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世纪中，性方面的数据信息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中有超过500个条目被归类在“性”（sex）之下。但是这些信息都是别的研究偶然发现的副产品——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和人文主义的。遗传学家研究性染色体，人类学家描制血统图，艺术史学家猜测色情符号的意义。所有这些工作都可以是互不相干的，尽管有人会说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在作性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比较起来，性的研究（sex research）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历史是不长的，范围也并不很大，但是它的来源很广。这就好比一个很小的雕像装在一个很大的底座上。但是正因其小，反而醒目。
生物学观点
生物医学科学对性学研究的贡献是针对性器官的结构、功能、疾病而言的。但在性行为的研究上，性学与医学（如精神病学）也有重要的联系；在动物性行为的研究上，性学与生物学及灵长目动物学又有很重要的联系。
性的医学研究
医学与文明一样古老。但我们今天基本的医学概念的来源却要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古代科学密码的伟大编集人，他奠定了生物学研究的基础。生物学上的一些词汇，如“种”、“属”等都是他用过的词汇的拉丁文翻译。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把医学建成为一种经验科学，被后人称为“医学之父”。他提出的“行为—体液”概念可以说是现代的“性行为—激素”概念的前身。在文艺复兴时期，翻译阿拉伯文献时发现的古希腊医学成了现代医学科学的基础。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解剖学家［如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和艺术家［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工作使人体（包括性器官）的表现成为一门准确的科学。
性不是最好的东西，也不是最坏的东西，但它是独一无二的。
——费尔茨（W.C.Fields），美国演员，幽默作家性是人类生命的源泉，是整个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否主动参与，性欲都是构成我们日常思想和情感的一部分。它根植于我们的梦想、渴望、恐惧和挫折之中。
对于某些人来说，性控制着他们，他们在这上面消耗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而对于另一些人，由于机会的原因，或是出于个人的选择，性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显着的作用。然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性的吸引力取决于自己内心的需求和外界情况的变化，时强，时弱。在人生的每个层面，性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从生物学的层面上讲，性的首要功能是繁殖——生儿育女。生物学为性功能和性行为提供了一幅机械图景，其要素从基因到生殖器。性功能受神经和激素的调节，靠血液循环、肌肉以及其它一些体内的系统维持。
从心理学层面上讲，性由一系列以性乐趣、关爱和其它需求为目的的行为和关系组成。
从社会层面上讲，性遍布于人生的各个方面，它使你身处的文化别具一格，为其艺术、历史、法律和价值增添滋味。
此外，性在你的生活中还充当了很多间接的角色。它是你的性别认同的一大组成部分（男性阳刚气质，女性阴柔气质），同时也是人们对你的社会角色期待的一大组成部分。性可以传达支配和敌意，它会影响你的自尊和社会地位，并且以其它一些方式塑造了你的生活，从婴儿到老年。
在我们探索性的上述方面时，时刻记得要思考这些对你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首要关注的焦点是性行为——情欲的念头、感觉、行为。你为什么会有性行为？你如何表现性行为？你又应该怎么样表现性行为？
本章我们将首先检视不同领域，尤其是性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们是如何回答上述问题的，以此作为本书的开始。在本书的剩余部分，我们将讨论他们给出的答案，并且向你提出挑战，希望你找出你自己的答案。
1.1 人类性学研究
性是人生中具有如此大渗透力的因子，以至于实际上不存在哪个研究领域不与性学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到目前为止，这种广泛联系的特殊结果便是：因为是大家每一个人的事情，性的研究便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事情了。
随着18、19世纪医学各专业的兴起，一些研究领域对性功能投以更大的兴趣。直到现在，性仍是医学实践各方面所关注的一部分。不过有些专业与性的联系更加直接：解剖学家（anatomist）研究生殖器官的结构；胚胎学家（embryologist）研究子宫内受精卵的发育；生理学家（physiologist）研究性功能；遗传学家（geneticist）研究性发育和行为背后的遗传机理。这些领域是医学的基础领域。这些领域的研究人员一般不是医生，而是这些特定学科内的专家。
