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信，没有任何挑战比气候变化对我们的未来和子孙后代的威胁更大。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巴拉克·奥巴马（2015） [1]
2007年，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表示，之所以把该奖项颁发给他们，是为了表彰“他们收集和传播了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的重要知识，并为采取措施应对这种变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戈尔，“为了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他）可能是开展相关宣传工作的第一人”。除了诺贝尔和平奖，戈尔拍摄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在2007年还获得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原创歌曲两项奥斯卡奖，其有声读物版本获得了格莱美奖，上演了奖项“帽子戏法”。 [2]
诺贝尔和平奖和那部广受赞誉的纪录片共同揭示了21世纪前10年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程度。全球气候变化，或者更精确地说全球变暖，是几十年来科学研究的一个主题。尽管对它的简单介绍非常易于理解，但在一个很小的专家圈子之外，这个概念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气候科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下一个冰河时代——全球变冷，而不是全球变暖。
太阳光射到地球上，一部分阳光带着热量被反射回空中。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非常熟悉这些基础科学知识了。然而，还有一些热量被大气层中的某些物质留在了地球表面。这是好事，如果没有温室效应，地球表面的温度就会过低，不适合人类生存。然而，即使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也会过犹不及，温室效应过大会导致平均温度升高。二氧化碳是大气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也是最丰富的“温室气体”之一。
电力行业与温室效应有着非常明显的直接联系。当发电厂利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发电时，就会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确，在美国每年排放的温室气体中，约有30%来自电力生产。如果美国决定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像戈尔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建议的那样），那么电力行业必须从根本上做出改变。 [3]
国会差点儿就因此通过了一部重要的法案。2009年，“瓦克斯曼—马尔凯法案”在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但未在参议院获准通过，本章后续部分将解释其中的原因。该议案建议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83%的温室气体排放，如果真的这样做，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将受到影响。由于立法这条路走不通，环保主义者们便另辟蹊径，试图通过法庭来获得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管权，其结果是奥巴马总统于2015年8月提出的“清洁能源计划”。 [4]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
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于19世纪初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824—1827年，法国科学家、数学家约瑟夫·傅里叶（Joseph Fourier）对地球大气层进行了一系列数学研究。首先提出大气层把热量留在地球表面会产生温室效应的人就是傅里叶。英国科学家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也研究了大气层中的气体吸收热量的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丁达尔的研究主题是冰河时代，所以他对温室气体持欢迎态度。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凡特·阿伦尼斯（Svante Arrhenius）在一篇论文中计算了二氧化碳对全球变暖的影响。他发现，如果大气中的碳含量减少55%~62%，地球上可居住地区的温度就会降低4~5摄氏度。当然，他的研究重点也是冰河时代。为什么他们都在研究冰河时代呢？这是因为冰河时代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因为它会造成农作物歉收，进而导致饥荒。 [5]
1910年，一些科学家提出阿伦尼斯的计算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地球的温室气体已经达到上限。此外，他们说二氧化碳不会在大气层中积聚，因为海洋会吸收多余的二氧化碳。今天，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现代理论仍然在考虑这场早期科学辩论提出的主要问题。 [6]
人类会影响全球气候吗？
困扰人们时间最长、难度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人类到底会不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影响？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的地质学家弗拉基米尔·沃尔纳德斯基（Vladimir Vernadsky）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地球的影响作用正在不断加大。”1938年，英国科学家盖伊·斯图尔特·卡伦德（Guy Stewart Callendar）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说，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会使地球温度升高。然而，他又补充说，我们无须恐慌，因为地球温度升高可能有利于寒冷地区的农业发展。1955年，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吉尔伯特·普拉斯（Gilbert Plass）在一篇题为“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理论”的文章中指出，由于人类的“活动”，全球气温每100年就会升高1.1摄氏度。 [7]
