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严肃投资者，相比未来几个月在中国将发掘出来的金山银山，1990年代末美国股市所产生的财富将显得微乎其微……我将让您在未来两到三年中十分富有。”
这是美国记者安德鲁·卡彭特给他的投资俱乐部成员的一封信。安德鲁·卡彭特从未到过中国，但却在2003年秋天成立了一个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俱乐部。为了显示俱乐部的鲜明特色，卡彭特干脆将他的俱乐部直接命名为“中国俱乐部”。然而，令卡彭特失望的是，随后两年来的中国证券市场差点没有让他的投资者遭遇灭顶之灾，更不要说他们期望中的金山、银山了。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热”一直在西方政界和经济界蔓延，卡彭特的例子则说明，到新世纪的初期，“中国热”已经开始深入西方的民间社会。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奇迹、一个迷，而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新典范，一个全球最热门的淘金之地。但正如卡彭特的经历所寓示的那样，中国——这个冷战之后当之无愧的经济增长模范生，可能还有另外一付不为人知的面孔。
高增长背后的政治理性
迄今为止，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经济传奇已经持续了26年之久，人们似乎早已经习惯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许多人那里，中国经济甚至已经成为高增长的代名词。如果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还有人对这个奇迹抱有某种西方式的疑惑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中国经济一如既往的持续高增长表现则在经验的层面上彻底粉碎了这种疑问。于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神话作为一种流行的信念，终于被牢固地确立起来。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怀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力，而是更多的在议论：中国无与伦比的竞争力是如何向世界输出了通缩，是如何对其他经济体构成了威胁。在这里，中国经济显然已经被看成了一架具有神秘力量的永动机，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书写自己独一无二的增长奇迹。然而，除去这些肤浅信念的屏蔽，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更像是一连串巨大的悖论，神秘而又让人忐忑不安。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法制如此不完善、投资效率如此低下、技术水平如此落后、现代金融系统如此匮乏、贪污腐败如此盛行的国家中，高速经济增长怎么会持续得如此之长？在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改革的情况下，一个典型的前计划经济国家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在数量上争论中国经济增长（在GDP意义上）的真实性并没有多少意义，对我们来说更加紧迫的是要搞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取得的、它是可以持续的吗，它对中国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神话被含蓄地解释为中国走上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与也远远优越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选择，包含了某种独特的智慧。真的是这样吗？26年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
中国长达26年的经济增长不是在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的，而是在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非均衡背景下发生的，这就是那些建基于稳定制度环境之中的“经济学”很难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我们不能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简化为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不能将其简化为一个所谓的经济学问题，而必须在我们的理解中纳入那些在中国转型背景中起关键作用的非经济变量。（或者说政治和社会变量）否则，我们就可能迷失于那些过滤了事实的概念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上的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经济数据之中，而无法逼近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真实。许多所谓中国经济的悖论即由此而来。在那些貌似理性和科学的概念丛林中，我们将越来越远离中国改革的经验事实，将越来越远离中国经济的真问题。在我看来，在中国长达26年的经济增长之中，有两个因素最为活跃，第一是官僚集团的集体行动，另外一个则是市场活动的不断扩展。这是驱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两个轮子。是故，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可以被概括成“官僚＋市场”的简单模型。其基本解释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包括两个基本内容：其一是政治官僚按照传统方式单独组织经济增长的过程；其二则是政治官僚默许、督导、参与、推动市场扩展的过程。虽然在26年改革的不同时期，政治官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不同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会影响这种基本图式的有效性。
