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可以预测，在胡锦涛时代，中共传统上的派系将更加萎靡，派系的内部团结和凝聚程度将更为松散，派系斗争的烈度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是说，基本上很难再有其他内部派系能够挑战和威胁胡锦涛的权力。当然，如果胡锦涛在任上遇到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挫折，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新的派系往往是被危机形势催化而成的。
1990年代之后，一个老式的政治话题不断被人提起，那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毛泽东建立了最强大的中央集权之后又重新出现，主要是因为1980年代之后的放权改革模式所致。这个分权模式所引发的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紧张关系，在1992年到1994年之间达到最高潮。当时这种在新时期出现的旧事务，让很多政治观察家印象深刻，因此也被他们作为一种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新视域而沿用至今。1990年代初期的中央与地方矛盾的确相当紧张，经济势力迅速膨胀的沿海省份如广东、山东者拥“财”自重的地方诸侯，也的确有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形迹，但这种紧张关系很快就被心急如焚但却眼明手快的江泽民、朱鎔基所化解。朱鎔基用几近一对一的谈判方式搞掂的分税制，虽然阻力甚大，但却总算暂时平衡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分税制不仅粗糙，而且有诸多负面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制度。除此之外，将强势地方的领导人以一种不成文的党内惯例纳入政治局的决策过程，也大大减少了地方领导人与中央的冲突。让姜春云、谢非等领导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官升一级，虽然有调虎离山的权谋考虑，但也的确在实质上增加了地方利益的表达渠道。也因此，将强势省份领导人纳入政治局被作为一种有效的惯例沿用至今，且有人员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个过程大大增加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和谐程度。其实，即便没有上述措施，地方政府的所谓独立也只是一种简单的历史联想，在军队完全受中央节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拥兵一方，挑战中央权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中央政府无饷可发，军队的整体性被瓦解。而考诸胡锦涛时代，除了上述几点之外，省委书记一级的封疆大吏几乎完全为外省人担任，像1990年代谢非、姜春运那种土生土长的，长期坐镇原籍的地方诸侯在中国已经绝迹，加之换岗频仍，就更加除去了地方实力逐渐座大的可能。这种换岗显然是承继了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度（汉制中既有本君人不得为君守的规定）的精髓。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地方利益（它经常与地方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在道德上天生就是弱势的一方，甚至是邪恶的代名词。不管这种文化是好是坏，但时势如此，由不得你地方派系揭竿而起，对抗中央。以上诸种制度、文化上的因素，几乎决定了，胡锦涛的“核心”权力很难遭到所谓地方实力派的挑战。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通过军队、警察、财政、任免等手段就可以搞定一切。2004年，胡温在中国大搞宏观调控，其力度、手段与朱（鎔基）老板1993年的宏观调控并无二致。但在地方上所激起的反对声浪却比上一次小得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地方政府的势力和抗拒中央政府的决心已经大不如前。形势如此，地方领导就只有唯唯诺诺的份了，再也容不得他们冒充诸侯，打肿脸充胖子了。如果读者更加仔细一点就应该发现，以前在中国不时响起的“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决支持中央权威”这一类宣示，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已经消失多年了。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地方作为一种挑战中央的实力派系，可能已经暂时退出中国政治的历史舞台。
孟子说，有智不如趁势。就高层政治态势而言，第四代核心胡锦涛可谓趁势之便，有时之助。要雨得雨，要风得风。胡锦涛不是克理斯玛，但却是一位运势极佳的福将。不过，以未来的眼光观察，胡锦涛在任期内也将面临一些非常棘手的任务。其中最有可能造成高层政治震撼的，就是权力继承问题。
胡锦涛虽然有组阁权，但却没有继任者也就是下一届核心的指定权。江泽民是邓小平指定的，胡锦涛也是邓小平指定的。但江与胡的区别在于，后者必须在自己的任期内，对下一届中共领导人的产生负责。这个从1911年帝制废除之后在中国一直悬而未决的政治难题，将历史性的落在胡锦涛的身上。如无意外，胡锦涛的任期将在2012年结束，在这之前，也就是最迟2011年，胡锦涛必须为自己找到继承人，有点巧合的是，这个年份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年。这不仅是对胡锦涛的大考，也是对中国百年发展的大考。
