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人间地狱里，死亡似乎无处不在，这是一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已无法用理性来解释。当时居住在华雷斯市的记者查尔斯·鲍登在他那篇令人难过的报道《谋杀之城》中写道，“暴力如今似乎已经融入了社区的机理之中，并没有什么单独的原因、单一的动机，也没有开关按钮来启动或结束它。”暴力“就像空气中的尘埃，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哦，不对，鲍登又补充道：“暴力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它现在就是生活本身。”
但流血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也并非莫名其妙。尽管它由于卡尔德龙的干预而引发，但归根结底是为了争夺市场控制权，因为胜利者最终将获得数百亿美元。2011年，“矮子”古斯曼及其锡那罗亚卡特尔大大削弱了“总督”的势力，卡尔德龙被迫撤出火上浇油的军队，以重组联邦警察和地方警察部队，这时候暴力事件开始逐渐平息，截至年底，死亡人数降至2086人。2012年，锡那罗亚卡特尔已经明显取得了胜利（尽管还没有完全取胜），死亡人数也跌跌撞撞地降至750人——这仍然很残酷，但数量的变化足以反映出明显的质的变化。商店重新开张，市民沉浸在一种相对平静的气氛中。
但是这一次，巨人之间冲突的缓解是通过一方取胜而不是双方停战来实现的，而且也没有使全国其他地方的冲突偃旗息鼓。恰恰相反：战争导致了连带犯罪的大规模蔓延，它们像猛兽一样到处横冲直撞，对这个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连带犯罪
卡尔德龙认为他的根本目标不是查禁毒品，而是打击毒枭对国家权威事实上（也近乎是法律上）的挑战，从而结束有组织犯罪对公共秩序和安全的破坏。但这位总统将胜利理解为通过逐个消灭毒枭来瓦解卡特尔，他认为这种斩首行动会削弱贩毒组织，并很有可能会摧毁其控制墨西哥大部分国土的能力。若是按照这个标准，他的6年任期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部队在行动中共抓获或击毙了37个最大头目中的25人。然而，最终的结果并不理想。
一方面，2006年，主要的犯罪组织有5个左右，他们在2012年合并为两个超大型卡特尔——锡那罗亚与泽塔斯，前者控制了墨西哥的西部，即这个国家的一半领土；后者则控制了东部。卡尔德龙竟然在无意之中进一步推动了该行业的权力集中。与此同时，海湾卡特尔、贝尔特兰·莱瓦、华雷斯卡特尔、蒂华纳卡特尔和“圣殿骑士”的位置都已经降到了第二。
另一方面，无组织犯罪激增。九头蛇法则再次应验。卡尔德龙发起的战争，再加上犯罪行业的裂变，催生出了大约80个小型犯罪组织，自由企业制度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残酷竞争就此死灰复燃。卡尔德龙辩称，由此引发的帮派内部、各帮派之间以及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的大爆发，恰恰意味着他的禁毒战的成功——这与一个人发烧表明其身体正在抵抗病毒感染的道理是一样的。这种抽象概括令人不安，而他竟借此把公共秩序可怕的崩溃描绘成不过是风平浪静前的风暴。
事实上，随着竞争对手对新市场的开辟，战时对收入来源的争夺正在重塑犯罪活动的格局。在美国，1933年禁酒令刚取消时也出现过类似情形。当合法公司重新控制烈酒的生产和销售时，已经因从事酒类交易而腰缠万贯、权势熏天的犯罪组织的头目们，被迫进入其他行业，如敲诈、勒索、赌博和卖淫，使生意多元化。在21世纪的墨西哥，生意与其说出现了分歧，不如说形成了分化。大佬们继续控制着大型跨国毒品交易网络，把后起之秀们推向本地市场从事多元化生意。
在这种情况下，由国家统计、地理和计算机研究所汇编的统计数据显示，墨西哥的犯罪率飙升，扭转了自1990年代以来保持的历史性下降趋势。其中遥遥领先的是绑架。
绑架案大量发生，上一次是在1990年代的经济危机期间，大多是由单独行动的犯罪分子实施的，与当时有组织的贩毒分子并无关系。事实上，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当锡那罗亚地区某些单干的枪手开始绑架富有的牧场主，并切断其手指催促其家人尽快支付赎金时，大毒贩们下过命令，禁止这些人在他们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否则就要别想活命。也许这就是该州的绑架案发案率在全国最低的原因之一。
在卡尔德龙发动禁毒战的那些年里，绑架案再次飙升。一项政府研究发现，2005年至2010年间报告的绑架案增加了317%，2008年增长得尤其快，2010年达到了1350起。报告的绑架案与实际发生的比率通常为1：10，因为受害人家属担心报警（如果一开始他们没有这么做的话）会提高绑匪杀害被绑架者的几率；所以犯罪学家认为，墨西哥的绑架率可以说是全球最高的。
