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7月6日的大选还有几周，卡德纳斯的民众支持率激增，革命制度党派出打手，变本加厉地搞破坏。大选之日前4天，卡德纳斯的首席竞选助手及多年好友，一直负责阻截臭名昭著的革命制度党在大选之日使坏的弗朗西斯科·奥万多遭到近距离射杀，身中4枪，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一名助理。支持者们聚集在内政部门前高喊：“凶手！”卡德纳斯谴责了这一“政治罪行”，但也呼吁其支持者保持克制。
大选当天，革命制度党控制了选票机制，政府开始清点选票并将数据输入联邦选举委员会（IFE）的计算机系统，后者是由美国优利公司（UNISYS）提供的。就在这时，正如米盖尔·德·拉·马德里在他2004年的自传中承认的那样，他接到报告说初选结果对革命制度党极为不利，公众要求公布选举结果。
“我开始担心全国的选举结果都是一样的，”他承认，“而革命制度党会丢掉总统的位子。”于是，公众被告知计算机系统崩溃了，选举结果的公布将被迫推迟。一周后，官方宣布萨利纳斯以52%的得票获胜，全国民主阵线得票31%，国家行动党得票17%。3年后，选票被烧毁，这场骗局唯一的铁证灰飞烟灭。
估计有超过25万的民众自发聚集在宪法广场上，举行了该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他们高举着萨利纳斯秃顶大耳的肖像喊道：“你这个骗子、秃子，你输掉了大选！”他们唱着“我们要拽着他的耳朵把他揪出来”，高呼“卡德纳斯总统万岁！”以表达对他们的候选人的拥护。示威活动持续了好几个月。
但在9月10日，革命制度党仍以微弱多数在国会通过萨利纳斯的总统任命。8个月后的1989年5月5日，该党绝大多数党员与已经组成“全国民主阵线”的一些社会组织建立了民主革命党（PRD），由夸特莫克·卡德纳斯担任主席。
六
1990年代
卡洛斯·萨利纳斯的执政（1988—1994）建立在德·拉·马德里引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之上，如今，这一反复无常的反革命路线付诸实施了。在他任期内，更大的国营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被出售，被他私有化的80多家企业当中，有电信公司、两家航空公司、国有钢铁公司、化肥和糖业公司、铁路公司以及1982年实行国有化的商业银行。在此过程中，诞生了一批新的墨西哥大亨。1987年，福布斯的亿万富豪排行榜上只有一个墨西哥人，到1994年萨利纳斯卸任时，已经有了24个。
相反，工人利益却遭到严重破坏。当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时，工人与企业达成的集体协议被废除，工人福利被取消，并被要求服从“弹性”工作制。萨利纳斯还疏远了该党与长期隶属于它的工会的关系，并下令对一些更激进好战的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攻击。与此同时，维持基本粮食价格不变的国家补贴突然被取消。而牛奶、玉米饼、汽油、电力以及公共交通的价格猛涨的同时，工资却在大幅下降。提供基础公共服务，是后革命时代的政府长期以来的一项措施，此时也同样遭到削减，这样，能享受到免费医疗和教育的人就更少了。
新自由主义对农业劳动力造成的打击尤其具有破坏性，部分原因是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签订。与萨利纳斯进行谈判的是老布什（1988—1992），而该协定的生效却是在比尔·克林顿（1993—2000）的任内。对于加入该协定，美国提出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墨西哥废止其《宪法》第27条所规定的土地改革，而这一规定是墨西哥革命的主要遗产。村社（Ejido）的公共土地现在可以进行分割，转变为私有财产。主要农作物的价格管制被废除，农业进口关税和配额被取消，支持小规模农户的补贴也被撤销了。所有这一切使得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它们对意识形态分歧并无良心不安，而且仍在享受着大量的补贴）能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玉米及其他谷物。墨西哥农民无法与之竞争。这一切农民都看在眼里，特别是恰帕斯的印第安人，这些害怕失去他们共同土地的人组成了萨帕塔民族解放军(1)。就在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这一天，他们正式对墨西哥政府宣战。
在极不平等的两个合作伙伴之间建立一个假定为平等的贸易关系，其结果就是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将成千上万的墨西哥农民逐出了他们自己的市场。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玉米的价格下降了大约50%，而生活陷入贫困的墨西哥农民数量增加了三分之一。随后，在遵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行的6年里，200万农民舍弃了自己的土地。他们成群结队地离开乡间小屋，或者前往墨西哥城新兴的人口聚集区，或者去蒂华纳和华雷斯不断扩大的贫民窟，或者在边境地带的装配厂打工，或者前往美国。（因为预料到了流离失所的农民的到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在工业出口部门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排除了这些人移民的可能。美国在1994年启动了一项行动，直言不讳地命名为“看门人”，并要求边境巡逻队加强防范。）
