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外乎如下几途。一是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上，让农民在土地上自生自灭，周而复始地演绎马尔萨斯式的冷酷故事。这个毛泽东的办法不仅是不人道的，而且也被证明是失败的。否则，邓小平的改革大概也不会发生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第二个办法是所谓的就地转移。这就是在中国农村普遍试验过的乡镇企业之路。这个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社会学家费孝通发现并推广过的农村改革路径，在中国80年代终于开花结果。其迅速的崛起，引发了无数人的好奇心。出于某种误解，一些海外学者对乡镇企业模糊的产权模式推崇备至，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公平的说，沿海乡镇企业在整个80年代的确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了始料未及的作用。资料显示，在1978~1986年之间，乡镇企业创造了5700万个工作岗位，可以说居功之伟。这激发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热情，以为中国真的找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这种热情很快就为90年代之后的事实所冷却。1993年之后，中国乡镇企业以每年7％的速度倒闭，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急剧减弱。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曾经预言：“90年代后期，随着乡镇企业的技术升级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中国乡镇企业排出（注意，不是吸纳）劳动力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乡镇企业作为80年代城乡分割的特殊环境中发展期来的特殊工业模式，其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渡性功能将告一段落。形势的发展显然比我们的预期更加迅速。现在，即便在沿海地区，辉煌一时的乡镇企业也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他们大多数消亡了，少部分变成了私营企业。而在内地农村，那些一度雨后春笋般的乡镇企业更成为见证中国农村又一次“大跃进”的历史遗迹。“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模式在经过短暂的繁荣之后迅速破灭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工业化模式很难脱离现代化的一般轨道而另辟蹊径。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熟悉的土地上实现他们与现代化结合的梦想。使他们与现代生活方式融合起来的唯一起点，就是他们十分陌生、甚至恐惧的城市。但恐惧归恐惧，生存的欲望将压倒一切。这个压力将最终碾碎中国农民延续了几千年的“土地之恋”，驱赶他们义无反顾地涌入城市。城市，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第三条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事实上，80年代主要指向乡镇企业和沿海地带的人口流动趋势已经为向中心城市流动的趋势所取代。在转了一个大弯之后，中国被重新纳入现代化的既定轨道。90年代之后，中国大城市中澎湃汹涌的民工潮正是这一铁律在中国历史上的具体展开。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城市是不是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够的职位，中国城市中的“上等人”是不是具备了接纳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族群所必须的宽容精神？揭开所有思维上的迷乱，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其实就在这里。除非我们对现代性存在另外一种理解，那么，中国的所谓农村问题，根本上就是一个城市问题，是中国城市能不能，愿不愿为这些乡下人提供温饱生活的问题。
30岁王福林是贵州（这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的一位农民，为了孩子的学费和父亲的医疗费，准备到2000公里之外的杭州打工。一路上，老实巴交、战战兢兢的王福林经历了小偷的抢劫、警察的嘲笑。当两天之后终于到达杭州火车站的时候，他身上的最后一点盘缠也被当地的地痞洗劫一空。情急之中，这位绝望的农民攀上了一个20米高的巨幅广告的支架上——这是为一年一度的西湖节准备的广告牌。面对早上如潮的上班人流，他高叫着想唤起人们的注意。然而，他听到的是罗马斗兽场般的兴奋尖叫：“跳，跳！”，“你跳下来的时候，跳漂亮点”。王福林真的跳下来，摔断了肋骨和髋骨。带着惨痛的记忆结束了他的城市之梦。与那位北京的农民工陈荣祥相比，王福林是不幸的，但却更能代表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普遍遭遇。
