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诗人建议与卡特尔达成协议，而协议的前提是墨西哥人应该停止在美国的支持下相互暗杀。他指出，“犯罪组织所配备的，杀害了我们的孩子、士兵和警察的武器都来自美国，而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一切”，因此，“如果美国不起诉并禁止军火工业生产武器——一种合法的恐怖行为——我们为什么要起诉毒品生产者？”毒品消费应该被视为“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如果美国拒绝这样做，那么“他们的毒品消费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与我们无关”。应该让罪犯们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决定如何向外国佬出售毒品，只要能达成协议“不牵扯平民，不伤害无辜，帮派冲突中手下败将的待遇必须符合人权标准”。
2011年6月，随着西西利亚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卡尔德龙同意与其在查普尔特佩克城堡(33)进行公开辩论，允许电视直播。西西利亚呼吁“为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的所有受害者”默哀片刻，并指责总统不仅应对4万人的死亡负责，而且未能创造就业机会，在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也毫无建树。他要求总统向国家、向遇难者和失踪者的家属道歉。尽管卡尔德龙为自己没能保护好这些受害者而道歉，但他仍然坚称自己采取武力没有错，只是后悔没有早点把军队和联邦警察派到街头。在此次公开辩论现场和其他地方，他都坚持认为关于士兵和警察虐待及致人失踪的报告都是孤立案例；不能把墨西哥军队视同专制政权的行刑队；他不能也不应该在对不安全因素动手之前坐等执法机构的改变；抗议者应该对绑架和杀害他们的罪犯说“不”，而不是对打击罪犯的士兵说，因为罪犯才是他们的敌人！(34)
2011年10月，西西利亚与卡尔德龙又进行了一次电视辩论，两人依旧坚持各自的立场，但由于卡尔德龙对美国越来越不满，所以他朝西西利亚的观点略微倾斜了一点。他指责美国对毒品的需求助长了暴力，呼吁美国打击毒品消费，减少流向墨西哥的毒资，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他还表示，如果美国做不到的话，不如让毒品合法化，这样也许美国“需要开通可卡因运输［线路］”，即使他们打算这样做，也“应该让路线从佛罗里达州或其他地方通过，而不是从这里”。如果这些都不起作用，美国应该寻求其他解决办法，他补充说，“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国际讨论的议题”。
而西西利亚却让这件事跨过了国界。在组织了从墨西哥城向北至华雷斯市、向南至危地马拉边境的另外几次国内游行之后，这位诗人把他的运动发展到了北方。2012年8月至9月，120人组成的一个大篷车队以寻求有正义和尊严的和平为口号，由在毒品战争中遇害和失踪墨西哥人的父母及兄弟姐妹率领，从圣地亚哥横穿美国去华盛顿，他们行程5700英里，在26座城市举行活动，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但在当时，卡尔德龙总统的任期即将结束，民调显示他的政党已被民众抛弃，而墨西哥的政治气候也突然发生了变化。
* * *
(1) metric ton，即中国人平常说的“吨”（ton）。但在英美，1公吨（metric ton）=1000公斤，而1吨（ton）=1016公斤（英）或907.2公斤（美）。此处按原文译，以示区别。——译者
(2) 即1926年至1929年的墨西哥基督派战争。——译者
(3) 15、16世纪的荷兰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不仅多产，而且画作多描绘罪恶与人类的沉沦，博斯制作了多幅三联画（绘在三片接合起来的木质屏风上的），其中最有名的是《人间乐园》（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其中右幅是地狱场景，大量造型古怪的狱卒以各式酷刑惩罚罪人。——译者
(4) 位于锡那罗亚州库拉亚坎市的一片墓地，外表与一般墓地没什么不同，但里面都是墨西哥著名大毒枭的豪华陵墓。——译者
(5) 欲知胡玛亚花园的更多信息，参见娜塔莉亚·阿尔马达2011年的纪录片《守夜人》（The Night Watchman）。
(6) narcomanta，即贩毒集团留在布条上的信息，通常会包括要采取犯罪活动的威胁或解释。——译者
