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强调，尽管这些交易策略被冠以安然的名字，但是参与方不计其数，不仅限于安然公司。
——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工作小组（2003年3月） [1]
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决定改变电力行业的监管方式。旧的监管方式始于1907年塞缪尔·英萨尔在芝加哥成立的联邦爱迪生公司，到1994年已有将近90年的历史了。1996年，加州州长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声称：“我们终结了一个陈旧垄断时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竞争时代。”加州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个时期改变游戏规则的州，但它是第一个付诸行动也是最具挑衅性的州，这是加州的一贯风格。不幸的是，加州的新监管机制在开始运行后不久就瘫痪了。这个悲剧及其造成的后果被称为“加州电力危机”。 [2]
同其他重要行业的崩溃一样，加州电力危机的波及面也非常广，损失的形式多种多样。在加州创造的短期或“现货”电力市场，价格急剧上涨。停电的威胁如一片乌云笼罩在全州所有消费者的头上，持续时间达数月之久。美国最大的电力公司——太平洋燃气电力公司（PG&E）申请破产保护，由于电力公司没有申请信用贷款的资格，州政府不得不接管电力采购业务。格雷·戴维斯（Gary Davis）成为加州历史上第一个在任期内被罢免的州长，是美国有史以来有此遭遇的第二人。 [3]
关于这次危机背后的原因，通常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加州电力危机是安然公司造成的；第二种说法是，在加州解除对电力行业的监管之后安然公司从事的肮脏交易，导致该公司倒闭。关于第一种说法，加州电力危机其实不是安然公司造成的。这次危机有三个主要原因：糟糕的市场设计，糟糕的市场环境，以及糟糕的市场行为。安然公司当然是糟糕的市场行为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是唯一一个。然而，一份备忘录详细记录了安然公司阴谋操纵加州电力市场的行为，为人们指控安然公司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至于第二种说法，安然公司在加州解除对电力行业的监管后所从事的肮脏交易也不是安然公司破产的直接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安然公司的会计和财务运作过于激进，而安然的董事会和外部审计机构却未能及时发现或不愿意指出问题。
当然，不管它与电力业务有什么关系，安然的轰然倒塌都是一个大事件。安然公司于2001年12月宣告破产，这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涉及655亿美元的资产，安然公司跌下了神坛。安然在2001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位列第七，收入从2000年的400亿美元增加至1000多亿美元。安然的衰落引发轩然大波，因为几乎没有人预见到这个结局。2003年，贝萨尼·麦克莱恩（Bethany Mclean）和彼得·埃尔金德（Peter Elkind）在介绍安然公司衰落始末的畅销书《房间里最精明的人》（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 ）中，用一句话巧妙地描述了鼎盛时期的安然公司：“人人爱安然”，这句话也是该书某个章节的标题。 [4]
危机的起因
糟糕的市场设计
自塞缪尔·英萨尔时代以来，电力行业采用的一直是区域垄断、特许经营的方式。也就是说，美国被分成若干区域，每个区域由一家拥有特许经营权的电力公司负责供应全部电力。这家电力公司采取“垂直一体化”模式，也就是说，该特许经营区域内的所有业务，包括发电、输电和配电，都受到该公司的控制。在取得特许经营权之后，该公用事业公司承担起为当地的所有纳税人提供数量充足、价格合理的电能的责任。这家公司在履行“电力服务义务”时，实行的是成本加成定价法，也就是在实际成本的基础上收取合理的回报。
随着加州议会于1996年9月通过1890号法令（AB1890），一切都变了。该法令的主要目的是，为解除对电力行业的监管设定标准。电力业务被“拆分”成生产、传输和调度三个部分。生产领域鼓励竞争，也就是说，用户（包括家庭和各类企业）可以自主选择供应商，这种模式被称为“零售选择”或“直接接入”。如果某个用户选择不从特定的供应商那里购买电能，当地的公用事业公司就会代表该用户从新建立的竞争性市场上购买电能。加州的竞争性市场由加州电力交易中心来管理。 [5]
为了确保除现有的公用事业公司以外还有竞争者参与其中，1890号法令要求两个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至少放弃它们拥有的半数火力发电厂。最后，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促进竞争、借助市场利好出售旗下资产，这些公用事业公司实际上放弃了它们拥有的所有发电厂。值得注意的是，天然气发电厂被5个独立的电力公司瓜分了。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电能传输实现了“输电网开放”。任何发电厂都可以接入受监管的公用事业公司的长距离电能传输线路，把生产的电能输送给用户。一个名为“加州电力调度中心”的全新机构则从公用事业公司手中接管了输电系统的经营权，以确保各发电机组能享受到公平或“非歧视性”的待遇。 [6]