严格地讲，医学是指应用或临床领域。内分泌学家（endocrinologist）研究激素及其调节；泌尿学家（urologist）研究生殖系统的疾病；妇科医师（gynecologist）和产科医师（obstetrician）研究女性生殖功能与失调；皮肤病学家（dermatologist）尤其关注通过性活动传播的疾病（这是因为通过性活动传播的疾病一般表现为皮肤的损害）。
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关心的是疾病传播的方式和性传播疾病的预防。这些专家们对性传播疾病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因为很多人受其折磨，并且已有了有效地预防它们的方法。
性行为及性功能与行为失常的医学研究属于精神病学的范围。心理分析的贡献是尤为显着的。这是因为性在其理论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中心地位。心理分析发源于欧洲，开始时并不完全是一个医学领域。但是，在今天的美国，大多数心理分析开业医生都要求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且绝大多数还都受过精神病学训练。
性的生物学研究
生物学家主要关心动植物的研究，而不是人的研究。但是，他们的工作对于我们理解性功能与行为却有极大的意义（Hinde，1974）。首先，对动物的研究发展了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再改进一下就可能应用到对人的研究中来。大多数医学实验和治疗试验都首先在动物身上进行。由于动物行为模式简单，容易描述、分析，得到的结果可以用于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
第二，由于人的伦理道德原因，有些实验只能在动物身上进行。例如，把幼猴与母猴分离得到了关于性发育方面的重要发现。同样的，给怀孕的动物服用性激素，搞清了生殖系统的发育之谜，以及激素对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的影响。不能想象在人类身上实行这些实验。
第三，动物行为研究所发现的规律可以用来检验对人类的适用程度。例如，通过观察幼猴挂在母猴身上这一现象而发现的“接触安慰”，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婴儿早期喂养的重要意义作了很大贡献（第8章）。同样，关于灵长类雌、雄动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研究给我们理解人类性关系以很多有益的启示（Symons，1979）。
不过，动物研究中的任何发现都不能一成不变地推广到人。可以应用于人的也必须首先能在人身上显现出来。而且，动物行为具有如此多的花样，以至于任何一种性行为模式（从一夫一妻到乱交）都可以从动物那里找到证据，以证明其“天然性”。把人与动物的性行为作肤浅的对比，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看起来相似的性行为，很可能具有不同的目的；而相同的基本性目的也很有可能通过不同的行为而获得。
生物学的基本理论骨架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理论（evolution），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革命的概念之一。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理解肉体形式的出现，还在于理解行为形式的出现、进化。因此，生物学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从最简单的生物运动到最复杂的人类行为的性进化过程。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生物学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领域，专门作行为研究，如动物行为学（ethology）研究动物的社会行为。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对人的行为进行统一综合的研究（Wilson，1975；1978），其中又从几个方面对性学进行研究：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如猴与猿）的社会行为研究；早期人类［人科动物（hominids）］化石的研究；人类学家的跨文化资料分析；当前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相互作用中的生物与社会的各方面是如何从一开始就给合在一起的（Leboeuf，1978；Symons，1979）。
动物的性学研究并不是由生物学家独家进行的，实验心理学家也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同样，许多灵长类动物学家 （primatologist）都受过人类学的训练。一些社会学家的眼光也放在生物—社会角度上。因此，性的生物学观点不是一项小事业，而是涉及所有形式的生物体的一种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心理—社会学观点