前面说过，胡锦涛在1992年刚刚50岁的时候就进入政治局常委行列，但纵观十六大之后的中国政治局常委中，却找不到一位50岁的“年轻人”，这意味着，起码到现在，还没有一位被政治局集体认可的王储（下一届核心）出现。这个关键的空缺说明，江泽民没有被赋予指定下一届核心的权力。江泽民如此，胡锦涛就更不用说了，江泽民好歹是个核心，而胡锦涛却仅仅是个总书记。这从中共正式的说法中可以找到依据。在江泽民时代，中共的正式说法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而到了胡锦涛时代正式说法却变成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词之差，决非偶然。这意味着，胡锦涛这个核心，比江泽民这个核心无论在法定权力还是权威能力方面都要稍逊一筹。邓小平可以一口气指定两个核心，江泽民和胡锦涛纵然有心，也无力就做到这点了。威权加速递减，乃是现代社会不移之趋势，又岂是个人之力所能逆转？在这个意义上，核心模式是为邓小平所量身定作的。同一个核心模式，邓可以玩得游刃有余，江泽民就只能勉强维持，而到了胡锦涛，恐怕就要改改规矩，换换口味了。对于弱主而言，最好的办法还是寻求制度的保护。
中共十七大届满之时，按照年龄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全部都将与胡锦涛一起退休。既然胡锦涛没有被赋予指定下一届核心的权力，那么胡锦涛的继承者就必然按照新的规则产生。依目前中共党内强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的趋势，这个新的规则一定是带有某种民主性质的选举或者协商方式。说穿了，所谓民主一定是在势均力敌的竞争中产生的。党内民主一开，社会上的民主就有可能风起云涌了。如何在党内民主开始的时候，保持秩序将是胡锦涛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所谓弱主，就是打破惯例、创设新制的能力较弱，但诡谲的是，胡锦涛这个弱主必须在其任期之内完成这个新制度的创设。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胡锦涛对此做好了准备。虽然有不少人观察到，胡锦涛上台之初，也大谈了几天宪法、党内民主（比如政治局向中共中央委员会述职之类）。但诚如我们所私下推测的那样，胡锦涛的这个民主试验很快就偃旗息鼓、没有下文了。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江泽民上台之初也大谈过一阵“民主集中制”的同样情形。不管胡锦涛是真心推动党内民主，还是为了在党内党外赢得民意而做秀，党内民主都将是一条陷阱密布的道路。2006年2月，一向以敢言著称的中国“冰点”周刊被停刊之后，主编李大同循党内民主程序正式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申诉，控告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相关负责人，并指控他们违反宪法及党章。这个“反常甚至是荒唐”的举动（之所以称其为反常，乃是人们从来就没有将党内民主程序当真过，所以很少有人像李大同那样真的提出申诉）对胡锦涛贯彻党内民主的真诚程度构成了考验。站在胡锦涛的角度，如果真的批准李大同按照党内民主程序走，那么先例一开，党内的申诉可能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并进而裂解共产党的团结；如果不批准就会立即暴露出胡锦涛党内民主的虚伪性，结果不出所料，胡锦涛采取了让《冰点》复刊但主编撤职的折中办法，以个人批示的方式，迅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引出更大的连锁反应。胡锦涛的这种暧昧态度，其实反应了他在党内民主上的巨大两难。党内民主好说不好做，一不留神，就会成为胡锦涛一笔重要的负资产。从现在的迹象看，胡锦涛已经视此为畏途。
然而，中国自接受民主理念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民主不仅成为精英分子的文化潜意识，也成为大众的一种文化潜意识，这把瘾是一定要过的。当普罗大众都觉得民主是一种价值、一种善的时候（共产党虽然不敢搞民主，但却从来没有否定过民主价值）民主就变成了所谓历史潮流，历史的大趋势。如果你不让人们过这一把民主的瘾，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经济发展可以延缓民主化，但决不可能替代民主化，因为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玩过股票的人都知道，逆势操作有多么费劲。不管这个“势”是不是理性，也不管操作者有多么杰出，逆势操作都会头破血流。民主之“势”，在中国一蓄百年，其发必猛。所以，不管民主有多么大的风险，胡锦涛都应该顺势而为，并将这个“势”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而不是贻误时机，让其他潜在的权力竞争者借势。与顺势而为的风险相比，逆市操作的风险可能要大得多。就此而论，胡锦涛时代可能正是中国最高权力接近某种带有民主特征的规则性更替的关键过渡阶段。
如果不出现出人意表的外力（比如经济崩溃、民族战争、金融危机等等）打击，胡锦涛的核心权力将很难受到有效挑战，作为中国政治最高枢纽的中共政治局也将在“保证不翻船”的底线上保持团结。邓小平如果能够有幸活到今天，他就暂时不必为“中央自己出问题”而担忧了。因为，胡锦涛的挑战已经不是来自政治局，而是来自于中南海之外。
软抵抗：官僚的狂欢
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我们可以将其抽象为三种力量的博弈。即领袖层、官僚集团以及民众之间的博弈。我们所说的领袖层，就是集中了中国最高权力的中共政治局和那些位置已经接近政治局的具有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的政治官员。以这种标准计，中国领袖层人数充其量不超过百十人。所谓官僚集团指的是那些通过合法权力执行领袖层决策的党、政、军、企中握有实际权力的官员所构成的集团。这是一批世俗欲望（尤其是财富欲望）远远大于政治理想的俗人。更加宽泛一点定义，我们可以将那些1990年代之后逐渐被赎买的知识及企业精英所构成的准官僚阶层纳入其中——这些人和官僚精英一起奠定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精英政治的社会基础。我们所说的民众，则是指被权力支配的那一部分人。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领袖层对民众中所潜藏的破坏能量相当警惕。虽然有农村改革、西单民主墙时期与民众的短暂蜜月，但这种蜜月很快就烟消云散。及至1989年那一场刻骨铭心的事件之后，中国领袖层对民众的警惕更是上升为一种畏惧。共产党靠民众起家，当然不能明说他们并不信任民众，但在背地里，这却变成了一种支配着中国领袖层行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与此同时，改革之后一度被中国领袖层寄予厚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在“六四”之后被列入了“靠不住”的行列。