少量大麻、在自己家隐秘地种植适量大麻合法化，也把向商业种植者和零售经销商发放许可证合法化。第19号提案的支持者认为，由此产生的税收将使加州每年获得急需的14亿美元收入（经济衰退正在蔓延），还可以把为监禁非暴力的毒品使用者而浪费的数千万元资金节省下来，并解放警力去抓捕重罪嫌疑人。
有人认为，这也将切断墨西哥暴力贩毒集团的巨额资金流，并使加州南面的邻居能够将执法资源用于打击更危险的犯罪，比如绑架和勒索。对于合法化和管制之后大麻价格可能下跌的程度，人们的估计大相径庭。如果白宫国家药品管制政策办公室的估计（就2009年的数据而言）是正确的，且超过半数的卡特尔的收入为向美国消费者出售大麻所得，那么他们的大部分生意将会蒸发，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用于招募、购买武器和行贿的巨额利润也将丧失。
尽管如此，卡尔德龙还是强烈反对第19号提案，并认为美国对毒品消费的立场的任何软化，都将削弱他在控制墨西哥犯罪集团方面的努力。维森特·福克斯不同意这种看法（这并不影响两位国家行动党人的私交），他说，第19号提案的通过将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可以“为我们打开这方面的思路”。福克斯提出，墨西哥应该将整个大麻生产链都合法化，允许农民生产、制造商加工、经销商分销、商店零售。摆脱禁毒主义者的束缚，应该被视为“一项旨在打击和破坏黑帮的经济结构的战略，这种经济结构令其在交易中获得巨额利润，并滋生腐败、扩大其势力范围。”
墨西哥前外长、合法化的支持者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在《华盛顿邮报》上与人合写并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第19号提案若获得通过，将使毒品战争一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站不住脚，他问：“如果加州将大麻合法化，那么我们国家还有何必要继续在蒂华纳追捕毒枭？如果当地的7-11便利店都在卖大麻，为阻止墨西哥大麻进入美国而进行西部枪战式的战斗还有何意义？”当该提案被加州选民以53.5%的反对票否决后（46.5%的人投了赞成票），他旋即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2011年：6月，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是2009年拉丁美洲那唯一一次活动(5)的扩大版。其中包括一批拉丁美洲前总统，比如欧内斯托·塞迪略，还有卡洛斯·富恩特斯等拉丁美洲文化名人。此外，还有一批来自美国的“前政客”，如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克，以及联合国前秘书长科非·安南。他们发表的报告比之前拉丁美洲委员会那次要直截了当得多，其显而易见的紧迫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墨西哥不断飙升的死亡率。
委员们直言不讳地宣布：“全球禁毒战争已经失败，给全世界人民和社会带来了毁灭性后果。”这场战争加剧了“拉丁美洲的暴力、犯罪和腐败”，“其针对生产者、贩运者和消费者的刑事定罪及镇压措施的巨额开支”显然“并未能有效减少供应或消费”。相反，对消费者的压制妨碍了公共卫生措施在减少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吸毒过量致死方面发挥作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预算大量耗费在监狱系统和数万名执法人员身上。
他们建议来个180度大转弯：结束“对使用毒品但不伤害他人者的刑事定罪、边缘化和污名化”；修改强制性量刑法，取消对持有少量毒品行为的处罚；试办一些受管制的交易市场，以削弱有组织犯罪的势力——从大麻开始，但不仅限于大麻。减少伤害的运动应该扩大，但是应该避免简单粗暴的“只说不”和“零容忍”政策，支持以可靠信息为基础的教育工作。大麻、古柯叶和摇头丸被错划为危险的毒品，应予以修正。委员们还敦促尽快结束对数百万人的监禁，这些人中不仅有终端消费者，还有农民、信差和小贩，不少人本身就是暴力和恐吓的受害者，或是毒品依赖者，或是寻求摆脱贫困的穷人。禁毒政策“让监狱人满为患，毁掉了许许多多生命和家庭，却未能减少非法药物供应或者遏制犯罪组织的势力”。
