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玛利、英萨尔均为人民公敌。
——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 [1]
爱迪生、威斯汀豪斯和特斯拉将发电厂、电灯泡、电动机等各项技术推向市场，从而开创了电力行业。塞缪尔·英萨尔则让电变成人人用得上并且用得起的资源，从而开创了电能业务。
1881年，21岁的英萨尔从英国移民美国。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给托马斯·爱迪生当私人秘书。在成为爱迪生团队中一名值得信赖的成员后，他为爱迪生公司建立了理性和健全的财务制度。尽管爱迪生最终被赶出了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英萨尔却收到了在通用电气公司担任重要职位的邀请。然而，英萨尔拒绝接受。1892年，他决定去规模比通用电气小得多的芝加哥爱迪生公司担任总裁一职。英萨尔认为，电力行业的未来是电能销售，必须通过像芝加哥爱迪生公司这样的电力公司生产电能，并将电能输送和销售给家庭和企业，而不能依靠像通用电气这样的设备制造公司。芝加哥是美国最大、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也是英萨尔检验电能对美国的潜在重要性的理想试验田。很快，英萨尔就成为芝加哥最重要的市民之一。
在芝加哥的新基地建成之后，英萨尔开始甄选并采取各种经营和管理措施，以大幅削减成本，进而降低电的价格。他渴望找到新的电能客户，因为发电与电能输送的成本是固定的，分担成本的用户越多，平均电价就会越低。这就是英萨尔等人为当地电力公司的自然垄断行为进行辩解而提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概念。
虽然英萨尔希望在芝加哥（以及其他地方）取得电能销售的垄断权，但他与那些追求利润的商人不同，他没有利用垄断权抬高电价，而是降低电价。英萨尔希望拥有的并不是没有任何约束的垄断权；事实上，他提出由州政府对电价进行监管。
刚掌舵芝加哥爱迪生公司时，英萨尔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但他带领公司迅速崛起，昂首挺进芝加哥乃至全美的电力市场。然而，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他重重地从云端摔下来的事情。由于他的战略失误，再加上芝加哥和纽约的银行在大萧条期间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芝加哥爱迪生公司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随后，大大小小的政客纷纷落井下石，使得英萨尔的政治利益和个人财产又蒙受了更大的损失。在大萧条早期，英萨尔的投资控股公司破产，他因此成为政客们的攻击目标，因为他们需要为美国经济的崩溃找一个替罪羊。在这些政客中，最有名的就是时任纽约州州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引用《圣经》中的故事，对英萨尔进行了严厉斥责：“……以实玛利、英萨尔均为人民公敌。” [2]
英萨尔决定前往欧洲休养一段时间。在巴黎，他听说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他提出了邮件欺诈、违反破产法和挪用公款等指控，于是他逃到希腊，以免被引渡回美国接受审判。美国国会施加国际压力，最终英萨尔被带回芝加哥受审。在为自己辩护时，英萨尔侃侃而谈，讲述了他非凡的一生，包括他追随爱迪生，以及他为了让人人都用得起电而努力扩大公司规模的经历。听完他的陈述，法院明确宣布他无罪。
处女秀
1874年，14岁的英萨尔成了一名伦敦拍卖师的办公室勤杂工，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有一次，英萨尔在《斯克里布纳月刊》（Scribner’s Monthly ）上读到了一篇介绍年轻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的文章。从那时起，爱迪生就成了英萨尔的偶像。19岁时，英萨尔遭遇不公，为了给客户的儿子腾职位，老板将他解雇了。英萨尔从一则广告上看到某位美国银行家正在招聘秘书，于是他前往应聘。由于他提出的薪金要求比其他人都低，他赢得了这个职位。后来他才发现，他的新雇主乔治·高洛德（George Gouraud）上校是爱迪生公司的欧洲代表。 [3]
在英萨尔开始新工作后不久，爱迪生公司的首席工程师爱德华·约翰逊（Edward Johnson）来到伦敦。英萨尔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以及他对爱迪生欧洲公司的深入了解，给约翰逊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约翰逊建议爱迪生雇用英萨尔担任他的私人秘书。1881年，英萨尔开始了他在纽约的新工作。英萨尔的传记作者弗雷斯特·麦克唐纳（Forrest McDonald）说，爱迪生和英萨尔第一次会面时，对对方都感到很失望。在爱迪生眼中，英萨尔太过稚嫩，而且说话有口音，很难听懂他在说些什么。此外，英萨尔整洁的衣着也让爱迪生不是很满意。而在英萨尔眼中，爱迪生的胡子刮得不干净，衣服破旧，一口中西部口音也很难听懂。尽管如此，爱迪生毕竟发明了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多路电报系统、留声机和送话器，而且都是在34岁之前完成的，这给英萨尔留下了深刻印象。 [4]
