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不在历史的教训中吸取教训就是人类最重要的历史教训。
——阿道司·赫胥黎（1959） [1]
了解历史的教训是人类预测未来的第一个重要步骤。然而，阿道司·赫胥黎警告说：“人类从不在历史的教训中吸取教训就是人类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所以，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历史给了我们什么教训，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些教训？今天，验证赫胥黎的话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看看历史的教训是否有意或无意间体现在富有魅力、有时又充满争议的商业领袖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梦想之中。在马斯克创立的三家公司中，有两家是电力企业，都专注于革新。远大的目标、几次与失败擦肩而过的经历，以及取得的成功（这一点更重要），让马斯克跻身名人之列。 [2]
雄心勃勃的梦想
在创业阶段，马斯克的两个初创企业都取得了成功。他的第一个企业是Zip2公司，Zip2是一个与地图捆绑的企业名录，马斯克称它是“一个真正先进的博客系统”。Zip2后来被康柏公司以3.07亿美元收购，马斯克和他的哥哥大约赚了3700万美元。他的第二次成功创业是基于互联网支付这项颠覆性技术，并因此成为贝宝（PayPal）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尽管马斯克因遭到排挤而离开贝宝，但当贝宝被易贝（eBay）收购时，他仍然拿到了大约2.5亿美元。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马斯克敢于冒险，把他的大部分资金都投入了三家革命性的企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特斯拉汽车公司和太阳城公司。 [3]
SpaceX公司接受公共客户和私人客户的订单，服务内容包括建造并发射运载火箭，将卫星送入轨道，以及为国际空间站提供补给。在选择核心商业战略时，马斯克决定在美国白手起家制造火箭，他的理想就是成为成本最低的供应商。经过3次失败和6年的不懈努力，SpaceX在2008年9月首次成功发射火箭，并成为航天领域第一家将液体燃料火箭送入绕地球运行轨道的私营公司。埃隆·马斯克说：“我们想成为航天发射领域里的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它们的航班飞行成本远低于其他同行，安全记录非常好，准点率也非常高。”最终帮助SpaceX公司降低成本的是它们研发的可重复使用的火箭。不过，低成本火箭只是SpaceX的一个短期目标，它的最终目的是移民火星。是的，这就是SpaceX的终极目标：如果地球上的一切都不再适合人类生存，就创造出一颗备用的行星。从这一点足可以看出，马斯克为什么以目标远大著称。 [4]
特斯拉汽车公司的核心业务是生产电动汽车。马斯克建立该公司的动机比较务实，但也是雄心勃勃：可持续地缓解全球气候变化。与SpaceX公司开发火箭一样，特斯拉汽车公司从一开始就开发电动汽车，并投产制造。此外，SpaceX的一些创新实践也让特斯拉公司受益匪浅。锂电池成为特斯拉汽车的动力来源，马斯克计划让他位于内华达的超级电池工厂于2020年开足马力，生产锂电池。有特斯拉和另外一些公司专门制造电池，马斯克希望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大幅降低电池成本。 [5]
太阳城公司是马斯克的表兄弟彼得·赖夫（Peter Rive）和林登·赖夫（Lyndon Rive）创建的企业，马斯克是该公司的主要投资人和领导者。该公司最初的主营业务是为家庭和商业建筑安装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即太阳能电池板，并为相关创新活动提供资金。刚开始，太阳城公司利用全球供应过剩以致价格低迷的良机，购买所需的太阳能设备。不过，像它的姊妹企业一样，太阳城公司后来也着手在美国制造自己的太阳能设备。2015年4月30日，马斯克发布了一组与太阳城公司（以及特斯拉汽车公司）关系密切的设备：基于锂电池的家用电能存储设备——Powerwall电池，以及适用于商业用户的储能方案——Powerpack电池组。 [6]
马斯克对电力行业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他的两家公司。一是他掀起了需求侧革命。电池驱动的特斯拉汽车可以用现有的电力系统——电网，或者太阳能及其他未接入电网的设备完成充电，通过这些电动汽车，马斯克可以培养出新的电能用户。二是他掀起了供给侧革命。马斯克决心创造一种新的供电系统，来替代传统电网。马斯克明确表示，最终家庭或商业建筑的业主可以将屋顶的太阳能电池板和电能存储设备结合在一起，从而减少对电网的依赖。当太阳升起时，这些组合设备就可以满足用户的电力需求，同时把在白天生产的多余电能储存到存储设备中；当太阳落山后，储存的电能就会被用来满足用户晚上的电力需求。屋顶的太阳能装置与Powerwall电池的存储能力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电力系统。我们可以称为“个人能源”，但未来有一天它或许可以与电网形成竞争之势。
