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前相比，现在这种纵向结构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有一点应该注意的是，与改革前相比，这三根水泵所置于的社会环境已经迥然不同。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进程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社会的财富存量已经与改革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意味着，这三根官僚水泵有了相当稳定的财富来源。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另外一条隐性的官僚抽取管道也逐渐成型。这就是那些直属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许垄断权力而形成的巨型官僚公司。这些公司集中集中在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性行业中，比如石化、电信、电力、交通、烟草等等。这个抽取管道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凭借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盘剥消费者而从市场中直接抽取财富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管道。这些公司不是属于中央国资委，就是属于地方国资委的，不仅在财政上举足轻重，对国民经济也极具控制力量。2003年中国企业500强企业（大多为巨型官僚垄断性企业）的营业收入为69000亿人民币，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68％，其影响力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19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型官僚企业对市场的抽取迹象非常明显。中国国家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先生曾经提到一组数据：199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达到529亿元，而2003年底这个数字达到3784亿元，而在这中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七家上市公司实现利润占到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19。这个数据加上其他诸如电力、烟草、交通等行业巨型公司，足可以说明大型官僚企业的市场地位之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程度之深。邵主任罗列这组数据显然是要说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显著改善的。但在我们看来，这些既缺乏规管，又缺乏竞争、公司治理状况极差的大型官僚公司在利润上的超常表现，主要应该被解释为1998年之后这些超级公司市场抽取的加深以及得到的金融补贴的增多。一位参加工作不久的税务稽查人员，在经历了一次税务稽查之后非常吃惊地说：“以前只听说电力行业收入高，但一家电力集团财务公司普通员工每月光个人所得税就扣3000元，对应的月收入至少有2万元，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个鲜活的例子足可以说明中国垄断企业对消费者抽取之重。
大型官僚企业不仅向消费者抽取，也同样可以向民营企业抽取。数据表明，民企虽然占中国经济总量的50％。就业的60％，但它们大多居于位于竞争激烈的下游终端消费品产业，没有任何定价能力，而大型官僚企业却居于产业上游或基础性产业位置。这种结构，实际上就使得大型官企抽取民营企业易于反掌。对此，一位国资委官员非常在分析国有企业盈利大幅增长时坦白地总结道：“这个4500亿（央企2004年利润）是怎么来的？大概其中40%的利润靠涨价”
以上四根主要的纵向管道，足以使中国官僚体系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抽取和配置。这四根纵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之下，依次分布着各级地方政府。以这四根管道为骨架，构成一个以中央政府为顶端的伞状结构。从最基层一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一个个节点。接驳在这些节点上的，则是围绕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垄断性行业而形成的官僚利益集团。各级政府从这四根管道上抽取资源，然后再横向配置给围绕他们形成的各种官僚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很容易看得出，离各个节点越近，处于的节点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资源配置及财富分配上占据有利的位置。这种伞状结构，既是中国官僚经济主要的资源配置渠道，也是这个经济体系主要的财富分配渠道。
我们先来看纵向的金融管道。改革之后，中国金融业在总量高速膨胀的同时，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但官僚体系对金融业的控制却丝毫没有放松。在银行业，除了占有居民存款绝对比例的四大银行之外（四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在80％以上），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信用社也无不在各级官僚系统的控制之中。2004年5月份，为了配合最高行政当局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被勒令停止发放贷款，这种商业奇闻充分说明，中国的银行仍然是一种行政工具。在银行之外，证券市场、保险业、基金业也都处在官僚体系的严密掌控之中。这种官僚金融结构，无缝隙的覆盖中国社会，具备超乎寻常的抽取能力。这使得官僚体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抽取和配置短期资金和长期资本。无论从金融控制总量，还是从金融控制手段来看，官僚体系的金融抽取和配置资金的能力，都比改革前显著增强。中国新生证券市场的例子颇能说明这一点。证券市场一直是民众参与程度最高的一个金融分支，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证券市场从1990年代初期的草根性市场逐步演变成国营企业的融资场所，进而在1990年代后期最终演变成大型官僚垄断企业的融资场所。