当时，爱迪生正身处困境。一方面，他需要钱来建立他的电力系统；另一方面，投资人投入的50万美元在研发阶段就已经用完了，他们不愿意在制造和设备上追加资金。为了筹集资金，爱迪生决定卖掉他手中价值最高的那些欧洲证券，也就是电话公司的那些证券。英萨尔来自爱迪生公司伦敦办事处，对此他胸有成竹，在来到纽约的第一天凌晨4点，就已经写好了一份详细的资产出售计划。这次“处女秀”之后，英萨尔成为爱迪生手下的金融奇才。 [5]
爱迪生必须自筹资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虽然他坚信一个大型中央发电站就可以为一个区域的所有用户提供电力服务，但是许多银行认为，从金融投资的角度看，建立分散的小型发电厂更加安全。因此，这些银行不知道是否应该投资爱迪生的大型中央发电站。爱迪生指派英萨尔负责中央发电站计划。1886年，中央发电站的业务出现爆炸性增长，爱迪生公司需要制造更多的设备。为了提升制造能力，英萨尔在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市找到一个废弃的机车厂。爱迪生把他的大部分制造业务都搬到那里，并让英萨尔全权负责。他告诉英萨尔：“放手去干！要么轰轰烈烈的成功，要么轰轰烈烈的失败。”经过一番努力，英萨尔取得了轰轰烈烈的成功。1886年，他的手下只有200名员工；截至1892年，他手下的员工总数达到6000人。 [6]
独创性的定价方案
从一开始英萨尔就明确表示，他想要尽可能地降低价格，让电可以为人所用。1892年，芝加哥的人口有100万，但只有5000个电能用户。当时，英萨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明白，电力公司想要赢得新用户，就必须解决好定价问题。这个问题源于一个物理事实：电不同于其他能源，它无法有效地大规模存储。以汽车使用的汽油为例，炼油厂从原油中提炼出汽油后，可以把它储存起来，以备将来使用。而除了少数情况以外，电能一生产出来就必须立刻使用，即何时需要，何时生产。因此，要满足电能的最大或峰值需求，就必须大量建造发电厂，大量铺设输电线路，但在非高峰阶段，这些设备又将处于闲置状态。 [7]
尽管如此，英萨尔还是决心降低电价。最有效的办法是，在输电线路、发电厂数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销售更多的电，让更多的用户分担固定成本，从而使人均费用更低。在英萨尔的计划中，降低电价的关键在于利用同样的设备销售更多的电，这就要求用户在一天或一年中的用电时间段有所不同。一方面，照明用电的用户需要在天黑之后用电；另一方面，运营有轨电车的公交用户需要在白天用电，二者配合有助于实现电能用户多样化。此外，电动机连轴转的大型工厂是英萨尔心中最理想的用户。为了让他独创的商业模式奏效，英萨尔不辞辛苦地追逐这些用户。但是，他面临一个难题：公交车公司和大型工厂往往都是自己发电。英萨尔为此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用户从他的电力公司购电。 [8]
接下来，英萨尔决定制订一套可行的定价方案，鼓励用户从电力公司购电，延长用电时间，增加用电量。1894年，英萨尔在去伦敦的途中，从一个名叫亚瑟·怀特的人那里听说了“两部制电价”这个概念。两部制电价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收回发电和输电的固定成本，比如电厂建设贷款的月供；另一部分则用于收回变动成本，比如发电所消耗的煤炭成本。大型工业用户发现两部制电价非常有吸引力，在这种定价机制下，他们可以24个小时不间断地用电，而且用电量不受限制。当实际用电量非常大时，分摊到每千瓦时上的平均固定成本就会很低。出于同样的原因，公交用户也发现两部制电价很有吸引力。它就好像一种自助餐，用户每月缴纳固定费用，就可以随时“就餐”，而且“想吃多少吃多少”。 [9]
英萨尔计划把他的电力公司的电能变成所有人都用得上也用得起的服务，培养多样化的用户群、实施创新性的两部制电价体系，是英萨尔为这个计划做的两种重要准备。
更先进的设备和技术
英萨尔还购买并安装更大、更好的发电与输电设备，为他的计划做好了第三种重要准备。他在芝加哥建立了一个创新型发电厂，地址就选在哈里森街。这座发电厂提高了煤转电的效率，使煤炭的使用量减少了一半。 [10]
此外，英萨尔努力完成对发电基本技术的改良，弃用蒸汽机，改用蒸汽涡轮机。可以说，英萨尔把这项技术提升到了极致。通用电气同意英萨尔的建议，建造5000千瓦的蒸汽涡轮机，前提是英萨尔必须分担风险。在随后的10年里，英萨尔致力于建造35000千瓦的蒸汽涡轮机，以进一步扩大发电厂的规模。通过这些举措，英萨尔逐步实现了规模经济，电价不断下降。 [11]
腐败的政治体系催生新的监管方式