每一种学科都有其独特的方法，当把这些方法应用于性研究时，它们应该是补充性的而不是喧宾夺主的。但由于一些历史渊源、概念和方法上的差异、学科自身的利益以及政治等原因，这一理想还没有实现。因此，尽管人们认识到心灵和肉体在性行为中的相互作用，但科学家们仍在片面强调其中一方面的重要性。
从最坏的角度来看，生物学方法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描绘成了没有灵魂的机器，而心理—社会学方法则把他们描绘成了脱离了肉体的灵魂。大多数行为科学家认为生物学对性行为所起的作用与其对语言的获得所起的作用相似。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产生声音的声带系统，并且我们的大脑有足够的容量供我们学习语言。但是，每个人是否能够学会说某种语言，取决于他是否被环境因素教授以这种语言，与生物学因素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否讲英语或汉语，直接反映着养育了我们的文化。按照这样的逻辑，似乎可以说：我们生来带有性器官，具有表现性行为的能力，可是我们的性行为及性取向则主要通过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而获得。
性的心理学研究
性行为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性的相互作用，也包括更为私密的色情幻想和“春梦”的世界。心理学家关心可以观察的所有性行为的科学研究：发育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伴随儿童成长的性的出现；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信仰体系（如态度等）和行为之间的联系；人格心理学家则思考人格特质、情境因素和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
尽管实验心理学家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工作，而生理心理学家主要也是从事神经生理过程的研究，但是他们的性研究方法与生物学家们是不同的。在生物学研究中，进化是一个关键的概念，而学习（Learning）的概念则是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奠基石。
在性差异的研究上，心理学家作了很主要的贡献，但直到最近他们对性行为也没有投入太多的关注。研究者们诸如阿诺德·格赛尔（Arnold Gesell）对儿童发育的观察与记录非常之详尽、漂亮，但很少触及性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极个别的研究者关注这个话题（Sears et al.，1957）。
近来，在心理学领域掀起了对性感兴趣的巨大浪潮。不论是在性行为还是与之相关的诸如性别认同及性角色等方面，心理学家都作了大量的探索。现在，在性学研究、教育等所有专业内，心理学家所占的比重可能是最大的（Polyson et al.，1986）。20世纪60年代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等人发展起来的性治疗的新方法大都是基于心理学家们所提出的行为矫正技术（Caird和Wincze，1977）。
性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家历来潜心研究诸如家庭之类与性相关的社会结构，而很少作性行为方面的研究。最着名的性社会学研究是由金赛博士完成的。尽管所用的方法及解释是社会学性质的，但金赛本人却不是社会学家而是一位生物学家。金赛之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现在，已有很多社会学家在从事人类的性学研究。
社会学的贡献是在几个很重要的领域里丰富了性学研究。社会学家们仍然是有关婚姻、家庭问题的最前沿的专家。在我们的社会里，婚姻和家庭是表达和规范性行为的主要制度。同样的，收集性行为数据用得最多的调查方法也是一种社会学技术。
广义地讲，社会学家广泛研究过的所谓“角色”的概念，可以直接应用到性角色上来；同样，性变态（sexual deviance）的概念可以用角色理论来阐述，也就是说，因为或这或那的原因，个人扮演了“变态者”的角色。社会学家认为：性行为由我们所扮演的性角色决定，这种角色或多或少是社会强加给我们的。换言之，社会学方法为我们理解个人性行为提供了一种较大的社会框架（Kando，1978；Henslin和Sagarin，1978），社会学家的兴趣与人类学家的兴趣是重叠的（Reiss，1986）。
性的人类学研究
我们知道，文化在塑造人类的性行为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所以，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作性的比较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性是一个生物学功能，但它只有通过社会化才能获得其形式和意义（Davenport，1977）。所有的文化都影响着性行为，但方式各不相同。从单一社会背景的角度是不可能对性有严肃认真的理解的，因为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代表全人类。要想了解人类大家庭，唯一的途径是去了解它的每一个成员。