(7) 第二次圣费尔南多大屠杀被同一时间发生的另一场大屠杀比了下去。这一次，泽塔斯人对偷了他们500万美元并逃过边境、进入证人保护计划的两名高级成员的亲友，乃至现在或过去的手下进行了可怕的报复，扰乱了卡特尔向得克萨斯州伊格尔帕斯贩运可卡因的行动，这可是每周600万美元利润的生意，正与海湾卡特尔交战的泽塔斯人急需这笔钱。泽塔斯人派一队人马去了这两个男人的家乡科阿韦拉州的阿连德市，带着手雷、大锤和重型建筑机械，推倒了与这两个男人有关的所有房子，绑架并杀害了与他们有关的所有居民，哪怕他们不过是姓氏相同。这次事件中至少有300人失踪，毫无疑问，他们被埋进了这片贫瘠土地上遍布的万人坑中。整个事件直到2014年才平息。幸存者们被吓得一声不吭——尤其是在一个头脑灵活、开办被毁建筑参观服务的人脑袋上挨了一枪之后——而且当局对散布更多坏消息也毫无兴趣。
(8) Bracero Program，西语中，称“墨西哥工人”为Braceroam，意为用手臂和手工作的人。通常指1942年至1964年间，美墨两国政府签订的跨国劳务计划，它不仅标志墨西哥季节工的移民活动从自由化阶段转向制度化阶段，也加剧了墨西哥人合法或非法的越境活动。该计划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典型代表，也是墨美移民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在两国移民史上占有独特并重要的历史地位。——译者
(9) 即Border Industrialization Program。——译者
(10) 当然，这样的评价是见仁见智的。2008年，华雷斯被极具影响力的金融时报集团出版的著名杂志《外国直接投资》评为“未来之城”。《全球直接投资解决方案：网络世界的企业发展》网站也兴奋地宣称：“祝贺墨西哥奇瓦瓦州华雷斯市在《外国直接投资》杂志评选的2007/2008年度北美大城市类别（50万至200万人口）中成为‘最具综合成本效益’的大城市，并位列‘最佳基础设施’大城市的前五名！”
(11) 指政府资助或政府直接从事的各项建设，包括公路、水利、住房等，或者政府资助的地区性开发计划及工程。公共工程是西方各国财政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译者
(12) 汇丰银行接受了锡那罗亚卡特尔至少8.81亿美元的现金存款，一个夹子夹着成千上万的美元，用的盒子是专门按照其柜员窗口的尺寸精确设计的。此外，该银行对超过6700亿美元的电汇未能有效监控，其中有超过94亿美元通过墨西哥汇丰银行购买了美国货币。高管们承认他们没有遵守反洗钱规定，2012年该银行被罚款19亿美元——大约两个月的利润——但检察官没有提起刑事指控，以免令银行倒闭并进一步破坏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罪名太大而无法起诉”是一种共识。
(13) 然而，这些注定要落入卡特尔手中的武器继续以轻快的速度流向有利可图的地方。奥巴马承认了这一点，并指出（就像布什所做的那样）从墨西哥黑帮手中夺取的武器有90%以上来自美国。奥巴马答应采取行动，说他会推动美国参议院批准《美洲国家禁止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爆炸物及其他相关材料公约》（CIFTA）。在这一点上他失败了。他还表示，他赞成恢复美国对攻击性武器的禁令，但在这方面他甚至拒绝尝试，因为考虑到全国步枪协会和共和党的顽固态度，他认为枪支控制，哪怕是输出到黑帮，也不可能成为政治议题。
(14) 波尔克（James Knox Polk，1795—1849）是美国第11任总统（1845—1849），1846年美国挑起对墨西哥的战争。经过近两年的美墨之战，墨西哥失去了包括得克萨斯在内的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译者
(15) 潘兴（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是美国陆军上将，又称“铁锤将军”，曾在1916年至1917年率1.5万名军人远征墨西哥，镇压当地的农民游击队。——译者
(16) 2006年至2009年间，针对墨西哥国防部涉嫌侵犯人权的投诉增加了1000%，大大高于福克斯政府时期。
(17) 美国得克萨斯州西部城市，地处美墨边境。——译者
(18) 据估计，每10名女性中就有6至8人会在北上途中遭到毒贩、罪犯、警察、政府官员或其他移民的强暴或性侵；许多人早有防范，在出发前就开始服用避孕药。
(19) 这种做法缺乏组织性，但在20世纪初美国著名黑手“帮”中颇为盛行：单干的敲诈勒索者会在勒索信上盖一个黑墨水手印，不付钱就没命，如此一来，人们开始相信这些勒索者都出自一个可怕的犯罪团伙；事实上，黑手只是一种作案手法，并不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标志。
(20) 即Telesistema Mexicano。——译者
(21) 即Televisa。——译者
(22) 正如那番话所表明的，对媒体的攻击不仅仅是杀害个别记者。报纸和电视台的办公室时常会遭到汽车炸弹、手榴弹、简易爆炸装置（这些年来在伊拉克被广泛使用）以及枪手的袭击，有时还会收到几个被砍下的脑袋，用冰袋装着，就放在他们门外的台阶上。
(23) 墨西哥电信业大佬，2010年至2012年福布斯富豪榜榜首、2013年胡润全球富豪榜榜首，控制着墨西哥和拉丁美洲许多电信企业。——译者