更糟的还在后头。萨利纳斯将比索与美元挂钩，这的确减轻了通货膨胀，是他的一项重要成就，尽管其他所有的“改革”措施最终结果是实际工资的降低。在萨利纳斯的6年任期内，比索的实际价值在下跌，但他却一直硬撑着，以安抚美国投资者，为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提供便利。在萨利纳斯卸任后，他的继任者欧内斯托·塞迪略（1994—2000）接过了这个包袱。当塞迪略让比索汇率浮动时，比索迅速下跌，贬值一半，引发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和严重的经济衰退，许多公司因此倒闭。仅在1995年，就有1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到1996年底，在总计3570万劳动力中有800万人失业，500万人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外国投资不见了踪迹，墨西哥资本撤向迈阿密，中产阶级发现其毕生积蓄化为乌有。而墨西哥政府的反应是实施了另一项财政紧缩计划——提高增值税，削减预算，抬高电力与汽油的价格。
这场经济危机导致犯罪活动激增。尽管毒品交易在稳定增长，现代墨西哥却并不是个特别危险的国家；而现在，抢劫、劫车和绑架的发案率急剧上升，尤其是在首都。对于这一波犯罪潮，警察的反应不尽人意，从而营造出了一种可以逍遥法外的氛围。他们的懒散作风并不令人吃惊，据估计，1995年的绑架案有70%都是警察干的。
这场经济危机也改变了毒品业。的确，如果不考虑这10年以及之前由革命制度党统治的10年中发生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转变，就不可能理解萨利纳斯和塞迪略的任期内（1989—2000）毒品生意发生的惊人变化。
许多影响是间接的。
由于补贴的取消以及来自美国农业综合企业的竞争，农民们无法维持生计，他们发现，日益蓬勃发展的大麻和罂粟市场是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唯一出路。
城市失业大军为毒品集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士兵，而报酬微薄（且极其腐败）的警察和军队也为保护这些卡特尔的利益奔走效力。
得益于当地警察部队的迅速衰败和腐化，犯罪活动日复一日地蔓延，败坏了社会风气，并为更严重罪行的不断涌现提供了土壤。
自由贸易的实行以及墨西哥经济与美国经济的深层融合，使得跨境往来急剧增长，毒品也更容易汇入运往北方的商品洪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某些条款尤其有助于此：因为边境加工厂——恰好越过边境的装配厂——被免征关税，而且只需接受最低限度的检查，墨西哥走私者们开始购买这些工厂，以此作为运输可卡因的前沿阵地。
毒品交易从前就已融入革命制度党的社团主义(2)国家，私下里与工、农、商组织的活动并无二致。因此，它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管，并且要缴纳非官方的税收，从而换来事实上的走私许可（一种市场体系）。现在，国家对这类社团主义者不再包容，将有助于这些犯罪集团的独立成长和权势扩张。
对财富和创业精神的称颂营造出了一种文化环境，提升了毒品商的社会地位。就像苏联以及其他后共产主义政权一样，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同时催生出了百万富翁和江洋大盗，他们就像孪生兄弟一样双双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榜的同一榜单。
弱化国家和美化“自由企业”赋予私营部门(3)以权威与合法性，在这些部门中，毒贩如今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如瓦特（Watt）和泽佩达（Zepeda）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优先考虑利润积累而不是社会福利，把残酷竞争看得比合作重要，把私人财产和财富的神圣不可侵犯看得比集体和公民的责任还要重要。这些命题既是自由市场理论的基石和指导原则，也构成了犯罪集团的主流意识形态。
革命制度党的措施所产生的后果并非都是间接的。萨利纳斯总统和塞迪略总统采取的一系列直接行动都对毒品行业造成了重要（尽管大多是意想不到的）影响。