大部分的肮脏生意都是由小型帮派承担的，他们从战争的混乱之中崛起，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入行而实力大涨。面对经济危机的打击再加上禁毒战的中断，这些年轻人正在寻找发财致富的门路。他们与当地警察部队中被解职的警察一起遭到军方驱逐，军方认为他们（这并非毫无道理）都听命于卡特尔。这导致了双重的不利后果，不但削弱了现有的地方治安力量，还造就了一批失业的持枪分子。
这些新入行的犯罪分子抢劫的往往不是富人和保护措施严密的人，而是一些专业人士和小商人、医生和汽车经销商，甚至是像石油工人这样稍稍富裕些的雇工。而且，他们物色的猎物几乎都是当地人，而不是美国人和欧洲人。
这并不是说，大型卡特尔放弃了这个机会。事实上，泽塔斯也涉足了这一领域——对于一个全副武装令人闻风丧胆的犯罪组织来说，这是一项显而易见、手到擒来的副业——但他们以工业化规模来从事这种犯罪活动，瞄准的是从中美洲来到布拉沃河边境的大批移民，这些人成为源源不断的潜在受害者。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危地马拉人、萨尔瓦多人、洪都拉斯人和尼加拉瓜人一直在逃离他们的国家，不仅因为内战连绵，还因为有数十万人死于其本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支持的敢死队之手，或者不知所终。已有超过200万人逃往墨西哥和美国。2000年以来，有18万人被杀的中美洲北三角区（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一直是拉丁美洲最贫困和全球最暴力的地区。这里的谋杀率从2007年前后开始急遽上升，到2012年，每10万人中有超过90人被杀（洪都拉斯），远远高于墨西哥的21.5人（美国为4.7人）。谋杀率的上升，原因之一是墨西哥贩毒集团的到来激起的反应，他们血液里本就流淌着本国的杀人文化，这时候又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野蛮色彩。
持续存在的混乱局面，反过来又造成每年有40万至50万人逃到美国避难。大多数人选择趴在被称为“野兽”的货运列车车顶偷渡；如果几个家庭能把钱凑在一起的话，他们会乘坐公共汽车或卡车过境。有组织的犯罪分子与不法警察勾结，大肆抢劫、强奸、绑架、杀害他们。(18)据泽塔斯人估算，这种绑架虽然每一票获益低，但可以积少成多，因而有巨大的潜在利润。要知道，即使是最穷的移民也有亲戚，如果这些人肯倾尽家财，那么绑架者在一个肉票身上就可以赚到5000美元，干1万单绑架至少可以得到2000万美元。而且，他们有能力通过列车来从事绑架活动。这种设想并非奇谈怪论。2009年，墨西哥国家人权委员会已有9758起绑架案记录在案，这些都是2008年9月至2009年2月这6个月里报告的。2010年4月至9月间，该委员会登记了214起大规模绑架案，被绑架者达11333人。尽管如此，政府和媒体对这种围猎和绑架勒索行为并没有予以太多关注，直到这一年圣费尔南多发生了72名移民被屠杀事件，震惊了墨西哥全国，才使大家注意到途经墨西哥的中美洲人的凄惨遭遇。
而那些克服重重困难到达美墨边境的人，又会面临另外的问题。加固的隔离墙，并没有完全覆盖2000英里的边境，留下了一系列的空隙疏漏，通常毗邻危险地带，这些地带造成了边境防御上的一些漏洞，是非法移民进出美国的唯一途径。但是，这也让他们容易受到成群蒙面强盗的袭击，这些强盗非常清楚非法移民的必经之路，就在那里等着抢劫和强暴他们。更危险的是毒枭，他们是悄悄通过这些地带的，一旦移民的大规模流动引起了边境巡逻队的注意，他们就会恼羞成怒。有一次，在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州交界的一个小镇上，锡那罗亚卡特尔的毒贩在他们“专用”的一条穿越沙漠的路线上抓获了近300名移民，他们用棒球棒敲碎了这些人的脚踝，以示惩戒，此举同时也起到了威慑作用。还有一次，他们干脆把闯入其路线的一群中美洲移民一杀了之。有时候，他们还会绑架一些人以索要赎金；有时候，他们会强迫移民为其运毒，以换取北上的自由。此外，卡特尔也会充当蛇头，通过帮移民偷渡大赚一笔。考虑到边境加强防范，偷渡难度加大，他们还会收取更高的报酬。
绑架是一种针对个人的敲诈勒索。但是，初来乍到的罪犯们饥肠辘辘，面对眼前大把的生财机会，他们也想分一杯羹，愿意支付一定报酬来补偿对把持这块地盘的犯罪分子及其财产造成的损害。直到2008年，有组织犯罪造成的破坏都相对较小。但是后来泽塔斯人意识到，既然他们已经控制了大部分城市区域，何不把自己的地盘变成狩猎区。于是，他们要求餐馆、酒吧、迪斯科舞厅、妓院、汽车经销商、出租车停靠站、药店和殡仪馆——城市生活中所有的商业基础设施——向他们支付保护费。不交钱的商户就会吃枪子，或被烧得片瓦无存——为了教训蒙特雷的一家顽固的赌场，泽塔斯在放火的同时堵住了所有出口，造成50多人死亡。
这种枪口下的生财之道，加速了贩毒集团在墨西哥全境的扩张，控制的地盘越大，赚的钱也就越多。泽塔斯人甚至开始特许当地一些人有偿使用他们的旗号，以他们的可怕名声来便利敲诈勒索。(19)其他贩毒集团也迅速加入，“米切肯人家族”以及取代它的“圣殿骑士”，都成了这类犯罪活动的行家里手，他们将敲诈对象从小企业扩展到农业和工业部门，对酸橙种植者和采矿者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而禁毒战加速了这种新犯罪活动的蔓延。2008年之后，华雷斯市也出现了敲诈勒索，原因之一是为了补偿因争夺地盘和当局镇压而中断的其他生意所造成的损失，另一原因是被解职的警察也成了跃跃欲试的一股势力。华雷斯市的商会很快就开始伤脑筋：虽然他们从没对大量毒品流经该市或者毒资回流大加抱怨，但现在他们愤怒地呼吁联合国派部队来干预。