1990年代后期，随着一大批官僚垄断企业如石化、电力、电信、银行类公司的上市，中国资本市场逐渐沦为大型官僚企业的圈钱和抽取场所。从这些巨型公司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的所占有的股本权重以及对市场的影响程度看，这个趋势已经相当明显。这些巨型官僚企业一边通过市场垄断地位直接盘剥消费者，一边利用金融手段间接抽取金融资源，这就难怪它们的业绩会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突飞猛进”了。而“突飞猛进”的利润和“突飞猛进”的现金流，又为这些巨型企业进一步套取各种金融资源提供了财务上的优势。在1990年代末期，中国企业一片衰败，但中国大型官僚企业却独自实现了财务上的良性循环。这不能不说是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一个经济奇观。而创造这个奇观的是政治背景，就是行政当局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一直延续着的所谓“抓大放小”政策。这种政策的另外一个更加直白的表述是，甩掉包袱（所谓“放小”），扶持并紧紧抓住对国民经济有控制力的企业（所谓“抓大”）。现在，这种延续了多年的政策已经结出了硕果，但非常清楚，这种“硕果”是中国官僚系统对国民经济强行逆配置的结果。而这种逆配置之所以能够实现，则是因为官僚系统完全垄断了资源配置的管道。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旦垄断了金融，官僚体系几乎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配置”出任何他们想要的经济奇迹。只不过，这种配置与市场经济毫无相似之处。这其实是说明，不管中国的金融业在改革20多年之后具有了什么样的新景观，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围绕官僚集团意愿而不是市场“意愿”来配置的官僚工具。
金融如此，传统的财政管道亦复如此。1998年之后，中国为了应付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实施所谓积极财政政策，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而作为其代价，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数也以反常速度递增。但这些经由财政管道抽取的财富，却被以减免税、财政补贴的方式馈赠给了外商、大型官僚企业，变成它们的利润，以及官僚利益集团反常增长的福利。这种奇特的财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动内需，支持宏观经济增长。容易看到，这种财政转移的确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然而，公共财政不是首先用来满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决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贫困问题，去解决日益紧迫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而是去支持官僚系统政绩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去支持官僚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财富需求，则十足地证明了公共财政已经变成官僚财政，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予取予求的私器。
随着工商业的扩展，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地位与日俱增。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官僚系统也有天然的起点优势。中国的土地资源名义上是国有，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官僚系统手中。官僚系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任何方式将土地要素注入市场活动，唯一的标准就是要符合中国官僚体系在转轨时期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土地资源极其稀缺的情况下，中国官僚体系一方面可以用零价格将大量土地赠送给外商以及亲朋好友，而另一方面却以奇高的价格卖给国内房地产消费者的原因。同一种要素，一手慷慨馈赠，另一手大肆掠夺，贫富悬殊岂有不拉大的道理？荒谬的是，这确实就是中国官僚系统配置土地要素的方式。其中机巧在于：这种完全等同于财富转移的土地配置方式，可以在两方面都同时增加GDP。显然，这是最符合中国官僚体系的胃口的配置方式。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中国2002年之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与官僚系统这种强行配置土地的方式密切相关。由此我们也不难洞悉，2002年以来的最新一轮经济高涨为什么会激起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不满和抗议。因为在本质上，这种经济增长是“夺”出来的和“送”出来的。
作为这个伞状结构的顶端，中央政府无疑具有最强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中期之后，通过对金融权的回收，财政分税制、基础产业（如石化、电信）的纵向重组、以及2004年开始的土地权回收，中央政府摆脱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动局面，重新夺回了资源配置权力。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四根纵向抽取管道从容地抽取资源，然后横向地配置给各种官僚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或者以“点贷”、“点投”的方式来推进其政策目标（比如，通过财政三次给四大银行输入巨款，以央行再贷款的形式不断为破产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买单、在证券市场为大型垄断企业开辟新的圈钱场所等等）。比之于1990年代中前期，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控制权已经更加稳固也更加有力。