萨利纳斯很清楚，在缉毒署特工卡马雷纳被折磨并杀害之后，美国越来越坚决要求墨西哥加强禁毒工作。这一点随着1986年的认证程序的建立而日渐明确，该程序威胁要用缩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来惩罚不听话者。萨利纳斯还清楚地意识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要想达成满意结果必须赢得老布什总统的善意，他从掌管里根政府的南佛罗里达毒品稽查队时起，就是个禁毒方面的老手。
上任7个月后，老布什总统在他的首次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我们一致认为，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毒品。”他提议花费数十亿美元进行军事打击。萨利纳斯签字同意了，他批准成立一支由两国共同参加的北部边境反应部队（NBRF）以监视边境一带的动向，以美国缉毒署为模板成立国家打击毒品研究所（INCD），并允许装有“空中警戒和控制系统”（AWACS）的美国飞机飞越墨西哥领空，追踪毒品走私活动。各方的强烈抗议使他终止了空中警戒和控制方面的计划，但卫星监视得到了批准。通过将总检察长办公室可用的资源增加两倍，扩大墨西哥军队的参与，萨利纳斯没收的毒品数量增加了，也赢得了美国当局的喝彩。
老布什还有一个特别的要求：萨利纳斯得把瓜达拉哈拉卡特尔的头目米盖尔·安赫尔·菲利克斯·盖拉多交给他。拉斐尔·卡罗·昆特罗和欧内斯托·丰塞卡·卡里略，都是菲利克斯·盖拉多谋杀卡马雷纳的帮凶，前两人已经被捕，但这位能让毒贩头目听命于他的大毒枭却在锡那罗亚州州长的保护下依然逍遥法外。1989年，这个任务被指派给了吉列尔莫·冈萨雷斯·卡德罗尼，他是墨西哥联邦司法警察部队（大致相当于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位强势的指挥官，这个部门的宗旨就是打击毒品犯罪。
冈萨雷斯·卡德罗尼被告知，后来他也公开承认，萨利纳斯总统想参与对瓜达拉哈拉卡特尔的控制，以确保再次获得美国的认证。照冈萨雷斯·卡德罗尼的说法，他手下得力的侦探一直追踪该集团成员到他们在瓜达拉哈拉的老巢。但菲利克斯·盖拉多的说法是：那个警察是他的老朋友，请他去餐馆吃饭，然后出卖了他，将他逮捕。1990年，布什总统确认墨西哥在控制毒品的行动中与美国充分合作，特别称赞了抓捕菲利克斯·盖拉多一事。
瓜达拉哈拉卡特尔——革命制度党政府支持下的一个集权制黑帮帝国——就这样被斩首，接受“自由市场”的领导。对犯罪团伙来说，这一后果甚而比更大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在合法经济中造成的破坏还要严重。
起初，原先的卡特尔头目们试图建立一些基本规则。在1989年菲利克斯·盖拉多被捕后，那些分支头目在旅游胜地阿卡普尔科举行了一次黑帮峰会。有些人说这次会议是由狱中的菲利克斯·盖拉多本人通过手机召集的，另一些人（包括菲利克斯·盖拉多自己）则否认这一说法，并指出冈萨雷斯·卡德罗尼才是召集人。无论发起此次聚会的是谁，到场者几乎无一不是锡那罗亚老贩毒团伙的成员，早已通过联姻、友谊或生意关系纠缠在了一起。他们友好地把生产区域以及通往美国市场的走私路线分成了若干份，把曾经由（如今业已消失的）国家安全理事会分配的“市场体系”授予了他们自己。(4)
由此产生的组织被误称为卡特尔，其实它们只是四分五裂的卡特尔的碎片，是去卡特尔化过程中的副产品；而且绝大多数由最初的瓜达拉哈拉三巨头的子女或副手操纵。
其中三个“碎片”位于墨西哥边境地带以西。蒂华纳卡特尔加入了阿雷拉诺·菲利克斯（菲利克斯·盖拉多的侄子和侄女）家族集团。锡那罗亚卡特尔由菲利克斯·盖拉多手下有经验的分支头目来经营，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斯梅尔·桑巴达（又名“梅奥”）和杰奎因·古斯曼·洛埃拉（又名“夏泼”，意为矮子，因为他身高五英尺六英寸）。索诺拉走廊的指挥权归米盖尔·卡罗·昆特罗，他是被监禁的拉斐尔的兄弟。
在这片边境地带的中心，华雷斯这一线归人在狱中的欧内斯托·丰塞卡·卡里略的家族控制，最终落入他的侄子阿马多·卡里略·富恩特斯之手。
对于边境东部地带的控制，包括新拉雷多和马塔莫罗斯的一些中转站，仍然是海湾卡特尔的势力范围。海湾卡特尔是唯一一个不出自锡那罗亚这块沃土的贩毒集团。它的发迹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初，当时，胡安·内波穆赛诺·格拉把酒从马塔莫罗斯走私到因禁酒而饥渴难耐的北方，后来（在禁酒令撤销后）开始多样化经营，涉足赌博、偷车、卖淫以及其他东西的走私。1970年代，他让他的侄子胡安·加西亚·阿夫雷戈参与自己的生意，正是后者在1980年代让这个集团转而做起了可卡因生意，直接与卡利卡特尔打交道。
随着1990年代的到来，所有这些墨西哥毒贩都发了财。他们将成吨的毒品运到北方，再把几十亿美元输送回来，从而稳步取代了哥伦比亚人在他们共同的可卡因生意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双方的这一和平交接，在1993年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死于哥伦比亚警方之手后得到了巩固。
新一代毒贩实现了战略上的创新。在华雷斯一线，华雷斯卡特尔的阿马多·卡里略·富恩特斯有一支由波音727组成的空中舰队，在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机场之间定期运送可卡因，这为他赢得了“天空之王”的绰号。在东边，加西亚·阿夫雷戈凭借他复杂巧妙的地面运输体系，每年能将超过300吨的毒品走私过境，一年为他赚到（据美国缉毒署1994年估计）100亿美元。