民间日常用语往往比学术概念更能传达事物的本质信息，“农民工”就是这样一个包含丰富社会学含义的日常用语。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对这个词语做出了非常经典的阐释。他说，“农民工”这个词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职业和身份的混合物。“农民”是他们的身份，“工”代表他们的职业。显然，这是一个包含了强烈贬义的称谓，其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不管“农民工”现在从事的是什么职业，但他们的身份依然是低贱的“农民”。中国城市对农村移民的歧视在这个充满蔑视的命名中就开始了。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农村移民在城市中的大规模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但“农民工”这个名词却沿用至今。距离的接近不仅没有销蚀隔阂，相反却赋予这个名词以更加具体的含义。现在，“农民工”这个词已经更多的与愚昧、狡诈、犯罪联系在一起。至多，他们只是供人们怜悯的对象。江苏省一位共产党的高级法官在总结她的一次调查时充满敌意的说，在她调查的地区中80％的犯罪纪录都与“外来人口”有关。她所指控的“外来人口”显然就是“农民工”。这部分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却是与另外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民在中国城市中所受到的无所不在的排斥。这种排斥不仅体现在城市人口对农民工的“文化排斥”，更体现在行政当局的制度性排斥中。为了保护城市人口的就业，中国许多城市行政当局在90年代中期之后，制定了诸多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政府文件，毫不遮掩地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这些文件明确规定了“农民工”不能参与竞争的职业。虽然近几年来中国与“种族隔离”毫无二致的户籍制度已有所松动，但它不仅进展缓慢，而且为更多新的隐性壁垒所抵消。在一次规格非常高的户籍改革讨论会议上，当某省主观官员提出他的户籍改革方案时，他遭到了中国几个最大城市领导人的激烈反对。中国城市领导人的意识如此，体现在政府政策和制度上的歧视就非常容易理解了。社会工作者喜欢将这种排斥称为“集体排他”，但在中国称它为“制度排他”可能更为准确。这种制度排他与中国城市人口的“个体排他”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城市对外来农村移民的巨大排拒力量。这种排斥有时候是以惨无人道的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2003年12月四日，在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一位向建筑老板讨要工资的农民工徐殿彬竟然被残忍的砍断了手筋。
对中国农民工一份调查显示：改革之后，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人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再次外出务工的比例反而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少约6成，而在改革前的一些时期，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人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外出务工的这个比率高2.3倍。对这个调查，人们可以做出各种解释，但有一个结论则可以肯定，农民在城市中所受到的排斥并没有什么显著改善。许多其他的关于农民工态度调查也证实，进城农民工返乡的意愿相当强烈。这说明，农民工在“现代城市”中与他们在落后乡村中的生活质量可能相去不远。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城市只是他们人生一个短暂的驿站，而决不是他们生活方式的终点。他们在城市中，依然以地缘的纽带构筑着一个个乡村共同体。从农村到城市，只是从底层的一端走到了底层的另一端，地理位置的改变并没有使他们更接近更加文明、更加制度性的向上流动渠道。在遍观北京农民工困苦的城市生活之后，一位作家愤然写道：
……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这位作家的观察是准确的。他暴露的是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在中国城市，农民工受到的不仅仅是歧视，而经常是一种赤裸裸的虐待。在春运拥挤的列车上，在市容纠察取缔街头摊贩的行动中，不由分说的使用暴力以维护“公共秩序”和“城市形象”的行为已经为我么你所司空见惯。“习惯性暴力”虽然远远不止于落在农民工头上，但尤以农民工为甚。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能够期望他们回报城市以勤奋、诚实，变成守法的公民吗？如果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管理者不能以文明的心态来对待这些必然要到来的新成员，那么，中国就只能永远是农民的国度。一位中国学者说得好，中国农民的要求歧视非常简单：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不过，中国城市管理者对农民在意识和制度上的排拒，并不是农村移民进入城市的唯一障碍，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障碍。只要有一丝生存的希望，中国农民都会凭借他们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挤入城市。哪怕是为那些典型的“血汗工厂”打工。所以，中国农民工的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中国城市是不是能够为他们提供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工作。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看不到希望。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这个软腹部开始的，但不幸的是，农村改革的成功并没有激励城市改革的进一步加快，相反，却为城市提供了巨大的剩余，使中国城市改革的长期异化获得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可供攫取的资本“剩余”，中国城市可能早就被逼上了全面改革之路。中国改革得路径选择也可能比今天要健康得多，其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也可能比今天的要宽广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对于中国整体改革究竟是祸还是福，是在是一个未定之数。或许，这需要今后的历史来下结论。