当然，马斯克也不乏批评者，他的三家企业也不一定会成功。2015年，阿什利·万斯（Ashlee Vance）在他写作的马斯克传记《硅谷钢铁侠》中引用了一些批评者的言论。有人轻蔑地说特斯拉汽车“不过是一个毫无创意、过度炒作的玩具”。（随后，特斯拉公司宣布特斯拉Model 3汽车的售价为3.5万美元起，Model S的售价则不低于7.5万美元。）许多人认为，特斯拉公司和太阳城公司的生产和销售都是有补贴的，并暗示这些补贴才是马斯克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然而，还有一些人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待马斯克，把他与当下的发明家相提并论。贝宝的创始人之一彼得·蒂尔（Peter Thiel）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创新，他同时为创新的日渐式微感到惋惜。他说：“我们需要能飞的汽车，却只得到了140个字符 [7] 。”马斯克把注意力都放在火箭、电动汽车和太阳能设备上，并且押上了他的全部身家。从这个角度看，马斯克的理想确实很伟大。 [8]
马斯克是一位靠真刀实枪搏杀成名的英雄。无论从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看，还是从他实现目标的方式看，马斯克都是一位英雄，甚至称得上是一位老式的美国英雄。他正在尝试通过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来彻底改变太空运输，通过造型优美、动力强大的电动汽车彻底改变道路运输，通过有能量存储功能的屋顶太阳能电池板来彻底改变家庭的供暖和制冷。此外，他致力于开发的设备都是从零起步、从无到有的。像所有典型的企业家一样，他白手起家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然后把他的所有财富全部投到了他的三家公司里。
他的这些英雄创举，令人由衷地佩服。然而，成功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唾手可得的。媒体日复一日地明确告诫他正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我们可以看看下面4个例子。第一，他面临着标准的金融风险。2016年，他提议合并特斯拉公司和太阳城公司。有人认为这是危险之举，因为他打算合并的这两家公司都需要巨额的现金投资。还有人担心，如果太阳城公司破产，就会把特斯拉公司也拖下水。 [9]
第二，如果电动汽车的终极目标是无人驾驶汽车，那么媒体对2016年一辆带驾驶辅助系统的特斯拉汽车在佛罗里达州致人死亡事件的广泛报道，就充分说明了其中的风险。据优步、来福车等公司反映，全世界的消费者是否愿意放弃汽车的所有权和驾驶权，是一个风险更大的问题。 [10]
第三，马斯克通过他的超级电池工厂，把重注押在锂电池上。2016年，三星公司因锂电池爆炸而召回部分智能手机。2013年，被称为“梦想客机”的波音787飞机因锂电池起火被勒令停飞而登上了媒体头条。从此以后，电池着火的风险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斯拉汽车有一个冷却系统，专门用于应对这种风险。）第四，2016年9月，SpaceX公司的一枚火箭在发射台上发生爆炸。 [11]
尽管面临这些风险，马斯克还是在2016年7月发布了特斯拉的总体计划：“开发无缝集成电池储存的太阳能屋顶，扩大电动汽车生产线到各个主要交通领域，开发安全性为人类驾驶员的10倍以上的无人驾驶系统，让你的车在你不用车时为你赚钱。”与此同时，马斯克也没有忘记移民火星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他相信，人类将在10年内登上火星。 [12]
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有时我们很难判断马斯克正在打造的是不是一份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马斯克可能正在引领电力行业的一场革命，一旦成功，就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实现电力的大众化。然而，要看清这一点，我们还必须结合历史的教训，去了解马斯克做出了哪些努力。
历史的教训
马斯克的梦想能否反映出历史留给真正的发明家的教训呢？总的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他的梦想在技术方面可能与爱迪生、威斯汀豪斯和特斯拉一脉相承，在政治或融资战略方面，则与英萨尔遥相呼应。此外，马斯克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他认为，在富兰克林、法拉第、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等人完成的科学突破中，这份尊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马斯克的梦想只能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但是我们惊喜地发现，他从电的发现和应用过程中发生的那些重要事件里吸取了一些教训。
从末端入手
在爱迪生时代，支持直流电系统的爱迪生与支持交流电系统的威斯汀豪斯都是从末端入手，开始各自的设计。也就是说，先关注电的实际应用，或者说“最终用途”。爱迪生最先关注的是灯泡，他不辞辛苦地寻找最适合的灯丝材料。然后，再着手发明电力系统的所有元素，包括发电设备（发电厂）和把电能输送给灯泡的输电线路。威斯汀豪斯最先关注的是尼古拉·特斯拉设计和制造的交流电动机，然后再研究交流输电系统。有了这套输电系统，他才能把发电厂生产的电能输送到用户那里，而且不受距离的限制，也不受用户的分散程度的限制。
由于成本加成定价机制使利润成为大型发电厂的工作目标（利润是赚钱的保证，也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因此有很多年电力行业一直没有把注意力放到最终用途上。至于服务于特殊的最终用途的创新工作，即使有人关注，关注程度也极低。在危机年代，人们的注意力终于开始集中在最终用途上，但原因却非常简单：人们认为电力生产对环境造成了危害，因此确定了节约用电这个目标。人们的注意力甚至重新回到了灯泡上，新的联邦法律颁布后，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泡被禁用，因为人们认为白炽灯的效率比不上紧凑型荧光灯。 [13]