文化人类学的传统使命就是研究那些与我们自己的社会大不相同的社会（图1.4）。这些社会（如原始社会、部落社会、前文字社会等）相对来讲一般比较小、单纯，技术不发达，变化步伐比较慢，因而比较容易研究（Davenport，1977）。
对不同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材料，丰富多样地记述了人类的性行为、性风俗和性标志（Gregersen，1983；Ford和Beach，1951；Murdock，1949）。但是，人类学方法在性问题上存在不足，部分原因在于性行为本身的特点。因为大部分性行为是在秘密状态下发生的，因而排除了直接观察的可能性。而人类学家呢，又必须依靠关于这些行为的报告。这些报告很难反映行为的本来面目，主要是由于当事者害怕暴露秘密，或由于夸大其词从而使得这些报告极易受到歪曲。因为谈论性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种性行为形式，所以持保守观点的人或处于性压抑环境下的人是很不情愿对外人暴露自己的性生活的。因此，来自这种社会的报告所描述的性价值观念要比实际的情况保守一些。同样，性开放社会看起来也似乎比实际情况更加开放。
正如达文波特（Davenport）（1977）在评价性的人类学研究的利弊时说的那样：
一些过时的理论和一些曾经令人喜爱的假设，现在看来要么是错误观念，要么就是从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作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推广，因而实际上我们不敢作任何具有明显的或不明显的理论意义的推广。我们刚刚开始感觉到文化多样性的程度和局限。我们还不知道这些文化多样性是如何发生以及为什么发生的。
人文观点
在性学领域里，一般认为生物医学观点及心理社会观点是占支配地位的。但是，对这个主题进行文学的、艺术的、哲学的及历史的探索却具有悠久的历史，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使我们对性能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行为科学本身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繁荣起来的知识分子运动——人文主义思潮［尽管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个词直到19世纪才被确定下来］（Kagan et al.，１９８７）。古代的教育理想认为，最适合于培养自由的、负责的人的课程是对人类的研究，即人文学科。这一理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得以“复兴”。基于这样的理想，理性探索人类的意图和活动的精神，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逐渐发展出了社会科学的一系列系统性学科。这种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性的研究也成了一个独立的探索领域。
现在一般认为人文学科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哲学、宗教和历史，这些领域的成果是人类理解性及其它人类经验所作的最早也是最广泛的尝试。
艺术中的色情
色情艺术，或者艺术中的打动人心的色情主题，为我们提供了人类性活动的最古老的记载。自然主义或象征形式的性表现存在于幸存下来的最早的人类文化的艺术品中（Field，１９７５）。
在最古老的形式中，艺术不是用来表现现实的，它本身就被认为是现实的（Eitner，１９７５）。当旧石器时期的人们塑造孕妇雕像或者在洞穴壁上画上被箭头刺中的动物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在创造一个新的现实，并制定一种宗教仪式，以寄托他们对生殖力和食物来源的希望。对性象征（通常将生殖器官风格化）的充满魔力和宗教气息的使用以微妙而模糊的形式出现，经久不衰。
艺术也是性行为的图画记录，正如格言所云：一图赛千言。裸露的身体、性相互作用的图景都在为我们提供那永远逝去了的时光的见证，栩栩如生地反映着当时生活的各个侧面。当我们看到希腊花瓶上描绘着的性图景时，我们能从中对希腊人了解很多。
艺术家对人的感情和性活动的分析与解释，同样也是很重要的。毕加索（Picasso）的色情画描绘的是艺术家与模特儿的互动。从画面上我们学不到解剖比例或性交姿势，但他的才华就在于他及时抓住了那一刻的感情状态。
色情艺术的目的还在于愉悦观众的眼睛，撩拨他们的心扉，唤醒他们的情欲。在最流行和最强有力的色情艺术品中，从令博物馆蓬荜生辉的裸体艺术作品，到性用品商店里随处可见的劣等货色，都包含着唤醒色情意象的功能。每一个社会都不得不接触色情艺术。社会怎样对待它，反映着这个社会的性价值观念和性文化（Eitner，1975；Webb，1975）。
文学中的色情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性，与艺术的情况差不多，都是为描写、分析和情色唤醒等目的服务的。作家对待性的方式与临床医生更接近一些，离行为科学家则远一些。作家强调的是个人而不是群体，是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事物的直觉，而不是数据的系统搜集与分析。劳伦斯（D. H. Lawrence）的查泰莱夫人以及乔伊斯（James Joyce）的列奥波多·布鲁姆并不是一般男女的代表，甚至他们也不是对某个具体男人或女人的真实描写。但是作家还是能够在一个虚构的人物身上抓住性的某些内在的、普遍的本质。不要指望哪一次调查能提取出这样的本质。