华盛顿和墨西哥都迅速拒绝承认这份报告，都反对这种“法律规定”，并宣称不会退出毒品战争，而这场战争当时已造成大约4万人死亡。白宫表示：“奥巴马政府减少毒品使用的努力，并非出于文化战争或毒品战争的考虑，而是因为认识到毒品使用损害了我们的经济、健康和公共安全。”卡尔德龙说，他的政府“断然拒绝”这种“法律强力介入”导致毒品暴力增加的说法。
2012年：拉美精英中出现了更多不同意见。3月，当危地马拉总统提议将毒品合法化时，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馆迅速作出回应，对这一政策所代表的“重大公共健康和安全威胁”发出严厉警告。4月，在第六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据报道，该地区几乎所有的总统都表示（尽管都是关起门来抱怨），“美国赞助和主导的”禁毒战争根本不起作用，他们需要尝试其他办法。6月，在美洲国家组织召集的会议上，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到场为现有政策辩护，代表们意识到他们正冒着美国贸易制裁和失去军事及经济援助的风险，于是谨言慎行，避免公开表露不满。
但到了2012年11月，游戏规则改变了。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的居民投票决定将娱乐消遣用途的大麻合法化。这下，成年人将可以自己种植、自己享用，在旅行时最多可以携带一盎司，还可以将相同分量的大麻作为礼物赠送给其他成年人。在公共场合享用仍是非法的，吸食大麻后神志不清的情况下驾车将以酒驾论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州都对大麻种植、制造和销售予以合法化，向政府申请许可，接受其监管并缴纳税收。由此可能产生的收入估计有数千万美元，大部分会被指定用于防止药物滥用、研究、教育和医疗保健。
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没有加州的规模和政治影响力，但它们的决定所产生的反响将是惊人的、即时的和广泛的。正如福克斯和卡斯塔涅达预测的那样，这两个州（或者说任何一个州）批准合法化，促使墨西哥的官方口径发生了变化。
7月，在赢得墨西哥总统大选后不久，但在美国公民投票之前，佩尼亚·涅托宣布，他本人尽管不赞同毒品合法化，但“赞成在打击毒品贩运的战略上展开新的讨论。很明显，经过几年打击毒品贩运的斗争，我们的毒品消费、毒品使用和毒品贩运却增加了。这意味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并不正确。各项措施没有奏效。‘我们’应该在国会、在北半球开展讨论，（他特别补充道）美国尤其应该参加这种广泛的讨论”。
然后，这种讨论11月出现在了华盛顿州和科罗拉多州。佩尼亚·涅托在坚持反对合法化的同时也表示，鉴于美国这两个州的决定，从国际视角来审视毒品政策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其助手和盟友更是吵闹不休。墨西哥国会中革命制度党代表团的领袖说：“大麻合法化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我们打击犯罪组织的策略，主要是因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已放宽其法律。”佩尼亚·涅托的首席顾问路易斯·比德加赖说：“显然，我们无法处理这样一种产品，它在墨西哥是非法的，我们努力阻止其流向美国，而在美国，至少在部分地区，如今它又是另一种不同的身份。”更积极主动的要算奇瓦瓦州州长、新总统的盟友塞萨尔·杜阿尔特，他说，“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转而批准出口”，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这项目前由犯罪分子经营的生意了”。尽管有这些反应，但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任何实际步骤。
2013年：5月，奥巴马在南部边境访问期间发表讲话，其间他宣布：“我们明白墨西哥发生的暴力事件，使墨西哥人深受其害，而其根本原因是美国对非法毒品的需求，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这番话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接下来他又说：“老实说，我不认为毒品合法化是解决之道。但我相信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综合措施，不单是执法，还有教育、预防和治疗多管齐下。我们将会坚持下去，因为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国家的未来都有赖于此。”台下寂静一片，没有掌声。