(24) 秘鲁极左游击队组织。——译者
(25) 参见（建议谨慎观看）http://www.elblogdelnarco.org。
(26) 应该强调的是，有些专门发布与毒品有关的内容的网站并没有这种含糊性的问题。比如2009年开始运营的英语网站“边境地带”（Borderland Beat），在对未经事先联系直接发来的内容进行选择时，它是温和克制的（因此不是未经过滤的），也是包容大度的。该网站极其依赖自己的普通投稿人撰写的文章（尽管因为担心毒贩报复，都是匿名发表的）。一个名为“洞察犯罪”的非营利组织于2010年4月成立，由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资助，其网站主要转载新闻报道，并附有评论、对之进行的深入调查。
(27) 1531年，一个印第安天主教徒声称在墨西哥中部城市瓜达卢佩见到圣母显灵，因而建造了瓜达卢佩圣母大教堂，现为著名的朝圣地。——译者
(28) 其中包括：新拉雷多人权事务委员会、奇瓦瓦州人权委员会、捍卫和促进人权委员会——埃米利亚诺·扎帕塔（位于马塔莫罗斯）、边境研究和促进人权中心（雷诺萨）、人权中心——弗雷·巴托洛美·德拉萨斯（恰帕斯）、美墨人权问题双边中心（蒂华纳）、弗雷·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人权中心（墨西哥城）、公民支持人权中心（蒙特雷）、移民人权中心（华雷斯市）以及科阿韦拉州寻找失踪人口联合部队。
(29) 其中包括：墨西哥保卫和促进人权委员会、墨西哥捍卫人权联盟、ASILEGAL：人权法律援助组织、反酷刑和有罪不罚现象团体、记者权利之家和徒步记者团。还有诸如国家社会传播中心这样的组织，也把帮助非政府组织制定媒体战略作为其工作的一部分。
(30) 比如由71个非政府人权组织组成的REDTDT（全国人权民间社会组织网络）以及另一个由多个机构联合组成的名为“我们假装投降”的组织。
(31) 这些组织包括：国际人权联合会、国际刑事法院联盟、人权观察、大赦国际、美洲人权组织国际联盟、美洲国家组织美洲人权委员会、拉丁美洲驻华盛顿办事处、拉丁美洲工作组、保护记者委员会、无国界记者、“第19条”。
(32) 19世纪的古巴独立运动先驱。——译者
(33) 亦是墨西哥国家历史博物馆所在地，位于查普尔特佩克公园内。——译者
(34) 最初，海湾卡特尔被认为是杀害西西利亚儿子的罪魁祸首，该组织很快在莫雷洛斯挂起了一系列横幅，否认与此有关。事实上，他们绑架了南太平洋卡特尔（贝尔特兰·莱瓦组织的分支）的一名成员，殴打之后绑在一辆废弃的卡车上，并提醒当局此人参与了对西西利亚之子的谋杀。在此人向联邦警察供认时，贝尔特兰·莱瓦组织也挂出一批横幅否认与西西利亚儿子之死有关，并信誓旦旦地称自己的人“不会滥杀无辜”。2012年6月，军队抓获劳尔·迪亚兹·罗曼，贝尔特兰·莱瓦组织在莫雷洛斯州的著名负责人，并宣称此人应对西西利亚儿子之死负责。这位迪亚兹·罗曼当时好像是莫雷洛斯警察，负责监督在库埃纳瓦卡打击毒贩（包括他本人）的行动。当一些警察试图抢劫或勒索西西利亚及其朋友时，孩子们说要举报他们，好警察打电话叫来了迪亚兹和一些实际上已经跟他一样加入南太平洋卡特尔的坏警察，竟然真的是这帮人干的。
十
2012年
2012年7月1日，此次总统选举将不仅仅是一场对毒品战争的全民公决，但考虑到竞选最后几周不断冒出来的新闻报道，这一话题显然是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新拉雷多，一辆冷藏箱里装有14颗人头的货车停在市政厅大门外；9个人被吊死在一座桥上。在韦拉克鲁斯，一位市长从自己家中被绑架，几天后人们发现他的尸体被绑着，伤痕累累。在蒙特雷，49具无头尸体被丢弃在附近的小镇上，而且手脚全没了。在墨西哥城，两队身穿制服的联邦警察在国际机场发生枪战，其中至少有一队效力于贩毒团伙，三名警官在食品区丧命。
卡尔德龙不能再参选，但无论谁被国家行动党推举为候选人，都必须参照他的履历进行评估，而对他的评价将取决于人们对这场由他发动的战争的评判。卡尔德龙没有假手于人，而是做了自我评判，声称这场战争取得了成功。2012年11月底，他认为战争已经摆脱困境。由犯罪组织实施的谋杀案数量终于下降，这种情况是他就职以来首次出现，几个月来再没有发生过耸人听闻的大规模杀戮事件，游客青睐的旅游地相对平静。在不久之后的一次演讲中，他坚称自己执政期间的功过是非“历史会做出评判”，并表现出对此满怀信心。但是，如果说暴力事件的减少意味着卡尔德龙获得了成功——正如他在任期最后几天所强调的那样——那么，除非无视他最初导致暴力升级所造成的影响，否则很难接受其关于“任务已完成”的说法。
人们转而统计遇害者的数量。他们估计，在卡尔德龙的总统任期内发生的“与毒品战争有关”的谋杀案应该不是个小数目，并因此讨论起了该如何证明某件谋杀案“与毒品战争有关”。(1)但大家普遍认为，很多人生命的结束方式无疑都符合“与毒品战争有关”的法律标准。比如这些人的死亡，或表明与有组织犯罪有关（有3268起谋杀）；或死于大口径武器之下（或者死于贩毒团伙的其他标志性手段）；或是在卡特尔的视频（以及自我吹嘘）中有所记录；或者有明显证据表明生前遭受过酷刑折磨（对4645具尸体的检查清晰地反映出了这一点）；或者是被斩首的（有1892具无头尸体）。(2)
