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14日，尼克松就“控制毒品与危险药品”问题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特别咨文，称“毒品滥用”正在“全国范围内对千百万美国人的健康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总统相信，美国人尚未充分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因此“联邦政府需要紧急协商一项国家政策，以妥善处理这个不断妨害美国公共福利的威胁”。
与此同时，尼克松派出行政官员去墨西哥，劝说对方向大麻和鸦片作物喷洒除草剂。墨西哥当局拒绝了这项提议，就连那些同情尼克松计划的人也担心此举会造成生态恶果：他们提到了越战中使用橙剂所产生的可怕的副作用。受挫的尼克松在1969年9月发起了一个阻断毒品的计划（Operation Intercept），由总检察长约翰·米切尔监督、G. 戈登·利迪（两人后来因“水门事件”而出名）策划安排，目的是（不打招呼地）恐吓墨西哥乖乖接受此事。2000名稽查员开始一丝不苟地彻查每一辆过境的汽车，搜查（有时是脱衣搜查）每个人、每辆车、每件行李（包括手提包和饭盒），由此造成交通堵塞长达数十英里，实际上等于关闭了边境。在经历了痛苦的20天并饱受各方的猛烈攻击和抱怨之后，尼克松叫停了此次行动。但就像安斯林格的做法一样，它已经奏效了。墨西哥以强硬手段发起了另一场“伟大战役”（就像1948年那次一样），这一次他们恭顺地将其命名为“合作行动”。尽管如此，墨西哥（将这次联合行动称为CANADOR，大麻和鸦片的首字母缩写）仍然可以通过加强自身在手动扫毒方面的努力来阻止美国提出的在空中喷洒除草剂的要求。墨西哥士兵获准用棍棒或砍刀去除鸦片和大麻作物，其代价是允许美国执法部门进入墨西哥，监督他们的操作。(2)
此时，尼克松转向了立法行动，1970年通过了《药物滥用综合预防控制法案》(3)。这一法案巩固了联邦政府之前的地位，强化了联邦禁毒特工的权力。其第二部分——《受管制药品法案》——为打击毒品的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随着竞选连任的临近，尼克松艰难前行，挑起了美国社会广泛的道德恐慌。他无视美国大麻与药品滥用委员会（他自己于1971年建立的）发现的令人尴尬的结论——其报告称，没有证据表明大麻是有害的或者会让人上瘾，并且建议将持有大麻非罪化，（在当年6月）以被过分夸大的统计数字为依据，坚称“贩毒是公众的头号敌人”，对此“我们必须举全部政府部门、全国乃至全世界之力予以打击”。.
1973年，尼克松在再次安然入主白宫（他以为）后，下令建立美国缉毒署（DEA）。这个由腐败不堪的麻醉品及危险药品管理局和其他一些机关合并成立的机构，被赋予的使命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部，发动一场全面打击毒品威胁的全球性战争”。尼克松于1974年辞职，但美国缉毒署却比它的创建者存在得长久，其存在的目的就是对毒品展开持久战。成立之初，美国缉毒署有1470名特工，一年的预算不足7500万美元。而今它拥有5235名特工，在国内设有227家办事处，在62个国家设有驻外办事处，每年预算约有25亿美元。
尽管尼克松羞辱了墨西哥，但他在墨西哥并非无人支持，尤其是墨西哥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德斯（1964—1970），其对于尼克松有关文化影响力的观点颇为赞同。奥尔德斯总统个人极其厌恶抽大麻的墨西哥学生，称那些大学是“藏污纳垢之所”。但是，与尼克松一样，他对毒品有着更深的忧虑，这不仅源于其强硬的个人作风，还因为他察觉到了毒品对革命制度党权力的挑战。年轻一代中，许多人将一党制国家视为专制者，认为在其精心粉饰的社会主义外表之下，实际上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与尼克松一样，偏执的奥尔德斯总统将政见分歧视为共产党的阴谋，并攻击那些呼吁民主改革的人——作家、记者、编辑、愤愤不平的工人，尤其是学生。
1966年，奥尔德斯总统派空降兵占领了一些大学，这些学校的学生曾经举行过示威活动。1968年，就在墨西哥要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几周前，不听话的街头抗议者威胁要抹黑墨西哥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被激怒的迪亚斯·奥尔德斯命令全副武装的卡车驱散宪法广场上的数千露营者，当时的场景令人想起了与苏联坦克对峙的布拉格年轻人。接着，迪亚斯·奥尔德斯精心策划了对毗邻墨西哥城的特拉特洛科（Tlatelolco）文化广场上的示威学生的大屠杀，他下令军队、警察及准军事武装放开手脚，用步枪、火箭筒、机关枪从各个方向向人群开火。2000人被包围，被剥去衣服毒打；其中一些人失踪，估计死者多达300人，由于尸体被卡车运走并焚烧，这一数字并不准确。此次屠杀激起了墨西哥全国上下以及国际社会的愤慨。