然而，加州的实际情况远远超出了1890号法令的预期，电价问题成为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加州解除对电力行业监管的原因是，预计电能的市场价格将始终低于每兆瓦时65美元。1890号法令要求公用事业公司以每兆瓦时65美元的固定价格出售电力，但在新建立的竞争市场上，公用事业公司必须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电力，而市场价格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在变化。一开始，现货价格远低于固定价格，但是没有人能保证这种状况一直不变。当现货价格超过固定价格时，公用事业公司就只能亏本出售电能，其后果显而易见。 [7]
电力行业中备受尊敬的专家、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保罗·乔斯科（Paul Joskow）在《牛津经济政策评论》（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加州能源危机”的文章，指出加州危机“迟早会发生”。是的,他没有说错。1998—1999年，日前和实时市场所有时段的加权平均电价都非常低，大约为每兆瓦时30美元。到2000年5月，平均电价上涨到每兆瓦时50美元。同年6月，电价上涨到每兆瓦时132美元，是1999年6月的5倍。2000年12月，加州电力交易中心的电价上涨至每兆瓦时386美元，比1999年12月高出近12倍。2001年1月，加州电力交易中心不得不关门。议会在通过以每兆瓦时65美元的固定价格出售电能的法令时，根本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于是，电力交易都转移到了加州电力调度中心。2001年2月、3月、4月和5月，加州电力调度中心的电价分别为每兆瓦时363美元、314美元、370美元和275美元。公用事业公司以实时价格购买电能，再以每兆瓦时65美元的价格出售电能，必定会遭受巨额亏损。 [8]
糟糕的市场环境
乔斯科认为，电价飙升有5个原因。（另一个权威机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发布了一份关于加州电力行业重组计划的目的、方法和结果的报告。这份报告对加州电力危机的分析在很多方面都与乔斯科的观点不谋而合。）第一个原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当时，全美范围内的天然气价格都在上涨，但加州的价格却是其他地区的5倍。天然气的发电成本最高，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会采用这项发电技术的，但一旦采用就会影响现货价格。 [9]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增长和炎热天气促使电力需求不断增长。乔斯科指出，不仅持续时长仅为一个或几个小时的峰值需求增加了，整个月份的平均需求也增加了。与前一年同期的平均需求相比，2000年5月、6月、7月和8月分别增长了10.8%、12.7%、2.2%和7.1%。 [10]
第三个原因是2000年从其他地方传输到加州的电能比1999年少。与1999年同期相比，2000年5月、6月、7月和8月从其他地方传输到加州的电力分别减少了27%、41%、67%和75%，这说明美国西部的水力发电供应量减少了。 [11]
第四个原因是“区域清洁空气激励市场”（RECLAIM）计划对南加州空气污染问题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该计划的目标是减少发电厂和炼油厂的氮氧化物排放，是通过配额交易机制实施空气污染控制的第一次尝试。根据这一监管计划，发电厂必须持有许可证或者拥有配额才可以排放污染物。2000年，氮氧化物排放配额的价格上涨了近10倍。由于利用天然气发电需要支付这项成本，所以配额价格上涨又会导致加州电能的现货价格上涨。 [12]
第五个原因是市场势力。乔斯科认为，在典型的反垄断环境中，供应商们会勾结在一起，哄抬市场价格。但加州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不是市场势力相互勾结的结果，而是市场势力单方面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供应商认为自己单方面提高电价后，尽管出售的电能总量会减少，但总的算起来他仍有可能赚到更多的钱，因此他决定赌一把。乔斯科认为，“考虑到基本供求状况的变化，2000年6月、7月、8月和9月的电能交易价格的上涨至少有1/3是市场势力作用的结果。” [13]
然而，这件事之所以引起媒体和政界的高度关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电能供应量在不断减少。既有发电厂断供的问题愈演愈烈，一些发电厂甚至彻底停产。乔斯科说，2000年11月—2001年5月，加州电力调度中心管控的多达35%的发电机组停止运行。业内人士认为，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发电厂停产，是因为这些发电厂在夏季超负荷生产而不堪重负，或者是因为需要安装氮氧化物排放控制系统。乔斯科指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加州政府的官员们认为，这些发电厂停止生产，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出于战略需要”。 [14]
