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消失
[德]韩炳哲 著
吴琼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同质化的恐怖
全球化与恐怖主义的暴力
真实性的恐怖
恐惧
门槛
异化
对抗体
目光
声音
他者之语言
他者之思考
倾听
版权页
同质化的恐怖
他者（der Andere）的时代已然逝去。那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Eros）、渴望的、地狱般的、痛苦的他者就此消失。如今，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der Gleiche）的肯定性。同质化的扩散形成病理变化，对社会体（Sozialkörper）造成侵害。使其害病的不是退隐和禁令，而是过度交际与过度消费，不是压迫和否定，而是迁就与赞同。如今的病态时代标志不是压制，而是抑郁（Depression）。具有毁灭性的压力并非来自他人，而是来自内心。
作为一种内部压力，抑郁引发自残行为动向。抑郁的功能主体（Leistungssubjekt）仿佛被自己打死或扼杀。具有毁灭性的不仅仅是他者的暴力。他者的消失触发了另外一个全然不同的毁灭过程，即自我毁灭（Selbstzerstörung）。暴力辩证法无处不在：拒绝他者否定性的体系，会引发自我毁灭动向。
同质化的暴力因其肯定性而不可见。同质化的扩散日渐严重。自某一特定的点开始，生产不再是创造性的，而是破坏性的；信息不再是有启发性的，而是扭曲变形的；交流不再是沟通，而仅仅是言语的堆积而已。
如今，感知（die Wahrnehmung）本身呈现出一种“狂看”（Binge Watching）的形式，即“毫无节制的呆视”（Komaglotzen）。它指的是无时间限制地消费视频和电影。人们持续不断地为消费者提供完全符合他们欣赏品位的、讨他们喜欢的电影和连续剧。消费者像牲畜一样，被饲以看似花样翻新实则完全相同的东西。如今社会的感知模式完全可以用这种“毫无节制的呆视”来概括。同质化的扩散不是癌症性质的，而是昏睡性质的。它并未遭遇免疫系统的抵抗。人们就这样呆视着，直至失去意识。
他者的否定性对患病是负有责任的，虽然他者可介入同一者（das Selbe），促使抗体的形成。与此相反，梗死则源于过多同质化的东西，源于系统的臃肿不堪。这种梗死不具备传染性，而是痴肥所致。针对肥胖无从形成抗体。没有任何免疫系统能阻止同质化的扩散。
他者的否定性给同一者以轮廓和尺度。没有了这一否定性，同质化便会滋长。同一者和同者是有区别的。同一者总是与他者成对出现。与此相反，同者则缺少能限定它、塑造它的辩证的对立面。如此一来，它便肆意滋长成一团不成形的东西。同一者是有形的，一个内部的集合，一个内部世界，这要归功于它与他者的不同。同者则是没有固定形态的。因其缺少辩证对立，从而产生了彼此无差别化，一团蔓生的、不能相互区别的东西：“唯当我们思考区分之际，我们才能说同一。在区分之分解中，同一的聚集着的本质才得以显露出来。同一驱除每一种始终仅仅想把有区别的东西调和为相同的热情。同一把区分聚集为一种原始统一性。相反，相同则使之消散于千篇一律的单调统一中。”[1][2]
同质化的恐怖（Terror des Gleichen）席卷当今社会各个生活领域。人们踏遍千山，却未总结任何经验。人们纵览万物，却未形成任何洞见。人们堆积信息和数据，却未获得任何知识。人们渴望冒险、渴望兴奋，而在这冒险与兴奋之中，人们自己却一成不变。人们积累着朋友和粉丝（Follower），却连一个他者都未曾遭遇。社交媒体呈现的恰恰是最低级别的社交。
数字化的全联网（Totalvernetzung）和全交际（Totalkommunikation）并未使人们更容易遇见他者。相反，它恰恰更便于人们从陌生者和他者身边经过，无视他们的存在，寻找到同者、志同道合者，从而导致我们的经验视野日渐狭窄。它使我们陷入无尽的自我循环之中，并最终导致我们“被自我想象洗脑”[3]。
他者和“改变”的否定性形成深刻的经验。所谓形成经验是指：“某些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碰见了它，遭遇了它，被它推翻，被它改变。”[4]其本质是痛楚。然而同者却不让人感到痛楚。如今，痛楚让位于点赞（Gefällt-mir），这让同者大行其道。
信息唾手可得，而获取深刻的知识却是一个平缓而漫长的过程。它展现出一种全然不同的时间性。知识是慢慢生长成熟的。时至今日，这种慢慢成熟的时间性已经渐渐被我们所遗失。它与当代的时间策略格格不入。如今，人们为了提高效率和生产率而将时间碎片化，并打破时间上稳定的结构。