8月，奥巴马的态度有所松动。司法部决定不起诉华盛顿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大麻合法化，也不起诉这些州的大麻销售和消费，前提是大麻贸易受到严格管制，不跨越州界，并禁止未成年人使用。但联邦法律保持不变；大麻继续被列为附表I中的危险物质。
12月，他的态度再次松动。乌拉圭政府决心先发制人，不让墨西哥式的暴力在乌拉圭重演，遂将大麻的生产、分销和销售合法化并加以管制，允许家庭种植，种植者团体须登记注册，允许持有许可证的药店向成年人销售，由公共卫生部提供医用大麻。与前一年对危地马拉严厉警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大使馆对这项新法律不置可否。
2014年：奥巴马颁布了一项国家药品管制战略，保留了禁毒主义框架，但弃绝了传统的毒品战争言论。白宫正在采取“21世纪的毒品政策”，它将“以科学为基础”，不像20世纪的那种做法，一直被“强大的神话和错误观念”所桎梏。过去，人们认为瘾君子“道德上有缺陷，缺乏意志力”，惩罚于他们是罪有应得。（哈里·安斯林格，这是你的调调吧！）但现代神经科学发现，成瘾其实是大脑的一种疾病，就像糖尿病、哮喘或高血压一样可以而且应该得到治疗（这一点在脑部彩超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政府要将毒瘾作为公共卫生问题来对待。白宫表示，“以执法为中心的‘毒品战争’对毒品政策的影响适得其反，且效率低下、代价高昂”，并坚称，“我们根本无法靠监禁来解决毒品问题”。但另一方面，“从另一种极端角度讲”，毒品合法化的做法同样有缺陷，比如它会导致毒品使用问题更严重，以致健康成本和犯罪成本更高（这番断言不仅明显是错误的，还完全忽视了新的州法律对降低危害和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一边批评毒品战争，一边继续发动，这已然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传统；而白宫国家药品管制政策办公室早在2009年就呼吁转变方向，关注公共卫生政策。但总统还是通过扩大瘾君子接受治疗的机会，为非惩罚性措施做出了切实的贡献。白宫估计，有2200万美国人需要接受治疗，但实际上只有200万人得到了机会。《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又称为“奥巴马医疗法案”）要求保险公司提供这方面服务。
国际方面，2014年，对于禁毒战争的另一个大本营——联合国的攻击开始升级。1961年，由于美国的施压（由联邦麻醉品管理局局长安斯林格牵头(6)），联合国通过了一项《麻醉品单一公约》(7)（1971年和1988年两次对条款加以补充）。其长期目标是“所有非医疗用途的毒品”最终“在一切地方都被取缔”，从而打造“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所有签署国都同意根据联合国规定的刑事定罪政策调整其国内毒品立法。为确保对合约的遵守，还成立了一个“国际麻醉品管制委员会”。此后50多年里，每当某个国家考虑对毒品使用采取更宽容的政策时，就会遇到国际外交压力，要求“维护公约的完整性”。
2014年9月，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的一份新报告(8)（《采取控制措施：让毒品政策起效的途径》）对这一现状提出挑战，呼吁对国际公约进行更灵活的解释或彻底的修订，“以适应减少伤害、非罪化和法律监管政策的各种试行方案”。他们把目光投向即将召开的（2016年）联合国大会毒品问题特别会议，认为这是“讨论毒品管控制度缺陷、确定可行性替代方案的历史机遇”。
在美国政策的另一个重要转变过程中，一位高级官员在10月对此作出回应，同意放宽该公约的内容。负责毒品和执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姆·布朗菲尔德在联合国委员会发言时说：“我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代表，如果美国的50个州中有两个选择走这条路，我怎能不宽容地对待这种允许对大麻合法化进行一切实验的政府呢？”(9)