西方的色情文学与艺术一样，主要是为世俗（非宗教）生活服务的。色情文学形式很多，被社会接受的程度各不相同。大多数详细描述的是爱情关系，性的描写一般是不充分的。在英文里，赤裸裸的情欲品被称为色情品（Pornography）（第18章），尽管判断的标准是很难确定的，并且经常发生戏剧性的变化。遇到性主题时，大作家们有一种趋向，即进行微妙的描写而不是赤裸裸的暴露，部分原因是害怕社会的责难。但一般来讲，如果作品能给读者留有想象的余地，那么它的色情主题所负载的能量就更大。大多数色情文学，至少那些比较直露的作品都是由男人写给男人看的。女人一般是主人公，但她们的存在却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欲望（ Purdy，1975a）。
虽然大多数色情文学描写的都是异性之间的事情，但其它性经历在文学中也都占有位置。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开，把那些更广泛的描写爱情、嫉妒、不忠及其它与性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进来，那么恐怕我们就不得不涉猎古今中外的全部文学了。*电影中的色情
与艺术和文学相比，电影还是很新的东西。但它的渗透力却是无与伦比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受电影、电视的影响远比受艺术、文学的影响深得多，并且，爱情和性一直是剧本的主题之一。
电影和戏剧相似，是一种艺术形式。它开创的一些色情主题永远值得人们回忆。相比之下，电视仍然主要受着肥皂剧的冲击。尽管用电影来描写性图景或者探索有争议的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在一般供消遣用的电影和所谓“黄片”（“blue film”，色情电影）之间还是有一个实质性的、尽管比较模糊的界线。这与文学的情况相类似。上面提到的“黄片”又有所谓“软核”（不暴露生殖器）和“硬核”之分。
黄色电影是伴随着电影工业的出现而出现的。开始时都是地下活动，随着20世纪60年代审查制度的自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但是，这类电影对于性的科学研究却没有多少贡献，尽管性是它们的唯一目的，并且非常之详尽。
黄片看多了会使人意志消沉。但性具有一种内在的魔力，不管以多么不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都对人构成了巨大的吸引。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无任何渲染的性器官及性活动的描写来达到一些教育的目的。
电影在性研究、性教育及性治疗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有效。为了教育的目的而拍摄的性交、手淫、同性爱等电影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无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医院里使用，这些电影都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但是它们仍受着一些限制，这一点与商业性的黄色电影是一样的。
历史的方法
历史学家记录整理了大量的着作，但很少有详细的性行为描写。即使偶尔注意到这个方面，也一般集中于那些统治者及社会特权阶层人物的生活。因此，对于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一般男女的性生活我们所知甚少。
由于过去没有任何性方面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对性行为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历史记录。历史学家向我们说明了性关系得以展开的广泛的社会背景，并揭示了在人类文明中延续的线索。
不管他们自己是否会意识到，历史学家和平常人一样，也有自己的信仰及偏见。因此，历史研究中的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处理性主题时偏见尤其多。除此之外，人为的歪曲也使得历史记录，尤其是关于有争议的性行为（如同性爱）的记载受到损害（Boswell，1980）。例如，奥维德（Ovidius）的《爱的艺术》（Amores）一书中的“男孩的爱对我的吸引力比较小”这句话，从一个中世纪学者的嘴里念出来后却成了“男孩的爱对我的吸引力等于零”。类似的情况还有，在欧玛·卡依亚姆（Omar Khayyam）的《路巴依亚特》（Rubaiyat）里，由于人称代词被人为地换过了，所以原诗人对同性爱情人的思念听起来和异性爱情已经相差无几了。
偏见的另一来源是由历来一统天下的男性观点造成的，所以尽管女性人物出现了很多很多，但她们都是被从男人的视角来看的。这与色情文艺中的情况类似。这种情况在近几十年来有所改观，关于过去的性记录也开始谨慎地重新整理。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也开始关心历史的隐秘的一面了。所谓的家庭史和妇女史等领域，特别关心这些事情。*哲学和宗教
人类所有的探索和知识最早都叫做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家通常关注爱情和性，他们的看法塑造了后来西方文化中的性观念和性价值观（第20章）。例如柏拉图哲学中身体的快感和理性的更高渴求的二元性，在后来基督教中肉欲与灵魂的高尚追求之间的抗衡中得到延续（Edman，1956）。