虽然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被逐渐赎买，但其中经历相当长一段的冷冻时期。逼手逼脚之下，中国领袖层将其意志全部托付给了中国官僚集团。反过来说就是，官僚集团变成了中国领袖层可以实现其意志的惟一工具（注意：是惟一）。中国领袖层与官僚集团的这种关系，构成了一种类似于现代公司中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如果我们将中国看成一个巨型企业，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在将中国改革政治中的几个参与者做以下角色分配：中国领袖层是老板、官僚集团就是经理层，而民众则是员工兼股东。这个抽象模型虽然挂一漏万，但却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转型期的政治博弈。
1989年之后，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国领袖层的施政目标被逐渐窄化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在实践中进一步蜕化成GDP的增长，而受托实现这一目标的的经理人就是中国的官僚集团。中国官僚集团受托发动、组织、维持经济增长。
在老板（中国的领袖层）的逻辑中，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将其类比为中国这个巨型企业的利润），经济增长的福利就能够自动惠及所有员工和股东（民众）。所以，只要作为经理人的官僚集团能够实现经济增长这个目标，那么官僚集团就是胜任的。即便在这个过程中，官僚集团从这个利润中多贪污一点，多收得一些不义之财，也是小节，不足挂齿。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中国领袖层一向是懂得这种驾驭之术的。这是在1989年之后中国的大老板（中国领袖层）与经理人（中国官僚集团）之间一直延续的一种默契。凭借这种默契，中国领袖层与官僚集团之间一直相安无事。不过，官僚集团显然是不仅仅满足于做最高领袖层的代理人的，它一定要想方设法利用这种代理权力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1989年之后组织、推动经济增长的实践中，中国官僚集团对代理业务日益“精湛”，他们与老板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逐渐加大，老板（中国领袖层）因而也对经理层（中国官僚集团）越来越失去控制能力。
1990年代中期之后，1992年狂飙突进的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能量逐渐衰退，中国这个巨型企业制造利润（经济增长）的能力也开始不断减弱。但不幸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官僚集团经理层在代理过程中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和胃口也不断膨胀。官僚集团及其外部合谋者不仅要将利润（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据为己有，甚至还要将属于股东和员工（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本来就已经相当可怜的份额据为己有。如此一来，中国政治在前改革时代的仍然可以勉强维系的局面就开始破裂了。
概括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合谋者在1990年代至今的所作所为，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幅图景：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中级官僚的利益集团化、高级官僚集团的买办化。基层官僚权小责大，可供利用的合法资源非常稀薄，要想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包括权力和财富），就必须借助法外手段直接剥夺最底层的民众。这是中国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的一个主要背景。2005年6月11日，河北定州市委书记和风在征地过程中雇佣300名黑社会成员，造成六名农民死亡、数十农民受伤的案件，非常典型的刻画了中国基层官僚集团逐渐黑社会化的特点。在中国基层，定州绝非孤例。与基层官僚集团相比，中国省市一级主要盘踞在大中城市的官僚集团则有逐渐形成牢固的分利集团的明显趋势。在中国黑龙江（田凤山案件）、辽宁（慕隋新案）等省份，省、市级干部成批量被抓的案件都是这种趋势的直接证明。这种分利集团虽然较少直接诉诸暴力，但他们毫无遮拦的利益最大化对民众福利的吞噬能力则远为剧烈。在最上一层，中国官僚集团则有与全球化力量合谋，进行跨国寻租，从而形成全球化官僚的趋势。全球化官僚更多的不是利用传统的寻租手段，而是利用全球化力量对旧有政治结构的嵌入甚至主动引入全球化力量，以创建新的寻租结构。这个过程虽然相当复杂而且总是掩盖在种种现代金融技巧之后，但其本质无非是将本来属于民众的福利拱手外献，并从中赚取代理费用。这与中、低级官僚集团挤压民众福利的作用并无二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这种寻租的难以识别，他们甚至比中低级官僚的掠夺更为剧烈。加入WTO之后的几年中，这种现象有逐渐蔓延的趋势。
与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恶性扩张同步发生的，是老板（中国领袖层）要求经理层（官僚集团）上缴的份额也逐渐开始最大化。1990年代末期以迄于今，中国政府税收直线飙升就是这个最大化的形象说明。在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领袖层为了维系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刚性投入（这关乎老板本身的合法性）以及国防、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投入，在经济增长红利中所索取的份额也水涨船高。这两个刚性的最大化叠加、耦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作为员工、股东的中国民众的福利被压缩在极限甚至出现绝对的倒退。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民众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方面所遭受的剥夺，可能远远超过他们工资增长。也就是说，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相当规模的人群中出现了明显的福利倒退。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中国民众的福利本来就被设置在相当低的水准之上，倒霉的是，他们不仅碰到了一个左支右拙的老板，而且还碰上了一批贪婪无良的经理，两相夹击之下，难怪许多股东、员工要在生死线上浮沉了。