符合这些标准的死亡人数是由卡尔德龙政府谨慎统计并公之于众的，原因之一在于所有伤亡者在人们看来几乎都是歹徒。由政府出面调查，意味着帮派分子会被清除出政府工作人员的队伍——不是政府的人干的，就是其他帮派的人干的——政府方面有时候会对此直言不讳。比如，有位墨西哥将军告诉媒体，说他们不应该谴责政府又杀了一个人，而应该庆幸世上少了一名罪犯。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这一论点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反对屠杀平民的呼声也随着对军队和警察侵犯人权的投诉而增加，这也许是卡尔德龙政府在其任内最后一年停止统计遇害者尸体的原因之一。其实，大部分暴力事件都属于帮派内讧，是卡特尔或其他帮派为抢夺市场份额而进行的火拼。据尼克·斯泰因伯格等人权分析人士判断，绝大多数受害者并不是犯罪分子，而是有家庭的、工薪阶级年轻男性。即使是那些无可抵赖的“杀手”也并非“天生杀人犯”，而是无论愿不愿意都会被卷入其中的。杀人，是小镇里唯一的行当。
然而官方名单在总数之下设置了一个楼板，这个楼板无懈可击，因为它是卡尔德龙政府自己造的。2012年1月，政府承认在2006年12月至2011年9月间，至少有47515人在“与毒品战争相关”的事件中丧生（与此同时，政府宣布不再公布新的官方数字）。多方面信息显示，他对2011年10月至2012年12月间的额外死亡人数的保守估计约在1万人，于是把死者总数的基线定在6万人左右。(3)
然而，这个数字还必须加上一定比例的“失踪”或“被失踪”人口。卡尔德龙的手下也保留了这些比例的一份清单——尽管这份清单在他任期内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到他离任前两天才（被政府内部的一位分析人士）泄露给了《华盛顿邮报》。清单上载有卡尔德龙任内因各种原因而失踪的超过2.5万人的姓名。一些名字的旁边还标注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话（“她的女儿被强行带上了车”；“这位父亲被几个穿制服的男人逮捕，从此下落不明”）。此外，名单上还有一些人可能已经非法移民到了美国，或者只是背井离乡。下一届政府将会公布一个经过删减的版本，它表明，在向失踪者家人核实其报告失踪的亲人是否可能再次出现后，仍有大约8000人失踪，其中的一个未知比例与毒品战争有关。这个数字——后来被改为1.2万人——引发了激烈争议，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正不断从乱葬坑里挖出的数百具身份不明的尸体，尽管政府承诺会建立一个DNA数据库，以便与失踪者亲属提供的信息进行比对，但政府并没有对这些尸体进行检查，也没有像智利、阿根廷和南非那样设立类似于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机构。
承认每年大约有1万人失踪和假定已死，那么6年间的总数保守估计也有大约7万人，但是，人们对这个数字仍存在争议。有责任感的记者、学者、社会活动家和人权倡导者通过查阅新闻报道、法律文件、医院记录和其他许多资料，不慌不忙地调查得出一个更高的数字。在蒂华纳出版的《泽塔》周刊仔细地计算出这一数字为10.9万人。但是，没有人认为这个数字会小于政府所定的基线。鉴于统计数字是如此血腥，卡尔德龙将暴力事件的减少视为其军事行动取得成功就很难说得通了。就算卡尔德龙一根手指都没动，死亡人数也几乎可以肯定会减少，但这只是因他干预而导致的死亡人数的一小部分，那么他也就无需去降低由他抬高的暴力事件数量了。
不仅没有取得成功，而且也没有实现什么目标。一些胜利还可能会使国家行动党候选人借机宣称这些人并没有白白牺牲。或许从某些离奇的、划算的道德演绎角度来看，禁止向外国消费者出售毒品可以保证这些杀戮不会发生？
但是，相关记录并没有在这方面给人们以任何安慰，因为各种指标都清楚地表明，尽管卡特尔之间发生了种种混战，毒枭们仍然设法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生意上。无论是从价格、数量还是质量来看，非法之物的流动并没有丝毫减少。墨西哥的大麻、冰毒和海洛因在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便宜、更丰富。联合国的调查显示，2012年，美国街头每克可卡因的价格与10年前的大致持平，而且纯度也没有下降。这一年，布鲁斯·巴格莱与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一份报告认为，贩毒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做得更好，所有指标都表明用来遏制它们的战略普遍以失败告终。
在卡尔德龙的眼皮底下，一些卡特尔以专业精神引入了新的高科技策略：更宽敞的隧道，配备了铁轨、电力和通风系统；潜艇——平均长度为60英尺的运毒潜艇可以运载数吨可卡因；还有无人机——这些“空中骡子”运毒时只是一个个在雷达屏幕下方跳跃的光点。不过，卡特尔也部署了一些过去的技术含量低的设备。美国缉毒署一名前行动负责人指出，在美国沿亚利桑那州的一段边界竖起高科技围栏几天后，卡特尔就用上了弹射器，并开始向边境另一边弹射数百磅重的大麻包。“我们的围栏是目前最先进的，”他沮丧地说，“可他们在用2500年前的一种技术对付我们。”