不过，在马斯克之前，电力公司的创新者们几乎都没有主动地把注意力集中到电的最终用途上。现在，马斯克开发了新技术，希望借助特斯拉电动汽车和投资者的力量创造新的最终用途（甚至是新的消费者）。他还把注意力放到了太阳城公司开发的太阳能屋顶上，加上Powerwall电池组的存储能力，旨在创造出“个人”发电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斯克发现了创新的最大动力。
相互借鉴与合作
爱迪生和威斯汀豪斯的实验室人员要么是知识渊博的通才，要么是掌握特殊技能的专才。爱迪生在门洛帕克实验室里打造了一种新的发明文化，当然，他还为广大的商业领域贡献了非常重要的技术，除了电力技术以外，还包括电报、电话和电影等。威斯汀豪斯的加里森实验中心也有其独特的发明文化，他还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包括尼古拉·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也在多个行业，尤其是铁路安全领域，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并发现远距离电力传输是交流系统的核心。他们在发明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相互借鉴、相互协作的文化，并为我们带来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技术。
继他们之后，马斯克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电力行业，也培养了诸多人才。有人可能会认为，他的培养方式比威斯汀豪斯的温文尔雅的教导要严厉一些，但是无论如何，这确实是一种有效的培养方式。
说到这个问题时，曾在SpaceX公司做了5年招聘工作的多莉·辛格（Dolly Singh）打了个比方：“玉不琢不成器，埃隆·马斯克就是最出色的玉器工匠。”她承认，虽然马斯克给每个人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也鼓舞了很多人。辛格讲述了在2008年8月2日SpaceX火箭发射失败之后发生的事情。马斯克径直穿过那些媒体记者，走到他的团队面前。他提醒他们，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它就是火箭科学。马斯克向他们保证，SpaceX将提供财务上的持续支持，因此他们可以不断地尝试。马斯克对他们说：“至于我，我永远不会放弃，我再强调一遍，我永远不会放弃。”不到两个月，2008年9月28日，SpaceX成为第一家把液体燃料火箭送入绕地球运行轨道的私营公司。领导力不是用来讨每个人的欢心的，而是让每个人获得成功的。 [14]
马斯克还借鉴了其他行业的专业知识，比如，笔记本电脑和其他移动设备使用的最新锂电池技术，显然为他的电动汽车和电能存储设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马斯克正计划通过他的超级电池工厂实现规模经济，这一战略将应用于特斯拉电动汽车和Powerwall电池组这两种产品。马斯克还把SpaceX公司的一些主要制造技术引入了特斯拉汽车公司，为电动汽车的制造提供了灵感和知识。就像我们通过广角镜头研究发明和电的历史一样，埃隆·马斯克似乎非常善于激励团队从他的公司中汲取灵感。100多年前，爱迪生和威斯汀豪斯同样深谙此道。 [15]
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力量
人类对电的理解是基于有史以来最惊人的科学发现，这是电与其他传统能源的一个区别。这不是说科学对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不重要，而是说科学研究在电的历史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其他传统能源所不具备的特点。爱因斯坦说过，电不仅仅是19世纪和20世纪科学发现道路上的一站，对电的研究本身就是一条科学发现之路。因此，人们对电力领域的科学发现寄予了更大的希望。电力领域的第一波科学发现是在富兰克林时代，富兰克林、法拉第和麦克斯韦都对比做出了贡献。经历了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在爱迪生时代和大规模时代，特斯拉和爱因斯坦引领了两次科学突破。虽然在此过程中电力行业在监管方面陷入困境，但仍然没有忘记激励技术创新。2016年，在电学和电力行业的最新一次革命中，埃隆·马斯克或许是最合适的“火炬手”。
今天，讨论电力行业的文献资料不计其数，但鲜少有人提到科学发现，就好像所有开创性的科学发现都已经穷尽，再也无法掀起新一轮的发现浪潮。毫无疑问，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面对美国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耗和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担忧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科学这口深井已经干涸。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科学对于电力行业来说都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重拾对科学的关注和兴趣。