虽然中国领袖层并非民选，在法理上也无需对民众负责，但他们仍然对民众负有某种最低限度的隐性责任，比如你不能搞得民众民不聊生，衣食难周。就像你不能搞得股东或者员工血本无归，颗粒不收一样。因为到这个时候，老板最低限度的合法性就难以维持了。换句话说，老板能不能继续当下去就会成为问题。这一点，在中国领袖层在那里叫做，稳定，或曰：注意人民对改革的承受能力。1990年代的中国改革，我们深刻见证了中国人顺民的一面，但顺民与暴民只是一体两面，俗话说，会咬人的狗不叫，中国顺民是不是有这种性格我们不得而知。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以现代食物技术之发达，信息技术之先进，将部分中国民众逼到不得不反的地步似乎并不容易。但199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农村以及偏僻城镇越来越频密、越来越暴烈的骚乱，不由得让我们对上述信条在中国的适用性颇感疑惑。我们疑惑，在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率之下，怎么还会有如此之高的愤怒？我们疑惑，中国的官僚代理们究竟已将人们剥夺到了什么程度？
对官僚集团这种敲骨吸髓的剥夺，中国的老板们多少是知情的。从逻辑上说，作为授权者的领袖层可以在任何时候解除官僚集团的权力，但是由于官僚集团是惟一的执行者，除此之外，别无分店，所以中国的领袖层在实际上几乎无法行使那种理论上的解雇权力。在当代中国，邓小平之后几乎不再有人能够以个人威权震慑和约束官僚集团，而领袖层鉴于对民众力量的畏惧，又无法通过民众以合法的方式来监督、约束官僚集团。正是参透了这一点，中国官僚集团才可以有恃无恐，一边受托，一边打劫，巧取豪夺几乎达到明火执仗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官僚集团在执行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就不再是一种理论上的推论，而是一种实践中的必然。这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现实。显然，这是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在中国改革政治中的一次再现。
2005年12月6日，在中国广东的汕尾市，地方当局出动装甲车等重武器射杀抗议民众。这次恶性事件不仅是1989年天安门之后最为恶劣的一次，也同样是中国的政治暴力在长期低迷之后开始复苏的一个强烈信号。在剥夺日深的当代中国，出现汕尾事件，丝毫都不让人惊奇，但作为一个检验中国领袖层对官僚集团的约束能力案例，汕尾事件却是一个极佳的观察窗口。汕尾事件发生后，中国领袖层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迅速严惩地方官僚，以平息民愤和国际舆论；另外一种则是装聋作哑，让事件自然平息。后一种处理方法，显然是对官僚阶层胡作非为的一种间接鼓励，其后果是刺激更多类似事件的发生。而前一种办法，则无异于自剪羽翼，瓦解官僚集团对领袖层本来就相当脆弱的向心力。更加重要的是，在汕尾这种具有特殊标签意义的事件中表态支持民众，惩罚官员，有可能形成一种领袖层支持社会自发动员的印象，这是中国领袖层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显然，胡锦涛及其同事面临着一种两难——一种胡锦涛时代中国领袖层可能经常会碰到的两难。不过，再难也要选择。不出意料，中国领袖层选择了难堪的沉默，而惩罚凶手更是完全不再提起。想当初，胡锦涛处理张文康及孟学农时是何等的雷厉风行，霹雳手段。但为什么时间过了不到两年，胡锦涛却变得如此畏手畏脚，进退失据？答案是，时机不同、性质不同。在北京，胡锦涛面对的是两个孤立的高级官员，恰好可以打虎树威，而在汕尾，胡锦涛面对的是整个官僚集团，则必须投鼠忌器。汕尾事件与北京SARS在性质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可能触发广泛的社会动员，而后者不会有这种担心。这就是中国领袖层态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判若两人的谜底所在。同样的心理，在稍早之前发生的太石村事件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2005年7月，广东省番禺太石村村民通过合法程序罢免了村主任，但最后遭到地方当局的阉割。我们注意到，在太石村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代表中国领袖层意志的中国《人民日报》在2005年9月16日曾经发表文章，正面肯定太石村事件。该文说“普通农民懂得通过合法手段罢免不合民意的村官的现象，表明了在广东的某些农村地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受合法程序控制的民主生态已经初现端倪。” 然而，几乎在转瞬之间，中国领袖层就立即从这个立场上撤退，转而对地方当局的黑社会行为不闻不问。这种转变凸现了中国领袖层在民众与官僚集团之间进退维谷的深刻困境。在汕尾、在太石村，一个县级甚至村级官僚集团，在击溃不满民众的同时，也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政治局。这不啻于表明：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官僚集团正在彻底瘫痪领袖们的意志，中国领袖层对官僚集团的约束能力已经全线崩溃。一个看上去拥有无上权威的政治局在背地里却是如此虚弱，虽然不合常理，但却是中国政治的真实镜像。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权威，就是超越正式权力的权力。