如果与美国合作的萨利纳斯增强执法机构的打击力度，这些扩张后的贩毒集团又如何能在1990年代初这般生意兴隆呢？从短期来看，过去相互勾结的“市场体系”仍然有效，这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旧体制残余分子——吉列尔莫·冈萨雷斯·卡德罗尼的地位及努力。随着国家安全理事会的解散，墨西哥总检察长下辖的联邦司法警察担负起了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主要责任，而在其中负责禁毒工作的正是冈萨雷斯·卡德罗尼，他与大部分贩毒集团保持着长期、友好、互利的关系。
他的保护，卡里略·富恩特斯执掌的华雷斯卡特尔尤为急需——毕竟那些飞机和着陆点都太过惹人注目。冈萨雷斯·卡德罗尼游刃有余地既为“天空之王”做着安保主管，同时又顶着联邦司法警察空中截击部门的最高长官等官方职衔。他的所作所为绝不只是对邪恶视而不见。美国缉毒署认为，卡里略·富恩特斯曾付给冈萨雷斯·卡德罗尼100万美元去暗杀与他作对的毒枭。
与此同时，他也为加西亚·阿夫雷戈的海湾卡特尔效力，并与这个家族保持着长期而密切的私人关系。众所周知，他还为锡那罗亚卡特尔提供帮助。如此一来，指挥官冈萨雷斯·卡德罗尼就同时受到政府和黑帮的青睐，这可以使他们之间的关系长期延续下去，尽管他在政府这边已不像过去那样能够发号施令了。冈萨雷斯·卡德罗尼所提供的保护可不便宜，流向他个人的资金数量非常惊人，据美国缉毒署估计有4亿美元之多。
然而在1993年，这位指挥官终于落马。墨西哥总检察长以贩毒、虐囚、收受加西亚·阿夫雷戈的贿赂为由开除了他。冈萨雷斯·卡德罗尼穿过边境，逃往得克萨斯州。当萨利纳斯政府要求引渡他时，他公开宣称，他的朋友加西亚·阿夫雷戈向他透露过自己曾受雇于萨利纳斯总统，在1988年大选中杀害了夸特莫克·卡德纳斯竞选团队的两名主要顾问（这事他可不愿意让人知道），从而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美国居留权。他还宣称，卡洛斯·萨利纳斯总统的弟弟劳尔是加西亚·阿夫雷戈的社交活动中的常客，暗示劳尔本人也是毒贩的保护伞。（这两个声明都受到兄弟俩的坚决否认。）2003年，冈萨雷斯·卡德罗尼在得克萨斯州的麦卡伦市被一些不知名的派别枪杀，当他正要进入自己停在律师办公室外面的银色梅赛德斯时，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冈萨雷斯·卡德罗尼倒台后，毒枭和政府间的老关系已经不可能起死回生。政府（或者说部分政府部门）当然会继续保护毒品交易，但由于最简单的原因，主动权会越来越转向匪徒那边。随着可卡因贸易占据支配地位，卡特尔的利润蹿上了天，他们现在可以用来贿赂的资金数额使他们能够给出令人不能抗拒的提议——当这些提议伴随着暴力威胁时，就像那句老话（“要铅弹还是要银子”）所说，不拿钱就得死，因而这些提议也是不可拒绝的。根据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94年的一项研究，所有毒贩的支出从1983年的大约320万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4.6亿美元，比墨西哥总检察长的全部预算还要多。1995年，据内政部估计，在10万多名联邦司法警察中，有30%到50%的人已经被毒贩的贿赂腐蚀了。
而毒贩对数以百计的地方市政警察部队的征服甚至更加彻底。腐败使警察几乎全部加入犯罪分子的队伍，为毒贩当保镖，做助手。双方的关系已经反转。以前是犯罪分子被迫付钱，否则就不得不面对政府执法人员的制裁。现在则是犯罪分子决定付钱给谁，并且由他们来决定对哪些不合作的人进行惩罚。正如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国家监管已被弃置一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私有化的政权，处于其中的公职人员被一个个地收买。
也许只是巧合，但冈萨雷斯·卡德罗尼的离开，的确与卡特尔联盟的第一次分裂几乎同时发生。阿雷拉诺·菲利克斯兄弟与锡那罗亚的伊斯梅尔·桑巴达和“矮子”古斯曼之间，就进入加州的路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就像是在一个不受约束的市场里一样。除了商业考虑，可能其中还涉及更多其他因素。这两个集团与其母集团有着不同的传承关系——一个是家族成员的天然联系，一个是从生意中发展出来的；但他们（正如尤安·格里洛在《匪帮天堂：墨西哥的犯罪乱象》一书中指出的）还是有门户之见的小集团，互相排斥，惯于仇杀或因生意而彼此对抗。暴力会很自然地与竞争相伴而来。在黑帮的纠纷之中，竞争并不是砍砍价而已，而是会不会被割喉。诉诸暴力并非出于单纯的功利目的，也是一种表演。权力总是流向那些能够比他们的对手表现得更残忍的人。