我们先来看中国的官僚集团。
一俟官僚系统成为国家治理机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领袖和民众之外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利益。考诸中外，这一点几成铁律，无需多言。由此，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官僚集团看成一个在给定条件下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中国，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机制，官僚集团几乎成为国家治理的唯一手段，对社会的影响至深至远。这一传统，并没有因为最近26年漫长的改革而稍有改变。这样，垄断了全部治理资源的中国官僚集团不仅作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条件，也作为中国改革中最为能动的因素，自始至终对中国的改革路径及经济增长方式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除了1989年的短暂时期之外，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官僚系统一直就是整个改革过程中唯一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强势集团，其态度和行动一直在暗中规制着中国的改革进程。（事实上，这本身也是邓小平刻意选择的改革路径。在邓那里，中国官僚系统是在保持秩序的前提下，唯一能够依靠的改革工具。虽然邓也意识到这个工具不仅可能带来腐败，而且可能抵制他的改革<1989年到1992年年初这一时期中国官僚系统对邓改革的顽强抵制表明了这一点>，但与甩开官僚系统可能带来的失序相比，邓似乎宁愿选择前者。文化革命以及89年给他带来的心理恐惧和创伤强化了他的这种判断。显然，对邓来说，依靠官僚系统推进他的改革只是一种局部寻优，其中无奈只有他自己可以体会）所以，研究中国官僚集团（我们所说的官僚利益集团主要指由各级、各部门核心官僚以及国企官员构成的集团）的态度和行为，就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改革进而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
在整个改革中，中国官僚集团的经济人理性中隐藏着三种主要的利害计算，或者说三种主要的行为动力。它们分别是：官僚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级的政治要求（经常体现为对GDP的要求）或者说政治利益的极大化；以及最大化扩张地方或部门的财政能力。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升官、发财、扩充地盘。由于受到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约束，这三种计算在改革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要性排序，因而也显示了不同的动机水平。但有趣的是，它们却同时指向并驱动了同一种行为，那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总量的膨胀。
在我们的视野中，邓小平无疑是现代中国政治领袖中最激进的增长论者。这在他“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论述中表现得格外醒目。（很清楚，邓的所谓“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在邓的心目中，除了经济增长这个唯一的建构性价值之外，其他诸如政治改革、社会稳定之类的价值都只具有从属的工具性价值。事实上，邓在80年代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的时候，都是将其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来看待的。同样的道理，一旦发现政治改革可能损害经济增长，邓就果断抛弃了政治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在“6·4事件”后，邓绝口不提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因。邓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激进态度为他的继承者提供了主要的精神遗产，也为这个目标最后走向极端埋下了伏笔。正如我们在后来所看到的那样，邓的继承者不仅全盘接受邓小平的“发展第一”的思路，而且还将邓的激进增长论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不惜代价和不择手段的“唯经济增长论”；发展的内涵也由邓时代的“发展＝经济增长”变成了更加简单的“经济增长＝GDP增长”。导致这种极端发展的主要历史原因，是“六四”之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六四”事件中对政权合法性造成的巨大伤害，让中国政治领袖集团只能将政权合法性完全寄希望于即期的经济增长。其中潜在的逻辑联系是：经济增长维持一天，政权的合法性就存在一天，经济增长越强劲，政权合法性也就越充分。将政权合法性与变幻无常的即期经济表现相互捆绑，而不是努力重建政体本身的合法性，当然是一项非常冒失的政治战略。但在这种匪夷所思的冒失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路径依赖的困境。因为事实是，除此之外，当时的中国政治领袖集团已经别无选择。如果对于邓小平来说，经济增长还是最后一代共产主义领袖的政治理想的话，那么对邓更加弱势的继承者来说，经济增长则完全变成了政权延续的条件。不仅经济增长的内在意义已经与80年代大相径庭，其中隐含的强制性要求也彰显无遗。于是，在1992年之后，经济增长作为中国政治领袖对民众的一种政治承诺，在获得了至高无上的优先性同时，也转化为对官僚集团一种事实上的考核和录用标准。这就等于明白告诉中国官僚集团：要想升官，拿GDP的增长数据来！这就是从90年代初期直到今天，中国各级地方官员不遗余力直至疯狂做假地比拼GDP增长数据的一个重要原因。（十多年之后，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终于在“发展”前面加上了一个“科学”的定语。所谓“科学的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的新一代的政治领袖已经意识到了“唯GDP论”不断扩散的代价。