除了绑架和敲诈勒索，各种抢劫和盗窃也死灰复燃，使得199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下降的犯罪指数转而急速上升。其中一些是老花样，比如汽车盗窃。偷牛活动也卷土重来。2010年9月，至少有11个州的偷牛案件增长了30%至50%，这些牛随后会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牧场主将这种情况归咎于贩毒集团活动范围的扩大。在这方面，卡特尔的活动规模同样远远超过普通小偷的能力。泽塔斯人再次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2008年到2009年年底，当联邦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地方时，他们（及效仿他们的卡特尔）从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偷走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石油。而办法不过是直接在联邦输油管道里插根管子，把石油抽到偷来的油罐车里，然后卖给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公司。
几乎所有这些罪行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卡尔德龙曾以为，他可以在禁毒战过程中即时修复被破坏的刑事司法系统，但事实证明他错了。即使他的一揽子司法改革方案确实在2008年获得通过，其中包括将审判制度从封闭的审讯式改为类似美国的公开抗辩式，并且特别禁止使用酷刑。
但首要问题是，鉴于国家执法机关大规模腐败、效率低下和缺乏公信力，如何将罪犯带进法庭。2012年，墨西哥国家人权委员会发现，每100起罪案中只有8起被报告，其中仅有1%受到检察官的调查。禁毒战中的杀戮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其中只有5%被调查。但没有任何一起被定罪。几乎所有的罪犯都被豁免了。杀人者实际上像是获得了“007杀人执照”。这种有罪不罚的现象也扩展到了上层集团，在卡尔德龙6年任期内，几乎没有任何洗钱者或腐败政客被捕。
军方也获得了事实上的豁免权。尽管因为屡次被指控践踏人权——犯下谋杀、强奸、刑讯逼供之罪——而一再名声扫地，但几乎从未受到惩罚。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关于2010年至2013年间提交的7164起刑讯逼供的投诉的一份报告，根本没有人被定罪。
军方在处理逃兵的问题上倒是更为严厉。墨西哥国防部的报告显示，2006年12月至2012年4月间，有56886名士兵开小差——超过了武装部队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中约五分之一受到追捕和惩罚（刑期因军阶而不同，最低为一个月监禁）。另外五分之四的人中，大部分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很多人担心这些人自愿投靠了卡特尔。卡尔德龙已经提高了他们的薪水，但是工资仍然很低，这使得士兵很容易在受到诱惑时心动。尽管开小差的士兵还是很多，但也许正是因为卡尔德龙肯加薪，才使得在他任期内开小差的士兵人数只有福克斯任期内的一半。
发声与沉默
在打击卡特尔的战争中，卡尔德龙将重点放在重新夺回领土的实际控制权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坚信（无论对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使用武力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场冲突还有另一个层面，尽管少有人提到，那就是关于战争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或读、看、想）的争论，也就是关于公众看法和讨论的分歧。在这方面，他也遇到了可能出乎其意料的挑战。
随着革命制度党失去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以及由此丧失对国家媒体的支配权，墨西哥总统通过控制公共平台来阐述国家话语的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过去，革命制度党主席和革命制度党把持的国家最高当局发出的几乎是同一种声音，政府高层传递出的信息和做的分析都非常接近革命制度党的路线。此外，革命制度党的制度对于通过私人渠道传播的信息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电视界，媒体大亨与政府官员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联系。墨西哥电视联盟(20)（1973年成为墨西哥电视和媒体集团(21)）与执政党携手合作，该公司负责人埃米利奥·阿兹卡雷加·米尔莫喜欢自称为“革命制度党的战士”，他的各个电视频道因审查学生运动的报道、封杀1968年大屠杀的报道而臭名昭著。在平面媒体界，效忠政府的出版人和记者会获得奖赏（政府补贴和内部消息），而那些走得太远的人则会被取消广告赞助，新闻报道也被国有报业公司拒绝刊发，甚至还会受到人身伤害和死亡的威胁。