但有一点是现在就可以肯定的：中国城市改革的长期异化不仅是中国城市自身变得日益虚弱，而且也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后到位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对于这一点，一位美国学者严肃的提醒到，“……如果为整个社会提供了经济改革基础的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却因为国有企业的利润问题而终结，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不幸”。这个预言中的不幸，今天正在成为现实，并结出苦涩的果实。虽然中国的GDP制造机仍然在高速运转，但年年攀高的失业率和每况愈下的第三产业的增长率，都为中国的GDP”奇迹投下了极不协调的阴影。它似乎在暗示我们，中国是一个很难用常理看待的经济政治实体。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失业趋势以及第三产业的增长趋势（这是一个容纳就业最多的产业）都已经表明，中国城市的就业容量正在接近极限。在中国城市中的耳闻目睹可以部分证实这种理论上直觉。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中国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排斥力量就将是无法抗拒的，歧视和制度性的排斥都将成为无足轻重的因素。事实上，中国经济危机导致城市人口被迫向农村转移的情况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中国农民问题专家温铁军将这种人口逆向迁移幽默的比喻成“城市人口的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是中国文革期间为了减轻城市人口压力而迫使年轻人离开城市的一项政策。虽然这项政策挂着意识形态的幌子，但其本质原因却是城市自身的经济危机使然。不过，在失业情况如此严峻的今天，中国经济即便没有危机，哪怕只是轻微的放慢增长，都可能引发类似人口排出现象。当然，新的历史环境中的人口排出形式可能既不是“上山”也不是“下乡”，而是一大批人彻底的沦入生存底线之下，而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这批新的城市移民——农民工。他们既无“山”可上，也无“乡”可下。因为随着耕地的不断减少和人口的不断膨胀（有统计指出，二○○○年至二○三○年间，大陆占用耕地面积将超过五千四百五十万亩，由此导致的失地和部分失地农民将达到七千八百万人），中国今日农村人均资源的匮乏程度已经远非毛泽东时代可比。一份中国社会学家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农村移民中，不会、不愿以及由于耕地太少无法务农者的比例高达70％。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是一群不工不农、不城不乡的边缘人，是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空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塔吊，正是这个阶级的尴尬处境的最佳隐喻。一旦这些人失去城市中的最低职业保障，他们就将变成中国历史上标准意义上的“流民”。所谓流民，即是指那些无法顺利出卖身体的人，而当身体都无法出卖的时候，身体就可能变成暴力的资本。看看中国那些争先恐后的卖血者，我们就能知道，中国农民工与流民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多么的接近。一场不起眼的经济停滞就可以促成这种身份的彻底转换。而在我们看来，问题重重的中国经济随时都可能发生这种停滞和衰退。在今天中国，所谓城乡壁垒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壁垒，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房价，毫无着落的就业机会，远在天边的教育及医疗保障，不断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这些已经悄然挖出的鸿沟像一道更加坚实的围墙将农民牢固地排拒在城市（化）之外。如此观之，一支历史上最大的流民队伍已经在当代中国昏睡的意识之外悄然成型。这支流民队伍的规模已经占到中国现有城市人口的20％以上（1亿/4.5亿），而且有源源不断的候补人员。如此巨大的流民规模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支令人胆寒的摧毁力量。
中国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建筑、餐馆、发廊、搬运、街头摊贩这些边缘性职业中。这些职业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靠身体吃饭，其待遇和职业稳定性都相当差，对经济波动极为敏感。中国新华社的记者从2003年七月起，对一位来自湖北仙桃的农民工彭红平进行了一次跟踪采访。在短短的115天中，这位26岁的湖北农民更换了11次工作，有60天处于失业状态。应得工钱925元，遭到老板克扣后实得415元，平均下来每天只有4元。他吃不饱饭，并且经常露宿街头。不过，这并不仅仅是彭红平个人的独特遭遇，有调查显示，有37％的农民工曾经遭遇过身无分文的境况。然而，这些难以置信的数字远远不能描绘这位现代“苦力”在城市生活中的屈辱、艰难，其生存状态远远超出我们理论上的合理想象。如果一定要描述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盛世中看不见的“悲惨世界”。专门研究中国企业情况的汉学家高家龙曾经为我们描述了1910年代上海工厂的生活情况。在日资的内外棉纱厂，工人们可以获得廉价的住房，虽然七到八人同住一间，但租金非常低廉，仅仅相当于月工资的1/50，这些工人的集体宿舍有电灯、自来水、厨房。不仅如此，内外棉纱厂还“为工人支付于工作相关的工伤或疾病的医疗费用。”相较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民工生活，彭红平的遭遇让我们恍若隔世。虽然我们没有更加准确的数据描述当今中国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状况，但彭红平的故事却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职业”处境。在2003年10月中国国务院的新闻招待会上，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梁嘉琨透露：“中国煤矿每年死亡人数接近6000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工”，农民工由于被拖欠薪水而被饿昏的悲惨报道也时有所闻。这些广泛的报道和证据表明，中国存在着数量惊人的“血汗工厂”、“血汗工地”、“血汗公司”，而中国农民工就是这些血汗行业劳动力的主要供给者。无论这些血汗行业在经济上多么“合理”，它都是对社会人道底线的尖锐挑战。最为关键的是，它对中国的脆弱的社会稳定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为这无异于说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经沉浮于生存线上。跨越一步，他们就无法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