阿雷拉诺·菲利克斯的手下在这场暴力比赛中拔得头筹。他们不但召集了一批声名狼籍的杀手——招募了来自圣地亚哥的奇卡诺帮，以及来自蒂华纳的有钱人家的儿子——雷蒙·阿雷拉诺·菲利克斯还煞费苦心地塑造了一个可怕的公众形象。据说，他因涉嫌将一个受害者的尸体扔到火里，然后在上面烤牛排，并和他的朋友站在周围享用牛肉、啤酒、可卡因而臭名远扬。这件事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对手们相信是真的。而成为街头残酷的代表，其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竞争优势。雷蒙还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血腥手段，用一个新词来描绘就是“裹毯子”，意思是把尸体裹在毯子里扔到某个公共场所，往往还夹着张威胁的字条。这些行为又是带有公开目的的表演，即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可以随便杀人。(5)
1993年，一个耸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因受害者的身份而非作案手段，使愈演愈烈的黑帮内斗曝光于公众视野。这年5月，红衣主教胡安·杰斯·波萨达斯·奥坎波去瓜达拉哈拉机场迎接即将到来的教皇特使时，（据官方报道）他驾驶的车辆进入了阿雷拉诺·菲利克斯的蒂华纳卡特尔与“矮子”古斯曼的锡那罗亚卡特尔之间的火拼现场。波萨达斯的遇害引发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大部分都认为，主教遇害是有预谋的，并非意外。但无论什么原因，结果都是：毒品战争现在已经有能力影响到墨西哥社会的最高层了。由此引发的媒体风暴对联邦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采取果断行动，而危地马拉警察两周内就逮捕了“矮子”古斯曼并将他驱逐回墨西哥，然后他被关进了一座有着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
与毒品相关的暴力，如今触动了世俗社会的精英和宗教界精英。1994年3月，就在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接替萨利纳斯的总统之位指日可待时——该党前主席路易斯·唐纳多·科洛西奥在蒂华纳的一次竞选集会上遇刺身亡。于是，谣言再起，真相依然难以捉摸，但绝大多数猜测都围绕着科洛西奥与毒品有关（或者拒绝有关）来展开。科洛西奥遇刺后，又发生了一起谋杀，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死者约瑟·弗朗西斯科·瑞兹·马西奥，是卡洛斯·萨利纳斯的妻弟、革命制度党的秘书长，他一直在推动对他好友科洛西奥之死的深入调查。革命制度党两名最有权势的官员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杀，说明该党与卡特尔之间存在肮脏交易，也表明最高层的政治权威已经风光不再。
最近一次对政府合法性的打击，可能会使革命制度党无缘总统之位。事实上，当1994年8月的选举到来时，就像新成立的准独立的联邦选举委员会证实的那样，显示出老牌政党和它的新竞争对手的力量都在不断增长。革命制度党的候补候选人欧内斯托·塞迪略得到了50.18%的选票；国家行动党的候选人迭戈·费尔南德斯·德·塞瓦略斯·拉莫斯获得26.69%；新的民主革命党（左翼革命党）的候选人夸特莫克·卡德纳斯得票17.08%。传统观念认为，两起暗杀与恰帕斯州的起义让许多人选择了稳定，但是一党专制的状态已经近乎完全打破了。
欧内斯托·塞迪略总统非常清楚该党的危险状况，在他的6年任期内（1994—2000）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1995年，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的弟弟劳尔·萨利纳斯被逮捕。瑞士银行方面发现他有289个银行账户，共计约5亿美元存款，这些钱被当局指控为他为毒贩服务所得的好处。萨利纳斯予以了否认，案情从未得到证实。相反，他被逮捕、定罪并被判入狱，是因为涉嫌策划谋杀了他的前妻弟约瑟·弗朗西斯科·瑞兹·马西奥，可是服刑10年后他就被开释。无论劳尔·萨利纳斯是否做过这件事，它引起的众怒已然进一步削弱了执政党的合法性。
1996年，海湾卡特尔的头目加西亚·阿夫雷戈被捕，并被引渡至美国。从他那里查获了3.5亿美元的资产，他也因此受到指控和定罪，被判处11个终身监禁，关进了科罗拉多州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今天依然在押。除掉加西亚·阿夫雷戈，将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
也是在1996年，塞迪略认定联邦司法警察部门的腐败已无药可救，开始着手拆分它——这相当于羞愧难当地解散联邦调查局（FBI）一样。大约1800名特工因腐败或无能而被解雇，剩下的人在1999年转入一个新成立的机构：联邦预防警察部门（PFP）。
在警察力量萎缩的同时，军队的角色在膨胀，这一政策由比尔·克林顿任命的缉毒专员巴利·麦卡弗瑞强烈推动，他是最近刚退休的四星上将，之前曾担任美国南方司令部统帅。鉴于北方毒品战引发的暴力在不断升级、政治体制的危机、警察信誉的瓦解、货币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博得美国欢心的需要，塞迪略默许了这一政策。他制定了一项五年计划（国家毒品管制计划），极大拓展了（并不情愿的）武装部队在这一根除计划中的参与度，不再像从前那样只是零星参与。到1996年，已有大约1000名士兵在美国接受了禁毒战术的特殊训练。