被认为需要进行信息管制的最敏感地带之一，是革命制度党官员与贩毒集团之间有组织的勾结所形成的市场体系。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腐败几乎无处不在，但邪恶要求人们以沉默为美德。在1980年代可卡因泛滥时期，当双方的利害关系都日益显著时，政府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来压制未经许可和不受欢迎的报道，尤其是涉及冷战问题的报道。
1984年，著名记者曼努埃尔·布恩迪亚不仅为报社工作，在权力圈里人脉极广，而且还撰写了有关政府腐败、执法部门与犯罪组织勾结以及中情局秘密行动的一系列调查报告。邪恶的“铁三角”——政府、暴徒和中情局——认为，布恩迪亚即将揭露他们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行为，于是决定干掉他，在他离开墨西哥城的办公室时从背后射杀。此案一直“悬而未决”，直到1989年，何塞·安东尼奥·佐瑞拉·佩雷斯——已被解散的可耻的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前局长，相当于墨西哥的J·埃德加·胡佛——才因策划这起谋杀案而被捕入狱。
1990年代，随着毒枭势力的壮大，他们也开始分担让民众保持沉默的工作。1997年，阿雷拉诺·菲利克斯兄弟下令暗杀赫苏斯·布兰科涅拉斯，后者是墨西哥记者和出版人，也是蒂华纳《泽塔》（Zeta）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以报道腐败和贩毒事件而闻名。布兰科涅拉斯因为发表了雷蒙·阿雷拉诺·菲利克斯的照片而激怒了后者，一队杀手向布兰科涅拉斯的汽车射出了180发子弹，杀死了他的司机和保镖，但他本人仅仅是受了伤。布兰科涅拉斯还会继续工作下去，但他的余生只能像个囚犯一样生活在他那用砖砌起来的家和坚固的办公室里，一旦他要从这座“监狱”移动到那一座，身边得跟着一大队保镖。
21世纪初，特别是在卡尔德龙的6年任期内，对记者的暗杀变得越来越明目张胆，其意图也越来越明显。
2009年，北部边境科阿韦拉州一家报纸的罪案报道记者埃利塞奥·巴龙·赫尔南德斯发表了一些关于警方腐败丑闻的文章。这些报道促使大约300名警察被解雇，也导致了他本人的死亡——11名蒙面枪手闯进他的家，在他惊恐万状的家人面前殴打他，随后将其带走。26小时后，有人在一条沟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身上有5处枪伤，还有遭到酷刑折磨的印记。
第二天，在他的葬礼期间，镇子上到处悬挂着条幅，上面写着：“我们就在这儿，记者们。问问埃利塞奥·巴龙吧。‘矮子’古斯曼和卡特尔绝不宽恕。当兵的，还有记者，当心你们的小命！”真相似乎就摆在眼前。然而几周后，几名嫌疑人在与此无关的事件中被拘留，据说他们承认（酷刑之下？）谋杀了巴龙·赫尔南德斯，但是说命令是泽塔斯人——“矮子”古斯曼的敌人——下的。这是真的？还是造谣？没人知道，也不会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听说过这几位所谓的凶手的更多情况。没有再逮捕谁，没有审判，只留下一个问号和一名记者的尸体。
2010年，在北部城市萨尔蒂约，当地报纸《萨尔蒂约报》的记者巴伦廷·瓦尔德斯·埃斯皮诺萨刚刚发表了一篇报道，关于泽塔斯一个头目及一名被卡特尔收买的警察在当地一家汽车旅馆被抓的事。几天后，瓦尔德斯被绑架，并遭到了严刑拷打，挨了5枪，随后他的尸体（手脚被绑）被丢在那家旅馆的外面，旁边放着一张手写的条幅：“谁要是敢不听话，这就是下场！——致所有人。”
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事例。墨西哥在谋杀记者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重要的是，要了解暗杀的模式以及暗杀事件的时间分布情况。一份严谨的报告列出了1876年至2012年间已被证实的总共289起谋杀案（其中包括几起失踪案，几乎可以肯定是谋杀案，只是找不到尸体）。1876年至1935年——包括波菲利奥独裁时期加上墨西哥革命时期以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共发生33起谋杀，平均每年2.3起。1936年至1982年间发生33起，平均每年0.48起。从1983年至2000年，当贩毒已成为大生意，这个数字上升至92，平均每年5.1起。这一数字在福克斯当政时期仅略有增加，共发生35起，平均每年发生5.8起。但是在卡尔德龙执政时期，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为106人，年平均人数升至17.7人。2012年，国际新闻协会的“死亡观察”（Death Watch）不仅将墨西哥列为“2011年全世界新闻记者丧生最多的国家”，并且发现应对谋杀负责的人基本上都没有被逮捕和起诉。