很快，加州开始面临一个最严峻的问题：由于电能的价格被固定为每兆瓦时65美元，而主要的几家电力公司又不具备申请信用贷款的资格，因此它们无力支付加州电力交易中心或加州电力调度中心开出的账单。事实上，太平洋电气公司和另一家大型电力供应商——南加州爱迪生公司已经破产。2001年4月，加州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太平洋电气公司宣告破产。最终，因为找不到具有信贷资格的买家，加州政府要求加州水资源部签订电能购买的长期合同，以便为用户提供服务。2001年夏末，涨价狂潮终于退去，市场价格回落到危机之前的正常水平。 [15]
糟糕的市场行为
2003年3月，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工作小组公布了对加州电力危机的调查结果。从上文的讨论可以看出，人们认为糟糕的市场设计、糟糕的市场环境以及糟糕的市场行为这三个因素共同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而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只把危机发生的原因归结为糟糕的市场行为这一个因素，而且点名了应该负责任的公司，包括名声最差的安然公司。委员会发现，这些公司有“明显的操纵市场”的行为。 [16]
这份调查报告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分析加州电力危机的原因时大大地增加了对天然气价格的重视程度。报告先指出加州的电价和天然气价格“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后说天然气的现货价格“上涨到非常高的水平，导致电价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涨幅”。在说到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不良市场行为时，报告认为价格上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行业出版物在编制价格指数时存在操纵行为”。出版物发布的价格指数与天然气的实际价格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天然气购买合同常根据价格指数来确定实际的购买价格。其理由是，价格指数反映的是买卖双方报告给行业出版物的交易价格的平均值或中位数的变化情况，即反映了真实市场价格。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称，对天然气价格指数的操纵行为包括报告虚假数据。报告明确指出，“报告虚假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只有提供真实的价格信息，市场才能为买卖双方提供一个公平的博弈机会，这是自由市场最基本的道德标准。 [17]
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很快就锁定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采取的“大批量、快速度的交易策略”正好符合委员会对“频繁交易”的定义。通过频繁交易，该公司大量购买天然气，但它并不是真的要用这些天然气，而是为了哄抬市场价格。频繁交易可以让该公司以下面的三种方式获利。第一种方式是人为抬高天然气价格，进而抬高加州电价，以实现从电能销售中获利的目的。第二种方式是上午以低价购入需要供应给用户的天然气，然后谎称是下午购入并出售这些天然气的，从而抬高天然气售价。第三种方式是利用该公司交易平台的一个功能，人为地制造买卖价差。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称，该公司“经常在极短的时间内多次购入并出售天然气，导致（某个时段）天然气价格飙升”。 [18]
重要的是，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认为，该公司的频繁交易行为没有违反天然气销售的相关规定，因为从本质上讲，各种规定都没有禁止采用这种交易策略。不过，频繁交易策略并不符合自由市场的内在道德标准。 [19]
在说到频繁交易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时，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称，如果某家公司的频繁交易导致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边境的天然气价格全面上涨，8个月的总成本就会增加11.5亿美元。这对加利福尼亚电价可能造成的影响难以准确计算，但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进行了简单的估算，结果发现频繁交易有可能导致用户在买电时多支付16亿美元。如果这个估算结果还算准确，就足以说明频繁交易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损失。 [20]
