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小镇，那里的万物看来和周围的环境都相处得十分和谐。……直到许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奇怪的阴影遮盖了这个地区……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苏，而是人们自作自受。
——蕾切尔·卡森（1962） [1]
蕾切尔·卡森的畅销书（包括1962年出版的最著名作品《寂静的春天》）中并没有涉及电的内容，但是鲜有人能超越她对电力行业的影响力。通过《寂静的春天》，卡森发起了现代环境保护运动，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这个世界步入了危机时代。 [2]
卡森的影响力体现在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她的作品。卡森在写《寂静的春天》之前，出版过三本关于自然和海洋的畅销书。她的文笔非常优美，然而如果一味追求《寂静的春天》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就大错特错了。卡森认为，美国政府对致命杀虫剂滥用的现象听之任之，在《寂静的春天》中随处可见她对美国政府直言不讳的指责。
她通过一系列的真凭实据，揭示了自然和人类受到的伤害，她还指出企业应当承担起全部责任，这些都为她发挥影响力增加了筹码。卡森本人的性格也扩大了她的影响力。指责大企业、大政府，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她当时正在与癌症做斗争，但在坚定的信念的支撑下，她毅然前往美国国会做证。
卡森发起的环境运动产生了哪些重大结果呢？在环境运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发生过一些事故，从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环境污染的危害。人们把这些事故轻描淡写地称作“事件”，但它们其实都是极其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导致多座城市（包括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诺拉镇、伦敦、纽约等）的许多市民生病或死亡。1970年，美国出台了《清洁空气法》，这部法案建立了空气污染管理的命令—控制机制，规定企业（例如大型发电厂）必须控制哪些空气污染物的排放，以及必须采用哪些控制技术。1990年，老布什总统签发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以基于市场的监管取代了命令—控制机制。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核心内容——“配额交易”机制，就是最著名的基于市场的监管措施。现在，命令—控制监管机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基于市场的监管机制也站稳了脚跟。
卡森对这些后来的重大举措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她倡导环境保护的种种行为上，包括文笔优美的作品、给出令人信服的案例证据和呼吁将举证责任交给企业、由企业自证清白等。
畅销全球的《寂静的春天》
在《寂静的春天》第一章“明天的寓言”中，卡森用生动的语言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不乐观看法。卡森在开头写道：“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小镇，那里的万物看来和周围的环境相处得十分和谐。”接着，卡森开始描写那些不祥的预兆：“直到许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奇怪的阴影遮盖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化。”之后，卡森说：“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苏，而是人们自作自受。” [3]
寓言写到这里就结束了，期待在这本书中体验卡森的轻松笔调的读者也断了这个念想。接下来，卡森发起了猛烈攻击。她警告说，美国经历了划时代的改变，因为在20世纪，“有一个物种，也就是人类，获得了彻底改变周遭世界的巨大力量”。这种改变带来了“一系列的罪恶”，包括“致命物质”和人为污染。卡森极具战略眼光地将现代化学药品与当时最令人恐惧的核武器联系在一起。滴滴涕（DDT）成为卡森攻击最频繁、最猛烈的化学药品，她还嘲讽地提及滴滴涕的发明者、瑞士化学家保罗·穆勒（Paul Müller）获得诺贝尔奖一事。 [4]
对大自然的伤害
在随后几章中，卡森向读者一一介绍了受到损害的自然元素：地表水、土壤、鸟类和其他多种生物。在回顾了1960年的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报告后，卡森总结说，地表水受到了“普遍污染”。为了防治荷兰榆树病而大面积喷洒滴滴涕，结果造成大量知更鸟死亡，因为知更鸟的主要食物是榆树下草地里的蚯蚓。加拿大政府用滴滴涕对付云杉蚜虫，却让米拉米奇河的鲑鱼受到无妄之灾，数量大量减少。卡森回忆说，1956年，为了彻底消灭舞毒蛾，“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密歇根州和纽约州，有接近100万英亩的土地被喷洒了滴滴涕”。长岛的居民在鸟类学家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的带领下，要求法院禁止人们随意使用滴滴涕，但喷洒滴滴涕的行为仍然存在。案件最终被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但是最高法院拒绝受理。而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许多专家和相关官员都对滴滴涕的危害提出了警告，这说明本案对公众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
卡森慷慨激昂地提出一个问题，在权衡化学药品的使用成本和效益问题上，谁拥有决策权。“是谁把甲虫可能食用的树叶放在天平的一边，然后……把被杀虫剂杀死的鸟儿的冷冰冰的尸体放在另一边呢？”卡森回答道，做决策的是政府官僚和企业，而数百万可能持不同意见的人却在忙着他们的日常琐事。 [6]
对人类的伤害