他们准备在“发展”中注入自己的新解释。不过，在长达十余年的运行中，这种增长路线已经赋予自己以巨大的惯性。这不惟是因为政治领袖无法从正统性上切断历史【这从“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新式语录中可以看出】，更是因为这种增长路线已经在经济结构上、增长动力上锁定了中国经济。明确否定官员升迁的经济增长标准，实际上就掐灭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其结果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内的失速，而其带来的失业及其他问题将不啻于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一个重大的政治打击。由于无法在短期内开发新的合法性资源，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承受力将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脆弱。所以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GDP指标将仍然是考核中国官僚系统一个暗含的重要标准，虽然它可能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标准。这也暗示，中国的官僚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经济增长方式仍然会具有强烈“官僚强制性”色彩。可以放在最后面）
既然经济增长指标成为考核中国官僚的重要标准，官僚集团竭力追求经济增长以博取升迁机会就是一桩标准的政治利益极大化事件。换言之，是一桩划算的买卖。然而，让人多少有惊奇的是，对于中国的官僚系统来说，追求GDP最大化增长竟然是一件最不难的事情。个中奥妙在于：中国官僚系统仍然是一个具有强烈全能色彩的政治工具。所谓“全能”，就是对官僚权力管辖范围内各种资源具有强有力的整合和控制力量，可以用行政的强制力量以最快捷的方式任意配置资源。这种配置方式显然只服从于官僚系统的政治理性，而不是经济效率的最大化原则。而在“增长第一”的政治压力下，它服从的就只能是短期经济指标的增长要求。据称，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已经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为此，中国在2004年还与欧盟及美国争论得面红耳赤。不过，“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个结论只有一半是真的，另外一半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的确，在26年的转型中，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相当迅猛，许多领域的市场竞争程度近乎惨烈，更远远超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这当然是一个事实。但更接近真相的事实则是，这种惨烈的竞争仅仅被局限于大多数次要领域和庞大的中下层阶级之中（这一点我们还要在后面具体论述，在此不详）。一个明确的证据是，在经济活动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以及电信、能源、媒体、基础设施等具有全局控制力的关键领域仍然牢牢控制在官僚系统手中。鉴于金融、土地等要素市场以及上述关键行业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命脉功能，我们完全可以判明：与改革前相比，中国官僚系统的全能能力虽然在范围上缩小了，但在层次上却提高了，其隐藏在幕后的控制力不是减弱了，而是相对增强了。这就为各级官僚系统在管辖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动员经济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保障，足以让他们在短期内制造任何让上级满意的GDP纪录。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投资一直占有相当显赫的地位。而中国官僚系统最擅长的就是“投资”。纵观中国26年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中国官僚系统始终都是经济活动中最狂热的和最重要的投资者（直接和间接），虽然他们同时也是最不关心回报的投资者。其中道理一目了然：因为在所有这些投资中，中国官僚集团的个人成本趋向于零，而其收益则可能相当大。所以无论如何，中国官僚集团的在这种投资行为中获得都将是净收益。那么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究竟有多大呢？2001年的统计是国有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是47.3％，接近一半（这是对国有投资比重一种最低的算法）；而集体和个人投资（民间投资）占有的份额是44.6％。这被许多人认为是国有投资地位逐步下降的明证。不过要是严格算起来，中国的绝大部分投资恐怕都只能算成国有投资，也就是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其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绝大部分投资事实上都是通过国家承担最终担保责任的国有银行来完成的。轰动一时的“江苏铁本案”就是这方面的显例。在这个案例中，一个资本仅仅3亿元的私营企业，在一年时间竟然在政府的帮助下从国有银行中贷款30多亿，准备投资一个106亿的超级项目。谁能告诉我们，这究竟是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铁本”最后的结局也证明了政府实际上承担了最后的担保责任。问题是，“铁本”之类的所谓“民间投资”绝非个案，而是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普遍性。可惜，我们的统计当局还没有敏锐到要发明出这样一套甄别技术。普遍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民间投资能力还远远没有壮大到像那些幼稚评论所想象的那样，这里真正的主人仍然是中国的官僚系统。（事实上，在大多数领域都严重投资过剩、资本回报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如果它真是民间投资的话）还蜂拥而至的话，那才真正的匪夷所思）