科学家也很重要，富兰克林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作为一名科学家，他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帮助他坐上谈判席的原因，他通过谈判与法国成功结盟，最终确保美国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也许公众不能期望再次得到如此影响深远的回报，但是科学家为人处世的方式仍然值得后人学习。麦克斯韦对法拉第的尊重，以及爱因斯坦对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尊重，都是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有了富兰克林、法拉第、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这些好榜样，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家们可以为科学研究贡献智慧，与此同时，科学家们的发明也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其他方面的许多争论和冲突。试想一下，在全球气候变化和页岩气开发等问题上，如果大家都坐下来，用文明的语言平和地讨论具体问题，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呢？结合医学的突破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和科学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
就像爱迪生一样，马斯克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开发新产品，而不是把科学研究本身作为一个目标。在他的远大理想中，这些产品中蕴藏着先进的科学思想，例如火箭科学、个人电能存储技术。据我们所知，马斯克研发新产品的动力都来源于科学。对他来说，SpaceX是移民火星的一条途径，特斯拉汽车公司和太阳城公司的宗旨则是缓解全球气候变化。他选择了太阳能光伏发电，是再一次把赌注押在科学进步上。未来能否实现大幅降低成本这个愿望，取决于制造业和材料科学能否取得重大进展。马斯克似乎对太阳城公司自行制造而不是外购太阳能电池板的商业战略押下了双倍赌注。此外，马斯克在谈论当下的主要问题时从来都毫不顾忌，他直白地表示反对发展人工智能（他对人工智能的这种态度的确非常有意思）。 [16]
为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力打开一扇门
新的电力技术对经济的影响并没有完全体现在电价上。技术变革不完全是为了获得更廉价的能源，还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力。从水力到蒸汽动力的转变影响了经济，表现在工厂无须再依水而建，而可以建在更接近用户和员工的地方。摩尔斯电报——“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以间接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力，使许多其他行业可以不断扩大规模和业务范围。尼古拉·特斯拉的交流电动机的重大经济影响力在于，它为人们重新设计工厂创造了条件，工人们不必再被拴在地下室的蒸汽机旁边，考虑的核心问题变成了如何对产品制造最有利。在国家舞台上，政府主持建造的胡佛水坝给加州沙漠送来了水，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奇迹，乔治·米歇尔启动的页岩气革命改变了能源的未来，并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缓解搭建了一座桥梁。
然而，相较爱迪生时代和大规模时代，预测危机时代的技术变革的影响力难度更大。在危机时代，技术变革的驱动力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空气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危害。鉴于此，我们必须考虑这些新技术是否会带来积极的经济影响力。在当下这个时代（科学研究的动力不足，党派之争与骇人听闻的事件层出不穷），人们很难对新技术到底是带来了好处还是造成了危害做出公平公正的评估。
马斯克的行动并没有立即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力，但他可能打开了这样一扇门。因为新技术的发明有其特定的最终用途，而且毫无科研基础，因此令人心动的变革机会随时都会出现。比如，马斯克正在生产的是一种新型汽车，而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电动汽车。万斯指出，2012年，特斯拉的“Model S汽车获得了《汽车族》（Motor Trend ）杂志的年度汽车提名”。万斯还断言：“特斯拉Model S不仅是最好的电动汽车和有史以来最好的汽车，也是人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汽车。”此外，特斯拉是目前汽车行业中的战略竞争者，因为它制造汽车的平台与其他汽车企业迥然不同，它的制造方式，包括制造“发动机”（即锂电池）的方式，也与其他汽车完全不同。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这个新平台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内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它可能会刺激人们对新材料、新制造方法产生兴趣，进而开创出新行业。它对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可能要在特斯拉和其他电动汽车成为引发交通行业革命的基本工具之后，才会以无人驾驶或自动驾驶汽车的形式体现出来。 [17]