它不需要使用，就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所谓不怒而自威。以这个标准看，中国今天的领袖层严重缺乏权威资源，有权而无威。邓小平没有任何正式职务也可以发动南巡，推动时局，而起后继者就只能靠位置赋予他们的权力来做事情。没有位置，一事无成。威权递减乃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之势，一定要在现代社会中搞威权治理，必然事倍功半，成本高昂。领袖层只能顺应大势，走出威权迷思，发展出某种法定的正式权力。改革之后，在政权技术官僚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领袖层逐渐发展出一套控制官僚们看上去比较科学的，因而也为各方所认可的“法定”权力。不过，即便这种正式权力，也因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被磨损殆尽。
1992年之后，中国领袖层对下级官僚的一个主要控制手段是GDP指标的考核。谁制造的GDP高，谁获得政治奖赏的可能性就越高，谁获得提升的机会就越大。GDP指标不仅符合中国领袖层1992年之后唯经济增长的政治路线，在他们看来，这也是选拔干部惟一科学的定量依据。但中国的官僚集团不愧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职业官僚集团，他们玩起GDP这种现代玩意来，同样是炉火纯青。在早期，中国官僚还是使用最为传统的数字造假术（这和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地方官员争放“卫星”的情景同工异曲），而到了1990年代末期，中国官僚集团则完全成为世界一流的GDP制造专家。与笨拙的数字造假不同，中国官僚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所制造的GDP完全是真实的，只不过，这种真实经常是以剥夺人民的未来福利为代价的。如果将外部性比如比如环境污染，土地收益流失等考虑进去，中国的所谓“发展”可能是负的。GDP在今天以政绩的形式体现出来了，但其成本却被推到了未来；GDP是真实的，但其福利效果却是负的。如此GDP，当然只能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随着中国内部自主增长能力的逐渐枯竭，中国官僚集团玩弄GDP的能力也逐渐臻于化境。在这个时期，中国官僚集团制造GDP的手段主要是以内部掠夺为特色的。从1990年代末期起，中国官僚集团将医疗、教育、房地产等公共品强行推入市场交易。由于这些公共品几乎是必需品，所谓“交易”就变成了完全失去了自由选择的强制和掠夺过程。考虑到房地产、教育、医疗等公共品在现代生活消费中所占的极高比例，这些与剥夺无异的市场化可以带动的交易规模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其制造GDP的能力与传统商品就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与环境污染、金融赤字等将外部性未来化不同，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所谓改革是在即期将外部性转嫁给其他人群。极少部分人的福利增加是以剥夺其他人群的福利为代价的。不过，剥夺归剥夺，但是它大大增加了交易，刺激了GDP，中国官僚集团想要的就是这个。这不但可以让他们的政治利益最大化（制造GDP以取悦上峰），也可以通过与外部合谋者的勾结让他们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两个最大化可以如此精妙的融为一体，你就不能不佩服中国官僚集团神奇的学习及适应能力了。他们不愧为一流的假帐高手。可以肯定，中国 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被巧妙偷换为完全属于官僚集团自己的经济增长。到这个时候，中国官僚集团所攫取的，就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红利，而是超经济增长的赃物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观察到，中国官僚集团的剥夺可能正在迅速超越临界状态。顺便说一句，中国官员事实上的任期制度，意外地加剧了这种剥夺。因为每一个新官上任，就要放一把GDP的卫星，就要来一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旧戏码。一个人胃口再大，也总有被喂饱的时候，但如果一批又一批的饿汉上阵，那就肯定要鸡犬不宁了。凡制度都需要配套，在没有民主监督的情况下搞任期制度，自然会搞出画虎类犬的笑话。
毫无疑问，正是上述种种“左手倒右手”的掠夺式交易——一场彻头彻尾的GDP骗局，维持了199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奇迹”的玫瑰颜色。然而，中国领袖层几乎还未来得及享受这场“GDP奇迹”所带来的愉悦，民众就已经变得忍无可忍，纷纷开始以暴易暴了。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老板们才发觉大事不妙，慌忙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中国领袖层一定在疑惑：昨天还在高歌猛进，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危机四伏了呢？老板被经理们糊弄到这个地步，也真是可悲可叹。
当然，中国的新老板并不是阿斗。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官僚体系失控的严重性。2006年年初，中国共产党的现任组织部长贺国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反思道： “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发展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在不少地方的人事任免和干部选拔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GDP增长等硬邦邦的‘政绩’，一些地方因此出现了唯GDP增速论干部上下的简单做法。