在英萨尔生活的那个腐败时代，芝加哥的地方政治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买卖市议会选票的现象成为一种常态。众所周知，市议会通过虚设公用事业机构，勒索那些电力公司。这些虚设的机构的真正主人就是市议会的议员，它们从未运营，但它们拥有长期的特许经营权，这意味着真实存在的公用事业公司必须将这些虚设的公司买下来，才能获得经营权。1897年，市议会意图用这种手段勒索英萨尔，由议会成员虚设一家联邦电力公司，并赋予它50年的公共服务特许经营权。如果市议会的阴谋得逞，英萨尔就只能将这家联邦电力公司买下来，但最终的胜利者是英萨尔。英萨尔拥有代表芝加哥向所有美国制造商购买设备的独家权，而芝加哥市议会对此并不知情。如果市议会虚设的联邦电力公司无法购买设备，它的价值就会大幅缩水。在这种情况下，英萨尔只支付了一笔数额不大的费用给市议会的议员，就获得了50年的特许经营权。 [12]
随后，英萨尔提议，电力公司在定价时，应该受到州政府的监管。而作为交换，电力公司将得到专享的垄断权，即为一座城市或某个地区提供电力服务的专有权。州政府根据电力服务的实际成本和正常利润确定电价或“公用事业服务费”，由公用事业公司向用户收取（因此，这种定价方法被称为成本加成定价法）。价格监管是英萨尔为他的计划所做的第四种重要准备。 [13]
令人惊讶的是，英萨尔并不是唯一一个支持价格监管的人。帮助电力公司四处游说的组织——美国国家电灯协会，认为政府监管不仅是解决政治腐败问题的一剂良药，还可以用作城市接管公用事业的替代方案。1907年，另一个备受瞩目的组织——美国全国公民联盟（英萨尔在该组织中担任要职），发布了一份关于监管原则的三卷研究报告。后来，这份报告成为各州制定监管法律的总体蓝图，并直接促成威斯康星州铁路委员会的成立，由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当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是美国全国公民联盟的成员）完成了有关法律文件的起草工作。继威斯康星州之后，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在1907年制定了公用事业监管法规。在接下来的9年里，又有30个州加入这个行列。 [14]
地方垄断权对英萨尔的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垄断权使公用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又使得成本下降，用户购买价格降低，这有利于垄断权的进一步拓展，为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创造更多机会。总之，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只要规模经济持续存在，而且追求的目标是更高的电能销售额，它就是一个有益的战略。
英萨尔提出，如果芝加哥同意他的两家公司（芝加哥爱迪生公司和联邦电力公司）合并，他就会降低电价。 [15] 1907年，英萨尔实现了他的合并计划，创建了联邦爱迪生公司。今天，这家公司（现为爱克斯龙电力公司的子公司）仍在为伊利诺伊州70%的客户提供服务。
商界巨星的崛起
1907年，48岁的英萨尔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他经营的电力公司取得了成功，美国各地的电力行业也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它们借鉴了英萨尔创建的商业模式。英萨尔推动了垄断监管体系的建立，使规模经济得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他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让所有人都用得上也用得起电，“电于人而言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和必要”。 [16]
英萨尔通过不断扩大服务范围、降低电价，来实行自己的计划。1910年，英萨尔借助湖郡实验，向世人表明他可以利用远距离输电线路，将电能从中央发电站输送到人口少的农村，从而降低这些地区的电价。1911年，英萨尔发现了帮芝加哥以外地区的用户大幅节省电费开支的可能性，就成立了伊利诺伊州北部公共服务公司。英萨尔通过计算发现，伊利诺伊州的用电需求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如果由一家电力公司为该地区提供服务，就可以节省38%的发电能力，削减一半的成本。 [17]