此外，在1996年12月，军阶极高、实际上最有可能成为墨西哥下一任国防部长的杰西·古铁雷斯·瑞勃罗将军，被总检察长选中领导墨西哥国家打击毒品研究所。这样他将成为美国缉毒专员麦卡弗瑞的墨西哥同行，与之地位相当。麦卡弗瑞称他的新同事有着“无可挑剔的诚信”，不料两个月后的1997年2月，墨西哥时任国防部长无情地宣布，古铁雷斯·瑞勃罗将军长期以来一直在保护“天空之王”阿马多·卡里略·富恩特斯（并从中获利），几乎可以肯定他已经向其传递过海量的机密信息。事实证明，阿马多手下的坏蛋们已经混入了军队的大门。到1997年8月，有402位军官被拘留，其中15人军衔在中校和将军之间。古铁雷斯·瑞勃罗与军官阶层大比例的落马，使墨西哥军队的头号新使命进一步受挫。它将屈服于美国，以后者的反毒品大计为先，就像它假定的道德无懈可击被戏剧性地证明是个幻想一样。
更糟的是，正如革命制度党政府选择军事化一样，海湾卡特尔也是如此，据说其实力因其头目加西亚·阿夫雷戈的被捕而大大削弱了。1998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卡特尔内部混战后，加西亚·阿夫雷戈的助手，一个名叫卡德纳斯·吉伦的人杀出血路夺取了权力。但是，鉴于对手们还在持续顽抗，军队也很可能部署力量对付他，卡德纳斯·吉伦开始创建一支近卫军。他转而向阿图罗·古兹曼·代森纳求助，代森纳是墨西哥特种部队（GAFE）的一位指挥官，这支部队是军队中的精英、相当于美国绿色贝雷帽特种作战部队。
这支特种部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要塞接受了反暴乱训练，然后被萨利纳斯总统派去镇压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古兹曼·代森纳曾被派到塔毛利帕斯去镇压贩毒团伙，但是他已经接受了卡德纳斯·吉伦的贿赂，给海湾卡特尔的运毒船留出了安全通道。对士兵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揩贩毒的油似乎是这项工作的福利。但古兹曼·代森纳却干脆离开军营，与卡德纳斯·吉伦签约。（尤安·格里洛推测，他的变节可能是因为古铁雷斯·瑞勃罗将军被判处32年监禁，并且失踪者家属要求调查“肮脏战争”中侵犯人权行为的呼声日渐高涨，古兹曼·代森纳参加过那场战争。）古兹曼·代森纳带到黑帮一边的还有30来个空军特种部队的同事以及手下所有的士兵，还有存放这支部队最精良的武器与监控设备的军械库。很快，他们就拓展了人身保护的服务，变成海湾卡特尔的雇佣军，自称为“泽塔斯”（Los Zetas）。
与此同时，在西部，失去了古铁雷斯·瑞勃罗的保护对“天空之王”来说显然是个打击。阿马多·卡里略·富恩特斯决定改变自己的形象，于1997年7月前往墨西哥城与整形外科医生见面。最终，他死在了手术台上，表面上看是因为麻醉剂的问题。他的死就像一张捕蝇纸，主张暗杀阴谋说的理论家将他的死归结为假定出来的各种行凶者所为。但无论原因是什么，他的离世都掀起了一场风暴。就在他兄弟维森特奋力控制华雷斯卡特尔时，阿雷拉诺·菲利克斯兄弟感到机会来了，决定进入他们的华雷斯市场。
已经与蒂华纳那帮人开战的锡那罗亚卡特尔，此时与华雷斯卡特尔联手，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原则，对他们的蒂华纳大本营发动了一次反攻。当时，街头血流成河，几百人遇害，或被毒打，或被失踪。起初，华雷斯和蒂华纳是主战场，但随后战斗扩大到相邻的几个州。
就在集中监管体制让位于黑社会犯罪团伙的无序竞争的同时，政治领域中的一党专制也让位于竞争性的政党制度。
* * *
(1) 即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译者
(2) 社团主义（corporatism或corporativism）是一种政治体制，在这样的体制里，立法权交给了由产业、农业和职业团体所派遣的代表。相比之下，多元制度里众多团体必须经过民主竞争的过程才能取得权力，但在社团主义制度里，许多未经过选举的组织实体掌控了决策的过程。这些社团主义的代表团与一般的商业公司或法人组织并不相同。社团主义也被称为经济法西斯主义。——译者
(3) 即private sector，是相对于“公共部门”而言。——译者
(4) 因此，为了承担起这种自我监管的责任，阿卡普尔科峰会与1929年在亚特兰大城举行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坐”谈会可谓一脉相承，那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黑手党瓜分了市场份额，达成了解决争端的协议，其中包括对批准处决和把活交给职业杀手（有的是个人，有的是公司）去做制定规则。
(5) 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当地毒品市场的发展。在1990年代，部分原因在于监管失效导致毒品分销的扩大，相当数量的墨西哥人开始吸食硬毒品（hard drugs）。墨西哥贩毒头目开始给他们的助手既付现金，也付成块的可卡因和成袋的海洛因（最早开始这么做的是墨西哥城警察局长阿图罗·杜拉佐）。贩毒集团的中层在当地街道上卸货，没有哪个地方像蒂华纳这样，将吸毒发展到了全国的最高水平。阿雷拉诺·菲利克斯建起了数百家“毒品小店”，尤其是在市中心与东边的贫民区。街头巷尾的混战将暴力推向了新的高度。到1990年代末，蒂华纳每年约有300起谋杀，华雷斯也差不多。