2014年11月，又有两个州（俄勒冈州和阿拉斯加州）和华盛顿特区选择了同一条路——通过选民投票决定将用于消遣娱乐的大麻使用合法化。
美国下一步怎么做？
显然，大众对大麻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似乎在加速。在1969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只有12%的人支持合法化。之后，这个数字缓慢上升，在1995年达到25%，2005年达到36%，2012年达到48%，一年后跃升至58%，已然突破了半数。这让人们普遍相信，即将于2016年在马萨诸塞州、缅因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以及起关键作用的加州举行的投票倡议或合法化的立法提案，很可能会取得成功。
大麻改革会席卷全美，成为国家政策？这将取决于即将到来的政治斗争的结果。
一些强大的势力联合起来力求维持现状。其中包括那些本身就是禁毒战争的产物、不会长期存在下去的机构。如果法律基础有所改变，美国缉毒署将很难再为其每年约25亿美元的预算进行辩护。许多警察部门和检察官一直站在游说运动的前列，反对大麻投票倡议和毒品法改革进行立法，尽管也有人支持非罪化，因为他们认为对吸食大麻者的追捕牵制了他们追捕犯有重罪者的力量。而庞大的监禁系统因为收容了大量的入狱者而壮大起来，很可能会抵制任何减少重刑犯的做法，因为重刑犯是监狱的命脉，许多因非工业化而被迫将监狱管理作为生计的社区也是如此。
枪支游说团体可能不会受到毒品合法化的正面挑战，但武器制造商已经从非法及合法向墨西哥出售武器的交易中赚了大钱，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对任何可能危及史密斯&韦森公司利润的事都高度警惕。(10)许多基于信仰组成的机构谴责对那些沉溺于不道德行为（有些人会说是邪恶行为）的人依法赦免。许多公共卫生机构也反对有毒物质的进一步扩散。
与这些令人生畏的禁毒主义政策做斗争的是一群日益组织起来推动废除它的力量，包括毒品政策协会、全国大麻法律改革组织（NORML）、大麻政策计划、大麻问题多数派、反禁毒执法行动队（LEAP）以及无数地方团体，比如像阿肯色州的“争取大麻合法化公民联盟”，其副主席是温泉城安息日教会的一位牧师，该联盟正致力于将有关大麻的修正案写入州宪法。其成员对这些论调和利益表达了不同看法，也提出了其他关切。
此外，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者指责禁毒使得医疗保健的资源被用于惩罚；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侵犯公民私生活；陷入困境的州试图从中挖掘潜在的税收并降低对持有毒品强行执法的成本（达数十亿美元）；更别提因为喜欢而吸食大麻的美国人了，每年达到3000万。
在非裔美国人领导的反对警察军事化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刺激下，公众反对入狱者数量的大幅增加、反对将大麻使用者大规模收监的声浪也高涨起来，这种大规模监禁，落网的绝大多数是有色人种（并非巧合）。从2001年到2010年，警方在全国范围内共逮捕与大麻有关者820多万人，几乎90%都是因为持有而不是出售。1997年至2012年间，纽约市一地便有60多万人仅仅因持有毒品就被捕入狱，其中87%是黑人和拉丁裔。非裔美国人在经常吸毒者中占14%，在因毒品方面的违法行为而被关进州监狱的犯人中占56%。
即便这些人的刑期很短，但进过这种“古拉格集中营”的人终身带着印记。作为被判有罪的重罪犯，他们不能投票，不能担任陪审员，也不能获得食品券、住房或教育等公共福利；他们经常被解雇，工作前景堪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找不到工作的受害者成为禁毒主义者想要解散的毒品行业在招募时的首选对象。“破窗”政策的支持者认为，重拳打击轻微犯罪阻止的是未来的重大犯罪——这一理论与应该禁止吸食大麻以免吸食者尝试更厉害的毒品的论点有些相似——但没有意识到对被捕者长期的毁灭性影响，对他们而言，破窗就意味着破碎的生活。