1970年，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因抗议尼克松将越南战争扩大至柬埔寨而遭到警察开枪射击，尽管此次事件激起了超过400万学生的全国大罢课，但比起特拉特洛科大屠杀实在是小菜一碟（在俄亥俄有4人被杀，9人受伤）。同样，“地下气象预报员”(4)的出现以及他们在1970年代早期搞的爆炸活动，是墨西哥城市游击队转向以武力对抗他们认为残忍而又麻木的统治者而采取的一种相应的行动。由于墨西哥农业部门的危机不断增长，农村出现了叛乱，这种情况是美国那边所没有的。
在格雷罗州山区，毕业于阿约特兹纳帕学校的卢西奥·卡巴纳斯，从教师转变成了革命者，他打造了一小支被称为“穷人党”的武装力量，致力于绑架、抢银行，为武装暴动提供资金。到1971年为止，新一任总统路易斯·埃切维利亚（1971—1976）已经向该地区派出了1.2万人的部队。虽然他与智利和古巴的社会主义政府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又为臭名昭著的“秃鹰计划”(5)的受害者提供庇护，但他仍然坚决反对游击队在墨西哥发展壮大，还派国家安全理事会的特工向各种左派组织渗透。1974年，在卢西奥·卡巴纳斯绑架了一位千万富翁、革命制度党参议员兼州长候选人之后，总统将该地区的军队人数增加到了2.4万人。部队在当地展开了扫荡式围捕，刑讯逼供，秘密处决了一些人。仅在阿托亚克－德阿尔瓦雷斯一市，军队就让约400人人间蒸发。卡巴纳斯本人也在这一年死于与军队的枪战中。
埃切维利亚总统与美国的关系并不特别亲密，他一直极不情愿扩大其前任遗留下来的“合作运动”（即CANADOR）。但在1976年9月，正当埃切维利亚准备将总统权力移交给他选择的继任者若泽·洛佩兹·波蒂略（1976—1982）时，他的政府却这么做了。这一突然转变，部分是因为美国的坚持；部分是因为对毒品产业的规模迅速膨胀的担忧，它后来覆盖了近6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包括大约30万片鸦片田，其中有些面积超过了40亩；还有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与贩毒有关的暴力不断升级的警惕。在库拉亚坎，街头枪战已是家常便饭，锡那罗亚的报纸上充斥着对日益增长的毒品威胁的抱怨。革命制度党也因农业土地上爆发的动乱感到惊惶不安：大规模的土地征收与绝望的农民对当局的武装反抗，还有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体的，因为千千万万的农民已经置身于毒品经济之中，准备拿起武器捍卫他们新的经济命脉。
政府决定展开彻底的地面打击，批准他们此前拒绝美国采取的空中喷洒药物行动，同时授权美国低空侦察目标地区。新上任的洛佩兹·波蒂略政府，其目标是“彻底铲除鸦片种植，并尽力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开展最大范围的合作”。墨西哥总检察长预计，毒品运输将在半年内终结，而他们没有公开表明的是在禁毒运动的掩护下镇压农民叛乱的决心。很快，这一计划被更名为“秃鹰计划”，以此为代号的这场由美国支持的政治迫害与暗杀运动，1975年后由南美国家的一群右翼独裁者实施，其对象是游击队、不同政见者、学生、社会活动家、工会与学者。在这场长达10年的“肮脏战争”中，上万人遇害或失踪。墨西哥方面的行动由约瑟·赫尔南德斯·托雷多负责，正是他下令军队在特拉特洛科实施了大屠杀。
1977年初，一万名战士对位于锡那罗亚、杜兰戈与奇瓦瓦三地交界的金三角地区发动猛攻。他们袭击村庄，踢开房门，拖走了数百名年轻人，对其中一些人进行了殴打和折磨（电击、火烧、往鼻子里灌辣椒水），上百人从此销声匿迹。军队还洗劫民宅，强奸妇女，掠夺财物，这些行为又加剧了农民的武装反抗。而在空中，美国提供的飞机开始向鸦片作物喷洒2，4-D酸(6)，向大麻作物喷洒有毒除草剂“百草枯”。最终毁掉了成千上万块土地和农田，查获了数百公斤毒品。
美国缉毒署和当时的吉米·卡特政府（1977—1980）为墨西哥的“模范行动”大唱赞歌，实际上“秃鹰计划”也的确极大限制了穿过边境进入美国的毒品数量。至1979年为止，进入美国的海洛因数量几乎少了一半，但这场胜利多多少少有些暧昧，因为供货者对短缺的反应是抬高价格（1毫克的市价从1976年的1.26美元，涨到了1979年的2.25美元），而这反过来又拉高了犯罪率，因为吸毒者为满足自己更加昂贵的嗜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7)
不曾预料到的后果还在继续发酵。当“秃鹰计划”冲击锡那罗亚时，毒贩的大头目们居然毫发无伤地幸存了下来，只是挪了个地方。(8)他们将生意从山沟里转移到墨西哥第二大城市：贾利斯科州的瓜达拉哈拉。他们在那里买下了富丽堂皇的别墅，以更大规模继续经营他们的买卖。“秃鹰计划”在无意间通过剔除小鱼，使毒品交易更加集中了，也使那些有能力收买警察、军队、国家安全理事会及革命制度党政客的大鱼的实力得到了壮大。