此外，马斯克的企业都在美国境内（至少目前如此）。也就是说，他的这三家企业将会帮助美国在其他国家赢得竞争优势。虽然马斯克没有许下任何诺言，但他复兴美国制造业的行动可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他所依仗的“武器”，正如万斯所言，就是“软件、电子设备、先进材料和计算能力”的独特组合。 [18]
依赖公众的信任
爱迪生和威斯汀豪斯利用个人资本和私营公司来实现技术突破，因此在爱迪生时代，公众非常信任电力行业的私营公司。当英萨尔建议依据地理位置划分垄断权，并邀请政府对这些垄断企业的利润实施监管时，这种信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垄断权导致区域性垄断企业所覆盖的地理区域内的竞争无疾而终，但这些公司仍然是私营公司，而不是政府所有。
大萧条有可能促使政府掌握电力企业的所有权，毕竟，大萧条被视为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一败涂地的结果。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虽然将大萧条的责任归咎于包括英萨尔在内的大企业主，但他并不主张政府掌握电力企业的所有权。尽管罗斯福拆解了当时所有主要的电力控股公司，但在面临选择时他明确表示政府不会寻求掌握电力企业的所有权。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项目是一个例外，它是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的一个罕见的大规模实验，但它没有被复制，也没有成为政府监管的一个模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成功地解除了对电力行业的监管，或者至少通过竞争性改革打开了电力行业的大门。但随后，人们对竞争性改革的信心因为三个备受瞩目的事件而遭到削弱：2000年的加州电力危机、2001年的安然破产和2003年的大停电事件。这三件事可能是对私营企业而言最大的信任危机，而且对象也比大萧条更具体。这三大事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导致竞争性改革半途而废，但好在它们并没有阻止改革的步伐。
马斯克的三家公司反映了一些成熟行业正在面对颠覆性的竞争：SpaceX挑战的是航天行业，特斯拉汽车挑战的是汽车行业，太阳城挑战的则是电力行业。此外，这些公司追求的都是明确的战略性竞争优势。有效的竞争战略是马斯克成功的核心，因此马斯克需要依赖美国公众对私营企业的信任。
承认环境政策的主导地位
20世纪中叶，发生在多诺拉、纽约和伦敦的烟雾事件，通过引人注目的真实证据证明电力行业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从而为环境保护提供了早期动力。随后，蕾切尔·卡森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堪称环保运动的里程碑著作。它也强调了实物证据的重要性，并建议由企业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它们的经营活动没有对环境造成危害。从这个意义上讲，蕾切尔·卡森是现代环保运动的先驱，也是危机时代的使者。
近年来人们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斗争反映了环保主义者应对危机时代挑战的能力。最广为人知的斗争形式是“瓦克斯曼—马尔凯法案”，该议案建议制订一项复杂的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配额交易”计划。反对就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采取行动的人以为“配额交易”计划的失败为这次行动画上了一个句号，但环保主义者却转而借助法院的力量去实施他们的B计划。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在内的司法系统赋予美国环保局在现行法律下对汽车和发电厂等所有污染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实施监管的权力，从而为环保主义者开辟了一条道路。环保主义者的成功除了证明他们拥有强大的应对挑战的能力以外，还表明加强对电力行业的环境监管是不可避免的。
对温室气体排放实施严格监管的必然性，就是马斯克企业的立足之本。在很大程度上，他创立特斯拉汽车和太阳城这两家公司的初衷就是缓解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就是说，这两家公司把赌注押在靠环境政策推动其业务发展上。
重新确定监管范围
由各州对电力业务实施监管是英萨尔的建议，但很快就变成了整个美国的一致做法。不过，一段时间之后，法院开始禁止各州监管州际交易，控股公司是真正的原因所在。1932年，三个最大的控股公司控制了44.5%的美国电力生产业务。此外，它们还控制了大部分的州际电力销售业务，尽管这些销售业务只占全美总发电量的14%。1935年，随着《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和《联邦电力法》的出台，联邦政府获得了解散控股公司以及监管州际电力销售的权力。这些法案还规定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监管权限，一般来说，联邦政府对州际销售有监管权，而各州对州内销售有监管权。 [19]
多年来，关于监管权限如何界定的法庭争论一直没有停止。2013年，联邦法院在两个案件中分别裁定马里兰州和新泽西州的管理委员会无权命令该州的公用事业公司参与竞争性投标，建造该州认为可靠性电力服务必不可少的发电厂。最高法院于2016年4月对马里兰州的案件做出了最终裁决，并维持了其下级法院的判决结果。