贩毒集团和腐败官员如此肆无忌惮地攻击新闻媒体，其意图非常明显：他们要求媒体闭口不言，希望遏制不必要的信息传播。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如愿以偿。
2010年，《萨尔蒂约报》为表明其已完全理解记者瓦尔德斯·埃斯皮诺萨的尸体传递的“信息”，迅速宣布“自今日起，本报将不再刊登与贩毒有关的任何新闻，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2012年7月，新拉雷多一家地区性大报宣布因为“缺乏自由从事专业新闻工作的条件”，将停止对“暴力争端”的报道，此前不久其办公室遭到了手榴弹袭击和步枪射击。(22)其他媒体也开始将他们的报道限制在政府官方新闻稿，或警方报告提供的信息范围之内。如果出版物没有内部审查程序，其记者会自觉担负起这一职责。正如库拉亚坎《Ríodoce》周刊的哈维尔·瓦尔迪兹·卡德纳斯所说：“当你在写一篇有关毒枭的文章时，你不会想到编辑……也不会想到读者，你想到的是毒贩，想他们会不会喜欢，会不会有意见，会不会在门外等着把你带走。毒枭已经控制了新闻工作。”
这多少有些言过其实，因为腐败的执法官员，主要是州和地方一级的执法官员，维护联邦政府的官方说法也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即打击毒枭是团结一致的人民和善良的国家（“我们”）与犯罪阶层（“他们”）的战争，这是一条敌我分明的清晰的故事线，一旦暴露出政府与歹徒相互勾结，局面就会混乱不堪。同样，如果电视网和国家媒体过度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可怕现实，卡尔德龙那套必胜的说辞——犯罪团伙危如累卵，“我们”正将“他们”各个击破——就可能会泡汤。对于禁毒战的报道占据了国家媒体的主导地位——晚间新闻尽是来自各条“前线”的报道——但总体而言，大众媒体在节目中放大了所谓的“胜利”，比如抓住了一个贩毒头目或者缴获了大批毒品，而不是记者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进行报道这一丑陋现实。
由于主流信息渠道并不能提供多少有关杀手行动和军事行动的信息，人们转而向社交媒体寻求更多的详细信息。这种替代性传播网络，是近来科技发展的结果。2000年，只有不到300万墨西哥人可以上网；到2006年，已达到2000万人；到2012年，是4000万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手机使用者也在爆炸式增长，2000年至2012年，手机用户增加了600%，当时拥有一部手机的人口约占80%，尽管购买手机的成本很高，而且需要向卡洛斯·斯利姆(23)的垄断经营的电信公司付费才能接入网络（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穷人使用手机的可能性）。
这样一来，墨西哥危险地区的居民就可以在推特上查询自己上班的路上是否正在发生枪战，以决定是否绕行。这种帖子越来越多地被标记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新闻服务，第一个也许就产生于最危险的塔毛利帕斯的雷诺萨镇。
博客开始出现，博主们发帖讲述当地的毒品暴力事件，尽管此举可能会有风险。2011年9月，两具尸体被人发现吊在新拉雷多的人行天桥上，上面贴了张条子，写着：“哪个蠢货敢在网上乱写，这就是下场！”此后不久，新拉雷多一家报纸的著名编辑玛丽亚·伊丽莎白·马西亚斯·卡斯特罗无视这一警告，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该地区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文章。几天后，她的身体被发现，旁边是她被砍下的脑袋和一个电脑键盘，还有一张有字母Z的纸条，上面写着：“我有此下场，只因我的文章。”很快，同样的命运又降临到了她的一位合作者的头上，后者同样被斩首，尸体上附了这样一句话：“我之所以有此下场，是因为我不明白自己不该在社交媒体网站上乱写。”
毒枭的禁言令当然不可能适用于他们自己。事实上，在卡尔德龙执政时期，卡特尔发表了一连串公报，以大量的文字和图片对总统主导公众话语的能力发起了挑战。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让暴力自己说话，将对手、记者、警察、平民吊死，或者枪杀、焚烧、砍死、斩首，然后将尸体扔在各种公共场所（如公路、广场、政府大楼门前），即使不配文字，也足以博人眼球。无声的尸体，见证了罪犯的凶残和政府的无能。但他们采用这些沟通方式时，通常会给被害人的尸体附上文字信息：或手写在纸板上；或用冰锥刻在尸体胸前；或在裹尸布上乱抹难以辨认的字样；或不厌其烦地在条幅上印了宣言悬挂于天桥；或在被劫持的公共汽车和卡车两侧贴上从侧面转弯的标识以堵塞道路，从而把信息送到进退不得的司机的眼前。
在卡尔德龙时代，随着卡特尔从语言上和视觉上强行进入公共领域，带有毒贩所要传递信息的条幅数量飙升，可谓无处不在。在墨西哥许多州，这些条幅每周会出现一次，有时每天都会出现，针对的是敌对帮派、一般民众或者政府部门，有时也针对以上所有人。