到目前为止，就我们观察到的情况而言，中国城市中的农民工都是以地缘的纽带小规模的聚集在一起，这种“共同体”给了他们相互帮助和相互救济的最后庇护。但谁也不能保证，如果情况长期得不到扭转，这些现在还在起到稳定作用的“共同体”会不会变成一个个小型的犯罪集团。发生在中国湖南省的张君案，就是这个可能发展的一个具体例证。事实上，那些失去了地缘共同体庇护的民工中的“散兵游勇”们早就成为了城乡犯罪的主体。无庸讳言，这些犯罪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如果将一个人为了吃饱饭而去偷窃的行为定义为犯罪，这将会把我们置于相当痛苦的伦理困境中。值得注意的是，有组织的犯罪已经是底层反抗比较高级的形式。由于有组织的，公开的政治反抗行动风险巨大，底层社会对秩序的反抗一般会采取风险较小的形式。这些形式包括偷懒、怠工、装糊涂、开小差等等。与有纲领的、正式的反抗相比，这种反抗是潜在的、个体性的、随意的，避免了高昂组织成本，所以被称为“隐藏的文本”。2003年的中国民工“跳楼秀”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隐藏的文本”。“隐藏的文本”是一种不容易被观察到的反抗形式，虽然它可能对社会秩序的效率构成重大伤害，但却很难被当局视为一种对政权具体的威胁。当局的这种懈怠和错觉很可能为底层反抗的进一步组织化发展提供机遇和时间。显然，中国农民工中越来越普遍的个人和有组织的犯罪正在超越“隐藏文本”的初级形式。有许多社会学调查都显示，中国新一代农民工比他们的父辈受过更好的教育，但对现状却有比他们父辈更加强烈的不满。他们中间的未婚比率相当高，因而家庭对他们的传统约束力很小。这为农民工进一步的组织性抗争贮备了情绪和人员基础。如果有精英加入领导和组织，就足够构成一种强大的挑战力量。依当代中国精英们的傲慢眼光观察，中国农民工群体中没有精英，因而不足为惧。但他们不该忘记，就在不久之前的中国历史中，这个群体中就出现过毛泽东这样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精英分子。而今天的孙志刚不过是这种精英一张模糊的面孔而已。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似乎是一个底层革命特别频繁的国家，近有毛泽东的革命、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远则有无数的底层造反运动和王朝更替。这应该使我们对底层革命抱有更高的警惕和敏感。底层革命从来就是“瞬间”出现的，不会给出明确的提示和预兆。因为它的基础早已经成熟。用这个角度观察今天的中国，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离这种革命的距离实际上并不遥远。2003年年末发生在孟子故乡山东邹城市的一起骚乱事件为这种发展提供了一些具体的背景。
2003年10月27日，山东邹城市城管队在追打一名卖油饼的小贩时候，当场将这位小贩碾死。第二天，上千名愤怒的市民冲击市政府和市委，并冲入办公楼将许多办公用品砸碎。
虽然我们不妨以最恶的心态来揣测中国的城管以及其他执法人员，但碾死小贩应该是一个意外事件。然而，当一个意外事件变成引发一场骚乱的原因的时候，足以证明人群中早已经储备了相当强烈的情绪。“意外事件”只是一个触发点，只是一个证明骚乱合法性的理由，是一个“号召”骚乱的信号。这种“借题发挥”的技术，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中发现。在社会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人们一般会以个案的方式来寻求问题的解决，群体性骚乱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形式，毕竟这种方式隐含着对参与者的巨大风险。所以骚乱其实并不仅仅是寻求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指向“整体”解决的一种集体行动。在邹城事件中，这种集体行动的边界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以那个无辜丧生的小贩为象征物的下层阶级。一个集体象征物的不幸遭遇，能够立即引发一场集体行动，说明这个集体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有相当清醒的自我意识。我们的经验以及相关的调查都显示，大部分农民工都自我认同为“城市中的农村人”。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自我认同度比传统产业工人的还要高，其群体边界也更加清晰。他们甚至通过衣着就能一眼识别自己的同类。换句话说，这个集体已经具备了某种程度上的阶级“自觉”。这种“自觉”也同样在邹城骚乱事件具体指向中呈现出来。骚乱人群不是直接去殴打城管队员或冲击城管队泄愤，而是直接冲击市政府。这个举动表明，骚乱人群已经将这个小贩的意外惨死看作了“故意”和“系统”迫害的一部分，而迫害者正是有能力实施这种“系统迫害和压迫”的政权本身。在骚乱者眼中，城管队只是另外一个阶级——压迫阶级的象征物。在这里，阶级与阶级的界限已经泾渭分明。在近几年的报道中，发生在中国城市中类似邹城这样的“意外事件”已经屡见不鲜。这有力的提示我们，所谓“意外事件”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在这些看得到的意外事件之下，可能还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庞大而系统”的叙事。而这个历史性“叙事”的主角之一就是那个无辜惨死的小贩所象征着的农民工阶层。这个阶层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联结着两个与自己面貌酷似的群体——农民和越来越壮大的城市边缘群体。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更大规模的底层运动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最基础的群众。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能被积极和理性的组织起来吗？如果不能，他们会不会成为某种临时聚集起来的横冲直撞的破坏性力量？一壶持续升温的水总是要开的，不是以这种形式，就是以那种形式。