在卡森看来，对大自然的伤害足以让人们下定决心停止使用化学药品。然而，对许多读者来说，包括当时的读者和现在的读者，人类受到的伤害才更有说服力，因此卡森也提供了这方面的有力证据。她引用了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的药理学专家阿诺德·雷曼（Arnold Lehman）博士的说法，称氯丹是“毒性最强的杀虫剂之一”。卡森说，含有氯丹的草坪治理药剂得到了广泛应用。接着，她讲述了一个故事：“一名受害者无意中把一种25%的工业溶液洒到皮肤上，40分钟内就出现了中毒症状，还没来得及进行医疗救治就死去了。”另一种化学药物异狄氏剂是“所有氯化烃中毒性最强的”，也被广泛地用作杀虫剂。委内瑞拉的一个家庭在使用含有异狄氏剂的杀虫剂之前，把家中的小男孩和狗带到屋外，并在把他们带回来之前对房屋地板进行了彻底的清洁。尽管如此，在他们回来一个小时后，那只狗就死了，到了晚上，小男孩也“失去了知觉”。用卡森的话说，这个小男孩“几乎成了一个植物人”。 [7]
卡森说，尽管人们知道这些化学药品可能致病，甚至可能致命，但我们仍然可以很方便地得到它们，还有人在光明正大地推销它们。说到这里，她流露出强烈的鄙视意味。她说：“毒药时代已经彻底到来，任何人都可以走进一家商店购买强效致命毒药，而且不会有人询问他的用意。但是，如果在隔壁药店购买毒性小得多的药品，却有可能需要在‘毒药登记簿’上签名。” [8]
卡森的目的是提醒读者，并不是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好的，有些甚至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不久之后，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电力业务。人们再也不会不假思索地认为生产更多的电力一定是好事，电力生产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将会得到同等甚至更多的关注。
分辨危害的科学
卡森令人信服地证明，必须拥有丰富的硬科学知识，才能分辨出所有化学药品可能造成的危害。她在书中充分展示了她所掌握的相关科学知识，从而使她的控诉变得更加可信。卡森解释说，化学药品的威胁在于它们会破坏细胞产生能量的功能，因为我们的身体离不开能量。接着卡森详细描述了细胞产生能量的功能，她说，“细胞中物质转化成能量的过程是一个源源不断的过程”，其中的每个环节都是“由一种特殊的酶控制的，这种酶的功能非常单一，它只会干这一件事”。氧化作用产生的能量，“一点儿一点儿地聚集在线粒体里”。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强大的线粒体”，其实就是“一小团一小团的酶”，它们是“人体的动力源，（人体内）产生能量的反应大多是在这里完成的”。辐射和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药品，会对人体内的这种能量产生机制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9]
勇敢的一生
蕾切尔·卡森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特点是她的个人勇气，她勇敢地批评大企业和大政府。《纽约时报》记者伊丽莎·格里斯沃尔德（Eliza Griswold）的报道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卡森的这个特点。尽管卡森信守承诺，保护包括知更鸟和人类在内的各种生命，但她知道癌症即将夺走她的生命。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一年后，格里斯沃尔德介绍了卡森当时的情况：“她56岁，正在与乳腺癌做斗争。她几乎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的病情,她接受了乳癌根治术。她的骨盆严重骨折，无法走到国会委员会面前的木桌旁就座。为了遮住光头，她戴了一顶深褐色的假发。” [10]
卡森的传记作者琳达·李尔（Linda Lear）称，卡森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也是一位令人佩服的改革者”。1907年，卡森出生在匹兹堡的北部小镇斯普林达尔，她的母亲玛丽亚“对她的智力发展和世界观的养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漫步在阿勒格尼河附近的“树林中、湿地和河积平原上”，她对大自然的兴趣和尊重与日俱增。1925年，卡森考入宾夕法尼亚女子学院（现在是查塔姆大学）。上学期间，她获得了著名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颁发的奖学金。之后，她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动物学硕士学位。她在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找到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之后调职商务部。接下来，她在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工作了16年，于1949年当上管理局下属所有出版物的主编，卡森从此开始展现出她的文学天赋。 [11]
1941年，她出版了她的海洋自然奇观三部曲中之一《在海风的吹拂下》（Under the Sea Wind ）。随后，她获得了威斯汀豪斯科学著作奖和古根海姆奖。三部曲之二《我们周围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 ）于1951年出版。这本书在《纽约客》（New Yorker ）杂志上连载，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帮助卡森赢得了国际声誉。这本书还入选了“每月一书俱乐部”，长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近两年。1952年，卡森从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退休，成为一名全职作家。1955年，她完成了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海的边缘》（The Edge of the Sea ）。 [12]
写作上的成就赋予了她说话的技巧、名声和可信度，她在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多年工作经验则给了她与自然打交道的丰富体验。在她创作每本书时，这些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尔称，卡森多年未曾离开的“那个政府机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对化学药品的广泛应用感到担心”。因为工作关系，卡森已经非常清楚在日常生活和自然环境中有毒化学药品的日益泛滥所造成的可怕影响。 [13]