也许，最近这次“伟大战役”的主要成果就是巩固了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体系”。“秃鹰计划”也提醒了黑帮谁才是老大，而当该行动在1970年代末变得懈怠时，毒品生意又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并且进行得更加有条不紊。一些政府机构（特别是国家安全理事会，其立下的军令状就是打击毒品交易）在战略过境点设立了非官方批准的交易通道，毒品必须通过这些通道进入美国。控制“市场体系”的并不是犯罪分子，而是一个个检查站，联邦警察或军队在此迎接毒贩们的到来，也在此收受贿赂或者搜查（偶尔也杀死）任何不肯交钱的人。这个体系也使得他们可以囤积缴获的毒品，从而证明他们正在与毒品犯罪英勇斗争。实际上，国家的监管使毒品处于控制之下，弱化了其中的暴力，而同时又让监管者们获利丰厚。
在受监管者保护的区域，毒品中间商的野心不断膨胀。有些人开始组织更大规模，甚至超过其承受能力的经营活动。他们不再从小型家庭农场购入大麻，而是建起了属于自己的超大型种植园。其中一位最大胆的创新者就是拉斐尔·卡罗·昆特罗，一个来自锡那罗亚毒品王国的中心——巴迪拉瓜托的毒贩。卡罗·昆特罗出生于1952年，曾像他父亲一样以畜牧业为生，后来转行去开卡车，之后又在一个豆类和玉米的种植园里务工。1970年代中期，他搬到相邻的奇瓦瓦州，开始在他兄弟的农场里种大麻。随后的5年里，他扩大了经营规模，买下了当地的一些农场，积累了一笔财富。到1980年代早期，他经营起了一个巨大的水牛农场——一片2500亩的沙地，约7000名工人在此劳作，实际上这里的情况如同奴隶制下的种植园，地里种植的无边无际的大麻作物需要25个足球场大小的棚屋才能晾干。其年产量——价值80亿美元——大得足以满足美国市场一年的全部需求。到1981年，卡罗·昆特罗已经能够轻松支付巨额贿赂给奇瓦瓦州警察部门的指挥官、当地政客、军队，尤其是米盖尔·纳萨尔·哈罗。这个卑鄙的家伙，因其在1968年特拉特洛科大屠杀中的所作所为而臭名昭著，又凭借他那支“白色旅”（White Brigade）死亡小队在“肮脏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于1978年被任命为国家安全理事会的领导。1980年代早期，卡罗·昆特罗紧跟产业集中化的新潮流，与另外两个一直努力开辟全新的毒品阵地的重要人物结盟。这一次又得感谢他们的北方邻居。
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可卡因如野火般在美国大地上蔓延。如果说人们通过大麻表达政治上的不满、反传统、和平、爱和宽慰，那么可卡因这种迪斯科毒品则象征着魅力、速度、性、生意和金钱。大量的金钱——因为可卡因的利润远高于大麻，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交易。一开始，这些利润并未流到墨西哥人手里，而是进了哥伦比亚人的腰包，因为这个国家的气候非常适宜古柯叶生长。哥伦比亚人不仅从事生产，还负责运送。麦德林（Medellín）的匪帮将大部分可卡因直接运往佛罗里达，他们跨越900英里的直线距离将货物空投到海上，再让人从那里找到货物，乘快艇上岸——禁酒令期间，走私的酒就是从停靠在朗姆酒线（Rum Row）(9)上的货船里运进来的，就在距离海岸3英里的海上。
哥伦比亚人很有先见之明，他们在1970年代初就启动了一项飞行员计划，致力于发展一条跨越墨西哥的备用路线。开始，他们依靠两个非墨西哥人来运作这一计划。他们的直接联系人是个洪都拉斯人，名叫朱安·雷蒙·马塔·巴列斯特罗斯，他将可卡因运到墨西哥，再从那里转手给古巴裔美国人阿尔贝托·西西里·法尔孔，一个以蒂华纳为据点的歹徒，由他将货物运过边境。西西里·法尔孔绝非寻常的黑帮分子，他在1959年卡斯特罗访美之后离开古巴，来到迈阿密，在那里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训练，参加对他前祖国的偷袭和武器运送。根据斯科特和马歇尔的说法，他在1972年又转移到了墨西哥，凭借与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关系——墨西哥的国家安全理事会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他建立起了一项业务：将马塔的哥伦比亚货物卸到美国加州。就在埃切维利亚总统和尼克松总统加大打击大麻与鸦片的力度的同时，一个年产值50亿美元的可卡因帝国随着美墨两国银行提供的洗钱业务诞生了。实际上，西西里·法尔孔在蒂华纳的经营基地“圆屋”（The Roundhouse），就是由国家安全理事会一伙配备了AK-47自动步枪的特工来保卫的。
在美国缉毒署的特工1976年渗透进这个组织后，西西里·法尔孔的好日子到头了。美国缉毒署教训了他手下的几个毒贩，又让墨西哥方面逮捕了他。这不是国家安全理事会与中央情报局在合作中第一次各自心怀鬼胎，也不是最后一次。定罪后，西西里·法尔孔被打发到监狱去了却残生，成了第一个被拿下的大毒枭。毕竟，他是个外国人嘛。
西西里·法尔孔已成历史，马塔又与锡那罗亚黑帮中冉冉升起的明星们培养起了感情。其中包括拉斐尔·卡罗·昆特罗（人称“大麻主宰者”）、欧内斯托·丰塞卡·卡里略，还有地位最高的米盖尔·安赫尔·菲利克斯·盖拉多。1946年出生的菲利克斯·盖拉多，是个土生土长的库拉亚坎人，曾加入锡那罗亚的司法警察队伍，担任州长的保镖，然后悄悄地干起了毒品买卖，在“秃鹰计划”之后离开锡那罗亚去了瓜达拉哈拉。1970年代中期，马塔的贩毒网甫一建成，他与他的同伴就成了墨西哥运送哥伦比亚可卡因的头号人物。然而，直到1980年代初，他们的转运量总计只占美国可卡因消费的30%。将他们推向超光速发展阶段的，是罗纳德·里根1980年的总统大选。