由于未来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多种可以满足未来需要的技术构成了竞争关系，因此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实现电力行业技术组合的多样化。如果各州保留它们的监管权，可以命令公用事业公司建造或购买政府青睐的新型发电厂，那么美国的电力行业肯定能拥有多样化的技术组合，因为各州的情况大不相同。 [20] 上文中所说最高法院的裁决使这种多样性受到了质疑。如果法庭沿用三个月前在另一个案件中使用的原则，它可能就会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将监管权交还给州。 [21]
监管权限对于埃隆·马斯克的公司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参与的州和联邦项目对电动汽车、太阳能光伏发电和电能存储等技术的激励力度非常大。而这些案件的裁决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了州对特斯拉汽车、太阳城和Powerwall电池组的激励政策。此外，这些案件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法院何时应该在政策问题上尊重当局官员的意见，而不是把所有问题都视为法律问题并刻板地做出判决。让联邦计划和州计划可以共存的政策，才是正确的政策。
政府应该发挥目的性明确的作用
商业世界长期奉行的一个理论是，如果真的需要政府在新技术的开发过程中发挥作用，那么它应该在早期阶段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而在后期阶段则应该有所收敛。具体来说，该理论认为，新技术的开发需要经历研究、开发、演示发布和商业化4个阶段，政府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应该是在研究阶段，之后它的作用将逐渐减小。政府应该更多地参与研究，因为回报的不确定性会降低个人投资于技术研发的可能性。然而，纵观电力行业的历史，这个理论似乎明显被颠覆了。
至少在过去，政府在早期阶段的参与程度最低。在富兰克林时代，通过富兰克林、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等个体的努力，科学成果层出不穷。爱迪生时代亦如此，爱迪生和威斯汀豪斯（还有特斯拉）的研究要么靠自筹资金，要么靠个人投资。这可能只是时代基调的一种直接反映（直到大萧条时期，政府的作用才显著加大），但它确实颠覆了关于新技术研发四阶段的理论。
政府的第一次大规模参与源于英萨尔的监管协议。按照该协议，美国被划分为若干垄断性区域，然后以成本加成法确定电价。因此，政府的大规模参与不仅发生在商业化阶段，而且参与形式完全不同于以前。政府没有为任何阶段提供资金支持，而是启动了监管机制，在谁可以从事电能销售、电价如何确定等问题上掌握了决定权。因为英萨尔认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将有助于实现他当时的主要目标：让所有人都能用上电并用得起电。事实证明，英萨尔的观点是正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发生了变化，实现目标的策略也必须随之改变。今天人们挂在嘴边的主要目标是缓解全球气候变化。与此同时，最常见的实现目标的策略是指定“官方技术”，并且提供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补贴。现在，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官方技术，并且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助和各州政府的许可。
马斯克的公司充分享受到这些资金和许可带来的好处，但它们也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称，政府对这三家公司的补贴总计多达49亿美元，并且暗示马斯克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补贴。马斯克驳斥了这个观点，理由是他的企业得到的补贴与其他能源企业得到的补贴并无多大差别。尽管如此，政府“挑选赢家”而没有让所有企业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博弈的做法，仍然引起了人们的质疑。政府必须发挥新的、目的性十分明确的作用，必须清楚阐明目标，还要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全面、具体的策略。 [22]
透过广角镜头做决策
要了解过去、预测未来，决策者们必须透过广角镜头来考虑所有事（包括可能发生的危机）。
对于马斯克和他的企业来说，这个历史教训意味着他们必须考虑若干不那么直接的因素，并理解它们的重要性。特斯拉电动汽车代表的不仅仅是传统内燃机与锂电池“引擎”之间的直接竞争。电动汽车的出现可能会颠覆整个汽车行业，包括向无人驾驶汽车的转型。电可能成为这些汽车的首选能源，一旦取得成功，就将大大提升特斯拉汽车的销售业绩。 [23]
法律、政策、地缘政治和金融也很重要。特斯拉汽车公司面向美国零售客户的销售受到传统汽车经销商的挑战，理由是长期存在的州法律要求汽车制造商只能通过特许经销商销售汽车。与此同时，不断提高传统汽车燃油效率标准的政策又为电动汽车的市场推广创造了竞争优势，因此，马斯克支持这些政策。在全球范围内，锂的需求激增引发了人们对其供应源的担忧。一些人说，锂的供应量有70%来自三个国家，即智利、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也有一些人指出新的供应源已经出现，其中一些位于美国境内。最后，鉴于英萨尔和安然公司的财务丑闻，有人对马斯克慷慨投资自己公司的行为提出了质疑。 [24]
前进的道路
第二次电力系统之争