推动合法化的人也指出，捍卫禁令的道德家很少将他们的道德关切延伸到格兰德河下游，自然也就没有将大规模屠杀墨西哥人纳入他们的道德考量。他们还批评那些以公共卫生为由将涉毒定为刑事犯罪的人，指出采取减少伤害的策略的国家在减少与毒品有关的医疗损害方面要比有惩罚意识的国家做得好得多。他们还列举了美国一项旨在降低尼古丁这种致命但合法的毒品的吸食量的计划，这一计划已经使吸烟者数量显著地降至193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对于人们所称的大麻危害性的恐慌增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反禁毒者指出死亡统计数据中的问题。任何人，扫一眼疾控中心列出的年度吸毒死亡人数就会发现，数字是一路下跌的：以2012年为例，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为48万人，饮酒导致的死亡人数为8.8万人，过量吸食海洛因致死的有3635人，而吸食大麻致死的总数为：0。
权衡一下合法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意见，并将惯性因素考虑进去，很难不对事态全面扭转的可能性感到悲观。而这正如美国的国父们所说，“经验证明，当邪恶尚可忍受，人类更倾向于承受而不是通过废除他们习惯的形式来纠正自己”。从另一方面讲，在美国历史上一直贯穿着一种强烈的务实精神，与它相伴相生的是一种时而会狂热的乌托邦精神。
1920年1月15日，反酒吧联盟发表媒体声明，欢呼合法酒类即将消亡。次日午夜，获胜的禁酒主义者为一个新生的国家而欢庆，他们高喊：“一个思想干净、生活干净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12年后，即1932年，小洛克菲勒（他与他的父亲曾是禁酒令最大的个人资助者）懊恼地这样写道：“禁酒令出台时，我希望它能得到公众舆论的广泛支持，而人们意识到酒精有害影响的这一天也能很快到来。但后来我慢慢地很不情愿地相信，这样的结果根本没有实现。相反，饮酒现象普遍增多；地下酒吧取代了公开的酒馆；出现了大批违法者；我们最优秀的市民公然漠视禁令；人们越来越无视法律；犯罪严重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小洛克菲勒在后来才去推动禁酒令的废除的，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他们震惊于将美德强加于人的努力所产生的罪恶、帮派争斗产生的暴力程度以及国家在打击帮派的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曾与反饮酒运动势力“干十字军”（the dry crusaders）激烈斗争，却未能获胜。对此他冷冷地说：“单单保护佛罗里达海岸线我们就需要7.5万名海岸警卫人员，然后我们还要再派7.5万人去监视他们。”
然而这种腐败从未达到墨西哥机构那种腐烂变质的程度。美国在1920年代所达到的暴力水平（比如“情人节大屠杀”(11)），比起华雷斯市一地的死亡人数简直微不足道。然而，尽管禁酒主义者通过将禁酒写入宪法，（他们以为这样可以）确保法令的持久性，但美国还是设法扭转了局面；尽管不得不经历极其复杂的过程，在宪法中加入一项修正案并且为的是废除另一项修正案，这着实有些尴尬，但美国人还是将过去（现在仍然）认为比海洛因、可卡因或冰毒更危险的一种物质重新合法化，更不用说大麻了。
没错，时代不同，环境不同，牵涉其中的人也不同了。没错，21世纪不大可能重演一遍20世纪废除禁酒令的过程；但事实仍然是，美国以前这样做过，自然可以再做一次。大麻（也许还有其他毒品）的合法化不可能是一服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相信它将在一夜之间结束毒品战争，就像禁酒主义者幻想禁酒后会迎来一个“思想干净和生活干净的时代”一样不现实。其中的变数太多，造成的结果无法预料。人们必须牢记，产生意料之外的消极后果与积极后果都是有可能的。但是，鉴于禁毒已经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了之前禁酒所造成的损害，现在是时候考虑改变了。
墨西哥下一步怎么办？
鉴于墨西哥仍然受制于美国政策，其本国领土上还有让人伤脑筋的邪恶贩毒集团，对于反对乌拉圭或科罗拉多州的做法进行重新考虑的可能性要高得多。但可能需要做一些修正。