《寂静的春天》轰动一时，出版后不久就卖出了60万册，并成为经久不衰的著作。（截至目前，已售出200多万册。）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寂静的春天》是对三个强大群体的控诉：尝试制造化学药品的公司，使用这些化学药品的政府，以及声称这些化学药品没有危害的科学家。当然，也有人持反对意见。一个农业游说团体花了2.5万美元来驳斥卡森的指控，一家名叫维尔斯科的化学公司则以诽谤罪威胁卡森的出版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 [14]
然而，卡森的著作帮她赢得了更强大的支持者。约翰·肯尼迪总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并委派他的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调查卡森的指控。1963年5月，参议院举行听证会的同时，肯尼迪总统发表了咨询报告。同样重要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于1963年4月13日在黄金时段播出了《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专题节目。尽管卡森病情严重，但她沉着冷静、能言善辩，在与代表化工业出战的那位激动的科学家展开辩论时，似乎胜券在握。一位产业科学家甚至断言，如果杀虫剂的使用受限，人类可能会重新回到“黑暗时代”。 [15]
在1963年6月召开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Abraham Ribicoff），借用亚伯拉罕·林肯对《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哈丽叶特·比切·斯托说的话，表示了对卡森的欢迎：“你就是开启这一切的女士。”“这一切”指的是现代环保运动。卡森把环境问题变成了选民关心的政策问题，如果忽视潜在的风险，单纯强调“大规模”“更多”“更新”，选民们是不会接受的。这种新观点也被应用于电力行业，环境问题很快就成为电力行业的各种决策活动必须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 [16]
1964年4月14日，蕾切尔·卡森离开人世，距离参议院听证会结束还不足一年时间。
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
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前后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表明，空气污染可能会导致人生病甚至死亡。第一个将空气污染送上美国媒体头版头条的事件发生在1948年，它造成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6000人患病，20人死亡。1952年，伦敦大雾造成至少4000人死于呼吸道和心脏疾病。在20世纪60年代，媒体还报道了其他污染事件，比如1966年在纽约市造成169人死亡的大雾。 [17]
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同一个罪魁祸首造成的，当然，从锌厂到家用炉灶都排放了空气污染物。此外，如果气候条件使得地表空气温度低于其上方空气，地表空气就会被限制在原地，无法流动，从而形成所谓的逆温层。上方的暖空气就像一个“盖子”，牢牢地罩住受到严重污染的地表空气。结果，在温度允许空气流动之前，人们只能长时间地呼吸受污染的空气。与此同时，河床、山谷和高山等地形增加了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严重的空气污染可以造成哪些损害，还可以看出了解污染的具体情况、起因以及制定相应的措施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
1948年多诺拉烟雾事件
多诺拉是一个位于匹兹堡东南30英里的工业小镇，旁边是莫农加希拉河。多诺拉的锌厂是这次空气污染事件的主要导火索，这座工厂建于1915年，隶属于美国钢铁公司旗下的美国粗钢及线材公司，服务的主要客户是炼钢厂。1994年，政策分析师林恩·施奈德（Lynne Snyder）指出，空气污染问题并不新鲜，美国粗钢及线材公司投产后不久就因为污染问题而于1918年收到了第一张罚单，之后又收到了更多罚单。 [18]
1948年10月26日，星期二，“致命的神秘烟雾”开始袭扰多诺拉。到了星期五，就有人住院接受治疗了。医生呼吁政府疏散患有心脏或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但由于大雾和道路拥堵，疏散无法进行。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率先报道了这个情况，随后全美各地的媒体也做了报道。当地卫生局的威廉·罗根斯（William Rongaus）医生坐着救护车，在黑暗的小镇上来回奔波，把病人送到医院，把死去的人送到殡仪馆。事后罗根斯说，当时发生的事情无异于“赤裸裸的谋杀”。 [19]
美国粗钢及线材公司聘请了以凯特灵实验室的罗伯特·基欧（Robert Kehoe）博士为首的科学家，帮助他们推卸责任。基欧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控制空气污染的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污染是可以控制的，但是成本过高。”最后，基欧给出的建议不是控制空气污染物的排放，而是调整锌厂的运行时间，以避开危险的天气条件。 [20]
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的克拉伦斯·米尔斯（Clarence Mills）博士也是早期研究多诺拉烟雾事件的人之一，他对政府卫生部门的报告提出了几点反对意见。最后，米尔斯说，多诺拉烟雾事件是“工业空气污染对美国人实施的第一起大规模谋杀”。尽管美国公共卫生署的一份研究报告“减轻”了锌厂的责任，但多诺拉烟雾事件还是表明了空气污染的危险性，也引发了是否需要采取应对措施以及如何减少危害的讨论。 [21]
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