除了本章开头引用的赫胥黎的话以外，还有两个人就历史的教训发表的著名言论也值得我们铭记。第一个人是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他说：“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第二个人是马克·吐温，他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地相似。”电力行业就曾发生过两个惊人地相似的历史事件：第一次电力系统之争和第二次电力系统之争。 [25]
几十年前，爱迪生公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这两个电力行业巨头因为电力系统的统治权而展开了竞争。最后，威斯汀豪斯公司取得了胜利，它的交流电系统被证明比爱迪生公司的直流电系统更有价值。这个故事还有一个重要的后续情节：在英萨尔的帮助下，威斯汀豪斯的电力系统还击败了有轨电车和汽车制造厂等大客户的自发电系统。交流电系统赢得了胜利，因为它满足了用户的需要：人人用得上电也用得起电。由于电力系统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电价大幅下降，成本加成价格监管机制又为这两种经济模式创造了条件。从这个角度看，交流电系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使仅从工程技术层面看，它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2003年，美国国家工程院将电气化评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工程技术成就。 [26]
假设现在有一些新兴的电力系统证明了它们的技术优势，用户还会选择交流电系统吗？这个发电厂分散各处、输电网纵横交错的电力系统仍然是最佳选择吗？如果这套系统仍然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用户就会继续选择它。今天，用户仍然希望人人用得上电也用得起电，但他们还有其他需要，比如，电力系统有更高的本地或“门阶”可靠性，更好的环境绩效，以及更明确的选择权。
极端天气事件加剧了人们对门阶可靠性的担忧。虽然交流电系统总体上是可靠的，但用户希望即使在暴风雨天气条件下，家、办公室和工厂里的灯也不会熄灭。人们对2012年的超级飓风“桑迪”在新泽西州造成的破坏仍心有余悸，其中包括失去电力服务所造成的损失。尽管人们普遍清楚这一巨大损失，但是在当地一家公用事业公司提议投入巨额资金，以防止未来该地区再次失去电力服务时，用户们经过商议，最后只同意承担31%的资金。这可能是因为消费者没有看到投资地区电网、提高门槛可靠性的做法会带来什么样的回报。此外，媒体频繁报道极端天气、网络攻击乃至恐怖袭击都可能造成电力服务中断，导致公众对地区电网的可靠性产生怀疑，这可能是一个更普遍的原因。 [27]
在满足用户的这三个需求时，电网的竞争对手如何取胜呢？电网有一种通常被称为微电网的可替代技术。微电网仍然是一个电网，它根据电力需求供应电能，但规模要小得多。近年来，普林斯顿大学的微电网受到了广泛关注。在门阶可靠性方面，它的表现为它加了不少分。在超级飓风桑迪肆虐期间，微电网做到了让灯光不灭。在环境绩效方面，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微电网在内的所有微电网似乎都有很好的表现，因为它们可以调动各种资源为用户服务。这些资源包括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需求侧资源（比如供应紧张时停止用电），以及天然气发电厂等传统资源。与此同时，消费者选择权是普林斯顿微电网建立的主要动机，普林斯顿大学可以选择是从电网还是从微电网获取电能。 [28]
电网的另一个竞争对手——个人电力系统，也有很好的表现。马斯克的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说过，太阳城公司的太阳能屋顶和Powerwall电池组的组合将起到个人电力系统的作用。就本地可靠性而言，Powerwall电池组的作用就是为电网的电力中断做准备，它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常好。如果个人电力系统的大部分电能都是由太阳能屋顶提供的，那么它在环保方面的表现也会很好。消费者选择权是这个系统的功能之一，因为用户可以自主选择是从电网购买电能还是从个人电力系统获取电能。
这些新兴技术为第二次电力系统之争创造了机会。事实上，这是规模较小、区域性的爱迪生式电力系统（以微电网和个人电力系统为代表）和威斯汀豪斯式大规模电网展开的又一场竞赛。第一次交锋标志着向交流电系统的重大良性发展，第二次交锋可能会带来同样的好处，它会改善电力系统在用户心目中的门阶可靠性和环境绩效，并为用户提供多种选择。这并不意味着微电网和个人电力系统的成本不高，也不意味着所有的技术和政策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同样没有说他们很可能会获胜。然而，历史表明，规则和法律必须为公平的斗争让路。
第二次电力系统之争也可以被视为是电力的第二次大众化。英萨尔决定为所有人提供电力服务，从而推动了电力的第一次大众化的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微电网和个人电力系统可能会推动电力的第二次大众化的进程，因为它们允许个人用户对电力系统的可靠性、环境绩效和根据用户需求量身定制的选择机会进行“投票表决”。
碳排放税、税制改革和政策清除
成本加成定价机制使人们失去了投资开发新技术的动力。如果新技术研发成功，公用事业公司最多只能赚取标准利润；如果新技术不成功，公司就赚不到任何利润甚至蒙受损失，那么公用事业公司为什么要冒险投资开发这项新技术呢？为了应对这种动力不足的情况，政府指定了“官方技术”。核电曾经也是一种官方技术，艾森豪威尔在《让原子能为和平服务》的演讲中指出，核能发展的总体目标就是让核能成为“冷战”中的一种经济武器。根据这个目标，美国政府为核能发展提供了补贴。