其他科学家也在做进一步的调查，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能被海洋吸收吗？1957年，汉斯·休斯（Hans Seuss）和罗杰·雷维尔（Roger Revelle）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发表了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他们发现，从19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前后，“化石燃料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每10年就会增加近11倍。雷维尔后来加入的一个委员会曾于1965年向约翰逊总统的科学咨询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题目是“恢复我们的环境质量”。这份报告重申了雷维尔与休斯在他们写作的那篇论文中发出的警告：“人类正在下意识地做一个巨大的地球物理实验。” [8]
基林曲线
查尔斯·戴维·基林（Charles David Keeling）是温室效应研究领域最令人尊重的权威专家之一，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度过的。基林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科研贡献就是找到了一种精确测量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方法。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有了它，科学家就能测试某些核心假设，比如雷维尔和休斯提出的碳排放是全部还是部分被海洋吸收的问题。基林根据他在夏威夷的莫纳罗亚天文台取得的测量结果，绘制出基林曲线。运用这条曲线，他跟踪研究了自20世纪50年代到2005年的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情况。他发现，1958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是310ppm（百万分之310），而到2005年，二氧化碳浓度已经上升至378 ppm，有时还会超过400ppm。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是全球气候变化中最令人担心的问题。 [9]
1963年，基林、普拉斯和其他专家通过保护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就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发出了直白的警告。报告称，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一倍，全球平均温度就会升高至少2.1摄氏度。1966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建议扩大某项研究计划的规模，以及将研究预算从500万美元增加到3000万美元。 [10]
基林的贡献同时得到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认可。1997年，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为基林颁发了一个特别成就奖。2002年，美国总统小布什为基林颁发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这是美国的最高科学奖。
确凿的实物证据
大多数人都认为，找到全球变暖的实物证据比计算机模型的预测结果更有说服力。研究者们通过从格陵兰岛和南极钻取的冰岩心，以及在海床和湖床钻取的岩心，测算出多年前的二氧化碳浓度和气温，并与现在的二氧化碳浓度和气温进行比较，得到了一些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有了这些“核心”证据，科学家就可以将现在的二氧化碳浓度与数十万年前做比较，检测出历史上气温变化的次数、强度和速度，判断出用哪种理论解释气候随时间变化的效果最好。每个冰层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点形成的，所以冰芯就像摞在一起的时间胶囊。苏联—法国联合科考队在南极沃斯托站钻取的冰芯最好，能够提供40万年前的气温数据。1969年，一份关于格陵兰岛和南极冰芯的分析报告称，科学家们发现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多达10摄氏度。这是我们最早获得的关于二氧化碳浓度不断上升的科学证据之一。 [11]
断断续续的警告
随后，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发起了一场断断续续的宣传活动。不时有人站出来发出警告，尽管影响范围不大，他们彼此之间也没什么联系，但中心思想都是告诉全世界，危险已经迫近，必须采取应对措施。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20世纪70年代中期，威斯康星大学的里德·布莱森（Reid Bryson）认为，气候变化可能用不了几千年，而是在几百年之后就会发生。他的观点引起了人们对气候问题的进一步关注。1976年，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听取科学家们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看法。1977年，《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科学家们担心大量使用煤炭可能导致气候发生不利变化”的文章。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气候计划法》。不过，物理学史研究中心的斯宾塞·维尔特（Spencer Weart）说：“没有任何权威人士提议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监管，也没有人提议对政策进行修改，以直接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12]
20世纪70年代，人们并没有就全球变暖问题达成共识，甚至还有些人在担心全球变冷的问题。从当时的报纸头条可以看出此言不假。比如，1970年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曾报道：“寒冷的冬天开启了新冰河时代”。1974年，《时代周刊》发问：“又一个冰河时代？”1979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忧心忡忡地质疑：“新冰河时代即将来临？” [13]
后来，这种报道仍在继续，但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冰河时代再次到来转变为全球变暖。197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提出，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全球变暖，而不是变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的科学家吉姆·汉森（Jim Hansen）认为，尽管20世纪70年代全球气温一直在降低，但到20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汉森确信，到2000年应该可以找到全球变暖的明显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森为敲响全球变暖警钟的主要科学家之一。 [14]
《蒙特利尔议定书》