事实上，2004年最新一次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收效，就完全仰赖于中央政府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的第二层，省、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曾经在1992年之后向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垄断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时候的地方政府很像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利益的代表。从历史上看，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就是在这场混乱的争夺战中趁势发展起来的。不过，这场短暂的混乱很快就以朱鎔基的毫无争议的胜利而告终。分税制和国有银行控制权向中央的纵向回收，是这一场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的争夺战的两项主要历史遗产。地方政府既然无心也无力挑战这一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这种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激励扩张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导致两个非常重要的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扩大税源，在总量上膨胀GDP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发了地方官员的惟GDP导向），另外一个则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资料显示，在中央不断上收财力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纷纷将有利可图的税种收归己有。1993年到2002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是从22%提高到54.9%，而与此同时，省级政府的这一比例也从1994年的16.8％增加到29％左右。层层抽取的结果，自然是县、乡级政府的日益严重的财政窘迫。这大致可以解释在1992之后一直持续着的这样一种现象：省市以上官僚机构的财力不断膨胀，而县乡一级则经常发不出工资。当然，县乡级政府不可能是这种层层抽取的最终的承受者，毫无疑问，这种抽取压力最终将被转嫁给分布在广大乡村和城市的各种纳税人。而这种近乎压榨的“财政集中”到了资源匮乏的乡村和中西部自然就变成了野蛮的剥夺。
除了法定的财政管道之外，省、市一级政府也在金融的模糊地带开辟新的聚敛手段。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地方商业银行、保险等等都是地方政府极力渗透的领域。而在现有的架构下，争取外国直接投资（FDI）则更是各级地方政府趋之若骛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程度奇高但很不赚钱的外向型经济，实际上是被这种金融和财政格局逼出来的。不过，在新世纪之后，随着土地升值以及对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地方政府又一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垄断，因为他们发现，土地可以用来套取银行贷款，拥有了土地的配置权，就相当于间接的获得了银行的配置权。这其实就是中国最新一次经济过热的来历。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争夺金融配置权力的冲动，几乎又一次酿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剧烈冲突。
地方政府通过与中央政府一样的纵向抽取管道，然后再以城市化的名义将这些资源横向配置给各种官僚公司、地方性利益集团。最近几年，中国地方政府所属的各类基础产业公司、地产公司迅速膨胀，就与这种抽取和配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资料显示，在中国近几年房地产最为火爆的上海，大地产商有半数是政府公司。而被中国银监会最新列为“新五大风险行业”的正是电力、交通、公共事业、学校、医院这些官僚抽取行业和公司。这些官僚公司所以被列为风险行业，是因为他们要么以政府廉价转移地土地，要么以特许权作为抵押，在最近几年套取了大量的银行贷款。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最低一层的节点，县乡级的政府虽然也是按照同样的手段加以抽取和配置，但显然，它们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资源都要贫乏得多。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县乡级面临的压力和由此引发的官民冲突也就越是剧烈。
在这种伞状结构中，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政治中心，而每一个政治中心，就是一个资源的配置中心，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现象的原因即隐藏于此。当高一级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厉害，表现得越繁荣，乡村及边缘地带就会同步表现得越衰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边缘地带及乡村加速衰败，与政治中心加速聚敛资源和财力的过程相当匹配。
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这种伞状的抽取和配置结构逐渐成型并得到了巩固。然而，这种以各级政府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扁平型配置结构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在扁平型结构中，资源是按照价格信号横向流动的，但在这种伞状结构中，资源却是按照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愿”信号以及与官僚系统的亲疏远近来配置的。伞状结构虽然保证了官僚系统对经济的控制，保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达成，但却很难保证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样达不到资源配置的公平。不过，这一结构更加深层的危机在于，它可能代表了一种自我加强的，无法退出的财富分配结构。