工人，关键的少数？
在经历了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工人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领导一切”的主宰地位跌落到今天几乎社会最底层的地步。1992年之后，这个跌落的过程开始加速，至今没有停顿的迹象。如果说1992年之前，这个过程只是以某种缓慢、不为人知的方式进行的话，那么在1992年之后，这个过程就变得清晰可辨了。这种加速的变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工人正在开始产生某种质变性的心理冲击。
把工人夸张和吹捧为中国的“领导阶级”当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虚张声势，但中国工人在改革之前的优越地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那个时代，与农民相比，工人是一种身份，是一种城里人的标志。与知识分子相比，则更是一种政治待遇。中国知识分子哭着喊着争取了几十年，好不容易被最高当局恩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觉得自己翻了身，免除了“异己分子”的嫌疑。但今非昔比，短短十几年过去之后，如果你再将知识分子当作工人的一部分，恐怕就不再是一种抬举，而是一种羞辱。在中国改革之前，唯一比工人优越的大概就是中国的干部阶层。即便如此，其经济上的分化和差距也是非常不起眼的。有人将中国工人比作改革前中国的类中产阶级，的确是非常有道理的。如今，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变成了中国工人的苦涩回忆。而这个昔日曾经是中国社会稳定中坚的“老中产阶级”，也正在成为中国执政者眼中的心腹大患。所有的调查都显示，工人是中国25年改革中受损最大的一个阶级。对于这一点，中国工人感受至深。1994年在北京八个城区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揭示，有57.9％的工人认为自己的收入处于中等以下水平，认为自己处于中等以上水平的只有7.4％。这表明，早在90年代初期，中国工人就对自己的地位跌落有了相当明确和一致的认识，而且评价极低。在当时，这其实是一种预感。十年之后，中国工人的处境不仅证实了这种预感，而且变得愈发阴暗。2002年8月～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辽宁下岗工人中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80％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社会公平程度较差。虽然这项调查的样本有些特殊，但却基本上代表了工人对中国改革的态度。实际上，在工潮和抗议此起彼伏的今天，此类调查多少显得有些迂腐了。（职业声望调查：报告116）然而，这究竟意味着中国工人作为一个强势集团在渐次退出历史舞台，还是意味着他们正在以一种被压迫者的姿态重新进行的一次集结呢？
在改革之前，作为一个阶层或者一个集团的中国工人，虽然是附庸于政权的一种力量，但其阶级和集团意识却是非常强烈的。每一个工人都可以意识到他是这个集团或者这个阶级的一份子。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部分要归结为宣传机器的灌输，部分要归结为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以及身份上的明确地位和边界。改革之后，中国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这种自我意识逐渐瓦解了。由于职业分际在改革之后是个人地位变动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国工人曾经非常强烈的阶级意识被一种朦胧的职业归属所取代。人们不再用自己所属的阶级地位来解释自己在改革中的命运，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职业来解释这种变化。不过，与这种趋势同时发生但显然更加强烈的趋势则是一种无助感。在切断了与政权的传统联系，而官办工会完全成为摆设的情况下，中国工人在20多年的改革中逐渐被切割成一个个分离和孤独的个体，基本上失去了与集团、与社会的制度性联系。换言之，他们彻底失去了保护。中国工人这种自我认同的消解和危机与中国社会的碎片化趋势是一致的。事实上，具有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中国国有企业工人队伍的不断萎缩，以及工人职业和人员成分的不断复杂化，都在不断削弱中国工人传统上的阶级意识。然而，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阶层，中国工人的意志不可能彻底消失，它总会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表现出来。当原子化的趋势发展到极至，当自由蜕变成孤苦无助的时候，人们就会有强烈的重新凝聚的需求。我们今天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工人从传统的“领导阶级”沦落为一个“受剥夺阶级”的低潮时期，也同样是他们作为一个最新的“受剥夺阶级”重新凝聚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期。这种趋势在中国的失业工人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失业工人是中国改革中受创最烈的那一部分，其生活水平大多已跌至绝对贫困状态。对这种让人刻骨铭心的生活变化，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一位家住沈阳铁西区的失业工人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我们这些人本来是有工作的。