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发现市场参与者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操纵天然气价格指数，那就是故意向行业出版物提供虚假信息。委员会称，有5家公司承认自己曾经操纵天然气价格，包括“捏造交易行为，夸大交易金额，瞒报交易次数，以及修改交易价格”。报告指出，“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正在通过谎报价格和交易量来操纵价格指数”。 [21]
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承认，市场环境也推动了天然气价格上涨。但它又补充说，操纵指数对价格上涨“负主要责任”，虽然公平地讲，“操纵行为造成的”价格涨幅“在整体中所占比例难以精确计算”。此外，委员会指出，与1999年同期相比，2000年5—10月，加州发电的天然气用量增加了44%。在美国西部，发电的天然气用气量也有约46%的涨幅。天然气需求的大幅增加引发了天然气价格增长，也为不良市场行为及其造成的巨大损失创造了条件。 [22]
非法牟利的安然公司
无耻的交易
如今，安然已成为不良市场行为的典型代表。早在加利福尼亚州新建立的电力市场深受其害时，它的真面目就暴露无遗了。《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在一篇题为“无耻交易成为监管机构调查安然的突破口”的文章中，特别提到了安然公司的能源交易员蒂莫西·贝尔登（Timothy Belden）于1999年5月24日经手的一桩交易。当天，贝尔登提出了多个报价，建议安然向加州电力交易市场出售2900兆瓦时电能。但问题在于，他提议用传输功率仅为15兆瓦的输电线路来传输这2900兆瓦时的电能。事实上，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造成“拥堵”，然后由安然公司出面疏通传输系统并收取费用；第二个目的是通过去除低报价，抬高电价。 [23]
加州电力交易市场发现该提议“值得关注”，甚至“非常奇怪”，于是决定展开调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州政府的调查表明，“贝尔登的这桩交易导致加州电力用户当天多缴了460万—700万美元的电费”。不过，在这件事曝光之后，安然受到的不过是缴纳2.5万美元罚款的惩罚。2002年10月，这桩和其他几桩交易则给贝尔登带来了严重得多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贝尔登签署了一份认罪协议，其中一项罪名是“串谋汇款诈欺”。根据这份认罪协议，贝尔登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25万美元的罚款，以及为他在加州市场上进行的不正当交易支付至少210万美元的赔偿款。 [24]
确凿的证据
2002年5月6日，在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即将开始调查加州是否存在操纵电力和天然气价格的行为时，安然公司的律师向委员会工作小组提交了三份备忘录。尽管备忘录上明显可见“律师—客户保密特权”标志（在法律上与“禁止入内”标志具有同等效力），但是安然公司的律师放弃了这个特权。其中有两份备忘录的题目均为“交易员在加州电力交易中心采取的策略及加州电力调度中心的制裁”，内容也几乎一模一样，日期分别是2000年12月6日和2000年12月8日。这两份备忘录的目的似乎是通知安然公司做好准备，为其导致加州电力危机的不良行为接受调查。 [25]
备忘录描述了安然公司在加州电力市场上实际采取的交易策略，其中一个策略被称为“胖男孩”。要顺利实施这个策略，就必须充分理解加州的市场规则。安然公司（或任何市场参与者）在进入市场之前必须先做好项目进度平衡表，也就是说，安然计划生产的电能必须等于它计划提供给用户的电能，用行话说，就是等于用电负荷。从本质上讲，安然的做法是谎报用电负荷。备忘录举了一个例子。假设安然第一天宣称它的发电量和用电负荷都是1000兆瓦，但实际用电负荷只有500兆瓦。第二天，安然完成了1000兆瓦的发电量，但因为用电负荷只有500兆瓦，因此还有500兆瓦的剩余。安然将按照实时价格出售剩余电能，因此在它认为实时价格比较高的日子里，它才会多报用电负荷。安然公司在第一天多报用电负荷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在第二天的以很高的实时价格出售剩下的电能。安然如何知道第二天的实时价格会上涨呢？如果安然多报用电负荷，而市场上的其他参与者少报用电负荷，实时价格可能就会上涨。事实上，加州的大型公用事业公司就是这样做的。 [26]
这种操纵行为非常复杂，所以在执行“胖男孩”策略之前必须深刻理解这些规则，还必须认识到公用事业公司报告的虚假信息是让这个策略行之有效的必要条件。而且，安然公司并非孤军作战，而是勾结其他公司一起实施“胖男孩”计划。备忘录列出了参与其中的其他公司的名称，其中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国有电力公司。 [27]
备忘录还介绍了其他几个计划。其中，“加州电力输出”计划的大致内容是：“由于加州电力交易中心和调度中心设置了价格上限（当前是250美元），因此安然公司找到套利机会，先在加州电力交易中心购买电能，再向加州以外的地区出售电能。例如，昨天（2000年12月5日）美国西北部的一个电力交易中心的电价达到1200美元的峰值，而加州的价格上限仅为250美元。因此，交易员可以250美元的价格买入，再以1200美元的价格卖出。” [28]
