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在改革之前，中国工人是一个非常主动的阶级，虽然他们同时也是一个盲从的阶级。在改革之后，中国工人逐渐变成了一个非常被动的阶级。在主流媒体中，他们甚至变成了一个无声音的阶级。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表达渠道被堵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改革抱有某种单方面的幻想。这一点，在“64”事件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一位深知内情的共产党干部在回忆“64”事件时，心有余悸地说，“幸亏中国工人没有整体性的介入‘64’，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工人对中国改革的被动姿态。这种姿态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他们成为了中国改革中受损最大的一个阶级，成为了一个在政治上无效的阶级。中国工人在改革中的这种姿态与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中各种激进的“表达”，他们才成为了中国改革中除官僚利益集团之外的一个相对受益的阶层。这证明了一条中国式的真理：会叫的孩子有奶吃。如果中国工人没有独立的声音，他们进一步遭受侵害将是一个必然的结局。然而，侵害是有底线的，中国工人的目前的处境显示：我们可能正在逼近这个底线。当这个底线到来的时候，中国工人的被动姿态就可能转为主动，并在政治上重新“有效”。 这等于是在说，在未来的若干年中，中国底层阶级在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还将被注入一批关键的成员。如果考虑到一批边缘知识分子可能掉入这个阶层，那么，一个规模庞大，具有阶级自觉的中国底层阶级实际上已隐然成军。这将是一股巨大的山洪，一旦遇到社会或经济危机，就可能夺路奔涌。我们无法预料这个山洪会不会爆发，也无法预料它在什么时候爆发，但它以及它所携带的能量却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这是一股被长期压缩着的，具有深刻挫折感的力量。它是惰性的，但一经激活就会迸发强烈的攻击性。不断增加的中国城市失业工人可能就是激活这股能量的一种关键成分。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描述一下中国的底层社会所涉及的人口规模了。中国城市工人的总规模大约在2.5亿左右（加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除了少数境遇较好之外，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之中，其绝对的生活保障也相当脆弱。如果加上中国的农民，这个下层阶级的人数应该在9亿之上，这占到了中国总人口的70％左右。这个下层社会虽然庞大，但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职业之中，其自我认同的阶级意识相当模糊。显然，这并非是一个同质群体。组织手段和精英人物的匮乏，更使这个阶层处于毫无谈判和博弈能力的软弱境地，其束手就擒的受剥夺地位即由此而来。也由此，这个人口比例中的主流阶级变成了边缘，变成了与经济分配无关的人群。这与他们的素质和个人努力无关，而更多的是由于制度原因诱致的。
相对于资本、土地等要素而言，中国下层劳动力几乎无稀缺性可言。在与权力和资本的讨价还价中，他们在始终处于极端不利的位置。如果再不在政治权利上加以保护，这个阶层的困苦将会日益加深。
在中国25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种阶层架构，一个官僚利益集团及其精英联盟的上层，一个人口巨大的市场阶级下层，而处于中间的则是那些为官僚利益集团代理租金业务的所谓白领阶层。通过人为的制造一个庞大的充满着生存竞争的底层，进而通过这个阶层的汗水，中国不仅创造一个足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炫耀的顶层，也支持了世界市场价值链地基本秩序。中国的底层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社会稳定的象征。恰恰相反，当人口中的70％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外的时候，这个经济体系长期增长的潜力无论如何是值得怀疑的，而这个社会的稳定也注定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下层人群开始铤而走险的现象暗示我们，中国下层社会正在又一次处于历史性的嬗变之中。中国25年的改革在物质层面上似乎是指向现代化的，但其精神层面却无异于一场反现代化的复辟。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很难解释中国的阶层景观怎么会与一个旧时的王朝如此相似？一个社会的阶层景观恐怕比所有的经济指标都更能准确的描述这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这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的历史中都已经得到证明。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25年，与所有的后发国家相比，这个时间无论如何都已经不算短。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的阶层结构却出现了奇怪的返祖现象，这只能说明，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个能力和胃口都超乎寻常的剥夺集团。不用问，这个集团就是几乎垄断了所有总体性资源的官僚利益集团。无论是求诸于我们的日常经验，还是求诸于各种社会学研究，我们都能够发现这样一个“阶层定律”：与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远近、亲疏，决定了中国人在最新一轮阶层分化中的命运。这个充满了讽刺意味的定律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然而，它却与现代化的文明标准背道而驰。虽然在25年的改革中，中国流传着许多阶层流动的成功故事，但越到后来，这个故事就越具有权贵和官僚色彩，因而也就越具有欺骗性。特别需要警觉的是，这个“定律”正在被不断巩固和定型为一种制度。这等于是在说，中国改革中曾经一度被打开的阶层流动窗口，正在随着中国改革的变质和终结，而被一扇扇地重新关闭。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它意味着，中国下层阶级的困苦可能还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个不受约束和监督的官僚利益集团，天生就具有掠夺的性格。果如此，我们就可能走在一次旧式革命的前夜。
由于市场扩展的困难越来越大，权力经济就会越来越倾向于向外部转嫁成本的方式来运作。向国家、向国家未来，向其他的阶层。中国的超级出口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权力经济故意导致的一个后果，他们可以人为的压低工资，（没有工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设计的后果），从而将大量的成本转嫁给中国的下层阶级。以维持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如果没有刻意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国的出口模式根本就难以为继。中国的经济的城市经济与国际体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而与中国庞大的下层阶级完全无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