2011年9月，锡那罗亚卡特尔的一个帮派在路障上留下两条信息，以此挑战泽塔斯对韦拉克鲁斯州的控制权。第一条信息宣布“这块地盘现在有了新主人”，第二条号召“韦拉克鲁斯人，别再让他们［泽塔斯人］勒索你，也别再向他们缴保护费了”。现场堆着35具尸体，据称都是泽塔斯人，这使得信息中的意思得到了强化。随后，泽塔斯人在市中心张贴了印刷精美的倡议书，呼吁“全体韦拉克鲁斯市民”千万不要“上当受骗，［认为泽塔斯人］是他们的敌人”。
另一个共同的主题是抱怨政府不能“一视同仁”。华雷斯市的一个黑帮在市里悬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道：“这是给所有市民的公开信，以便让大家知道联邦政府一直在保护‘矮子’古斯曼，而这家伙是杀害很多无辜百姓的罪魁祸首……自从维森特·福克斯上台并释放他以来，‘矮子’古斯曼一直受到国家行动党的保护。”“他们为什么不和我们面对面地开战？”牌子上用质问的语气写道，“我们请政府对所有卡特尔都一视同仁、一个都别放过！”
泽塔斯人还贴出了招兵买马的海报，目的是让军人开小差。这样的广告还出现在大幅毯子上，悬于桥头，上面写着：“战士们，曾经的战士们，泽塔斯的行动队需要你们！”“我们会给你们家人很多钱、很多食物，还会照顾他们！来吧，别再挨饿受虐了！”
这些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宣传品。墨西哥毒贩与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或秘鲁的“光辉道路”(24)之间并无共同之处，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对政治权力的争夺毫无兴趣，也没有煞费苦心去赢得民心——尽管他们确实在竭尽全力说服民众，让民众相信他们才是更强大的犯罪组织，从公众的角度来看，有时他们甚至暗示自己才是公众利益的捍卫者。2012年3月，“矮子”古斯曼的枪手在新拉雷多杀死了14名泽塔斯人，并抛尸街头，还在附近张贴横幅，宣称古斯曼要将这座城市从泽塔斯人手中解放出来。锡那罗亚卡特尔的头目嘲讽泽塔斯人是“一帮酒鬼和洗车工”，宣称“我们是毒贩，不能跟老实巴交的打工仔、小贩混为一谈……我要教这些败类像锡那罗亚人一样做事，不搞绑架、不搞贿赂、不搞敲诈”。
卡特尔并不止步于在印刷品上舞文弄墨；事实上，他们很快就进入了全新的互联网世界。其首要策略之一是发布自制的视频，其中最有效的一种形式就是把敌对帮派成员、政客、腐败官员的手脚绑住，让他们坐在椅子上接受审讯，并用数码相机现场录制下来。这些人认罪后会被立即处决，不是击毙就是斩首。而歹徒会再次试图说服观众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公正的，他们对被审判者（被说成是人民的敌人而不是生意对手）的判刑和处决是合法的、值得称许的，而且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做了政府已经摆明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一些事情。因此，2011年，海湾卡特尔公布了一段视频，展示的是8名海湾卡特尔成员一人一下地轮流用斧子肢解一名据说是泽塔斯杀手的过程。这一残忍情节持续了8分34秒，最后，叙述者举起受害者的头颅，宣布这次处决是为了报复泽塔斯人的第二次圣费尔南多大屠杀——罗伯特·戈麦斯在其《一种新的视觉机制：社交媒体中的毒品战》一文中指出，“这是在叫板”，意在公开表明“合法性是墨西哥一种正义的力量”。即使他们的所作所为未能令观众改变对他们的印象——观众仍然认为拍视频的人和他们授意实施的人都是邪恶的罪犯——但这些视频已然向大家原原本本地展示了他们随心所欲地杀人的权力和自由。
随后，这些表演在卡尔德龙6年任期内专门报道缉毒战和毒贩火拼的网站上重播了数百万次。其中最著名的是(25)2010年3月推出的“毒贩博客”（BDN），对于是谁想出这个点子、谁创建了它，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个博客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影响广泛，部分原因在于它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它不仅发布（以及转发）由知名机构的真正的记者撰写的报道，也从普通民众那里征集“照片、视频、笔记、链接或者事发地的信息”，并要求其主页“匿名发布”。这个博客上的第一个帖子是关于某个小镇上的一场枪战，甚至连警方都无法确证其发生过，但偏偏被一名开车路过现场的市民无意中拍到了，并上传到YouTube，随后被“毒贩博客”转载。但很快，该博客网站就开始播放卡特尔自己制作的极其恐怖的视频——都是审讯、斩首、枪战和刑讯逼供的场景——也包括描述其他恐怖犯罪场景的镜头，而后者原本只有军方或警方才能看到。
“毒贩博客”（及其在YouTube上的分身）的出现，在新闻界和广大市民中间引发了争议。而制作者从一开始就声称，这个博客网站是对媒体为免遭毒贩报复而采取自我审查的一种回应，并声称他们展示给公众的情节都是未经过滤、未经记者中和、未经政府审查的（当然他们也承认未经核实）。虽然看起来恐怖，反映的却是墨西哥当前的现实，而人民有权了解这些。尽管网站声称无意谋利，但广告投放对此多少有些影响，而且这部分收入无疑能抵消掉一些成本。更令人不安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意图目前尚不明确，后者甚至已达百万之众。网站上这些残暴的场面是否提供了必要信息，以便民众进行自卫或者动员全民反抗？抑或这仅仅是色情作品——比如虐杀电影（snuff films）——的一种形式，类似于可以发布自制色情作品的网站？它们究竟是质疑大屠杀，还是对大屠杀最荒唐部分的重新包装？(26)