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向来就是腐败丑闻最多，效率最低下的投资，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也不需要什么论证。但国家审计署2002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的一些数据还是让我们暗暗吃惊。这份审计数据显示：全国9个省的37个国债环保项目中，只有9个按计划完工并且达到了要求，仅占全部项目数量的24%；而国家发改委重大项目稽查办公室调查四川1998年动用首批国债资金建立起来的11家垃圾处理厂后，结果发现竟然有8家无法正常运行。（与此同时，全国最近几年兴建的38个支线机场中，37个发生亏损，累计亏损达15.7亿元。）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启动之初，就有人鉴于以往政府投资的惨痛教训而大声疾呼，要求严密监控这些投资。然而，就是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还出现了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胡子工程，就不能不让人有些意外了。这也正是那些早有思想准备的观察家们暗暗吃惊的原因。
中国各级官僚系统的“盲目”投资（其实一点也不盲目）是一个喊了将近20年的老问题，但问题就是眼睁睁的变得越来越严重。有鉴于此，中国政府终于以洗心革面的姿态在2004年七月出台了一个以取消审批制为主要精神《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这被许多政策解读专家毫不犹豫的吹捧为“中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新起点”。不过在我们看来，中国政府这个痛下决心之举，解决的却是一个假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的官僚系统没有控制那么多资源，他们还能拿什么去投资？所以应该解决的真问题是：剥夺官僚系统对资源的绝对控制。很不幸，我们暂时看不到这种前景，
早在1996年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周期中的某种政治性特征。具体的含义是，中国的投资高峰往往与各级官僚系统换届、新官上任在时间上相当吻合，经常的情况是政治年也就是经济年。这一点我们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已经反复见证。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紧接着就在1988年出现第一个通货膨胀高峰。五年之后，1992年十四大召开，经济呈现全面过热，导致了朱鎔基那一次“恶狠狠”的宏观调控。又五年，1997年十五大之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抑制，经济虽然没有出现整体过热，但同样在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下，出现政府投资的大规模膨胀。如果按照这个规律，你预测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会出现某种经济过热的话，那么你将比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更加正确。因为事实的确如此。但你可能还是难以预料到，中国2003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率会猛然提高到43.42％，一举超过中国现代史上最为疯狂的大跃进时期。14面对危局，雄心勃勃的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又只好停下脚步，解决这个新出现的老问题。看来，中国的经济周期的确受到了中国官僚系统政绩冲动的强烈影响。在看似盲目的经济过热背后，是冷静得出奇的政治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经济过热，因为它完全是一种政治规划的结果。毫无疑问，中国官僚系统的这种政治理性不死，中国所谓的“经济过热”就将反复出现。
财政的极大化
政治领袖们向中国官僚系统输入的政治压力，只是中国官僚集团努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他们的另外一个理性计算是：地方或者部门财政能力的极大化扩张。这个贯穿于改革全过程的利害计算，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又一个强大引擎。
除了早期的农村改革之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可以被理解为分权改革。其基本含义是，将以前计划经济（秦晖先生更加精确的将其称之为“命令经济”）时代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管理和组织经济活动的权力逐级下放、分散给各级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必须记住的是，这种分权改革就其本质仍然是中国官僚体系内部的一次权力再分配过程。权力的来源、行使方式已经对经济资源的全能整合能力都没有改变。只是将以前的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集权切割成省集权、市集权、县、乡集权，如此而已。这就为各级地方政府像计划经济时代在管辖区域内以行政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埋下了隐患。分权改革在经济上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个是分散决策，即将计划经济时代中央的集中决策变成了各级政府的自行分散决策；另外一个则是多元利益主体的形成，也就是各地方开始拥有独立的自我利益。单中心变成了多中心。事实上，中国乡镇企业勃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源自中国基层政府自我利益的强大激励。在中国的决策者那里，分权改革或许只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一种试验性安排，但它却无意之中造成了“多元利益主体＋分散决策”的一个全新格局，而正是这种格局启动了中国改革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进程：市场化。市场的形成和市场规模的扩展后来成为传统官僚系统之外又一个独立的增长推动力量，并造就了中国经济与毛泽东时代全然不同的新面貌。这是后话。