不过，毒品运输的主要途径还是公路。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合法商品的流动量非常巨大。据美国运输局统计，2011年有近490万辆卡车和6100万辆私家车越过美墨边界，而检查人员充其量只能对其中一小部分进行检查。至于所有不经意间的大有所获——破纪录的毒品突击搜查被卡尔德龙吹嘘为他成功的标志——事实真相却是，毒品一直在如河流一般向前奔涌。
更糟的是：如果减少毒品消费是卡尔德龙的目标，那么他似乎让情况变得更糟了。墨西哥自身的毒品消费有所增加，这反过来又强化了暴力程度，因为小毒贩们在争夺控制权——争的不是国际市场，而是当地的街头巷尾。承蒙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好意，如今他们才能用美国来的武器在街头巷尾开战。
也许，卡尔德龙留给未来接班人的最大的担子就是恐惧。
犯罪分子开辟新的职业道路——特别是绑架和敲诈勒索——的能力，反而得到了提升，其原因在于：毒品战导致公共秩序崩溃，警察腐败的惊人增加，一个几乎已经不复存在的刑事司法系统所造成的彻底的有罪不罚现象，以及在许多领域都近乎“一败涂地”的状态。而这一切恰恰是卡尔德龙原本想要避免的噩梦。
当这些帮派竞相树立自己的品牌时，他们的暴力行为变得越来越离谱，使得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一种无力的恐惧，以致社会生活弱化、公共空间废弃、邻里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加，人们普遍感到无助。在2011年墨西哥的一项全国民调中，三分之二的人表示非常害怕会被绑架，三分之一的人在过去三个月中曾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43%的人不再让孩子在街上玩耍，45%的人晚上不再外出，74.3%的人认为报警“有点”或“非常”危险（其中84.6%是北方人）。当禁毒行动被称为“战争”时，（社会各阶层中）58%的人认为有组织犯罪正在走向胜利，只有18%的人认为政府将最终获胜。
最终，卡尔德龙的政治遗产将由国家行动党2012年总统候选人约瑟菲娜·瓦奎斯·莫塔承担。瓦奎斯·莫塔——大党派中的第一位女性候选人——其专业是经济学，曾为商业组织工作，并为主妇们写过一本励志书，之后投身于政治和行政事务。她曾在众议院任职，当过社会发展部部长，又担任过公共教育部部长。她操持过2006年卡尔德龙的竞选活动，并于2012年获得了提名，尽管她并不是卡尔德龙理想的人选。作为国家行动党的一员，她无法让自己远离卡尔德龙的战争，无论这场战争多么不受欢迎。所以，她干脆反其道而行之，承诺会将卡尔德龙激进的军事行动继续下去，直至摧毁卡特尔，并且她像卡尔德龙那样认为是卡尔德龙的强硬政策——而不是“矮子”古斯曼在同行竞争中获胜——降低了华雷斯的谋杀率。她还表示将与美国执法部门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洛佩兹·奥勃拉多再次为民主革命党发声，坚决批评军事化方针，强调这是在侵犯人权，并承诺要对战争伤亡者提供更多援助。与卡尔德龙一样，他也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警察指挥部门，以便逐步从军队手中接管安全行动；强调训练新兵应该在灌输警务专业技能的同时，进行道德和公民价值观的教育。他还提议停止中央情报局特工和美国缉毒署特工的活动，重新考虑是否遵照《梅里达倡议》继续接受军事援助，重新关注打击犯罪分子金融网络的情报活动。
但是，一位年轻、上镜、梳着大背头的候选人在获得提名后立刻在民调上跃居首位，并且一直保持到赢得大选，他就是墨西哥州州长恩里克·佩尼亚·涅托。这位精明的候选人此次代表革命制度党卷土重来，该党上一次向总统宝座发起冲刺是12年前。佩尼亚·涅托在整个墨西哥州——围绕自治的联邦区（确切地说是墨西哥城）——以及该州革命制度党中根基都很深，该州并没有受到之前国家行动党赢得总统大选的影响。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通过家庭关系进入了州政治圈，并拥有法学学士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与近年上台的总统不同，他的两个学位都并非来自美国的大学。他从事过商业和法律工作，然后进入政府，担任了一系列越来越重要的职务，并与革命制度党的高层人物和州里的富豪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佩尼亚的叔叔亦即他的导师为他铺平了升迁之路，这位叔叔是1999年至2005年间墨西哥州臭名昭著的腐败州长。）2003年，他在州议会得到两年任期，然后当选为州长（2005—2011）。民众普遍认为他是一名称职的管理者，以兴建基础设施而闻名（在他任职期间，州内公路增加了两倍）。不过，他在打击犯罪方面的记录好坏参半。佩尼亚·涅托和他的总检察长阿尔弗雷多·卡斯蒂略对一个在该地区四处留下遇害者头颅的犯罪团伙进行了打击，从而避免该州其他大部分地区谋杀案的大幅增加。但是，暴力袭击女性的案件飙升，在他第一个四年任期里，抢劫案的报案增加了近50%，绑架案则翻了两番。他还暴力镇压了农民的抗议活动，这些农民抗议征用他们的土地兴建国际机场。他在2012年获得总统竞选提名，得益于他迎娶了一位流行歌星，得益于他知晓如何在电视镜头前展示自我，并且正如学生抗议者指控的那样，还得益于墨西哥电视和媒体集团带有偏见的报道，而墨西哥电视和媒体集团的新闻节目是该国的主要信息来源。游行示威者高呼：“佩尼亚，电视是你的，街道是我们的。”