对于“毒品民谣”也有类似的辩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形式——并在卡尔德龙的毒品战期间迅速蔓延，为当代文化注入了一种虚无主义（但非常适合跳舞）的音乐，其歌词赞颂了黑帮头目及其释放出的暴力。“肩上扛着AK-47和火箭筒，”其中一首小曲这样唱道，“敢从我的路上过，就砍掉你的头。我们嗜血、我们疯狂、我们是杀人狂。”这些歌曲把“矮子”古斯曼和“芭比娃娃”视为英雄，传诵他们的事迹，赞美他们对现存秩序的反抗，对军队和外国佬的蔑视，并因此而臭名远扬。
这类民谣通常会得到其歌唱对象的资助，有些歌词反映出它受到了毒枭的资助。尤安·格里洛指出，只要区区1000美元，就能让作曲新手写出几行诗句赞美某个很有前途的暴徒；而成名的音乐家为卡特尔的某个重要成员创作一首曲子能得到数万美元。然而，当这类民谣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渐渐成为武器——毒枭们付钱贬低自己的敌人——民谣作曲家就成了更大的冲突的牺牲品。被称为“金鸡”的瓦伦廷·埃利萨尔德在雷诺萨博览会上做压轴演出时被打成了筛子，泽塔斯人之所以杀他，是因为不满他的歌曲——尤其是《致我的敌人》——为锡那罗亚卡特尔唱赞歌。“拉昆塔乐队”在奇瓦瓦的一家舞厅里演出时，一名穿着连帽衫遮住脸的枪手端着AK-47一通扫射，造成乐队5名成员死亡；据信这些人被杀是因为他们的一首歌曲（El Corrido deLaLínea）赞美了华雷斯卡特尔的武装组织。对于绝大多数的音乐人遇害案，就像记者遇害案一样，警方没有确定任何嫌犯，也没有逮捕任何人。
批评人士认为，这类民谣美化毒贩，助长暴力。锡那罗亚和奇瓦瓦等一些深受犯罪集团冲击的州则禁止在广播和电视上播放这些民谣，也禁止人们在酒吧和夜总会现场演唱。然而这样的管制很容易规避，不仅这种民谣在网上唾手可得，而且音乐光盘——封面上是几个戴着滑雪面具、拿着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的男人——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买到。据说，仅库拉亚坎一地就有五家唱片公司制作毒品民谣，每家公司都有大约200名制作人。或许可以说，两者之间的影响应该倒过来讲：与其说是歌曲激起了战争，不如说是战争增强了歌曲的吸引力（尽管歌词充满煽动性，但它们的波尔卡式旋律依然保持着传统风格）。
以死亡为导向的毒品文字、视频和音乐通过墨西哥商业文化迅速传播，而除此之外，卡尔德龙打击毒品的那些年恰好也是死亡导向的宗教信仰迅速扩张的时期。强盗圣徒赫苏斯·马尔韦德，据说是一位罗宾汉式的神话人物，生活在波菲利奥·迪亚斯独裁统治时期，在锡那罗亚长期备受敬仰，但到了卡尔德龙任期内，对于这位留着大胡子、穿着白西装的男人的崇拜更上一层楼。
从更广的层面上讲，对于死亡圣神（Saint Death）的崇拜也是如此。死亡圣神源自远古时代的欧洲，后来传到墨西哥。毒贩一直视其为他们的女神，把她的形象——一具精心穿戴、装扮的女性骨架，手里拿着一把可怕的镰刀——文在身上，不仅乞求她保佑他们的毒品平安到达北方，也在杀人前乞求她的庇佑。墨西哥全国所有牢房的墙壁都以她的形象为装饰。
在毒品战争期间，对于死亡圣神的崇拜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甚至吸引了很多跟犯罪活动无关的墨西哥穷人和工薪阶层。跟这位女神有关的物品销量激增，圣坛与路边祭坛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北部边境各州。据估计，她在墨西哥的信徒人数（安德鲁·柴斯纳特在他《献身于死亡：死亡圣神，骷髅圣徒》一文中指出）高达500万（约占总人口的5%）。而其他受墨西哥毒品文化影响的国家，包括美国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很多追随者。
卡尔德龙将死亡圣神视为毒品文化的最高体现，也对她发动了战争，一度派军队推倒了边境上的圣坛（很快圣坛又拔地而起）。已经因新教教徒人数增加而感到头疼的天主教会，亦对这位“瘦骨嶙峋的女性”表示谴责，这也是亲天主教的国家行动党成员帮助他们攻击这位瓜达卢佩圣母(27)的对手的另一个原因。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卡尔德龙反对邪教的事实并不能推翻这种可能性，即他发起的禁毒战是导致邪教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他主旨明确的社会行动的又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
民间社会的躁动
卡尔德龙对事件形成个人表述的努力，遭遇了来自毒枭的主要挑战，那么社会上又是怎么看的呢？广大民众能插得上嘴吗？政府官员和犯罪集团用高分贝传递的信息是否已经占据了公共空间的发声渠道？