即便是最大规模的信息积累——大数据，所包含的知识也十分有限。借助大数据所查明的是相关性。相关性表明：如果A发生，那么通常B也会发生。为何会如此，人们并不知晓。相关性是最原始的知识形式，它甚至无从透露缘由与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事情就是这样。（Es ist so.）寻根究底在这里成了多余的事。人们没有理解任何事情。然而知识却是基于理解的。大数据使思考变得多余。我们不假思索地任自己沉湎于“事情就是这样”。
思考可以通往全然他者（das ganz Andere），它会使同者中断。其中蕴藏着它的事件属性（Ereignischarakter）。与此相反，计算则是同者的无尽重复。与思考截然不同，计算无法产生新的状态。计算看不见事件的存在，而真正的思考却是事件性的。数字化（digital）在法语里叫作numérique。数字化的东西使一切都变成可数的、可比较的。这就使同者得以延续。
深刻的认识（Erkenntnis）也拥有改造力，它产生一种新的意识状态。认识的构架与救赎（Erlösung）类似。其功效尤胜于问题的答案。它让需要救赎者进入一种全然不同的存在状态。
马克斯·舍勒在他的论文《爱与认识》（Liebeund Erkenntnis）中指出，奥古斯丁“以一种奇特的、神秘的方式”赋予植物一种需求：“被人类注视着，就好像被爱引导着，认识到了它们的存在，并由此得到了救赎一般。”[5]如果一朵花内心充满存在感，它就不会有被注视的需求。可见它其实是缺乏存在感的。爱的注视，“被爱引导着的认识”，将她从缺乏存在感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如此一来，它便“如同得到了救赎一般”。认识就是救赎。它与作为他者而存在的认识对象之间有爱的关联。这就使认识区别于简单的了解或信息，后两者根本没有他者这一维度。
事件中蕴含着否定性，因为它生成一种全新的与现实的关系、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对“实然”（wasist）的不同理解。它让万物突然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光芒中现相（erscheinen）。海德格尔的“对存在的遗忘”（Seinsvergessenheit）正是这种对事件的视而不见（Ereignisblindheit）。海德格尔会说，如今的交际噪声、资料与信息的数字化风暴使我们在面对真相发出的无声轰鸣、面对其平静的威力时听觉尽失：“轰鸣：这是真相，就算是踏进人群当中，踏进隐喻的暴风雪中。”[6]
数字革命之初，其设想是很有些乌托邦性质的。比如弗卢瑟（Flusser）就把数字化联网提升为博爱的技术。生而为人则意味着与他人有关联。数字化联网应能成就一种独特的共鸣，牵一发而动全身：“网络震动摇摆，那是一种激情，一种共鸣。这是电信与信息学的基础，如此密切的关联既讨人喜爱又惹人生厌。笔者相信，电信与信息学是博爱的技术，是使犹太—基督教得行其道的技术。它的基础是移情作用。为成就利他主义，它摧毁人道主义。单单是这一可能性，就已经够震撼了。”[7]然而如今的网络已变成一个特殊的共振空间，一个回音室，任何不同与陌生都被消除了。真正的共鸣以他者的切近为前提。如今，他者的切近让位于同者的无差别性（Abstandslosigkeit）。全球化交际只允许相同的他者（gleiche Andere）或其他的同者（andere Gleiche）存在。
切近（Nähe）和疏远（Ferne）是辩证对立的。消除了远并不等于产生了近，相反，这恰恰摧毁了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的无差别性。切近和疏远彼此渗透交织，一种辩证的对立将二者紧密相连。所谓辩证的对立在于，事物恰恰是被其对立面、被不同于它本身的他者赋予生机与活力。如无差别性这般全然的肯定则缺少这种活力。正像同一者与他者一样，切近与疏远彼此辩证协调。如此一来，无论是无差别性还是同者都无法存续了。
数字化的无差别性消除了切近与疏远的所有表现形式。一切都是同等的近或同等的远：“痕迹与光芒。痕迹是近的现象，留下多少痕迹就表明可能到达多远。光芒是远的现象，造成多大影响就表明可能离你多近。”[8]这光芒中蕴含着他者、陌生者与谜题（Rätsel）的否定性。数字化的透明社会使世界失去其光芒和神秘属性。正如大部分色情片的视觉效果那样，超近距离和过度感光破坏了所有能散发光芒的距离感，然而，正是这种距离感才造就情欲本身。