围绕氯氟烃的公开辩论和相关政策，让普通人也开始关注起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从具体细节看，氯氟烃政策可以作为通过国际协议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榜样。氯氟烃是一种人造化学物质，通常认为它们不具危险性，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的数量一般较少，化学性质也比较稳定。这种化学物质经常被用来制造杀虫气雾剂和制冷剂。由于化学性质较为稳定，它们不会与植物或动物发生反应，但是研究发现，这个特点会导致一个问题。由于它们可以长时间驻留在大气中，所以它们有足够的时间上升到平流层，并在那里受到太阳紫外线照射分解出氯气自由基，破坏臭氧层。臭氧层实际上是保护地球生物免受紫外线伤害的一道防线，紫外线会导致皮肤癌。1987年，46个国家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简称《蒙特利尔议定书》），承诺对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进行严格管制。2009年，这项条约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得到全世界所有国家普遍认可的国际公约。 [15]
重要的是，《蒙特利尔议定书》反映了一个事实：尽管人类正在破坏地球大气层，但各国可以齐心协力减轻这种危害。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世纪90年代的报告
1988年，联合国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把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程度提升至一个新层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旨在把科学、政府和政治结合起来，去解决人为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1990年，该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报告，其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如果维持现状，也就是说，如果委员会描述的情况仍在继续，那么“到2025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比现在高出1摄氏度左右，在21世纪结束前，全球平均气温将会再升高2摄氏度”。委员会公开承认“我们的预测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指出这些不确定性是由“我们对云层、海洋和极地冰盖理解得不够充分”造成的。此外，1990年，委员会并没有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气候的自然变化”这个观点一定是错误的。 [16]
1992年，183个国家代表团出席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就《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和《21世纪行动议程》达成了不同程度的一致意见，这是“实现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计划”。之后，很多人都期待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1995年的年度报告的出炉。这份报告得出了一个最终结论：“综合多种证据表明，人类对全球气候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17]
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大会，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完成的又一个重大举措。会议期间，美国提议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但欧洲国家希望进一步加大减排力度。美国副总统戈尔带头支持通过《京都议定书》。根据《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承诺2008—2012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比1990年低5%的水平；但发展中国家不受此约束，它们只需要报告自己国家的排放量，并提出“减排”计划即可。然而，《京都议定书》在美国国内并没有受到欢迎，美国参议院以95票对0票否决了这个议定书，并称如果发展中国家得到豁免，他们将拒不批准《京都议定书》。 [18]
2014年报告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被多国政策制定者视为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影响的确切信息来源，美国环保局的“危害发现”计划也不例外，已经成为多国依据现行法律监管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该委员会的第五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14：减缓气候变化》中包含一份“决策者摘要”，给出了一些大胆的结论。总的来说，这些结论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人类活动是造成这些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防止继续造成更严重的影响，需要大量减少排放。 [19]
委员会特别指出：“气候系统变暖是毫无疑义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观察到过去几十年乃至上千年里从未发生的多种变化，包括大气和海洋变暖，冰雪数量减少，海平面上升。”至于有人怀疑人类活动是不是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之一，委员会强调说：“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自前工业化时代以来，受经济和人口增长的驱动，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有所增加，现在的排放量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因此，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浓度达到了8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委员会的结论十分明确，没有丝毫含糊。 [20]