* * *
(1) Reefer Madness，一部根据经典的反大麻公益影片改编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少年受大麻的影响而堕落的故事。此刻边吸食大麻边看这部电影是种讽刺。——译者
(2) 这一回合的结果出乎意料，毒贩发现如果无法穿过陆地边境，不如从空中飞越。很快，他们就建起了空中运输系统。“合作行动”清除了较弱的走私者，却壮大了规模更大、财力更强的贩毒团伙，比如埃雷拉兄弟会。而在美国，相当多的年轻人对于大麻的短期紧缺的反应也令大家措手不及，他们转而用起了致幻药LSD。
(3) 即Comprehensive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译者
(4) Weather Underground. 1960年代，美国涌现出大量左翼激进组织，其中“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是反战先锋，从中分化出来的“地下气象预报员”更是激进中的极端，悍然打出推翻美国政府的旗帜，宣传“把越战带回美国本土”的行动纲领，号召暴力革命，砸烂资本主义。“气象预报员”的名称来自鲍勃·迪伦的歌词“你不需要气象预报员来了解天气”。他们的典型行动，是一系列事先张扬的大规模爆炸，攻击目标直指象征美国国家机器的机构和建筑，如国会大厦、银行、石油财团、联邦调查局等，其核心成员被视为恐怖分子。——译者
(5) 1970年代，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等国的军人政府秘密地频繁接触，决定在间谍、信息、镇压左派、审讯政治犯等方面展开合作。——译者
(6) 即二氯苯氧乙酸。——译者
(7) 1979年，埃雷拉兄弟的组织遭到直接打击，但是，尽管查获了39公斤的海洛因，还有三个芝加哥的头目被抓，毒贩的大头目和这个组织本身却一直活动至1980年代，直到1988年的“杜兰戈行动”使杰米·埃雷拉、内瓦雷斯落网。然而当时，该组织的下一代已经开始多元化经营可卡因和冰毒，并一直在顶风作案。
(8) “秃鹰计划”中，种植园的主人已经得到政府的默许，在他们的田地里插上旗子，提醒飞行员不要喷洒药物，只能洒水和肥料；当时一直是干旱天气，因而有人认为是天气而并非清除毒品行动造成了毒品产量的急剧下降。
(9) 美国禁酒令时期的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一艘满载酒的船只，必须停泊在美国海岸线之外。在1924年4月21日之前，海上的限制是3英里。——译者
四
1980年代
里根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尊重法律和秩序的人，准备逆转吉米·卡特任内一系列懦弱无能的政策，不过，卡特确实把这个国家从尼克松的狂热中拉了出来。中产阶级父母越来越没兴趣让自己的孩子远离大麻，只有极少数人坚持认为大麻是有害的。对于这种情况，卡特的反应与里根不同，后者与安斯林格一脉相承，也断言大麻“极有可能是美国最危险的毒品”。但卡特很不走运，吸食可卡因的人在他眼皮底下爆炸式增长，以至于里根顺利地成了尼克松转世，刚一上任就重启了打击毒品的战争。1982年1月，里根成立了南佛罗里达毒品稽查队，面对面地迎战可卡因巨头们。该机构由副总统乔治·H·W. 布什领导，吸收了陆军和海军力量，旨在打击迈阿密的毒品犯罪行为。
他们的行动奏效了。侦察机与武装直升机截断了哥伦比亚—佛罗里达之间业已形成的广泛的贩毒网。缉毒行动让麦德林的毒贩头目们损失了上亿美元，但他们有个现成的补救方法：哥伦比亚人放弃了自己直接运货的业务，然后加大了经过墨西哥通道的货物量。起初，利润主要流回了南美洲。据《福布斯》杂志估计，麦德林的头号走私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个人身家约90亿美元，这使他成了有史以来最富有的罪犯。但是渐渐地，墨西哥人从仅仅从事高回报的走私服务，转而要求进行更充分的合作。很快，菲利克斯·盖拉多、丰塞卡·卡里略与卡罗·昆特罗提供的可卡因就占到了不断扩大的美国市场的90%，这些钱洗白后，一年利润估计有50亿。仅在一个月内，就有2000万美元通过美国银行的圣地亚哥分行汇入他们的腰包。
到了1984年，美国缉毒署在提到三足鼎立的哥伦比亚贩毒集团时，开始称他们为“瓜达拉哈拉卡特尔”、“麦德林卡特尔”和“卡利卡特尔”。虽然这种称呼让人联想到这些组织具有惊人的财富和权力，但还是有些误导。“卡特尔”通常是指一个由多家公司或多个国家组成的大财团，旨在消除竞争和不受欢迎的对手，避免价格战和利润缩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就是那个时代价格垄断组织的头号例子。瓜达拉哈拉人确实建立了联盟——实际上，他们形成了垄断——但他们联合的只是单干的黑帮分子或者小帮派，并非大型的政治或经济组织。这个名字还是就此保留了下来，尽管该联盟的成员并不买账。