这样造成的不利后果，就是部分地方领导单纯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不顾长远协调发展，对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甚至为了‘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致使一些地方GDP增速虽快，但群众却无法分享发展成果，有的地方还因追求畸形发展背上沉重债务。”据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门准备在新一轮党政干部换届时，将使用一套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以约束和控制官僚行为。这一套新的考评体系，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通过引入群众满意度等新指标，尽量防止干部考察中容易出现的失真失实现象”，以矫正1990年代以来唯GDP是从的极端倾向。不过，大致可以预计，这一套新发明，很快就会像共产党无数类似的新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当一个地方官员的命运掌握在他的上级而不是在在地居民手上的时候，地方官员就只可能对他的上级负责，而不可能对在地的民意负责。要求受上级节制官僚对民众负责，当然只能是与虎谋皮。不解决权力来源的问题，就无法保证权力的使用问题。对于官僚集团来说，GDP只不过是权力滥用的一个手段，一个幌子而已。不要GDP，他们还会找到其他的手段，其他的幌子。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广泛流行GDP标准本身，也并非是地方官员发明的，而是中国领袖层自己发明的。地方官员不过是投其所好罢了。纵观1990以后的中国，中国领袖层对GDP速度的偏好一点都不亚于地方官员。GDP速度不仅是官僚的利益所在，更是中国老板们的利益所在。没有GDP的高速增长，中央税收远远超过GDP的线形需求就无法满足，中国最高层的赎买能力就迅速流失；没有GDP的高速增长，失业就会在现在现在的高危基础上迅速蔓延。而这些恰恰是脆弱的中国政治老板们最不能承受的痛苦。除非中国的政治领袖原因承担这种代价，否则，几乎可以打赌，他们将很快回到GDP标准上来。所谓中国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仅仅是某一项或者某几项特殊的经济政策失误所造成的，而是1989年之后岌岌可危的政治合法性对中国经济的一种内在要求。这就是说，不解除政治领袖的合法性焦虑，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只能被锁定在粗放方式上。这是中国领袖层或许还没有察觉但却深刻困扰着他们的又一个两难。在这种两难之中，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实际上已经陷入动辄得咎的境地。而随着矛盾的进一步积累，中国政治领袖们完全可能突然在某一天彻底失去腾挪余地，必须在民众和官僚之中择一而从。留给他们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
非正式的权威和正式的权力既然都无法约束官僚集团，中国的领袖层大概就只能又回头在传统的道德资源中去寻求解决之道了。情况的发展正是如此。人们注意到，在上台后的短短两年多时间中，从“保先教育”到 “八荣八耻”，中国领袖层已经将共产党传统的“整党整风”运动飞快地搞了两遍。形势之急，用心之苦，不在话下。
坐困如此愁城，中国的老板们怎能不眉头紧锁，急火攻心呢？不过，这是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层正在遭遇的是一场无所不在的，与传统派系斗争大相径庭的软抵抗。这种分散的、消耗性的软抵抗根本不需要与领袖们正面冲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他们的意志于无形。面对这样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们纵有铁一般的意志和绝顶之智慧，又能如之奈何（回想一下那位曾经豪情万丈的朱鎔基吧，在他离任的时候又是多么的形容憔悴，斗志全消）？胡锦涛可以轻松搞定政治局，但却无法搞定中南海之外的任何地方。套句共产党自己的老话就是，中国领袖层已经陷入了官僚软抵抗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曰“政不出中南海”，此之谓也。孤独无助之感，莫此为甚。2004年，黑龙江鸡西市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为此，中国总理温家宝连续做了三次批示，但鸡西的地方官员一点都不给温家宝面子，直到温家宝派出国务院调查组，事件才算勉强落幕。在中国，类似鸡西这样的事件又何止成千上万，如果都件件都要勤政爱民的温总理批示甚至派出工作组，温总理办公室的编制恐怕得扩大一万倍才能解决问题。按照同样的标准扩张，中国中央政府的体积可能就会出现反祖现象，庞大得像头远古的恐龙。其人员之多、成本之巨，自不待言。
的确，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非常顺利地继承了最高权力，他们甚至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加顺利。然而，此权力非彼权力，胡锦涛手上的权力已经是在邓小平，江泽民手上不断折旧过的权力。他与邓小平手上的权力、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样是最高权力，但权力本身的效能已经大大降低。在新一代政治领袖自以为还可以对官僚集团令行禁止，吆三呵四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基本上被官僚集团架空，而成为官僚政权的囚徒。
事实证明：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中，中国领袖层既解雇不了官僚经理们（在民主国家这种解雇权是通过定期选举来实现的），也控制不了官僚们。这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经典的委托代理灾难。