恩里克·佩尼亚·涅托在毒品战方面制定了一项精明的战略。他将延续卡尔德龙的战争，但将重点从抓捕毒枭和突击搜查毒品，转为减少由他前任所引发的暴力事件。他将专注于打击国内而不是跨国犯罪——重点是绑架和勒索而非毒品流动——把墨西哥人民的安全保障放在首位，而不是极力讨好美国缉毒署和美国国会。这一做法暗含着民族主义的潜台词，即外国佬应该守好自己的边境，而不是要求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为他们而死。
他也像他的竞选对手一样要求建立一支国家警察部队，但除此之外，他从没有谈到打算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他打算创建“国家宪兵队”，一支自治的、4万人的特种部队，以逐步取代即将撤回军营的军队。宪兵队将为混合兵种：其级别和档案要有“军队效力的背景”——这一术语从未被解释过，但被认为是指卡尔德龙的战争中身经百战的老兵——而领导层则是平民，所受训练的内容是如何使用警察手段而不是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尽管批评家们也的确好奇这4万人与过去的4万人有何不同，想知道如何打造这支部队并使他们远离腐败，但在纸面上，这确实是迈出了鼓舞人心的一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恩里克·佩尼亚·涅托所拥有的，恰恰是洛佩兹·奥勃拉多和瓦奎斯·莫塔所没有的、革命制度党的腐败遗产，也就是说，一种与有组织犯罪讨价还价的能力。这种过去的消极因素，现在看来倒是颇有积极意义。西西利亚等人呼吁与卡特尔达成协议。从政治角度讲，革命制度党不可能公开表示赞同。但是，一部分选民相信，如果革命制度党在大选中获胜将恢复其原来的做法，即只要卡特尔遵守某些规定并让政府得到应得的那份，就允许他们自由运作。在这个问题上，恩里克·佩尼亚·涅托的对手无意中帮了他。卡尔德龙警告说，革命制度党可能会为了维护社会安宁而与卡特尔谈判。美国官员私下里也担心这个。佩尼亚·涅托坚决否认他会做这样的事。这让那些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的人感到安心，而让那些希望减少暴力的人想当然地认为他在撒谎。事实上，由革命制度党主导的旧的市场体系碎得太厉害，很难再重新捏合到一起。除非再掀起一次卡特尔化的浪潮，否则有太多新帮派，根本无法正常交易。由于反对党和爱管闲事的新闻媒体的存在，总统已经失去了对这样一个神秘的政府发号施令的能力。不过，许多人相信革命制度党能够且一定会与卡特尔达成协议；他们以前就这样做过，当然可以再做一次。
佩尼亚·涅托在处理墨美关系时，也自创了一套模棱两可的策略。国家行动党一提到要加强与美国的禁毒合作，民主革命党就拖它后腿，革命制度党则两面三刀，在设定新障碍的同时，承诺要保持“密切有效的合作关系”。恩里克·佩尼亚·涅托坚称，墨西哥不会出现携带武器的美国特工，也不会有哥伦比亚和中美洲那样联合的武装缉毒行动。如果能由美国提供援助和技术支持，由墨西哥来操作，那么在墨西哥使用无人侦察机收集贩毒情报是可以的。他还赞成由美国军队和警察来训练其墨西哥同行——民调显示，这一立场获得了75%的人的支持。
恩里克·佩尼亚·涅托本来想说，这样一来白宫与墨西哥总统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很大改善，但鉴于美国因未能打击武器向墨西哥的流动并降低美国对非法毒品的需求而对卡尔德龙的尖锐批评，他最终没有宣之于口。事实上，华盛顿青睐的是革命制度党的立场，而不是国家行动党的立场。2012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根据该会主席约翰·克里的命令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认为，“为打击有组织犯罪而进行的军事部署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了对人权的侵犯”。因此，美国应该“鼓励墨西哥减少其军队在国内安全方面的行动”，并为墨西哥提供警务方面的培训人员，而不是更多黑鹰直升机。同时，该委员会还注意到，卡尔德龙消灭卡特尔大头目的核心战略“由于没有强调墨西哥平民的日常安全需求而广受批评”，因此也对佩尼亚·涅托的办法提出了批评，担心如果墨西哥人没有看到暴力减少，可能会转而支持与卡特尔达成协议。