色情片中的所有身体千篇一律，拆分成身体部位来看也是大同小异。所有语言皆被剥离，身体被削减至性爱本身，除了两性之间的差异外，再无任何区别。色情片中的身体，不再是表演的场地，不再是“华丽的舞台”，不再是被赋予梦和神性的“童话般的外观”[9]。它乏善可陈，它魅力全无。色情片所呈现的内容毫无叙事性和情节可言，身体如此，交际亦然。满屏满眼皆是荒淫。人们无法用赤裸的肉体去嬉戏（spielen）。嬉戏需要一种幻想、一种非真实性。色情片画面中赤裸裸的真实没有给嬉戏、给诱惑留下一丝余地。作为一种功能而存在的性也驱逐了所有嬉戏的形式。它完全变成机械动作。新自由主义对于效绩（Leistung）、性感和健美体魄的强制命令（Imperativ），将身体降格为需要被优化的功能客体。
同质化的滋长是一个“充盈着空虚的膨胀体”[10]。他者的消失营造出充盈的空虚。荒淫是超视觉、超交际（Hyperkommunikation）、超生产、超消费，它导致同质化状态的迅速达成。荒淫是“同者与同者的结合”[11]。与此相反，引诱则是“从同者身上夺走同质性的能力”，是使同质性从自身偏离的能力。[12]引诱的主体是他者。与效绩和生产的模式相反，引诱的模式是嬉戏。如今，就连嬉戏本身也变身为一种生产形式。工作被竞技游戏化了。
查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n）的木偶动画片《失常》（Anomalisa）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如今同质化的地狱。这部电影也可以被命名为“追寻他者”或者“爱的礼赞”。在同质化的地狱里，追寻他者是不可能的。主人公迈克尔·斯通是一位成功的励志演讲人和作家。他的代表作品名为“我该如何帮你去帮助他人？”是新自由主义世界中典型的人生指南。他的作品广受赞誉，因为它使生产率得到显著提升。然而，尽管此书大获成功，他仍然陷入了生存危机。在空洞、单调而昏钝的消费与功利型社会中，他显得孤独、迷茫、百无聊赖。他失去幻想，他毫无方向。在这里，所有的人都长着同样的脸，说着同样的话。出租车司机、餐厅服务员或酒店经理所说的话与其太太、其前女友一模一样。孩子的脸孔也与成年人别无二致。克隆人遍布整个世界，而矛盾的是，每个人又都想与众不同。
迈克尔来到辛辛那提做演讲。在酒店里，他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与众不同。他猜想，她定是在那个房间里，于是前去敲门。他找到了她。出乎意料的是，那个女人竟然认出了他。她来辛辛那提就是为了听他的演讲。她叫丽莎。她不仅声音特别，容貌也与人相异。她觉得自己很丑陋，因为她长了一张不太符合大众审美的面孔。此外，她还有点胖，脸上有一道疤痕，她一直想用头发来遮住这道疤痕。但是迈克尔爱上了她，爱上她别样的声音，爱上她的独特，爱上她的不同寻常。沉醉于爱情的迈克尔称她为“特别的丽莎”（Anomalisa）。于是，两人共度春宵。夜里，迈克尔做了一场噩梦，在梦中，他被多个长得一模一样的酒店女服务员跟踪，她们都想和他上床。他在同质化的地狱里穿行。
在和丽莎吃早餐的时候，她的声音越来越趋同于那种千篇一律的声音，这吓坏了迈克尔。他回到家乡。到处都是同质化的荒漠。家人和朋友来迎接他，他却无法分辨他们，所有人长得都一样。他困惑地坐在一个陈旧的日本性玩具娃娃对面，这个玩具娃娃还是他在一家成人用品商店里为他的儿子购买的。她的嘴巴张得很大，以便提供口交服务。
在电影的最后一幕，丽莎仿佛于另一个世界里再度宣示她对迈克尔的爱。这个世界似乎从同质化的魔咒中解脱出来，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重新获得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脸孔。丽莎还顺便解释了，Anomalisa在日语中的意思是“天上的仙女”。Anomalisa完全就是将我们从同质化的地狱中拯救出来的他者。她是作为爱欲而存在的他者。
在那个同质化的地狱中，人类无异于被遥控的玩偶。因此，用人偶而非真人来扮演剧中角色就十分顺理成章。脸上明显的接缝让迈克尔知道，他仅仅是一尊木偶。电影中有一幕，他脸上的一部分掉了下来。他将掉下来的嘴巴拿在手里，而它还在兀自喋喋不休。他吓坏了，自己竟然是木偶。用比希纳（Büchner）的话来做这部电影的注脚，真是恰如其分：“我们就是被不知名的力量操纵的牵线木偶，没有一丝一毫是我们自己！”
[1]Martin Heidegger,Vorträge und Aufsätze,Pfullingen1954,S.187.