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领袖们表现出了越来越技术官僚化的趋势，而到了胡温时代，这种技术官僚的特征则更加突出。技术官僚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够在给定的体制约束和给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用最理性的方式提出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而其劣势则在于他们很少有能力打破现有的体制约束条件，创造出更好的体制环境。他们往往可以在现有体制给定的条件下将自己的行政长才发挥到极至，但却根本无力触动现有体制。在这方面，中国前任总理朱鎔基以及现任总理温家宝都是杰出的代表人物。然而，以一己之能与体制搏斗，必然是逆水行舟，徒劳无功。正所谓：愁煞人，天不管。总有一天，中国的政治老板们会被他们任命的官僚经理们拖垮，在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之后猛然不支倒地。
其实，中国的政治老板们原本可以不这么孤独，也完全没有必要如此事必躬亲、劳神费力。他们完全可以将控制、监管、解雇官僚的权力交给民众。然而，民众真的可靠吗？
危险的大众？
以民众的力量（包括能够反应民意的媒体）限制、约束官僚行为乃是现代政治的常态。民众用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来消解官僚的权力的滥用，是现代政治中一个被证明非常有效的游戏规则。之所以说有效，是因为它能降低成本，否则，事事都要老板监督，中国政府就会成为一个头颅（决策机构）与身体（执行机构）一样巨大的怪物。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监督权和约束权力交给民众是政治现代化中的一种逻辑以及财政上的必然。这种安排，除了大大减轻政治领袖们的职能之外，也可以使他们能够专司“董事会”的决策功能。然而，逻辑仅仅是逻辑，它不能代表真实，尤其不代表中国的真实。
在中国，对于民众的力量，中国领袖层却一直心存戒惧。由“文革“而“六四”，中国的政治老板们饱偿“民乱”，可谓吃尽苦头，留下了相当深的心理阴影。在这样一种心理基础之上，中国领袖在1989年之后对民众力量一直采取抑制政策。具体的策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让民众不敢，二是让民众不能。所谓“不敢”，就是不惜采取武力镇压措施，以维持一种心理上的威慑。“六四”是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也达到最大限度的心理威慑效果。“六四”之后，这种极端的例子虽然不再发生，但小规模的暴力镇压事件并不鲜见，武力威慑的政策也未曾稍有放松。不过，当局要让民众畏惧，也是有极限的。那就是不能把民众被逼入机会成本为零的境地。也就是说，不能让民众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地步。到那时候，就可能出现人们最耳熟能详的所谓“民不畏死”的超边际选择，民众的“不敢”就变成“只能”了。将所有民众都逼得走投无路当然是很难发生的，但将部分民众逼到不得不反的墙角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一个如此繁荣的盛世，将民众逼得走投无路，肯定会被认为是耸人听闻。但1990年代以来中国频繁爆发的暴力抗议活动，成群结队的上访人潮，都能证明我们所言不虚。或许，这些被逼铤而走险的人只是一小部分人，但揆诸真实的历史，又有那一次朝代更替是在所有人都活不下去，所有人都开始铤而走险之后才发生的呢？又有那一次革命，不是一小点星火（偶然事件）抛进了一捆干柴（社会的普遍不满）从而引发了一场不期而至的冲天大火呢？辛亥革命在被历史描述成一场史诗，但他不过是几个不满调遣的新军官兵一时冲动而引发的一场巨大的链式反应而已。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几个低级军官的一时义愤之举，竟然在几十天内就颠覆了有几千年传统的王朝。看看今天繁荣表象之下的中国，又何尝没有储备足够燃起一场冲天大火的能量呢？在这里，历史并没有什么不同。
今日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外部合谋者的剥夺已经达到相当令人窒息的地步，出现几个搏命的秀才加上一群亡命的穷人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件一旦过于频繁，就会将政治领袖搞得神经兮兮，坐卧不安。既然民众“不敢”的条件正在逐渐丧失，那么接下来的手段就是要让民众“不能”。所谓“不能”，就是褫夺民众抗拒官僚的能力，尤其是组织起来的能力。在中国的政治词汇中，“有组织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定语。其背后之潜台词则是：组织是动员的基础。有组织就可能形成动员，一动员就可能群起而效仿，成星火燎原之势。所以，一定要将民众抑制在无组织的状态，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要将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比之“不敢”，让民众“不能”的代价可谓巨大。你必须在各个层级增加警力，扩充装备，（这正是中国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必须面对强力官僚部门不断抬高的预算要价，直至变成一个警察国家。社会控制是需要成本的，对中国这样抗议频生的巨型社会实施警察控制则尤其如此。以现在中国现在各级政府警察成本不断增长的趋势，社会控制所带来的成本总有一天会拖垮财政（中国税收不断飙升这一问题在财政上的体现）。分析任何一个政府的崩溃，财政垮台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现在大多数抗议仍然发生在中国农村，如果这个趋势向中心城市蔓延（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中国社会控制成本将会在现有基础上暴涨。而这种成本带来的大多是负效的GDP。许多人都在中国城市中发现了一个与众（众多其他国家）不同的现象：家家户户都装有钢制的防盗门、防盗窗。这种巨大的需求带动了一个行业的畅旺。但深究之下，这个繁荣行业带来却完全是负的福利效果。它不仅浪费了巨量的钢材，消耗了宝贵的能源，但换来的却是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和解而轻松得到的福利。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被人广为诟病的中国粗放增长模式就是这种政治治理方式的后果之一。由此可见，不断增加社会控制的成本不仅是负效的，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一言以蔽之，让民众“不能”，可能导致财政上难以承受的成本，很难免于最后的崩溃。