事实上，民间涌现出无数个人勇敢（或鲁莽）反抗毒贩和／或军队的活动，但悲哀的是，大多数都被镇压了。不过，比较有组织的反抗活动的存活率则要高得多。已经成立或正在成立的团体在全国各个角落如雨后春笋，其中很多都高举人权旗帜。这些组织绝大多数都是民间组织，要么是独立自治的，要么附属于教会和大学，都致力于建成一个能避开政府和政党普遍存在的腐败的民间团体。在卡尔德龙时代，有数百个这样的组织活跃在民间。
这样的组织有许多在地方有实体，他们收集和公布政府侵犯人权行为的信息，时刻注意本地的帮派暴行，搜寻失踪人员，对侵犯人权的案件提起诉讼，起草立法提案，并且／或者为妇女、移民、记者等特殊群体提供保护。(28)还有些组织的影响力是全国性的。(29)更有一些地方组织与国家机构联合起来，(30)并与各种国际组织(31)建立了联系。
人权活动亦是一项以身犯险的事业。数十名社会活动人士遭到威胁、殴打、监禁、折磨和杀害——仅2011年就有31人遇害——这些案件几乎总会成为悬案，无人受到法律惩罚。2010年出现了一个名为“捍卫人权紧急行动”的组织，以追踪此类袭击事件、为维权人士提供安全培训为己任。
除了这些由民间推动的活动，1989年还成立了一个相当大的机构——墨西哥国家人权委员会（CNDH），隶属于内政部。虽然它一直是由政府提供充足的资金，但也获得了一种准独立地位，有权调查除司法机构外的所有受到指控的政府部门，其主席相当于国家监察人员。该委员会是受害者寻求昭雪冤情的为数不多的渠道之一，也是人权改革过程中遭遇某些体制性障碍的证明。但是，就像2008年成立的“人权观察”组织一样，一旦需要“真的采取补救措施并推动改革以改善墨西哥糟糕的人权记录时，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表现总是那么令人失望”。在随后的几年里，类似的批评趋于平缓。2014年，该委员会时任主席劳尔·普拉斯岑西亚因为玩忽职守、侵占资金等行为而遭到抨击，其中包括从14亿比索（约合95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中截流一部分用于谋求个人连任，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尽管这些组织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但他们大都没有考虑过动员群众参与进来。也有一些实体机构接受了这种挑战，其中大多数是由失去家庭成员的个人发起的，他们家人的不幸遭遇要么跟犯罪组织有关，要么跟军队有关，要么跟警察有关。很多受害者家属选择组织起来调查失踪事件，追踪关键证人并说服他们出庭作证；少数选择组织游行示威，希望他们的诉求引起全国关注。
其中最著名的是诗人哈维尔·西西利亚，他的儿子2011年3月在莫雷洛斯州首府库埃纳瓦卡遇害，系贩毒团伙所为。4月4日，西西利亚发表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公开信，名为《致墨西哥政客和罪犯》。
“我们已经受够了，”他在信中正告政客，谴责他们“任由我们的孩子被杀害”，谴责他们“发起的战争计划不周、行动无能、领导无方”，谴责他们的腐败“与犯罪行为形成了共谋，并逃脱了法律的惩罚”，谴责他们“穷凶极恶地”“争权夺利”以致无法形成解决问题所必须的团结。“市民已经对州长、警察、军队失去信心，每天战战兢兢、痛苦不堪。”他总结道，接着提醒州政府官员“何塞·马蒂(32)对执政者说过的话：‘如果你无能，那就辞职吧。’”。
“至于你们，罪犯们，”他接着说，“我们也受够了你们的暴力、寡廉鲜耻、残忍、愚蠢无知……过去，你们尚有荣誉感可言。你们的营生还没有那么残忍，还不会去伤害平民百姓和他们的家庭。而现在，你们已经不加区分了……你们已经成了懦夫，就像那些毫无人性的、杀害男女老幼的可怜的纳粹暴徒一样。我们已经受够了，你们的暴行简直非人类所为——还不是禽兽，因为禽兽也干不出你们干的事——只有低等生物、恶魔、低能者才干得出来。”
但是，鉴于“我们的身后有成千上万具尸体，包括无名的和有名有姓的，也就是说，有这么多无辜者被杀戮、弃之如敝履”，西西利亚认为，怒气冲冲地吼几句是不够的，而是“必须伴随着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因此，他宣布，“我们必须走出家门，走上街头”，以建立一个“全民联合体，我们必须依靠它去打破恐惧和孤立，打破那些无能的政客和残忍的罪犯希望我们的灵魂与肉体生活在其中的那种恐惧和孤立”。
西西利亚号召在莫雷洛斯和全国各地的城市举行示威游行，呼吁大家“必须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脚步、我们的怒吼来发声”。他的号召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数十万人在40多个城市集会，他们举着横幅大声疾呼：“够了就是够了！”“别再有流血！”“别再有人受害！”随后，2011年5月举行了一次为期三天的游行，从库埃纳瓦卡行进到墨西哥城（距离北部约60英里），最后在墨西哥城的宪法广场汇集成大型的示威活动。在接下来的几天乃至几周里，随着一场争取正义和尊严的基层民众的和平运动逐渐成形，出现了一些更具体的目标。抗议者呼吁逐步结束毒品战，要求军队撤离街头（按部就班地）、毒品合法化以及卡尔德龙政府的公共安全部长赫纳罗·加西亚·卢纳辞职。许多抗议者还要求卡尔德龙本人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