随后，总体目标发生了变化，现在的目标是为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服务。官方技术也发生了变化，先后为风能、太阳能、清洁煤、微电网和个人能源。用于实现这些官方技术的工具和手段也各不相同。在资金方面，有税收优惠（比如生产税减免、投资税减免）、贷款担保、现金补贴和研发基金。除了钱，还可以使用行政手段。比如，美国的2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有规定，要求当地的公用事业公司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一定比例的电能。 [29]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可以采取对碳排放明码标价（收税）的方式，以取代补贴和行政命令。改为征收碳排放税之后，政府“挑选赢家”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因为许多“赢家”其实都是输家。征收碳排放税也为碳排放技术提供发展动力。值得注意的是，采取这种方式之后，企业可以立刻投入资金进行预防性控制，也可以先缴纳碳排放税，等到必要的时候再进行调整。
对于那些非常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人来说，碳排放税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广泛而永久的激励措施。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把征收碳排放税当作所得税改革的一种方案，那么那些不太关心全球气候变化的人可能也会接受这种做法。也就是说，用对不受欢迎的行为（碳排放）征税的方式，来取代针对受欢迎的行为（明智投资、辛勤工作）征税的方式。在碳排放税和税制改革达成这种妥协之后，就有可能出台第三种政策，即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实施“政策清除”，也就是说，针对官方技术的授权和资金支持都将被取消。
比尔·盖茨、埃克森美孚公司、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詹姆斯·贝克三世（James BakerⅢ）等有影响力的人物或企业都建议给碳排放明码标价。展望未来，除了碳排放税、税制改革和政策清除以外，可能还会出台许多类似的新政策。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摆脱乱象纷呈的意识形态斗争。政府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认真思考如何实现当前的主要目标，而不要因为政府规模等抽象概念分散注意力。同样，正如比尔·盖茨所提议的那样，未来必须建立在一系列新技术（有些技术现在甚至无法想象）的基础上，而不能局限于今天的风能和太阳能技术。 [30]
历史留给世人的遗产
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拓宽视野。一方面，历史可以引导政策制定者跨越时空，因为昨天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对今天发生的事情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历史还可以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推动变革的所有因素，包括科学技术、政治和地缘政治、监管政策、法律和法院、商业策略、经济学以及包罗万象的“文化”。
在电力行业中，体现历史作用的例子俯拾即是。如果错误地认为电的历史开始于爱迪生时代，就会错过富兰克林、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科学发现。他们的科学发现都是电的早期历史中的精华，如果错过，我们就会曲解历史，也无法看清未来。
在尼古拉·特斯拉的电动机出现之前，人们还无法衡量瓦特蒸汽机的全部意义。瓦特蒸汽机使制造商依赖于（有人说是痴迷于）机械动力，这说明制造商急于尝试新的、更好的动力源，比如特斯拉的交流电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瓦特的创新为特斯拉的创新奠定了基础。由于电动机被从地下室解放出来，人们得以对工厂布局进行卓有成效的重新设计，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力。
同样，如果不考虑漫长历史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第一次电力系统之争、安然破产等，人们对电力行业的信任就无法维系。透过广角镜头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监管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合并浪潮，再到21世纪呼吁建立区域性输电组织，4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电力行业的竞争性改革才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如果没有历史的视角，就不会看到20世纪80年代解除对天然气和电力的监管为今天的页岩气革命播下了种子。
因此，回溯历史可以让我们在特定的时间找到不寻常的证据。比如，有人说科学和信仰不能共存，而且信仰会阻碍科学进步。迈克尔·法拉第的生活和工作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反例，法拉第的信仰对他开创性的科学突破几乎没有造成任何阻碍。事实上，由于法拉第信奉唯一的神，因此他全心全意地寻找力的统一性。法拉第发现的电与磁之间的联系今天仍然是电力和电信业务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