“卡特尔”还存在着另一层意思上的误导，即它忽略了墨西哥政府在其中所处的中心地位。瓜达拉哈拉卡特尔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受到了米盖尔·纳萨尔·哈罗（1978—1982）及其继任者约瑟·安东尼奥·索利亚·佩雷斯（1982—1985）领导的国家安全理事会的保护。国家安全理事会是黑帮的保护伞，他们利用墨西哥警察的无线电系统拦截美国警察的监视信息，以确保装有毒品的卡车安全通过边境；他们大肆分发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徽章（美国缉毒署的特工很难不注意到，他们每次逮捕的高级毒贩都携带着国家安全理事会的证件）。纳萨尔·哈罗卖力地为瓜达拉哈拉集团效劳，最终因为贪婪而自食其果。1981年，联邦调查局在圣地亚哥逮捕了他，因为他向美国走私汽车，这是其毒品生意附带的一宗没必要的生意。的确，是中央情报局提拔了他，坚称他“是其墨西哥城办事处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的联络人”，但纳萨尔·哈罗公然辜负了他们的期待，自然要被处理掉。其继任者索利亚·佩雷斯最初证明了自己足以胜任这个职位，但后来情况有点尴尬，并且他还因下令杀害一位杰出记者被判处35年监禁。
事实证明，瓜达拉哈拉集团从别国——罗纳德·里根的政府——得到了更为关键的支持，但这一次并非无心（就像关闭“迈阿密走廊”所带来的预料之外的后果），而绝对是有意为之。
从1982年开始，中央情报局和白宫的官员们（比如奥利弗·诺思和艾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一直在想办法绕开美国国会对进一步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禁令，这支受到美国支持的准军事武装试图推翻尼加拉瓜的桑定（Sandinista）政府。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墨西哥毒贩偷偷运送武器给这支反政府军。在那段时间里，菲利克斯·盖拉多每个月都会把4吨可卡因运进美国，然后以大杀伤力武器、现金、飞机和飞行员等方式向反政府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卡罗·昆特罗的一个农场实际上成了训练基地，由国家安全理事会——中央情报局信任的墨西哥分支机构——管理。作为回报，华盛顿方面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允许墨西哥加工的大量强效可卡因（crack cocaine）涌入美国城市街头，这种极易上瘾且销量巨大的毒品对贫困社区造成了严重破坏，还爆发了争夺市场份额的枪战，导致犯罪率飙升。
美国缉毒署因为国家安全理事会和中央情报局与实力日益壮大的贩毒卡特尔之间走得很近而越来越沮丧。缉毒署特工恩里克·“基基”·卡马雷纳，自从1980年起就一直在瓜达拉哈拉工作，曾一再向华盛顿抱怨黑帮们受到的庇护。1984年11月，他成功说服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对头——联邦司法警察突袭了水牛农场。当450人乘坐直升机摧毁田地、烧掉一万吨大麻之后，怒不可遏的卡特尔头目们绑架了卡马雷纳，先折磨，然后杀害了他。其尸体最后在米切肯州某个养猪场的一个浅坟里被人发现。
美国缉毒署震怒。首先，他们开始追查凶手。卡罗·昆特罗挥舞着他的国家安全理事会徽章，在瓜达拉哈拉机场逃过一劫，最终在哥斯达黎加被抓获，经过审判、定罪，被判入狱。索利亚·佩雷斯则因为给他发了徽章而被解雇，丰塞卡·卡里略也步了卡罗·昆特罗的后尘，至此，只有菲利克斯·盖拉多仍未被找到。接着，美国缉毒署向媒体披露了国家安全理事会与坏蛋们沆瀣一气的真相，这些真相一直被隐瞒着。当然，美国方面自始至终都是知情的，之所以秘而不宣，是因为在里根政府任期内，中央情报局的“反共牌”压住了美国缉毒署的“反毒牌”。此外，美国缉毒署还曝光了涉案的革命制度党资深政客的腐败行径，对该党形象和声誉造成了沉重打击。因此，米盖尔·德·拉·马德里政府（1982—1988）解散了国家安全理事会，把一些特工和警察部门的指挥官送进了监狱，但还有很多人只是换了身制服，转而去其他联邦机构任职，比如早已成立的联邦司法警察或是中央情报局的墨西哥版本——国家安全研究中心（CISEN）。
卡马雷纳遇害的丑闻，提升了缉毒署在美国政府中的政治地位，不但使其扩张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还促成了1986年的《反毒品滥用法》(1)的通过。该法案要求美国缉毒署的分支机构每年提交一次报告，证明所有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都在全力配合美国的禁毒工作，或者在自行采取充分有效的措施。（如此一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的美国又自命为法官，就这个美国自己都未能解决的问题对别国的情况指手画脚。）如果被问到的这个国家不符合美国的要求——墨西哥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就会被美国从所有对外援助项目中排除掉。