我们有过自己的生活，我们还有过钱。因此当政府说它不能为我们所有人安排工作时，我就是不明白。” 显然，这是一种夹杂着绝望的迷茫。这种情绪在中国的失业工人中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中国失业工人会不会成为中国工人重新凝聚其集团意识，并催生中国新型工会组织的先导者，我们不得而知。但作为一种强烈的意志，它肯定会显示其力量。以任何标准衡量，中国失业工人的数量都已经达到了爆炸的边缘。危险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个群体的规模不仅将在高基数上继续膨胀，年龄结构也将日趋年轻化。与农民相比，工人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一旦失去工作，他们就可能立即沦为赤贫和饥饿状态。对此，我们恐怕很难寄希望于中国形同虚设的社会保障网络。以我们对中国分配机制的了解，如果我们能够稍微延缓中国贫富分化的零博弈趋势，可能已是最高目标。所以，由最先苏醒的中国失业工人为主导的中国工人，将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又一股重要力量。这个力量并不会由于工人的职业和收入分化而彻底消失。相反，由于失业工人生存状态的绝对贫困化而会变得更加具有烈度。与中国庞大的农民群体相比，中国工人可能是下层中的少数，然而，其组织性和认识能力决定了，他们可能是关键的少数。而失业工人则是这些关键少数中的关键。
对这种不断汇聚，随时可能掀起风暴的社会潜流，中国领导人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隐约的察觉到。1996年，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就通过《工人日报》安抚中国工人：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绝对没有降低工人在企业中主人翁地位，也绝对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在我们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接着，他重申了毛泽东时代的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写进《宪法》的。江的这段谈话表明了中国领导人的一种隐隐的忧虑：昔日的稳定基础和忠实盟友越来越可能成为首先造反的一群。不过，这种担忧并没有从根本上挽救局势。虽然从那个时候起，中国领导人做出了种种努力，以改善中国工人的境况。但GDP迷信所造成的执政偏差，以及官僚利益最大化的恶性发展，都使局面进一步恶化。2002年一项在东北四城市对下岗工人所做的调查显示，过去5年中生活情况变坏的受访者达到6成以上，而情况变好者则微乎其微。面对这种现实，当局的安抚简直就像一场精心谋划的骗局。对于这一点，中国工人心知肚明。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他们既不是什么主人翁，更不是什么领导阶级。他们只是不公正改革中的最新一个牺牲品，或者某些人眼中的“改革代价”。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多的失业，更多的压榨和更黑暗的未来。公正的看，工人尤其是传统产业工人地位的非主流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但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有如此之多的人陷入绝对的贫困，却很难用这样的逻辑加以解释。准确的说，中国工人受到了官僚利益集团的掠夺。这种掠夺将自己包装成一种必然的历史规律，以便让“牺牲”者们心悦诚服的接受。但显然，这只是一个谎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改革必须以一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牺牲必须像中国失业工人这样惨烈。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那就只能证明，这种改革不仅值得怀疑，而且必须加以反对。实际上，中国工人目前的悲惨处境根本就不是所谓历史的必然，而是特殊利益集团假借改革巧取豪夺的结果。如果真的有什么必然的话，那它就是中国改革特殊政治逻辑所决定的必然。而这种改革逻辑本身却是人为的。中国东北一位高级领导人在谈到工人失业的问题时候说，“我们在清理一个历史时期留下的包袱。”他所说的历史时期显然是在指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国，将所有改革问题都归咎为“计划经济”是一个非常时髦的“理论”。但在失业工人亲眼看到他们昔日的领导们在一夜之间就能积累起巨额财富的时候，他们会相信这是真的吗？
在90年代中期，当中国工人第一次遭遇大规模的“下岗潮”的时候，中国城市中曾经广泛流传着各式各样的下岗工人自杀的故事。一个流传在湖南某地区的版本是这样的。一个孩子由于很久没有吃肉，在市场上偷回了一块。当孩子的父母得知这一块肉的来历后，羞愧难当。于是，他们背着孩子在肉里面放入老鼠药，一家三口自杀身亡。当被问到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的时候，讲述者言之凿凿：当然是真的，就发生在我们隔壁那家停产的玻璃厂中。
在90年代中期，这种具有明显寓言结构的故事，更多的是弥漫于中国工人中焦虑情绪的一种投射，其发生的概率与其流传的广度并不相称。但现在看来，这类故事已经全然没有了当时的夸张和渲染成分。有非正式的统计表明，失业工人在中国自杀者中占有相当比率。这说明，许多失业工人的生活挫折已经达到了他们个人的承受极限。今天，当这种悲剧真正发生的时候，人们似乎却不再热衷于传播。这或许是人们已经习惯了悲剧，学会了残忍；也或许是人们正在准备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的确，就中国的改革的进程而言，中国工人在改革中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对于中国工人，中国官方媒体要么大肆夸张个别人下岗之后发财致富的童话故事，要么就以一种虚伪的同情号召他们“重头再来”（中国一首广为流传，其中充斥着对失业工人廉价同情的歌曲），但却对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的历史命运只字不提，装聋作哑。