七
2000年—2006年
2000年，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摇摇欲坠的革命制度党在这年的总统选举中被推翻。其候选人弗朗西斯科·拉瓦斯蒂达·奥乔亚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曾担任过参议员、内阁成员和锡那罗亚州州长，面对民众对革命制度党的深恶痛绝，他早已不堪重负。
夸特莫克·卡德纳斯再次代表民主革命党参加了竞选，此时的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同民主化运动。1997年，为响应民众的需求，塞迪略将墨西哥城的市长一职由一直以来的任命改为选举，而卡德纳斯赢得了竞选。(1)但卡德纳斯也被认为等同于革命制度党，作为革命制度党的长期成员（其父还是该党的建党元勋），他一直带着这个包袱。卡德纳斯也是一名左翼人士，而且有相当一部分选民虽然对革命制度党不满，但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他们宁愿选择自己认识的魔鬼。
最重要的是，选民在寻找一张新面孔，国家行动党正好提供了一个。维森特·福克斯似乎是个绝佳的选择，对于当下局势来说再合适不过了。虽说他是由一个右翼政党推举出的，但他本人并不是那种强硬的理论家或天主教好战分子。福克斯在家庭农场长大，在哈佛商学院获得了工商管理学士学位，是可口可乐公司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区的总裁，并于1995年成为墨西哥瓜纳华托州州长，从此步入政坛。福克斯性格直率、平易近人，经常穿着牛仔靴和牛仔裤，甚至他的名字也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他本人的个性就预示着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然而，如果不是一个中间偏左翼联盟的公众人物在计算出卡德纳斯没有获胜的机会，但可以使反对革命制度党的选票分散之后，决定通过支持福克斯来确保政权更迭，福克斯可能已经输掉了选举。2000年7月2日，福克斯以43%的得票率赢得了总统大选，超过了拉瓦斯蒂达的36%和卡德纳斯的17%。这是71年来第一次，一名反对派候选人赢得墨西哥总统大选。
福克斯总统的政府于2000年12月1日开始运行。三周以后的12月22日，他前往蒂华纳并向阿雷拉诺·菲利克斯的组织宣战。他说，他打算招募1.2万至1.5万名新的联邦警察，将他们派往蒂华纳这一通往富有的加州毒品市场的门户，并在那里彻底“铲除”有组织犯罪。“我们要打垮他们！”他夸下海口，并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依计行事。
福克斯把阿雷拉诺·菲利克斯列在其打击名单的首位，因为他们是美国的“头号通缉犯”。8个月前的2000年4月10日，蒂华纳犯罪集团的头目抓走了佩佩·帕蒂诺，后者是墨西哥为数不多的几名为人诚实、工作有效的缉毒检察官之一。帕蒂诺一直与圣地亚哥的美国缉毒署和联邦调查局密切合作，并收到对方提供的敏感的情报。然而当帕蒂诺越过边界前往蒂华纳时，因为一名同事的出卖，他被阿雷拉诺·菲利克斯兄弟抓住。他们对他百般折磨，几乎敲碎了他的每一根骨头，最后用一把气动老虎钳慢慢碾碎了他的头骨。此事令美国的执法部门极为震惊。阿雷拉诺·菲利克斯集团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犯罪组织，不仅是因为他们通过边境运送了成吨成吨的毒品；雷蒙·阿雷拉诺·菲利克斯名列联邦调查局十大通缉犯，不仅是因为（作为黑帮的执法者）他杀害了成百成百的人，而且因为就像他当年杀害美国缉毒署特工“基基”·卡马雷纳的事一样，美国人跟他之间如今已是私人恩怨。
福克斯急切地想让美国人帮他。特别是自从他的老朋友小布什——另一个穿牛仔靴、说话直率、富有的牧场主和前州长——同意将墨西哥定为其总统任期（2001—2009）内出国访问的第一站，他就更迫不及待了。小布什将于2001年2月16日在恰帕斯州首府圣克里斯托瓦尔会见福克斯，福克斯准备的议程中充满了问题或者说请求——尤其是开放两国边境，并使在美国工作的350万无证墨西哥人获得合法地位——而且，他希望能将自己赖以打击犯罪的东西一一理顺。
然而尴尬的是，2001年1月19日，“矮子”古斯曼越狱了。之前，他通过贿赂在监狱里过得又舒适又豪华，现在干脆用贿赂打开了监狱的大门，重新加入到锡那罗亚卡特尔的团伙当中。这对福克斯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这事偏偏发生在他将与小布什总统促膝谈心的前夕。
他对此事的回应出现在一个星期后的1月25日，在他去往库拉亚坎——古斯曼位于锡那罗亚的领地的心脏地带时，他还重申了他在蒂华纳发表的直面挑战的宣言，并将行动升级为全国性的。他宣布要掀起一场“打击贩毒和有组织犯罪的全国运动”，宣称“这是一场针对毒贩和万恶的黑手党的持久战”。这一番强硬的讲话足以满足眼前的需求。当小布什在2月抵达墨西哥时，他对福克斯致力于打击毒贩的行动表示有信心，甚至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坦率承认了一个令人不快但又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墨西哥人之所以在北部边境贩毒，正因为美国人在购买毒品。