更糟糕的是（尤其是对墨西哥而言），美国将对这个国家向多边发展银行（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的所有贷款请求提出反对，而这一点对那个国家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也正是在1986年，随着强效可卡因的飞速泛滥，“伊朗门事件”的丑闻曝光，再加上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里根提高了他宣传禁毒战的调门。“我的同龄人会记得，当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袭击时，我们是如何积极行动起来的，”他大声疾呼道，“现在，我们面临着另一场争取自由的战争！”他签署了《国家安全决策指令》(2)，宣布毒品交易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这份指令准许美国国防部介入各种各样的禁毒活动中，尤其是发生在美墨边境上的。
墨西哥总统德·拉·马德里老老实实地依样而行，也宣布毒品交易是对墨西哥国家安全的威胁，授权军队扩大其对于禁毒行动的参与。在这件事上，他别无选择。墨西哥已经陷入全面的经济危机，做出保证，从而获得贷款，目前已变得至关重要。在全力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德·拉·马德里将在这个国家的经济与政策领域发动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会对从事毒品生意的组织产生极大影响。
自1930年代卡德纳斯执政以来，革命制度党就一直实行干涉主义的发展政策，试图促进墨西哥的工业化，并通过征收关税、限制外资所有权、投资能源与交通领域的基础建设、补贴农民、提供充分的社会服务，使国家经济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总的来说，他们做得不坏：从1940年到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倍。在1970年至1976年的6年任期内，埃切维利亚总统通过将600多家企业——电影公司、汽车制造厂、酒店、出版机构——国有化，以及承担重大的公共工程建设（公路、排水系统），尤其是墨西哥城的，极大地扩大了国有经济的发展。在这一国有化过程中，许多项目都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贷款支持，国家债务也因此增加了3倍。埃切维利亚总统之所以敢如此大手大脚，是因为1972年在塔巴斯科州大草原发现了储量巨大的油田——那里很快被称为“小科威特”，之后又在坎佩切湾的浅海地带发现了储量更大的油田。这些资源的潜在价值因1973年欧佩克成功地推高了全球油价而急剧提升。
不过，这个国家还是没能逃脱1970年代中期爆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它导致对墨西哥工业出口的需求下降。1976年，埃切维利亚总统被迫让比索贬值。当比索贬值一半，通货膨胀大幅飙升，资本纷纷外逃以寻找更安全的地方。在洛佩兹·波蒂略的6年任期里，救星出现了——油田的喷油井投入运行。到1979年，仅坎佩切湾油田一天就可生产150万桶原油。国有石油垄断企业——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这下可以停止进口石油并开始出口了。企业收入从1976年的5亿美元攀升到1981年的130亿美元，后面这个数字是受到了又一轮石油价格上涨的推动，因为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暂时缩减了石油产量。
另一笔意外之财接踵而至。当美国银行家到达墨西哥城时，他们的手提箱里塞满了急于借给这个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的石油美元(3)。截至1981年，这里已探明的石油储量预计为2000亿桶（《财富》杂志有篇文章题目是“银行家们为什么突然爱上了墨西哥”）。洛佩兹·波蒂略很乐意以石油换取资金，撬动墨西哥未来的发展，他还在革命制度党的国家主导发展战略上下了双倍赌注。
大量的公共支出流向了生产型企业，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就是其中一个。1977年到1980年期间，石油公司得到了126亿美元的国际贷款，相当于墨西哥全部外债的37%，这笔钱被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的建设和运转，以及建造岸上的加工设备，扩建炼油厂，继续进行石油勘探，购买国外的生产资料和专业技术。这些投入使得墨西哥的石油产量从1977年的4亿桶，提高到1980年19亿桶。另一些则投入铁路、公路及制造业，帮助墨西哥经济实现了每年8%的增长。
但是，大部分支出被浪费在了欠考虑的项目、经常性支出上，而非资本支出以及官僚机构自私自利的扩张（及其薪资）上。其中一些公然用于裙带关系或腐败中。这种腐败，就像谚语所说的那样，鱼从头臭起。原因之一是革命制度党的体制几乎赋予其法老式总统以无限的权力。洛佩兹·波蒂略把自己的亲戚（妻子、姐妹、儿子）都塞进了政府高层，让一个情妇做了旅游部长，并吹嘘这一切。“我儿子就是我裙带关系的骄傲。”他得意地宣称。