最终，佩尼亚·涅托以38.15%的选票赢得大选。洛佩兹·奥勃拉多获得31.64%的选票，瓦奎斯·莫塔获得25.4%的选票。恩里克·佩尼亚·涅托以微弱优势获胜，但这点优势足以将大选之后的抗议活动降到最低限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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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可怕的尸体数量清点工作的统计（和政治）问题，有透彻调查，参见海因勒（Heinle）、罗德里格斯（Rodríguez）和谢尔克（Shirk）的《墨西哥的毒品暴力》（2014）。
(2) 这些数据来自颇受尊敬的《改革》报在其“executonometer”栏目中公布的统计数字。
(3) 据《改革》报报道，2012年有9577起有组织犯罪实施的谋杀，而另一份同样受推崇的刊物《Milenio》报报道，当年的死亡数字为12390人。
(4) 卡尔德龙很快前往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并开始撰写回忆录，该回忆录于2014年出版。
十一
2012年—
革命制度党未能在众议院或参议院占据多数席位，因此必须寻求盟友才能开展工作。于是，佩尼亚·涅托哄骗其他政党的代表加入了“墨西哥公约”。这一幕后协议缓和了公开的争论，并为通过几个关键的新自由主义目标的立法扫清了道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修改《宪法》允许外资进入墨西哥石油部门外，还通过了有关电信垄断、反洗钱、税收政策和教育体系的法律（2013年2月，恩里克·佩尼亚·涅托的政府逮捕了墨西哥教师工会严重腐败的负责人，从而使他在这个领域确立了反腐资格）。(1)
对于毒品战争，恩里克·佩尼亚·涅托最初的策略是尽量少提，从而使争议淡出舆论前沿。他不仅没有身着军装、集结部队，还竭尽所能地避免谈及流血和毒品之类的话题——他会低调行事、转移话题，将大家的注意力转向他的经济计划。美国方面则获悉，这位新总统不会像他的前任那样直接介入禁毒工作，而是会委托其内政部长处理墨美两国打击犯罪的机构之间正在开展的合作。
这种行事风格的转变很快影响了媒体报道：一项研究发现，在他就任后的前三个月，媒体对“有组织犯罪”和“贩毒”等词语的使用减少了50%。犯罪分子似乎在媒体上销声匿迹了。卡特尔杀手被捕后供认其恐怖罪行的录像也消失了。最早见到的效果之一是顶级度假胜地的旅游业开始复苏，包括巴亚尔塔港、洛斯卡波斯和坎昆岛等。一名官员将此归功于总统的新策略：“当总统不怎么谈及毒品和暴力时，全国的报纸便不怎么报道这些了，国际媒体这方面的新闻也随之减少。人们渐渐把他们感知到的东西变成了现实。”
佩尼亚·涅托还将他的公开发言重点从打击犯罪转向预防犯罪。上任两周后，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对州长、军人和安全主管们说：“我们将把机构工作的重点集中在解决犯罪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而不仅仅是其后果。”两个月后，即2013年2月12日，他宣布将启动一项预防犯罪计划，拨款92亿美元用于旨在改造暴力犯罪最严重的城镇和街区的社会计划（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卫生条件和社会服务）。“我们必须多强调预防，”总统说，“因为我们不能仅仅把继续使用更先进的武器、更好的设备、更多的警察和更多的武装部队作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唯一方式。”
墨西哥政府工作重点转到经济上被美国媒体和企业注意到并放大了。关于这只新崛起的“阿兹特克之虎”(2)的讨论很多，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表明其正大步迈向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亚洲虎”形成的发展模式。外媒对墨西哥的报道也由阴转晴，比如《纽约时报》上，托马斯·弗里德曼等专家开始强调墨西哥的潜力，而不是它存在的问题。2013年2月23日“情人节”这天，弗里德曼在《墨西哥如何重返国际舞台》一文中坦言：“在印度，人们会问你中国如何；在中国，人们会问你印度怎样。他们想知道，这两个国家究竟哪一个会成为21世纪更具实力的经济大国？现在我有了答案：墨西哥。”没错，“贩毒集团、犯罪组织、政府腐败和法律意识淡薄”还会继续“拖累这个国家”，就像能源、电信和媒体领域令人窒息的垄断以及羸弱的基础教育系统对这个国家的拖累一样。但是，“这里有些东西不太对劲，”他从蒙特雷的报道中发现，“就好像墨西哥人下意识地认定，涉毒暴力事件就是他们生在其中并与之对抗的一种生活环境，而不是可以由他们再去定义的东西。”他呼吁人们多加关注墨西哥的新技术初创企业、多项自由贸易协定、廉价天然气的发现，尤其要注意鉴于中国工资成本的上涨，墨西哥“正从亚洲夺回自己在制造业市场的份额，并且其汽车、航空和家用产品等领域正在吸引比以往更多的全球投资”。 .