把全球变暖与人为原因联系在一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表明人类可以通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方式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为了明确说明人类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再次强调：如果2100年温室气体排放可以将二氧化碳的浓度控制在450ppm及以下水平，就可以使气温的上升幅度保持在2摄氏度左右。这是委员会不希望人类跨越的门槛，报告指出，到2050年“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也就是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在2010年的基础上减少40%~70%。此外，在2100年之前，还要进一步加大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力度，使2100年的排放量达到接近零及以下水平。 [21]
这些大胆的结论理由充分、证据确凿，但这些理由和证据并没有出现在决策者摘要中，而是出现在报告的其他部分（整份评估报告的篇幅非常长）。《经济学人》称这份报告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因为它“长达数千页，由数百名科学家合力完成，还有其他数百名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他们也是这份报告的受众）进行了详尽的检查与再检查”。然而，从决策者摘要看，这份报告正以一种诚实而笨拙的方式，试图让读者感受到委员会对它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充满信心。 [2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报告也曾遭到批评或引发争议。例如，2010年1月，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承认在2007年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出现了一个错误。他们首先指出，关于水资源面临压力的结论（包括冰川正在加速融化），总体上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他们对报告中关于喜马拉雅山冰川消融速度的“证据不足的估计”表示遗憾。2007年的报告认为喜马拉雅山冰川可能会在2035年消失，但这个结论是没有根据的。 [23]
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遭到批评之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于2010年要求国际科学院委员会审查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国际科学院委员会调查发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程序需要更新，因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增加透明度”，以及采取“加强治理和管理”“改进调查过程”等补救措施。由于国际科学院委员会是由各国科学院组成的国际组织，它会让我们想起那些矢志不渝从事科学研究和磨砺个人品质的伟大科学家，包括富兰克林、法拉第、麦克斯韦、特斯拉和爱因斯坦。 [24]
《难以忽视的真相》
2006年，阿尔·戈尔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到了一个在他看来难以忽视的真相上。戈尔认为，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显然，他看到的是一个糟糕的未来。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是因为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能源的生产方式，以及家庭、汽车和工厂对能源的使用方式，才有可能避免灾难降临。《难以忽视的真相》这部纪录片呈现出一系列视觉和言语证据，向观众发出了令人信服的警告：全球变暖已经发生，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在这方面，戈尔忠实地模仿了蕾切尔·卡森用《寂静的春天》倡导人们关注环保的做法。
这并不是戈尔第一次发起环保行动。早在1992年，戈尔就出版过一本书《平衡的地球》（Earth in the Balance ）。在书中，戈尔大声疾呼要以环境为中心，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提到世界的议事日程的中心位置上来。
《冷静一点》（Cool It ）是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于2010年创作的一本书和同名纪录片，它从另外一个视角对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做出了回应。隆伯格并没有试图反驳全球正在变暖而且人类应该承担部分责任的说法，而是在预防和适应之间做出了选择，这是他对全球气候问题做出的最显著贡献。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他认为无须预防，因为人类在遇到困难时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25]
瓦克斯曼—马尔凯法案
2009年，当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时，那些希望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人感到欢欣鼓舞。这个议案通常被称作“瓦克斯曼—马尔凯法案”，因为它的发起者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亨利·瓦克斯曼（Henry Waxman）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埃德·马尔凯（Ed Markey）。众议院以219票赞成、212票反对的微弱票数差通过了这项议案。 [26]
议案的核心内容是一项配额交易政策，该政策曾于1990年作为酸雨治理立法的一部分，在全美范围内首次实行。配额是指在全美范围内设置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上限，在未来这一上限将不断降低，从而不断减少排放。到2020年，计划将排放量降低至比2005年少17%的水平，到2050年将降至比2005年少83%的水平。显然，该减排目标是基于前文提到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设定的减排目标，即将全球平均气温相较于前工业化时代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及以下的水平。 [27]
议案中的“交易”部分是指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监管方式，而不是命令和控制的方法。就像酸雨治理立法一样，必须先设立某个标准，只有符合标准才能获得排放许可证。而且，每个许可证都允许其持有者向大气中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因此，这些许可证又被称为“配额”。人们希望，通过出售或“交易”配额以获取某种利益的做法，可以把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本降至最低。为了尽可能降低减排成本，“瓦克斯曼—马尔凯法案”还有一个“碳补偿”的灵活机制。如果某个温室气体排放源不在该议案的监管范围内，但也同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可以产生碳补偿。可以说该议案还有诸多规定，它们不仅难于理解，执行时情况也非常复杂。
