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节 第70节
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战国后期大儒，他主张礼法并用。所以他的一些思想又为法家所汲取。在人性问题上，他针对孟子“性善论”提出“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其善者伪也”，即经过后天改造才变善。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的思想，各有特点，而韩非子“法、术、势”的治国方略，则集成了三人的思想并紧密结合。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法家认为道君同体，因而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将韩非子法家思想落实得最彻底的秦朝，父子、兄弟都不存在信任，这样有利于官府直线控制。
“三纲”最先出自于法家思想，韩非子《忠孝篇》的一段话：“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者天下治，三者逆者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忠孝篇》韩非子对孔子的批判：“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韩非子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因为他主张个人独裁，认为任何君王的权力，哪怕是昏主暴君，也绝对不容动摇和更易。孔孟赞美尧舜，称颂汤武，在韩非子看来都是不合他所谓的“臣事君”之道的。尧舜禅让，是君臣地位颠倒；汤武鼎革，更是大逆不道。这是三纲之说为法家韩非子最早提出来的明证。
思想是最容易杂揉的，比如荀子虽是大儒，但其性恶论和兼杂法治思想，已经不是纯正的儒家思想了。秦亡后，汉儒学说蒙上了法家色彩，已经不是原来纯正的儒家思想了，董仲舒为了迎合皇权，根据阴阳五行之说提出三纲这一名称后，史上把三纲的提出归源于儒家，大大的冤枉孔孟这两位老人家。这些都属于思想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的范围，李卫就不做深入探讨了。
法家思想的致命弊病在于：韩非子认为人性是极恶的，人性中没有善的因子，韩非子崇尚独裁专制，认为老百姓不过是君主利用的工具，和平的时候，则用民众的苦力来供养君主骄奢淫逸的生活，打仗的时候，用民众的生命来捍卫君主的绝对权位。
韩非子把法术之士同全体臣民、特别是统治阶级中的高层集团绝对对立起来，使自己处于四面楚歌的地位。无论是统治阶级中的臣、还是被统治阶级中的民在利害关系上都是同君主绝对对立的。而法术之士如韩非子的唯一政治宗旨就是毫无保留地维持君主的一切利益。这实际上就毫不掩饰地把法家自己树为全体臣民、特别是有权有势的高官显爵之仇敌。
韩非子的君主专制法治思想和现代民主法治思想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韩非子的法治思想理论是建立在权术势理论基础上的，换句话说，韩非子的权术法治理论就是教皇帝怎样玩弄权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是以法律的形式把国家管理的所有权都集中到皇帝一个人身上，并且把皇帝的意志等同于法律，任何人只要违背了这样的“王法”都杀无赦。
只是韩非子权谋算尽还是漏算了一条，皇帝可以学习权术，臣民百姓也可以学，而且学得不比皇帝差，皇帝用权术来对待臣民，臣民也会用权术来对待皇帝。由于皇帝的人数绝对少于臣民，所以臣民玩弄权术的水平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也永远多过和高过皇帝。秦始皇是个玩弄权术的专家，但他的两个儿子却玩不过李斯和赵高，结果死在这两个臣子的手上。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都是口头上号召臣民要学习效仿儒家思想，他们自己却无一不在暗中学习韩非子的权术势思想。于是上行下效，各级臣民也一样暗中学习怎样玩弄权术。以权谋控制法治，本质上还是人治，这是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一个致命缺陷。
韩非子君主专制法家思想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只能严厉处罚违法的臣民，却不能保障守法的臣民不受到非法侵害。也就是说，韩非子的法治对于臣民来说只会受其弊而不会受其利，就连韩非子自己也无法依法保护自己的生命，在他效命于秦始皇的同时，却被李斯以权术诬陷致死。所以韩非子这样的权术势法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受到臣民们的反对。
法家思想逐渐成为君主绝对专制主义的赤裸裸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以致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专制君主也不敢公然打出韩非子这一彻底的法家思想旗帜，于是封建专制君主都打出“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以欺骗世人，实际上用的却是法家权术势的这一套。
李卫的观点是：法家法治的思想不错，但人性极恶论，绝对君主专制论，将君主的个人利益绝对置于百姓、国家利益之上，牺牲天下百姓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和现代民主法治有根本性的区别，方向就错了，方向错了，哪怕方法全对，最终结果肯定是错的。
皇帝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需要愚忠于自己之臣民，而不是忠于国家之臣民，儒家强调：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这都是有前题的。而法家强调没有任何前提的对皇帝个人的愚忠，皇帝可以胡作非为乱来，但臣子必须忠于皇帝。这也就是岳飞要收复河山，宋高宗赵构和秦桧要杀他，因为岳飞考虑的是收复河山的国家利益，而赵构和秦桧考虑的是自己的皇位和官位，万一自己的父亲宋徽宗和哥哥宋钦宗回来，皇位还是自己的吗，秦桧还能做宰相吗？这也是文天祥在皇太后和皇帝投降元朝后，重新推举新皇帝继续抗元。岳飞、文天祥他们是忠于国家，而不是愚忠于皇帝一人，但这种人特别不讨皇帝内心喜欢。
于是皇帝为了愚民，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编造出“天子”之说以制人心等等，把忠于皇帝等同于忠于国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老板们也把忠于老板等同于忠于企业，而实际上皇帝、老板们的私利并不能等同于国家、企业的整体利益。正是这种封建时期愚忠的思想熏陶，等级森严的观念，导致中国人的奴性心理非常严重，见到职位权力更大的马上腰一弯膝一屈变成“人下人”，见到职位权力更小马上胸一挺头一昂变成“人上人”，极端自卑与自负皆集于一身，缺少以平等平和心态沟通的“人中人”心理。
可是，一个封建君主不为百姓、国家所想，只为了自己一己之欲一己之私，矛盾自然会越积越深，终有一天会以改朝换代的方式来结束，子孙也被送上断头台，是新一轮的封建王朝轮回又开始了……。
皇帝用权术，大臣百姓也会用权术，整个国家就处于一种恶性博弈当中，几千年这种思想的熏陶，将每个中国人都熏陶成疑心病患者、权术专家、博弈高手，每个人在组织里面，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法家的家长专制作风，加上儒家礼仪的繁琐，形成了每个人都特别看重自己的威严颜面，将面子看得生命一样重要。于是，谁恭维自己，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面子，谁就是对自己忠诚。
一旦一个组织内恶性博弈严重，组织内的人为了保住自己在组织内的地位和权利，就会使用各种手段往各层权力中心拉关系寻找靠山和保护伞，形成组织内部的权力寻租，从而使组织内部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网衍生出来的则是潜规则盛行，每个人在组织内生存必须遵循这种潜规则，从而使明规则失效。