宗教在决定人们的性观念以及性行为上起着更为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基督教是影响性行为伦理的主导力量（第24章）。在另一方面，曾经与宗教联系密切的法律，如今已独当一面成为世俗社会中规约人类性行为的主要手段（第23章）。
在古代文化的创世神话（creation myth）中有十分精彩的性主题。如在艺术中，性欲表达了我们对生命感知的最复杂的原始冲动。我们最熟悉的与性无关的突出表现是犹太教创世纪录：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然后取下他的一条肋骨造了一位女性配偶（《创世记》２：７，2１-２３）。与之相反的是埃及的创世神话：太阳神阿图姆——拉（Atum-Re）通过向手中射精，把精液放入自己口中然后再次射出的方式，创造了第一对子女休（Shu）和泰芙努特（Tefnut）。他的一滴精液滴到水中，变成了第一片土地。休成为风神，他的姐妹泰芙努特就是空气女神。他们两个结合后，生出了大地之神盖布（Geb）和天空之神努特（Nut）。盖布继续与努特结合直到被他们的父亲分开，努特成为天堂的星宇苍穹，盖布的阴茎够不到她，只好继续徒劳地将生殖器伸向苍穹，即他的妻子（图１。7）。努特失去了配偶，她每天晚上吞咽下太阳而怀孕，次日早晨太阳又重生于她的两腿之间（Field，1975）。
对印度教以及其它东方宗教的研究为探索宗教传统、教义以及建筑中的情色主题提供了丰富的机会。我们将在第23章回来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1.2 人类性学领域
与我们上面讨论的各个学科不同，性学（sexology）或性的研究的对象仅仅是性。尽管在过去２０年中性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在今天它仍然是“被误解、被错误定义的学术和医疗产业”（Haeberle，1983a）。它缺少独立的研究方法和坚实的理论基础。性学研究今后到底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还不清楚。是把性看做所有各种相关学科（从生物学到神学）的一部分，还是应该设立一个专门化的学科来关心性的方方面面呢？这些问题在性研究领域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Reiss，1982；Moser，1983）。
人们经常将性研究和“二战”后联系到一起，尤其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性解放运动。然而在此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重要的性学研究了，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２００年以前。
性学史
性学是一个关于性研究、性教育及性治疗的很广阔的领域。英文里的Sexology这个词现在用得越来越少了，但至今还没有另一个公认的词能够适当地代替它。这个领域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起源、建立、复苏（Haeberle，1982，1983b；Hoenig，1977）。
起源
今天的性学研究，可以寻踪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如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等人的博大思考。他们谈到了性关系及其恰当的社会地位问题。但是，这还只能算是对人类本性及行为的知识性探索这些大问题中的一部分。
建立
19世纪中欧的一些医生，尤其是精神病医生，把科学研究的一些方法和成果应用到性的问题上来，使性行为研究有所进步。性病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性欲倒错”的说法，是在法国发展起来；但只有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性学的基础才得以奠定，并在19、20世纪之交取得了丰硕成果。
对于医生们在这一运动中的先锋作用，可以这么来解释：他们关心人体，而性是人体的天然功能；他们关心性，将其作为专业上的延伸。并且，他们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和信誉使他们能顶住别人对他们这种“非法入侵”的猛烈批评。历史上有两个人，虽不被人们认为直接参与了性学的建立，但他们的思想却给后人以深远的影响。
第一位是德国的克拉夫特-伊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伊宾系统地研究了性心理失常（sexual aberration）的各种病例，其着作《性精神疾病》（Psychopathia Sexualis）于1886年首次出版，以后又修订了12版。克拉夫特-伊宾概括了早期的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方法对性的研究。他的研究工具是病史（case history），这是临床精神病学的传统。由于他的主要兴趣是法医学和心理病理学，因此他选择的也是一些极端的例子。所以读他的书，不免会使你毛骨悚然。但是，直到今天，他书中的一些例子，读来仍是有教益的。