还有一些计划不仅名字更有噱头，而且毫不掩饰其真实意图，比如“死亡之星”计划。安然公司表示，这个计划的最终结果是，“安然无须真的采取电力调度或其他方法来疏通输电线路的拥堵状况，却可以假借缓解拥堵的名义收取费用”。接着，安然又实施了“瘦身”计划，其最终结果是，安然出售了一些无须出售的东西，其中包括一个在用户的用电需求暴涨时可迅速提供更多电能的闲置发电厂。安然公司非常清楚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相关规定。备忘录中还有一个名叫“跳弹”的计划：“安然从加州电力交易中心购买电能，然后进行跨州销售。安然先以较低价格将这些电能卖给加州以外的第三方，再回购这些电能，最后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给加州电力调度中心。” [29]
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认为这几份备忘录是确凿无疑的铁证，证明安然“迫切希望”“操纵市场”或“直接提供虚假信息”。委员会补充道，“我们必须强调，尽管这些交易策略被冠以安然的名字，但是参与方不计其数，不仅限于安然公司。事实上，工作小组发现，在两年的审查期内，大多数公用事业公司和一些非公用事业公司至少在某个时间段采取过某个不正当的交易策略。”工作小组列出了37个机构的名字，并“要求这些机构说明它们的交易行为不构成诈欺的理由”。 [30]
政策制定者方法和经济学家方法
实际上，除了电能需求增加以外，加州当时正面临天然气严重匮乏的局面。2000年8月，埃尔帕索天然气管道公司的一条通往南加州的主要天然气管道破裂。作为三大州际管道之一，它的输气能力占南加州天然气输入总量的65%。埃尔帕索在8月份的两个星期内大约损失了1/3的输气能力，更糟糕的是，根据美国交通部的命令，它不得不再减少8%的输气能力，直到2000年年底2001年年初的那个冬季。 [31]
任何大宗商品，包括天然气、电力、铜、玉米等，在遭遇商品数量或运输工具短缺的问题时，价格会怎样变化呢？假设有一个供求平衡的平静市场，供给量和需求量都是100个单位。然后，商品供给量突然减少到60个单位。那么核心问题是，谁会得到这60个单位的商品呢？
有两种分配方法，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分别称为“政策制定者方法”和“经济学家方法”。如果采用政策制定者方法，政府机构将会介入，在供给量为100个单位时的用户中挑出一部分，用60个单位的供给量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并按之前的市价出售。经济学家方法则是让市场价格来引导商品分配，这听起来有点儿冷酷无情。在这种前提下，商品价格一直在上涨，直到有大量用户说“这个价位太高了”。这种方法需要排除一部分用户，将需求量减少40个单位。第二种方法与第一种方法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供给短缺时的市场价格反映的是用户愿意支付的价格，而不是商品的成本。供给短缺时，如果采用经济学家方法，商品价格将远高于之前的市场价格。
政策制定者方法和经济学家方法都有可取之处。政策制定者方法强调公平合理，因为每个人都身处危机之中，因此商品价格应该保持不变。不过，经济学家方法也有优点。从理论上讲，如果价格上涨可以形成一个出清的市场，那么获得那60个单位商品的用户都愿意支付最高的价格。此外，经济学家方法也为解决这场危机提供了潜在的出路。价格上涨不仅会使用户需求减少，还会促使供应商寻找增加供给量的方法。减少需求或增加供给是最终解决短缺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发生危机时，人们往往不是认真地权衡经济学家方法和政策制定者方法到底孰优孰劣，而是上演一部乱哄哄的政治闹剧。这一章只是概略地介绍了加州电力危机的始末，想要详细了解其来龙去脉的读者可以参阅亚瑟·欧唐内（Arthur O’Donnell）2003年出版的作品《输电网络的灵魂》（Soul of the Gr id ）。
社论版上的唇枪舌战
2001年，就在加州电力危机愈演愈烈之际，《萨克拉门托蜜蜂报》（Sacramento Bee ）的社论版上演了一出有意思的论战。对话双方都曾深入参与加州撤销电力行业监管的立法和执行，一位是签发1890号法令的加州前州长皮特·威尔逊，另一位是强烈呼吁实施1890号法令的洛杉矶水电局前总经理戴维·弗里曼（David Freeman）。
6月3日，该报先刊登了威尔逊的观点。威尔逊指出，“州政府不能无视供求规律”，他随后通过“简单的推理”，预言加州在即将到来的夏天将“遭遇持续数百个小时的停电问题”，因为该州的“电力供应将无法满足需求”。威尔逊指责他的继任者戴维斯在危机爆发后没有采取果断行动，认为戴维斯应该利用他的紧急权力暂时解除价格上限，允许公用事业公司签订长期合同，并加快新发电厂的审批程序。根据威尔逊的说法，如果建造足够多的新发电厂，该州应该可以避免停电状况，太平洋电气公司也不会破产。 [32]
一周后，戴维·弗里曼在报纸上对威尔逊的指责做出了回应。他一上来就说，威尔逊应该为他“四处宣扬”这场危机“与他毫无关系”的言论“感到难为情”。弗里曼说，解除监管的举措是导致加州电力危机的“罪魁祸首”，所以威尔逊不可能“置身事外”。他接着说，威尔逊犯了几个致命性错误，例如迫使公用事业公司放弃火力发电厂，致使这些发电厂“被加州以外的能源公司收购，其中包括得克萨斯州的几家公司”，而这些公司后来又“联手抬高电价”。威尔逊犯的又一个致命错误是将控制权交给“毫无威慑力”的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设定价格上限时工作不力。弗里曼称赞了戴维斯在节能方面做出的努力，使得“5月份的用电量减少了11%”，并帮助加州最终签署了“近50个电能供应的长期合同”。弗里曼认为，建造发电厂的提案得以通过，并借助“快速通道”流程破土动工，这也是戴维斯的功劳。此外，戴维斯还主导成立了“加州公共电力管理局”，在私营公司不作为时，该机构有权建造发电厂。 [33]