[2]译文引自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202页。—译者注（后同，不再标注）
[3]Eli Pariser,Filter Bubble.Wie wir im Internet entmündigt werden,München2012,S.22.
[4]Martin Heidegger,Unterwegs zur Sprache,Pfullingen1959,S.159.
[5]Max Scheler,Liebe und Erkenntnis,Bern1970,S.28.
[6]Paul Celan,Gesammelte Werke in sieben Bänden,Frankfurt amMain2000,Bd.2,S.89.
[7]Vilém Flusser,Kommunikologie weiter denken.Die Bochumer Vorlesungen,Frankfurt am Main2009,S.251.
[8]Walter Benjamin,Das Passagen-Werk,Gesammelte Schriften,Bd.V.1,Frankfurt am Main1998,S.560.
[9]Jean Baudrillard,Das Andere selbst.Habilitation,Wien1987,S.39.
[10]Jean Baudrillard,Die fatalen Strategien,München1991,S.65.
[11]Ebd.,S.60.
[12]Ebd.,S.61.
全球化与恐怖主义的暴力
全球化中蕴含着一种暴力，它使一切都变得可交换、可比较，也因此使一切都变得相同。这种完全的使同质化（Ver-Gleichen[1]）最终导致意义的丧失。意义是不可比较的。单靠货币既不能构建意义，也无法打造身份。全球化的暴力也就是同质化的暴力，它摧毁他者、独特性以及不可比较之物的否定性，这一否定性妨碍信息、交际和资本的循环。恰恰是在同者和同者相遇之处，这一循环的速度才达到峰值。
全球化的暴力使一切都变得相同，它打造了一个同质化的地狱。这种暴力引起一种极具破坏性的反作用力。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2]就曾指出，正是全球化的非理性催生了丧心病狂的恐怖主义者。如此说来，关塔那摩监狱就相当于那个镇压式惩戒社会的精神病院和牢房，而正是该社会本身孕育了罪犯和精神病患者。
有一些恐怖主义事件，除了反映行事者的直接意图外，还指向了系统性的抗拒（systemische Verwerfungen）。并不是宗教使人们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它更多地是独特性（das Singuläre）为对抗全球化的暴力而发动的起义。因此，针对特定地区和特定人群的反恐行为只是茫然之下的无奈之举。驱敌行为掩盖之下的是有着系统性根源的真正问题。正是全球化的恐怖本身一手造成了恐怖主义。
全球化的暴力扫清一切不屈从于通用交易的独特性。恐怖主义是独特性的恐怖对抗全球化的恐怖。因拒绝任何交易而死亡，这本身就是绝对的特立独行。它以恐怖主义为手段杀进这一将生命归结为生产和效绩的体系。死亡则是生产的终结。如今，很多人把生命单纯当作性命，不惜任何代价以求长命百岁。恐怖主义者对死亡的赞美和人们对健康的病态追求互为条件。基地组织的格言使这一系统性关联尤为触目惊心：“你们热爱生命，我们热爱死亡。”
早在1993年，双子塔就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让·鲍德里亚指出了双子塔在建筑艺术上的独特之处。洛克菲勒中心的摩天大厦以其玻璃和钢结构外立面映射出城市和天空，而双子塔则不同，它们完全没有外侧覆盖层，没有与他者的关联。两座一模一样、彼此呼应的双子大楼形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将他者隔绝在外，将同者贯彻到底。恐怖袭击则将这一同质化的全球体系劈开一道裂缝。
如今再度复苏的民族主义、新右派或者“归属一代”（die Identitäre Bewegung）[3]也同样是对全球化统治的反映。因此，新右派的拥护者不仅敌视外来人员，还批判资本主义，就并非偶然了。在面对全球化时，无论是推崇国界的民族浪漫主义情怀，还是恐怖主义活动，遵循的都是同样的反应流程。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巨大的不公正性。剥削与排外是其本质属性。它设立“隔离监狱”（Bannoptikum），把那些对体制怀有敌意的、与体制格格不入的人认定为“不受欢迎”，并将其排除在外。全景监狱（Panoptikum）意在规训，而隔离监狱所操心的则是安全问题。