其他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论调。香农·奥尼尔写了一篇有关外交事务的文章，名为《墨西哥制造》，宣布“现代墨西哥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理由是世界银行估计墨西哥95%的民众属于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佩尼亚·涅托的新自由主义政府的成就将超过“拉丁左派”的吸引力。商人又为这一任政府加了分：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4.5万亿美元）“黑岩集团”（BlackRock）的老板拉里·芬克，称墨西哥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增长奇迹”。
美国政府对这些说法深表赞同。2013年5月，奥巴马总统高调出访墨西哥城。他在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发表演讲时承认，“墨西哥全国上下都在为国家安全做出无畏的牺牲”。但他强调，世界都在注视着“一个正在创造新的繁荣局面的墨西哥，一个跟全世界做生意的墨西哥。看着它正在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从蒂华纳到蒙特雷，再到瓜达拉哈拉，然后跨越中部高地），成为汽车、家电、电子产品等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奥巴马还说：“我看到了一个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的墨西哥。因为有了几代人的牺牲，如今大多数墨西哥人才可以自称为中产阶级，过上了他们父母和祖父母梦寐以求的高质量生活。”他坚持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我们面临的威胁来定义，而应该由我们能够共同创造的繁荣和机会来定义”。
美国《时代》杂志的资深记者蒂姆·帕吉特是为数不多的没有被“非理性繁荣”冲昏头脑的记者之一。2013年3月，他在《墨西哥的新繁荣：为什么这个世界该让炒作降降温》一文中表示，对“大力鼓吹要将血腥的头条新闻突然变成玫瑰色的横幅”持保留态度，并提醒读者墨西哥仍有横行肆虐的“黑帮屠杀”、巨大的“社会不平等”、“腐败无能的司法体系”、“无耻的商业垄断”以及极度贫困。
事实证明，帕吉特确有先见之明。墨西哥经济在佩尼亚·涅托执政第一年的余下时间里萎靡不振，仅以1.1%的速度增长，受美国经济的持续低迷和投资者对犯罪活动的担忧拖累，增长率远低于地区平均水平。财富向在顶层的人聚集：2013年到2014年间，墨西哥亿万富豪的数量增长了23%，而排名前10%的富豪占国民总收入的42%。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国家社会发展政策评估委员会（CONEVAL）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大约5300万墨西哥人（约占总人口的45%）生活在贫困中，而且这一数字已经保持了20多年。这份报告无异于对“中产阶级国家”的说法兜头泼了盆冷水，给那些以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使所有经济衰退的国家都得救的人当头一击。
人们观察到的贫困率的一些巨大差异是不同测量系统使然。国家社会发展政策评估委员会采用了多维方法，不仅考虑收入，还考虑他们所获得的教育、保健服务、社会保障、基本服务和食物。而以收入为基础，将贫困线（2012年）定为城市地区每月2329比索（约合177美元）、农村地区为1490比索（约合113美元），那么“赤贫者”数量大约会减少一半。
威尔逊和席尔瓦（Silva）对2013年国家社会发展政策评估委员会的报告进行了分析，指出墨西哥的中产阶级人数确实在增长，但贫困阶层的人数也在增长。他们发现，“尽管墨西哥经济发展相对强劲，但近年来以收入增长来衡量的贫困率的确有所增加”，“相当令人不安”，并对此给出了各种具体的解释，例如7180万墨西哥人没有获得社会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非正规部门”（包括毒品行业）工作。出现这种结果，恰恰是因为“正规部门”就业机会不足，而就业机会不足又是经济增长不足造成的。
但墨西哥是近年来唯一一个贫困加剧的拉美大国。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近年来利用经济增长都将贫困水平降低了30%以上；为什么墨西哥没有呢？
也许，进步和贫困的同步增长——正如亨利·乔治1879年在《进步与贫困：对工业萧条和需求为何会随着财富增加而增加的调查》一书中所说——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墨西哥制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墨西哥制造业的增长——也可以称为保税加工业或血汗工厂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的工资上涨。但他没有追问，墨西哥的工资为何没有上涨。保罗·艾米森认为，这种停滞不前某种程度上与2012年通过的“劳动改革”立法有关，这项法案是由国家行动党和革命制度党的国会议员在卡尔德龙6年任期的最后阶段通过的。它实际上摧毁了墨西哥1970年的劳动法，赋予雇主更大的权力去对付工人，尤其是随意解雇的权力。腐败的工会一直都支持革命制度党，对于工人也毫无助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更不必说，最低工资每天仅有67比索（不到5美元），根本没有失业保险，只有30%的劳动力享有社会保障。因此，2012年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仅为美国的18%，而汽车业更是出了名的低收入行业，这就是为什么近60%的劳动力会选择非正规经济。所以，或许弗里德曼所说的拉低中国工资水平的步伐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