在毛泽东时代，地方利益是一个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邪恶意味的词语，并不具备合法性。但分权改革之后，地方作为一个独立的财政利益主体，积极性空前高涨。沿海省份由于市场扩展和分权改革所共同诱致的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迅猛发展，不仅带动了经济增长，也创造空前的消费繁荣。这种看得见福利改进，与邓小平一贯的实用主义判断标准相吻合。于是，地方利益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逐渐拥有了正式的位置。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地方利益以中央政府措手不及的方式迅疾扩张，这不仅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极大忧虑，也几乎使中央政府在金融和财政上陷入绝境。据信在1993年宏观调控前，中央金融能力几近枯竭。而与此同时，以践踏中央金融信用和财政利益为代价的地方建设却凯旋猛进。这最终导致了1993年6月份那一次猛烈的宏观调控，并引发中央与地方几乎公开的利益博弈。这一次激烈的博弈以朱鎔基的分税制改革作结。分税制终结了主导性的分权改革模式，但也将地方独立的财政利益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中央政府自己的财政利益，而并非是抑制地方的盲目投资扩张。当中央用分税制在地方财政中拿走一块之后，地方要想维持原有的财政收益，就必须扩充税基，而扩充税基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兴办企业、增加投资。所以分税制改革实际上很可能刺激了地方的投资冲动。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一系列政治上的安排（比如省级官员的轮换），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归于寂静。地方财政利益虽然不再以赤裸裸的地方主义形式表现出来，但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仍然是刺激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一个巨大的潜在推动力。这个动机与各级官员普遍的政绩竞争合二为一，让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热情被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如果说在前计划经济时期，仅仅中央政府在关注投资的话，那么在改革之后，“地不分南北，官不分东西”，所有大大小小的政府都成了积极的投资主体。如此这般，增长速度岂有不一飞冲天之理？毫无疑问，这肯定显著提升了中国总体上的投资率。
实际上，中国1980年代迅速崛起的乡镇企业也是政府财政极大化的产物。只不过在这里，地方政府变成了基层政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谓的乡镇企业现象就是，中国沿海基层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倾全乡（全村）之力向外部寻求财政来源的产物。由于乡村政府所控制的资源极少，这种财政极大化冲动更多地只能通过市场手段获得。这也就是为什么乡镇企业看上去更加具有市场导向特征的原因。显然，乡镇企业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创造，而更多是基层政府的创造。乡镇企业作为另外一种小型官办企业，是中国地方财政官僚化扩张的早期表现。这种举全乡（村）之力办企业增加财政收入的模式在中国改革时期被反复复制。
如前所述，地方政府作为官僚机构在分权改革中并没有被剥夺其全能性质，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机会在更为广大的范围中复制命令经济，依靠行政方式整合资源，争取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扩充当地财政实力。于是，甲省上汽车项目，乙省也上汽车项目；甲省搞大型化工，乙省也争取化工企业；甲省宣称以高新产业为支柱，乙省也轰轰烈烈的高新产业起来，你争我赶，不遑多让。中国各地产业高度同构，产能严重过剩的现状端赖于此。及至2000年之后中国进入所谓城市化阶段，中国各地连城市面目也开始变得千人一面。到处都是钢筋水泥，高楼大厦，活脱脱一个个工业怪兽。隐藏在经济结构同构，城市面目同质之后的，其实就是全能政府之“同”。20多年以前，一位海外中国问题学者曾经用“蜂窝状结构”来描述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各地方经济结构的趋同倾向。在经过了26年的改革之后，问题似乎仍然没有丝毫解决的迹象。难怪许多外部观察家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总是不断能窥见毛泽东时代的影子。很多年以来，“调整产业结构”（经常还会加上‘大力’的修饰前缀）一直是中国官方文件中的关键词之一，但结局却总是令他们相当难堪。原因其实相当简单：各级地方政府有动力也有能力去推动这些可以带来短期增长的重复建设。（如果取消政府的投资功能基投资能力，让市场发挥裁判作用，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就会自动出现。）
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全能只是就其控制范围内小一些，但其性质仍然是标准的全能政府，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地方政府在整个改革时期的投资方式看的非常清楚。在1980年代，地方政府的投资主要依赖中央财政的拨款，争取中央项目就成为主要手段，在拨改贷之后，地方政府投资手段主要靠命令当地国有银行贷款来取得，而在90年代中期国有银行贷款权逐渐被上收之后，地方政府的投资手段被迫多样化，在继续争取国有银行融资以及中央财政的大项目之外，还开始利用股市、地方金融机构（比如地方商业银行）、外资等等。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官僚系统可能是在全世界出访最频繁、队伍最庞大的招商引资队伍（许多地方干脆设立了常设官僚机构：招商局），而他们许诺的税收优惠，土地优惠也是全世界最慷慨的。到了新世纪的城市化阶段，地方政府终于找到另外两件法宝又一次撬开了国有银行的大门。一是土地，二是城市基础设施的特许经营权。土地可以抵押，特许经营权所带来的稳定现金流也同样可以用来抵押。而这是中国低能的国有银行最容易避免麻烦的贷款方式。