在众议院获准通过之后，“瓦克斯曼—马尔凯法案”于2009年7月6日被提交给参议院，但是参议院迟迟没有进行投票表决。布莱恩·沃尔什（Bryan Walsh）为《时代周刊》杂志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气候议案胎死腹中”的文章，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民众并没有要求改变现状。这种需求不足从白宫兜售该议案时使用的说辞就可以看出来，白宫给出的理由是绿色就业，而不是全面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由于无法在参议院获得所需的60票赞成票，议案的支持者们干脆开辟了一个新战场——法庭。 [28]
美国环保局的危害发现报告
对于那些因为参议院没有采取行动而感到失望或者高兴的人来说，这些都为时尚早，因为B计划即将登场。“瓦克斯曼—马尔凯法案”可能已经夭折，但是温室气体排放监管并没有彻底失败，因为通过法院系统可以为它开辟另一条可行的道路。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监管的支持者来说，只要法院认定根据既有的《清洁空气法》，美国环保局已经拥有这项监管权，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这样一来，就没有必要让国会通过一部新的法律了。
2003年，小布什政府裁定，《清洁空气法》不能赋予美国环保局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管权。美国12个州和其他环保组织对此提出上诉。2007年4月，最高法院要求环保局回答一个问题，即《清洁空气法》是否可以对温室气体排放实施有效监管。具体来说，最高法院要求环保局确定新机动车辆排放的温室气体是否会“导致或造成空气污染，而且有理由认为这些污染可能会危害公共健康或福利”，或者解释为什么“科学的不确定性如此大，以至于环保局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 [29]
解决这些问题花了很长时间，准确地说是两年半的时间。2009年12月，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美国环保局调查发现，有11种温室气体混合在一起，会危害当代以及未来几代人的公共卫生和公共福利。在这次“危害发现”报告中，环保局解释了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造成的危害，包括“热浪”“极端天气”“野火、洪水、干旱”“大范围的冰雪融化”。环保局还强调，“儿童、老年人和贫困人口最容易受到伤害”。 [30]
危害发现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正因为如此，环保局不仅对汽车进行了调查，还把调查范围扩大到所有主要的固定污染源与排放设施。此举取得了重大突破，环保局不仅可以监管汽车的温室气体排放，还可以对发电厂的排放情况实施监管。 [31]
环保局还发现，“全球大气和海洋的平均温度上升，大范围的冰雪融化，以及全球性海平面上升现象”，这些证据充分证明“气候系统变暖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环保局的报告称：“史上最热的10个年份中有8个都在2001年之后。”环保局利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数据对未来进行了展望：“在21世纪结束之前，预计全球气温升高的平均幅度（相比1990年前后的平均气温）取决于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和气候敏感性假设，而且变化幅度非常大，在1.8摄氏度到4摄氏度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为平均气温变化幅度设定的2摄氏度的界限都会被超越。因此，全球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几乎肯定会落在我们头上。 [32]
与环保局发布危害发现报告的时间离得很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于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经济学人》在2010年11月的封面报道中称：“在哥本哈根峰会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预防严重的气候变化的努力越来越弱了。”随后，这篇文章讨论了“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并支持从预防向适应气候变化转换。换句话说，它支持《冷静一点》倡导的方式，而不赞同《难以忽视的真相》呼吁的做法。 [33]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在巴黎举行。会议的主要成果——《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代表了各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的进展。不过，如何评估取得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各国在会议召开前的预期。2015年12月16日，两位备受尊敬的作家发表了两篇评论文章：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的文章标题是“《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是应对气候问题之路上的又一个错误的‘转折点’”；而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观点正好与威尔相反，他的文章标题是“《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非常了不起”。 [34]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专栏作家对这次会议的预期都很低。威尔认为，任何能让近200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协议“基本上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鼓励缔约国自愿遵守，对它们的期望也不会太高”。弗里德曼得出的结论是，那些比较低的期望被“完美地”满足了。 [35]
但是，两位专栏作家评价《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角度存在根本性不同。威尔从富兰克林和爱迪生时代的优势写起。也就是说，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化石燃料带来的好处上，并指出化石燃料是“持续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科学和技术保持活力的必要前提”。最后，威尔直言不讳地说：“燃烧煤炭对环境造成的危害（释放二氧化碳、放射物和汞）相较于它在环境和其他方面带来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 [36]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弗里德曼以危机时代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如何减轻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严重危害。他从《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看到了巨大的希望，他认为许多国家“愿意制订可验证的减排计划，以及稳定减少本国的碳排放量”，这意味着将全世界的碳浓度控制在理想水平上，使气温增幅不高于2摄氏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还希望所有国家都能通过《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恢复彼此之间的“建设性接触”，从而在2050年前后彻底停用所有化石燃料。有趣的是，他倾向于靠市场来实现这一目标，具体来说就是为碳排放明码标价。 [37]