在改变规则方面，佩尼亚·涅托政府除了猜测，一直不愿做更多的尝试。毕竟，革命制度党的战略是尽可能避免处理毒品战争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上。合法化需要对优先事项做出重大转变（尽管不是意识形态转变，但非罪化可能会被连带视为对自由贸易的打击）。然而，自卫运动以及如今全国上下因“四十三人事件”而掀起的怒潮，再加上国际投资者对犯罪持续猖獗的担忧，迫使佩尼亚·涅托不得不直面犯罪问题。但是，究竟该怎么做呢？鉴于效仿卡尔德龙再次实施全面军事打击几乎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实俱在，这样做根本没用——那么，对付犯罪最有可能的方法之一就是走非罪化道路，让卡特尔失去它如鱼得水的环境。但这么做了就会与美国起冲突，而美国仍有足够的能力通过取消墨西哥各种资格以及其他措施对其进行报复，就像上个世纪那样。到底该如何摆脱这一陷阱呢？
可能性之一是：墨西哥城的民主革命党政客已经表示，他们将向该市的立法机关提交一份合法化方案，后者很可能会通过该法案。首都在文化问题上要比乡下开放，已经接受了堕胎和同性婚姻的合法化。(12)但如果墨西哥城真的通过了，联邦政府将会像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擅自采取行动后的奥巴马政府一样不知所措；他们要么起诉或下令逮捕，要么默许。此外，还要假设2016年加州的大麻生产和销售会合法化（目前民调显示65%的人赞成）。墨西哥的出口合法化可能不会平息仍在执政的奥巴马政府的愤怒；事实上，建立在毒品战争之上的整个政权可能变得不稳定，甚至难以为继。(13)
很多美国商人都倾向于这种可能性；微软一名前高管正在向投资者募集10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准备创建第一个美国大麻品牌，为消遣娱乐场所和医疗机构提供从墨西哥合法进口的大麻。（他已经开始购买药店，并和维森特·福克斯一起巡回宣传他的愿景。）纽约在2014年7月通过了医用大麻法，并给卫生部18个月的时间选择五家公司，包揽从“种子到成品销售”的大麻生产全过程。这使得众多潜在种植者、投资者、说客、顾问和品牌公司都闻风而动。10月，900人涌向为期三天的东海岸大麻商业博览会、教育会议和监管峰会，各会场挤满了商贩和准备斥资200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本的风险投资人。久负盛名的反主流文化杂志《嗨时光》（High Times）宣布，计划创建一个私募基金“嗨时光成长基金”进军大麻业务。(14)
但是卡特尔呢？他们会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他们会如何处理大麻利润下降的问题？有些人正在纾困。2014年4月，锡那罗亚金三角地区的一份报告发现，农民不再种植大麻，大麻的批发价已经从每公斤100美元跌至25美元以下。“种这个已经不值当了。”说这话的罗德里戈·西拉现年50岁，种了一辈子大麻。他又补充道：“我希望美国人能停止大麻合法化。”
卡特尔真的准备好放弃大麻生产了吗？或许他们可以直接变成公司——锡那罗亚卡特尔有限公司？合法大麻的回报率会比较低，但开销也会较低——贿赂花费少了，武器方面的预算和运输成本也少了。那么卡特尔之间的竞争呢？泽塔斯人已经成为泽塔斯品牌各个环节的供应商，他们是否准备好跟和平贸易协会的“矮子牌”大麻烟卷制造商合作了？或者参加行业协会？美国烟草公司会不会成群结队南下，和以前可怕的杀手商人激烈竞争？这似乎不太可能。但目前这个问题并不紧迫，因为卡特尔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向一种尚未合法化的产品。事实上，他们已经这么做了。
锡那罗亚的毒品种植者正在将自己的地里种满罂粟，原因之一在于美国需求量的增加。美国当局试图遏制处方止痛药滥用的盛行，加强了对氢可酮和羟考酮等半合成鸦片制剂的管制。由于药片越来越贵且难以获得，卡特尔调整了自己的产品线，将海洛因如洪水般运往北方。同样，卡特尔也在试验培育古柯叶；2014年9月，恰帕斯州发现了63.9万株。
然而从长远来看，半违法半合法的局面或许无法长久，可能需要彻底废除禁毒制度，包括目前所有被定罪的毒品（正如墨西哥2009年的法律，哪怕只是持有少量毒品也要定罪，葡萄牙实行的全面定罪也是如此）。毒品作物平平安安的生产将成为另一种行业，如同种植鳄梨或制造龙舌兰酒。而且，通过为农民提供体面的农业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扭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一些损害。最终，需要通过向公民提供体面的工作、良好的教育和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来解决墨西哥普遍存在的贫困、失业和经济不平等问题，从而实现真正的复苏。然而，这是一个社会项目，不符合通过石油投资不断满足新自由主义的需求和持续自救的幻想，尤其是现在石油价格已经崩溃。