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自１９９８年以来，银行对政府的贷款（包括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每年猛升61.6%，而每年对于企业的贷款仅上升10.4%。这些贷款大量进入地方政府推动的机场、铁路、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显然，在如何套取银行贷款方面，中国的地方政府表现得相当出色。中国地方政府的这种能力反映在宏观数据上就是，在2003年的一季度地方项目的投资增速达到65%，相形之下，中央项目12%的投资增速就显得克制得多。地方政府投资爆增的态势立即激怒了中央政府，严厉的行政措施随即而来。在2004年4月底，甚至破天荒地出现了命令股份制商业银行停止所有贷款业务的纪录。这种强硬的举动让人想起了11年前的那一次宏观调控，同样的投资过热，同样的“严刑峻法”，真是“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如果11年前，因为中国仍然存在普遍的短缺，过度投资还有某种理由的话，那么在普遍过剩的今天，过度投资又所为何来？这不由得让人怀疑，号称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国改革，究竟是让中国的官僚机构进步了还是退化了？）中央政府在2004年的宏观调控是明智的，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方政府的巨大投资最终都将通过国有银行的坏帐、国家财政的赤字（显性和隐性赤字）、国家土地资源总量骤减的方式对国家主权信用造成重创。换言之，地方政府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纷纷在趁“热”打劫，窃取国家信用以自肥。而中央政府正是这种国家信用的唯一承担者。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极大化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冲动，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今天的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极大化，都是以国民未来的预期收益减少作为代价的，它的成本是由子孙后代的未来福利来支付的，而它的收益则却在今天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兑现。这大概就是聪明的温家宝在2004年宏观调控中要“坚持把紧土地、信贷两个闸门”的原因。显然，作为一名在专业上非常用功的政治家，温家宝已经清楚的洞悉了调控的技术要领。但问题是，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冲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者经济问题。“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看得住一时（就像朱鎔基那样），但看不住一世。一遇机会，就会死灰复燃。中国2003年重新开始且至今没有结束迹象的投资过热就是一个明证。在这个与1992年几乎一模一样的投资过热背后，浮现出的是同一个古老的政治问题——拥有太多资源且完全不受约束的官僚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要想根治这个问题，技术和经济手段恐怕无济于事。更为吊诡的是，经济高速增长本身正是中央对各级地方官僚提出的政治要求，这就是说，中央政府自己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所以在遏制地方府过度投资方面，中央政府不可能走得太远，它只能在足以保持社会稳定的增长速度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走钢丝。这是一个维持了20年的脆弱平衡。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脆弱的平衡游戏正在趋近终点。我们的判断是：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利用土地投机（一个完全不可再生的资源）来强行推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已经说明，政府手上可资利用的要素资源已经趋于枯竭。因为在我们看来，土地，是各级官僚系统以全能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后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资源，一旦这个资源被掐死或者消耗干净，官僚强制型的经济增长就将无法维系。这暗示，已经维持了20多年的以政府投资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接近油尽灯灭之时。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能用什么东西来取代经济增长的这个官僚引擎？如果经济失速真的发生，放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强行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路径，这意味着放任各级官僚系统的不智投资，要么以巨大的政治意志忍受经济突然失速所带来的社会痛苦，并开始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但其中任何一条都可能引发难以预测的风险。前途的确非常凶险。
隐蔽的计算
在激发中国畸高的投资率的所有原因中，官僚系统面临的政治压力和财政压力只是两个容易分辨的原因。另外一个更为隐蔽也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官僚们越来膨胀的对个人财富极大化的追寻。这个原因对中国投资率的贡献虽然无法定量的测量，但却是一个普遍的经验事实。