1912年，英萨尔公司的资产规模为9000万美元，主营业务是为芝加哥提供电力服务。截至1917年，他的资产规模增加了三倍多，达到4亿美元，为13个州提供电力、天然气和通信服务。1912年，英萨尔创建了他的第一家控股公司——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同年，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收购了伊利诺伊州中部公共服务公司，后者拥有一家运输公司和一家小型电力公司。此前，这家公司周围的社区没有使用任何电力服务，英萨尔通过向它们提供服务，使公司得到了迅猛发展。英萨尔公司最初约有15000名用户，用电量为1500万千瓦时；至公司由盛转衰，用户数量多达15万，用电量多达4亿千瓦时。可以肯定的是，控股公司的所有权和金融结构都非常复杂，一旦审查起来就很容易发现问题。在大萧条时期，这类公司甚至会被放到“显微镜”下仔细检查。容易招致怀疑的问题很多，比如股价虚高、控股公司对其子公司收费过高等。然而，对于英萨尔来说，控股公司只是促进公司发展的工具，它可以把电价降下来。 [18]
除了上述成功，英萨尔还担任人民能源公司的董事长，以清除公司内部的腐败问题，恢复公司的信誉。 [19]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萨尔非常积极地参与社区服务。作为伊利诺伊州国防委员会主席，他还为伊利诺伊州参战提供了支持，并因组织管理的创新性和高效率而赢得伊利诺伊州州长的赞扬。 [20] 英萨尔在“一战”期间的作为提升了他的声誉，也使他的电力帝国迅速崛起。美国参战后不久，煤炭的价格一路飙升。 [21] 值得赞赏的是，英萨尔公司没有受到煤价飙升的影响，也没有遭遇供应中断的麻烦，因为他与皮博迪能源公司签订了长期合同。 [22] 尽管他已经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但英萨尔也倡导联邦政府控制煤炭价格，实施政府监管。美国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通过设定价格上限，使煤炭价格降至原来的一半。 [23]
1914年，伊利诺伊州成立公用事业委员会。在这之前，英萨尔一直在努力促成这个重要的政府监管机构的成立。 [24] 然而，芝加哥和其他城市几乎同时派人四处游说，要求重新回归“地方自治”，由各个城市监管各自的公用事业。 [25] 在美国参战后，刚成立的伊利诺伊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很快就被卷入了另一场政治变革，成为反战的政治人抨击的首要目标，指责其利用战争牟取暴利。 [26] 中西部地区的进步主义运动领袖，比如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前州长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和乔治·诺里斯（George Norris）等知名人士，都加入了这场运动。 [27]
各个领域的公用事业公司不断地向监管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在战后提高定价。遭到拒绝之后，许多公司都破产了，要求废除伊利诺伊州公用事业委员会的呼声越来越高。1920年，面对地方自治的狂潮，伊利诺伊州议会解散了公用事业委员会。在公众的讨伐声平息下来后，英萨尔立即采取行动，倡导重建监管委员会。他采取了改名字这个简单的办法，成立了伊利诺伊州商业委员会（这个名字沿用至今）。 [28]
战后，英萨尔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正如麦克唐纳所言，“在崇尚英雄的战后10年里，英萨尔成了商界的贝比·鲁斯（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杰克·邓普西（美国重量级拳王）、哈罗德·格兰奇（美国橄榄球明星）。投资他公司股票的那些人，包括屠夫、面包师、烛台匠人等，都非常崇拜他，就连业界巨头也对他怀有敬畏之心。他完全符合美国人的理想自画像：一个富有、强大、白手起家的巨人，打击敌人时冷酷无情，对待弱小者时慷慨仁慈。 [29]
经济上的失败
1928年，赛勒斯·伊顿（Cyrus Eaton）开始大量购买英萨尔公司的股票。针对伊顿的恶意收购威胁，英萨尔做出了回应，但这也拉开了他在经济上走向失败的帷幕。为了防止伊顿持股比例过高，英萨尔创立了一家信托公司——英萨尔公用事业投资公司（IUI）。英萨尔和他的朋友们把他们持有的运营公司股票都卖给了这家投资信托公司，以换取后者的股票。然后，他们准备通过这家投资公司购买其中4家大型运营公司足够多的股份，以拥有控制权，从而阻止伊顿的恶意并购。英萨尔将IUI股票的初始价值设定为每股12美元，然后他打算以每股15美元的价格大量购买IUI的股票。在随后的几个月里，IUI的股价飙升至每股150美元，运营公司的股票价格也一路飙升。这让英萨尔试图获取控股权的计划破灭了，因为他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才能买到足够多的股票。1929年，英萨尔建立了第二家信托公司——芝加哥公司证券投资公司（简称Corp）。IUI和Corp相互持股，旨在构筑应对恶意并购的第二道防线。 [30]
但是，这些措施仍然无法化解危机。最终，英萨尔同意购买伊顿手中的股份，但他只能通过借贷的方式才能筹足资金。他为这笔银行贷款提供的抵押品是IUI和Corp这两家公司的股票。由于IUI和Corp股票的价格取决于英萨尔公司的股价，如果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IUI和Corp的股价也会下跌。这种情况随着大萧条时期的到来而发生了。由于IUI和Corp的股票是银行贷款的抵押品，随着股价下跌，越来越多的IUI和Corp股票变成了抵押品。也就是说，银行对英萨尔公司的控制权在逐渐增加。截至1931年12月中旬，IUI和Corp的所有股票都变成了银行贷款的抵押品。 [31]