通过将“墨西哥毒品战争”非罪化来终结它的存在，这在政治上是否可以想象？或许吧，双手沾满鲜血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由于盈利能力下降，卡特尔将面临巨大打击，希望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比如在伊瓜拉对那43人犯下野蛮罪行的“战士联盟”）可能会变得容易受到重组的、不太可能被贿赂腐蚀的执法部门的集中打击。如果民间社会当前一些强烈的正义、法律、秩序占主导地位的意愿迫切要求采取结构性解决方案，而不是另一种短期解决办法，那么，这个让墨西哥也许能摆脱自身困境的机会，很大程度上对美国也是有好处的。也许到那时候可以说：
够了！100年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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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有一条关于“同情用药”（compassionate use）的条款，允许尚未进入临床试验的药物让病人使用。——译者
(2) 仙人掌的一种，食用后会产生幻觉。——译者
(3) 萨拉查·比涅格拉是一名医生，开办了一家戒毒中心。——译者
(4) 即Regulate，Control & Tax Cannabis Act。——译者
(5) 即2009年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委员会。——译者
(6) 1962年，70岁的安斯林格退休，之后在联合国的麻醉品管制委员会担任了两年美国代表，在此期间将美国的禁毒政策推向全球。
(7) 即Single Convention on Narcotic Drugs。——译者
(8) 即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y，报告为Taking Control: Pathways to Drug Policies that Work。——译者
(9) 另一方面，布朗菲尔德希望该公约继续它原有的严格管制。他说，国际社会应该“尊重现有的《联合国毒品管制公约》（UN Drug Control Conventions）的完整性”，尽管公约允许有更大的灵活性。这就是为什么人权机构华盛顿拉丁美洲办公室（WOLA）警告说，布朗菲尔德的声明可能主要是为了控制损害：如果联合国公约可以被解释为允许大麻合法化，即美国现在所希望的，那么或许要求更彻底地修订公约的声音就会消失。
(10) 理论上，枪支制造商和枪支使用者之间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后者包括猎人和为保护家庭安全而持有枪支者，他们并不总是赞同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以他们名义提出的立场。说不定可能会集会支持对严格控制出口的限制，从而获得《美洲国家禁止非法制造和贩运武器公约》（CIFTA）的批准。但未必能实现。
(11) 1929年情人节当天，美国芝加哥的北边帮（爱尔兰裔美国人及德裔美国人组成）7名成员在林肯公园被4名无名枪手集体射杀。一般认为，这是美国禁酒令期间，芝加哥帮派间的一次火拼，主使者可能是南边帮（意裔美国人组成）的艾尔·卡彭，因贩卖私酒而引发地盘争夺。——译者
(12) 墨西哥类似于美国毒品政策协会的组织是“全面毒品政策全民协会”（CUPIHD）。其成员有心理学家、记者、律师、学者、艺术家、医生和社会活动人士，包括著名的历史学家、毒品业社会学家路易斯·阿斯托加。
(13) 当然，加州为了保护其新兴产业免受国际竞争，可能会抵制墨西哥的进口。也可能会出现一个以那些呼吁能源独立的国家为榜样的运动，旨在使美国摆脱对外国大麻生产商的依赖。也可能共和党人会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高呼：“居然对犯罪手软！”这样一来，希拉里·克林顿或民主党提名的任何候选人都很可能立即落败。
(14) 整个场景与包围古巴的资本势力有些相似，他们等待并希望古巴和美国当前对他们投资能力的限制统统瓦解——现在刚刚有了初步的缓和。
致谢