洛佩兹·波蒂略的密友、工程师乔治·迪亚斯·塞拉诺坐上了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的头把交椅。在成功地扩大了新油田的开发的同时，迪亚斯·塞拉诺与这家公司的许多高管一样，也将手伸向了公司利润。后来，他因此入狱5年。洛佩兹·波蒂略总统当年学校里的室友——“黑人”阿图罗·杜拉佐，被任命为墨西哥城的警察局长。在他之前的6年总统任期里，杜拉佐是墨西哥城首府贝尼托－华雷斯国际机场的警长，在他的帮助下，该机场成为哥伦比亚可卡因的重要转运点。现在，他又将全市2.8万人的警察部队改造成一个贩毒网，先把可卡因小包分发给旅长们，再由他们卖给下属去消费，并出售给公众。在杜拉佐1978年至1982年任职期间，警察肆无忌惮地强奸妇女，后者很快明白绝不能向警察求助。实际上，一看到有警察走过来，她们就往相反方向跑去。
墨西哥的外债稳步增加，从1976年的200亿，到1982年的近590亿。但是一开始它似乎还能应付，后来就难以招架了，主要是因为局势发展超出了其可控范围。1970年代中期，美国的通货膨胀又让墨西哥的经济衰退雪上加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佩克成功地提高了原油价格。为了像福特总统（1974—1977）呼吁的那样“立刻打垮通货膨胀”，保罗·沃克担任主席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1979年开始提高利率，最终将基本利率从12%提高到21%。到1980年，高利率导致了更严重的衰退，通货膨胀的确下降了，但它的实现靠的是将失业率抬高到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程度。
沃克在美国造成的这次经济衰退，对墨西哥产生了更具破坏性的影响，因为短期贷款的滚动利率几乎翻了一番。到1982年，单单是付利息，一年就不止80亿美元。更糟的是，随着支出猛增，收入却下降了。原油价格下跌，是因为全球经济衰退使得需求减少，而伊朗石油回归市场又使供应增加。1981年到1982年之间，墨西哥石油价格从78美元一桶跌至32美元一桶。与此同时，墨西哥的资本又因比索对美元的贬值而外逃。在1982年1月到6月间，120亿美元逃离墨西哥，导致比索不得不一再贬值，从20比1降到50比1，再到150比1。
墨西哥明确表示它将不再支付利息，美国银行吓坏了。如果墨西哥破产，全美最大的13家银行将共计损失600亿，即他们共同资本的48%。并且，一旦墨西哥破产，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也会跟着垮台，这很可能会引发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于是，美国拿出了数十亿美元的一揽子贷款和信贷，并拟订了一个非官方的债务延期计划。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被拉进来，向墨西哥提供紧急贷款，以使其恢复对美国银行债务的偿还，从它们的鲁莽行为中把它们拯救出来。这些机构采用了1975年“纽约财政危机”中制定的方案，现在对墨西哥实施“结构性调整”。债权人要求将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项目，对外资扩大开放，集中力量偿还贷款和利息。这种粗暴的干涉被赋予了一种意识形态光环，使人重新认识到了市场对于国家的固有优势，只不过这次它被重新包装成了“新自由主义”。
执行上述要求的使命落在了米盖尔·德·拉·马德里总统（1978—1982）的肩上。他曾是洛佩兹·波蒂略任内的计划与预算部部长，是革命制度党的技术官僚中名声较好的一位。德·拉·马德里并非从该党的群众政治组织中脱颖而出，而是崛起于金融和石油机构。他不需要被动地走上这条新自由主义道路，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时，他已经领悟了其中的教义。他认为，国家机构是墨西哥的负担，应该甩掉，连同革命制度党遗留下来的许多项目和意识形态一起丢弃。但他无意抛弃一党制，甚而还打算利用革命制度党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德·拉·马德里对许多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削减基础设施的投入，降低关税，不向精英征税，鼓励外商投资。他还削减政府对农业部门的补贴，令其采取以出口为导向的模式并开始种植庄稼，不是为了养活墨西哥人，而是为了还外国债权人的债。
第一轮休克疗法付出了可怕的代价。经济触底，停滞不前达10年之久。许多行业陷入崩溃，至少失去了80万个工作岗位。农民们背井离乡，从凋敝的乡村成群涌入失业率高企的墨西哥城。实际工资因通货膨胀高达100%而直线下降。到1987年，据墨西哥政府估计，半数以上的人口营养不良。与此同时，债务从1982年占GDP的30%，增加到1987年的60%。1980年代因此成了“失落的十年”，上百万生命被葬送。