个人财富最大化，是改革时期潜伏于中国官僚集团意识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理性计算。在整个改革中，中国官僚集团一直以这个标准衡量、解释直至扭曲和控制改革。1992年之前，中国官僚集团的这个理性计算已经开始苏醒，但由于中国的整体走向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所以这种计算主要表现在那些底层官僚之中。这些官员在传统官僚体系中的上升机会有限、政治利益较少，因而也最早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他们利用分权改革中合约不完备的特点，以承包、兴办乡镇企业、三产企业等方式来实现个人财富极大化。1992年之后，中国的市场化趋势已经不可扭转，财富冲动作为中国官僚集团的一种整体意识得以最终明确化。于是，寻租成为中国官僚体系牟取个人财富的一种普遍形式。有趣的是，苏联和东欧在此前的巨变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官僚们树立了一个标准的未来图景。他们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将不可避免。这使中国官僚的寻租带有一种普遍的焦灼感，并显得尤其迫切。事实上，1992年中国创纪录的经济过热，与中国官僚们这种突然爆发的末世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发展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当然也出乎中国官僚体系的预料。在经过短暂的混乱之后，中国官僚系统重新夺回而且牢牢控制住了中国的改革权。持续的经济增长、国际社会由旁观到接受再到惊叹的态度转变，使中国官僚体系的整体意识由焦灼到自信，最后变成一种权力的自负和骄狂（这当然是一种不祥的信号）。很清楚，中国社会在90年代的这种发展，一点也没有冷却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财富欲望，反而使他们有机会利用改革的控制权将这种极大化计算体制化。
事实证明，中国官僚利益集团不仅能够容忍市场，而且还有能力控制市场。在他们那里，市场不再是一种可怕的异己力量，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就会催生出某种怪物的潘多拉之盒，而是他们手上一件可以任意摆布的道具，是一个可以完全服从并服务于官僚集团利益的“制度创新”。准确的说，中国在90年代中后期的演变，本质上就是中国逐渐向一种稳定的阶级寻租体制的演变。寻租，作为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不再需要担心同僚告发，因而也无需合谋（这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去签订一份“一、三、五你贪污，二、四、六我贪污”的明确合约的地步，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同事也在干着同样的勾当。现在，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任何时候利用任何机会进行尽可能多的寻租。
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已经不再需要利用体制内的权力到体制外去寻租了，他们已经成功的建立并巩固了这样一种体制：权力即金钱、“位置”即金钱，财富已经成为权力等价物并允许自由流通。他们可以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可以同时政治和经济上实现利益最大化。一句话，他们是这个体制任何经济增长理所当然的剩余索取者。这一点，在新世纪的开端被公开化和合法化了。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不再有什么体制内和体制外，一切都在权力的控制之下，并成为这个体制的奴仆。这种结局可能要让那些在92年一时冲动毅然决然下海的官员们后悔了。下海，可能让他们一次性的得到了财富，但却让他们永远地失去了“位置”，而“位置”给予他们的将是永久性的剩余索取权。难怪许多精明的民营企业家在今天也纷纷要开始寻求“位置”。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官僚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中具有操纵力量的行动集团。当经济利益极大化冲动变成这个集团的整体意志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将这种意志转化成一种体制或者制度的理性，并成为中国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变量。中国不可理喻的投资过热，实际上就是这种制度理性使然。对于中国的官僚体系来说，投资活动，（尤其是那些利用公共资金来进行的投资活动）是他们实现这种理性的最佳手段。正如一位深知中国投资戏法的人士所讽刺的那样，“没有项目怎么寻租呀？”所以，争取“项目”，尤其是那些利用诸如银行贷款之类公共资金所进行的“项目”，就成为各级官僚（包括各类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最倾心的公务活动之一。中国东部某城市在争取扩建2台30万千瓦机组的“项目”，光在首都地区的“公关费用”就达到500万。不难想象，这个项目总投资在20亿以上的所谓项目中，将有多少变成各级官僚的个人财富。这些投资项目真正能够带来多少回报、或者真正增加多少公共福利并不是各级官僚们的主要考量，他们的主要考量（甚至是唯一的考量）是，这些项目能够给利益集团带来多少寻租机会、能够最大限度的带来多少寻租额。那些写在正式“可行性报告”上的诱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合法遮掩。由于个人成本为零，所以项目越大，个人和集团的寻租的机会越多，寻租的总额也就越大。这就是近年来中国大型项目、城市公共设施、大型基础设施越来越多的诱因之一。当然，这也与中国官僚体系的财富胃口越来越大有关。在中国最贫穷的西部省份贵州，交通厅厅长卢万里在短短几年之中，就利用高速公路项目为自己一举积累了高达6000万人民币的个人财富，可见大型项目投资对中国官僚体系的诱惑之大。丝毫不用怀疑，中国高热的投资受到了中国官僚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强烈激励。民营企业的合法化以及对国民经济活动的越来越的广泛参与，为这种利益提供了合法的平台和便捷的通道。在大量国有投资的背后，是公共财富向私有财富的转移，这是中国投资的一个最大特点。对于一个完全世俗化的官僚阶层来说，如果没有利益在其中，你即便强迫他们追求GDP，他们也未必会这么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中国官员的所谓“GDP崇拜”，他们真正崇拜的是藏在GDP背后的个人利益。
勿庸置疑，在今日中国，国有投资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投资，它已经完全被异化为我们这个财富再分配时代迅速转移财富的一种工具。对于中国官僚利益集团而言，投资本身已经成为目的，因为它不再需要投资回报就能够直接产生收益，就像银行贷款可以被用来直接制造富翁一样。如此投资，投资焉有不热之理？投资效率焉有不低之理？