可悲的是，诗人雪莱于1839年在“地狱是个伦敦般的城市，人口稠密，迷雾阵阵”那首诗中描写的情景，丝毫不差地复现于1952年12月初的伦敦，这次世界上最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导致4000人丧生。这次事故有一个典型的罪魁祸首：逆温层导致受污染的空气滞留在地表附近。伦敦的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很高，因为家庭炉灶主要以煤炭做燃料。尽管伦敦是一个著名的“雾都”，但高排放量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由于能见度太差，就连在室内上演的戏剧《茶花女》也不得不提前结束；医院里的护士也看不到“病房另一头的情况”；殡仪馆称，棺木紧缺。 [22]
伦敦烟雾事件告诉我们，估算单起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1953年的头几个月伦敦死亡人数激增是由流行性感冒造成的。然而，2001年，研究人员对此产生了质疑。当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米歇尔·贝尔（Michelle Bell）教授，以及当时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德芙拉·李·戴维斯（Devra Lee Davis），都认为更准确的死亡人数远不止4000人。“由于1952年伦敦大雾的持续影响，1952年12月至1953年2月伦敦的死亡人数（实际上）增加了约12000人。” [23]
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伦敦烟雾事件这个独特而真实的案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空气污染是如何导致人死亡的。2003年，研究人员用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的尸检样本来支撑后来形成的一种观点，即对人类健康威胁最大的空气污染物是可吸入（或微小）颗粒物。最小的可吸入颗粒物是PM 2.5（细颗粒物），它的大小不超过2.5微米。一英寸等于25000微米，由此可见这种颗粒物有多小。研究人员注意到，“1952年伦敦发生的大规模死亡事件此后再未发生”，因此他们认为这些尸检样本是可以解释空气污染危害的独特证据，证明PM 2.5可能是一个隐形杀手。事实证明，对PM 2.5的关注是现行电力行业环境保护法规的一项主要内容。 [24]
1953年，纽约市遭遇了一次空气污染事件。1966年感恩节的那个星期，悲剧再次上演。就像其他空气污染事件一样，纽约市也出现了气温逆增现象，空气污染程度急剧上升。在最糟糕的那三天里，二氧化硫的浓度达到亿分之46，是监管机构设定的标准值的三倍，共造成169人死亡。 [25]
1970年的美国《清洁空气法》
20世纪60年代，在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和越来越多的空气污染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激增）的推动下，联邦政府开始实施更直接、更积极的环境监管政策。美国国会于1963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扩大了联邦政府“执行各州现有法律的权力”，并促进各州制定空气污染控制方面的法律。此外，联邦政府也开始对州际污染实施监管。1965年，国会通过了《机动车空气污染控制法》，将新车气体排放标准纳入了监管范围。 [26]
随后，国会又出台了更多法案。1967年，国会通过了《空气质量法》，允许联邦政府确定“空气质量控制区域”和“污染控制推荐技术”。然而，由于这些法律没有取得多少可衡量的结果，总统和国会最终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赋予联邦政府空气污染监管的“首要责任”。1970年，尼克松总统成立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同年，国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 [27]
2006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朱迪思·莱泽（Judith Layzer）教授在他的《环境问题》（The Environmental Case ）一书中回顾了这段历史。他说：“20世纪70年代初环境政策数量激增，并不是对全国空气和水资源状况突然恶化做出的反应。”相反，这是对环境问题“重新定义或重新表述”的结果。政府的监管政策迫使政客们采取行动，也得到了公众的支持和欢迎。莱泽指出，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和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的《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 ）是影响公众舆论和推广环保主义的两部伟大的作品。加州海岸原油泄漏事件、俄亥俄州凯霍加河油污大火事件，以及对含汞海产品的日益关注，都对现代环境保护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一群更加富裕、受过更好教育的民众也对环境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环保意识在1970年4月22日的第一个地球日达到了高潮。 [28]
根据当时的政治局面，尼克松预计他将在1972年的大选中面对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的竞争，因此他提议成立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和颁布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事实上，马斯基也提出了一个竞争性法案，其中包括在1975年之前将新汽车的尾气排放量削减90%的严厉措施。在参议院通过《清洁空气法》之后，尼克松于1970年12月31日签署了该法案。2007年，分别在杜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任法学教授的詹姆斯·萨尔兹曼（James Salzman）和巴顿·汤普森（Barton Thompson），在他们合著的《环境法与政策》（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一书中称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历史性的”“大获成功的法律”。他们认为，这部法律“针对一系列污染物和污染源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标准”，是“美国第一部真正全面的污染法”。海伦·英格兰姆（Helen Ingram）认为，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是一个重大飞跃，而不仅仅是政策上的“进化”。随着立法进程的推进，空气污染控制的目标越来越高，而且不仅限于用现有的技术或有限的成本增长所能实现的那些目标。 [29]