事实上，透过伞状的配置结构，一条清晰的财富分配线已经跃然纸上。围绕省、市政府以上节点所形成的利益群体，是这个社会的上层，而这之下，则是这个社会的中下层。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或人力资源）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寻租结构实际上就出现了。上层的精英互惠经济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对中下层的市场社会进行抽取，然后维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环。这种二元性的寻租结构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通过政治强制而进行的剥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维系，就在于官僚体系对要素资源（包括特许权）和政治权力实施了不容挑战的垄断。
我曾经做过一个相当不完整的统计，从2004年4月到2004年9月，光在家中被抄出现金超过1000万元的官员腐败案件就有三起。他们分别是，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案，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长黄亦辉案，河北省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厅副厅长兼河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李友灿案。许多人一直对人们中国货币发行超速增长的原因不得其解。但上面的案例似乎告诉我们，由于贪污所导致的大量现金退出流通领域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说句笑话，这可能是最典型的由于政治原因所导致的流动性陷阱。所以，经济学家可能应该将贪官家中藏有多少现金来作为预测中国货币趋势的一个重要参数。笑话归笑话，但这些事实却很好地凸现了中国官僚体系与市场经济的亲和程度。
有中国经济学家曾经通过“定量”（在许多人那里，定量意味着科学）分析测算出，中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40％。我们不知道这位聪明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测算出这个很有点唬人但其实非常荒谬的数据的，但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要素资源完全处于官僚体系的垄断之中。在土地市场中，土地供给是计划的，但需求却是竞争的；在金融市场上，供给是计划的，需求却是市场的。这其中哪里还有没有半点市场化的气味？如果一定要说这具有的某种市场化的成分的话，那么，这种半吊子的受操纵的市场化，只能说是“坏”的市场化。通过这种要素市场配置出来的要素，不仅价格高昂，而且可得性极低。（尤其是对于国内公民）。在中国的要素资源中，最具有市场化色彩的，就是毫无稀缺性可言的劳动力。也正是因为这种奇特的要素配置结构，那些无法融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分得一杯羹（要素）的民营企业和其他非官僚企业（这实际上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的处境），唯一的能够从市场配置到的要素就是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就只能是廉价劳动力。为了维持这种比较优势，这些企业就只能以近乎残忍的方式想方设法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否则，这些企业就无法生存下去。中国南方沿海的民工十年不涨工资的事实，就非常形象的揭示了这种恶性循环。而这背后的原因，则是中国官僚集团通过要素垄断对中国市场社会的隐蔽但极其深重的盘剥。一份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披露，在中国私营企业中，由各种税外交费、政府摊派以及公关、招待费用所构成的所谓企业“三项支出”相当惊人。其中一份对1257位被访业主的调查显示： 2003年他们企业出资人分红总计36655.3万元，用于公关、招待的支出总计16240.3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44.3%。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一份调查却显示，这些私营企业的雇工工资却呈现不涨反跌的趋势。
如果在20多年之前，中国劳动力的廉价还是某种出于自然的禀赋，那么20多年之后，这个比较优势就一点也不自然了，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过程的结果，是一种“政治比较优势”。一方面是官僚集团将金融、土地资源用于洗钱，实施低效率的恶性配置，另一方面则是整个经济都将人力资源当作某种类似于自然资源的东西，进行相当不人道的过度开发；一方面是制造负价值的官僚利益集团以奢靡的方式支配着绝大部分财富，另一方面则是创造了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的人们无法分享财富和资源，这不仅是一种效率最低的要素组合模式，也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剥削结构。透过这种结构的棱镜，中国内需低迷、完全仰赖附加值极低但规模极大的出口模式的谜底，已经昭然若揭。也正是这种剥削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必然是粗放的。在中国官僚系统廉价甚至无偿控制了一切资源和要素的情况下，他们必然要选择要素及资源投入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而不是其他。对于对他们（以及他们的理性）来说，这显然是一种成本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怀疑，中国都市近几年中突然出现的汽车及房地产消费繁荣，是不是也建立在财富突击转移的基础上。这些财富是中国人经过20多年胼手胝足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它可能表现为银行存款、也可能表现为土地的升值，然而，为了官僚利益集团制造政绩、瓜分财富的一时之需，它们很可能已经被一夜之间转移给了少数人。果如此，在这一轮经济过热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银行坏帐的激增和房地产的急剧贬值。当然，还有更加萎靡的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