准确的说，中国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逐渐缩小的其控制圈的过程。这种控制对农民和其他城市边缘阶层来说，意味着更多的禁锢；而对工人来说，则意味着更多的保护（虽然它同时也带有强烈的禁锢色彩）。所以，当农民和城市边缘阶层被第一批释出控制圈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获得了自由，因而也获得了成功。然而，当中国改革转入城市改革之后，第二批被释出控制圈的工人却远远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他们更多的是失去了保护。中国改革在转入城市之后，实际上就是一个工人逐渐被逐出保护圈的进程。如果我们以中共政治权力为核心，按所有制性质以及在权力基础中的重要性画出几个同心圆。我们就会发现，最接近政治权力核心的是国有大型企业，其次为地方国有中小型企业，最外围则是各类地方的集体企业。在整个城市改革中，分布在最外围的地方集体企业最先失去保护。他们甚至在改革之前就已经被打入另册。我们曾经预计这些企业中的工人将是城市改革中最早的受难者，这一点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非常明确。1995年在湖北省26个县市的进行的一项失业调查现实，集体企业的职工占失业者的比率为69％，国有企业职工占31％。几乎在同时，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超过集体企业职工的一倍以上。集体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甚至低于通货膨胀。现在，城镇集体企业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他们要么破产，要么已经被“私有化”了，职工中的绝大多数都沦为了无稳定职业的城市边缘人员。如今的年轻人恐怕已经不知道集体企业为何物了。不过，集体企业职工的遭遇很快就落到地方国有中小型企业的职工头上。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进行了一场秘而不宣的大规模私有化，主要就是针对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工人以极低的代价被推入社会，成为事实上的失业人员。这个过程在中国内陆省份进行得非常彻底，强盗私有化的掠夺色彩也非常充分。为企业工作了一辈子的职工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便被迫成为“自由职业者”。与此同时，官僚利益集团的内部人却借原国有企业的土地或资产买卖成为“新富阶层”。地方国有企业与政治权力核心的距离较远，在经济上也不具备战略价值。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些企业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包袱。他们被抛离于政治权力的保护之外，实在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1995年，在保护成本越来越高昂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为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战略，所谓“放小”正是指的这一批企业。“放”只是一个好听的说法，其实质是将国有企业职工作为包袱甩掉。这成为中国90年代中后期如火如荼的“内部人私有化”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背景。而国有企业工人也成为了这种官僚利益集团“原始积累”的首要侵害对象。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国有、集体单位职工人数从1990年的1.38亿人减少到1999年的9900多万人。不难推断，这其中大部分人已经成为毫无保障或者保障很少的失业人员，构成了城市贫困阶层的又一重要来源。与进城的农民工相比，中国国有和集体企业失业工人虽然同处中国城市社会的底层，但他们的地位落差要比农民工大的多，受教育程度以及组织性也要比前者好的多。这个区别决定了，如果境况得不到改善甚至继续恶化的话，他们将是中国城市中首先点燃动荡之火的一群。事实上，中国城市中已经习以为常的静坐、示威和抗议活动，主要就是这批失业或者即将失业的国有企业工人所组织的。与无组织的农民工相比，失业工人不太可能成为城市犯罪暴力犯罪的主体，他们主要采取群体性的威慑办法，比如集体性的上访、静坐。工人们在原来企业中所形成的群体关系（比如居住地的集中），为这种活动提供了基本的组织基础。但如果他们彻底失去了与原来群体的联系，或者这种以前形成的纽带不再能够起到最后的组织和庇护作用，失业工人的生存就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以个人的形式加剧城市中暴力活动，另一个就是结成更有效的新型组织，比如自由工会等等。这是一个很容易推导的结论。纵观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工人的抗议活动，工人基本上是以原企业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分散活动，在口号上也是避免采取激怒当局或明显授人以柄的极端立场。他们的诉求往往是单纯的经济目标，比如要工作，要吃饭。这种诉求既合情，又合理，让人在道德上根本无法予以拒绝。即使涉及政治性诉求，也往往只是指向某个具体单位，具体个人的腐败行为，而不将这种诉求拔高到制度与体制层面。这显示了工人在中国这块特殊土壤上运作政治的娴熟技巧。不过，在进入新的世纪之后，中国工人的走向正在开始发生新变化。一方面是城市暴力犯罪不断高涨，其突出标志就是爆炸、投毒等恐怖事件已经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是跨企业、跨行业抗议活动的出现。2002年3月11日，辽宁辽阳市6个企业的5000多名工人联合行动，走上街头抗议。这次抗议活动表现出了一系列不同的特点。其中最值得记录的有如下几条。第一是跨行业及企业的联合。这种联合抗议在90年代几乎从未出现过。显然，由于意识到单打独斗的无效性，中国工人们正在跨越中国共产党最为忌讳和警惕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抗议界限。