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确立了多级监管制度，首先是建立了一级和二级“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AAQS）。一级标准旨在维护公共卫生，二级标准旨在保护能见度和生态环境。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共针对6类“标准污染物”：烟雾（或臭氧，即O3 ）、氮氧化物（NOx）、一氧化碳（CO）、二氧化硫（SO2 ）、铅、烟尘或“微小颗粒物”。该法案要求各州制订实施计划并在1975年之前达到该标准，如果州的实施计划未能获得美国环保局的批准，该州就必须执行联邦政府制订的实施计划。该法案还为发电厂和其他制造类工厂制定了《新污染源执行标准》。联邦政府为新污染源制定管理办法，说明各州只能管理那些旧的设施。 [30]
尽管环境法规的出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但这部法案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截至1975年，没有一个州的实施计划获得批准。1977年的《清洁空气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大多数州的最后达标期限延后至1982年，加利福尼亚等州的最后达标期限为1987年。此外，实施计划还必须考虑对就业的影响和更广泛的经济影响。不过，这种监管制度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对电力供应产生了影响。发电厂是一个明确直接的关注点，因为它们排放空气污染物，而且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加以处置。 [31]
1999年的《清洁空气法》
回顾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麻省理工学院的理查德·施马兰西（Richard Schmalensee）教授和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斯塔文斯（Robert Stavins）教授合作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题目为“二氧化硫配额交易机制：令人啼笑皆非的大规模政策实验史”。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的第4条是一个酸雨控制计划，两位作者称，这个计划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大规模的环境政策实验”。它是第一个大规模“配额交易”计划，也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计划。酸雨是污染物（二氧化硫、一氧化氮）在大气中发生反应生成硫酸和硝酸等酸性物质所造成的，对森林、湖泊和河流均有破坏作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酸雨的负面影响。 [32]
酸雨控制计划的实施分为两个阶段，目标是电力行业。第一阶段（1995—1999年）重点针对二氧化硫排放量最高的263座煤电站。从2000年开始的第二阶段则对更多的发电厂实施管理，共涉及3200座发电厂。酸雨控制计划的目标是在1980年的基础上将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5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采取了一种新型的“配额交易”机制。该机制规定了二氧化硫总排放量的上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排放量上限将稳步减少，直至实现50%的降幅目标。二氧化硫的排放配额，即允许排放的二氧化硫数量，以吨为单位被分配到现有的各个污染源头上。允许“交易”，是鼓励这些发电厂能以较低的成本降低排放量，然后把多余的配额出售给减排成本较高的发电厂，从而降低整个行业的减排成本。 [33]
从酸的控制计划的实施情况来看，效果还是挺好的。施马兰西和斯塔文斯说，1990—2004年尽管燃煤发电量增加了25%，但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减少了36%。他们进一步断言，配额交易计划的减排成本要比命令—控制监管制度低得多。 [34]
然而，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考量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减排效果，而是减少酸雨和酸性湖泊的效果，情况就大不同了。的确，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问题。酸雨控制计划也许是歪打正着，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减排效果。两位作者说，该计划并没有解决酸雨问题，却缓解了一个越来越紧迫的新问题——PM 2.5的排放。 [35]
第二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问题是，减排成本的降低是由一个意料之外而且与排放没有任何关系的因素引起的：铁路运输费的监管被解除了。大多数严重污染空气的煤电站都位于密西西比河以东，而最便宜的低硫煤则来自美国西部的煤矿，具体来说是来自蒙大拿州东南部和怀俄明州东北部的粉河盆地。从矿井到电厂的运输成本提高了粉河盆地煤炭的使用成本，撤销对铁路运输费的监管使这一成本降低了50%。 [36]
第三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问题是，某些项目绕开了配额交易机制，却减少了二氧化硫排放量。由于这些项目降低了对排放配额的需求，到2012年配额的价格已经降至接近零的水平。正如施马兰西和斯塔文斯总结的那样：“政府可以创造一个市场，也可以毁掉这个市场。” [37]