《华尔街日报》认为，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自我标榜的成功“从根本上看不过是一个幻想和一次贿赂”。试图凭借“没有强制力的自愿机制”达到目标，只是一个幻想。《华尔街日报》所说的“贿赂”是指在2020年之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资金。 [38]
在各种各样的因素和想法的驱动下，无数人发表了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的看法。奥巴马总统说，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最艰巨的挑战，其难度不小于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和阿富汗战争。 [39]
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也很重视这个问题。2015年5月24日，他在教皇通谕《愿你受赞颂：论爱惜我们共同的家园》中指出，我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的进展“非常小，令人遗憾”，化石燃料必须“被逐步替代，这项工作不容迟疑”。教皇是在一个非常宽泛的背景下提出这些观点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虔诚的语气。他提及了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的一系列环境问题，还将环境问题与贫困联系在一起，指出“同样的心态不仅阻碍人们采取有力措施去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也阻碍人们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 [40]
奥巴马总统的《清洁能源计划》
美国最高法院将处理全球气候问题的权力交给了环保局，奥巴马总统应该如何使用这项权力呢？鉴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没有制定全球性政策，奥巴马是否会单方面采取行动呢？从2015年8月3日美国环保局公布的“清洁能源计划”草案中可以看出蛛丝马迹。环保局称该计划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并且说“它是美国处理发电厂碳污染的首个国家标准”。环保局还在同一天发布了适用于基本负荷较大的新建发电厂的污染物排放监管标准，这意味着传统的燃煤发电厂已成为历史。环保局要求所有新建的燃煤发电厂都必须使用新技术，比如高效的燃煤发电技术，以及碳捕获与封存技术。 [41]
该计划草案共1500页，很少有人真的读完它，但坚决支持或者强烈反对它的人却为数不少。“清洁能源计划”要求电力供应商必须在2030年之前，将既有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32%，这个目标需要联邦政府和各州合作完成。从本质上讲，由联邦政府确定各州的减排量，由各州制订计划，以实现减排目标。为此，环保局针对全美同时发布了每兆瓦时的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和以吨为单位的二氧化碳减排总量。 [42]
环保局分三个“模块”解释了排放标准和减排总量是如何确定的。一是“通过提高燃煤发电厂的热耗率”，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二是以“既有的低排放天然气发电厂”取代既有的燃煤发电厂，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三是以“新的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和太阳能）替代现有的燃煤发电厂，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43]
此外，环保局还解释了实施“清洁能源计划”的必要性。环保局经常依靠其他权威组织，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环保局的危害发现报告就十分依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数据。在解释“清洁能源计划”的必要性时，环保局利用了危害发现报告，也用到了其他报告。比如，环保局引用了“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2014年发布的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的现象正在发生，美国也不例外”。 [44]
实物证据只要能找到，就都是第一选择。环保局使用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的一张表示几十万年来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图表，从这份取自冰芯的实物证据可以看出，历史上二氧化碳的浓度为200ppm~300ppm，但现在已经高达400ppm。这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告：当今世界正徜徉在一片未知水域之中。
环保局还为“清洁能源计划”找到了法律依据，但法律界的争论涉及该计划方方面面的具体内容。2016年2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要求复审的申请得到批准后并由最高法院复审之前，暂缓执行“清洁能源计划”。由此可见，这项计划遭到了法律界的阻碍。《华尔街日报》称暂缓实施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纽约时报》则称其为“不同寻常的决定”。 [45]
美国的环境组织之一塞拉俱乐部的律师布鲁斯·尼尔斯（Bruce Nilles）说：“在诉讼环节，美国最高法院还从来没有做出暂缓执行的裁决。他们只在死刑案件中才会这样做。”从尼尔斯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最高法院做出暂缓执行裁决的理由。如果最高法院没有阻止，环保局就有可能继续实施“清洁能源计划”，直到发现这项计划违背了美国宪法。就像死刑案件一样，一旦执行就无法补救了。 [46]
减排政策留给世人的遗产