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地区，新自由主义也使社会的不平等更为尖锐。最终，它会废除社会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的发明者亚历山大·吕斯托夫（Alexander Rüstow）早就断言，仅仅听任新自由主义市场法则的社会会变得更无人性，并产生社会性的抗拒（soziale Verwerfungen）。因此他指出，新自由主义中必须添加一种有利于团结一致和整体意识的“活力政策”作为补充。若无此种政策来修正新自由主义，社会上就会产生一个惶恐不安、被恐惧所驱使的群体，他们很容易被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力量收入麾下。对自身未来的恐惧骤变为对外来者的敌意。驱之不散的恐惧不仅表现为憎恨外来者，也表现为憎恨自己。恐惧的社会和憎恨的社会互为条件。
社会的不安定伴随着希望与目标的缺失，它们一起构成了孕育恐怖主义力量的温床。乍看上去，新自由主义体系完全是在培养与之相对抗的破坏性元素。而实际上，恐怖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并非敌人，而是手足，因为他们同宗同源。
金钱是一个很糟糕的身份授予者，虽然它能代替身份，让拥有金钱的人至少获得安全感和平静。然而，那些一文不名的人是真的一无所有，既无身份也无安全。因此，没钱的人就只好走进虚幻之境，比如成为民族主义者，这会很快给他一个身份。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敌人。人们通过假想来构建免疫力，以获得有意义的身份。挥之不散的恐惧不知不觉地唤醒一种对敌人的渴求。敌人能快速给人以身份，哪怕是幻想中的敌人：“敌人勾勒出我们自身问题的形象，因此我必须与之横眉冷对，以获得自身的尺度、界线和轮廓。”[4]想象弥补了现实的缺失。就连恐怖主义者也栖身于他们自己的想象之中。全球化让想象空间诞生，想象的空间却带来真实的暴力。
全球化的暴力同时也削弱了免疫系统的防御力，因为它影响到全球信息与资本的高速循环。恰恰是在免疫防御门槛极低的地方，资本流动得极快。如今，党同伐异的全球秩序大行其道，在这样的秩序中，其实只存在相同的他者或其他的同者而已。一道道崭新的隔离围墙平地而起，对他者的幻想犹在沉睡。他们不言不语，寂静无声。其实移民和难民也并非他者，并非会让人们真正感受到威胁和恐惧的外来者。这些都只是想象。移民和难民更多地是让人感觉到负担。面对这些有可能成为自己邻居的人，人们怀有的是怨恨和忌妒，这与害怕、恐惧与厌恶截然不同，并不是真正的免疫反应。敌视外来者的人们虽然不喜欢北美人，却会到人家那里去度假呢。
在鲍德里亚看来，全球化的暴力是一种癌症。它像“癌细胞”一样扩散，“通过无休止的滋长、增衍和转移”[5]。他用免疫模式来解释全球化：“人们如此频繁地谈及免疫、抗体、移植和排异（Auswurf）绝非偶然。”[6]全球化的暴力是一种“病毒性的暴力，是网络的、虚拟的暴力”[7]。虚拟性是一种病毒。借助免疫学来描绘网络化是很成问题的。免疫力抑制了信息与交际的循环。点赞（like）并不是免疫反应。全球化的暴力是一种肯定性暴力（Gewalt der Positivität），它是“后免疫性的”（postimmunologisch）。鲍德里亚忽略了这个对数字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来说至关重要的范式转变（Paradigmenwechsel）。免疫性属于世界秩序（terrane Ordnung）。珍妮·霍尔泽的名言“保护我免受我所欲之害”（Protect me from what Iwant）恰如其分地点明了这种肯定性暴力的后免疫属性。
“感染”“移植”“排异”以及“抗体”并没有解释如今毫无节制的过度交际和过量信息。过多相同的东西虽然会引发呕吐，但是这种呕吐还不算是针对他者、外来者的厌恶。厌恶是“一种紧急情况，一种在面对无法适应的异质性时剧烈的自主危机”[8]。正是因为缺乏他者的否定性才引发诸如易饿病（Bulimie）、“狂看”（Binge Watching）或者“狂吃”（Binge Eating）等病症。这些不是病毒性的。它们更多地是源于肯定性暴力，而免疫防御系统不会对肯定性暴力做出反抗。
新自由主义与启蒙时期的目标截然不同，它是非理性的。正是其癫狂产生了毁灭性的张力，并以恐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形式宣泄出来。新自由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是一种广告宣传。如今，全球化甚至将普遍价值（universelle Werte）也拿来为自己所用。因而，自由本身也成为被榨取的对象。人们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供人剥削，还幻想着是在自我实现。使生产率与效率达到最大化的不是对自由的压制，而是对自由的充分利用。这是新自由主义最为奸险的基本逻辑。