看看现在的酸雨控制计划，很难将其视为毋庸置疑的成功举措，因为减少酸雨的既定目标并没有实现。配额交易机制则被证明是成功的，它还为削减减排成本的其他方法（降低铁路运输费）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不过，配额交易机制最后遭到了一个类似的监管机制的破坏。
对减排效果的衡量
自从《寂静的春天》引发了现代环保运动以来，50多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再找到一本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力可与之相媲美的书可能很难但要找到比卡森用来向世人发出警报的案例证据更深入的研究并不难。今天，研究人员用更严格的方法来评估死亡或疾病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们发布的研究报告大多是针对学术型听众的。严格的分析的确必不可少，但也会拉大街头行人与空气污染控制之间的距离。此外，在评估减排的健康效益方面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找出疾病和死亡的原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医院或停尸间都没有正式指控疾病或死亡是由空气污染造成的。比如，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上发表的一项关于PM2.5排放的严格研究中，作者们对他们的研究结果持谨慎、明确的态度。他们小心翼翼地说在研究中发现了一种“相关性”，但没有说这是一种因果关系。然而，他们明确地表示，这项研究为证明“长期吸入PM 2.5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研究人员还强调他们采取了种种措施，对可能影响人类健康状况的其他因素进行了控制：“在观察微小颗粒物与肺癌死亡率及心肺疾病死亡率之间的相关性时，对吸烟、身体质量指数（BMI）、饮食、职业等个体风险因素进行了控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是：其他公共投资所产生的健康效益是否比用于减排的投资更直接、更有效？ [38]
蕾切尔·卡森留给世人的遗产
蕾切尔·卡森是宣告电力行业进入危机时代的使者。她的研究表明，美国人不再单纯地考虑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充足电力带来的好处，而开始关注电力生产对物理环境造成的危害（更令人信服的说法是，关注人类健康受到的伤害）。卡森为保护环境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包括有说服力、感人至深的著作，大量的案例证据，用硬科学知识解释危害原理，以及呼吁将举证责任赋予企业等。更重要的是，举证责任常常意味着对人类健康危害的零风险标准，即企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达到此标准。批评人士称，卡森的示范作用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她几乎不承认她竭力反对使用的化学药品也有可能带来某种好处，而且她肯定从未考虑这种好处甚至有可能超过付出的代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卡森的示范作用对电力业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空气污染。在多诺拉、伦敦和纽约市发生的空气污染事件被广泛宣传之后，人们找到了清晰有力的实物证据，他们开始相信空气污染会导致疾病和死亡。尽管环境监管机构和环保人士不得不从实物证据转向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统计学研究，以证明环境污染的危害性，但是减排政策已势不可当。比如，1980—2014年，美国的二氧化硫浓度降低了80%，但仍然有人提议建立监管制度，以大幅度降低电力生产中的剩余排放量，不过这些提案至今悬而未决。有趣的是，在卡森率先垂范之后，她的示范作用经过了几十年仍然存在。2006年，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拍摄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紧紧追随卡森的步伐，提醒人们注意全球气候变化的风险。 [39]
争论的焦点已经由环保法规是否应该更加严格转变为如何才能更加严格。命令—控制监管机制是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的核心内容，复杂的多级监管和层出不穷的诉讼案件是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留给世人的主要遗产，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大幅度减少也是这部法案的功劳。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用基于市场的监管机制替代了命令—控制监管机制，市场的作用在于找到满足政府的减排需求的方法。由市场完成这一任务是有道理的，因为市场擅长于让供给成本最小化，但在很大程度上起主导作用仍然是政府的减排需求。
在很短的时间内，环保法规成为推动电力业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更清楚地看到，到2010年，环境监管已经从一个强大的因素变成电力行业中的主导因素，从新建发电厂的类型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个变化。对空气污染的担忧已经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文化和法律，没有哪一个电力政策是纯粹的电力政策，所有政策都包含环境方面的内容。所有的政策法规都不再关心“如何将电力成本降到最低”，而是想方设法将电力生产的危害减到最小。
[1] Rachel Carson,Silent Spring,rev.ed.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Linda Lear and an afterword by Edward O.Wilson (1962;New York: Houghton Miffli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repr.2002),1–3.