感谢约翰·奥克斯，感谢他坚持认为采取这种研究角度的一本书将对当前有关毒品“战争”的全球对话有所助益。也感谢萨曼莎·施内，感谢她翻译了卡门对这个话题的初步看法。感谢乔尔·费恩戈尔德对本书稿每个章节的犀利解读，对最终定稿给予了至关重要的帮助，同时还整理了我们的双语文献。感谢埃利莎·里奥斯·辛贝克处理了复杂的最后编辑工作。也感谢下列一直提供帮助的朋友：阿尔贝托·巴兰科、安娜·路易莎·利古里、露西娅·梅尔加、奈夫·耶希亚。
这本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些勇敢的记者所完成的工作（比如尤安·格里洛），他们经年奋战在“墨西哥毒品战争”令人心惊胆战的前线，冒着生命危险（甚至失去生命）带回了他们的故事。同样，我们也得益于许多学者（比如路易斯·阿斯托加）的工作，他们从无数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
我们俩都不是这个问题的专家，这一点对于真正的专业人士而言无疑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夫妇来自两个国家——卡门是墨西哥小说家和诗人，迈克是研究纽约的历史学家——我们一致认为，这样一本关于导致当前可怕的事态的美墨两国纠葛轨迹的书，可能会引起非墨西哥读者的兴趣。我们猜想他们对墨西哥的历史、政治或地理并不熟悉，所以才大胆落笔。以下参考文献中所列书目，是我们发现在建构本书中的分析和叙述时特别有用的作品。在此，我们向各位作者致敬，同时也要声明，书中如有任何错漏失误，皆与他们无关。
参考文献
“Ambassador's Private Dinner with President-Elect Calderon,”Wikileaks.org, September 29, 2013.
“Mexico Murders at over 101,000 in Past 6 Years, Report Says,”Latino. foxnews.com, November 27, 2012.
“Mexico's Presidential Election: Back to the Future,”The Economist, June 23, 2012.
Ahrens, J. M. “The Couple That Danced among the Dead,”El País in English, October 13, 2014.
——. “Mexicans Say‘Enough Is Enough’at Massive Protest Rally: Tens of Thousa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Call for Changes to Prevent Another Iguala Case,”El País in English, November 21, 2014.
Ahrens, J.M. and L. P. Beauregard. “Peña Nieto Sends Troops to Tamaulipas,”El País in English, May 14, 2014.
Alexander, Michelle. (2010) 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New York.
Althaus, Dudley. “How Colorado and Washington Could End Mexico's Drug War,”Globalpost.com, November 10, 2012.
——. “Even the 99 Percent Get Kidnapped in Mexico,”Globalpost.com, April 14, 2014.
——. “How Mexico's West Was Won: It Took a Village, and Plenty of Ak-47s,”Globalpost.com, February 20, 2014.
Althaus, Dudley and Steven Dudley. “Mexico's Security Dilemma: Michoacán's Militias—the Rise of Vigilantism in Mexico and Its Implications Going Forward,”Insightcrime.org & Wilson Center: Mexico Institute, July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