他过去不得不说的许多话，现在看来其理论基础是错的。但是，他首次把关于性行为的材料用一种系统的、合理的方法组织起来，这本身就为性学打下了基础。他把性纳入医学领域，并使之赢得了相当的尊重。这在当时人们对于坦率地谈论性还极不习惯，甚至不能容忍的情况下，是多么难能可贵！
虽然是一名备受尊敬的学者，但伊宾还是因为涉足禁区而横遭批评。在他的《性精神疾病》的前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自我辩护：
不管是肉体的还是道德的痛苦，不管是怎样的创伤，都不能吓倒一个献身（关于人的）科学的人；并且，一个医生的神圣职责使他讲出他所看到的一切。
第二位则是维也纳医生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 1856——1939）。他开始也是个医生。他对性的兴趣，开始完全是由于他更加关心人格发育学说和心理病理学。但后来，性统治了他的学说，成为了人类动机之后的驱动力。他提出的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是：无意识和婴儿性欲。*这两个词都不是出自他的发明创造（Whyte，1960），但经他一用，却成了现代西方知识史上极有影响的概念。
弗洛伊德与早期的性学家们有过交往，但从未参与他们的具体开创性工作（Sulloway，1979）。但是，他的工作使性学成为一门学科，从而比其它任何人的工作都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在许多方面都是错的，并且他的一些观点也引起了人们巨大的争议，很多都没有坚实的基础（第8章）。但是，他的性发育与行为学说仍是最综合、最完备的理论系统。
不过，性在不同的心理分析学者的工作中所占的地位不同。弗洛伊德的一些追随者，如荣格（Carl Jung，1875——1961），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认为他过分强调了性。其它人，如赖希（Wilhelm Reich，1897——1957），认为弗洛伊德没能完全公正地对待性。
赖希是一名维也纳医生，后来跃为早期心理分析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不满于弗洛伊德对社会、政治因素的忽略。他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应该延伸到性，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人的生活方式削弱了性的自由及健康的表达。并且，所有的神经官能症（Neuroses）及性格上的问题，都是由于完全表达和释放受阻而累积起来的性能量造成的。
为弥补心理分析在政治思考方面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性考虑上的不足，赖希于1929年组织了“社会主义性指导与性研究协会”（Socialist Society for Sexual Advice and Sexual Research）。实践证明，他试图进行的调和是行不通的。他同时被共产主义者和心理分析学派两个阵营开除。在晚年移居美国后，他想出了一种稀奇古怪的主意：在他的“宇宙能匣柜”（orgone box）中诱捕所谓的生物能（biological energy）。此时，他的工作已没有多少人相信了。随后，他又被“新左派”中的激进分子捧为性与政治自由的斗士（Robinson，1976）。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性学的建立主要是由另外三名德国医生来实现的。他们是：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1822——1922），艾尔伯特·摩尔（Albert Moll，1862——1939），以及赫什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他们的领导加上其它人的贡献，使得性学终于在19、20世纪转折之际建立起来了，并在几十年时间里得到发展，直到后来被纳粹镇压（Haeberle，1981）。
布洛赫是一位皮肤病医生，对性病特别感兴趣。他受过很好的教育，知识渊博，在人文社科等领域尤有造诣。在那个时代，尽管研究性欲倒错（sexual degeneracy）问题是医学界的事情，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打破了生物学的界限，引入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观点方法，从而丰富了他的性学理论。为了反映性学多学科方法研究的特点，他于1906年创造了德文词汇Sexualwissenschaft——“性的科学”，即性学。
摩尔是一位神经精神病医生，他虽然没有布洛赫那样的博学，但他的组织能力却非常强。1913年他领头成立了“实验心理学学会”（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以及“国际性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ex Research）。摩尔非常尊重社会习俗和社会的接受能力，这一点使他与反传统的激进分子赫什菲尔德经常发生摩擦。摩尔早期的贡献是论述同性爱及力必多（libido）的一些专着。在他1909年论述儿童性生活的着作中，首次阐述了婴儿性欲的概念，这很可能对后来的弗洛伊德产生了影响。