1932年4月，英萨尔前往纽约，商讨为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的1000万美元债务再次融资的事宜。 [32] 麦克唐纳称，摩根财团的人走进房间，他们请英萨尔在外面等候，然后宣布银行不会再贷款给英萨尔。因为区区一笔1000万美元的贷款，价值15亿美元的中西部公司被政府接管破产在管状态，IUI和Corp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1932年6月，英萨尔被迫辞去了他的职务。正如英萨尔所言，银行“认为我对它们不再有任何价值，因此抛弃了我”。 [33]
政治上的失败
银行榨干了英萨尔的钱包，夺走了他的公司控制权，然后就与他断绝了关系。政客们看到有机可乘，开始对英萨尔发起攻击。英萨尔的政治灾难其实早就埋下了伏笔。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萨尔向伊利诺伊州商业委员会主席弗兰克·史密斯（Frank Smith）提供了大笔资金，资助他竞选美国参议员。英萨尔直接提供给史密斯12.5万美元，还给他的某项活动赞助了33735美元。密苏里州的参议员詹姆斯·里德（James Reed）随后对伊利诺伊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活动进行了调查。1926年，在参议员拉福莱特的通力合作下，里德领导的委员会在芝加哥举行了听证会。媒体日复一日地对英萨尔进行不间断的攻击，最终，由于英萨尔参与了史密斯的竞选活动，美国参议院不同意史密斯就任参议员。 [34]
1932年是选举年，对英萨尔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地方检察官、共和党人约翰·斯旺森（John Swainson）正面临着一场艰难的连任竞选。尽管斯旺森尊重英萨尔，但是为了连任竞选获胜，他仍然宣布对英萨尔在经济上的失败进行调查。斯旺森的调查成为媒体的头条新闻，全国的政客们也一拥而上。当时任司法部部长的德怀特·格林（Dwight Green）宣布美国司法部将展开调查时，联邦指控的威胁已经让英萨尔不堪重负了。 [35]
在库克县调查的过程中，斯旺森为了给他的连任竞选增加胜利的筹码，公布了一份他所掌握的以每股12美元的超低价格购买IUI公司股票的秘密名单。这份名单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名单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英萨尔的朋友，但是芝加哥市市长、民主党人安顿·塞马克（Anton Cermak）的名字也在其中。上面还有伊利诺伊州众议院议长、前副州长，以及几名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法官的名字。1932年10月，斯旺森凭借这份名单和媒体报道，成功地说服了大陪审团对英萨尔提出指控，罪名是“挪用公款、盗窃和对于受委托保管的财物实施盗窃”。 [36]
1932年6月，英萨尔在被起诉之前悄悄地离开了巴黎，希望在被银行击垮后找一处安静的落脚之地。金融家们与英萨尔达成了一项养老金协议，答应每年付给他5万美元，直到他离世。听说英萨尔可能被起诉，他的儿子小塞缪尔恳求他离开巴黎，于是英萨尔又逃到了雅典，因为律师说美国没有与希腊签订引渡条约。英萨尔逃亡国外期间，32岁的小塞缪尔成为与伊利诺伊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进行斗争的主力军。在来自各方的愤怒和仇恨的冲击之下，小塞缪尔也受到了指控，罪名是邮件欺诈和违反破产法。 [37]
正如英萨尔的律师所说的那样，希腊拒绝引渡英萨尔回美国。然而，为了说服希腊政府，美国政府对希腊裔美国商人协会施压。这些富裕的希腊裔商人常把大量的资金寄回他们的祖国，所以美国联邦政府威胁要阻止他们转移资金。1934年3月，面对美国的最后通牒，希腊政府要求英萨尔离开他们的国家。美国国会两院都通过了一项法案，明确指出无论英萨尔进入哪个国家，该国都可以根据某项协议，对英萨尔实施逮捕。英萨尔租了一艘船，在地中海东部待了两周，但当船停靠土耳其港口补充供给时，土耳其政府逮捕了他，并将他移交美国大使馆。 [38]
英萨尔被带回美国并关押在库克县监狱。他的律师、前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法官弗洛伊德·汤普森（Floyd Thompson），准备好了10万美元的保释金，但在英萨尔真的被关进监狱之后，保释金又涨到了20万美元。英萨尔在回忆录中说，他的保释金是臭名昭著的黑帮分子阿尔·卡彭的5倍。英萨尔对媒体说：“我犯了一些错误，但我最大的错误就是低估了金融恐慌对美国证券，特别是对我努力创建的那些公司的影响……我拼尽全力，希望可以拯救这些公司。我犯过错误，但都是一些诚实的错误，都是判断错误，而非不诚实的操作。”这番话不长，从中似乎可以看出英萨尔在接受审判时为自己辩护的重点。从一开始，英萨尔就辩解说他“因为一代人的罪过而遭遇迫害”，这意味着对他的审判将是“迫害”，而不是“起诉”。 [39]