但是，当福克斯于2001年9月出访白宫时，作为小布什政府接待的第一个来访的外国元首，他虽受到热烈欢迎，却空手而归。互联网泡沫已经破灭，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这也把受制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墨西哥经济拖垮了。福克斯本来许诺要增加140万个新工作岗位，但现在反倒失去了近50万个。小布什早前曾谈到一项外来工人计划，但当美国失业率飙升，保守党的反对意见也随之大幅增加，这项计划也就被束之高阁了。然而，就在福克斯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5天后，双子塔轰然倒塌，他进一步开放边界的请求立即变得遥不可及。更糟的是，由于福克斯忠诚地承诺支持小布什的全球反恐战争，并随后在长达2000英里的边境线上对非法越境行为进行了打击，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墨西哥农村的危机，使得墨西哥人越来越难在边境那边找到一份工作并把挣到的钱汇往南方，而这正是许多被毁掉的地区赖以生存的方式。
禁毒战中的合作，对于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2001年11月1日，福克斯以联邦调查署（AFI）取代了臭名昭著的联邦司法警察部门，这一新组织是以美国联邦调查局为模板的。他还抛弃了选举前的誓言，也就是将军队从禁毒战中撤出来，以免加剧军队高层将领的腐败，并且遵守墨西哥宪法关于禁止将军队用于国防以外的任何目的的规定。美方明确表示，在他们看来墨西哥军队是最可靠的部队，尽管福克斯2001年时曾逮捕过一直在做匪徒保护伞的多位将军。福克斯还背弃了他的另一项竞选承诺，即调查军方在“肮脏战争”中究竟充当了何种角色，其原因是他现在不愿意疏远那些他不得不依赖的人。
福克斯依靠美国的战略似乎见效很快。2002年2月10日，雷蒙·阿雷拉诺·菲利克斯被杀，但显然运气起了主要作用。当时，雷蒙·阿雷拉诺·菲利克斯人在国外，正坐在大众轿车里，他的车被几位特工逼停，后者并没有认出他。在菲利克斯身中那致命一枪之前，他对其中一位开了两枪，击中了对方的胸口。但是，在菲利克斯的尸体还被称为“无名氏”时，就迅速被人从马萨特兰的停尸房弄走了，而有关阿雷拉诺·菲利克斯已被铲除的声明姗姗来迟，从而引发了人们的疑虑。
这些疑虑在一个月后，即2002年3月9日得到了消除。当天，本杰明·阿雷拉诺·菲利克斯在普埃布拉被捕——这是墨西哥特种部队（孕育了泽塔斯）与美国缉毒署圣地亚哥办事处的特工长达数月联合搜捕的结果。促成这次逮捕的，可能是失去了腐败官员的保护，这些人在革命制度党竞选失败后都被解雇了。无论如何，到2002年春天，阿雷拉诺·菲利克斯的组织看起来岌岌可危。福克斯似乎即将兑现他要击垮蒂华纳卡特尔的誓言。
但是，他也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蒂华纳犯罪集团的不幸，引起了其他毒枭，尤其是锡那罗亚的犯罪集团的注意。2001年10月，他们在墨西哥中南部城市、避暑胜地库埃纳瓦卡举行了一次高级头目会议，专门讨论如何集中他们在各地的势力，从而（希望如此）将过去瓜达拉哈拉卡特尔七零八落的组织重新联合起来。实际上，他们是想把毒品交易重新卡特尔化。锡那罗亚的毒枭中，除了最近刚越狱的“矮子”古斯曼之外，还有伊斯梅尔·桑巴达。桑巴达是从1970年代开始从事这一行当的老手，他最初种植大麻和罂粟，然后进入可卡因行业。参加会议的还有胡安·何塞·埃斯帕拉戈扎，前联邦警察，后来成为毒贩，也是老瓜达拉哈拉卡特尔的一员。还有贝尔特兰·莱瓦兄弟，他们的职业生涯与“矮子”古斯曼相似，因为在锡那罗亚他们是一丘之貉。伊格纳西奥·纳乔·科罗内尔则是麻黄素、冰毒这类未来毒品的代表，他的一帮手下就在贾利斯科州的秘密实验室里制造着这些毒品。(2)
这些人现在自称为联盟，他们就扩张计划进行了辩论。其中有些人极力主张攻击盘踞在美墨边境西端、势力大大削弱的阿雷拉诺·菲利克斯帮派，但联盟阻止了这方面的想法。这伙人还对接管华雷斯市的中心边境市场表示了同样的兴趣，那里是华雷斯卡特尔的大本营，但联盟没有这么做，反而硬着头皮与维森特·卡里略·富恩特斯结成了同盟，后者已正式接手了他已故兄弟、“天空之王”阿马多·卡里略·富恩特斯的位子。然而，真正吸引联盟注意的是远东露天市场，它以位于墨西哥东北部塔毛利帕斯州的新拉雷多为中心，是一个利润丰厚得难以置信、新出现的防范较弱的过境点，当时可以通往海湾卡特尔独家控制的地区。这里有从墨西哥南部与危地马拉边境抵达墨西哥北部和美国得克萨斯州边境的多条主要路线，可以经由新拉雷多的一条铁路和四座大桥跨过布拉沃河。每天，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增加的货运车厢和货运卡车穿梭往来，为运进美国铁路网、35号州际公路以及通往美国圣安东尼奥和其他北部地区的高速公路的毒品提供了极好的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