既如此，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让民众“不愿”，即民众不愿意起来造反。日子过的舒舒服服的，又有谁愿意提头闹革命呢？有人凭借一种浅薄的理论想象，将中国民众描绘成暴民——一群一有机会就可能打家劫舍，兴风作浪的痞子，一群一有机会就要摧毁国家机器的暴徒，并煞有介事地警告国人要警惕暴民政治。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想象而已，没有人天生就是暴民。暴民往往是暴政的产物，它与暴政往往是孪生姐妹。在今天中国，我们的确发现了暴政与暴民相互激荡而酿成灾难性正反馈的诸多迹象，但是，历史并必有所谓必然，困锁也同样是可以慢慢解开的。在当下，让民众“不愿”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官僚集团减少剥夺。完全消除剥夺过于理想，但减轻剥夺的程度则是可以做到的。这当然不能靠政治老板对官僚集团的道德劝诫，也不能指望他们对官僚集团的管束，这些统统都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所以，剩下的惟一办法，就是让民众自己获得力量，与剥夺者之间形成某种均势。而民众要获得力量，就必须让他们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加强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在整个政治结构中的谈判力量，从基层开始减轻剥夺。民众在所有的地方捍卫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消解无处不在的官僚剥夺。
在中国领袖层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认为有组织的力量比无序的力量更危险。但其实，对无序力量实施社会控制成本相当高昂。试图想象一下，当你找不到破坏者，但破坏者却无处不在地时候，你会怎么办？结果当然是，你会在所有环节上加强防范。长此以往，治理者的心理和财务成本恐怕都会达到极限。而如果与有组织的民众打交道，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不仅谈判目标明确，支付的成本也一目了然。这其实是将民众疏导到有序状态的最好办法。所以，“有组织”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治理者之福，社会之福。真正危险的不是大众，而是无组织因而也必然是无序的大众，一个愤怒但却无处发泄的大众。那才真正是社会之祸。当然，站在中国政治老板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种计算：民众既然可以组织起来约束官僚，就可以组织起来约束自己，既然可以解雇基层官僚，就可以解雇最高当权者自己。在中国最高权力者的逻辑链条中，这是一个死结。说到底，是中国政老板对自己权力来源一种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在这样一种考量中，中国领袖几乎本能地将自己和官僚集团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看作是一个共生的结构。也正是洞悉了领袖层的这个软肋，中国的官僚集团才敢于肆无忌惮的绑架老板，毫无顾虑地剥夺民众。官僚集团可以不管身后洪水滔滔，但是天子们却必须要考虑天下社稷，百姓苍生。中国领袖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分野就在这里。合法性连接在一起，但利益却各不相同，这个当代中国不易察觉的政治悖论，也正是中国领袖们最大的困扰所在。摆在中国政治领袖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听任官僚在合法性问题上继续绑架自己，不断挥霍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将民族逼入历史的死角，另外一种则是，斩断自己与官僚集团的合法性连接，让自己有更多的腾挪余地。前一种是拖时间的办法，最终不免一劫；后一种则可能走出历史的纠缠，开启中国政治的良性循环之路。事实上，今天中国政治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解决合法性问题，而是解决官僚集团的剥夺问题，不是民众与领袖层的冲突，而是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冲突。换言之，民众要的是利益，而不是政权。只要给予他们可以有尊严生活的福利，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可能变得超乎想象的温和、理性甚至保守。在这个方面，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国民党提供了非常好的历史教材。在台湾，国民党政权在总统选举之前很早就开放了基层（包括县市长）选举，但这一过程，并没有引发整个社会的激进动员。相反，它为最后的民主化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国民党是背着所谓“外来政权”的包袱来推动这种政治转型的。稍有不慎，整个政权架构就可能崩裂解体。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国领袖们虽然有大量包袱，但起码没有背负“外来政权”的包袱。在整个中国政治转型的顺序中，基层民主是一个重要的环扣，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将基层（首先是农村县乡级，基层虽然不是中国剥夺最烈的地方，但却是最具有爆炸性的地方）的问题让基层自己解决，让民众在民主中学习民主，不仅可以部分缓解剥夺所带来的社会不满，走出中国良性循环的第一步，也可以将领袖的合法性与官僚集团逐渐切割、脱钩。在中国的政治代理链条中，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悖论，由于官僚并不对在地居民负责，而是对上级甚至远隔千里之外的更高级官员负责。而在理论上对民众负责的中国政治领袖们，又必须通过他们无法约束的官僚代理工具来履行这种责任，这样，实际上就造成了领袖根本无法对民众负责的情况。建立基层民主和自治，就是要建立官僚对在地居民切实负责的政治架构，打破中国现在的政治代理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