现在，致力于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减排政策在电力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通过“清洁能源计划”对既有发电厂的管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新建发电厂的约束，美国环保局将对电力行业的所有重大决策产生影响。比如，是否建造新的燃煤发电厂，以及既有的燃煤发电厂是否以及何时停止运营。此外，环保局对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性质和增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要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32%的减排目标，替代化石燃料的可再生能源必须发挥主要作用。环保局也将进一步推动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厂的建设。
令人失望的是，环保局并没有就如何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公众投票，更不用说就“清洁能源计划”中的激进方法及减排标准进行辩论了。如果没有国会的投票，预防还是适应变化等关键性决策问题就无法通过辩论加以解决。此外，单方面采取积极预防措施的风险在于，美国人民最终可能需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买两次单。一方面，为了预防全球气候变化，美国人需要单方面减少美国的排放量。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美国人也需要付出代价，因为美国一国的政策根本无法阻止全球气候变化。如果除了碳排放之外，其他因素也会导致全球气候变化，那么，不管其他国家是否履行了应尽的职责，美国人都要为适应气候变化付出代价。
在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美国国会理应进行公开辩论和公众投票。法庭裁决并不是可行之道。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开诚布公，达成并遵循一个有效的折中方案。但是，在这个时代，这似乎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目标。
2017年3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重新评估“清洁能源计划”。重新评估有可能导致该计划被废除或被替代，但不管结果如何，全球气候变化对于当下和未来的电力业务而言都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
[1]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nnouncing the Clean Power Plan,”Whitehouse.gov,August 3,2015,accessed October 1,2016,<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8/03/remarks-president-announci-clean-power-plan>.
[2] “The Nobel Peace Prize 2007,”Nobelprize.org,accessed October 1,2016,<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07/>;“Al Gore,Climate Panel Share Nobel Peace Prize,”National Geographic,October 12,2007,accessed October 1,2016,<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07/10/071012-peace-nobel.html>.
[3] “Sources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accessed October 1,2016,<https://www.epa.gov/ghgemissions/sources-greenhouse-gas-emissions>.
[4] J ohn M.Broder,“Obama to Go to Copenhagen with Emissions Target,”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5,2009,accessed October 1,2016,<http://www.nytimes.com/2009/11/26/us/politics/26climate.html?_r=0>;“The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Waxman-Markey Bill),” Center for Climate and Energy Solutions,accessed October 1,2016,<http://www.c2es.org/federal/congress/111/acesa>.
[5] Lokenath Debnath,“A Short Biography of Joseph Fourier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Fourier Series and Fourier Transform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no.5 (2012): 595;John Tyndall,“The Bakerian Lecture: On the Absorption and Radiation of Heat by Gases and Vapours,and on the Physical Connexion of Radiation,Absorption,and Conduction,”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151 (1861),accessed October 1,2016,<http://web.gps.caltech.edu/~vijay/Papers/Spectroscopy/tyndall-1861.pdf>;Mike Hulme,“On the Origin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John Tyndall’s 1859 Interrogation of Nature,”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 64 (2009): 123,accessed October 1,2016,doi: 10.1002/wea.386;Svante Arrhenius,“On the Influence of Carbonic Acid in the Air upon the Temperature of the Ground,”Philosophical Magazine and Journal of Science,ser.5,vol.41 (April 1896): 267–69,accessed October 1,2016,<http://www.rsc.org/images/Arrhenius1896_tcm18-173546.pdf>;Geoffrey Parker,“Lessons from the Little Ice Age,”New York Times,March 22,2014,accessed October 1,2016,<http://www.nytimes.com/2014/03/23/opinion/sunday/lessons-from-the-little-ice-age.html?_r=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