面对全球化的恐怖，当务之急就是保护普遍价值免受全球化所用。因此，我们须得创造出一种愿意接纳独特性的通用秩序（universelle Ordnung）。暴力入侵全球化体系的独特性都是不愿与人对话的他者。拒绝对话正是恐怖主义的特色，是其恶魔本性所在。只有在和解的状态下，即在安全的距离内保持其疏离和与众不同时，独特性才有可能放弃它的魔性。[9]
康德的“永久和平”正是这种和解状态。它以理性自足的普遍价值为依据。按照康德的说法，有一种所谓的“贸易精神”（Handelsgeist），“它不会与战争共存，并且迟早会席卷每一个民族”[10][11]。和平虽然也是这种“贸易精神”逼迫下的产物，但它是一时的，不是永恒的。逼迫和平的仅仅是强势的金钱本身。全球商贸不过是手持别样武器的战争。歌德在《浮士德》中早已言明：“我何须懂得航海：战争、贸易和海盗行为，本就三位一体，不可分割。”
全球化的暴力堪比真正的世界大战，制造难民，带来死亡。在贸易精神迫使下产生的和平不仅有时间上的期限，还有空间上的界线。作为隔离监狱，发达国家，或者说发达岛屿1周边环绕着隔离栏、难民营和战场。也许康德并未意识到这一贸易行为的魔性，或者说毫无理性。他的评判始终很温和。他相信，贸易精神会带来“长期的”和平。然而，这样的和平只是表象。这种贸易精神只是精于算计，却缺乏理性。因此可以说，不理性的正是被贸易精神、被金钱势力掌控的体制本身。
如今的难民危机恰恰揭露出，欧盟无异于一个唯利是图的经贸组织。对于康德来说，作为欧洲自由贸易区，作为代表各自民族国家利益的政府之间的合约团体，欧盟不可能是理性的产物，不可能是理性引导下的“国际联盟”（Völkerbund）[12]只有以维护人类尊严等普遍价值为己任的宪政联盟（Verfassungsgemeinschaft）才有可能是理性引导下的联盟。
康德倡导无条件的“热情好客”，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他所主张的理性引导下的永久和平。按照他的想法，每个外来者都拥有在他国停留的权利。他可以逗留于此，不被敌视，“只要他安分守己，不惹是生非”。康德认为，没有人“比其他人更有权利停留在这世界上某个地方”。热情好客并非乌托邦式的想象，而是理性的强制主张：“此处以及前文中论及的不是博爱，而是权利，享受热情好客是外来者的权利，是他因不被敌视而可以在他处安心落脚的权利。”这种热情好客“并非对权利不切实际的过度想象，而是对国内外事关公共人权（öffentlichesMenschenrecht）的不成文法规的必要补充。如此才生出永久和平，也唯有如此，人们才有资格得意地宣称，自己越来越接近永久和平”[13]。
热情好客是有自知之明的普遍理性（universelleVernunft）的最高表达。理性不会擅自弄权，党同伐异。凭借一份友善（Freundlichkeit），它能够承认他者的不同，并愿意向他们敞开怀抱。友善意味着自由。
除理性外，热情好客的理念还展现出一些普遍的东西。在尼采眼中它表达了“丰富的精神”（überreichende Seele）。它有能力为所有独特性提供安居之所：“所有懵懂的、跋涉的、追寻的逃亡者都会在我这里受到欢迎！从现在起，热情好客是我唯一的友善。”[14]热情好客承诺安定平和。在美学上它呈现出一种美感：“我们终究会因我们的善念，我们对待外来者的耐心、公正和温柔而受到奖赏，这奖赏便是外来者慢慢摘下面纱，转而展现一种全新的、无以言表的美——这是他们对我们热情好客的答谢。”[15]热情好客的政策是美丽的政策。对外来者的敌视是憎恨，而憎恨是丑陋的。它是缺乏普遍理性的表现，标志着社会仍处于尚未和解的状态。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恰恰可以用它的热情好客程度、它的友善程度来衡量。和解意味着友善。
[1]Vergleichen在德语中意为“比较”，但如果将该词的前缀和根动词拆分开来，即Ver-Gleichen，则有“使相同”“使同质化”之义。
[2]法国哲学家、后现代理论家。其早期思想传承马克思主义，后又受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影响，接受并发展了符号学说，创建了自己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代表作品有《物体系》《象征交换与死亡》《消费社会》等。
[3]法国极右组织，其法语原文名称为les Identitaires。
[4]Carl Schmitt,Theorie des Partisanen.Zwischenbemerkung zum Begriff des Politischen,Berlin1963,S.87f.