对一个时代的审判
1934年10月2日，联邦政府以邮件欺诈的罪名对英萨尔提起诉讼。欺诈指控的核心内容是，英萨尔和他的共同被告诱使买家以虚高价格购买Corp股票。根据联邦政府的说法，这一欺诈行为主要是通过一场全国性的销售活动进行的，Corp股票的价格被故意抬高。担任这次审判的书记员弗朗西斯·布希（Francis Busch）说，这项指控非常复杂，陪审团成员可能很难掌握具体细节。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陪审员们理解了其中的核心内容：联邦政府声称英萨尔欺骗了“升斗小民”。 [40]
涉及英萨尔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的指控详细说明了导致这起丑闻的交易内幕。英萨尔对中西部公司的基本金融结构进行过重组，其中有两项内容与这起诉讼案有关。第一项内容是，中西部公司大量抛售股票，购买者是英萨尔、他的经纪人和他的公司，例如Corp。重要的是，这些股票的账面价值高于英萨尔等人的购买价格。例如，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的股票收购价格是1270万美元，但它的账面价值却是远高于这个数额的2300万美元，这是根据当时的股票市值计算出来的。政府把这种将1270万美元提高到2300万美元的记账方法称作“增记”；今天，这种做法被称为按市值计价，并得到广泛使用，有时还会引发某些问题（从安然事件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做法）。英萨尔和他的共同被告一直在进行内部交易，而且增记股票价值的做法看起来非常可疑。政府认为，英萨尔等人高价出售Corp股票的做法是一种欺诈行为，因为公司资产的价值被过分夸大了，那些虚高的账面价值就是证据。 [41]
第二项内容是，中西部公司将以股票而非现金的形式支付股息。联邦政府起诉书称，Corp公司把中西部公司的股票股息视为现金收入的做法是欺诈行为，因为在股票售出之前，股票股息不能被视为收入。如果这些股票股息不能记作收入，那么Corp公司不仅没有盈利，反而处于亏损状态。例如，联邦政府起诉书称，在1930年，如果将股票股息从收入中除去，同时将股票交易中的损失作为开支列出，Corp公司就损失了55万美元，而非账面上显示的赢利680万美元。也就是说，英萨尔等人在推销股票时宣称Corp是一家“资金充裕”的公司，这是一种欺诈行为，因为从技术上讲该公司蒙受了巨大损失。 [42]
由于政府提供了充分的证据，75岁的英萨尔不得不出庭驳回对他的指控。在法庭上，英萨尔重点讲述了他诚实的一生。布希说，英萨尔通过介绍他初到美国时的往事，还有他是爱迪生最信任的顾问的身份，吸引住了法庭上所有的人。他讲述了他将芝加哥爱迪生公司由小做大的过程，以及他促进公司发展以降低电价的殷切希望。
英萨尔说，像赛勒斯·伊顿这样的投资银行家极具威胁性，有可能控制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为芝加哥和伊利诺伊州的客户提供电力服务的那些运营公司。他解释说，建立英萨尔公用事业投资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伊顿的威胁。
英萨尔接着说道，中西部电力公司重组的所有机制都是合理的，是业界普遍认可的会计惯例。 [43] 英萨尔承认自己公司的股价在大萧条时期下跌了，但蓝筹股的价格也普遍下跌了。与1929年相比，通用电气和通用汽车等公司的股票价值缩水了90%。这番话中为他自己辩解的意图十分明显。由于英萨尔死守着他的股票不放，到最后他变得一无所有，损失的财产包括他在库克县的房地产、妻子的嫁妆，还有一份人寿保险。 [44]
英萨尔的律师在总结陈词时说，英萨尔没有任何欺诈行为，因为政府指控的欺诈行为都明明白白地记录在公司的账目上。律师辩称，这些行为的目的是试图将运营公司从伊顿的威胁中拯救出来，而不是谋求利润。英萨尔和其他人认为这些都是“良好的投资”。英萨尔的律师还说，联邦政府提起诉讼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某些人为这个“悲惨的时代”背黑锅。事实上，所有的钱都被“大萧条老人”拿走了。联邦法官威尔克森（Wilkerson）指示陪审团必须找到英萨尔欺诈的意图，不能因为诚实的错误而判英萨尔有罪。两个多小时后，陪审团裁定对英萨尔及其共同被告的所有指控均不成立。 [45]
21世纪初，英萨尔一案的判决在安然公司诉讼案中引起了共鸣，但两案的判决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
英萨尔留给世人的遗产