赫什菲尔德是早期性学界最有影响的领导人物。早年他梦想成为作家，后来弃文从医，开始只是一个一般的开业医生，后来对性问题逐渐产生了兴趣，最终成为一名性研究与治疗的专家，以及争取性自由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
赫什菲尔德的最大兴趣所在是同性爱。他直言不讳自己是同性爱者，并经常在法庭上为别的同性爱者辩护。为了改革针对同性爱的性法律，他作了不懈的努力。
同样，作为一个研究人员，他也是颇具魄力的。1903年他调查了3000名大学生，之后又调查了差不多两倍数目的钢铁工人，试图证实同性爱现象的普遍性（他的回收率比很多现代调查的情况都要好）（Lesser，1967）。除了一些小部头着作外，赫什菲尔德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同性爱的纲要式着作，并被编入由布洛赫主编的系列丛书中。他首创了“transvestism”（易装癖）这个词，并编着了第一部有关易装癖的系统性着作。1928年，赫什菲尔德在事业上达到了顶峰，出版了一部五卷本的性学着作（Hoenig，1977）。
赫什菲尔德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都是对布洛赫观点的发挥。1908年，赫什菲尔德在他主编的第一份性学杂志（Zeitschriftf r Sexualwissenschaft）中使用了布洛赫创造的性学概念。与布洛赫一样，他也是第一个性学学会（性学与优生学医学会）的奠基人之一。到1919年，赫什菲尔德终于实现了自己最大的抱负，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性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xology）。这个研究所坐落在柏林一所优雅的建筑中，能够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临床服务（包括婚前指导）以及医学法律帮助。同时它又是一个培训中心，配备齐全的图书馆藏有20，000卷书籍、35，000张照片及各种艺术品，还有大约40，000份自传体实例材料（Haeberle，1982）。
所有这些以及其它一些很有希望的进展（包括两所着名大学里的性学研究项目），在纳粹掌权之后，都遭到残酷的破坏，甚至被摧毁。前面提到的三位性学先驱都是犹太人，注定了要受迫害。赫什菲尔德的血统，他的政治激进主义，还有同性爱取向构成了灾难性的组合。1933年，他的研究所遭到一群暴徒的洗劫，其所有家当被当众付之一炬。这一切发生在希特勒刚刚上台三个月之后。所幸的是赫什菲尔德当时正在法国，以后他便留在了那里。
性学在德国的厄运也给别处的性学发展造成了损失。瑞士的福勒尔（Auguste Forel，1848——1931）和英国的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1859——1939）与德国的性学家们是同时代人，并有密切往来。但在各自的国家里，他们无力重现德国学者们所创造的盛况。
但是，霭理士的努力还是对英语国家的人们的性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没作什么第一手研究，但他收集了大量的性学材料，编着成《性心理学研究》（Studies in Psychology of Sex）一书，并于1896年至1928年间定期修订数次。这本书为他赢得了学者声誉，但在早年则饱受非议。
霭理士和夫人爱迪丝（Edith Ellis）都是妇女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俩的结合也是一种不合常规的婚姻：他们在感情上亲近，但回避性交。双方都同意，他们忙于处理妇女问题。他直到晚年也未曾获得性满足。在维多利亚道德风行时期，霭理士的个人经历所碰到的困难促使他成为一个不懈地倡导对性的多元化采取宽容态度的人。考虑到他对性的积极开放观点，布莱彻（Brecher）称他为“第一个叫好的人”（first of the Yea-Sayers）。
令人瞩目的是，在这些对性持肯定态度的人中独独没有女性。可能是由于当时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环境不容许她们参与这一领域；另一个原因则可能在于，即使是有勇气的女性，也一般是以社会改革家的形象出现，为节育之类与妇女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而努力，如英国的斯托克斯夫人（Marie Stokes，1880——1958）和美国的桑格尔夫人（Margaret Sanger， 1883——1966）等人的工作。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妇女所作过的研究被人忽视了。例如，1973年卡尔·戴格勒（Carl Degler）在斯坦福大学档案中发现了莫舍博士（Dr. Clelia Duel Mosher，1863——1940）所作的广泛调查。这是一份涉及45名女性（其中70％出生于1870年以前）的性态度的调查研究报告，调查时间从1892年到1920年。这项工作的发现给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性学带来了新的光明（专题1-1）（Mahood和Wenburg，1980）。
专题1-1 莫舍的研究
1973年，卡尔·戴格勒在斯坦福大学发现了一份对45位美国妇女进行的关于性态度的问卷调查，其中有70%的受访者出生于1870年以前。这些从未被公开的手写记录是迄今所知最早实行的性调查，也是关于19世纪女性性方面的唯一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