弗里曼评价威尔逊是“自由市场的空想家”，还说威尔逊“承认”他推行的解除电力行业监管的计划“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最后，弗里曼恳请威尔逊帮助戴维斯，建议老布什总统“支持戴维斯，通过打击哄抬电价的行为，为加州创建一个健康的电力市场”。 [34]
这番论战清楚地表明了威尔逊和弗里曼在危机中所持的对立立场，以及他们在哲学观方面的不同。威尔逊认为危机是由糟糕的市场设计和糟糕的市场环境造成的，弗里曼则认为糟糕的市场行为是导致危机的唯一原因。因此，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经济学家方法（呼吁解除价格上限）与政策制定者方法（关注的重点是节能）的不同之处。
2003年10月，在这次报纸论战的两年之后，戴维斯被罢免了州长职务，由阿诺德·施瓦辛格接任加州州长。在当时，戴维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被罢免的州长。
被掩盖的肮脏交易
人们普遍认为，安然的财务危机源于该公司在加州电力危机期间的肮脏交易。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原因有三个。第一，安然破产是因为该公司对它向外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大幅修改。安然之所以修改财报，是因为它的长期金融交易遭到了失败。也就是说，安然破产与它试图操纵加州或其他地方电力市场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对于这些长期交易损失的错误会计处理方法在其他任何业务中都有可能存在，也很容易出现，电力行业在这个方面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第三，在对安然公司的两名高管的审判过程中，最终获胜的检察官提出的论点是，导致安然公司破产的“不是会计处理方法，而是谎言和人为的选择”。也就是说，原因在于这些高管掩盖了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 [35]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安然修改财报的具体情况，因为这个事件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2001年10月16日，安然公司公布了它的财报，其中有关安然与其关联企业LJM2间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部分大幅缩水。LJM2是安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托（Andrew Fastow）创建的，其中的字母是法斯托的妻子和孩子名字的首字母，数字2表示这是法斯托为安然公司创建的第二个关联企业。10月22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调查LJM2公司，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两天后，安然公司宣布，法斯托将开始休假，他的职位由其他人接任。随后，董事会宣布开始对安然与JLM2等的“关联交易”展开调查，调查小组的负责人是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院长小威廉·鲍尔斯（William Powers Jr.）。 [36]
鲍尔斯的调查报告语言平实，直言不讳地陈述了他的调查结果。在报告的开头，鲍尔斯列出了一些牺牲公司利益中饱私囊的安然公司员工的名字。随后，该报告列出了一些会计处理方法，并称“安然公司管理层利用这些会计处理方法进行了某些内部交易”。如果交易双方是彼此独立的商业实体，就可以证明这些交易确实对双方都有利。但由于安然在内部交易中既是买方又是卖方，因此这些交易的唯一作用就是人为地粉饰安然的财务报表。 [37]
鲍尔斯在报告中以安然与奇科公司的交易为例，说明会计处理方法的问题。在这些交易中，法斯托利用所谓的“特殊目的实体”（SPE），使一笔投资交易无须被记入资产负债表。特殊目的实体在电力业务和其他业务中都很常见，如果使用得当，就可以分散和规避风险。但是鲍尔斯坚称，安然的特殊目的实体的目的并不在此。他认为合法使用特殊目的实体，必须满足两个简单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特殊目的实体的所有者必须与公司（安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必须对该特殊目的实体进行实质性的股权投资，而且投资额不少于该实体资产的3%。同时，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这3%的资产必须面对各种风险”。第二个标准是，“独立所有者必须拥有特殊目的实体的控制权”。鲍尔斯在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安然的特殊目的实体没有达到这两个基本标准。 [38]