英萨尔回忆录的编辑说：“英萨尔凭借一己之力，把为有钱人服务、处于实验状态的电力行业，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为所有人服务的公用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讲，英萨尔让电力实现了平民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始终不渝地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大幅降低了电价。为了推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他建议各州政府对地方垄断机构实施价格监管。由于利润受经济规模的影响，这种监管制度对扩大经济规模有非常明显的激励作用。 [46]
只要以人人用得上也用得起电作为首要目标，同时让规模经济保持活力，英萨尔的战略就可以取得巨大成功。建议州政府实施价格监管不是出于笼统的考虑，而是实现特定目的的一种方式，而且它真的发挥了作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价格监管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缺点：它使人甘于守成，而不愿意冒必要的风险去实现电力行业必需的科技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监管制度无异于杀鸡取卵。
英萨尔的职业生涯也具有鲜明的特色：作为一位高知名度的商界人物，他的崛起引人注目，他的没落又充满了屈辱。1892年，英萨尔从芝加哥爱迪生公司这个狭小的平台上起步，创造了美国最大的两个电力集团公司。根据一项统计，1930年，在美国所有的电力收益中，英萨尔控股公司占了12.3%的份额。此时，英萨尔集团的规模与通用电气的控股公司——美国电力债券股票公司下属的所有电力公司旗鼓相当。在英萨尔没落的1932年，美国民众持有的英萨尔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包括他的天然气公司的股票与债券）价值超过26亿美元。他的公司有60多万名股东和50多万名债券持有人，为美国32个州的5000个地区提供电力服务。 [47]
没落之后，英萨尔失去了一切，持有他公司的股票和债券的美国民众又损失了多少呢？根据一项估计，他们的损失远低于根据当日的头条新闻或其后几十年里的夸张参考资料所揣测的数字；1932年，美国民众持有的26亿美元证券导致他们损失了6.38亿美元，约占他们在英萨尔公司投资总额的24%。这些损失不是投资运营公司（英萨尔创建的核心公司）造成的，而是投资控股公司或者运输与铁路公司造成的。 [48]
此外，陪审团在认真考虑对英萨尔的欺诈及其他不当行为的指控之后，裁定三项罪名均不成立。陪审团的最终任务是衡量塞缪尔·英萨尔的功过，显然，英萨尔有功有过。他的功劳是实现了电力平民化，过失则是账目不清、操纵控股公司。他被无罪释放的最重要原因是陪审团听从了法官的指示。法官要求，要判英萨尔有罪，就必须找到证据证明他有欺骗公众的意图。但是，没有人能证明英萨尔有这样的意图。
1938年，在被无罪释放的4年之后，英萨尔在巴黎地铁上死于心脏病发作，享年78岁。
第二次工业革命
技术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让美国人崇拜不已，因为他们发明、投资、制造的产品受到无数人和企业的认可。他们证明了世俗的成功需要靠聪明才智和勤奋工作，而不是从前人那里继承的财富和地位。电就是电力公司运用全新的技术生产的供世人使用的销售火爆的产品。1902—1922年的20年间，美国的发电量以每年超过12%的速度增长。衡量这项新产品是否成功的另一个指标是家用电率：1907年，只有8%的家庭使用电力服务；1920年，这个数字增长至35%；1948年，家用电率达到90%。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个家庭的用电量都在不断增加。1912年，美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每个家庭的年均用电量是264千瓦时。1920年，每个家庭的年均用电量是339千瓦时，也就是说，大约增长了28%。1948年，每个家庭的年均用电量是1563千瓦时，几乎是1912年的6倍。总而言之，在20世纪上半叶，电力成为所有家庭不可或缺的东西，每个家庭需要用电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49]
居民用电价格的大幅下降推动了（至少是有利于）电力市场的扩大和居民用电量的不断增加。1902年，居民用电的平均价格是每千瓦时16.2美分。1920年，平均价格下降了一半多，为每千瓦时7.45美分。1948年，平均价格是每千瓦时3.01美分，比1902年下降了81%。正如英萨尔预测的那样，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使人们在用电时几乎没有经济压力。 [50]
新兴的电力业务对美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历史学家称它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评价很贴切，因为电动机取代了蒸汽机，而蒸汽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动力。与蒸汽机一样，电动机大幅提高了整个制造业的生产力，使整个生产过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新变化又大大地提高了美国工人和机器的生产力，让美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1] Roosevelt,“Campaign Address on Progressive Government”