与“有组织、有预谋”的特点必然联系在一起又一个特点是，辽阳抗议罕见的出现了工人领袖。这实际上是中国底层社会草根精英的雏形。出于杀鸡禁猴和分化的一贯策略，当局逮捕了三位工人领袖。中国当局这种传统策略并不高明，这很可能迫使这些底层民众走入地下，从而鼓励暴力集团的出现。这是一条不应该再重复的常识。在辽阳抗议中所表现出来的第三个特点，是抗议的政治色彩。辽阳抗议的口号已经不再局限与纯粹的经济目标，工人们不仅要求调查市领导，厂领导，而且要求直接与中央及省负责人进行对话。很明显，工人已经开始从政治的层面来来理解自己的处境并直接诉求政治的解决方案。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困苦是一种政治压迫的直接后果。历史一再表明，如果工人的经济斗争长期没有得到合理的结果，他们就会逐渐将斗争转向政治领域。在中国，政治斗争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也是现实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中国工人本来就不陌生，何况，这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事实。辽阳工人抗议发生在2002年全国人大召开的同时，这个时间显然是精心选择的，这与以往那些因为意外事件被临时号召起来的抗议活动具有明显的区别。这似乎说明，中国的工人领袖们非常懂得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可以达到最大的政治压力效果。辽阳事件虽然不是规模最大的，却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最值得记录的工人运动。如果说辽阳事件还仅仅局限于中小型企业的话，那么，与辽阳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大庆事件则代表中国工人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已经开始延烧到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之中。 2002年3月4日，中国大庆——这个在毛时代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圣地”的地方，5万名被迫买断工龄（变相失业）的工人包围了大庆石油管理局机关大楼，抗议企业管理层的腐败和背信。虽然这次抗议不久即告平息，但它的规模之大，地点之特殊，却预示着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失业问题可能已经跃升到了新的层级、新的阶段，一个更加宏大的故事即将揭幕。像大庆这类国有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是最接近中国政治权力核心的部分，是现有政治权力赖以生存的命脉。只要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政治意志还存在，这些企业就会受到政治权力力所能及的保护。但大庆事件似乎表明，中共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能力和保护意愿都在逐渐减弱。中国国有企业一直充斥着大量的冗员，企业盈利能力极其低下，这一点对国有大型企业也不例外。随着国内市场的必然放开，这些国有大型企业将直接面临跨国公司的竞争，其被垄断利润长期掩盖着的低下的盈利能力将暴露于世界巨头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大量的裁减人员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中国执政者即使有心保护，也可能无力回天。实际上，大庆事件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中。这个背景是，中国石化公司为了在国际证券市场上融资而被迫满足盈利标准。不过，大庆的遭遇可能只是中国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未来的一个写照。它不是一个发生在特殊时期特殊案例。2003年开始，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也在不动声色的大规模裁减人员，目的也是为了上司融资。四大国有银行位列中国大型垄断企业中最垄断最大型的核心。这些企业的裁员动向预示着中国国有企业工人新一轮的失业高潮可能已经开始。裁员可能无法避免，但腐败却断然可以矫治。可以打赌，只需将中国官僚利益集团每年巨额的挥霍费用（比如养车费用，吃喝费用、出国旅游费用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奢侈浪费）转移支付给弱势阶层，中国的企业转型过程就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痛苦。可悲的是，我们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可能。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各地区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疯狂的国有资产出让高峰。在完全缺乏媒体监督、并购市场形同黑箱的情况下，这种国有资产出让完全可以定义为官僚利益集团的内部人盗窃。有许多人认为中共不愿意搞大规模的私有化，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中共不愿意搞的仅仅是“大众私有化”，而对“权贵私有化”则比谁都热衷。这本来就是中国的官僚改革的一个逻辑结果，是一桩问都不要问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早已经不是要不要私有化的问题，而是怎样私有化的问题。可以预计，随着中国“权贵私有化”在更加广泛的程度上的迅猛展开，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工人被剥夺掉他们赖以保障的国有资产。同样可以预计，在中国社会创业成本极其高昂、社会保障系统如付阙如的条件下，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工人加入失业大军，然后沦为社会边缘和底层。这简直就是一场纯粹的政治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