2002年7月8日，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安然事件的调查报告。该委员会声称这份报告是在鲍尔斯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扩充而来的，从报告的标题“安然公司董事会在安然危机中起到的作用”就可以看出参议院调查的重点。委员会调查报告的开头部分介绍了安然董事会成员的丰富经验和专业背景。之后，报告明确指出安然董事会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比如，安然董事会允许“公司参与高风险的金属衍生品投资，获取不正当的利益，开展大量肮脏的关联交易，以及支付给高管过高的薪酬”。委员会还指出，安然的会计处理方法过于激进，就连公司的独立审计机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也怀疑继续为安然提供服务是不是一个审慎的决定。 [39]
委员会明确表示，安然破产与它没有满足特殊目的实体3%的股权投资要求没有关系。从本质上说，这些交易根本没有价值，也不是为了保护安然的股东和雇员的利益。这个事实表明，独立的董事会和独立的审计机构并不能保证安然远离财务危机。 [40]
安达信的悲剧
安然公司的独立审计机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是全球最大的专业服务公司之一，拥有8.5万名员工，营业收入高达93亿美元。2002年6月，安达信被判妨碍司法公正，已持续90年的经营活动骤然终止。它的悲剧与其销毁有关安然破产调查资料的行为有直接关系，据《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报道，安达信“几乎昼夜不停地做着销毁有关安然的审计文件的工作”。 [41]
《芝加哥论坛报》进一步指出，安然是在安达信度过了“标准不断下滑，审计业务不断失败的十年”之后与之建立合作关系的。安达信与安然之间存在利益勾连，因为安达信一面审计安然公司的财务报表，一面向安然提供其他咨询服务。事后看来，正是丰厚的咨询费以及安达信与安然员工之间的亲密度，让安达信在特殊目的实体的审批环节降低了审计标准。更糟糕的是，如果某些安达信员工不愿接受安然想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安然公司甚至有办法把他们赶出安达信。 [42]
安达信一直认为，它的悲惨结局是“过分热心的检察官和不诚实的客户”共同造成的。事实上，2005年6月，《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最高法院形成了“明确一致的判决意见……在安达信因为美国最大的公司丑闻而濒临破产之际，推翻安达信公司销毁安然公司审计文件的有罪判决”。《纽约时报》还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逆转，是因为“法院认为，法官没有要求陪审团认定安达信知道自己有错的事实”。 [43]
对说谎者的审判
在对安然的两名高管进行审判的过程中，联邦检察官约翰·休斯顿（John Hueston）指出：“本案并不复杂，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会计处理方法，而是谎言和人为的选择。”这句话为审判结果奠定了基调。检察官关注的不是会计和金融方面的惨痛教训，法官也不会要求陪审团重点考虑特殊目的实体之类的问题。更确切地说，他们需要调查的是一些心存不轨的人对不知情的投资者做了哪些坏事。 [44]
休斯顿告诉陪审团，他会向陪审团展示“安然这个曾经的美国第七大公司的内幕”。一旦知道了这些内幕，陪审团就会发现，肯尼斯·雷（Ken Lay）和杰夫·斯基林（Jeff Skilling）这两个身居安然最高管理层的人不止一次撒谎。休斯顿说：“在安然宣布破产的前一年，这两个人在涉及安然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的问题上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他们通过编织谎言来抬高公司的股票价格，让普通投资者无法了解真相，进而无法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45]
休斯顿向陪审团简要介绍了安然与其关联企业的交易，他的主要目的是让陪审团相信交易的另一方并非与安然公司毫无关系。休斯顿利用一幅简单的图片，巧妙地解释了特殊目的实体的交易中暗藏的玄机。他把某种交易比作购买一辆卡车，公司支付了25000美元，并把这笔钱记录到财报上。他接着说道：“这辆卡车到处行驶，后来发生了几起事故，有几个轮胎破损了，车身也开始生锈……现在它的价值约为5000美元。”休斯顿认为，“魔术”的核心奥秘在于，交易员法斯托一直想隐瞒资产的真实价值。真正的独立买家会通过合法的手段来验证资产的真实价值，但法斯托绝不会这样干。 [46]
休斯顿希望以此说服法院判决他对雷和斯基林的所有指控全部成立。最后，他重复了他一开始时提出的观点：“女士们，先生们，本案并不复杂，一切都归因于谎言和人为的选择。” [47]