[2] Eliza Griswold,“HowSilent Spring Ignite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1,2012,accessed October 1,2016,<http://www.nytimes.com/2012/09/23/magazine/how-silent-spring-ignited-the-environmental-movement.html?_r=0>.
[3] Carson,Silent Spring,1–3.
[4] Carson,Silent Spring,5,6,20.
[5] Carson,Silent Spring,41,106–7,133–35,157–59.
[6] Carson,Silent Spring,127.
[7] Carson,Silent Spring,24,26–27.
[8] Carson,Silent Spring,174.
[9] Carson,Silent Spring,201–4.
[10] Griswold,“HowSilent Spring Ignite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11] Linda Lear,“Rachel Carson’sSilent Spring,”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7,no.2(1993): 23–25.
[12] Lear,“Rachel Carson’sSilent Spring,” 25,27.
[13] Lear,“Rachel Carson’sSilent Spring,” 29.
[14] Lear,“Rachel Carson’sSilent Spring,” 37–38;Griswold,“HowSilent SpringIgnite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15]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PSAC): Pesticides Report,15 May 1963,”John F.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accessed October 1,2016,<https://www.jfklibrary.org/Asset-Viewer/Archives/JFKPOF-087-003.aspx>;Lear,“Rachel Carson’sSilent Spring,” 39.
[16] Griswold,“HowSilent Spring Ignite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Linda Lear,Rachel Carson: Witness for Natur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9),3.
[17] Leonard Greenburg,MD,et al.,“Report of an Air Pollution Incident in New York City,November 1953,”Public Health Reports 77,no.1 (1962): 7,accessed October 1,2016,<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914642/>;Devra L.Davis,Michelle L.Bell,and Tony Fletcher,“A Look Back at the London Smog of 1952 and the Half Century Since,”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0,no.12 (2002): A734,accessed October 1,2016,<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241116/>.
[18] Don Hopey and David Templeton,“In 1948,Smog Left Deadly Legacy in Donora,”Pittsburgh Post Gazette,December 12,2010,accessed October 1,2016,<http://www.post-gazette.com/news/health/2010/12/12/In-1948-smog-left-deadly-legacy-in-Donora/stories/201012120248>;Lynne Page Snyder,“The Death-Dealing Smog over Donora,Pennsylvania: Industrial Air Pollution,Public Health Policy,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1948–1949,”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8,no.1 (1994): 117,119–120.
[19] Snyder,“The Death-Dealing Smog over Donora,Pennsylvania,”121–22.
[20] Snyder,“The Death-Dealing Smog over Donora,Pennsylvania,”124–25,129.
[21] Snyder,“The Death-Dealing Smog over Donora,Pennsylvania,” 123,131–32;Clarence A.Mills,“The Donora Episode,”Science 111 (1950): 67.
[22] Percy Bysshe Shelley,quoted in Geoffrey Lean,“The Great Smog of London: The Air Was Thick with Apathy,”The Telegraph,December 6,2012,accessed October 1,2016,<http://www.telegraph.co.uk/news/earth/countryside/9727128/The-Great-Smog-of-London-the-air-was-thick-with-apathy.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