从1992年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是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极大化表现得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公开的时代，但多少有些奇特的是，这也是这个集团受到监督与制约越来越少的时代。中国官僚体系，已然是一个被滥用的工具，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对此已经完全无能为力。（分权改革已经不再是中央对地方、对企业的分权，而已经变成了对核心官僚个人的分权。在长达一个时代的跨度中，与中国声势宏大的市场改革同时上演的是另外一场无声的戏剧：权力的私有化。）中国官僚集团的极大化追寻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程度之深，影响范围之广，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这一点，我们以后还将反复看到。现在，先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过度投资现象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一方面让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投资依赖症，另一方面也让人们疑问重重，忐忑不安。2003年，这个奇怪的比率达到了创纪录的45％15，这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有余，也远远超出其他跟中国发展阶段类似的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2年投资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19.9%，其中高收入国家为19.0％，中等收入国家为22.9%,低收入国家为19.7%。16对这个奇高的投资率，有人用中国正处于特殊的重工业化和城市阶段加以解释，但数据否证了这一点17。况且，中国的投资率已经不是一年两年处于极高水平，而是长时期处于极高水平。一般而言，高投资率意味着良好的投资机会或者有重大的技术改进机会，但数据显示，中国的投资效率（无论是宏观投资效率还是微观投资效率）却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列，与基本面情况相仿的印度比较，中国每百元投资所产生的GDP产值为17元，而印度则是26元。而在微观投资效率方面，中国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近年来则一直徘徊在银行贷款利率附近，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还银行贷款都悬。（有人将投资率不断提高，收益却不断下降的现象称为凯恩斯陷阱。如果真有这样一个陷阱，中国可能早就掉入了这样一个陷阱，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显然，中国的市场机会并不足以诱导出高投资率，更不至于诱导出高得如此离谱的投资率。如此怪异的投资率，只能以市场之外的超经济原因才能够解释。我们业已揭示，这个原因就是中国具有全能色彩的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不仅控制着庞大的资源，而且有超乎寻常的动机水平将这些资源不断投入经济活动之中。对于他们来说，完全违背投资规律的投资，不但不是一桩赔本的买卖，而是一桩一举三得的理性行为。这就是隐含在中国高投资率中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早在十年之前，克鲁格曼就铁口直断，东亚（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微乎其微，因而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位敏锐但显然不太讨人喜欢的经济学家实际上是在影射：东亚以及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与前苏联以及毛泽东时代同样令人侧目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两样。的确，就像我们上面已经说明的那样，中国改革26年来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官僚强制性色彩。但如果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故事的全部，它将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悖，毕竟，20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巨大的消费繁荣及部分人的福利改善，这种景观是与毛泽东时代最显著的差别。毫无疑问，中国迷人的经济增长中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关于市场的故事。
褪色的市场
2004年9月1日，俄罗斯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近400名学生和教师死亡。整个事件充满了悲剧色彩。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恐怖和悲剧事件人们早已见惯不怪。不过，利用悲剧事件从事盈利活动的新闻，人们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就在别斯兰的悲剧尚未落幕的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一边报道该次事件，一边利用该新闻搞起了有奖竞猜，在屏幕下方打出滚动字幕：“俄罗斯人质危机目前共造成多少人死亡？选项：A．402人；B．338人；C．322人；D．302人。答题请直接发短信至：移动用户发答案至×××；联通用户发答案至×××。”
利用遥远异国的悲剧事件从事非常有“创意”的盈利活动，虽然比悲剧本身对人类尊严具有更大的污辱性，但却以极端的方式显示了市场化在中国的渗透程度。一家国营垄断媒体，利用悲剧事件来牟取一点蝇头小利，竟然没有丝毫道德上的不安，这说明，市场化在中国已经无远佛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