[2] Roosevelt,“Campaign Address on Progressive Government.”
[3] Samuel Insull,The Memoirs of Samuel Insull: An Autobiography,ed.Larry Plachno(Polo,IL: Transportation Trails,1992),10,16–18;Forrest McDonald,Insull(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14–15.
[4] McDonald,Insull,20–21.
[5] McDonald,Insull,21–22.
[6] McDonald,Insull,26–27,37–38;Insull,The Memoirs of Samuel Insull,46.
[7] McDonald,Insull,57,63.
[8] Insull,The Memoirs of Samuel Insull,73;McDonald,Insull,96–98,103–5.
[9] McDonald,Insull,67–68,103–5.
[10] Insull,The Memoirs of Samuel Insull,76–77;McDonald,Insull,58.
[11] McDonald,Insull,99–100;Insull,The Memoirs of Samuel Insull,78–79.
[12] McDonald,Insull,89.
[13] McDonald,Insull,73,113;Insull,The Memoirs of Samuel Insull,89–90.
[14] McDonald,Insull,121.
[15] Insull,The Memoirs of Samuel Insull,83.
[16] McDonald,Insull,141.
[17] McDonald,Insull,139–42.Assuming capacity cut from 437,000 kW to 270,000 kW.
[18] McDonald,Insull,148,150–53.
[19] McDonald,Insull,158–61.
[20] Insull,The Memoirs of Samuel Insull,119.
[21] McDonald,Insull,173.
[22] McDonald,Insull,173.
[23] McDonald,Insull,173–75.
[24] McDonald,Insull,177.
[25] McDonald,Insull,177.
[26] McDonald,Insull,179.
[27] McDonald,Insull,179.
[28] McDonald,Insull,182.
[29] McDonald,Insull,237.
[30] McDonald,Insull,278–83.
[31] Insull,The Memoirs of Samuel Insull,195–201;McDonald,Insull,294.
[32] McDonald,Insull,299.
[33] McDonald,Insull,299–301;Insull,The Memoirs of Samuel Insull,222.
[34] Insull,The Memoirs of Samuel Insull,151;McDonald,Insull,263–65,267.
[35] McDonald,Insull,308–12.
[36] McDonald,Insull,310–12.
[37] Insull,The Memoirs of Samuel Insull,233;McDonald,Insull,308,312–13,315.
[38] McDonald,Insull,316–17;Insull,The Memoirs of Samuel Insull,251,264.
[39] McDonald,Insull,319;Insull,The Memoirs of Samuel Insull,268;“Samuel Insull Will Make Fight for Complete Vindication,”Ottawa Citizen,May 7,1934.
[40] Francis X.Busch,Guilty or Not Guilty: An Account of the Trials of the Leo Frank Case,the D.C.Stephenson Case,the Samuel Insull Case,the Alger Hiss Case (New York:Bobbs-Merrill,1952),13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