雷和斯基林有各自的律师，代表雷出庭的律师是迈克·拉姆齐（Mike Ramsey）。对于安然的破产过程，拉姆齐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解释。安然的批发部门每天处理的交易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而且这些交易都是在“接受电话委托”之后进行的。拉姆齐说：“当这种委托关系变得不可信时，整个批发部门就无法继续运转了。”2001年秋天，由于安然公司前途未卜，安然的贸易伙伴们说：“我们不能再和你们进行电话委托交易了，你们必须付全款。”拉姆齐说，“如此苛刻的资金要求”，美国任何一家公司对此都无能为力，安然也不例外。 [48]
在为雷进行辩护时，拉姆齐说一切责任都应该由法斯托和他的核心团队来承担，因为只有法斯托那伙人才知道会计处理方法中的猫腻。拉姆齐断言：“就是他干的。他欺骗了董事会，欺骗了肯尼斯，欺骗了杰夫，欺骗了所有人……他就是一个骗子，满嘴谎言，欺诈成性。”拉姆齐认为，虽然法斯托实际上只偷了“一点儿小钱”，但他的行为足以让安然的贸易伙伴们“避之若浼”。 [49]
针对检察官重点提出的雷和斯基林通过他们的“选择和谎言”欺骗了所有投资者的指控，拉姆齐反驳说还有很多人参与其中，而且“其中有70%的人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老手”。他补充说，审计机构安达信的工作人员“其实就在安然的办公大楼里上班”。 [50]
财务危机发生后，安然公司的两名最高级别的管理者被判多项刑事罪名成立。安然公司的创始人肯尼斯·雷被判犯有6项证券欺诈和共谋罪，以及4项银行欺诈罪。在等待最终判决期间，64岁的雷死于心脏病，距离他被判有罪仅过了40天。在安然即将破产之际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的杰夫·斯基林被判犯有18项欺诈和共谋罪，以及一项内幕交易罪。斯基林被判处24年监禁，不过后来他的刑期减少了10年。
据《休斯敦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 ）报道，有32人和一家公司受到了联邦政府的指控。其中，斯基林的刑期远长于其他人。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托被视为导致安然破产的多项金融计划的始作俑者，因为签署了一份涉及他本人和他妻子的认罪协议，最终获刑6年。根据这份认罪协议，法斯托必须出庭指证雷和斯基林。 [51]
加州电力危机和安然事件留给世人的教训
加州电力危机和安然事件留给世人的主要教训是，让人们对电力行业鼓励竞争的做法持有偏见，或者说对解除电力行业监管的做法心存偏见。这种偏见今天仍然存在，但它是不公平的，因为安然和其他人的不正当行为显然不是引发加州电力危机的唯一原因。历史的广角镜头显示，加州危机有三个主要原因，除了糟糕的市场行为，糟糕的市场设计和糟糕的市场环境也是两个应该考虑的因素。
是的，糟糕的市场行为确实难辞其咎。说到这里，美国人应该会想起赫伯特·胡佛的一句名言：“资本主义的问题就在于资本家，他们太贪婪了。”遗憾的是，胡佛的这句话用来描述加州电力危机中某些人的行为也十分恰当。有些商人处心积虑地“频繁”买入卖出，故意提供虚假信息以操纵价格指数，再利用价格指数签订大量的天然气和电力供应合同，他们到底居心何在？任何企业，如果希望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其本身就必须是值得信赖的。 [52]
由于这些不正当行为，现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监管机构都把工作重点放在建立更严格的市场规则上，同时通过更严厉的执法去惩治那些居心不良、行为不轨的人。虽然严厉执法值得肯定，但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就会分散人们对培育良好市场环境的关注。从根本上说，我们必须确保有足够多的符合要求的发电厂“整装待发”，随时投入运营。因此，监管机构必须在发电厂的正当利益诉求与越来越详细的市场规则可能造成的障碍之间找到平衡点。
加州电力危机给我们的另一个教训是，自以为是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加州电力市场设计者犯下的最严重错误，就是一边迫使公用事业公司以固定价格向用户出售电能，一边以浮动价格从供应商那里购买电能。市场设计者自以为是地认为，电能的现货价格总是低于每兆瓦时65美元。他们本应该想到有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真的发生了。
然而，加州电力危机的恶劣影响并没有阻止其他地区解除电力行业监管的步伐。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电力行业通过结构重组为市场竞争创造条件的进程仍在继续。不可思议的是，加州也是其中之一。为什么加州电力危机没有动摇其他地方解除监管的决心呢？原因之一可能是加州电力危机的相关证据都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有关。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类似的危机并没有发生在其他地区，尽管其他地区也对电力市场进行了结构重组。
同样重要的是，安然的财务危机不仅仅是因为它进入了加州或其他地区被解除监管的市场。安然破产的导火索是会计处理方法背后的欺骗手段，这些手段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于除电能以外的商品交易中。被解除监管的电力市场，并不比其他商品市场更容易被操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