[5]Jean Baudrillard,Der Geist des Terrorismus,Wien2002,S.54.
[6]Jean Baudrillard,Transparenz des Bösen.Ein Essayüber extreme Phänomene,Berlin1992,S.86.
[7]Jean Baudrillard,Der Geist des Terrorismus,a.a.O.,S.54.
[8]Winfried Menninghaus,Ekel.Theorie und Geschichte einer starken Empfindun,Frankfurt am Main1999,S.7.
[9]Vgl.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Frankfurt am Main1966,S.190.
[10]此处为比喻，形容在广阔的不发达区域的环绕下，发达区域仿佛大海中的岛屿一般。
[11]Immanuel Kant,Zum ewigen Frieden.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Werke in10Bänden,hrsg.Von Wilhelm Weischedel,Darmstadt1983,Bd.9,S.226.
[12]原文为法语SDN，即Societédes Nations。
[13]Ebd.,S.213.
[14]Friedrich Nietzsche,Nachgelassene Fragmente Juli1882–Winter1883–1884,Kritische Gesamtausgabe VIII,Berlin/New York1977,S.88.
[15]Friedrich Nietzsche,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Kritische Gesamtausgabe,Bd.V2,Berlin/New York1973,S.240.
真实性的恐怖
如今人们经常谈及真实性（Authentizität）。它像新自由主义的所有宣传一样，披着解放的外衣粉墨登场。真实意味着自由，不被预设的、被外界事先规定好的表达和行为模式所囿。它强迫人们只像自己，只通过自己来定义自己、书写自己、创造自己。真实性的律令对自己施以强制手段，迫使自己不断地拷问、窃听、窥探、包围自己。通过此种方式，加剧自恋式的自我关涉（narzisstischer Selbstbezug）。
在真实性的强迫下，“我”不得不去“生产自己”（sich selbst produzieren）。真实性终究是新自由主义生产自己的方式。它使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生产者。作为自己的经营者，“我”生产自己、展示自己，并把自己当作货物提供给别人。真实性是营销的理据。
努力追求真实，努力只做自己，引发与他者的持续比较。比较的逻辑使异质（Anderssein）转化为同质（Gleichsein）。如此一来，他者的真实性更加强了社会的一致性（Konformität）。它只允许体制框架内差异的存在，即多样性（Diversität）。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惯用语，多样性是一种可以被充分榨取的资源，而相异性（Alterität）则拒绝任何形式的经济利用，因此，二者相互对立。
如今，每个人都想与众不同。然而在这种愿望下，同者却大行其道。这里我们要面对的是更高层级的一致性。穿过他者的丛林，同者仍不改初心。论及如何贯彻一致性，他者的真实性甚至比强制的同质化更加有效，后者比前者脆弱得多。
作为众人倾慕的对象，苏格拉底被他的学生们称为不可名状（atopos）。我所渴求的他者是居无定所的（ortlos）。它回避一切比较。对于他者的无定所学说（Atopie），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1]在《恋人絮语》（Fragmente einer Sprache der Liebe）中这样写道：“作为不可名状的存在，他者让语言战栗：人们无法提及、谈论他；任何修饰都是错误的、痛苦的、失礼的、尴尬的……”[2]作为被追捧的对象，苏格拉底是无与伦比的，是别具一格的。独特性与真实性全然不同。真实性以可比较性为前提。凡真实者，皆与他者有所不同。而苏格拉底却是不可名状的、无与伦比的。他不仅与他者不同，而且与不同于他者的所有人都不同。