屋漏偏逢连夜雨。1985年，大约一万人死于墨西哥城的8.1级大地震，墨西哥城也几乎毁于一旦。国力疲软的早期迹象，部分是由于思想上的麻痹，政府除了愚蠢地拒绝了美国及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外，对这场灾难并没有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而在低估死亡人数上倒是尽了全力。是墨西哥平民，尤其是青年和妇女，扛起了救灾的重担，为幸存者提供食物和基本的庇护所。之后，他们开始要求城市重建。各种民间组织在更广的范围内涌现出来，铸成旨在反对经济紧缩计划的社会运动。人们反抗被逐出自己的家园，反对侵吞土地，要求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人们对革命制度党威权统治的长期不满，现在因为对其效率低下和思想上的反复而更加愤怒。很快，这股怒火将被引向推翻革命制度党政权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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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Anti-Drug Abuse Act。——译者
(2) 即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译者
(3) 石油美元（petrodollar）是欧佩克的石油生产国得到的增值收入，他们将其交给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代理投资。在墨西哥，第一国家城市银行的瓦尔特·惠斯顿掌握着这只钱袋子——靠这笔钱的巨额数目和流动赚取了巨大的收益——他认为，既然国家不可能破产，这笔危险的贷款就万无一失。
五
1988年
1987年，德·拉·马德里总统选择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后者曾任计划与预算部部长，在总统以新自由主义攻击墨西哥革命遗留下来的社会契约时，一直是他在出谋划策。作为革命制度党准世袭领导阶层中的一员——他的父亲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1960年代担任商务部部长——萨利纳斯于1978年获得了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82年加入德·拉·马德里内阁，成为最年轻的阁员。正是这个人力主将人们的实际工资砍掉一半，使失业率几乎飙升至18%，而他确信还可以采取更多类似措施。墨西哥臃肿的政府机关也应该裁员，经济应该放松管制，以便更符合外国银行与投资者的要求。
由技术官僚把持革命制度党的高级指挥权并不是没有争议的。一批党员站出来抗议技术官僚消解了墨西哥革命的社会成就，废除了宪法中规定的权利。他们还谴责党内民主的缺失，提议将工作重点从经济自由化转变为政治自由化，这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主张，革命制度党中的新自由主义派本应支持他们，然而当权者显然并无此意。
这一派的领袖是夸特莫克·卡德纳斯，拉萨罗·卡德纳斯的儿子，也是该党最显赫的家族的后代。此外，他还担任党内重要职务——联邦参议员、米切肯州州长。然而也正是他发起了民主运动，要求改革总统提名制度，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新自由主义精英的核心观点。
尽管卡德纳斯的名字取自一位阿兹特克皇帝，但他似乎并不太可能胜任这项任务。然而书生气而又保守的他，却领导一大批心怀不满的革命制度党党员脱党，与几个已有的左派小党联合起来，拼凑出了一个“全国民主阵线”（NDF），并作为该党代表进入总统候选人名单。他的事业迅速吸引了各方支持，包括地震之后出现的民间社会活动家，还有对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感到愤怒的工农组织，以及那些认为革命制度党听命于国际资本破坏墨西哥国家主权的人。
尽管几乎没有资金，没有正式员工，没有大众媒体愿意报道他们，集会也受到警察的阻挠，但在1988年2月，“全国民主阵线”的活动还是开始引起大家的关注。在卡德纳斯去北方农业区的一次旅行中，每到一处都受到成千上万狂热农民的热烈欢迎，他们把他高高举起抛向空中。1936年，他的父亲曾在这里推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当革命制度党候选人萨利纳斯来到该地区时，却被嘲笑并被泼了水。）3月，在纪念其父将油田国有化50周年时，10万名支持者在宪法广场热烈欢迎卡德纳斯演讲。6月，墨西哥社会党撤回了其总统候选人，支持卡德纳斯竞选，宪法广场的一次集会吸引了前所未闻的20万人，包括合作农场的成员、城市街区组织、学生、劳工、女权主义者、环保组织及原住民组织。在蒂华纳、瓦哈卡、阿卡普尔科和韦拉克鲁斯，他同样引来了潮水般的人群。（为了与之竞争，革命制度党用大巴运来了被批准全薪休假的公职人员，还花钱请来了贫困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