长期耽于比较的文化不接受不可名状的否定内涵。这把一切变得可比较，也就是说，把一切变得相同。如此一来，人们就不可能获得关于居无定所的他者的经验。为了便于打造可消费的、异位的差异（heterotopische Differenzen），消费型社会一直致力于清除掉居无定所的他者。与居无定所的他者不同，差异是肯定性的。作为新自由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真实性的恐怖消灭居无定所的他者。全然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即让位于相同的他者的肯定性。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生产策略，真实性打造可商品化的差异。它借此拓展商品的多样性，通过这些商品，真实性被物质化了。个体首先通过消费来展现其真实性。真实性的命令未能促使独立自主之个体的形成。相反，它更像是完全被商业收为己用了。
真实性的命令带来自恋的强制性。自恋并不等同于正常的虚荣心（gesunde Eigenliebe），后者不是病理性的。虚荣心并不把对他者之爱排除在外，而自恋则无视他者的存在。自恋者不断地揉搓、扭曲他者，直至在他者身上再度辨认出自己的模样。自恋的主体只是在自己的影子中领悟这个世界，由此导致灾难性后果：他者消失了。自我与他者的界线渐渐模糊。自我扩散开来，漫无边界。“我”沉溺在自我之中。只有面对他者时才能形成一个稳固的自我。相反，过度自恋式的自我关涉所产生的是一种空虚之感。
如今，人们将性方面的能量主要贯注在自我身上。自我性力（Ichlibido）的自恋式累积导致客体性力（Objektlibido）的瓦解。客体性力指的是拥有对象的性力。客体性力制造与对象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使“我”更加稳定。自我性力的自恋式淤积会引发疾病。它会催生恐惧、羞惭、负罪、空虚等负面情绪：“但是，如果某种特定的、强有力的过程迫使性力从客体身上抽离，那就大为不同了。已经自恋化的性力无法再找到回归客体的路，而性力的这一活动障碍是会致病的。也许当自恋式性力累积超过一定量时，人们就无法承受了。”[3]当性力不再拥有对象，人们会心生恐惧。世界会因此变得空虚而毫无意义。由于缺乏与对象的关联，“我”被抛回自身。“我”因自身而心力交瘁。抑郁便是源于自我性力的自恋式积滞。
弗洛伊德甚至将其性力理论应用于生物学。表现出自恋行为的、缺乏爱欲的细胞会威胁到有机体的存活。对于细胞的存活来说，它们也需要无私一些，甚至为其他细胞而牺牲：“也许人们同样可以将恶性增生组织上的那些摧毁有机体的细胞解释为自恋。如此一来，我们的性驱动力就会和诗人与哲人口中的爱欲（Eros）不谋而合，是爱欲将所有生命体汇集在一起。”[4]单凭爱欲就能使有机体焕发生机。该理论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社会。过分的自恋会使社会变得不稳定。
自我伤害，人称自残行为，是缺乏自我价值感的体现，这也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一种普遍的奖赏危机。我自己无法生产自我价值感。这方面我依赖于作为独立奖赏机构的他者，它喜爱我、褒奖我、承认我且看重我。人类自恋式的离群索居、他者的工具化以及绝对竞争摧毁了整个奖赏机制。表达肯定、承认的目光消失了。我只能依赖于想象着我对他人来说很重要，想象着我被他人爱着，来获取稳定的自我价值感。这种想象或许散漫、模糊，但对于价值感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正是这种缺失的存在感成为自残行为的元凶。自残不仅是自我惩罚的仪式，痛恨自己在面对如今功利的、追求完美的社会时和多数人一样力不从心，同时也是对爱的呼唤。
空虚感是抑郁和边缘性人格障碍的基本症状。边缘人通常无法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只有在自残的时候他们才终于有所感觉。抑郁的功能主体视自身为沉重负担。他厌倦自己，又沉湎于自己，完全无力从自身当中走出来，这一切都矛盾地导致自身的虚无和空洞。自我封闭、自我关押，失去一切与他者的关联。我触摸自己，却只能通过他者的触摸而感受到自己。他者是塑造稳定自我的根本途径。
当今社会的特色是消除一切否定性。一切都被磨平了。为了相互逢迎，连交际也被磨平了。任何语言、任何表达方式都不许触碰“悲伤”这样的消极情绪。人们避免来自他者的任何形式的伤害，但它却以自我伤害的方式复活。在这里，人们再次印证了这一普遍逻辑：他者否定性的消失引发自我毁灭的过程。
按照阿兰·埃亨伯格（Alain Ehrenberg）的说法，抑郁的获胜以失去与冲突的联系为基础。如今效绩与优化的文化没有给冲突留下活动空间，因为它很耗时。如今的功能主体只知道两种状态：好用或不好用。这一点与机器相似。机器也不知冲突为何物。它们要么顺畅地工作，要么就是坏了。
冲突不是破坏性的。它们有建设性的一面。只有从冲突中才能产生稳定的关系和身份。一个人在处理冲突的过程中长大和成熟起来。自残的诱惑力在于，堆积的破坏性张力得以快速释放，不必耗费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冲突。张力的快速释放被交托给化学方法来完成，生于体内的毒素被倾倒一空，其作用方式类似于抗抑郁药。抗抑郁药也是抑制冲突状况，使抑郁的功能主体迅速地恢复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